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 博卡拉 (上）

突然，出现了标准的汉字！是在一个闪亮的长条红布上，写着“新年快乐”，紧右边还画着两个带流苏的红灯笼。仿佛汉语是尼泊尔的国语。 这俗丽的横幅，与后面的那个破败的小村庄，恰成鲜明对比，甚至有些滑稽。

前方出现了两位穿着红色袈裟的小人儿，我老远就喊了起来：“贡巴？贡巴？”

又走了好一会儿，路边的草地上出现了两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一个在弹吉它，一个在听。

老人指了指右前方一个两层的黄楼。到了跟前，我看到这楼房的侧面墙上，挂着那一百多位自焚藏人的照片。

校门的上面，以及两边的栅栏上都爬满了绿藤，井然有序，一边的牌子上写着：SOS HERMANN GMEINER SCHOOL. 

校长说：“我很小的时候，刚出生六天，我妈妈怀里揣着我来的。我出生于卓木（今亚东一带），当时我父亲磨了一把很快的刀，一是遇到中国军人时，如果他们动手，我们就杀了他们；二是准备了一些毒药，放在糌粑里，如果被中国人抓住，我们全家会一起吃下。”

汉文横幅与绿国旅馆

博卡拉位于古老的图伯特到印度的商路之间，与木斯塘仅一步之遥。因此，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当中国入侵图伯特时，很多藏人逃亡这里。不幸的是，在中国的压力下，尼泊尔不断刁难藏人，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移到了其他国家（主要是印度）。

1962年中印战争后，中国关闭了这条商路。博卡拉也曾凋落。不过，博卡拉的自然风景得天独厚：雪山三面环绕，费瓦湖流光溢彩，近些年，又成了尼泊尔的旅游热点。

那是一个炊烟袅袅的早晨，我也从加德满都出发，坐上了一辆开往博卡拉的旅游大客车，但我去那里，不仅仅为了旅游。

渐渐地，我们贴近了喜马拉雅。道路两边，出现了很高的高山，一条大河沿着大山的走向，蓝莹莹地流着，偶尔还有几只牛或马，在河边啃着青草。这样的寂静，总让我想到喜马拉雅的那边，一样的高山、一样的大河……这就是尼泊尔与图伯特的亲情，被同样的大山养育着，也被同一个佛眷顾着。

沿途经过了一些村庄。不少房屋都是用砖或土坯简单垒起来的，有的还歪歪扭扭的，就是这样的小屋，不仅住着人，还开着饭馆，或食杂店。偶尔这些庭院里，会出现三三两两的人们，看上去干巴巴的，有的还直愣愣地盯着我们的车经过，似乎有打发不完的时间。

突然，出现了标准的汉字！是在一个闪亮的长条红布上，写着“新年快乐”，紧右边还画着两个带流苏的红灯笼。仿佛汉语是尼泊尔的国语。 这俗丽的横幅，与后面的那个破败的小村庄，恰成鲜明对比，甚至有些滑稽，但我看看前后左右，还真没有旅客想笑，习以为常了。

到了博卡拉，立刻涌上一群出租车司机，喊着那些湖滨旅馆的名字，兜揽着生意。我审视着这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发现一个举着“绿国旅馆”牌子的人，似乎不那么着急抢客，老实巴交的样子。我于是跟他搭话了。

“请问，多少钱一个晚上？”

“标准间1200卢比。可以上网，24小时热水，我们自己还有发电机。”

说自己有发电机，意思就是24小时都有电。在尼泊尔，电是个大问题，每时每刻都在停电，弄得我的电脑老是充不满电。所以，这个条件让我很知足。于是，我又问：“这个旅馆离图伯特难民中心多远？”

“离最大的图伯特难民中心只有两分钟。”他说。

“好吧。”我点点头。

司机嘴角一咧，笑了，回身上了汽车，启动了马达。大约开了二十几分钟吧，路边出现了一座大湖，显然是费瓦湖了。湖的三面都是青山，青山后面，是茫茫雪山，好美啊！湖面还飘着几只小船，湖岸是一排古老的大树，那树下的台阶，被扫得干干净净的，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就坐在那台阶上看书、吸烟，还有的在编筐……

出现了一些旅馆、餐馆、商店、书店，有的房前还吊着一盆盆鲜花，有的餐馆的庭院里，还有草亭，连垃圾箱都别居一格，是把两个竹筐吊在一些，一个装可回收垃圾，一个装一次性垃圾。好个艺术天堂啊！

