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30日星期三

艾略特 史伯岭:於北京談西藏問題


兩個星期前,在人大國學院网上,有人張貼了一個關于今年7月,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的“中西背景中的‘西藏問題’研討會”的介紹。我當時親自參加了這次研討會。而网上的這個介紹,也提到量了我在現場所發表的演講。但是,因為這個介紹所選取的內容片斷太短,可能會給讀者一個不完整的印象,因此,我不得不將全文發表在博客上,供各位參考。我很感謝台灣懸鉤子把我英文稿翻成中文。  

艾略特 史伯岭:達賴喇嘛在西藏問題背景中的形象、作用與限制

(為2010年7月15-16日北京「中西背景中的〝西藏問題〞」研討會所作之論文)

我想要感謝本研討會主辦人的盛情邀請,感謝他們邀請我來發表論文並且參與研討會裏的圓桌討論。我曾經參加過幾次在北京召開的藏學研討會,而在那些研討會上我所發表的論文,都直接來自於我所做的歷史研究,未曾就西藏的現代議題發表看法。當然,我多年來對於西藏的現代議題一直很有興趣,而我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也不是什麼秘密。在這個角度下,我特別感激能有這個機會。因此,出於對來此與會的每個人之尊重,我將直言無諱,努力地說出我的看法,而不是講出一些我認為將使在座各位可以接受、或悅耳動聽的東西。後者,我一直感覺到,已經變成西方學者與中國學者交流對話中絕大多數時候的特色。而這樣做,是倨傲自大、自以為是,說到底,是缺乏尊重的作法。

論及達賴喇嘛的形象,應該沒必要指出這個形象並不是數百年來一直恆常不變的。今日許多人心目中的達賴喇嘛的形象,並不是達賴喇嘛轉世系統於傳承的過程中,歷任不同的達賴喇嘛在一些人心目中所留下的印象。歷任的達賴喇嘛中有幾位,例如五世達賴喇嘛,肯定被他們同時代的一些藏人懷抱以明顯的惡感。在西藏充滿衝突災厄的一七二零年代,我們可以注意到同時代的人對於七世達賴喇嘛所持的懷疑與不信任,許多人都認為他受到身邊親信的不良影響,特別是他的父親。確實,就在1727年頗羅鼐聖王的親密盟友康濟鼐被謀殺,也是達賴喇嘛之父亦可能涉案的事件發生之後,班禪喇嘛送了一封信給頗羅鼐,為達賴喇嘛求情:「緣於佛法與有情眾生所積累之深重業障,殊勝法王【指達賴喇嘛】對於達欽巴都【指康濟鼐】與其隨從的認知與瞭解,是混淆不清的‧‧‧。」[1] 雲南總督鄂爾泰也表達了他認為達賴喇嘛為了維護他的父親,亟欲減輕那些該為康濟鼐遇害負責的人的罪責:在一份可以標記為1727年12月23日所寫的奏牘中,他言簡意賅地寫道:


但達賴喇嘛年少,諸事不能自立,聞喇嘛之父頗作威福,素與康濟鼐不睦,與阿爾布巴、隆布鼐等和好。如果眾噶隆共憤謀殺康濟鼐,則事非隱密,康濟鼐豈肯束手待斃?達賴喇嘛茲稱,眾噶隆夥殺康濟鼐,意在法不責眾,欲寬阿爾布巴之罪。竊料此舉,達賴喇嘛之父或主使之。[2]

眾所周知,當時不但有對於達賴喇嘛的批評,在康濟鼐死、頗羅鼐平亂勝利之後,七世達賴喇嘛甚至被逐出拉薩。所以,我們是否應該就這樣假設三百年前對於達賴喇嘛的批評,比起現在更為尋常、更容易為人所接受呢?在作出這樣的結論之前,我們應該謹記在心的,是頗羅鼐本人親自向駐藏大臣求情,陳請達賴喇嘛不應該遭到放逐之命運。頗羅鼐聽到駐藏大臣說達賴喇嘛已經被北京「邀請」,也同意前往後,頗羅鼐告訴駐藏大臣說:「此事不妙。西藏土地上的眾生有兩位最高的守護者,一父一子,兩位殊勝的法王【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而遍知一切的班禪喇嘛現在已經顯露出年紀漸長的跡象‧‧‧」[3]

我所描述的情況中,其中所蘊涵的幽微含意,應該能夠讓我們在考量現代對達賴喇嘛的觀感,以及產生這種觀感的原因,作出太過簡單、未深思熟慮的定論之前,先退後一步再想想。我們當然可以假設今日藏人對他的尊崇與敬仰,乃是絕無僅有、超出前例的;有些人也可能認為他目前的形象,與「東方主義」(一個很有問題的理論)所揭櫫的一些觀念,乃是密不可分的,而就是經由這些觀念,西方才產生了對於達賴喇嘛的尊崇,而這種尊崇如今再反射到藏人之間。然而即使在達賴喇嘛被認為不盡然完美英明之時,藏人仍然還是對他感到崇敬與景仰的複雜議題,在頗羅鼐聖王的傳記中昭然若揭,如同前文所提到的。同樣地,藏人認為達賴喇嘛對西方人有特殊影響力的看法,也比一九六零年代許多藏人開始與西方廣泛接觸之前更早,就已然存在了。這一點從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傳記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們在他的傳記中讀到了這位西藏領袖於1908年接見了一位駐天津之德國領事時,給對方產生了什麼樣的效果:


該位駐天津【博伊:Than cing】的德國【博伊:Rde go】駐華官員獻出了一條哈達,並求見達賴喇嘛。他被款待以銘茶、炸餅乾、水果,然後【達賴喇嘛】透過了一位翻譯致意。他因為禁受不住尊者矜重之威儀莊嚴,所以說不出話來。他以外國的方式拜伏在地,並以此姿勢【也就是拜伏】留在原地一段短時間,全身顫抖,發出低低的噪音。堆瓦堪布(’Dul ba mkhan po)透過翻譯向一位在場的中國翻譯員表達他的歡迎之意,結果【該位德國駐津官員】沒有勇氣回答,他的嘴巴好像封了起來,講不出話來。據說他離開時,身體還在發抖。[4]

