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不要指望奇迹

10月8日，我和唯色在去拉萨的火车上，从朋友的手机短信知道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好消息。刘晓波是我的朋友，我们还曾住过邻居，来往密切。我为他得诺贝尔奖高兴。在他被当局判刑11年，而这得奖的确又和他被判刑有关时，得奖对他具有一种补偿意义，同时又是给抓捕他的专制当局的一个耳光，这是我为他得奖高兴的主要理由。

在刘晓波被当局抓进监狱之后，北京国保曾这样威胁过我：“我们不希望在你和唯色身上，发生刘晓波那种突破。”说这话的国保如果现在还能记起当时的话，应该获得一种领悟，正是他们，帮助刘晓波实现了如此巨大的突破。

不过我却没有中文网络上那种对得奖效果的欢欣鼓舞，从仅在一个网页上看到的文章题目就能看出期待之高，如“刘晓波获和平奖将启动中国民主转型之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中国转型的助推器”、“刘晓波获奖，人民胜利了！” ……还有“中国公民盛大节日，民间欢呼庆贺，天南海北鞭炮齐鸣”一类描写，在我看就是对得奖作用的过度放大了。

诺贝尔奖有一时的心理作用，却远没有那么大的实际作用。远的不说，达赖喇嘛获诺贝尔和平奖时，很多人也有类似期待。但是到今天，达赖喇嘛获奖已经过去二十一年，西藏问题不要说有突破，任何进展都未取得，甚至还有退步。这个堪称世界最高的奖项赋予达赖喇嘛的光环，根本未被中共放在眼中。他们对达赖喇嘛的羞辱和攻击一天都没因为诺贝尔奖有丝毫减弱。在今天，几乎已经没有人再把西藏问题的解决与达赖喇嘛的诺贝尔奖联系在一起了。又何以指望中国的民主转型可以和诺贝尔奖联系在一起？

如果靠颁发诺贝尔奖的桂冠能够结束专制制度，实现民主转型，改变这个世界就太容易了。一个诺奖充当世界救星，受苦受难的民族和人民等着被它拯救就好。其实，抱有这种希望的往往是弱者，自信和强大的民族从来没有把诺奖提到令人膜拜的高度，也不会为其纠结，而弱者恰恰因为找不到足以支撑自己的力量，缺少投身斗争取得胜利的信心，也就难免把命运的改变托付给奇迹。

得诺贝尔奖本身已是如同博彩大奖的奇迹，可遇不可求。一旦中了彩，正常反应只是对中奖者的祝贺，延伸一些意义和探讨也无不可，但若把现实世界的变化寄托于此，却是一种无根的虚幻。

2010-10-11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西藏：困顿轮回与良心的距离（上）

作者：唐丹鸿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一、侵略西藏势在必行

 1932年8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罗布林卡写下了他留给西藏人民的遗嘱。他警告：“就是在这里——西藏的心脏， 宗教和政府可能会受到内外夹击。如果我们不能保卫自己的国家，情如父子的达赖喇嘛和班禪喇嘛以及其他所有受人敬重的活佛就可能销声匿迹，落到无人知晓的地步；僧侣会遭到摧残，寺院会遭到毁坏；佛法统治遭到削弱；政府官员的土地和财产遭到没收，这些官员将被迫服侍敌人，或像乞丐一样飘流四方。众生万物都将陷 入水深火热之中，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苦难的日日夜夜就会没完没了，令人难熬。”

20世纪30年代末，西藏安多达泽（中国现划为青海省平安县）一家普通农家的小男孩拉木登珠，最爱玩的游戏是叉腿坐 在窗框上，煞有介事地说他是在骑马去拉萨。他要去拉萨的愿望如此强烈，常常独自一人玩著整理行装、上路奔向圣城拉萨的游戏。之后，3岁的拉木登珠奔向的是 一条艰难坎坷的、用任何语言也难以诉尽的苦涩之路:

 当中国国民党军阀马步芳得知西藏的寻访队找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这个达泽男孩的消息后，派人到塔尔寺将灵童扣为人质，厚颜无耻地先后共勒索四十万大洋（当时约相当于四十万美元）的赎身费。藏人尽管愤怒无比，但别无他法，只好付了这笔巨款。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其实之前清朝的入侵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意图，早已峥嵘显露，但似乎没有让整日念经拜佛的藏人意识到国防的重要。

 藏历16绕迥土牛年末的一个深夜，古老的、孤立自在的雪域西藏的一个寻常的冬夜。牛羊归圈，生意打烊。人们转完了晚间的林廓，磕完自定的长头数，带着为众生祈祷后的安宁感睡去。布达拉宫灵塔殿中，历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在酥油长明灯光中，珠宝黄金闪耀着璀璨的光辉。这些酥油灯光、这些珠宝的光芒都来自信徒的虔诚供奉，也见证了一个古老国度和她有效执政数百年的噶厦政府的延续。十五岁的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做了什么呢？不外礼佛诵经、念习老师布置的繁重的经课 ……

 古老的、孤立自在的西藏，已经笼罩在来自东边的威胁中。1949年9月12日西藏外交局给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写了一封 信：“‘西藏是观音菩萨教化之地，已成为宗教兴旺发达的美妙地方，不论在过去和现在，一直享受着独立自主的权利，从未丧失于外国，由于青海、新疆与西藏接壤，请不要让（共产党）军队越境进入西藏领土。你若能向手下文武官员下达如此命令并认真执行，我们就放心了，西藏的一些土地，在最近几年被中国占去了，如中国内部的战乱结束后，希望能举行谈判解决。’毛泽东给噶厦的回答是命令第一、二野战军‘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古老的、孤立自在的西藏，她很快将被东边那个新兴的共产主义血腥怪物无情地吞噬。

这个夜晚也是1950年的元旦之夜，在莫斯科郊外姊妹河斯大林第二别墅，专程赴苏联为斯大林祝寿的毛泽东，受到了共产帝国苏联老大哥的刺激：“ ……老大哥所有建设的新成就全参观了，老大哥的领导集团干得不错……‘斯大林果然站起来了，成了英美的对手……’这次来苏联，名义上是为斯大林祝寿，真实目的是想向老大哥求一些经。下一步该怎么走……‘解放西藏势在必行’”。（吉柚权著《白雪：解放西藏纪实》第一章“远方的指示”）。

 靠杀人立威和武力征服最容易获得极权统治者所垂涎的权力，刚刚在天安门宣布站起来了的毛泽东深谙此道。尽管在 1921年至1945年间，中共数次在宣言、全国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承认民族的独立权和民族的分裂权”，毛本人长征期间尚宣称西藏为 “外国”，然而十多年后的此时，他对侵略和占领西藏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二、“西藏什么样？”

其实几个月前毛泽东就指令让彭德怀进攻西藏。但“彭德怀这位身经百战，指挥千军万马经过数百次血战从未有过慌乱的元帅急了……成功的希望百分之四十都没有。历代从西北进藏的军队没有谁成功过...... ”彭德怀写了份报告历数从西北攻打西藏的难处，希望毛收回命令（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既然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又何来“历代从西北进藏的军队没有谁成功过”呢？

