普琼： 法国和西藏离得真远

在法国西南角有个不起眼的小村，村名叫雷祖士。有意思的是这小村里的村民们每年过藏历新年。

几年前的马年藏历新年，他们请我去做藏餐，我这时才知道，原来他们在早些年前成立了一个关注西藏事业的民间社团，社团的名字叫勃朗峰的雪山狮子。

我去的那天是个下雪天，鹅毛大的雪花到处飘飞着， 雷祖士周围的群山全被白雪覆盖了 。路边积满了白雪，停车场积满了白雪，山脚下的农舍也披着一层厚厚的白雪，有时公路上跑的汽车背上还背着一层厚厚的雪。正因为这个雪和这个藏历新年，雷祖士也迎来了好多滑雪的人和过年的人。在这个季节，雷祖士到处热热闹闹的。

雷祖士的这个民间社团的头叫D先生。D先生是个热心肠的人。在过藏历新年期间，D先生忙里忙外，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他一会儿安排会场，一会儿召集工作人员，一会儿头上带着片片雪花来到我身边问我：“普琼，缺什么东西吗？”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走的时候还说：“普琼，一定多做些馍馍（西藏肉包子），我们这儿的人都喜欢吃西藏的馍馍。”

D先生忙了一天也没白忙，在这一天里，人们能看到介绍西藏的图片、有关西藏的电影、藏族艺人的演出，还有报告会、讨论会、登山游玩活动等等。把一个藏历新年搞成一个西藏文化展示会，真不错。

下午我正在做馍馍时，D先生又进来问问这问问那，然后站在我身边，歪着脑袋看我做馍馍，过一会儿，他若有所思地问我：“普琼，你是否特喜欢雷祖士？”

“为什么？”我问。

“因为雷祖士也和西藏一样银装素裹。”他说。

我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心里想，他就是不了解西藏。他以为西藏到处白雪皑皑，这皑皑的白雪就能勾起我喜欢这地方的情感。可他哪里想象得到我曾生活的西藏首府拉萨誉有阳光城之名，哪里容得下这么厚的白雪。别说拉萨，我的出生地后藏小镇喜卡孜每年也只见到三四次下雪的景象而已。像雷祖士的这种整个冬季路边房脚积满厚厚白雪的景象在西藏上述城市就看不到了。相反，如果你到了西藏南部，就像到了某个亚热带地区一样，到处绿树参天，鸟语花香。有一年我在法国遇见了一位瑞士某旅行社的老板，他说他不久前去了一趟西藏南部的贡布地区，他有些惊讶地告诉我，贡布那个地方跟瑞士一样，到处是绿油油的森林，还能吃到不少不知名的高原水果。可不是吗，西藏贡布一带受印度洋的暖风影响，形成一种亚热带气候，如果你不亲自到贡布，你是想象不出西藏还有这样的好地方。

法国和西藏真的离得太远太远了，远的足以让西藏始终裹着一身的白雪深藏在这些村民们心中。

晚上吃饭时间一到，我把蒸好的馍馍都盛在盘里端到桌面上，可等了半个多小时，却没有一个人来吃饭，这使我感到有些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热气腾腾的馍馍全凉了。过了一会儿，我又把馍馍都摆进蒸屉里热起来，继续等着他们。可馍馍热了，吃馍馍的人还没来。这时，有些馍馍开始露底了。是的，馍馍哪能禁得住这么反复加热？又过了二十多分钟，吃馍馍的人仍然没来，这时我有些急了，我把一屉一屉的热气腾腾的馍馍盛在盘里放在一边，只是把底锅的水烧在火上就叫D先生去了。

见了D先生我就说：“再不吃，馍馍全露底了，馍馍露底那可不是馍馍了。”

D先生看我有些急了，马上就去叫那些人。原来那些人都在另外一间屋里讨论事情。

我心里有些烦，烦的同时也产生一种好奇，他们连饭都不按点吃，他们到底在讨论些什么呢？于是我走到那间屋门口，站着侧耳听了一会儿。

原来他们在里边热热闹闹地争论着，说的全是西藏的事。

那时我刚到法国不久，他们说的那些长段长段的法语我听不大懂，但不少经常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词像一块一块小石子儿一样，“叮叮当当”地敲响在我的耳膜上：平等、公正、尊重、自由、民主……这些词他们就像说出他们父母的名字一样，说得轻松、熟练、坦然，可我这个刚从西藏出来的人听起来，却不免有些不自在、不顺耳，甚至有些诧异、胆怯。

“普琼，锅底快烧穿了。”突然有人从厨房里叫我，吓得我赶紧跑回厨房去了。

到厨房一看，锅底倒没烧穿，但也快了。我立即把一大勺水倒进锅里，随着“嘶”的一声，一股蒸气挡住了我的视线。

我一边干活一边在心理寻思：“他们胆子怎么这么大，还敢议论这么多西藏的事？”

“普琼，开饭了，都出来了。”这时D先生像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样叫喊着跑过来了。

排队，盛馍馍，品尝，叫好……那些让我诧异、胆怯的词又从他们的饭桌上跳进我的耳朵里。抓着热乎乎的馍馍手烫，听着那些词心烫，我只能不停地用手中的抹布擦拭额上的汗。

五百多个馍馍一会儿被他们吃光了，好几个人过来向我伸出大拇指表示好吃，有几个还试着对我说藏话的“谢谢”，眼睛往上翻翻吐出个“吐”，又摸摸头蹦出个“起”，然后最后一个字“切”则混在一片笑声中扔过来了。

这时，一位五十多岁的法国老人一只手端着盛有馍馍的纸盘，另一只手抓着咬了一口的半个馍馍，身边还带着一位同样端着纸盘的藏族喇嘛进来了，那位法国老人好心地让我们两个藏人互相认识。那位藏族喇嘛见到我很激动，问这问那的。我见到同胞也有同样的感觉。老人站在我们中间聊起了藏人藏事。老人穿得很好，长得也很有精神，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看似像个知识分子的摸样。那时刚刚在西藏发生抗议游行没多久，老人情绪激动地说了一堆他的观点，说完之后，老人很认真地告诉我俩：“我已经给中国的总书记胡锦涛写了一封信，我对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但现在还没收到胡锦涛的回信。”

天哪，我们怎么遇到了这么一个天真的老头 ？中国的官僚机构一层又一层，你一个普通老外的信能到总书记的手里吗？即便到了，人家会理睬你这个批评吗？这位先生多么不了解我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地方呀。

我看着我的同胞的脸，同胞也看着我的脸，我们什么也说不出来，但我们都读懂了彼此脸上的表情。

法国和西藏真的离得太远太远，这遥远的距离才造就了这么一个天真可爱的老头。

人都走了以后，我独自一个人站在院里呆了好久。天还在下着雪，身边一片白茫茫，地上的雪在不断地增多，我的头上身上也渐渐覆盖起一层厚厚的白雪。没一会儿功夫，我几乎变成了一个高大的雪人。我举目远望着白雪皑皑的勃朗峰，眼前出现的却是遥远的拉萨，八廓街的转经人，大昭寺内的朝圣者，甜茶馆里的喝茶客，还有那些老实巴交，说东就东，说西就西的上班下班的人…… 我在想，我们藏人何时也能像这些老外们一样毫无畏惧地谈论西藏的这些事呢？