將這些預備性的資訊放進我們目前議題的脈絡之中,也就是達賴喇嘛的形象之於今日的西藏議題,我們應該體認到那個形象並不總是恆常不變、整齊劃一的。那個形象的一些成份,在某些特定的時刻,比其他的成份更加卓犖顯要,卻不一定就完全抹煞了其他成份的重要性。確實,在《頗羅鼐傳》裏面,多卡夏仲‧策仁旺傑記錄了一段有趣的事情,大意是說阿沛和隆布鼐試圖為康濟鼐被刺尋找合法的藉口,最後宣稱說這次的謀殺乃是達賴喇嘛本人也同意的。[5] 此事最起碼顯示了在十八世紀之初,當時的人對於達賴喇嘛也會支持謀殺的這種想法,乍聽之下顯然並不覺得匪夷所思。然而,與此同時,達賴喇嘛作為一個有著無限悲憫與同情之人,在十八世紀的西藏世界裏,卻是他的形象之中更為重要的部份。達賴喇嘛的形象在此面向上所顯示的矛盾,乃是人類不論生存在哪個世紀,都會遭遇到的矛盾之具體表徵。我們也許很難在現代性的、對現任達賴喇嘛充滿景仰的描述中體會這些矛盾之處,因為他的形象之一個面向──也就是達賴喇嘛乃是一位神聖的佛教大師──有時候似乎完全淹沒了其他的面向。而且,這個面向肯定對西藏議題的國際形象,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因為對許多人來說,這個形象的具體代表人物就是達賴喇嘛。

當然,形象可能掩蓋的比揭露的更多。西藏歷史、或歷輩達賴喇嘛的歷史的部份事實,往往是從它們在我們當代的形象,而不是從歷史的真實事件中,被人們體會和理解的。我在另一篇文章裏曾經討論過歷任達賴喇嘛歷史裏的暴力問題,而在我所寫的文字中,我提到,這一世的達賴喇嘛,在數十年前,並不是甘地式非暴力哲學的單純信徒,然而他在過去數十年裏,在他所宣告的言論裏,確實變得愈來愈像。而我認為,這樣的發展確實和達賴喇嘛與印度的緣遇有關,而接下來西方對於「東方聖人」的期待,又投射在他的身上時,更加助長了這樣的傾向。[6] 然而上述這些,並不是在說達賴喇嘛的思維看法是不真摯不懇切的。我在這裏提出這些,只是要說,他是一個人,因此也會受到他身處的地點與時代的影響──也應該強調,這樣的影響絕不是一種決定論的方式──就好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樣。

確實,在達賴喇嘛的形象問題浮出枱面時,往往是他根本的人性以及他作為人一定會有的缺點,最為隱蔽不易見到的時候。因為,作為一個人,他不但有缺點,更像其他人一樣會犯錯。在公共的領域裏,我曾以相當強烈的言詞描述了他在理解中國與中國的政策時所犯的錯誤──還包括他對於參與本研討會的一些學者的思維模式之種種誤解──這些錯誤嚴重到,他已經被刻意地引導著,以一種沒有任何一位中國的新聞發言人辦得到的方式──就因為他是達賴喇嘛的關係──破壞了西藏作為獨立國家的一種理想。他所主持的流亡政府也充滿了未盡人意之處:派系林立、內舉不避親的現象、也很少努力教育一般藏人,他們在民主上與達賴喇嘛本人皆屬平等的觀念。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了解到流亡政府在百廢待舉、一切從頭開始的異國環境下運作,其成就與勝利殊屬可觀。流亡政府的社會扶持與教育機構,確實完成了艱鉅而了不起的任務,幫助支持了以難民身份逃亡到異鄉、不知如何面對現代世界的整個社區。目前也確實有一些著名的西藏流亡異議人士,他們不但毫不隱瞞地說出他們的看法,也率直地批評達賴喇嘛的政府所施行的政策。而這些人的看法有一些甚至被中國的媒體所引用──雖然是以一種完全不中立客觀的方式──證明了流亡政府確實至少已經成功地達成一定程度明確無疑、值得讚美的民主運作過程。肯定的是,流亡政府有待改進的地方還很多,而我也是一個一直毫不遲疑地指出流亡政府哪裏做得不好的人,然而我們也不能忘卻更大的環境與背景究竟是怎樣的。

達賴喇嘛所犯下的非常人性的錯誤,特別在關於中國方面,長久以來對我而言,似乎相當明顯。而這些錯誤所展示的瑕疵與不完美,確實讓他看起來有別於許多藏人與西方人心目中所擁有的全然美好形象。如果他這種基本的、也可能犯錯的人性是明顯的,那麼為什麼他還是擁有他目前的這種形象呢?這個答案並不難於想像。那是因為他本質上是一個非常正直高貴的人。他的缺點,如果我在這裏可以重覆我之前所說的,也是非常人性的缺點。他對於中國的錯誤解讀,以及他被中國利用、引導的方式,起源於他個性中真正天真之處,又因為(某些人說)他與他父親極為相似的固執己見而雪上加霜。然而,這些缺點並不來自於某種邪惡的人格、奸慝醜惡的意圖。達賴喇嘛絕不是惡徒罪犯,會肆無忌憚地侵犯人權,也不是不合時代潮流的舊社會暴君,陰謀著想恢復「封建農奴制度」。確實,西藏境外的人,聽到這種令人完全無法接受的指控時,再對比書本與其他媒體上廣為人知、能見度極高的現任達賴喇嘛作為一位公眾人物的形象,這些指控反而讓他們更加肯定他們心目中既有的印象,那就是他是一位擁有大智慧的偉人,正代表著他的子民而艱苦卓絕地奮鬥,對抗著權傾一時、卻全無這位宗教領袖所擁有的道德權威的一個國家。簡言之,達賴喇嘛所傳達出來的正面形象,不僅牢牢地紮根於他本性的正直高貴,更由於中國對他的妖魔化而更突顯增益。