毛觉得彭德怀的诉苦有道理，就把入侵西藏的任务交给了第二野战军：“……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解放之，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的政治训练， 配备精良武器……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毛泽东１月２日上午４时于远方” （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在这封熬夜写给中央、彭德怀并转发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的侵略指令中，落款时毛泽东给莫斯科安了一个矫情的指代“远方”。早在1921年，中共在“一大”宣言里就明确说过：“蒙古，西藏，新疆都可以从中国独立出去，加入苏联。”此时在“远方”，斯大林说：“你们准备进攻西藏，很好，是该制服西藏人了。”斯大林还将苏联在中亚地区的扩张和移民经验传授给了毛泽东，建议中国向西藏、新疆等地区移民“……所有的边疆地区都应 当多迁移些汉族人去。”（张戎《毛泽东选为人知的故事》）

毛这个在杀人和弄权方面远超希特勒的后起之秀从“远方”取来的真经，成了中共的殖民政策：中国先是有样学样，在新疆、青海等地建“古拉格群岛”监狱和苦役营，输送了大批“特殊移民”，后来发扬光大诱入大量经济移民，现今已是成效盖世。

刘邓决定进军西藏主力由张国华带领18军担任。“1950年1月15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在重庆曾家岩召开了18军师 以上干部会……会上邓小平强调解决西藏问题，军事和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说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都未解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既然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又何来“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都未解决”呢？

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的指令中说“……第一步是限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调查什么呢？“西藏什么样？……从现在掌握的情况，西藏在刘伯承、邓小平以及十八军领导的脑子里是模糊而粗放的一个轮廓，具体情况一点也不清楚……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７, 对西藏，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全面调查。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乐于泓给刘伯承、邓小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关于西藏的概况：“在藏人认识上，以为凡藏人所分散的地区都属‘藏地’，包括西藏全部、西康省金沙江地区、滇省西北角丽江一带，川省松、潘、理、孜均属于，青海省西南部玉树一带及甘肃省西南一部分以及不丹、锡金全部、泥泊尔、印度克什米尔土邦之一部。……”

虽然这些侵略头目一再说“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但是“西藏在刘伯承、邓小平以及十八军领导的脑子里是模糊而粗放的轮廓”，唯一清晰的是自古以来的陌生；虽然这些侵略头目说“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但这份花了几个月进行的调查报告白底黑字告诉他们“在藏人认识上，以为凡藏人所分散的地区都属‘藏地’”，而非“属中国”（藏文中“博”意：图博国；“加”指中国）。当然，这份调查报告的功能，不是用来考虑藏人是否承认 “自古以来”的，而是用以制定一整套威逼欺骗、软硬皆施的政治和军事计谋，以达到全面占领的目的的。

中国的爱国者喜欢讥讽帮西藏说话的西方人“连西藏都没去过，却对中国的‘内政’说三道四”，但五十年前这些“解放” 西藏的中共首脑，以及“解放”西藏的野战军，同样连西藏都没去过，还花了几个月时间调查“西藏什么样”呢，而中国人却不仅对西藏说三道四，而且说成“内政 ”了。

《白雪：解放西藏纪实》这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3年２月第１版的书出版不久就被禁了。从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解 放军军旅作家吉柚权其实为党和解放军的霍霍战绩自豪不已，也许正是对战功未彰的不甘，促使他写了此“纪实”。这本在“政治态度”上毫无问题的书被禁，完全是因为太纪实从而言多必失，泄露了党的许多不愿和不敢彰显的“功劳”。

三、英国“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

刘伯承、邓小平把进军西藏的任务派给了张国华和18军，并向毛提供了一份专业详细的计划。毛泽东在1950年1月 10日的复电中说：“中央并请转刘邓贺及西北局：（ 一）完全同意刘邓一月七日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

1949年10月1号中国共产党宣布建政后，除苏联和东欧几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承认这个新红色政权外，12月30号印度承认了红色中国。几天后的1950年1月6号，英国不顾西方国家的激烈反应，急急忙忙成为最早承认红色中国的西方国家。

何以毛泽东那么肯定，英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对中国侵略西藏是有利的呢？从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导、分党委书记金光耀的《解密首先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骑墙的英国》一文中，我们也许可以窥见个中意趣：

“1948年下半年，在辽沈战役结束之际，英国驻华使馆官员得出结论：‘共产党最后控制全中国已经不可避免了’。于是，如何处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提到了英国外交部的议事日程上。12月初，外交部远东司提交了一份题为“中国的局势”的文件，供内阁决策参考。这份文件在分析中国局势时，着重强调经济问题，表明了英国对华政策的重点所在。它估计……在一个走向工业化的稳定的共产党政权控制下，对外贸易反而可望比目前在国民党统治下有所改善。在共产党执政后，英国‘应尽力留在原地，在那些不可避免的范围内保持与中共事实上的联系，并调查在华继续贸易的可能性’。这份文件对英国在华利益前景的乐观估计得到了内阁的首肯。

英国认为“经济利益应尽可能长地在中国保持下去。因为，‘经营多年、概深蒂固的商业设施和联系一旦失去就再也无法恢复了’。‘从长远看，也不应忘记一个强大有效的政府管辖下的中国作为一个原材料和粮食供应地以及出口市场的潜力’……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将此 恰当地概括为‘对国民党政府不同情，而对中共却颇倾向于与之做生意’

10月5日，英国留驻北京的总领事格雷厄姆（Graham）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由施缔文草拟的信件，作为对10月1日周恩来信函的回答：“……英中之间友好、互利的商业和政治关系已经存在了许多年代，希望今后继续如此……以使两国政府更便于接触，并推动两国间的贸易。”

10月20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负责人邓宁（Dening）起草了一份供内阁会议决策用的备忘录，列举了应尽快承认新中国的5点理由：1.我们在华利益比其他国家大得多…… 4.我们的商业利益只有通过尽早地正式承认才能得到保护……

英国政府认为应选择对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影响最小的时候承认新中国，因此决定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认新中国……因为印度将在12月30日承认新中国……所以1月6日是个合适的日子。这一选择避免了与印度承认相隔太远而影响英国在印度及亚洲各国的声望……”

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在利欲驱动下，当年英国对在华经济利益的幻想与算计，将对西藏产生什么影响。

四、英国提出搁置西藏问题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陷了昌都。西藏政府给联合国发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呼吁电，请求干预以“阻止中国人 的入侵”。此时，已正式被认定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的西藏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才15岁，离亲政年龄还差三年。1950年11月17日，噶厦在布达拉 宫举行了盛大仪式，历史逼迫他接受了他的人民要他亲政的恳求。后来他写到：“我不能拒不承担责任。我必须承担责任，拋弃我的少年时代，立刻准备领导我的祖国。”

1950年11月上旬，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泽仁波切，出人意外地来到拉萨。自从一年前共产党占领安多以来，他一直受到 囚禁，被迫目睹塔尔寺周围的村庄改变了其长达数百年历史的生活方式。当时中国正在为入侵康区准备，原国民党变节将领、新任青海省第一任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则动手策划推翻达赖喇嘛的计划。赵寿山以己度人，企图用当年共产党策反他的方式策反达泽仁波切。他要达泽仁波切说服西藏领袖，不要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 进入西藏；如果不能说服，达泽仁波切就得杀害自己的弟弟达赖喇嘛。作为回报，中国人将让达泽仁波切担任西藏政府主席。