突然间，我又想起了八十年代我在西藏时的一个下雪的早晨。

那是一个冬末的早晨，天上飘着纷飞的雪花，拉萨穿了一身白雪的藏装了。

我骑到单位门口正推着自行车进门时，碰巧我的一个同事也推车过来了。他过来时，脸上表情有些哭笑不得，到我跟前就告诉我：“今天早上一个换干酒糟的老农在我们那条巷子被几个汉人便衣带走了，结果是个大笑话。”

“怎么回事？”我一边跟他往办公室走一边问。

“今天有个老农早早来到我们那条巷子，按他们传统的习惯往各家各户窗户喊：‘羊粪蛋换酒糟喽，羊粪蛋换酒糟喽’，可他喊了没一会儿，就出现三四个便衣警察把他带走了。过路的藏人们跑过去论理，原来那几个汉人便衣不会说藏话也听不懂，他们以为那个藏人农民在喊颠覆国家的口号就把他带走了。”

“真的吗？”我却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百分之百是真的，有半点虚假，你把我当分裂主义分子抓起来。”他时时说话幽默。

果不其然，下午的时候，这件事在拉萨的大街小巷传得沸沸扬扬，藏人们气愤、无奈，哭笑不得。

一想起这些，我越来越觉得法国和西藏的确离得太远太远。

雪还在不停地下着，眼前是白茫茫一片，我死死地盯着眼前那片皑皑的白雪，耳边似乎又听到了白天老外们扔过来敲击我心田的那些词：平等、尊重、公正、民主、自由等，我用藏文把这些词连起来，我越连话越多，越连越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一时间，我好像站在一个演讲台上一样，我要把法国与西藏之间的距离向全世界演说。

“普琼。”我的演说被一个轻轻的叫声打断了，我转身一看，是D先生站在我的身边。

“是不是跟你的家乡一样？想家了吧？”

我什么也没说。

“你快成一座雕塑了。”D先生拍拍我身上的雪，说道：“快进去睡觉吧。”

我点了点头，把双脚从雪中抽出来，抖动抖动身上的雪，向D先生挥挥手就转身进屋睡觉去了。

可我躺在床上却没有一点睡意，眼前全是西藏那些让我揪心的事。

哎，法国和西藏真的离得太远太远，太远太远。

《自由写作》首发 http://www.penchinese.com/zyxz/93/093b5.htm

尘封的西藏(中)

——恰巴·格桑旺堆先生的回忆
　
◎ 朱瑞整理

十四

1953年五月，成立全国工商联合会，这是工商界组织的一个群众团体，资本家都要参加。中央要求西藏派代表，也要求有工厂的人参加。张经武代表和张国华司令员提名让我参加，说，恰巴·格桑旺堆比较年轻，将来工商联这边还有许多工作，就推荐给阿沛。阿沛和达赖喇嘛汇报同意：我、帮达羊陪、察珠昌、旺久啦，还有后藏两人、昌都三人，西藏贸易总公司经理罗加昌等十个人组成工商代表，当时，帮达羊陪和察珠昌在印度，我们首先到了印度。

印度有两个西藏商会，他们说，这回西藏的贸易和工业方面都好了。在印度的雅帮桑，也一个个请我们，说，你们可要给西藏贸易方面多做工作呀。

我们带着达赖喇嘛给陈淑同、沙千里、业继庄的信，带着大家的希望，上路了。

我和归夏巴带着达赖喇嘛的礼物和信，坐飞机到香港，然后到广州，从广州坐火车到北京。当时，我带着只有九周岁的大女儿，她要到中国上学，把她一个人放在那里，我不放心，就带了一个佣人跟她在一起，以后，佣人和我女儿一块在中央民族学院读书，毕业后，也当了干部。我们家的几个佣人后来都当了干部，都是我们介绍到妇联或青联的。

到北京时，全国工商联的主任委员、中央政务院的副院长、副总理陈淑同、国家民委负责人、达赖喇嘛住北京办到事处，都到车站迎接我们。

那年，我二十六岁。代表中帮达羊陪年龄较大一些，五十四五岁吧，归夏巴也有五十岁了。全国工商联接待了我们，接待得非常好。比如，我们藏族喜欢喝牛奶红茶，吃西餐，每天的早餐就都是西餐，中午和晚上是中餐，这个中餐是征求了我们的意见，按照我们的口味做的。

有一次，还拿来了好多料子，要给每个人做一套衣服，藏装、西装、中山装都可以，我们想，藏装都带来了，西装也从印度卖了，就都要求做中山装，他们用一样的料子，给我们做了，后来，我们一出现，很像一个新型的部队。

原来工商联会七、八月份召开，又推迟到了十月份，工商联民委说，推辞没关系，你们可以在中国参观。我们就去了东北，到了沈阳、大连、抚顺、旅顺；又去了西南，在康定，帮达多杰也来欢迎我们。

帮达羊陪和弟弟帮达多杰好多年没见面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不久，土登贡培被流放，引起了帮达仓的不满，帮达羊陪曾在春都杰措上发表言论，引起了噶厦对帮达仓的警觉，远在康区守卫边防的帮大多杰，听说哥哥将会遭遇麻烦时，便在康区起兵，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噶厦的一个代本团部，击毙了几个士兵，夺取了这个代本团的所有枪支弹药。后来，在西藏政府军进攻之下，帮达多杰带领自己的部队和战利品逃到了巴塘和波密地区。消息传到拉萨，噶厦政府下令逮捕帮达羊陪，他在拉萨的房屋被查封。噶厦政府甚至通过英国驻锡金的政治专员，要求冻结帮达昌家族在印度的资产；还通过南京办事处向国民党政府发出了一封信，要求引渡帮达多杰。国民政府没有答复，但也没有帮助帮达多杰进行反攻，从此帮达多杰一直留在汉人控制区。

现在帮达多杰是昌都解放委员会的副主任，专门到康定和我们见面。给我们请客。

我们开了座谈会，发现当地的活佛也参加了政府工作，比如追古叶桑，还介绍了当地的情况。

我们朝拜了康定的多几喳、拉姆孜等几个寺庙，参观了解放以后的康定。代表中帮达羊陪和归夏巴旧社会都到过康定，还呆过一些时候，认识的人不少，他们说，过去的康定虽小，但热闹极了，西藏的好多生意人都要来，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又回到华东地区参观：到了上海、南京、杭州。中央说，过去中国和西藏就有贸易往来，西藏的茶、绸缎，都是中国运去的，这几年由于战乱，中断了，这次你们一定要给西藏人看一看新中国的绸缎，为中国与西藏的贸易做贡献。

我们就凑了资金，帮达羊陪凑了六万，我凑了三万，归夏巴和察珠仓每家一万五，我们共凑了十二万，和上海一个丝绸公司定了货。当时和我们一起的有几个夫人，颜色、规格，都是由她们选的。

