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明简介：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现居瑞典。主要出版作品：《古希腊喜剧艺术》《悲剧：秋天的神话》《喜剧：春天的神话》《在波兰的废墟上》《百年桂冠——诺贝尔文学奖世纪评说》《诗从雪域来》《西藏流亡诗选》等。
克莱齐奥的多种文明交响曲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Jean Marie Le Clezio）堪称新起点的、诗意冒险的有感性狂喜的作家，在占统治地位的文明之外和之下人性的探索者"。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贺拉斯.恩格道尔10月9日向全世界公布本届诺奖获奖作家时，给我们的首要信息是：这是一位法国作家！
可是，在获奖前的一次访谈中，克莱齐奥说："我认为我自己是个流亡者，因为我的家人都是毛里求斯人。我们几代人都是毛里求斯的民俗、食量、传说和文化养育出来的。这是一种杂交文化，是印度、非洲和欧洲文化的融合。在法国，我总觉得自己像'局外人'，但法语又是我真正的祖国。"因此，克莱齐奥自称为"法裔毛里求斯人"。就地理概念而言，他生于法国尼斯，就文化乡愁而言，毛里求斯是他的"小祖国"。
更有意味的是，克莱齐奥的散文集《篱笆》（1971）开篇第一句话是："我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可恰好就是这样：我是一个印第安人"。
由此可见，克莱齐奥的"身份"，并不如他所拥有的国籍那么简单！瑞典学院把他的重要文学主题概括为"记忆、流亡、青年人的重新定位和文化冲突"。同样，他的身份似乎是一个需要不断"重新定位"的问题。最后的最恰当的定位，就是"世界公民"，而他多彩的文学创作，好比一部交响曲――欧洲文明、亚洲文明、美洲印第安文明、非洲阿拉伯文明的交响曲。
欧洲文明的血液
在克莱齐奥体内，自然流淌着欧洲文明的血液。其血缘关系，要追溯到现代精神分析学重新解读的希腊文明。在克莱齐以童年记忆为素材的《奥尼查》芬坦跟随母亲航海去尼日利亚，在奥尼查小城与他的父亲相见，由此构成典型的"俄狄甫斯情结"中的恋母反父关系。芬坦喜欢的朋友，一个当地渔民的儿子波尼，仿佛是芬坦的"他我"（alter ego）。在波尼身上，既有性骚扰的野性，又有田园诗的笛韵。在人物三重奏行进的过程中，不协和音终将得到解决。
现代欧洲文明的奠基，是文艺复兴奏响的人文主义主旋律，是法国大革命揭橥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和弦。可是，反讽的是，正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暴力和某种不自由，使得克莱齐奥的一个并非贵族的先祖，从法国逃到毛里求斯，克莱齐奥的祖父因此而发迹而成为这个岛国的甘蔗种植园主。这片一度称为"法兰西岛"的殖民地，后来被英国人强占，恢复了它的原名，并于1968年赢得独立。
在这一过程中，克莱齐奥的祖父的这个"不肖子孙"，无疑以他人道的声音起了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文明，并非单一的旋律。在克莱齐奥的近乎揭发"国丑""家丑"的小说中，例如，在《革命》（2003）中，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的暴力，阿尔及利亚从法国铁蹄下争取独立的战争，在《隔离》（1995）和《奥尼查》中，可以看到早期殖民者的残酷。
《流浪的星星》（1992）是克莱齐奥的得意之作，作者不仅揭发了反犹大屠杀的罪恶，也描绘了以色列复国导致的巴勒斯坦人的灾难。主人公是和她母亲一起逃亡的犹太少女以斯帖。她的父亲是法国共产党人。这个热心救助俄罗斯和波兰难民的"自由解放战士"，从他参加游击队那一天起，就意味着他指望枪杆子，而当他以《旧约》中救助犹太人的波斯皇后以斯帖（意为"星星"）的名字给女儿重新取名时，他就在指望上帝了。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从"革命的人道主义"到宗教人道主义的转变。如果说，这个为革命献身的父亲的声音有小号的激昂，那么，作者以女性视角叙述的以斯帖和巴勒斯坦少女涅玛的流浪故事，就是如泣如诉的弦乐。当以斯帖意识到她对巴勒斯坦人的苦难的责任，她成了作者本人精神上的姊妹，超越了民族和宗教界线，表现了普世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如法国圆号一样构成交响曲中最浑厚的声部。