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泽仁波切佯装从命，得以离开塔尔寺前往首都。他来到拉萨后，立即将中国人的意图告诉了达赖喇嘛，并向噶厦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第一次揭露了北京的计划：北京要吞并西藏，并计划使西藏的僧俗生活方式逐渐解体，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来取代西藏的僧俗生活方 式。（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此时，藏人又得到了更为痛苦的消息：联合国拒绝考虑西藏问题。联合国认为，西藏在国际上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达赖喇嘛在《我的国家，我的人民》中写到：“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决定不予考虑西藏问题。这使我们大为惊愕。我们一直把联合国当做正义之源，对它寄予全部希望，更 加令我们惊异的是，是英国首先提出才使得西藏问题被搁置的。”

由于西藏封闭孤立，当时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了解西藏历史和状况，有的国家甚至连西藏在地球上哪里都不知道，以至于长期殖民印度的英国、以及刚刚独立的西藏近邻印度仿佛天然有了发言权。“英国代表说西藏的法定地位不明，他似乎是暗示说，虽然现在我国已经三十八年没有中国 人，但法律上我们仍然有可能屈从于中国的宗主权。” （达赖喇嘛：《我的国家，我的人民》）

很难相信老牌殖民帝国英国这个“法定地位不明”的表述，仅仅是因为错误地把欧洲宗主国概念套用到了西藏与清朝的供施关系上。英国急不可耐地承认了红色中国，那时正乐观憧憬着在共产党的地盘上继续获得经济利益呢，如果反对中国入侵西藏，其利益的幻梦无疑就会立刻破灭。

五、印度提出放弃讨论西藏问题

然而，“印度可以说非常清楚西藏的历史和主权地位：1947年，在新德里参加泛亚洲会议时，西藏代表团与其他国家以 平等地位出席，西藏国旗与其他国家的国旗一同悬挂。印度独立时，印度政府以如下措词回答西藏发出的信：‘印度政府将乐于得到保证，即西藏政府有意在现存基础上继续双方关系，直到任何一方提出有关事务的新协议为止。这是印度从英皇政府继承协议关系之所有国家均接受的程序。’1948年，西藏政府派出一个贸易 代表团访问印度、中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西藏政府发给代表团成员的护照为上述所有国家接受。”

可是，在这个联合国总务委员会上，“英国代表说西藏的法定地位不明……印度代表的态度也同样令人失望。他说他确信，中国和西藏可以缔结一项和平协议，而且西藏的自治可以得到保障，因此，为了确保这点，最好放弃在联合国全体大会讨论西藏问题的想法”（达赖喇嘛：《我的国 家，我的人民》）

三年前才摆脱殖民地地位、获得独立的印度，其国家概念以及对共产中国的理想化、自我心理投射、实用主义等复杂纠结的心态，使她完成了后来的一系列动作：共产中国高调宣称反帝、反殖民，这正好挠到了反英帝国、反英殖民的新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痒痒，他在钦佩这个“反帝、反殖民主义”的中国时，似乎没看穿中国效仿苏联的共产帝国和共产殖民心态，更似乎忘了英国也曾以印度的“宗主国”自居，反而在达赖喇嘛求援时提醒西藏，“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地位是公认的事实。”（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尼赫鲁似乎也忘了，西藏早在1913年就宣布独立，比印度独立早三十四年；或者说，尼赫鲁虽然没忘记西藏早已宣布独 立，但他同样没忘记中国不承认西藏独立，而印度的独立，是得到了英国的同意和批准的，是得到殖民者宗主国的准允的。既然印度的独立要经得英国同意，并先是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那么推己及人，印度“确信西藏的自治可以得到保障”有什么心理根源就不难寻踪了。

对尼赫鲁来说，“他崇高心爱的理想之一即：正在崛起的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的和平与团结，也就是亚洲的和平与团结”，而且在印巴分治产生的一系列麻烦中，印度不愿把中国推向巴基斯坦，而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与中国的摩擦”（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因此，印度代表在联合国提议“放弃讨论西藏问题”，让西藏牺牲吧。

《白雪：解放西藏纪实》告诉我们：“在1950年11月24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上，萨尔瓦多驻美国大使卡斯特罗提出将西藏问题列入大会议程。苏联的代表当即反对，他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世界公认的。”哈哈，苏联老大哥当然会这么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为宗旨和原则的联合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尽管西藏求援信中清楚解释了供施关系，尽管求援信中提出国际仲裁：“汉人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藏人认为无论在民族、文明、地形等各方面都与汉人很不相同……最恰当的是经国际法庭提出诉讼”，联合国却采纳了英国和印度代表的建议。

而那封闭高原上，独立有效地运作了至少三百多年的西藏噶厦政府和西藏人民自己，对祖辈生活和管理的国家与主权的认定，西藏人民的自决权，在联合国眼中似乎被看成了传说中的喜玛拉雅雪人的呼号，可以姑妄置之，被“拒绝”考虑。




转自：http://sangjey.blogspot.com/2011/03/blog-post_30.html

朱瑞女士新书《拉萨好时光》新闻发布会在达兰萨拉召开

3月25日，西藏流亡政外交部召开了华人女作家朱瑞新书《拉萨好时光》新闻发布会。外交部部长格桑央吉女士，对这部华文创作中首见的，完整描述中共入侵前的图博景象的长篇历史小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此小说通过描写一位西藏贵族妇人一生的喜怒哀乐，展现了1880年到1960年之间的西藏。向众说纷纭的世界，形象地证明了西藏不仅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还是一片光明的、慈悲的、文明的、丰衣足食的，甚至是超前的人类世界。反省了一个自以为是且霸气十足的邻居大国——中国，给这个弱小的高原文化佛国带来的深重灾难。

作者花了近十年的时间，采访了境内几乎各阶层藏人，完成的这部作品，尤如一部西藏现代史，揭穿了中共的所谓“西藏是最黑暗、最落后、最野蛮、最残酷的农奴制”的谎言。

3月25日下午，达赖喇嘛尊者接见了朱瑞女士，并高兴地收下了这部饱含作者十年心血的文学作品。朱瑞女士也表示，能够把这部“献给达赖喇嘛尊者和他的不屈的子民”的书，在达兰萨拉献给达赖喇嘛尊者，是难得的圆满。

《拉萨好时光》是华人作家朱瑞所传写的第四部有关西藏内容的书。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将在今后的岁月里，更加努力地写作西藏，因为西藏，五十多年来，被中国的官媒和大炮埋藏得太深了，西藏真相，那是说不尽的。

转自天葬台

延伸阅读：

http://www.tibetcustom.com/article.php/20110325141312370

http://www.freak-search.com/en/thread/4556922/happy_times_in_old_lhasa_by_chinese_writer_zhu_rui.