因為我在這裏提出官方對於達賴喇嘛的詆譭誣衊更加增益了他的名聲,所以再指出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也是很有用的,那就是他(違反大部份藏人意見地)接受西藏是中國一部份的方式,在中國永遠被呈現為不誠懇、欺世盜名、別有居心的。我要大膽地說達賴喇嘛接受西藏的地位乃歸屬於中國的一部份,不只在中國以外的世界各國廣為人知,中國的知識界與最高決策圈也非常了解明白。在這裏幾乎沒有必要再就達賴喇嘛是否真心誠意的問題多費口舌。他對於西藏獨立選項的拒斥,從外表看起來,因為它能夠符合一個超然脫俗的聖人欣然棄絕塵俗牽掛的形象──在這個例子裏,乃是一個國族的認同──給世人留下更加鮮明的印象。就內容看起來,曾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因為中國要求達賴喇嘛必須一再地以更堅定、更清晰的話語來表明他承認西藏乃是中國的一部份,他的措詞也變得更加清楚明確。這些,對於外國的聽眾、特別是世界領袖來說,只創造出一種印象,就是西藏獨立的想法乃是一種極端的立場,因為達賴喇嘛反對它,而西藏的地位本身,對於西藏人民而言,大概不是什麼問題,因為對外國人來說,達賴喇嘛本身的形象太過犖然卓著,已經削弱了除了達賴喇嘛以外,西藏人可能還有其他不同的意見的念頭。

然而,那個形象,好比一把雙刃劍,有利有弊,瑕瑜互見。它在國際上彰顯出中國對西藏的政策與統治手法的糟糕。然而,因為該形象在西藏社會內部運作的方式,讓許多藏人很難形成有效的反對意見,如此一來也使中國能夠將西藏人引入死胡同、陷入絕境。如我先前所提到的,中國堅持達賴喇嘛必須一再斬釘截鐵地說出西藏不應獨立,乃是利用了達賴喇嘛的國際形象之影響深遠,如此能以任何人皆難以超越的方式,大大破壞了西藏獨立的理念。然而在此同時,中國卻一步不讓,一點回饋也沒有。這樣的操弄,已經讓中國收割了極大的好處,不但可以歹戲拖棚,拖延毫無進展的協商過程,還可以坐等達賴喇嘛圓寂。

最後,若想探究為什麼達賴喇嘛的形象在西藏境外可以如此恆常持久、長保不墜,是沒有單一解答的。在某種程度上,他作為佛教領袖的角色是一部份;他與生俱來的個人魅力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外,全球人權運動方興未艾、西藏也被視為一個重要的人權議題;達賴喇嘛作為西藏的流亡領袖;林林總總都可以是答案的一部份。我們不應該小看全球對於西藏所產生的普遍興趣,不僅有嚴肅認真的一面,例如藏學研究領域的成長與發展;也還有不那麼嚴肅的面向,例如許多人還是繼續認為西藏就是充滿玄秘體驗的人間秘境。還應該一提的是,藏學研究在現代學術領域裏的成長,似乎與國際西藏運動的成長同時發生,證明了要將世人對西藏所產生的各種不同興趣加以劃分區隔、分門別類,本來就具有的困難,正如同西藏的形象與達賴喇嘛的形象,在世人的心目中也往往難分軒輊,無所區別。

達賴喇嘛的形象在國際西藏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許多地方,是與他在西藏境內的形象有密切關係的。在這裏,我要談的,是作用的問題。達賴喇嘛在西藏境內的重要性,是廣為人知的。事實是,他的照片在西藏境內的抗議活動中不但是強而有力的象徵,而持有他的照片的行為,也被認為是危險、必須由警察干涉控制,更清楚地說明了他的重要性。然而究竟是什麼讓達賴喇嘛變成西藏境內的重要象徵?應該不是他一直努力想要說服每個人,他接受西藏作為中國的一部份的這件事情。他甚至更進一步,違背人之常情地,呼籲藏人不可讓中國政府或中國人民丟臉尷尬,2008年的西藏抗議示威事件發生時,他也明顯對於許多藏人的行為感到不以為然,甚至一再重申他對於北京奧運的支持。也許更能清楚說明他的情形的事件,是他對於2006年手無寸鐵的藏人欲經由囊帕拉山隘離開西藏前往尼泊爾,卻慘遭槍殺一事的回應。這個事件,只能視為一樁慘無人道的暴行,對他而言,一開始的反應卻是靜默無言,在其他的情境脈絡下,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的領袖早就會大聲而公開地要求國際進行調查,或者進行讉責。然而當他訪問義大利,終於被問到他對此次的槍擊事件的看法時,他的評語卻只有:「非常悲哀‧‧‧非常悲哀。」 實在稱不上積極活躍的民族領袖所表達的話語。

然而藏人仍然在上街示威、要求獨立時,呼喊以達賴喇嘛為中心的口號,繼續將他們的希望與夢想投射在他的身上。這一點對於他在西藏境外的形象依然非常重要;畢竟,就是以西藏在1989年之前兩年裏所發生的事情為背景,他才獲頒諾貝爾和平奬。事實是藏人需要一個像他這樣的人物。這一點,他們並不是特例。一群共同感受到壓迫的人民,將他們作為一個民族的希望投射在某個特定象徵人物的身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南非的曼德拉、捷克共和國的哈維爾、波蘭的瓦文薩、緬甸的昂山素姬皆是箇中的代表人物。

對於西藏人民而言,這個人物就是達賴喇嘛。許多藏人面臨著他們感到水深火熱的情況,他們持續有一份深層的渴望,需要一個可以寄託他們所有希望的人物。這就是達賴喇嘛在1959年所扮演的形象與角色,時至今日,也依然如故。然而這個現象也突顯了那個形象的重大局限性。中國就是沒辦法讓他回到西藏,非常清楚他的返鄉一定會完全改變西藏內部的情勢。我不得不好奇,達賴喇嘛與在流亡政府任職的人,對此事的了解程度究竟如何。達賴喇嘛表達了他想要前往最近發生地震的結古多拜訪、安慰災民的願望,如果此事成真,隨著他將出現於結古多的消息在藏人之間傳播開來,將會導致整個青藏高原各地的藏人不遠千里湧集該地的現象。國際社會詮釋此事的方式,將為他在西藏內部的形象、與他在西藏境外的形象,兩者關係千絲萬縷、一衣帶水,提供一個清楚的說明。沒錯,那樣的感覺,無疑有部份還是會執著於他作為一個受到尊崇的佛教大成就者的幻想,然而許多人將會清楚地將此視作他就是一位奮鬥不懈、受到藏人老百姓愛戴、甘地似的偉大人物的明證。