绸缎是在杭州织的，很便宜，一公尺三、四元，现在是太贵了，可能涨到几十元了吧？绸缎从上海运到昌都，然后帮达多杰用马驮到拉萨。

我们跟中央提出来，西藏的地毯都是手工的，产量低，最好有一个织地毯的机器、洗羊毛的机器和技术员。

十月份，全国工商联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了。进行了二十多天，选举产生了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淑同，几个副主任委员，如罗干、荣毅仁等。荣毅仁，是上海市副市长。中央也照顾得很好，比如西藏代表在一个小餐厅里吃饭时，我发现荣毅仁也在这里吃饭，是一个人在一边的一个小餐桌上，大多数都是吃西餐。西藏代表十七八个人两张桌子。

另外，帮达羊陪选为全国工商联的常委，我为全国工商联财务委员，归夏巴为业务委员，当时还有个任命书。工商联会议期间，我们见到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也照了相。国家民委和全国工商联及西藏工委的张经武、张国华，也多次小型地宴请了我们。

西藏国庆观礼团由多喀尔带队，也到了北京，中央在怀仁堂专门宴请西藏观礼团、工商联代表、西藏青年参观团。那天，朱总司令也参加了，他是第一桌的主人，我在第二桌，我们桌的中央主人是邓小平。

那时，对我们招待得非常好，每天晚上看戏回来，房间里都摆好了蛋糕、点心什么的，自己随便吃。

离开北京时，陈淑同给达赖喇嘛送了一对花盆，我们带着这个礼物到了广州。在广州，我们住在埃群大厦，那是三十号晚上，楼上的人跳舞，我们也去跳了，一直跳到新年到来，春节就在广州度过了。

在香港，原计划住一周。飞机起飞时，肩膀着火了，帮达夫人首先发现了，就说，哎呀，飞机着火了！她在飞机的肩膀旁坐着。我们以为她害怕了，有个英国人说，不要叫，他起来说，请坐，请坐。但飞机上跑道时，火越着越大，飞机停了，当时，梯子也撤了，用了一个软梯，大家急急忙忙地下来，我坐在前面，差不多最后下来，软梯两边把我的手都烫坏了。这是英国的BBC飞机，起飞前没有很好地检查。后来人们才来救火，我们害怕得很，决定坐轮船回印度，不过时间长一些，要半个月左右。当时接待我们的是香港新华分社和香港亚洲公司，都是共产党办的。他们说，如果坐轮船，得请示中央。这样在香港又住了一个星期。我们住在山上，要经常下来上街，那时亚洲公司和香港分社就怕出问题，来了好多人，我们每人的后面都派一个人陪着，说是负责安全，说是国民党的特务呀什么的，很多很多。

这时，其他代表又急着回去，决定还是坐飞机。不巧，我们坐的飞机正是着火的那个，肩膀黑黑的，是十九号。大家又害怕了，可是，都到了机场，也没办法了。发动时又说电力不够，让我们下来，大家都怀疑起来，还能不能回到西藏了？能不能中途把我们掉下来？谁都不敢说话。

路程很远，从香港九点或十点起飞，天黑时才到达缅甸的仰光，飞机要加油，停了一个多小时。仰光的中国大使招待了一顿晚餐。

到加尔哥答时是晚上十点左右，差不多夜里了。大家这才高兴起来：没有从飞机上掉下来，又能回到西藏了，多好。

从加尔哥答到噶伦堡，就快过藏历新年了。噶伦堡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像故乡。可是，我却觉得印度很穷，城市、住房、道路，一看就不想住下去。那时，我和罗部长及后藏的代表，住在帮达仓家，察珠仓住在自己的家，归夏巴住在桑杜仓家，他的老婆是桑杜仓的女孩。

帮达仓家接待得很好，我住四楼。1951年达赖喇嘛到了亚东，如果来印度的话，就是住在帮达仓家，上面都画了黄色。

过了噶伦堡，就开始骑马了，牲口走得慢的话，要二十天才能到拉萨，但是，我们只花了十六天。从拉萨到北京，我们花了二十八天，要是从昌都走，得一两个月。

我们在上海定的绸缎，1954年夏天到了拉萨，我们四家在帕廓街开了一个商店，卖了一部分，剩余的根据自己的资金，就分了，自己处理自己的，送人啊什么的。

织地毯的机器也运进来了。中央从天津派来一个技术员，这个人后来找了一个藏族老婆，还培养了织地毯方面的技术员，几年后，才回去。但是，洗羊毛的机器太大了，一直没有运进来。

地毯厂先安排在查几林卡，就是今天西藏军区的西边。西藏政府派了一个四品官多底负责管理地毯厂，后来，地毯厂给了“青妇联”，再后来给了我们单位，由我负责。等归夏巴（54年从中国回来）当了我们察西列空的总管助理时，地毯厂就由他负责了，直到1959年。文化大革命中，归夏巴去逝。

我们从中国回来后，向青妇联会议传达了在中国的感受，尤其是去全国各地参观的看法，经济的发展、民族政策……归夏巴和我分工，会议的过程我说，他传达了中国参观的感受，他举了一个例子：传说西藏牧区有八个部落，我虽然是这个头头，但是我的头头在家里。我的头头是妻子的意思。说明家里女人权力大。当时擦绒夫人生气了，说，你们传达的很好，再传达一次，结果我们再没传达。　

十五

1954年秋天，我最小的儿子被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为甘孜寺的嚓嘎活佛。甘孜寺向西藏政府写了报告，请我们参加坐床点礼。政府完全同意。这样，我和老伴、岳父、老伴的小弟弟及接我们的寺庙管家，沿着昌都的北路，去了甘孜寺。

小活佛和母亲坐了两个螺马拉的轿子，一前一后。我们一天天搭帐篷，看哪个地方草好，就停下来，从拉萨到昌都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从昌都到四川我们坐了汽车，西藏工委也写了介绍信，昌都解放军派了一辆美国吉普车，另外，还有十几个佣人和东西派了一辆解放车。过了却儿山，就是二郎山，然后到了甘孜，我们从多多寺骑马到了甘孜寺。

坐床典礼后，在甘孜住了一个多月，我和老伴还有她的弟弟和一个佣人，到北京看望在中央民族学院读书的大女儿。国家民委接待了我们。先住在一个饭店，后来，我们搬到了鼓楼那边的达赖喇嘛办事处。民委又安排我们到华东地区的上海、南京、杭州参观。还派了接待员和翻译，达赖喇嘛办事处的江坚·次仁旺姆和我们一起去了，参观结束她返回北京。

1955年5月，我们回到甘孜，老伴的弟弟留在了中央民族学院学习。

小儿子嚓嘎活佛、岳父，还有老伴和我以及佣人从甘孜回到西藏，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回来时已有车子了。但路不太好，到波密时出现了泥石流，没有办法，我们只得把车子放在这边，寻找没有泥石流的地方。

十六

1956年，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到了西藏，噶厦在西郊搭起了帐篷，达赖喇嘛也参加了，西藏所有的官员都参加了，我也参加了。后来，陈毅到了日喀则班禅那里，其他代表团的成员也分别访问了牧区、农区等地方。