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article='Happy+Times+in+Old+Lhasa'+by+a+Chinese+writer&id=29308

http://tibet-gov.org/tibetnet/en/index.php?id=2203&articletype=flash&rmenuid=morenews&tab=1

华人作家朱瑞的《拉薩好時光》

『國際西藏郵報2011年3月26日達蘭薩拉報導』中國作家朱瑞女士於今天(3月25日)發表她的新書《拉薩好時光》，特別以此書獻給「達賴喇嘛尊者及堅毅的西藏人民」。

以華文撰寫的《拉薩好時光》，透過訪談舊西藏社會各階層人士，寫出西藏人民真實的生活故事。故事發生在1880年到1960年之間的拉薩，透過一名舊社會時代西藏貴族夫人的眼睛，反映當時的社會狀況；貴族夫人的親戚，也是為朱女士揭開這段故事面紗的友人。

今天上午在印度北部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會議大廳，舉行新書發表記者會；朱瑞談到「當我待在拉薩的時間，看到所有的傳統文化遭到破壞、摧毀，真的很難過。」而每每憶起中共入侵之前，西藏人民的確享有的自由，更她覺得很心痛。

她補充說，有些部份的資料，摘自與一名西藏政府高層官員進行訪談的結果；該官員談到1949年以前，西藏是「一個和平的國家，一個自由的國家」，但這位官員，後來請求她不要發表他在訪談中所表達的意見。朱瑞表示，儘管他這樣的懇求，但她認為有必要與全世界的人們分享這個故事，於是還是繼續完成該書並付梓出版。

當被問及她書中主角那名貴族女子的情況及她家人的命運；朱瑞在記者會上說，許多人被逮捕，也包括她的丈夫在內，他們年久失修的大宅院，彷似為悲劇的過往作了最佳的見証。

朱瑞女士耗時10年，努力不懈的研究、編輯此書的內容；其中前言，是著名北京藏族作家和詩人唯色茨仁女士所撰寫。朱女士同時在週五，也獲達賴喇嘛尊者接見。


朱瑞，漢人。 生於中國東北，現居加拿大。 作為《西藏文學》編輯，在拉薩工作期間，走訪過西藏境內的大部分地區。 此後，主要作品，都以西藏為題材。 出版過散文集、詩集及中、短篇小說多篇，著有《傾聽西藏—一個中國人的觀點》。 目前，即將完成以古老的西藏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出家》。 2008年3月西藏人民爆發大規模抗暴後，2008年3月西藏抗暴事件後，在網路上陸續發表了《藏人為何要抗議》、《軍隊、機槍和子彈，控制不了藏人的心》、《寫給某些中國人》、《致尊者達賴喇嘛的信》、《但願當權者不要錯過良機》、《西藏的希望》、《專訪阿嘉活佛》、《專訪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專訪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部長圖丹龍熱》、《到底是漢人》等文章。

國際西藏郵報駐台北記者黃凱莉中文 編譯

转自国际西藏邮报网：http://www.thetibetpost.com/zh/news/international/1562-chinese-zhu-rui-writes-of-happy-times-in-old-lhasa-capital-of-tibet

'Happy Times in Old Lhasa' by a Chinese 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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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on Kesang Yangkyi Takla of DIIR, Ms. Zhu Rui, writer of the book, and Mr. Sangay Kep of the China Desk, DIIR. Photo/ Nyima /DIIR

DHARAMSHALA: A new book authored by a Chinese writer, Zhu Rui which gives a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of old Tibet's social structure before the Chinese Communist takeover was launched here in Dharamsala by Kalon Kesang Yangkyi Takla of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Friday, 25th March 2011.

The book is written in Chinese and is a historical record based on the author's interviews with individual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sections of old Tibetan society. It provides a vivid description of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old Tibet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people from all social spectrum in Tibet from 1880s to 1960s.

Ms. Zhu Rui on releasing the book said that she has written the book based on the real life story of a Tibetan aristocrat lady Yangzom Tsering and on interviews with nomads, farmers, every spectrum of Tibetans of that period. She mentioned that she has written real names of the interviewees.  

Tibetan aristocracy resembles Tibetan culture. Tibetan culture is a very rich culture because of Buddhism. Tibetan society was a peaceful and secure society, added Ms. Zhu Rui.

Kalon Kesang Yangkyi Takla appreciating Ms Zhu Rui said, this book is a very important book as it is written by a Chinese woman based on by her  meticulous research for 10 years and by interviewing Tibetans on their real life stories.

The Kalon said, even after 50 years of Tibet's occupation by the Communist China, Tibetans are still suffering and because of this such a writing based on reality is helpful in telling the true story of Tibet.

The book is dedicated to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nd the indomitable spirit of the Tibetan people. It features a foreword by Tsering Woeser, a Tibetan writer and poet based in Beijing, who is well-known for her prolific writings on Tibet-related issues.

This is her fourth book on Tibet in a series starting from Mysterious Tibet published in China in 2002; Listen to Tibet published in Taiwan in 2009 and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nd Tibet's Cultural Preservation published in Dharamsala in 2009. 


转自西藏流亡政府网：
http://tibet.net/2011/03/25/happy-times-in-old-lhasa-by-a-chinese-writer/

延伸阅读：
http://www.thetibetpost.com/zh/news/international/1562-chinese-zhu-rui-writes-of-happy-times-in-old-lhasa-capital-of-tibet

《拉萨好时光》在达兰萨拉揭幕

【挪威西藏之声3月25日报导】移居加拿大的中国女作家朱瑞新书《拉萨好时光》于今天（25日）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会议大厅中正式揭幕。该书客观反映了1880年至1960年西藏真实的历史状况。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达拉•格桑央吉、外交部秘书长阿底夏•丹增平措和图丹桑佩、新书作者朱瑞女士，以及各媒体记者等出席了今天的新书发布会。


中国女作家朱瑞在发布会上介绍写作背景时说，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宣称，1959年以前的西藏是一个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和最落后的一个社会，其中贵族被列为最坏的一个阶层。


朱瑞说，她从小接受的也是这种教育和宣传，但随后她亲自到西藏，与许许多多的贵族进行接触后发现，他们才是真正的西藏文化的主体，事实上，他们都是慈悲的、智慧的，与此相比，在中国没有贵族，只有暴发户，中国的社会一直是动荡的，官民之间一直存在矛盾，几千年来都是这样。据统计，中国的平民起义是世界之最。


朱瑞表示，（录音）“她的书通过一位贵族女人一生的经历，展现了一个时代，主要是写1880年到1960年之间的西藏，各阶层人们的生活，同时展现早期的西藏其实是一个丰衣足食、歌声如缕的佛国，这个故事不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书中的主人公和主要人物的名字都是真实的，所以这是一个历史小说。”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达拉•格桑央吉在发布会上高度赞扬了中国女作家朱瑞利用10年多时间，进行全面研究和亲身体验，出版发行这一著作，以此向国际社会客观介绍西藏的真实历史，揭穿中共政府的谎言。


格桑央吉表示，（录音）这不是一名藏人的著作，而因为是一名华人的著作，才把这本书变得更为珍贵，因此，向她表达由衷的感谢。


共有492页的新书《拉萨好时光》作者朱瑞女士在会后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录音）“我希望中国人能够完整地认识西藏，不是听一面的，就是很完整地、很形象地看到西藏，并引起反省。因为中国这个大国，的确是对一个高原弱小的文化佛国，带来了很深重的灾难。”


转自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站：http://www.tibet.org.tw/news_detail.php?news_id=1816


延伸阅读：
http://www.tibetonline.tv/videos/580/tibetonlinetv-news-25-march,-2011

http://www.tibet.net/en/index.php?id=2203&articletype=flash&rmenuid=morenews&tab=1

http://www.thetibetpost.com/zh/news/international/1562-chinese-zhu-rui-writes-of-happy-times-in-old-lhasa-capital-of-tibet

“你们不需要担心”

