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日甲，1928年生于西藏安多尖扎。1959年流亡印度。现居住在印度达兰萨拉。
6．强逼我们交粮
汉人打下了昂拉，我们投降后不久，我结婚了。妻子是我们附近一个村子的人，她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彼此喜欢，所以我就娶了她。
汉人军队离开时，共产政府宣布给我们七年自由生活：偷东西也可以，欺压别人也可以，去什么地方都自由，也可以跟共产党走等等。昂拉被占领的头三年，共产党没有干涉我们一句话，民众可以自由生活，想做什么做什么。
三年后（１９５５年）开始了粮食“珠热俄仓”运动（译注：统购统销），征收农田税和统购统销。汉人说：你们的农田可以产粮食多少多少，除掉留种子、人吃的、喂牲畜的，还剩这么多粮食，那么得把余粮交出来。汉人把农田分成特等、一二三等不同等级，认定各等级的农田各每年产多少多少粮食。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么多粮食。比如我家，光农田税就要交一千斤粮食，而且要运送到热贡（译注：今青海同仁县），而这一千斤粮食需要雇八十头毛驴来驮。剩下的必需按照政府定的价，卖给政府。我们的农田很小，根本没法交出那么多粮食，只好把家里的豆子、杂粮、青稞等农作物统统交出来。家乡很多人家，秋收后本来一般储藏够一年的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不得不全部拿出来统购统销了。
汉人收购粮食时，如果有人交不出来粮食，就会遭到殴打，五花大绑，绑得很多人脱臼。登记和逼迫民众出售粮食的，有汉人干部，也有藏人干部。汉人干部是头头，藏人干部是助手。由于藏人的武器已经全部被收缴了，在捆绑没有粮食的民众时，那些干部就有恃无恐了。交得出要交，交不出也得交，严重的会遭关押。大家不敢说不，无能无力，只能按着他们的要求缴税。
我们村有个叫图杰的人，汉人命令他要缴三千斤粮食。其实他家的粮食都缴了，根本没有粮食了。由于无法忍受捆绑殴打的折磨，他答应第二天就送三千斤粮食到县城。他在甲巴囊的会上说：“明天我就要把三千斤粮食送到县城，请大家向我学习。今天我身体有点不适，我想请假休息。”然后他回到自己的村庄，村子里也在召开会议。他又在村会上说：“明天我就要把三千斤粮食送到县城，我当然要给共产党缴税，请大家学习我。今天我身体有点不适，我想请假休息。”他没有回家，直接跑到黄河边跳进黄河自杀了。因为，他根本没有粮食可交了。
另一个叫拉萨的村子，干部们冲到一个叫尤拉甲的藏人家里强迫他交粮食。他无法忍受折磨和侮辱，和干部出来后在晒粮食的麦场上割脖子自杀了……仅仅在统购统销的这一时期，我们那里就有四个人自杀身亡。还有几个是去自杀，被家人从黄河岸边拉回来的。
昂拉“解放”前，我们不给头人缴税，也不给马步芳政府缴税。统购统销时，他们说“我们头上出现了红太阳”，就这样强逼我们把家中的所有农作物都给交了，一点吃的也没有了，发生了饥荒。当时很多人逃跑。在昂拉统购统销搞了一年的时候，我也想到了逃跑。那时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７．抛家别子
那时我们不能随便走动，只要走出村庄就得请假，申请批准。如果外地人来我们村，也必须要有人担保后才能进来。检查进出的干部是本地人。我们最初商量出逃的有三个人：我、更桑、还有一个是个回族，叫尼锁，他是汉人的干部。尼锁对我和更桑说：“你们两个好好干，等过了年我们三人一起跑。我们对干部说我们出去挣钱，一年内会给国家交很多钱。然后我们去拉萨，到了拉萨我们去寺院当僧人（译注：那时中共在“西藏”尚未推行“改革”政策，在很多安多和康的藏人看来，还是“自由”的地方）。你俩出家没问题，我也可以出家为僧，只要不吃穆斯林教义禁止的食物就行。”
有一天我们村里开会。来了两个人，不分青红皂白把我押送到二楼，那里有个汉人官员。那个汉人官员藏语说得非常流利，他叫了我的名字说：“洛日甲，你已经犯了三次错了，你要老实一点。”这件事吓得我决定出逃。两三天之后，我就与同伴更桑一起逃亡了。我们俩向村里请了两天假，说要去找种子下地，就这样逃出去了。我跑的时候没有对我的妻子说，也未能告知尼锁。
