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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雄：这里是木樨地，是最早开枪、杀人最多、“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儿子被打死的地方，也是我的朋友严勇的弟弟被打死的地方。但是在屠杀之后的6月4日清晨，竟有几十辆装甲车在这里被军队放弃，任由激愤的群众将其烧毁。后来CCTV播放“平暴”纪录片，把群众烧毁装甲车的场面放在前，把军队开枪放在后，我一直怀疑这些装甲车是被用来当道具的。 |
《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摘选
王力雄（“六四”二十周年所写）
……我们对天安门运动的态度，长期局限在两个方面，一是赞美运动，二是谴责当局。赞美和谴责都是应该的，但不能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主要的。专制权力不会因为谴责而改变，这我们早已看到。而停留于赞誉，对我们又有多大意义？那种与不容批评联系在一起的赞誉，只是另一种“伟光正”，同样让人厌恶。对我们而言，更有意义的是对自身的反省，通过反省发现我们的错误，思考如何做得更好。这种反省即使不能改变历史，至少还可能改变未来，而且这可以由我们自己把握。
天安门运动有没有可以反省之处？从六四后的海外民运可以看得很清楚——当那场运动的各路领袖在自由世界云集，却把民主搞得一团糟，把民运从全球瞩目的巅峰搞到今日众人绕行的泥潭。二十年过去，当年用“年轻”为理由所原谅的，并未随年轻步入中年甚至老年而消失。领袖们如此，怎能让人相信运动本身无需反省？若是运动当年继续下去，后来民运发生的种种，可想也会在运动中显现（其实当时就已存在），并且放大多倍……一旦掌握了权力，会不会用权力去做同样的事？
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思考，倘若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可能变得和他们反对的共产党一样，意味着什么？这其中暴露的危险，需要我们更深地追究，民主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民主代表者为何会这样？以民主为旗的天安门运动，自身是否找到了民主？而中国到底应该实现什么样的民主，以及怎样获得真正的民主保证？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地用民主两个字就可以回答的。我们必须正视和发现民主光环背后任何可能的不良，潜在的专制，领袖的不端，以及人性的危险。正因为我们对民主寄予厚望，把自己与后代的未来托付给它，也就应该更加尖锐无情、不留情面地对其审视和追究。
……不容反省天安门运动的理由，因为天安门运动是弱势方，是无权者的反抗，是被镇压和流血的。但如果我们不是永远期待失败，不妨想想相反的可能，即假若有一天能成功呢？那么当初回避反省会带来什么后果？也许所有缺点在弱者身上都不构成威胁，但是弱者有一天变成了强者，缺点的存在就会立刻成为现实的威胁。在我们以往的历史中，小人物摇身而成暴君的故事难道还少吗？
至于具体的反省内容，当然可以讨论。譬如我就不觉得领袖品德是主要问题，也不认为可以用非理性来责怪群众，更不同意所谓民智未开是失败根源。在我看，真正的根源正是让领袖品德败坏、让群众趋于极端、让民智呈现未开一面的民主模式。责任不能归咎于人民，因为不能要求人民适应民主模式，而只能是民主模式去适应人民。当民主模式不适应人民而失败时，却得出必须等待人民适应了模式再行民主的结论，完全是本末倒置。那些停驻于只能启蒙的感叹，也是这样一种思路。
我所说的反省天安门运动，不是对人对事的责怪和抱怨，重要的是找到能够制约领袖行为、提炼群众理性，又可以让人民智慧生发而非局限放大的民主模式。民主价值是普世的，民主模式却不可能普世，因为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历史与文化，只能用不同模式去适应。若是从这方面反省，主要的责任者便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当年那些两手空空搬弄教条，现在仍未找到自己的精英们，无论是鼓吹实行民主的，还是断言没有条件的，二十年来仍在咀嚼他人的冷饭。
正是因为没有对天安门运动深入反省，二十年后的我们仍然在原地打转。即使今天再出现一次那样的运动，谁敢保证我们有能力跳出二十年前的覆辙？放眼环顾，当年绝食的孩子们今何在？办了六四绿卡的十数万俊杰为谁忙？知识分子蝇营狗苟于精英联盟分羹，中国向何处去的百年提问却依然迷茫，而各种危机一天天加深。这令人唏嘘的二十年轨迹，那么多沉沦，那么多背弃，那么多迷惘与无奈，而除了赞美与谴责，又能不能让我们深入自身，面向自己，多一点反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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