代表团的副团长有个叫宫无明的人，是全国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沈阳工商联主任委员，他召开一个工商联大会，介绍全国工商界的一些情况，我和帮达羊陪就组织开会，当时打算贸易公司来负责，跟我们协商准备成立西藏工商联，后来决定六年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工商联的事就暂缓了。

1956年秋天，成立西藏青年联合会，我被选为青联委员。中央派了青年代表团，代表团副团长之一孙福林，是全国工商联的副秘书长，到我家里访问，也讲全国工商联的一些事情。

1956年夏，我参加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商处，当了计划统计科科长。五六年冬天，召开第二届全国工商联会议。由拉萨、日喀则、昌都的代表组成了十个人的代表团，参加了第二届全国工商联大会。我和帮达羊陪及翻译坐军用飞机到北京，其他的代表、佣人及陪同的干部都走青藏公路，坐汽车到青海，然后到北京。

到北京时，都在敲锣打鼓的，赶上了公私合营。

第一届工商联会议时，是三反五反，会上、小组都是讨论这个问题。那时西藏刚解放，我们也不懂，就找翻译，让他好好看汉文，给我们说说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哎呀，你们西藏不用讨论这个问题。

这次会上，是讨论公私合营。工厂的经理、厂长和工人在一块，和过去不同了，他们谈思想改造、谈定息……无论是小组会上还是大会发言都是这些问题，我们又不明白了。

会后，我们十个代表组成一个参观团，到全国各地参观。翻译是帮达吉米。到了杭州以后，遇上西藏国庆参观团，我们就合并了，一起到了华东的一些地方。到上海时，去了荣毅仁等几个资本家家里。了解了过去的经营情况，公私合营以后的情况及安置的情况。那时，荣毅仁不在上海，五六年，他调到了北京工作。西藏工商代表分别去的资本家家里，都准备了晚餐。他们的经理还是经理，只是官方派了一个代表，他们定息拿百分之五，可以拿十年。

1953年第一次去上海时，我住在一个花园里，叫东福路招待所，窗帘及桌布都是黄缎子的，在一个花园里。那年，参观团长是桑颇·次旺仁增。名誉团长是帕帕拉·格列朗杰，当时，他十七岁吧？

1956年，我们住在上海大厦。

在北京时，全国工商联孙福林等人，还请我和帮达羊陪吃了饭。饭店在西单，据说非常有名，毛主席也在那里吃过，是吃烤肉。

吃饭时，孙福林让我们到苏联参观旅游，说，苏联现在挺好的。我和帮达羊陪商量一了下，觉得还是回西藏吧。我们说，哎呀，我们不怎么想去，苏联么，没什么意思，就拒绝了。那年，工商联组织去苏联的都是民族资本家，和其他的接待不一样，非常周到。

在中国呆了五六个月吧，就回西藏了，还是我和帮达羊陪、帮达吉米坐飞机，我的两个佣人、帮达的两个佣人就坐火车和汽车沿青藏线回来了。

我们在中国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去了印度，参加释迦牟尼诞辰二千五百周年，好多西藏官员陪着去了，也有的是自己请假去的。好多贵族都去了。

我们回来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也回到了西藏。

有的官员说，哎呀，我们都到印度朝佛，你们却都去了中国。

1956年到中国以前，拉鲁夫人央宗次仁请达赖喇嘛讲授《金刚经》。三大寺及其他寺庙的喇嘛尼姑——僧俗群众都到罗布林卡听《金刚经》。所有的大活佛、呼图克图、白教、萨迦教等都参加了。就在演藏戏的那个地方。

人们纷纷送礼，发酥油茶、发措玛哲希，向达赖喇嘛敬献茶、米、绸缎、银子、金子，按照自己的经济情况而定。

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回来后，决定六年政策不变。好多机构就撤了，西藏的干部职工凡是有希望的、年轻的都派到中国学习，因为这里没有工作了。我们有个女佣人央吉，是1956年时我老伴介绍给妇联参加工作的，1959年精简后，叫她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当然，回家也行，反正没有工作了。她回到了我们家，她说，她还要供养妈妈。她妈妈是个瞎子，是我们一个庄园的老百姓。我们说，你这么年轻，还是去学习吧，工资我们照发给你，她就去了中国，民主改革后，她回来当了拉萨市统战部副部长。

十八

1957年7月，团委良风叫我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和学生联欢节。

派了一个美国吉普，送我从拉萨到青海，然后，我坐火车到北京。在北京，好多省、市、自治区的青年代表都集中了，团中央组织报告会，学习会，提前训练了一个多月。

我是西藏代表，住在和平宾馆，其他代表住在小旅馆，中央给我派了一个翻译，叫益西措，是德格人，团中央干部。几天后，青海的一个代表——塞赤活佛搬来了。

代表们天天听报告，学习讨论，当时代表团团长是胡耀帮，还有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吴学谦。报告的内容，主要是当前的国际形势，中国对国际某某问题的态度。结果，专有一个题目是西藏问题，谈西藏将怎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就交给我写了。我把稿子交给益西措翻译成汉文，中央肯定后，就共同来学习。

团中央给男代表发二百元人民币，女代表发三百元人民币，因为她们要买一些化妆品，做一些衣服。

我们都带了很多很多纪念章，像和平鸽什么的。

团长、副团长、秘书长坐飞机去了。其他的人坐国际列车，通过满洲里到苏联。

在火车上我跟塞赤活佛在一个包厢里，我们的包厢最好，软席，有沙发，有卫生间，有淋浴。塞赤活佛是塔尔寺的主持，塞赤在藏语里是金座的意思。

从北京到莫斯科一共用了十七个昼夜，每到一个站，都有迎接和跳舞，最少也要停十几分钟，也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候。

到莫斯科后，都住在诺什山根旅馆，是专为联欢节盖的。我和青海的塞赤活佛住一个房间，苏联给我们派一个小伙子扫地，整理屋子、被子、倒茶、倒水，那个小伙子是穆斯林，星期五下午就不来了，他去做礼拜。当时，连团长都没有派人伺候。

一共有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参加，四万多人。国内去的有党员、干部、军官、科学家、知识分子、劳动模范、艺术家、运动员、民主人士占的比较少，虽然是青年代表团，七十多岁的老头也有。

联欢节进行了十五天，有体育比赛，文艺比赛。西藏民族歌舞团也参加了，他们跳了热巴舞，得了铜质奖章。跳热巴舞的时候，跳不开，台子小，有一个人摔了。中国的其他项目得了好多金质、银质奖章，我记得一个搞体育的举重运动员叫陈敬开，就得了金质奖章。

我们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列宁和斯大林遗体，当时他们两个都在水晶棺里。苏联的一个记者采访塞赤活佛，说，你们到苏联看了列宁、斯大林的遗体，有什么感想？活佛说，列宁和斯大林生前在世界上是有名的，现在他们都去世了，只留下了遗体，其他什么都没了；我们宗教上就是讲这个道理，地位再高再大也要死，死了以后都是一样的。