车，停在了“绿国旅馆”门前。从收发室里立刻出来了一个男人，把我的行李搬了下来。我先跟出租车司机结帐，眼看着这车“吱”地一声，开跑了。那从收发室出来的人，又帮我把行李提到了院子里，回身招呼我到里面登记。

“标准间1500卢比。”他说。

“可那司机说1200卢比！”我强调着。

“司机说了不算。”

“能上网吗？”

“坐在外面可以，屋里不行。”

“你们自己有发电机，对吧？”

“发电机？我们计划明年买。”

“西藏难民点在这附近吗？”

“你说的是哪个西藏难民点？这里有好几个呢。”

“就是最大的西藏难民点，离这里只有两分钟的那个。”

“两分钟？最近的难民点就是二十分钟也走不到！”

我倒不咋吃惊。十几年前，我从樟木步行过桥，到了尼泊尔，就被一个尼泊尔司机大大地宰过，被宰惯了，见怪不怪了。我还是住进了这个旅馆，一是懒得再折腾了；二是司机已经跑了。当然，我明知道那司机是和这旅馆主人合伙宰人的，可以找警察说道说道，说不定也能说个水落石出。不过，我没时间，手里一大堆稿子要写。但我决定明天搬家，就是这店主给我磕头，也不住了。


在洛桑的古董店里

不过，这旅馆有个好处，近在湖边，拐个弯，就到了临湖大街：商店一家挨一家的，也像拉萨的帕廓一样，都把货物摆在阳光下，披巾呀、草鞋呀、手饰呀、耳环呀……还有个饭店，在那红砖的外墙上，镶嵌了两个远古的车轱辘，我的眼睛痒痒的，要说逛商店、欣赏美，我是从来不吝惜时间的。

一股藏香的气息，丝丝缕缕地飘了过来。是从迎面的店铺里传出来的，这店铺敞着门，看得清里面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上面，恭敬地围着哈达，一旁还放着一束鲜花。我照直进去了。里面金碧辉煌，各种松石、珊瑚，还有银质的香炉、酥油筒等等，应有尽有。生意也兴隆，不断地有顾客进进出出的。 店主是个很结实的小伙子，有种桀骜不驯之气，不过，从他那走路的姿态、看顾客的眼神中，我还是感觉到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忧郁。

“您是图伯特人？”我问。

“你说对了。”他说。

“您来这里多少年了？”我又问。

“多少年了？ 我就出生在这里。这是我的家，我妈是木斯塘人。怎么，您问这些干啥？”

“我在拉萨工作过。看到您供奉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就把我吸引来了。”我解释着。

“您请坐。”他和气了许多。

我坐在了柜台的这一边，他坐在了柜台的里面，隔着一个柜台，我们唠了起来：

“您的父亲也是木斯塘人？”我问。

“他是四水六岗。”他说着，声音轻了许多。

“那您父亲是怎么和您母亲相识的？”我好奇了。

“我妈妈非常漂亮，少有的漂亮，所以，我爸爸让我妈妈跟着他走，我妈妈不从，我爸爸就拿出了枪。”他说到这里，笑了，眼睛眯了起来，露出略微兜齿儿的白牙，很是英俊。

“于是，你妈妈就跟着你爸爸走了？”我接过了话头。

他点点头。

“您还有兄弟姐妹吗？”我问。

“四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他说。

“您的爸爸一定很喜欢您的妈妈吧？她是他选中的女人啊。”我说。

“我爸爸的脾气很不好，记得小时候，每当晚饭后，爸爸就把我抱在他的腿上，一边还听着收音机。听着听着，他就会说：‘我想打仗！我想回图伯特！’每当听到关于图伯特不幸消息时，爸爸就发脾气，开始喝酒。如果我妈劝他，他就说：‘你闭上嘴，图伯特都成什么样子了？你是不是图伯特人？’爸爸常对我说：‘要记住，你是个图伯特人！’”

我的鼻子发酸。

“现在，我有钱，我比这里的图伯特难民都有钱。”

我承认，这是实话。从他这个店铺的兴隆就看出来了。

“因为我有尼泊尔护照。 难民定居点的人不认我。”他接着说道， “我不求他们什么，只是为了做个图伯特人。他们不接受我没关系，我还是要让人们知道，我是一个图伯特人。”