跑之前的那个晚上，两个孩子和老婆睡在我旁边。我的大儿子叫次仁多杰，七岁；小儿子叫格桑贡保，三岁。我当时想六亿中国人都能扛着，我一个人为什么担负不起这个痛苦呢？我想过自己逃亡后家人会更艰难，我这样想过……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看着孩子和老婆我非常伤心，但是我还是决定逃亡了。
我们非常幸运，逃出去了，其他很多人没有成功。我叔叔叫夏扎南召，在昂拉是个非常有名的人，我逃离家乡后不久得知他上吊自杀了。还有一个叫鲁先的人，也是昂拉数一数二的人物，割脖子自杀的。几年后我的两个孩子和妻子，还有我盲了眼的母亲，都饿死了。汉人不给粮食，饿死了。
８．“横穿了时间中所有的痛苦”
我俩先跑到青海湖，那里我有一个叔叔。我叔叔在多拉（译注：现祁连县）为我们办了去拉萨的通行证。当时我们听说拉萨还比较自由，所以我们选择了去拉萨。心想先呆在拉萨观望情况：如果家乡那边的汉人改变了我们就回去，如果拉萨的情况也糟糕我们就往印度跑。我到拉萨时已是1958年。刚到拉萨时，我们还听不懂康巴方言和拉萨方言。
当时在拉萨八廓街上，我们还看到有枪支出售，不知道是汉人的还是藏人的，反正有武器销售。在昂拉老家人们的枪支、刀等都已被没收了。看到这些武器后我们心里很高兴，觉得我们藏人还没有彻底完蛋，还有一点希望。拉萨虽然驻扎了汉人的军队，但也有藏军在各处巡逻（译注：其时藏军已并入解放军编制），看到这些后我们觉得藏人还有点实力。
当时汉人已经发布通告，命安多和康的藏人返回原籍。达赖喇嘛对此通告的回答是：“我也是安多来的，而且班禅喇嘛也是从安多来的。”如此似乎稍有缓和。由于我们是安多人，无法呆在拉萨，我们就去占卜看如何是好。占卜结果是经商不吉、到山南参加四水六岗军也不吉，只有出家为僧为最佳。我们就选择去出家了。我和贡桑是在哲蚌寺出的家。我们在八廓街买些鼻烟什么的，然后到偏远的村子用鼻烟换糌粑度日。与家乡比，在拉萨这样应该算是过得很好了。
1959年3月，我是在寺院里，听说罗布林卡发生了保卫事件（译注：指民众担心达赖喇嘛被中国人扣留，包围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去西藏军区看戏）。罗布林卡发生保卫事件时，哲蚌寺有噶厦的武器。寺院把武器发给了僧人们，我也得到了一支英制卡丹枪。罗布林卡的事态稍有缓和的时候，寺院又开始把发下去的枪支收回。我没有交回枪，而是带着枪走出寺院了。我决定去山南参加四水六岗护教军。更桑已经先我去了山南。拉萨发生“世时翻转” 时（译注：指1959年３月拉萨事件），我已经到了山南。
我和我的同伴更桑一直在一起，后来一起到了印度。1966年我去尼泊尔的时候，收到亲戚写给我的一封信，得知我妻子和孩子都在1962年的饥荒中饿死了。知道这个消息后，我专门去菩提伽耶做了法事为他们祈祷。亲戚们叫我回家，但是家里什么也没有了，我回去干吗？
更桑到印度后，在离达兰萨拉不远的地方闭关修行一直到2000年，后来去世了。在这里火葬时，火葬场的上空升起了彩虹。
我二十九岁从家里出来，就这样到了印度，现在已经82岁。我看不到我们祖辈生活的家园，自己只能在异国他乡生活。是谁抢占了我的土地，我的家园？是谁抢占了我们的博？我们像小鸟被从巢中赶了出来，横穿了时间中所有的痛苦，从家里到拉萨，从拉萨再到印度，走过了所有的痛苦。这一切都是汉人造成的。我当然恨汉人，我的家园被汉人抢占了。
（洛日甲访谈完）
采访者：唐丹鸿
翻译：桑杰嘉
采访地点：达兰萨拉
采访时间：2010年8月
唐注：1949年中共军队开始入侵西藏（图博特）康和安多等地区时，在安多遭到尖扎昂拉（即今中共行政区划青海省尖扎县昂拉乡）部落民的坚决抵抗，历时近三年未得以进入该地区，故当时尖扎昂拉被中国人称作“小台湾”。在中共官方记述中，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委之职的习仲勋，先后十数次“政治争取”昂拉部落首领项谦无效后，最终进行了“军事进剿”，从而“进一步政治争取”项谦的“归顺”。“争取青海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是习仲勋的统战理论在西北地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为此毛泽东赞扬他‘比诸葛亮还厉害’。”[中国共产党新闻>史海回眸>人物长廊>习仲勋与统一战线 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038/7650383.html ]
受访者洛日甲以一个普通部落民视角回忆了这段“统战”史。