记者立刻不采访了，生气了。记者走了以后，我说，哎呀，你这个活佛用宗教的道理回答不行呀！

后来，参加过联欢节的人来教我们怎么回答。第二天，有个记者采访我，列宁、斯大林的事都没提，只说你到苏联有什么感想？对你的一生影响最深刻的是什么？我说了苏联怎么好怎么好，大街呀、建筑呀，卫生呀、美呀，我说，一生最深刻的就是这次联欢节。

记者乐了，不停地记笔记，说，你是从世界最高的地方来的，我们应该照个像。还说，采访的东西写成稿子后，要征求你的意见，对，发表，不对修改。就找了一个印度人和我照了像，后来，报纸登出了我和印度人的照片，还谈了我是从世界最高的地方来的。

青联节的口号叫：和平友谊。一见面就交换纪念章及我从西藏带的布达拉宫照片。男女青年拥抱接吻，中国青年男女都很害羞，其它的国家不害羞。

在莫斯科，就中国青年穿得最整齐，排队去，好像部队式的，规规矩矩的，一看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其他国家都是随便的，像匈牙利、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没什么区别。

我们有个规定，晚上都要回来，不能在其他宾馆、饭店留宿。要五六个人一块上街，不能单独行动。结果呢，苏联同志提出意见，说态度最不好的是中国青年和美国青年。我们就开会了，说咱们中国青年像保温瓶一样，里面热，外面看不出来。从此，要大家表现出来一点热情，也可以单独行动了。

联欢节期间，在苏联的一个公园里举行了大型酒会，除了团长副团长，还有十七八个人参加，我也参加了。赫鲁晓夫来了，跟大家握手、敬酒。

中国住苏联大使馆也请了中国代表团，说，今天你们回家了，平时，你们吃西餐，今天你吃中餐。

参加联欢节的接待人员包括炊事员，都是各大学的学生，培训了一两个月吧。招待得很好，说是一天四十五卢布的标准，那时候算非常高了；吃的都是自助餐，餐厅里摆着柜子，大盘子里装几个小盘，要吃什么就选什么。早餐是牛奶、咖啡、茶，都是装在保温桶里，自己倒。吃饭时，门口都是大学的学生，不停地说，请进、再见等。

各国都在举行联欢。我陪胡耀帮同志参加了印度等几个国家的青年联欢，联欢时大家一块儿跳舞。团长胡耀帮从不穿西装，只穿中山装，开幕和闭幕时，我都穿了缎子的藏装。

听说莫斯科大学很大，一个人生下后，一天住一个房间，活到一百岁才能住完。

中国代表团到列宁格勒参观后，就从西伯利亚坐国际列车回来了，艺术团的红线女、杜尽芳、魏喜奎及日本青年代表，也和我们在一个车上，我们在火车餐厅里也开了舞会。演员们都说，和藏族喇嘛一块儿照像光荣。抢着和塞赤活佛照像，还有的和活佛拥抱着照像。活佛才二十三岁，连芭蕾舞都不看，他说妇女太露了，这个不好，他是很有宗教规矩的。但是，演员们由不得活佛同意不同意，也说，恰巴同志，给我们照个像吧！

1959年，塞赤活佛死在了监狱里。

我参加世界联欢节结交了许多朋友，学会了一些歌儿，像中日友谊歌，世界青年友谊进行曲……红线女还教了我一个广东戏。跟我一块的荣毅仁的弟弟荣宏仁，我们成了好朋友，他说他喜欢西藏，他想自己开车到西藏。

那一年日本的好多人要求到中国参观，国家同意的就到北京来了。

我住在北京新桥饭店。有一天，团中央通知，在我住的地方，周总理参加接待外国朋友。宴会前，先把周总理介绍给了我，当时我穿的是藏族官员服装，有点像蒙装，周总理说，你是蒙古人吗？团中央干部介绍说，不，是西藏的。酒会上周总理给各国青年敬酒，也让我跟周总理一起敬酒。听说周总理懂许多外语，可是，他从不讲外语，只讲汉语，都是通过翻译。

回来时，在兰州呆了几天，等待拉萨派来车子和一个陪同的干部，后来我们坐汽车回到拉萨。

青妇联让我传达参加世界青联节的情况，当时，拉萨有个大礼堂，我给传达了，这个地方后来着火烧掉了。另外，西藏军区政治部也让我给部队传达，我给五十二师等几个地方及社教办传达了大致情况和我个人的感受。

《自由写作》首发（连载）：http://www.penchinese.com/zyxz/93/093c5.htm

延伸阅读：尘封的西藏（上）http://zhu-ruiblog.blogspot.ca/2013/04/blog-post_5.html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

前 言

一九九一年我在境外出版了《黄祸》一书（国内迄今被列为禁书）。那部四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描写了中共党内斗争导致政变，继而中国分裂，南北战争。台湾为自保援助南方自治政府，北京则以核打击摧毁台北。台湾军队夺取大陆核基地，本要报复北京的核弹却意外落到了国境之外。为了制止中国发生核滥炸，联合国主持美、俄联手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消灭了中国的核力量，却引发本已危机重重的中国社会整体崩溃。先是失去生存条件的中国人自发突破国境，后是中国政府暗中组织了中国人民走向世界的大迁移。一艘幸存的中国核潜艇在美俄冲突因中国人潮激化之时，突然进行了让美国以为来自俄国的核打击，美国反击俄国，美、俄爆发核大战。随后是核冬天降临，全球农业毁灭，世界分崩离析。

这部《转世》，是《黄祸》的姊妹篇。

所谓姊妹篇，指的是两本书并非先后关系，即《转世》不是《黄祸》的续集，而是与《黄祸》开始于同起点的另一本书。两本书的人物基本相同，故事开始的时代也差不多，面对的社会形态大致相似。不同的是两本书中的中国走上了不同的历史轨道，导致了不一样的结局。

这不同的历史轨道并非是我随意安排。一个真诚的写作过程不是作者主导，而是作品主导。被描写的世界有自身的逻辑，一旦落笔，那逻辑就开始发生作用，只能一环接一环跟着往下走。违背了逻辑就无法写下去，或是写成废品。

但是为什么相同的人物、环境和起点，会有不同的历史轨道呢？在我看，历史是这样的，它是所有人的所有行动和彼此关系的合成。那合成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彼此互动的连锁影响。在互动中，有些因素单看并不比其他因素更显眼，但是因为延伸的链条非常之长，对历史的走向就有深远的影响。开始的毫厘之差，结果会随着历史的剪刀差相距千里。

有一部名为《罗拉快跑》的德国电影，讲的是一个叫罗拉的红发女孩为救男友，在二十分钟内奔跑着要找一笔钱的故事。那二十分钟在电影中重复三次。每次起点一样，但是奔跑过程中的一些小小因素之不同，例如误了车，或是撞到了哪个人，便造成后面一连串的错位，三次奔跑的结局也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一个社会的连锁性和复杂性远超过女孩罗拉的奔跑，因此不同因素导致结果的不同，当然会更为深远和丰富。

站在这个角度，便不会相信“历史铁律”之说。很多微小的偶然、错位、不同的机遇和组合，都可能通过延伸的链条，导致历史面貌的改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历史可以选择。尤其是一些处于特殊位置的人，他们起心动念，大小行为，说不定哪一下就会成为蝴蝶煽动的翅膀，开启环环相扣的连锁反应，形成最终改变历史的风暴。