欧洲的自由精神，最鲜明地体现在以斯帖敬爱的钢琴教师费恩先生身上。费恩原本维也纳音乐家，德军入侵奥地利，他的犹太妻子被送入监狱后，他在逃亡中和以斯帖相遇。他住在一个乡村废弃的别墅里，偶然买到一架旧钢琴。一个喜欢音乐的意大利宪兵队长想利用他，费恩先生说：你可以抬走钢琴，但我绝不会为一个征服者演奏。可是，当以斯帖走近菲尼家门，她听到，"乐曲突然从钢琴中跃起，充塞整个房间，弥漫到庭园和街道，以它的力量和秩序充塞了一切，然后柔和地神秘地发展。现在，琴声汹涌起来，喷涌如泉水溪流，直指天空，直上云端，混合着日光，溢满山岗，流向通往两条激流源头的所有道路，像河流一样浑厚有力。"那是洋溢自由精神的莫扎特、贝多芬、李斯特、巴赫的音乐。后来，费恩先生和善地接待了以斯帖，并乐于教她钢琴……。这无疑是克莱齐奥交响曲中最动人的乐章之一。
但是，克莱齐奥并不看重欧洲的理性主义传统。瑞典学院指出，他的重要小说《沙漠》（1980），"含有北非沙漠中失落的文化的宏大意象，与不受欢迎的移民眼中的欧洲景观形成对比"。小说的两条情节线索，如对位的二个声部，一个声部是二十世纪初撒哈拉沙漠柏柏尔部落在殖民者的迫害下的流亡，另一个声部是一个流浪的摩洛哥姑娘，她在西方世界成了有名的模特儿，却与商业文明格格不入，最后返回故乡寻根。
东方文明的意象
在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毛里求斯，居民主要为印度裔和巴基斯坦裔的移民，因此，印度教盛行岛国，佛教也比较流行。在《隔离》中，主人公因为和一个欧亚混血儿的婚恋，被他的种植园主的父亲赶出家门。他踏上寻找"自我"的精神之旅。寻来寻去，主人公自我诘问道："我是不是在寻找一个幻影?"。这里的"幻影"（英译作
illusion）一词，可能相对于梵文的Maya（空幻），是印度教的重要概念。因此，《隔离》被批评家视为一种"喜马拉雅文学"。小说最后提出的这个问题，像《流浪的星星》中寻找圣地的以斯帖提出的问题一样充满了反讽："也许耶路撒冷并不存在？"
克莱齐奥曾多次访问中国。不久前，他的小说《乌拉尼亚》中译本获得北京一项"最佳外国作家奖"。从他致中国读者的信和其它资料来看，他读过的中国经典，有《道德经》、《红楼梦》，他喜欢的现代中国作家，有鲁迅、巴金，尤其是老舍。这些作家作品以及中国京剧、国画和书法，均对克莱齐奥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克莱齐的道家眼光，有评论家Maurice Cagnon和 Stephen Smith 的专论，载《法国评论》（The French Review）1974年春季号，可惜未能拜读。但是，在克莱齐奥注重生态保护的小说中，在他寄情山水的描绘中，不难发现"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以斯帖从长辈那里听了"创世纪"的故事，懂得了类似于阴阳两极的"黑暗"与"光明"之分，懂得了"天和地都是人"的道理，这正好说明希伯莱文明与中华文明有相通之处。
克莱齐曾为著名法国电影导演罗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的《关于电影摄影师的笔记》作序，他认为布列松的电影往往将音乐与绘画融为一体，有日本画家葛饰北斋的"浮世绘"的禅趣。这也可以视为克莱齐奥本人的文学创作的一个特征。
印第安文明的梦幻
克莱齐奥之所以认同印第安人，是因为从1969年起，他在巴拿马一个印第安部落中扎扎实实生活了四年。他住在以棕榈叶为顶的简陋茅舍中，在热带雨林各种奇特鸟类和野生动物的环绕中。他在河流湖泊轻轻荡起独木舟，与原住民一起载歌载舞，过着哥伦布抵达之前十五世纪的那种古朴生活。他学习那些"高贵的野蛮人"的语言，全身心融入他们的魔幻文化。这个长期的漂泊者，仿佛有了叶落归根的"在家"的感觉。这是他"闭关"静修的一段时期，"出关"以后，近乎脱胎换骨。
