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我看见有些人隐秘的心犹如浮萍般茫然无向！迷雾般繁杂外衣下罪恶的赤裸裸！狂躁不安地对自我之性的极度扭曲和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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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落定》冠上了“茅盾文学奖”的华丽头衔，想必都有所耳闻。大致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荒淫无耻的土司与原配的黑头发妻生了一个有蛮力而无心的莽汉，而后劫持一位汉地女人，违背道义、伦常和“优生优育”政策，酒后乱性，生得一位表象上看“疯癫呆傻”，实则“睿智通性”的所谓“傻子”，“傻子”不傻，反倒灵光：一次次地探得历史的秘密，一种超前的先见之明，他扼住土司制度和他的命运：不贩毒，种粮食；不淫乱，去爱情；不亲白色汉人，亲红色汉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传得一代佳话，弹指一挥间，五十年后，“傻子”在土司寨前双手合十，老泪纵横，为本书画上完美的句号。除去细枝末节，这是大致情节。
这样的主题架构和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略带宗教的哲学意识以及独特的叙事手法，都让人不能不想起《喧哗与骚动》。此作是美国作家福克纳的最经典绝唱，博大的思想倾向性和纯熟自得的艺术技巧，使其成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的扛鼎之作，当之无愧在1949年度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里面有如麦琪土司的没落似的康普生世家的潦倒，有错综的爱与近乎病态的性爱，有傻子，有纯美的爱的化身——黑人女佣迪尔西，有诗化了的语言，有戏剧化的人性描摹。吊坠项链似的结构形式。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尘埃落定》与《喧哗与骚动》似有干系，《喧哗与骚动》生得早，算得上是《尘埃落定》的哥哥，爱好文学的朋友们说了：照这样说，《尘埃落定》是老二？这我可不敢肯定，但我想，为了长幼秩序，朋友们可先行阅读《喧哗与骚动》，再读《尘埃落定》。可能的话再找德国作家格拉斯的《铁皮鼓哈里》作平行阅读。这部作品在一九九九年也获诺贝尔文学奖。同样貌似是《尘埃落定》的血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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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评论家柳建伟预言说：“阿来是中国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作家。”柳君虽曾以《英雄时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但这一预言，套句《铁皮鼓哈里》的获奖理由，却只是“其嬉戏之中蕴含悲剧色彩的寓言描摹出了人类淡忘的历史面目”。《江南时报》记者彭志强就这一问题采访时，阿来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更多地是出自一种政治倾向。其实任何一种文学奖对某一国家、种族都带有歧视性”。有个网友说阿来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是挺在理。滑稽的是：不知道阿来说的“任何一种文学奖”里是否包括茅盾文学奖？假如肯定阿来说的是真理，就不难理解《尘埃落定》像一个难产的婴儿，为什么书稿最初在十几家出版社之间辗转，不被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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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尘埃落定》后，阿来着手《空山》的六卷本谓之“秘史”的大创作。因为对与第一部分机村传说之《随风飘散》标题的兴趣，（先前读过村上春树的《随风而逝》；在大洋彼，还喜欢一个坐乘神驹的叫“随风而逝”印第安英雄。说点题外话：本人总感黑头藏人与印第安人似有一种亲近的神秘，未作研究，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粗略地看了看，这“立体式的当代藏区乡村图景”算不得不好看，文字迷人、圆润、不撒娇。但对政治的过分张扬和对历史的痛之又痛，使得作品在艺术技法和文意气魄上都与《尘埃落定》有距离。这部作品的最终归宿怕是要：《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实质上，因为对全球首个大型跨国出版项目“重述神话”的热衷和对重述《格萨尔王》的举步维艰，《空山》的后卷“急就章”的痕迹想来必多。所以我就更不期望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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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重述神话”，是由英国著名出版人杰米·拜恩发起的跨国出版合作项目，目的就是（个人观点）逼“神话”和“现代意识”杂交，期望生得“焕发出新的意义”的一个杂种，有点不明白的是，历史上文艺的“杂种”谁人喜欢？我们看见满街的纯种狗招摇过市，谁人见得“杂种”的扬眉吐气？（可怜的无后的骡子除外）即时“重述”地任何成功，无外乎以“现代意识”剥去“神话”的“灵”和“神”，让“神话”沦落为非狼非狗的一只“狈”，披着“故事”的外衣去国际化，去招摇撞骗而已。补充一点：各国较为积极响应“重述神话”项目，除“国际化”的热衷外，想来还有一个叫“面子”的东西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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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要“重述”《格萨尔王》，天气怕是真的要“晚来秋”了。