因此，我写这本《转世》，并不意味是对《黄祸》的否定，顾名思义，只是在描述另一种轮回带来的命运。《黄祸》仍然是我心目中的未来图景，有着现实中最清晰路径所指向。然而若是能出现某些另外的因素，导致某种错位或重组，引发另外的反应链条，也不是没有可能改变轨道，中国也就会有不同的命运。

那些偶然、错位或重组在《转世》一书中是我信马由缰。在真实的中国能否出现，我回答不了，只能期待“天意”——中国若是不该亡，所需的因素自会出现；反之，就只有等待《黄祸》的降临。我对中国未来的展望，没有《转世》，就是《黄祸》。

《黄祸》出现过的人物，在《转世》皆有相当不一样的走向与结局。既然不同的机遇与组合连历史走向都能改变，更不用说人生走向了。我笔下的人物大都不是听凭任命运摆布的随波逐流者，他们不仅为把握自身命运抗争，还要对社会命运发生作用。我喜欢写这样的人，并把他们看作是引领中国摆脱《黄祸》的希望。这样的人并非是常态，在真实生活中的比例小之又小。世上大多数人都是为自己而活，只有这极少的人，活着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现在的时代，正好就在历史发生大变化的关节点上。

历史的变化有时似乎静止，漫漫无期，有时又会“一天等于二十年”，令人眩目。我不知道后面将临的日子是仍然寂寞，还是会猝不及防地挟带我们全体坐上耳边生风的过山车。我毫不怀疑中国一定发生大变化，无法确定的只在那变化究竟是《黄祸》还是《转世》。就算今日中国的权力怪兽还能再挺三十年，在历史长河也不过是转瞬破裂的一个水泡。

然而三十年对人生却不同。藏人谚语说“人的一生，猫的哈欠”。人生短暂如哈欠无法改变，但是三十年的寂寞对人生却是太过漫长——连猫都要打哈欠的寂寞该是何等的寂寞啊！为了打破寂寞，我用文字去写不寂寞的人生。而在猫的哈欠一般短暂的人生中，写作就如猎杀生命。当每天一抬头看到窗外远方已是夕阳西沉，一天的生命变成数百文字，而那些文字是会发光灵动还是晦暗如尘却不得而知。生命就这样从我一天一天割离，每一天都永远地弃我而去。

写作《转世》初稿用了两年，修改完成还需同样时间。我没有藏之名山的超脱，而是把写作当成一种入世。我没有得到改变历史的能力，但是至少还能想象历史如何改变。我愿意把这种想象与正在参与历史进程的人们分享，且能早一天就不要有拖延。为此，我在修改这本书的过程中，将会同步地以网络连载方式，随时把改好的部分在第一时间推出。

连载的第一阶段是利用2010年为达赖喇嘛与中国网民进行推特对话建的“族群对话与新媒体”网站（http://wanglixiong.com 墙外）。连载是对新媒体的尝试，这本书也涉及西藏新疆的故事，可算名至实归。第二阶段则有侠义友人为我开发可作连载的苹果app，完成后连载便会转用app，在全球苹果店上架（当然中国苹果店可想会封杀）。app初次下载会有少量收费，其后免费更新至全书结束。全书约五十万字。

这也是我一直期望的实验——通过网络方式与读者互动。我将利用推特 @wlixiong，专用邮箱zhuanshi.wlx@gmail.com，连载的评论功能等吸收各方面的批评建议，在连载结束后对全书重作修订，再推出最终定稿的电子书。我对基于互联网的个人出版憧憬已久，我相信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会从中获得一种自由的解放，我也确信无疑那必将是未来的出版方向。


最后说明一点：当年不少评论认为《黄祸》的败笔是其中的“道”影响阅读快感，很多读者遇到那些内容会跃过不看。不过这正是我的写作——我并非为了文学，相反就是为了文以载道。我完全清楚自己不是一个文学家，而且也没有那个追求。倒是我认为纯文学在这个时代是一种奢侈。之所以我写小说，为的只是吸引更多人看，小说对我是手段，而非目的，因此“道”在我的小说里不会没有，也不能没有。不过，我愿意吸取《黄祸》的经验，对只想看故事的读者，与其费劲心机把“道”编进故事，再让他们挑出来跃过，莫不如对“道”单列另表，岂非写着省事，读着省事，“道”也更容易说清楚？为此，本书皆以“旁白”二字开头，用不同的字体书写我想载的“道”，凡是想跳过不读的，一目了然。


王力雄
2013年5月1日 北京



目 录


前言

引子：法门

Ⅰ

“二神”之死

国葬

私人会所与保安公司

台湾不粘锅

工人想念毛泽东

操盘手们

维稳大师的部署

占网为王

藏地古寺的前卫行为

窃国大布局


Ⅱ

“我们做号”直航台北

美联社厦门报道

销毁D-2

一个村庄的政治实验

东方红餐厅

恐怖物质

老K 是谁


Ⅲ

第一千个自焚者

堪布丹增的方法

台湾舵轮转哪边

肥水要流军队田

董事会的现场观摩

广场为谁喝彩

引爆新疆

人生该坐哪种飞机

气功与纳米

家族陷阱

N世不眠夜


Ⅳ

耳光效应

鹰之眼

乌鲁木齐长矛阵

显示器里的弟弟

喇嘛要结婚

西北王

民主的暴力

锦囊计

牛逼Style


Ⅴ

当备份的人

历史链条的最后环节

人体装置

达赖喇嘛累了

父亲不如钱亲

抓不到黑手

免得伤害美国


Ⅵ

政变以后怎么办

那个月亮

电子眼中的藏人藏地

狙击枪下的世外桃源

金钱洪流

审理“特务案”

生死两条路

劫持中国

王锋入主北京


Ⅶ

我去达兰萨拉当密使

击落印度飞机

中国人多死不光

达赖喇嘛回家乡

教主大梦

维吾尔陪审团

安拉意志

一个人的政变

青海长云暗雪山

法国《世界报》新疆报道

大船将沉

通风道里的黑客


Ⅷ

艾沙通牒

有星星的头脑

文质彬彬的革命

干掉“火球”

谁的无人机

军政权

不战而屈兵

权贵的宪政图

新双雄

五星换掉青天白日

国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三个总统令和一个密令


Ⅸ

又一个总统

周朝复兴

司法重生

灵魂下载

解救百灵

送给台湾的大礼

新华门外嘉年华

一些结局和开始



尾声：中阴界

（注：目录会虽修改过程而变化）

转自群族对话与新媒体 http://wanglixiong.com/

朱瑞：《白皮书》和一段故事 （旧文）

看完《白皮书》，竟一时无语。应该说，那些方块字中散布出来的泼妇般的飞扬跋扈，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这时，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重读《流亡中的自在》，从尊者达赖喇嘛即使是对苦难的叙述中，感受着一种和平与宁静。

说起来，这本书来之不易。是一位僧人首先和我提到了这本书。他说，“你能帮我买到《流亡中的自在》吗？”我先是吃了一惊，继而说，“在这一点上，汉人和藏人的处境相似，很多好书，尤其是那些让思想和精神更为活跃的好书，是读不到的。” 