——达赖喇嘛尊者于3月19日在达兰萨拉大乘经苑的讲话 


我小的时候，西藏的政治权力，由摄政王掌握。我看到了一些不公正的事情。

达札仁波切执政的时候，帕拉¹ 的属民，一位波啦² ，状告帕拉，告到了雪³ 。雪的上面，刚好是我东面的寝室，那里有一个天窗，后来安上了玻璃，再后来安上了铁网。当波啦申诉的时候，那些清洁工就偷听。而我，和这些清洁工关系很好，一起喝茶、吃饭，一起玩。有个清洁工就叫我过去，我就悄悄地走了过去，从那个天窗往下看和听。雪的尼仲⁴ ，本该听完原告的全部申诉，但是，没有。当波啦诉说时，尼仲不仅没有听，还说：“你不对！”“你说的不算！”等等。我亲眼看到了。如果法，不能被公正执行的话，就没有意义了。我当时就想到西藏的执政方式有问题。

后来，我成立了改革局，还有觉细列空（纠纷调查办公室）。平时，僧人有纠纷，要到译仓解决，译仓是僧人的最高机构；俗人一般到孜康⁵ 或噶厦。这些机构都是有偏袒的，效果不是很好。这种情况下，我成立了觉细列空，任命噶伦宇拓管理这个机构。当时，宇拓是公认的公正之人。有一次，宇拓处理一个案件，当事人到宇拓的家里送了礼物，总之想贿赂他。宇拓是个聪明人，他接受了这个礼物，但是，第二天，在觉细列空的大会上 ，当着大家的面，他叫贿赂他的人上来，说，这个东西，就是他送到我家的，以贿赂解决纠分，是绝对不可取的。只有在公正的基础上，才能判断出谁有理谁无理，贿赂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把东西退了回去。这件事，当时家喩户晓。总之，我专门成立了觉细列空。这是一个创新，改革局也是一个创新。

到了印度，1961年开始，我努力寻求民主，三、四十年来，我诚心诚意地、一步又一步地推进民主。藏人常说：“嘉瓦仁波切赐给了我们民主。”这听起来，像给了你们一个什么东西。（笑）总之，就这样过来了，到了今天。十年前， 我提出噶伦赤巴只能选举产生，由我任命是不对的。这样说着说着，我们就走了过来，连噶伦赤巴的直选，也已经十年了。从那天起，达赖喇嘛的噶丹颇章的拉章⁶ ，掌握西藏政教权力的情况就变化了，所以，我说我是半退休。这样，过去了十年。

迟早要实现完全符合民主概念和民主本质的民主制度，而国王或大喇嘛掌权的事，已是旧话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必须走全世界走的那条路，就是真正的民主选举，也是最好的方式。印度是一个人口庞大的极其复杂的国家，文化、语言、东西南北都不一样，但是，因为实现了民主、法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所以，印度社会是非常稳定的。

另一边是中国的集权，到处都是麻烦。最近，中国政府的新闻透露，维稳开支大于国防开支，就是说，内部的敌人多于外部的敌人，这真的是让人脸红的事。还说“人民政府为人民”、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而真实的情况是，人民是否满意，应该由民主选举决定，以民主选举的方式当选，才是光荣的，靠武器掌握权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权力控制在一个人的手里，不是好事，由达赖喇嘛掌握权力，也不是好事。从第一到第四世达赖喇嘛，都没有担任政治权力，第五世达赖喇嘛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在蒙古固实汗的帮助下，才担任了政教领袖，也起过好的作用。如今，二十一世纪了，改变是迟早的事。靠外在的压力改变，我觉得是对前世们的声誉的玷污。我是这样想的。

从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时代起，形成了由达赖喇嘛担任西藏政教领袖的制度。我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作为达赖喇嘛的转世，自愿的、欣慰的，自豪的移交政治权力，是非常合适的。这件事情，除了我，没有任何人能决定，所以，我做出了决定。

西藏的政治责任，已由民主选举产生的行政首长承担了，如果达赖喇嘛以政治领袖的形象继续下去，像是留下了一个尾巴。必须改变，而改变的时刻，已经到了。夸耀一点说，到今天为止，达赖喇嘛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最主要的是西藏境内外的广大藏人信任我，在这个世界上，“达赖喇嘛”一词，成了信赖的别名，喜欢的人很多。由这样一位达赖喇嘛，放弃自第五世达赖喇嘛以来掌握的权力，而后，像在宗教上被真正的一致的尊崇的第二世达赖喇嘛根顿嘉措和第四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一样，我的晚年会继续承担宗教方面的责任。比如根顿嘉措，虽然来自哲蚌寺，但是，人们称他为“没有传承分别的黄帽上师”。

我个人在提升人性的价值和促进宗教间的和谐方面，都有了成果。现在，很多大学热忱地邀请我，并不是要我弘法，而是讲授怎样培养内心的快乐，以及分享佛法中科学的内容。所以，大家喜欢的这个达赖喇嘛，放弃政治领袖的称号，正如我们开会时，最后常说的大会“胜利结束”一样，自第五世达赖喇嘛以来，已经延续了近四百年的，由达赖喇嘛担任政教领袖的制度，也能够胜利结束，这是很光荣的。这就是我的想法。这个，只能由我来决定，除我之外谁都无法决定，因为，做出这个决定的，是第五世达赖喇嘛的一个转世。不会再有任何变化了，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近来，有人从境内西藏打来电话说：“嘉瓦仁波切要退休了，我们藏人群龙无首了。”都非常担心。根本不需要这样！我退休后，会像前四位达赖喇嘛一样，只承担宗教责任。噶丹颇章是从第二世达赖喇喇嘛根顿嘉措开始的。那时候，也没有担任任何政治责任，是公认的纯粹的宗教领袖。我的晚年，也会在宗教上，成为公认的领袖。只要我努力，这种认可，就会继续下去。公认的一个达赖喇嘛，把政治事物放到一边，专心宗教事物，会坚固和发展我们的流亡组织。世界上支持我们的人也会说，达赖喇嘛是一心一意地推进彻底的民主，我们的这个做法，世界会肯定。中国方面总是说没有西藏问题，只有达赖喇嘛问题。多年来，我们所有的努力，好像都是在争取达赖喇嘛的权益，这是百分之百的谎言。西藏境内的藏人根本不需要为达赖喇嘛的退休而灰心丧气。好好地想一想，无论从整体还是个体来看，这都应该是一个伟大的决定，从长远来讲，有益于西藏的宗教和政治。

考虑广大藏人的利益，会强化流亡组织，使我们向前迈进。我们这些少数的流亡藏人的民主，跟中共的集权制度相比，已建立了现代化的管理体制，这是我们的光荣。对境内的藏人来说，也是值得自豪的，你们要知道这一点（指着坐在前面的新难民）。我并不是失去信心，也不是放弃西藏事业，绝对不是。六百万藏人，都有责任承担西藏事业。我，也是藏人的一份子，是堆麦安多地方来的一个藏人、一个雪域藏人！有生之年，我都会承担这个责任。在我身体建康的时候，你们把所有的政治责任都担过去，如果遇到特殊的困难，不得不由我出面时，我就在这里！我们已走上了民主之路，你们能担当起所有的责任，就担起来。根本不需要担心，知道吗？

昨天，我见了一位华人学者，他说，他是来观选的。五年前他也来过，这次的选举，他说，大家真正地担负起了责任，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投票的。变化非常之大，都在履行义务，这是民众政治意识成熟后，向前迈进的一个标志。今天，我作出的这个决定，也是向前迈出一步，根本没有必要失去信心，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