“《格萨尔王传》以博大的场面、包罗万象的内容几乎梗概了整个藏族的文明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震撼藏、蒙两大民族的巨著。”（引自本人大学毕业论文《论<格萨尔王传>中的集体无意识》）即使对《格萨尔王》作专门的学术研究，在研究上因剖析解疑的多棱性，内容所指的多元性，衍生出光怪陆离的上层建筑和驳杂的人丈景观。才有冠之以“《格萨尔王》学”的推崇。有学者穷经皓首，尚且顶礼膜拜，不能完全地晓义通达。有多少黑头藏人，从襁褓到生命的归寂，都以“格萨尔”为精神偶像——《格萨尔王》是藏族人民精神的最好诠释。对藏人，从情感上来说，《格萨尔王》容不得肆意地涂改和恶意地中伤。阿来现在要“重述《格萨尔》”，且不说“史诗神话”和“纯粹神话”差异容不得他的“刮骨抽筋”，就说他对这部伟大史诗认识上的一知半解上，还是他对藏文化的极端厌离上，“重述”都不合时宜。加之他的“现代意识”的涂抹和“充分发挥的想象力”的扭曲，免不了让“格萨尔”成为“世俗的君王”，阿来必会以他不求甚解的态度和他贯有的“偷梁换柱”的创作技法，抽取格萨尔的灵与肉，甚至于血。逼格萨尔走下神坛，去民主、去亲善、去食人间烟火、去作批评与自我批评。一代“神君”在他的笔下将会成为一代“明君”。（这里，我并非说格萨尔“不明”）甚至不明诸多善菩萨出于对雄狮大王的神圣的崇拜、对强大膂力的敬仰和天机命运的因缘而对格萨尔的以身相许。将格萨尔超脱于世俗爱情的大爱情愫描摹为“妻妾成群”的“庸爱”。以阿来的历史观的看法，他会让格萨尔显现更多的“人性”，给格萨尔明确的“思想路线”，试想一下，王妃森姜珠牡将会有更多的脂粉气！另外，阿来不能对古代藏族的社会历史、阶级关系、民族交往、道德观念、民风民俗、民间文化作精确的把握，创作时他肯定有诸多无能为力的“淡化”处理或“创造性发挥”。作为对藏文化的诋毁和对世人的诓骗，可怜《格萨尔王》将会穿戴形形色色的“面具”呈现在国际舞台上！
我要向世人郑重声明：阿来的《格萨尔王》不是那部“东方的荷马史诗”，那是“他的”《格萨尔王》。想来他会承认，如他所说“《格萨尔王》这样的深化题材，其想像空间大，是对想象力的考验，重要的是要表达作家对历史文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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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尘埃落定》在知道他这个人之前，后来他因此作春风得意，声誉雀起，财源滚滚。四处演讲，做报告，出国大谈“民族与文化”，那是他的事，我懒得管。但是一个人一旦“公众”，说话办事，谈民论族就要谨严、重是。不能信口雌黄，胡说八道。要知道：“批判是应该的、合理的，但要进行批判，首先要很好的了解你所要批判的对象，之后你才具备了批判的权利。”（阿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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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月24日阿来在四川大学演讲时说“一个宗教统治一个民族一千多年．是从来没有的．不要给我谈什么藏传佛教的博大精深，连印度都不要的，我们拿来干什么？藏传佛教是藏文化的糟粕．”说来好笑，难道阿来不知婆罗门教、犹太教、萨满教等诸教吗？既然不知，就不可大放厥词，说什么“一个宗教统治一个民族一千多年，是从来没有的。”可能演讲时在学生面前衣冠楚楚，语不惊人死不休，还说“藏传佛教是藏文化的糟粕”。阿来真还唯物地可以，说实话，连最愚笨的藏人都知道藏传佛教对藏人生活影响的深广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的精神活动、信仰模式、心理状态、行为方式、伦理概念、风格习惯中处处可以察见藏传佛教的影响。藏文化的“为道、为学、为器”都闪烁着藏传佛教的智慧，“藏传佛教成为糟粕”我们到哪里寻“藏文化”？“大小五明”从何而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还是孔老夫子说的好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现在的世道真是邪乎的很，一旦“作家”，就成为了无所不知的“学者”，奇怪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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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央视《面对面》董倩专访阿来，可怜董倩自支持《面对面》来，观众由于对王志的喜爱而备受责难，这次面对面阿来，阿来回答上的矫揉造作和答非所问，让董倩的采访平淡无味，不能出彩。而阿来语言上逻辑的混乱，真让人大跌眼镜。央视在解说上说阿来“用藏语思考，用汉语写作”。犯了知识性的错误，作为半回半藏的“藏人”，阿来不懂藏语的书面语，只懂些许的藏族世俗口语，加之对汉语的较为纯熟。这直接导致了他“藏语思维”转化的不可能。“语言思维学”告诉我们，他无法“用藏语思考，用汉语写作”。这可以从卢森堡人的语言现状得到佐证。他本人也说“主体跟宏观思维的架构，它已经是由汉语来构成”。所以只能说：他的创作和“思维藏语”关系不大，是对藏文化各式素材的汉语转化，包括题材、语言、故事结构、表达技法、文化的杂糅嫁接与切入他信奉的“主旋律”方向的变异而已。并不是什么“藏语的汉语书写。”阿来说的“回到藏语里头用它去想一下”，就是这种创作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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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所以“经典”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书面语的出神入化的应用和运用。一种语言的最高价值更多地正是体现在它的这种经典中（当然，民间语言也有堪称经典的语段），或者说：脱离了书面语就不能也无权评点一种语言的发达与否。如是我闻，阿来对藏族书面语是不懂的，他也承认“至今我也不能用藏语写作”。说自己“当然，口语是可以的”，看来他是真不懂藏族书面语。