万没有想到，我居然得到了这本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竟来自一位中国政府的官员。

我与这位官员相识于拉萨。那时，他被几个想拍电影的高干子弟簇拥着，在一个对我来说，避之唯恐不及的西藏军区大院里，我们见面了。他们想拍寺院。可能觉得西藏的寺院好看，会逗引一批猎奇的观众，能赚个好价钱。就是这样一个平庸的目的，这几个背景不算太平常的人也担心此片会在审查时受到扣压。只要和西藏文化有联系，不管什么，都是不那么容易放行的，除了垃圾。我自己就有过一次经历。我的中篇小说《觉莫》（后改名为《苍古寺阿尼》），寄到《收获》时，很快地，就收到了编辑来信，被说成是很好的小说，只要改一个细节就可以了。接下来，我按照编辑说的，改了那个细节。不久，那位编辑就把定稿寄来了。再不久，我又收到了那位编辑的来信：

朱瑞老师：您好！

您的来信收到，谢谢您的鼓励和信任。

很不好意思，又要麻烦您。我们领导说《觉莫》写得好像是真人真事，涉及到上层人物，在这方面会不会有问题？小说用的是真名还是虚构的名字？谢谢。

此致

敬礼！

***谨书

后来，《收获》给我的退稿理由是，“在请教一些有名的西藏专家中，得到了否定的答复。”也许仅仅是托辞，不过，仍然折射出中国宣传机构对西藏题材的讳莫如深。中国对西藏文化的保护目的，显而易见，不过是让西藏渐渐地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今年三月抗暴发生后，许多中国人表现出的对西藏一无所知和畸形的认识，就是中国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后果之一。

话再说回来。那位官员那天出现的意义，似乎是可以帮助将要开拍的片子，顺利地通过审查。那天他是最受尊敬的人。而我的任务是陪他们参观哲蚌寺。

已记不清我是怎样介绍哲蚌寺的了。只记得，我们一起吃了顿丰盛的晚饭。他的座位挨着我，分别时，他把别人献给他的哈达，献给了我。并说，从我对哲蚌寺的介绍里，他看到了真实西藏的一部分。

第二次见到他，还是在拉萨。那时，我住在唯色的家里，他就去看望了我。我们相对而坐，他成熟而清爽的面容，微微发红。他说，他刚刚喝过一点酒，不喝不行，大家都在喝，趁大家醉成一团的时候，他出来了，“和那些人在一起，是看不到真的西藏的，”他说。而他这次是奉命来了解西藏的某些情况的。他说，“从你这里了解西藏，可能更直接一些。”

“我是一个汉人，你应从藏人那里了解西藏，那才是直接的，比如唯色。”他就站起来，看了看唯色书架上的书，说，“请你把我的电话号码给她。”不过，那一次，我还是告诉了他一些在西藏随处可见的问题，比如拉鲁湿地的严重破坏，林芝一带树木的大肆砍伐，对宗教节日的限制，以热地为首的利益集团是如何腐败和奢华等等。他听得仔细，我也很受鼓舞，就说，我可以把这些问题严谨地写出来，希望能交到江泽民手里。他说，“你写吧。”就这样，我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到拉萨的许多部门进行调查、采访，以确保我的文字没有误差和任何感性的夸大。也许是我的记者证和汉人面孔，使我在调查中，没遇到太多的麻烦。可是，当我把稿子发给他时，他沉默了良久，也许他期等的不是这样的一篇稿子吧？也许他更知道所在政权的本质吧？但他终于说话了，“我试试交给统战部吧。”

至此，那篇稿子就没有音信了，有时连我自己都忘了。后来，我把那篇稿子给了唯色，也没有别的更深的想法，只是一种惯性。那时，我和唯色都经常把自己的稿子拿给彼此，相互评价，或好或坏。没想到，王力雄重视起来了，把它贴到了他自己的网站上。唯色也说，“你使我感到汗颜啊，朱瑞。”我笑了起来，说：“你真能自我检讨。”

又见到了那位官员，是在北京。他说，“我能为你做一点什么呢？”似乎自从那篇稿子没有下落以后，他一直想为我做一点什么。我说，“我想要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可以。”他的声音很轻，我甚至不敢相信他真的说了这句话。

后来，他出国考察，途经香港时，买了《喇嘛杀人》送给了我，这是台湾记者林照真写的一本纪实作品。我读过后，又打电话重申，我仍然想看那另外一本书。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理解你。”

当我最后一次离开拉萨返回哈尔滨途经北京时，他送给了我这本达赖喇嘛自传。他说，是前一段时间，亲自在香港买的。看着封面上尊者达赖喇嘛的照片，良久，他说，“和你一样，我十分敬重达赖喇嘛。”

但这本书，始终没有机会交给那位渴望一读达赖喇嘛自传的僧人。不过，在哈尔滨，我推荐给了我的朋友们。一时间，大家排起了长队，等着阅读。

“好书啊！无论在史学，文学和人类学上，都有着极大的价值。”

“原来，达赖喇嘛是样一个人啊，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啊。”

大家感叹着。其中的一位朋友，他是不太爱说话又对读书很挑剔的一位作家，因为某部作品被某位名导拍成了电影（那部作品，在我看来，远不如他的其他作品深厚），一时间，他成了名人，电话、采访应接不暇，他就东躲西藏起来，这样，他到了我的家，看见了《流亡中的自在》，二话没说，就捧走了。

“有什么感想？”还书的时候，我问。

他不吱声，一支又一支地抽烟。

“好书，”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好书，好书啊。”

那以后，他总是和我打听西藏的事，说，“其实，没有达赖喇嘛，西藏就不算是西藏。”还说，“唯色的作品是最有生命力的，其他的作家都是瞎扯。”说到这儿，他还亵渎了几个大红大紫的作家的名字。

他一定会理解，甚至是支持三月抗暴的。每一个对西藏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同情西藏人的苦难。应该说，我并不惊讶于三月抗暴的发生。王力雄先生说出了一个真理：即三月抗暴是量变到质变的结果。我在唯色的博客上发表了我的《藏人为什么抗议》，就是当年我希望那位官员转给江泽民，而后没有任何下落的文章。不过，我略作了一点改动。

三月抗暴后的军管和新近的《白皮书》，都使我更加理解了那位官员。是的，中共不需要我的那篇调查报告，他们只想激化矛盾，掩盖真相，扼杀西藏文化，掠夺自然资源。否则的话，三月抗暴就不会发生。

再次阅读达赖喇嘛自传时，对那位中共官员，充满了感怀。就给他打了电话，想听听他对三月抗暴和《白皮书》的真实想法。差不多有八年的时间了，我们从没有过任何联系。就拨了他从前的电话。仍然是他的声音。可是，他早已离开了那个官位，他说，天天说假话，简直是浪费生命。我们甚至没有谈到《白皮书》。突然感到，《白皮书》在我们之间，也像我的那篇报告在中共那里一样，不过是一张废纸。