6．强逼我们交粮
汉人打下了昂拉，我们投降后不久，我结婚了。妻子是我们附近一个村子的人，她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彼此喜欢，所以我就娶了她。
汉人军队离开时，共产政府宣布给我们七年自由生活：偷东西也可以，欺压别人也可以，去什么地方都自由，也可以跟共产党走等等。昂拉被占领的头三年，共产党没有干涉我们一句话，民众可以自由生活，想做什么做什么。
三年后（１９５５年）开始了粮食“珠热俄仓”运动（译注：统购统销），征收农田税和统购统销。汉人说：你们的农田可以产粮食多少多少，除掉留种子、人吃的、喂牲畜的，还剩这么多粮食，那么得把余粮交出来。汉人把农田分成特等、一二三等不同等级，认定各等级的农田各每年产多少多少粮食。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么多粮食。比如我家，光农田税就要交一千斤粮食，而且要运送到热贡（译注：今青海同仁县），而这一千斤粮食需要雇八十头毛驴来驮。剩下的必需按照政府定的价，卖给政府。我们的农田很小，根本没法交出那么多粮食，只好把家里的豆子、杂粮、青稞等农作物统统交出来。家乡很多人家，秋收后本来一般储藏够一年的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不得不全部拿出来统购统销了。
汉人收购粮食时，如果有人交不出来粮食，就会遭到殴打，五花大绑，绑得很多人脱臼。登记和逼迫民众出售粮食的，有汉人干部，也有藏人干部。汉人干部是头头，藏人干部是助手。由于藏人的武器已经全部被收缴了，在捆绑没有粮食的民众时，那些干部就有恃无恐了。交得出要交，交不出也得交，严重的会遭关押。大家不敢说不，无能无力，只能按着他们的要求缴税。
我们村有个叫图杰的人，汉人命令他要缴三千斤粮食。其实他家的粮食都缴了，根本没有粮食了。由于无法忍受捆绑殴打的折磨，他答应第二天就送三千斤粮食到县城。他在甲巴囊的会上说：“明天我就要把三千斤粮食送到县城，请大家向我学习。今天我身体有点不适，我想请假休息。”然后他回到自己的村庄，村子里也在召开会议。他又在村会上说：“明天我就要把三千斤粮食送到县城，我当然要给共产党缴税，请大家学习我。今天我身体有点不适，我想请假休息。”他没有回家，直接跑到黄河边跳进黄河自杀了。因为，他根本没有粮食可交了。
另一个叫拉萨的村子，干部们冲到一个叫尤拉甲的藏人家里强迫他交粮食。他无法忍受折磨和侮辱，和干部出来后在晒粮食的麦场上割脖子自杀了……仅仅在统购统销的这一时期，我们那里就有四个人自杀身亡。还有几个是去自杀，被家人从黄河岸边拉回来的。
昂拉“解放”前，我们不给头人缴税，也不给马步芳政府缴税。统购统销时，他们说“我们头上出现了红太阳”，就这样强逼我们把家中的所有农作物都给交了，一点吃的也没有了，发生了饥荒。当时很多人逃跑。在昂拉统购统销搞了一年的时候，我也想到了逃跑。那时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７．抛家别子
那时我们不能随便走动，只要走出村庄就得请假，申请批准。如果外地人来我们村，也必须要有人担保后才能进来。检查进出的干部是本地人。我们最初商量出逃的有三个人：我、更桑、还有一个是个回族，叫尼锁，他是汉人的干部。尼锁对我和更桑说：“你们两个好好干，等过了年我们三人一起跑。我们对干部说我们出去挣钱，一年内会给国家交很多钱。然后我们去拉萨，到了拉萨我们去寺院当僧人（译注：那时中共在“西藏”尚未推行“改革”政策，在很多安多和康的藏人看来，还是“自由”的地方）。你俩出家没问题，我也可以出家为僧，只要不吃穆斯林教义禁止的食物就行。”
有一天我们村里开会。来了两个人，不分青红皂白把我押送到二楼，那里有个汉人官员。那个汉人官员藏语说得非常流利，他叫了我的名字说：“洛日甲，你已经犯了三次错了，你要老实一点。”这件事吓得我决定出逃。两三天之后，我就与同伴更桑一起逃亡了。我们俩向村里请了两天假，说要去找种子下地，就这样逃出去了。我跑的时候没有对我的妻子说，也未能告知尼锁。
跑之前的那个晚上，两个孩子和老婆睡在我旁边。我的大儿子叫次仁多杰，七岁；小儿子叫格桑贡保，三岁。我当时想六亿中国人都能扛着，我一个人为什么担负不起这个痛苦呢？我想过自己逃亡后家人会更艰难，我这样想过……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看着孩子和老婆我非常伤心，但是我还是决定逃亡了。