在座的人中，回到西藏以后，讲给你们信任的人。说不定今天会报道。那么，在雪域境内的藏人就会说，嘉瓦仁波切退休的事，是经过一年又一年的思考作出的决定，是考虑到暂时的和长远的西藏利益。所以，你们不需要担心。另外，噶丹颇章仍然存在，噶丹颇章是我的拉章，我在这里，还是需要一个小小的拉章的，放弃的是噶丹颇章的政治权力。现在，还不需要着急，二、三十年以后，我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以藏人为主体的，跟达赖喇嘛有着特殊关系的佛教徒，如果需要达赖喇嘛，那么噶丹颇章还会继续，也会有十五世、十六世、十七世达赖喇嘛乘愿而来。

噶丹颇章会像第二世、三世、四世达赖喇嘛时期那样，担负着宗教使命，从长远考虑，有很大的好处。最近给议会的信里，我讲到噶丹颇章政府这个词需要改一改，这不是说要撒消噶丹颇章，而是关闭了担负着政权的噶丹颇章政府或组织，因为，我们已经走上了民主化。

（翻译、整理：桑结嘉 朱瑞 已由达赖喇嘛办公室审定）

注释：
1、帕拉，西藏贵族。早期十四世达赖喇嘛时代的卓尼钦莫（大管家）。
2、波啦，西藏人对老年人（男性）的尊称。
3、雪，藏语里为下方之意。这里指布达拉宫下面的雪村的行政机构：雪列空。
4、尼仲，雪列空的官员。
5、孜康， 西藏政府的审计机构，也处理民事纠纷。
6、拉章， 大仁波切的居室。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Wednesday, March 23, 2011

流亡藏人第三次噶伦赤巴（首相）大选

2011年3月20日，是流亡藏人有史以来，对噶伦赤巴（首相）的第三次大选，同时，也是第十五届议会议员的大选。此刻，在世界各地，所有西藏人社区同时举行。

西藏民主与中国独裁

文 / 朱瑞


中国也是有选举的。不过，都是舞台布景，背后，一切早都就绪了。但中共却不厌其烦地批判，被“解放”以前的西藏是落后的农奴制，甚至宣传，让达赖喇嘛回家，就是让西藏恢复落后的农奴制。那么，达赖喇嘛领导的流亡世界，真的会有选举吗？带着这个疑问，两年前，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我参加了藏人社区举办的噶伦赤巴（首相）大选讨论会。

每个人都在发言。从多伦多赶到卡尔加里的土登桑珠，提出创办“噶伦赤巴网站”的计划。他说，要让每一位参选者，都有表达自己主张的平台，也要让民众有一个了解所有参选人、候选人的平台。他还说，就是自费，也要办起这个网站。这次从多伦多到卡尔加里，他就是自费的，但是，他很高兴。

一位出生协嘎宗的老人，1959年，她跟随达赖喇嘛翻越雪山，到了印度，后移居加拿大，提出，让桑东仁波切连任。她说，因为桑东仁波切使流亡政府所有的政策，都更加透明，并且，实现了以母语为主的学校教育。但是，有人立刻反对，说，流亡藏人宪章规定，最多只能连任两届，任何人都不得例外......总之，人人都在参与。

后来，土登桑珠真的办起了“噶伦赤巴网站 ”。再后来，西藏时报网站，西藏快报网站，香巴拉网站，哈达网站，故乡英文网站等，都开辟了噶伦赤巴选举专栏，特别讨论每个候选人的优劣势，批评和表扬都很激烈。

因为议员的选举和噶伦赤巴大选在同一时间，流亡社区的自由知识分子还创办了《噶伦赤巴报》和《议员报》。同时，西藏三区、非政府组织、各寺院、各教派，甚至个人，都在向公众介绍各自推出的噶伦赤巴和议员候选人。演讲会、辨论会、研讨会、答辨会，同时开放，人们都有足够的理由，支持各自的候选人。每个人都珍视自己的那一票。那一票，很可能就决定了自己今后的命运，甚至西藏民族的命运。

而候选 人，尤其是三位噶伦赤巴候选人，洛桑森盖、哲通、扎西旺堆，每周的周三和周五，都利用美国之音藏语电视新闻讲演，不仅如此，他们还走访了印度的各藏人定居点，以及世界各地，所有的藏人社区，表明自己的主张、政治立场和优势。其中，洛桑森盖提出的，不依靠外援，开拓、凝聚力，得到了大部分藏人的拥护。

去年八月份，仅仅预选，早晨五点钟起，达兰萨拉的投票长队就已望不到了尽头。正式投票，是早上九点钟，但是，到了晚上七、八点钟，还没有结束。

3月20日，是正式大选的日子！将在世界各地，所有藏人社区同时举行。这是西藏流亡政府有史以来的，对噶伦赤巴的第三次大选，同时，也是第十五届议会议员的大选。此届议员，共44个席位：每个区（安多、康、卫藏）各十个席位，每个教派两个席位，欧洲两个席位，北美，这一次增加了一个席位，也为两个席位。

现在，比洛萨的到来还让人兴奋，在达兰萨拉，到处都可以看到印有三位噶伦赤巴候选人和议员候选人头像的海报; 而候选人的辨论会，每晚都人山人海的，人们熟谙他们的候选人，如同熟谙左邻右居，甚至自己的老朋友一样。登记投票的人数，据说，已超过七万七千多。

今天，西藏流亡社会民主政体的成熟，不能不让我想到久远的藏、中历史。在西藏，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就是被拥戴为王的。而我们中国的第一代帝王，启，是杀了名正言顺的继承人，自立为王的。因此，在强者的历史中，中国人信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就在世袭制横行于中国的时候，西藏，却出现了转世制。西藏之王达赖喇嘛，可以降临于富有的官宦世家，也可以降临于贫寒的黑帐篷，这王者的降临，已然超越了俗世的理念。因此，当中国的统治者，正在独裁，官民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战乱不断，平民起义接二连三之时，在西藏，五世达赖喇嘛却成立了最高的权力机构——“春都杰措”，即西藏民众大会。后来，正当中国大搞民主改革，宗教改革，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各种运动，民不聊生之时，在流亡社会，达赖喇嘛尊者率领他的子民，已完善了一个民主政体。

不仅政府官员需要投票选举，公务员需要考核录用，就是流亡社会的各民间组织的主席，各寺庙的寺主，甚至铁棒喇嘛，也都是选举产生的，并且，任期最长不得超过五年，当然，寺庙的选举制，可以上溯到更早些时候，甚至几百年以前就形成了。

达赖喇嘛尊者在3月11日致函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全体议员时，写道 ：“推动民主制度，绝不是简单的仿效或点缀，而是基于对六百万西藏人民眼前和长远利益的考量，以及对民主制度的信心。”

一位中国知识分子说：“达赖喇嘛尊者总是想办法，把更多的权力给予他的子民，而中国的统治者，总是想办法把更多的权力抓在自己的手里。”

就是这样一个完全和西方民主接轨的西藏世界，却被中共扭曲为农奴制！并且，在中国，新闻被官媒垄断的事实，阻碍着中国人对西藏真相的认识。而这正是中国统治者和利益集团的目的，以此欺骗和愚弄民众，继续殖民和掠夺西藏。