完稿于2008年10月

注：《白皮书》，即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08年9月发表的《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白皮书。

转自唯色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8/10/blog-post_21.html （略有改动）

西藏自焚之因

在我离开达兰萨拉之际，发表此片，以感谢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中文组诸位朋友的鼎力相助，感谢挪威西藏之声的技术支持。难忘。。——朱瑞

朱瑞：谈谈所谓的“双修”

藏语里没有“双修”一词，只有“特里雅真”，即精子回流。其实，我对这个问题也知之甚少，但为了回答伯夷君前几天在“共舞台”发表的《还有个藏传佛教问题》，就特别请教了达兰萨拉图书馆馆长拉多先生。

拉多先生是一位出家人，且获得拉让巴格西学位，曾为达赖喇嘛尊者的英文翻译，多次组织科学与佛学的对话，深为世界各国西藏佛学专家所敬仰。

朱瑞：很感谢也很荣幸您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今天，主要想请教有关密宗的几个问题。首先，密宗的“密”是什么意思？

拉多啦：简单地说，密，就是要保密。当然，这并不是说密宗有问题才保密，而是要对不合格接受这个法门的人保密。那么，什么人不合格呢？如果以一个容器比喻的话，当这个容器倒着放置的时候，是什么都装不进去的；另外，这个容器的里面是脏的，无论装什么，也都会被污染；再就是这个容器的底部是漏的，装什么都会丢失；对这样的人，是要保密的。

就像给一个博士讲的课程，不可能讲给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一样。不过，博士的课程没有什么保密的，大家都可以学，但是密宗修行，注重修炼“气”和“脉”，不小心的话，会产生错乱，造成伤害，所以，对传授对象的选择，十分谨慎。

密宗的保密，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修行者自己，不向人炫耀修炼的成就，尤其是修炼到具有某种特异功能的时候，是不会公开的。就像一个装着酥油灯的宝瓶，虽然里面是明亮的，但是外面什么都看不到。

朱瑞：什么是“双修”？

拉多啦：一般来说，密宗的内容是不应该公开讲的。既然你关注，我就简单地介绍一下。显宗是非常注重空性的修炼的，因为空，是正见的顶峰，所以，对空性的认知非常重要。然而，了解究竟空性，需要非常精细和明了的心，可是，显宗讲的认识空性的智慧和空性的心，没有密宗那么精细。

密宗里有一种修行方法，就是利用妙欲，即精子的作用，创造极大的快乐，再利用这个极大的快乐的心，认知究竟的空性。这就像我们在心境平和时读书，总会有很好的理解，而心境波动、烦乱时，就很难掌握所读的内容，理解得也不够仔细一样。一般来说，精子射出的快乐，只是欲望，与修行无关。真正的修行者，是利用精子的射出和回流，产生极大的快乐，再以此认知究竟的空性。我谈的，也只是一个方向，再进一步，是不能公开讲的。 以我个人的观点，那些对密宗说三道四的人，事实上，都是不了解也没有修炼过密宗的人。另外，以个别僧人的问题，来否定整个佛教，也是不合适的。

朱瑞：“双修”时是否需要一个实体，也就是一个女性？

拉多啦：不需要。虽然密宗里有佛父佛母之像，但那是一个像征。 比如，修文殊菩萨和金刚持的时候，不一定要真的文殊菩萨和金刚持站在你的身边；再比如曼达拉的每个部分，窗、门、花园等，都有其象征意义，当把一个象征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时，就很容易理解了。

当然，修炼“特里雅真”不是绝对没有实体的，但是，这需要非常高的修行境界，也是非常难的。曾经有人以此谎称、欺骗他人，因此，阿底峡和宗喀巴大师等，都禁止有实体的“特里雅真”。

朱瑞：宗喀巴大师在修行时，没有实体的女性？

拉多啦：没有。所有接受比丘戒的人都没有。他们的“特里雅真”，不是靠女性，而是观想。

朱瑞：别的传承，比如宁玛巴，有没有一个实体？

拉多啦：同样的，只要受过比丘戒的人，大家接受的都是同样的戒律。事实上，真正修行“特里雅真”的人非常稀少，曾经在莫那里（Manali）那边，有一位僧人，是真的修行“特里雅真”，他是一个比丘。

朱瑞：就是说，他在修行时，也是没有女性的？

拉多啦：是的，他依靠观想控制自己的气和脉，达到极大快乐，再利用这个快乐认识空性，这样的话，了解空性会很快。


推荐阅读：《西藏佛教密宗》 约翰•布洛菲尔德 著

བོད་དོན་གྱི་འགག་རྩའི་ཐ་སྙད་དང་ཆེད་དུ་སྤྱད་པའི་ཚིག་བརྗོད།

འདོན་སྤེལ། ༢༠༡༣/༠༤/༠༥

ཐང་ཏང་ཧུང་གིས་བརྩམས། ནགས་ཤོད་སད་མིས་བསྒྱུར། 

(Tibet question)རྒྱ་འགྱུར་ལ “བོད་ཀྱི་གནད་དོན “ རེད།   འདི་ནི་ཐོན་གྲངས་ཧ་ཅང་མང་བའི་ཐ་སྙད་ཅིག་རེད།  ཐོག་མའི་བདག་དབང་གནད་དོན་ནས་བོད་ཀྱི་འགྲོ་མིའི་ཐོབ་ཐང་དང༌།   ཆོས་ལུགས་དད་མོས་རང་དབང༌། མི་རིགས་གཉའ་གནོན། གཏེར་དངོས་བཙན་འཕྲོག  འཁོར་ཡུག་རྩ་གཏོར་སོགས་གནད་དོན་མང་པོ་ཚུད་པའི་བར་རྒྱ་སྐྱེད་སོང་སྟེ་རྒྱལ་སྤྱིའི་གླེང་གཞི་ཞིག་ཏུ་གྱུར་ཡོད། མ་གཞི་ད་ཆ་རྙོག་འཛིང་ཅན་དང་སྣེ་མང་ཅན་ཞིག་ཏུ་འགྱུར་བ་སོང་མོད།  དོན་གྱི་མདོ་རྩར་གཏུགས་ན།  བོད་ཀྱི་གནད་དོན་ནི་བོད་( ཐུ་བྷོད་དེ།  བོད་ཀྱི་མདོ་དབུས་ཁམས་གསུམ )  དང་རྒྱ་ནག་བར་གྱི་གནད་དོན་རེད།  ཆུ་མགོ་དེད་ན།  ཡོད་ཚད་བདག་དབང་གནད་དོན་ནས་བྱུང་བ་ཁོ་ན་རེད།   འདི་ནི་བོད་ཀྱི་གནད་དོན་གྱི་གནད་འགག་ཐུག་ས་དེ་རེད། གནད་འགག་ཐུག་ས་འདི་ལ་རྩ་བའི་ལྟ་སྟངས་གཉིས་ཡོད་དེ། དེ་ནི་བོད་མི་དང་རྒྱ་མིའི་ངོས་ཀྱི་ལྟ་སྟངས་གཉིས་རེད། 

全文链接：http://www.tibettimes.net/news.php?id=7538

中文原文：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12/blog-post_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