“他们为什么不接受您？难道……难道……您的爸爸是巴巴益西的部下？”

他点点头。

“您的父亲还好吗？”我问得小心。

“已经去世了，因为他总是喝酒，后来他的身体很不好。”他的声音越来越轻了。

“您的母亲还健在吗？”我又问。

“在，我妈的身体很好，她和我姐姐在一起，我姐姐也有钱，生活很好，很孝顺。”

“您的妈妈依然漂亮？”我问。

他深深地点点头。

“您有她的照片吗？”我好奇了。

他拿出手机，找了几秒钟，递到了我的眼前。那是一位皮肤黝黑的阿妈啦，像一株老树，带着一串很大的珊瑚项链，站在一个绿树葱郁的庭院里。说实话，即使少女时代，这位阿妈啦也未必漂亮。

接着，我们又谈到了他妈妈的娘家，他说，他们都是农民。他又谈到柴柔，他说，那边还留有当时四水六岗的房子…….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洛桑。

告别洛桑后，我没有再逛商店，只是在费瓦湖边徘徊，看着平静得像绸子一般的湖水，看着那青山后面的连绵的雪山，我的视线一阵阵糢糊，甚至引起了几个行人的注意。于是，我拐进一条僻静的湖边小路，走了几分钟，前面出现了两位穿着曲巴的阿妈啦，原来，两人在买手饰。

“买个项链吧？”待我走到她们跟前时，一位阿妈啦看着我，举起了一串廉价项链。

我蹲了下来，从她们的包里，分别挑出两个经筒，也没讲价就买了下来。

“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开店呢？在这样的地方，有顾客吗？”我问。

“没顾客也没办法，这里警察不来嘛。”另一位阿妈啦说。

“你们，没入尼泊尔藉？”

两人都点点头。

“来这里多少年了？”

“59年就过来了。”

“你们住在哪里？”

“扎西林图伯特难民点。”

“离这里远吗？”

“往东走，过一条河，再走上半个小时就到了。”

告别两位阿妈啦后，我又在湖边走了一会儿。很偶然地，传来了图伯特的笛声。我前后左右看了看，始终不见人。笛声悠长凄婉，让我想起十几年前，在珠穆朗玛脚下，绒布河边听到的那六玄琴的如诉如泣，我把那声音，看成图伯特帝国的挽歌。


扎西林图伯特难民中心

一大早我就上路了，按照昨晚那两位阿妈拉指引的东方，走了好一会儿，也不见她们说的那条河。于是，我见人就开始打听“扎西林西藏难民点”，可大家都摇头。

但我敢肯定，方向是对的。不过，在哪里拐弯呢？看来，接着打听“扎西林难民点”是没用的，只要有藏人的地方就必定有寺院，于是，我见人就开始打听“贡巴”。

“啊，贡巴，在那边！”尼泊尔人指着印度教寺院。

于是，我决定只找藏人寻问。也巧，前方出现了两位穿着红色袈裟的小人儿，我老远就喊了起来：“贡巴？贡巴？”

两位小僧人都点点头，回身指着前面：“过了河，右拐……”

“哪里有河，我看不见呀？”我问。

“就在前面，不远了。”其中的一位小僧人答道。

又走了百十来米吧，才出现了那条河。两岸都住满了人家，但河水很清澈，几个女孩子正在桥头洗衣服，叽叽喳喳的。我上了桥，右拐，又走了好一会儿，路边的草地上出现了两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一个在弹吉它，一个在听。我站下了：“请问，贡巴在前面吗？”

“在在，不远了。”两个少年不约而同地指了指马路斜对过。

顺着他们手指的方面，我看到路那边有条小路，尽头是座黄色房子，房顶上宝幢闪烁，我便朝着那里走去。很快地，就传来了童声童气的诵经声，而后，就看到了一个牌子，上面是一行藏文，我不认识，中间是大写的英文：SHREE GADEN DHARGAY LING MONASTERY，下面是小写的英文：Tashiling Tibetan settlement

再往里走，就看到了一片草坪，草坪中间，有座白塔，四周经轮环绕，几位老人正在转塔，一片和平。

我跟一位转塔的老人打听办公室。老人指了指右前方一个两层的黄楼。到了跟前，我看到这楼房的侧面墙上，挂着那一百多位自焚藏人的照片。我知道，我找对了地方。我从侧面绕到正门，这才看见这办公楼的前面有一片绿草如茵的庭院，正中间是个香炉，旁边插着绿色的幡旗，还有一些彩色的风马旗横跨庭院的上空。