我们非常幸运，逃出去了，其他很多人没有成功。我叔叔叫夏扎南召，在昂拉是个非常有名的人，我逃离家乡后不久得知他上吊自杀了。还有一个叫鲁先的人，也是昂拉数一数二的人物，割脖子自杀的。几年后我的两个孩子和妻子，还有我盲了眼的母亲，都饿死了。汉人不给粮食，饿死了。
８．“横穿了时间中所有的痛苦”
我俩先跑到青海湖，那里我有一个叔叔。我叔叔在多拉（译注：现祁连县）为我们办了去拉萨的通行证。当时我们听说拉萨还比较自由，所以我们选择了去拉萨。心想先呆在拉萨观望情况：如果家乡那边的汉人改变了我们就回去，如果拉萨的情况也糟糕我们就往印度跑。我到拉萨时已是1958年。刚到拉萨时，我们还听不懂康巴方言和拉萨方言。
当时在拉萨八廓街上，我们还看到有枪支出售，不知道是汉人的还是藏人的，反正有武器销售。在昂拉老家人们的枪支、刀等都已被没收了。看到这些武器后我们心里很高兴，觉得我们藏人还没有彻底完蛋，还有一点希望。拉萨虽然驻扎了汉人的军队，但也有藏军在各处巡逻（译注：其时藏军已并入解放军编制），看到这些后我们觉得藏人还有点实力。
当时汉人已经发布通告，命安多和康的藏人返回原籍。达赖喇嘛对此通告的回答是：“我也是安多来的，而且班禅喇嘛也是从安多来的。”如此似乎稍有缓和。由于我们是安多人，无法呆在拉萨，我们就去占卜看如何是好。占卜结果是经商不吉、到山南参加四水六岗军也不吉，只有出家为僧为最佳。我们就选择去出家了。我和贡桑是在哲蚌寺出的家。我们在八廓街买些鼻烟什么的，然后到偏远的村子用鼻烟换糌粑度日。与家乡比，在拉萨这样应该算是过得很好了。
1959年3月，我是在寺院里，听说罗布林卡发生了保卫事件（译注：指民众担心达赖喇嘛被中国人扣留，包围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去西藏军区看戏）。罗布林卡发生保卫事件时，哲蚌寺有噶厦的武器。寺院把武器发给了僧人们，我也得到了一支英制卡丹枪。罗布林卡的事态稍有缓和的时候，寺院又开始把发下去的枪支收回。我没有交回枪，而是带着枪走出寺院了。我决定去山南参加四水六岗护教军。更桑已经先我去了山南。拉萨发生“世时翻转” 时（译注：指1959年３月拉萨事件），我已经到了山南。
我和我的同伴更桑一直在一起，后来一起到了印度。1966年我去尼泊尔的时候，收到亲戚写给我的一封信，得知我妻子和孩子都在1962年的饥荒中饿死了。知道这个消息后，我专门去菩提伽耶做了法事为他们祈祷。亲戚们叫我回家，但是家里什么也没有了，我回去干吗？
更桑到印度后，在离达兰萨拉不远的地方闭关修行一直到2000年，后来去世了。在这里火葬时，火葬场的上空升起了彩虹。
我二十九岁从家里出来，就这样到了印度，现在已经82岁。我看不到我们祖辈生活的家园，自己只能在异国他乡生活。是谁抢占了我的土地，我的家园？是谁抢占了我们的博？我们像小鸟被从巢中赶了出来，横穿了时间中所有的痛苦，从家里到拉萨，从拉萨再到印度，走过了所有的痛苦。这一切都是汉人造成的。我当然恨汉人，我的家园被汉人抢占了。
（洛日甲访谈完）
采访者：唐丹鸿
翻译：桑杰嘉
采访地点：达兰萨拉
采访时间：2010年8月
唐注：1949年中共军队开始入侵西藏（图博特）康和安多等地区时，在安多遭到尖扎昂拉（即今中共行政区划青海省尖扎县昂拉乡）部落民的坚决抵抗，历时近三年未得以进入该地区，故当时尖扎昂拉被中国人称作“小台湾”。在中共官方记述中，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委之职的习仲勋，先后十数次“政治争取”昂拉部落首领项谦无效后，最终进行了“军事进剿”，从而“进一步政治争取”项谦的“归顺”。“争取青海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是习仲勋的统战理论在西北地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为此毛泽东赞扬他‘比诸葛亮还厉害’。”[中国共产党新闻>史海回眸>人物长廊>习仲勋与统一战线 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038/7650383.html ]
受访者洛日甲以一个普通部落民视角回忆了这段“统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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