2011年3月17日完稿于达兰萨拉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Saturday, March 19, 2011

又一名格尔登寺僧人自燓！

格尔登寺僧人平措，选择了3月16日，这个对阿坝人来说，最黑暗的日子，以自燓抗议中共对藏人的屠杀。后因阿坝县医院按当局之令，未与及时治疗，导至死亡。3月17 晚，达兰萨拉的僧俗百姓，举行了浩大的烛光游行，抗议中共对西藏的残酷殖民。同自燓的平措一样，他们喊出了：“西藏独立！”“藏人是西藏的主人！”“达赖喇嘛永驻世间！”“停止残暴藏人！”等口号。

（朱瑞 拍摄于2011年3月17日晚）

倾听达赖喇嘛尊者

今、明两天，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为远道而来的泰国信众讲授佛法。

（朱瑞 拍摄）

请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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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尊者在3 • 10西藏和平抗暴五十二周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 （2011年3月10日）

今天，是西藏人民於1959年在首府拉薩，對中共暴政進行和平抗議五十二周年，也是2008年3月，全藏區發生非暴力抗爭三周年紀念日。在此歷史時刻，我們要緬懷並祈禱那些為西藏民族和政教事業獻出寶貴生命的英雄兒女，關注問候那些正在飽受高壓折磨的同胞，祈願所有藏人及眾生和平幸福。

六十多年來，在沒有自由、充滿了恐懼的險惡環境中，西藏人民依然堅守和保存了西藏文化與藏民族的優良品德，保持著民族特性，特別是年輕一代，雖然他們沒有親歷自由的西藏，但是，他們繼承西藏正義事業的真誠和勇氣，值得欽佩。

這個地球屬於全人類，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應該屬於十三億中國人。作為國家的主人，人民有權力瞭解中國社會各領域的真實情況。在完整的資訊中，我相信，他們一定能分辨出真正的善與惡、對與錯。在中共官方的宣傳中，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甚至一切做法，從來都是正確的，那麼，為什麼不可以讓中國民眾了知真相？

今天，無論以經濟和軍事強大而著稱於世的中國，還是以人口位居世界首位，具有促進人類社會發展的巨大潛力的中國，都需要贏得國際社會的信賴與尊重，然而，沒有公正、守約和內外透明，實現這一願望，也是不現實的。尤其行政的透明化，還可以防止貪污腐敗和徇私舞弊等社會問題，因此，言論自由和媒體開放，至關重要。近來，越來越多的體制內外的中國知識份子，都強烈呼籲政治體制改革；溫家寶總理，也多次公開地談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另外，事實也證明了，中國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政治體制的改革，是無法回避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多民族組成的國家，保存和發揚不同民族的文化傳統和語言文字，不僅符合其民族政策，也是憲法明文規定的各民族享有的權利。藏語文，是唯一、完整地記錄自釋迦牟尼佛誕辰兩千多年來，形成和發展的佛教教義、佛教哲學，以及佛教科學的文字，包括那蘭陀傳承中，所有的顯密論典。特別是因明論典的完整教、學傳承和方式，當今惟有藏文中記載和保存。因此，保護和繼承西藏文明，不僅有利於世界和平，也是眾生的福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破壞行為，都無益于我們長遠的、共同的利益。

儘管中國政府一再強調穩定和發展是西藏長治久安的根本，但是全藏區至今依然部署著龐大軍警，實施高壓統治，藏人的恐懼，有目共睹；很多知識份子，如作家、詩人、編輯、藝人，以及環保人士等等，近來都遭到了扣押、逮捕，甚至在未經核實證據等極不正常的司法程式下，以所謂“顛覆國家政權罪”等名義被判刑。同樣，中國境內的很多維權律師和獨立知識份子也遭到逮捕、判刑。這種殘暴的阻止言論自由的行為，正是對穩定與和諧的極大破壞。我呼籲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儘快釋放所有因言獲罪的良心犯！

中國政府聲稱沒有西藏問題，只有達賴喇嘛個人問題。而來自西藏三區不同行業，不同階層，不同年齡的人們，以及部分華人和西方人，都證實了，藏人在今天的困境，並對中共的西藏政策，提出了強烈批評。那種幾乎提防所有的藏人，並監控他們的一言一行的做法，也證明了西藏問題不僅存在，還相當嚴重。

如果沒有西藏問題，藏人安居樂業，那麼，應該讓海外藏人和國際社會看到這一事實。因此，如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那樣，接受流亡藏人參觀團前往藏區訪問，瞭解實際狀況。同時，應提供機會，讓世界國會議員、新聞媒體、研究人員等也能自由前往所有藏區，正常的實地調查。如果證明西藏沒有問題，我們從此將不再議論相關議題。
假如按照毛澤東等，當年簽署“十七條協議”時的中央領導對藏方針，以及後來胡耀邦等領導，對西藏的看法和政策，不僅西藏問題，中國其他諸多問題也能順利解決。不幸的是，極左政策不僅阻礙了這一切，還使西藏問題，六十多年來，變得根深蒂固，甚至錯綜複雜了。
號稱世界第三極的西藏高原的冰川，哺育著亞洲的各大江河，直接影響著亞洲，乃至世界氣候。毫無顧及地破壞西藏高原的生態環境，將迅速地給中國和印度等周邊諸多的國家，帶來災難。希望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民眾，認清西藏環境所面臨的重大危機，停止對西藏三區的過度“開發”，諸如亂伐亂砍、盲目建築水壩等嚴重破壞環境的行為。

為解決西藏問題，我們根據互利雙贏的中間道路原則，已向中央統戰部說明並提交了，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提出的全體藏人的願望和訴求，然而始終沒有得到正常的回應，也沒有任何跡象顯示解決問題的誠意。因此，我們不能不疑惑，中央高層是否無誤地接收到我們提出的要求和說明。

自古以來，藏漢民族睦鄰友好，如同兄弟般時代相處。如果僅僅因為某些政治領導人的行為，造成民族間的仇恨，甚至發生暴力衝突，將是雙方的慘痛，也將在歷史上留下污點。希望全體藏人堅守非暴力的優良傳統，保持與漢族同胞及各民族友好相處。尤其是，在境外藏、漢民族之間的接觸和交流取得成果的同時，境內藏人也應創造條件，加強與漢族同胞之間的接觸、瞭解，並建立友誼。
近來，北非地區出現了爭取自由的民主運動。我始終堅信非暴力和民眾的力量。希望這些令人鼓舞的變化，帶來真正的自由、幸福和繁榮。

年輕時，我就抱有引導西藏政體走向民主化的心願，因此，在承擔西藏政治責任之初，我就嘗試了基層的改革；流亡期間，又經過各種努力，如今，在“流亡藏人憲章”的框架下，民眾可以直接選舉人民代表和噶倫赤巴（行政首長），實現了名副其實的民主。
我已決定致函即將召開的第14屆西藏人民議會第11次全體會議，敦促修改流亡憲章及其他相關法規，將以達賴喇嘛的名號所承擔的所有政治權責交與民眾直接選舉的行政首長。 早在60年代，我就多次提出這一設想，如今，時機已經到來。