我径直上了二楼。因为一楼是地毯厂，边上的门开着，可以看到里面摆着很多不同尺寸的地毯。走来一位年轻人，问我找谁，我说我相见主管，并介绍自己平时住在加拿大，这次来自达兰萨拉。

“有流亡政府的介绍信吗？”他问。

“现在没有。但我可以跟流亡政府联系。”我说。

“没有政府的介绍信，我们不接受访客。”他说。

“我来一次很不容易，只想请教几个很具体的问题。”我争取着。

“老板不在，等您有了介绍信再来吧。”他又说。

“好吧，我今晚就和流亡政府联系，也许很快会再来的。”我说。

他客气地点点头。

我曾起誓发愿今天搬家，但实在没有时间了。我坐到这旅馆外面的草亭里上网，给外交部中文组主管茨仁娜姆啦写信，说明理由，请她寄来一张流亡政府的介绍信。感谢娜姆啦，几乎立刻就电邮来了介绍信。但我没有马上去扎西林，而是去了另外两个相对偏远的难民点杨孜和强巴林。

直到我将返回加德满都之前，才又找到时间去了扎西林。还是那位年轻人首先接待了我。我拿出流亡政府的介绍信，他没再说什么，就把我带到了主管面前。主管一见我就笑了，说：“我就知道你会来。昨天，在杨孜接待你的是我太太。”

这句话，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看上去很图伯特，长发，脑后扎着一个辫子，显得洒脱而与众不同，有点像艺术家。他告诉我，扎西林的藏人，大多来自那木措。他还说，前段时间，他们计划召开一个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获得美国国会金质奖的茶会，结果，尼泊尔政府没有允许，怕他们到公共领域。

“有一回，一个尼泊尔警察还通知我们，图伯特人不允走出定居点！后来通过私下交涉，才算解除了这条限制。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了，有的尼泊尔人，也不是不了解藏人的情况。不过，整个形势是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不象从前国王在的时候。现在，一人一个说法，政策随时都会变。并且，他们也随时都要承受来自中国的压力……”

告别主管，出了办公室没有多远，我就听到了朗朗的读书声。原来，对面正是一所学校，校门的上面，以及两边的墙上都爬满了绿藤，井然有序，一边的牌子上写着：SOS HERMANN GMEINER SCHOOL.

我走进学校，找到了校长室，拿出了流亡政府的介绍信。校长接过去仔细看了看，又给了我，说：“你放好，这个很重要。”

“您的学生都来自藏人家庭吗？”我问。

“不全是。还有尼泊尔穷人的孩子，主要是佛教徒的孩子。不过，大多数都是西藏孤儿，或者单亲父母的家庭。”他说。

“您出生在尼泊尔？”我问。

“我很小的时候，刚出生六天，我妈妈怀里揣着我来的。我出生于卓木（今亚东一带），当时我父亲磨了一把很快的刀，一是遇到中国军人时，如果他们动手，我们就杀了他们；二是准备了一些毒药，放在糌粑里，如果被中国人抓住，我们全家会一起吃下。

“我们离开家乡的时候，是个寒冷的冬天，我差一点就死在了路上。后来，我们走了三天，才到不丹。当时，我妈妈爸爸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是在流亡政府的学校里读书，得了奖学金后，又在昌地加尔（Chandigarh）的一所大学读书，读的是政治学，毕业后，就在这里教学，教了二十五年了。

“这里的学校只有一到七年级。我们这里还有另一所学校，是八到十二年级。但是，毕业后很难升入大学，因为没有尼泊尔护照。就是上了大学，也还是难。我有一位朋友，他是医学院毕业，因为没有护照，开不了业。不要说行医，就是当一个出租车司机，对我们藏人来说，也难，因为需要是尼泊尔国藉。

“我们每年都要办理难民卡，手续很复杂。要等待，要花很多的钱。如果偶尔出国，尼泊尔政府还要没收我们的难民卡，回来时再领取又是难，一个程序接着一个程序，等待还是待待。

“当然，对我们的刁难，来自于是中国政府的压力。我不是说中国人不好，但是，中国人应该为他们的政府感到羞愧，因为我们这些灾难，都是他们的政府造成的。

“你走进每个定居点，看到的都是和平。但是，内心，在这里是疼痛，很深。”校长说着，指了指他的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