從這個角度來說,就是西藏境內的情況,才造就了達賴喇嘛今日的形象。雖然他在西藏境內的形象與他在西藏境外的形象不盡相同,這兩個形象卻是彼此相關的。而這一點就是這整件事最重要的地方。繼續拒絕處理西藏境內造成達賴喇嘛形象愈亦崇高的不滿與民怨,只會使得那個形象變得更加偉大。中國數十年來在對外宣傳上對達賴喇嘛的詆毀,包括那些講他陰謀想在西藏恢復農奴制度等等的事情,在中國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沒有人當真;當然也不該被當真,既然它們全屬荒誕無稽。如果中國確實想解決達賴喇嘛形象所帶來的問題,那麼中國就必須努力地處理所有緊緊維繫著、支撐著該形象的全部事情本身:也就是各種強化藏人渴望達賴喇嘛回到他們身邊的民怨與不滿。要這麼做的話,坦承而公開的接觸和對話是不可或缺的,跟誰呢?就是西藏人民。這個意謂著中國必須將西藏境內的言論與表達完全除罪化。確實,假如中國繼續將和平表達看法與希望的藏人關押起來,不論他們所講的內容是什麼,或者任何不同意中國對他們的歷史之敘述的人也得身陷囹圄的話,那麼中國委實不能自稱它了解西藏人民的願望。

[1] Zhabs-drung Tshe-ring dbang-rgyal, Mi-dbang rtogs-brjod (Chengdu, 1981), p. 540: Bstan-’gro’i las-dbang myong-bya zlog-tu med-pa’s gegs-dbang-gis Da’i-ching-bā-thur ltos-par bcas-pa-la Rgyal-ba’i dbang-po’i rnam-mkhyen rnyog-mar gyur…” (多卡夏仲‧策仁旺傑,《頗羅鼐傳》,成都:1981年,第540頁。)
[2]  Zhongguo Zangxue yanjiu zhongxin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et al., eds., Yuan yilai Xizang difang yu zhongyang zhengfu guanxi dang’an shiliao huibian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当案史料汇编》 (Beijing, 1994), vol. 2, p. 395:
但達賴喇嘛年少,諸事不能自立,聞喇嘛之父頗作威福,素與康濟鼐不睦,與阿爾布巴、隆布鼐等和好。如果眾噶隆共憤謀殺康濟鼐,則事非隱密,康濟鼐豈肯束手待斃?達賴喇嘛茲稱,眾噶隆夥殺康濟鼐,意在法不責眾,欲寬阿爾布巴之罪。竊料此舉,達賴喇嘛之父或主使之。
[3] Zhabs-drung Tshe-ring dbang-rgyal, op. cit., p.681: de-lta-na ma-legs-kyi/  Bod-yul-gyi ljongs ’dir lus-can thams-cad-kyi skyabs-mgon-du gyur-pa rnam-pa gnyis-te rgyal-ba’i dbang-po yab-sra-s gnyis-so/   de-las paṇ-chen thams-cad mkhyen-pa ni dgung-lo ches-mthon-po’i rtser son-pa’i tshul bstan-te… (多卡夏仲‧策仁旺傑,前引書,第681頁。)
[4] Thub bstan byams pa tshul khrims bstan ’dzin, Lhar bcas srid zhi’i gtsug rgyan gong sa rgyal ba’i dbang po bka’ drin mtshungs med sku phreng bcu gsum pa chen po’i rnam par thar pa rgya mtsho lta bu las mdo tsam brjod pa ngo mtshar rin po che’i phreng ba in Collected Works of Dalai Lama XIII, vols. 6 and 7 (New Delhi, 1982): 42r: Rde-go’i Than-cing-du sdod-pa’i Rgya-dpon zhig-gis phyag-rtags phul-te mjal-kha zhus/   ja-gral/   dkar-spros shing ’bras bcas stabs-te lo-tsā brgyud bka’-mtshams gnang-bar/   Skyabs-mgon chen-po’i sku’i gzi-brjid ma-bzod-pas bka’-lan zhu-rgyu kha-nas ma-thon-par phyi-lugs kyi phyag-’tshal zhus-te yud-cig ’dar zir-zir bsdad/   thung-si Rgya-mi gcig ’dug-pa der ’Dul-ba’i mkhan-po nas bka’-mtshams skad-bsgyur-gyis brjod-pas de yang kha la smra-bcad-kyi grya-btab-pa ltar zhu-lan ma-spobs par gzugs-po ’dar-bzhin-du lus-pa zhig byung-bar grags-so/.  (《十三世達賴喇嘛全集》第6、7冊,新德里,1982年) 。丹珠昂奔在他1998年出版的《歷輩達賴喇嘛、歷輩班禪額爾德尼》(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第384頁裏說該位外國官員乃是駐天津的法國外交官,並且只提到他是前來看達賴喇嘛,有所談話而已。 (原文:「法国驻天津的外交官前来看望,并进行了交谈。」)
[5] 多卡夏仲‧次仁旺傑,前引書,第645頁。
[6] “‘Orientalism’ and Aspects of Violence in the Tibetan Tradition,” in Thierry Dodin and Heinz Räther,Imagining Tibet (Boston, 2001), pp. 317-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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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www.rangzen.net/2010/09/23/於北京談西藏問題-2/#.UQlVzkhBHtI.twitter

2013年1月27日星期日

桑杰嘉 朱瑞:西藏文化人和国际藏学家谈西藏问题的起源与性质

访谈国际著名藏学家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教授艾略特 史伯岭博士  多多摄

访谈西藏著名诗人、活动家丹增尊珠先生  桑杰嘉 摄

美籍华人学者李江琳女士在《洗不干净的血手——发生在藏区的国家罪行》一文中,这样论断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藏区的‘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源头……1955-1956年的时间点,是了解和理解西藏问题的关键点……就是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并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中表示:“现在的西藏问题,不是1951年产生的,而是从1956年开始,在西藏周边的藏区进行暴力土改以后产生的。”