境內外很多西藏同胞、團體和個人，一再要求我繼續承擔政治責任，我在此重申，移交權力，並非推卸責任，失去信心，或捨棄西藏的正義事業，而是考慮到西藏民族的長遠利益，你們在將來，會理解其中的道理，並贊同和支持我的決定。作為一名藏人，且身負大家的信賴，我會銘記、堅守我的使命。

借此機會，向在漫長的歲月中，不畏中國政府的各種高壓，甚至報復，誠心支持西藏民族的正義事業的各國領導、國會議員、知識份子，以及聲援西藏的所有個人和團體，表達我誠摯的謝意！再次感謝印度政府與民眾，對西藏流亡難民、西藏文化，以及西藏事業的關懷和扶持。

祈願眾生和平安康！

達賴喇嘛


转自达赖喇嘛华文官方网站：http://www.dalailamaworld.com

王力雄：2010年的拉萨印象

原以为2008年事件过去两年半，拉萨形势应该宽松了，然而出乎意料，我这次去拉萨，街上军警没有减少。坐三轮车从大昭寺附近经过，短短一段，就看到十数批荷枪实弹的武警。制高点都看到军人和武器。帕廓密布武警、特警，还有当地藏人充当的协警，不时看到有人被盘问、搜查或带走。天上直升飞机低空盘旋，我有几个早晨是被飞机轰鸣吵醒的。当地百姓似乎对此很熟悉，笑着说是在“威慑”呢。总之，拉萨给人的印象如同一个被占领的地方。

我从80年代到拉萨，多年来外国游客始终是拉萨的一道风景，却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少。一位旅游业人士说，314后对外国游客严控，经常不知原因地突发禁令， 动辄限制旅游团入境，而国外旅游法严格，旅行安排常要提前两三年确定，一旦到时无法履行，旅行社须承担损失，所以西藏旅游已被各国旅行社视为高风险，尽可能不做。

拉萨现在以内地游客为主。我坐火车离开拉萨时，满车厢都是内地游客。从他们议论中听到的却是对拉萨军警密布的赞扬，说是有安全感，晚上出门不害怕。

中国可能没有一个火车站像拉萨火车站，离很远就不让汽车靠近，全靠旅客自己搬行李进站 。先是警察检查身份证，再是行李安检，然后人过安检门，这些尚可以理解，不可理解的是只有对安全的考虑，没有对旅客方便的考虑。车站从314后就没卖过站台票，禁止送站，游客带的行李不多，不需要人送，可是当地人，尤其是老人妇女儿童就很困难，只能自己搬着沉重行李走那么远，还要上下楼，下到站台没有电梯，我看到背孩子的藏族妇女，提着硕大行李下一阶停一步，还有背行李的老人看着漫长楼梯一脸愁容。

内地游客赞扬火车站这种不方便，说不这样做不安全，如同拉萨没那么多军警看守就会动乱。参与议论的一个年轻人说：“做坏事的都是当地藏民。拉萨汉民都是爱国的，很规矩。”另一旅客高谈他听到导游介绍藏传佛教博大精深、教人为善时，问达赖是藏传佛教中是最高的，怎么那么坏？

目睹耳闻的这些，让我感觉内地人虽然来了西藏，却离西藏更远了，他们似乎是在重兵保护下来殖民地的猎奇者，满脑子带着事先塞满的成见，与当地人民完全背道而驰。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不正是在拉萨部署着军警和飞机的当局吗？

2010/10/27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确喀颂，岗坚巴，洛萨扎西德勒！

确喀颂：藏语，全西藏的统称，亦是西藏传统地理的简称，指多卫康三区：“多”为安多（多麦；Amdo），“卫”为卫藏（前藏、后藏、阿里；Dbus-Gtsang），“康”为康（多堆；Khams）。

岗坚巴：藏语，雪域之子，对藏人的称谓。

确喀颂，岗坚巴，洛萨扎西德勒！
文/唯色

几天前，几位结识不久的友人，从成都返回藏东某地的家乡去过洛萨。我问他们，是不是既要过春节也要过洛萨，或者择其一？他们说，民间一直是过洛萨的，但在单位上，春节的气氛更浓郁。他们的家乡是以牧业为主、兼有农业的地区，与安多和康的较多地方不同，在年节这个问题上，并不是非选择春节不可。

这几年，在网络上，藏人之间一直在进行有关年节错位的讨论。其中一个观点是说“甘青的安多、康巴藏区的年节错位是历史环境、地理环境、气候环境造成的，但其中的年庆氛围是纯藏化的”。我曾觉得既然明白年节发生错位，那么就应该逐渐复位，随着讨论的深入和更为广泛的了解，我认为关键并不在于错位与复位，而在于这样的选择是不是强加与自愿。

九十多年前，清川滇边务大臣兼驻藏大臣赵尔丰在康地屠杀藏人僧俗，力行“改土归流”，把改变藏人的民风习俗视为大事，称其为“开通风气”、“改革旧习”，包括强迫藏人子弟学汉话，要求藏人家族采用汉姓，至今康地有不少汉姓藏人，多是那时传下来的。以及改天葬为土葬、兴过春节、中秋节等。而在安多，统治青海四十年的回族军阀马步芳家族亦如法炮制，强迫藏回通婚、改变宗教信仰、普及春节、社火等。

当时是强行改变，而如今的改变则软化得多，似乎是更善于抓住人性的弱点。比如，前两年，藏历洛萨与农历春节巧合于同时，这倒省去了选择的麻烦，反正可以一块儿过。而今年，这两个年节相距一个月，据我所知，甘孜州给春节放假7天，而给洛萨放假3天，这已经有了分别不说，甚至将洛萨的假期提前到春节来过，这样一来，春节一共放假10天，可是等到了洛萨，就没有假期了，因为你已经提前过完了。

如此安排，倒是会给许多乐意有长假的人提供方便，我在达折多的亲戚就愿意用10天到成都好好地耍一耍。至于到了洛萨，因为忙着上班也就没有过节的心情和气氛，这似乎也无关紧要，毕竟许多人，我指的是城镇里的藏人对于洛萨的含义已然淡漠。但如此安排，事实上有一种淡化洛萨的效果。无论是不是有意为之，洛萨势必被消弱，远不如春节更重要。

而另一方面，就像在网络上看见，有年轻的藏人认为春节的某些习俗移植到藏人的生活中并无不妥，如那种一式三份、红底金字的藏文对联，原本就是模仿汉文对联的怪物，不伦不类，而并不只是“形似”这么简单。要知道，所有的丧失，首先都体现在细节上；一个个细节，一点点丧失，最终丧失的就是全部了。

我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注意到，今年春节前夕，我收到的拜年短信中，以安多和康的藏人发来的居多，不仅有唱藏歌、跳藏舞的彩信，甚至还有僧侣念诵祝祷经文的短信，固然“氛围纯藏化”，但彼时彼刻，总觉异样。为此王力雄笑说，怎么藏人比汉人还热衷于春节？

据悉，最早被赵尔丰移风易俗的康地巴塘、理塘，这两年来已有许多藏人放弃农历春节，重过藏历洛萨；在安多，则有藏文化底蕴丰厚的尖扎，在今年放弃春节而重拾洛萨。难道这些地区的民众并不在乎年节的复位，可能会对当地农耕产生负面影响吗？或者，事实上，可能并无负面影响，因为生长于本土的民众拥有散发着土地气息的智慧，可以做出与自己所生存的土壤相适应的决定。

2011-3-1，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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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唯色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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