此后，克莱齐致力于翻译南美印第安人玛雅文明的经典，并出版了散文集《墨西哥之梦，或美洲印第安人断裂的思想》（1988）。克莱齐奥梦游在前殖民地墨西哥的漫长历史中，陶醉于印第安血祭的"神圣的恐怖"及其歌舞的"可怖的美"。他推测，假如他们思想脉络没有被西班牙征服者打断，那古老的仪式和神话，也许会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哲学，一种类似于道家和佛教的哲学。克莱齐奥相信他们的循环时间观念与佛教的轮回观接近，相信他们的诸神和信仰有一天会重新复苏。
克莱齐奥的创作中的这一梦幻乐章，不是直线向前的进行曲，而是苦中作乐的圆舞曲。作者面对那个失落的世界抒发的哀婉凄美之情，堪称法国浪漫主义的余音。
克莱齐奥，这个世界公民的多种文明的交响曲最终指向的，无疑是"世界文学"应当弘扬的普世文明。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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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犹太诗人的族裔认同
――纪念以色列建国六十周年
◎ 不少知识菁英并不把犹太复国主义视为最佳选择
今年5月14日，以色列人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欢庆以色列建国六十周年。
犹太人返回"应许地"建国，可以说有三大基石：第一，长期惨遭迫害的弱势族裔的幸存及其信仰捍卫的需要; 第二，他们长期积蓄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第三，他们赢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尤其是联合国1947年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
诚然，犹太人复国并把以色列建设成一个民主国家，是值得他们庆贺的。但是，即使是深谙历史苦难的犹太知识精英，也有不少人并不把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视为他们的最佳选择，例如，拉比约耳•泰特鲍姆（Joel Teitelbaum），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依照《犹太法典》应当是被禁止的; 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也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著例。而非犹太裔人文主义者，对此往往只采取道义立场。因此，我想就此以两位杰出的诗人的认同，来纪念以色列建国。
◎ 叶甫图申科以〈娘子谷〉诗表达犹太族裔认同
这两位诗人，第一位是假犹太人叶甫图申科――因为他是一个俄罗斯人，但是，出于对犹太裔苦难的同情，他"似乎是"一个犹太人。另一位是真犹太人艾伦.金斯堡，但他的精神皈依，是看重慈悲和智慧的佛教。
像波兰的奥斯维辛一样，乌克兰娘子谷是二十世纪犹太人苦难的见证。那是1941年，纳粹占领基辅后，把大批犹太人分批驱赶到市郊娘子谷悬崖上，一阵阵疯狂的机枪扫射过后，把尸骨推下峡谷，造成多达十万受难者的万人冢。
不少犹太人曾投身俄国十月革命，但是，革命胜利后，犹太人在苏联和东欧遭到全面排斥。斯大林之后的"解冻"时期，排犹并未结束。赫鲁晓夫1959年发动反宗教运动，主要就是针对犹太人。苏联的教科书还刻意曲解了娘子谷大屠杀的历史。
就在这个时候，诗人叶甫图申科挺身而出，写作了<娘子谷>。诗人的犹太人族裔认同一直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我似乎是一个古老的以色列人./跋涉在古埃及的道路上/我在遭受酷刑，被钉在十字架上/甚至在此刻，忍受着钉子的锈迹。"接着，诗人觉得自己似乎是在法国被诬告的犹太军官德雷弗斯，但同时扮演了为此案呼吁正义的左拉的角色。诗人觉得自己似乎是写《安妮日记》的那个犹太少女，但同时扮演了她的精神医生的角色：
――"他们来了!"
――"不，别怕――那是春天的
脚步声。春神正在赶路
来到你的身边你的唇间!"
――"一声响打破了门!"