我们认为这样阐释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不仅从学术上来说很有问题,而且不符合史实,甚至对藏人造成了损害。因为李江琳女士近年来致力于研究西藏当代史,在流亡藏人社区走访了很多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并撰文多篇批评中共在图伯特的罪恶。李女士的这篇文章,也用大量中共发布的数据揭露了中共的罪行。正因为如此,李女士如此阐释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对于由于信息不畅,本来就对西藏问题缺乏了解的汉人读者来说,更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关于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和性质,藏人和国际藏学界普遍认为,是从1949年开始的中国对图伯特(西藏)的侵略。为了呈现藏人和国际藏学家的观点,我们特别就此问题对一些藏人和国际藏学家进行了采访,以下是录音整理。

拉桑次仁(Lhasang Tsering):毕业于WYNBERG ALLEN SCHOOL,曾赴穆斯塘,准备参加四水六岗与中共解放军作战,然而,穆斯塘基地被迫辙消。后在流亡政府任职。前西藏青年会会长。现为流亡社区著名异议人士。

作为藏人,我当然以1949年为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因为,这是中国对西藏三区入侵的开始,虽然在这以前共产党也来过西藏,但是,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从这时起,就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入侵了。

西藏的独立,不要说几千年的历史,仅从语言的角度研究,也非常清楚,藏语是与汉语完全不同的语言和文字,为什么这个语言一直保存了下来?说明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这是没有争议的。其实,有关西藏独立的情况,且不说藏人的观点,仅从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发明的“解放”一词,就足以说明西藏是个独立的国家。而在武力下强迫我们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位汉人学者将当代西藏的起源和关键点说成是由于1956年“民改”,让我深感遗憾。没有想到,这些汉人学者,已退步到可以随意改写史实的程度。

虽然中共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一直尊重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现在,中国境内也有人反对这个中共政权,中国当局为了抓住统治权,就把大部分钱花在了“维稳”上。中国人应该认真考虑,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把钱花在改善人们的生活上的,而不是跟邻国对立,跟世界对立,还有,跟他自己的人民对立。当然,中国人的反抗与西藏人的反抗完全不同,无论从国际法还是从文明的角度看,中国对西藏都是入侵,是违背文明价值的。

虽然现在我们提倡中间道路,也就是要求在中国的框架下自治,但是,我认为跟中共政府没有任何理可讲,另外,我也不会把我的孩子交给一个屠杀了我父母的政权。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西藏作为联合国的和平区域而存在。 我反对中间道路,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无望的共产政府。

才旺仁增(Tsering Rigzin), 出生于印度,曾就读于美国,现任西藏青年会会长。

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应该是从1949年开始的:从这时起,中国军队开始入侵西藏。汉人学者的这种1956年“民改论”,是一种编造,完全不符合事实。这在本质上,也是中国当局的观点。这样的人,也只能算是所谓的学者。虽然我得知这种说法时并不吃惊,但无论是我个人还是青年会,都会坚决反对这个说法的。毫无疑问,1949年的入侵,才是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

从我们的角度看,中共政权本来就是非法的。因为有目共睹,世界上的合法政府都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但中国共产党政权不是这样。当然,中国当局会说他们发展了经济,但同时,他们对人权的侵犯也非常严重。对于西藏,中国政府一贯宣传他们的“建设”和“发展”, 其实这非常可笑,他们给予西藏的和从西藏掠夺的根本不成比例,他们的“建设”和“发展”,本质上是为了消灭西藏民族。

从青年会成立时起,我们就坚持西藏独立的立场。这并不是我们奢求,原因很简单:1949年中国侵略前,西藏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争取的是西藏的历史地位。另外,经过十多轮藏中谈判,西藏问题也没有任何进展。中共统治西藏五十多年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不恢复独立,藏民族是没有别的出路的,所以,我个人无论是从前还是将来,都会坚持独立的立场。我们可以与中国作友好邻居,但是,由中国统治,是绝对行不通的。虽然西藏流亡政府寻求中间道路,但流亡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因此其他声音,也是允许存在的。

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出生于印度,著名西藏诗人,作家,活动家。著有英文诗集《穿越边界》,散文诗《转圣地:一个故事和11首诗》,杂文集《Semshook》等。

当代的西藏问题,当然是从1949年开始。其实,这个历史问题,还可以回溯到更早些时候,早至1911年。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中国的开始是1911年。当时中华民国希望继承满清的所有权利,也尝试过征服西藏,但那时的中国没有像后来这样强大,它本身才刚刚开始,所以没来得及对西藏和其他邻国,造成更大的威胁。

有汉人学者提出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是1956年开始的“民改”,这只能代表一部分汉人的观点,或者她个人的观点。西藏人是永远不会承认这个观点的,这是无法接受的。因为,中国入侵西藏是从1949年开始的。提出这样的“民改论”,说实话,让我感到恐惧,这种提法是以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为基础的。如果说当代西藏问题的产生在于中共的“民主改革”,那么,从1949年到1956年这段历史怎么解释?就被抹掉了吗?那些死去的人呢?

在中国历史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很重要,那是一场中国人的革命。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统治整个中国,是第二次中国人的革命。二者在中国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两件事,中国人民觉得是革命的胜利,是进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寄希望成立的,是中国人的一个党,中国人民也曾寄希望于这个党能公平地对待工人、农民,以及社会各阶层,寄希望这个党带领他们走向繁荣富强,这是中国人的期望,从大的方向说,是中国人认可的党和政权。

但是,中国人的革命不能强加给西藏。我们一直都在抗议中国对西藏的图谋,直到今天。也许我们西藏也需要变革,或者说革命,但应该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中国强加我们的,我们也不会接受这种强加的东西。中共在西藏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强加给藏人的,是对西藏的压迫。没有藏人承认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我们也将继续抗议他们强加给我们的东西。

桑杰嘉(Sangjey kep),出生于安多,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1999年流亡印度。现任职流亡政府外交部,《西藏通讯》主编。

作为一个藏人,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当代西藏问题起源于1949年,特别对安多和康区的入侵,这是起点,在藏人中是没有任何争议的。1956年的“民主改革”,只是中共占领西藏后,采取的一个更极端的政策,“民主改革”导致了西藏人的强烈反抗,也死去了很多藏人,但这不是西藏问题的起源,和当代西藏问题的产生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是一个中国境内的学者或者普通华人说出这样的观点,还可以原谅,因为他们有很多信息方面的堵塞。但是,一个生活在西方和自由国家的学者提出这样的理论,让我非常吃惊。这就是把当代西藏问题的性质,即中共入侵西藏的史实,完全篡改了。尤其对当前许多刚接触西藏问题的汉人,这是非常严重的误导,因为他们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作为一个藏人,对李女士这样阐释西藏问题的起源,感到难过。避开1949年中共入侵西藏的这个起点来谈当代西藏问题,是很有中国官方意味的。很明显,这就否定了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把中共对西藏的一个政策上错误,偷换成了西藏问题的本质。

而且我也不同意李女士说的:中共在中国的建政与在西藏的建政一样。事实上,中共政权在西藏的建政和在中国的建政是完全不同的。中共政权在中国的统治,是作为中国的一个政党进行执政,而对西藏是侵略占领。作为一个政府,虽然也有中国人反对它的合法性,但总体来说,尤其是在中共建政早期,还是被不少中国人认可的,但是,在西藏,从1949年开始,根本就没有藏人承认这个政府,它完全是一个侵略者的政权,目的也很明确,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占领,进而消灭西藏民族。

巴瓦 格桑坚参(Kelsang Gyaltsen),出生于康区巴塘,毕业于四川省藏文学校、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曾工作于甘孜州政协、统战部,1999年流亡印度,现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


当代西藏问题,当然是从1949年中国入侵西藏开始。众所周知,历史上直至1949年,西藏是个独立的国家,这部分无需争议。1949年中国入侵西藏,1950年底在昌都战役中,西藏军队被打败,1951年被迫签定了《十七条协议》,到1959年西藏抗议全面爆发,达赖喇嘛尊者和噶厦政府流亡,这一切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对西藏的入侵。当代西藏问题的起点,当然是从1949年开始。

中共在西藏的建政,完全是以一个殖民者通过同化消灭另一个民族的方式进行的。而中共在中国本土的建政,虽然也对中国文化有摧残,但是,还是延袭了一些中国文化,与在西藏所采用的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西藏,是一个外来民族的文化要取代藏民族的文化,要毁灭西藏文化,殖民西藏,这是根本的区别。

1956年只是中共公开撕毁《十七条》,开始对西藏的传统文化和政权制度进行破坏的起点,并不是西藏问题的起点。中共自己的历史里,也对“民主改革”有很多争论。他们讲过,不要再提民主改革了,因为民主改革对西藏文化的破坏是非常大的。不过,中国现在又开始把所谓的民主改革定为正确的政策了。因此,我认为民主改革只能说是中共殖民化西藏的一部分。

有的汉人学者提出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起点,这就回避了西藏当代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我认为,研究西藏当代史,从1949年开始更符合史实。如果避开昌都战役、《十七条》,那就是不完整的西藏现代史。

在藏中和谈中,中国政府一直要求流亡政府方面承认历史上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点,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政府从来也没有承认过。但是,基于汉藏两个民族长远的利益,未来是要在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下跟中国接触的,但这是另外的事情。

话再说回来,从1949年中国入侵西藏,到五六年搞“民主改革”、五九“平叛”,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等,整体上构成了当代西藏问题,缺一不可。

多吉次丹(Dorjee Tsetan),出生于印度,现为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达兰萨拉分会主席。

西藏和中国,毫无疑问,是两个分别独立的国家。而当代西藏问题的产生,就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入侵,所谓的“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等,都是后来的事情。总之,当代西藏问题,是从1949年中国侵略西藏开始产生的。

我感到奇怪,或者说吃惊:居然有汉人学者,把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定为1956年的“民主改革”。持这种观点,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这个人根本不了解西藏问题,要么,故意改写西藏历史,改变西藏问题的本质。这一点,作为藏人,我们是绝对不会接受的。

中共在西藏的建政,就是一种殖民统治。虽然在中国,看上去也有相同的对底层民众的压迫,但性质是不同的。比如在中国,民众可以为保护环境发表言论,但是在西藏,即便要求保护环境,也会遭到严重打压。另外,在西藏,种族歧视,汉人对藏人的歧视,也是非常严重的。中国的法律,很多时候,在西藏是不能实施的。

我不是专家、学者,但是作为年轻一代的自由西藏活动者,我支持西藏争取独立。这与西藏问题的产生是有直接联系的,因为在历史上西藏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自1949年起被另一个国家所侵略,占领至今。另外,中共政权在西藏的统治,也是非常残酷的,在这种情况下与中国当局进行对话,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并且,我们一再被中共所欺騙。这也是为什么,我坚持西藏独立的立场。

中国一直想迫使达赖喇嘛尊者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尊者从来也没有承认这个,也无法承认,因为历史事实不能改变。我们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协会现在正在筹备一个纪念西藏独立一百周年的活动,纪念1913年2月13日,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就中国图谋西藏的企图,严正声明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日子,目前,所有的NGO都在筹备这个纪念活动。

艾略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 )博士,精通藏语和汉语,美国印地安那大学中欧亚研究系西藏学副教授。

把“民主改革”说成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是不行的。毫无疑问,当代西藏问题是从1949年开始的,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图伯特并没有受到热烈欢迎,图伯特人还进行了武装抵抗。当时在图伯特人的眼里,就已经清楚了中国对他们的恶行。也就是说,在1956年之前,图伯特人已经有了抵抗。而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中国的一个政策问题。当代西藏问题在这之前就产生了,从中国一入侵图伯特就开始了。

如果把西藏问题的起源定为1956年“民主改革”,那么,怎么解释图伯特人在1950年的抵抗呢?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重申了图伯特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时,图伯特人就有了图伯特国民感。到什么程度呢,图伯特的各阶层都有了这个国民感,例如根顿群培这些学者,都表达过这种国民感、民族感。