――"不，正在打破的是河流的坚冰……"
接着，诗人悲怆沉痛的笔调写到娘子谷：
娘子谷潇潇野草
凄凄寒树，如严酷的法官
这里，所有的呐喊和手中的帽子，静悄悄
一夜之间我愁白了头
我是一声长长的沉寂的尖叫
掠过数万人的尸骨之上
我是这里每一个被处死的老人
我是这里每一个被谋杀的孩子
回眸纳粹大屠杀之后，诗人的批判锋芒直指那些自称为"俄罗斯全民联盟"的排犹分子，那些满怀仇恨盗用了"英特纳雄耐尔"的名义的苏联共产党人。这首诗因此成为诗人的"反苏活动"的罪证。
叶甫图申科的犹太人族裔认同，在苏联并非孤立现象。1962年，另一位俄罗斯人肖斯塔科维奇以<娘子谷>等诗作为歌词，创作了悲怆的第十三交响曲。
◎ 反战是金斯堡始终一贯的主张
犹太人身份是以母亲血缘为准的。金斯堡的母亲是俄罗斯移民美国的犹太人，一度是狂热的共产主义者，感染了金斯堡的左翼倾向。作为民主歌手惠特曼的传人，金斯堡是真正的美国人。但是，他很快就转向东方文明踏上精神之旅。1962年底，他在印度朝圣拜见了流亡中的达赖喇嘛之后，从苏联地下出版物中读到了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他尤为感动的是该诗的结尾：
我的血管里没有一滴犹太人的血
可是，在那些狂热的排犹分子眼里
我是一个可恨的犹太人
正因为如此，我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
在《印度日志》中，金斯堡把叶甫图申科称为"亲爱的诗人"和"同胞"，并由此联想到西藏人被迫的大流亡，感到自己似乎是一个西藏人。他呼吁："联合国，你应当搬到喜马拉雅山来！明年夏天的联合国会议，应当讨论西藏问题！红色中国要派穿裤子的代表来！达赖喇嘛也要派披袈裟的代表来！"
金斯堡去印度之前，曾先到以色列寻觅乡愁。由于当时旧耶路撒冷和西墙（哭墙）在约旦控制的边界，他无法去朝圣。他承认，以色列是被迫害的犹太人的一个好庇护所，但他发现，以巴冲突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在接受一家报纸采访时，他说："是的，我是一个犹太人，但与此同时，你会看到我不是犹太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所以不能和谐相处，是因为他们都不把对方当作人，而是当作物。"1965年，金斯堡访问苏联，见到他所仰慕的叶甫图申科时，他谈到几个古巴作家被抓进监狱关了一天，叶甫图申科说：那只是"儿童游戏"，苏联的许多无辜者被关押了二十年！这时，金斯堡既是古巴人又是俄罗斯人。在反越战的游行示威活动中，他是一个越南人。在抗议苏军坦克侵入布拉格时，他是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人……。
反战是金斯堡始终一贯的主张。1967年6月，以色列入侵埃及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时，美国一些犹太人和平活动家，感到进退两难，但金斯堡持坚决的反战立场。1973年，叙利亚和埃及率先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斋月战争"或"赎罪日战争"），金斯堡立即写了<耶和华与真主之战>一诗。对于这场饱含文化冲突的战争，诗人首先追究以色列的责任，把犹太人指为"崇拜金牛的以色列部落
/ 打破十戒的摩西"，然后，追究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双方领导人的罪责。
◎ 金斯堡的普世关怀，在犹太人中不是孤立现象
1988年，金斯堡再次访问以色列时，终于到了西墙。他想象着，上帝就是在这里显灵，吩咐亚伯拉罕献祭他的儿子以撒。诗人在这片千百年来的圣地嚎啕痛哭，这时，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一个真正的犹太人。然后，他冒险潜入阿拉伯人住宅区，辛酸地看到几个饥饿的孩子靠拣废铜烂铁卖钱为生。他留在那里好几天，每天帮孩子们拣起的，是美国制造以色列发射的炮弹废片。这时，他是一个阿拉伯人。
二十世纪犹太人作为施害者的角色，在建国前实施了代尔亚辛大屠杀，即在耶路撒冷附近代尔亚辛村对阿拉伯村民的屠杀，接着摧毁了数以百计的阿拉伯村庄;
在建国后实施了1982年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
金斯堡的普世关怀，在犹太人中同样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被誉为"以色列文坛教父"的S.伊扎尔（S.Yizhar），在中篇小说《可赫尔贝•柯西泽》（Khirbet Khizeh）中，讲述的是以色列建国那一年巴勒斯坦村民惨遭暴力驱逐的故事。以色列作家奥兹（Amos Oz）指出："伊扎尔之后的每一个（以色列）作家身上，都有他的影子"。以色列和平活动家乌里•阿文里(Uri Avnery)在以色列建国六十周年之际用一个悖论阐明了他的人文主义理想：
"真正的犹太复国的愿景(vision)，是无国界的国家愿景"。
我相信，这也是金斯堡在天之灵的愿景。这句话，可以作为以色列建国的最好纪念。
【2008/08/14 联合报】@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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