中共在西藏的建政,与在中国建政相比,有很大的区别。不但是西藏,也可以说在蒙古和新疆都有这个问题。不过,西藏是特别敏感的。虽然1951年签定了“十七条”,那个“条”,实质上应该是条约的“条”,当时,从拉萨去北京谈判的人不了解这个汉语的技巧,以为是一个条约。但是中国政府写成了条件的“条”, 他们是故意的。

按照共产主义理论,必须有一个巩固的中央集权。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十七条”中所承诺的给予图伯特人的自治,就很难实现了。中共在中国搞了土地改革,那么到了1956年,中国说西藏方面撕毁了“十七条”,就开始在图伯特搞土地改革。那时,图伯特人要求实现民族统一,把康、安多和卫藏统一在一个区域内。中共“民主改革”开始时,尚没有西藏自治区,只有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统治之下发生的,也影响到了拉萨、日喀则等地区。

在中国,土地很少,人口很多,人们都需要工作,需要吃的;而图伯特的情况完全相反,土地很多,人口很少。利用土地之名搞革命不行,中共只有另找理由,所以就搞了“民主改革”,特别是搞阶级斗争。在中国,他们说地主是你的压迫者,有不少中国人就相信了;但是在图伯特,使用这个矛盾却不灵。西藏没有地主,他们就把寺院说成地主,说是压迫你们的阶级敌人。但是在西藏,一般情况下,每个家庭都有出家人,图伯特人尊重喇嘛,而且,这些出家人完全不像中国说的那样剥削人,寺院的物质和经济,也根本不是中国所污蔑的那样。所以,中共用同样的说法,在图伯特就挑拨不起来阶级斗争,相反,很多人说,我们跟寺院没有矛盾,这些外来人是在毁灭我们的寺院,破坏我们的传统社会,我们跟这些外来人才有矛盾。这就产生了民族矛盾,你可以从班禅喇嘛、降边嘉措等人的书中看到这些。

这个冲突越来越严重。图伯特人的民族感、国民感就会被激发出来,当然这个国民感、民族感是早就有了的,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更比“民主改革”还早。所以,“民主改革”是这个冲突发展的一个阶段。现在我们也知道了,1956年起在康,1958年在安多,屠杀了那么多的藏人,这些人不是“阶级敌人”,都是普通人啊,被杀了那么多!这是中国的政策有问题,但是他们不承认,说是这些藏人有问题。

总之,无论是60年代、70年代、还是80年代的“自治”,都不是图伯特人期望的那种自治。图伯特人要求的自治,是除了外交和国防之外,一切权力都该在他们自己的手里。但是,中国共产党政权,是要掌握所有的权力的,这就发生了冲突,图伯特人说,这不是真正的自治,境内这样说,境外达兰萨拉这边也这样说,说他们要真正的自治。不过,实现真正的自治的话,就改变了中国共产党政权最基本的原则。

关于图伯特是否应该独立,我认为图伯特人民应该有自决权,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在流亡社会里,有不少人,如是你问他们,走中间道路行不行,他们都会说赞成,说这是释加牟尼的佛法。那么,究竟什么是中间道路呢?就是说图伯特要作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再问他们:图伯特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吗?很多支持中间道路的人就会起来反对了。

这个问题有一点奇怪,他们赞成的不是逻辑,而是说要按照达赖喇嘛尊者的主张去做。只因为是达赖喇嘛尊者要的,他们就接受。这里有点儿个人崇拜的问题。当然,达赖喇嘛尊者是仁者,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尊崇,与毛泽东、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完全不同。不过,对待中间道路和独立的主张,也需要一颗诚实的心,需要好好思考。



民主中国首发: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2561
转自唯色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1/blog-post_28.html

2013年1月21日星期一

我在达兰萨拉

昨天,茉莉姐建议我发几张达兰萨拉的照片,她说,身在瑞典冬天的黯淡里,尤为渴望印度的明媚。于是,我今天去下达兰萨拉买菜时,就带上了相机,拍了这几张照片,和以往的几张一并发表,献给茉莉姐。——朱瑞按


几乎每一天的黄昏,越过窗前的经幡,我都会看到落日的两边,伸出一条横向的长长的玫瑰色。

我常常沿着这条路,步行到下达兰萨拉买菜。右侧是高高的山峦。
走在去往下达兰萨拉的路上,偶然抬头,看到了一颗结满了桔子的绿树。

朝拜达赖喇嘛尊者初来印度居住的地方时,我经过了这个小小的村庄。

我去下达兰萨拉时,经过的一个将军府,这房子的门前,永远放着一个水罐,供路人解渴。

我(左)采访西藏著名诗人丹增尊珠(中)时,桑杰嘉为我们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在达兰萨拉的一家意大利餐馆里。

2013年1月20日星期日

阿妈,我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作者:Bhuchung D. Sonam
译者:Ogyen Kyab
编辑:Tsering Woeser


阿妈,我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河流干涸的那年


那是什么时候?
——庄稼歉收的那年
我们忍饥挨饿很多天
真担心你活不成

是我们搬进新房子的那年吗?
——是我们的房子被没收的那年
被“爱国”的党员们瓜分了
我们被赶出家园,你出生在牛棚里

那是哪一年呢?
——是他们摧毁寺院的那年
把熔化的青铜佛像做成子弹的那年
你出生的时候,灰尘漫天

是爷爷离去的那年吗?
——那是他们把你爷爷关进监狱
让他清理粪便,让他在田地杀虫的那年
你出生的时候,没有男人在家

我是很多墙壁被推倒的那年出生的吗?
——是他们砸垮了祈愿大殿
把房梁剁碎,满墙的壁画被污损的那年
你是从东部吹来狂风的时候出生的

那是哪一年呢?
——是他们在村子里焚烧经书
唱着革命歌曲,歌颂党的那年
你出生在一个寸草不长的年代

是您停止唱歌的那年吗?
——那是邻居挖水渠时,无意唱了传统歌曲
就被送往劳改营的那年
你出生在一个人们接踵失踪的年代

那是什么时候?
——是他们在每一面墙上写红色标语
“露头便打”
你出生时,太阳离开了我们的天空

那又是什么时候?
——那年就是你的父亲…….你的父亲…….


原文:

When was I Born?


By Bhuchung D. Sonam


Mother, when was I born?
In the year the river dried

When was that?
That was the year when crops failed
And we went hungry for many days
We feared that you would never survive

Was that the year we moved to a new house?
That was the year when they confiscated our house

And divided it among the patriotic Party members
We were banished to the cowshed where you were born

What year was that?
That was the year when they destroyed the monastery

Melted all the bronze images to make bullets
You were born when dust filled the sky

Was that the year grandpa went away?
That was the year when they sent your grandfather to prison
Where he cleaned shit and butchered insects in the fields
You were born when there were no men in our house

Was I born in the year the walls were pulled down?
That was the year when they ripped apart the prayer hall
Wooden beams were hammered to splinters and frescoes soiled
You were born when a crazy wind blew from the east

What year was that?
That was the year they burnt scriptures in the village square
And sang revolutionary songs in praise of the Party
You were born when blades of grass refused to grow


Was it the year you stopped singing?

It was the year they took our neighbor to the hard labor camp
When she sang a traditional song while digging a canal
You were born when people disappeared one after another

When was that?
That was the year they wrote the big red slogan on the walls

‘Heads that stick out will be hammered down’
You were born when the sun shied away from our sky

When was that?
That was the year when your father... your father...

2013年1月13日星期日

朱瑞:与日本画家井早智代( Tomoyo Ihaya)相识


在井早智代的画展上   摄影:中原一博(Kazuhiro Nakahara)

第一次看到井早智代Tomoyo Ihaya的画,是在唯色的facebook里。 那如同皮肤一样纹理清晰的粗纸上,忧伤地跳动着一个生命对另外一些正在燃烧的生命的理解和疼痛。 像一个个纪念碑,色彩纯稚地展现了图伯特民族最为艰难和痛苦的历史时刻。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画家,有着如此敏感而柔嫩的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画家,可以如此深沉地感知国破山碎的图伯特?我对这画家充满了敬意,也充满了想像,只是,一点也没有想到,我们是见过面的,我还为她驻足凝视过。

那是不久前,我经过下达兰萨拉的一家甜茶馆时,看到一位女子站在不远处的木柱旁,正有一个印度乞丐跟她伸出了手。她给予我的只是侧面,不过,那清瘦而笔直的身子,看上去格外清爽,也可以说,很美。我不能自已地停下了脚步,凝望着。

我常不自觉地成为美的俘虏。我为一座古老的建筑而留步,也为一片落叶而难过。我的朋友中,画家诗人居多。这一点,后来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因为,我的生活圈子过于狭小了,具体地说,除了那些有着自由精神的文人、艺术家以外,我根本不了解其他类型的人。所以,当那个民运女流氓对我栽赃陷害和进行系列的黑社会式攻击时,我就成了待宰羔羊,束手无策。

话再说回来,有一天,我采访诗人丹增尊珠时,突然,他的院子里响起狗的叫声,接着有人打开了门,两个女子进来了。其中的一位,就是她——我在下达兰萨拉见到过的那位清瘦美丽的女子。

我们立刻就成了朋友。记得在境内西藏时,也是如此,人与人一见面就是朋友。那年,我去桑耶寺横渡雅鲁藏布时,在那个古老的木船上,挨着我的两个老妇人,让我躺在她们的怀里,而后,体贴地把无油饼子送到了我的嘴里。那是一种毫无设防的一个生命对另外一个生命的关怀。

当然,她不是藏人,但是,却有着藏人的天性,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怜爱。来达兰萨拉的外国人,一般来说,都会多多少少地被西藏文化所感染。 她告诉我,她是日本人,也住在加拿大,接着,就拿出了她的很多的画。

“啊,我认识这些画啊!在唯色的facebook上、博客上!”我抚摸着那些纹路清晰,似乎还带着体温的粗纸。

“朱瑞是唯色的朋友。”丹增尊珠在一边对女画家解释着。

“真的?我太喜欢唯色的诗了,那是最好最好的诗!我看《西藏的密秘》时,都看哭了…….”她说。

分别时依依,都相约再见面。不久,唯色收到了这位画家寄到北京的画,并让我转达谢意。于是,我们又见面,这次,坐在一家餐厅的沙发上,我们谈了很久。她告诉我,她毕业于日本东京的Rikkyo University 德国文学系,同时修习了东方哲学和艺术史,到加拿大后,又学习了两年工作室艺术。

她还告诉我,在很小的时候,从电视里看到人们磕长头,她就会感动。后来,她多次听过达赖喇嘛尊者讲法。她说,到了温哥华以后,一位朋友带她专门学习了一些佛学和禅修。

今年是她第十三次来达兰萨拉。第一次是2005年。她专门去过拉达克,并在那里的一个很小的寺庙里,禅修了两周。

“我遇到的很多藏人,都非常好,对我,像是对待家人一样,告诉我他们悲伤的流亡故事,但是,都没有怨言,很平静。”

“听到藏人自焚的消息时,我非常难过,我开始画,画一个个烈士,我甚至可以看到他们的脸。看到他们半个身体是白色的,半个身体是黑色的,我感到疼痛,有时一边画一边哭。”

“我是九月份来达兰萨拉,到目前,有五十多人自焚了,仅去年11月,就有28人自焚,一想到这些,我就难过,我参加每个烛光祈祷会,每一个。现在,我感到很疲倦,吃不下东西,全身无力。我很高兴,唯色分享了我的画……”

我也告诉了她我的故事,我说:“我出生在哈尔滨附近的一座小县城……”

“哈尔滨?!”她打断了我的话,张着嘴巴,直直地看着我,而后,喃喃着,“哈尔滨,哈尔滨,我们侵略过那里啊,我们曾经侵略过你们……对不起。”

我无语。就想到我们这些正在侵略图伯特的中国人,肆无忌惮地掠夺图伯特资源的中国人,很少愿意向图伯特人说声对不起。

昨天是她的画展,我也去了那里,还有中原一博(Kazuhiro Nakahara)也去了,中原让我俩一起站在那些纪念画前,拍了这张照片。后来,我们三个人一起吃了午饭,她一如继往地吃得很少。 她说:“自从自焚发生以来,一直这样,吃不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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