我在曲阜上大学的时候，我很信服导师孔子的教诲，对不知的从不说知之。英语老师提问，我对英语的评价也只有“I an sorry！”，从未对英语进行过诽谤和诋毁。可阿来同志就不乖了，媒体一提到“为什么不用藏语创作？”时，非但不说自己的“不懂”，还极力掩饰，拐着弯转移话题，找台阶下，更可气的是反而装懂，乱说一气。
说什么：“藏语是个宗教语言”，“文化是被僧侣阶层垄断”、“藏语缺乏表现现代生活的词语”。学术上所谓的“宗教语言”实质上指的是一个宗教形成之时所依托和借以传承的具有这一宗教鲜明特点的“语言”，这里的“语言”的概念只是一种“宗教的符号”，比如：研究“佛教”的“宗教语言”理应是梵语。就语言本身来说，本质上并不能说只要是“宗教语言”就是绝对的上层建筑，是脱离了民众的语言。这是他知识上的缺乏。且不说它。
阿来说“藏语是个宗教语言”，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说藏语除“言传宗教”以外的不发达。这种不严谨的说法就象“文化是被僧侣阶层垄断”一样很可怕。说法上概念的独断和不明晰，使人们怀疑藏民众语言和文化的缺乏。彻底否定了藏族历代统治者为使藏语更加规范化、统一化、简便化、大众化，而对藏文字大规模的厘定工作（专门制定“噶介”，用法律的形式来推行统一的文字，其严肃认真可见一斑。）。否定了“僧侣阶层”在宗教、政治、艺术、语言、教育、自然科学上对藏族文化的发展和普及。看不见“僧侣阶层”对民众在文化上的教授和熏陶。看不见那些还俗的“僧侣”在文化上的传教。看不见民众与僧侣在文化上的合作与相互影响。怎可以以“垄断”二字对这么复杂的文化现象，化为简？化为无？
我较为承认阿来说的“藏语缺乏表现现代生活的词语”这一说法，这是世界上所有“当下语言”的特点，语言是活的，旧词消亡，新词派生是规律。汉语里，古人不也没有“可口可乐”喝，没有“博客”写吗？没有汉语中日语外来词“消极”，我怎能说你的论断有对藏语的“消极”看法？说实话，说“藏语缺乏表现现代生活的词语”是对，但问题在于，以这种不是理由的理由去掩饰“不能用藏文创作”的尴尬，就是你的不对了，即使你懂藏文，难道收入的词汇超过２０万个的藏汉词典还不够你用？
“（藏语）表达是有限的”与“藏语方言差异大”可以作横向研究，一种语言 “方言差异的大”可以佐证这一语言具有强的可变性、可塑性和灵活性，或者说是表达的无限性。不懂语言学，阿来先生万不可“自相矛盾”。另外是谁告诉你“藏文比如说以拉萨话为基准的”（且不说这句话的不严谨和混乱逻辑）？藏语现在虽还无科学的“作为普通话的基准”，有待研究和规划，但我们反对藏语各方言的“自持准绳”，反对你的这种武断。
“藏语文不仅没有走向‘灭绝’，它还随着新词汇的不断出现而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西藏编译局 次仁顿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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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阿来对他母语的诋毁，实在是蠢得很——在文人品行上自甘低贱！
对“母语”的尊崇，包含复杂的情结，有对血脉亲情的感念，有对自我性情的反思，有对纯粹文化的膜拜，说得牵强些：她与“语言的优劣”无关。难怪席慕容也如此执拗得推崇她那“无所不能”的语言，为不能说蒙语而暗自神伤：“（不懂蒙语）我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疼痛与欠缺，好像在心底深处纠缠着、撕扯着的东西都浮现出来，我感到空虚而又无奈。”无怪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2月21日确定为“国际母语日”。没听说过那个“不能充分表达意思”的母语被踢出在外。希拉克因为同胞不说法语而起身离席。谁人说他是“偏执狂”？蒋韵说“我们的母语承载了民族最最苦难的一段历史，其伤痕是任何语种都无法相比的。如果我们轻易忘掉它内在深痛的历史，甚或连外在容貌也随意涂鸦，那才是民族的罪人，真正的不肖之子。”这句话同样可以说给那些践踏和伤害，甚至肆意蹂躏以藏语为母语的人听。不懂藏文的所谓“藏族作家”（实则为“藏族汉语作家”）至少可以学学白玛娜珍：“遗忘只是一种沉睡。母语与母亲的乳汁一起，早已融入我的血脉。”“我的写作并非要完成对母语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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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阿来诸如“藏族没有独立的文学”，“我们可能是这个藏族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的知识分子”等论调，读时，我几乎都哑然失笑，佩服他的“无知者无畏”。真是有胆。一来，因为我对他无视事实的“自诩”的极度愤慨后的哑然失声；二来，其所论问题上错误的显而易见；三来，时间到了，我要去幼儿园接孩子。所以对这些说辞就不作驳难，实在懒得对这一问题对阿来作“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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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 博文所论问题，或有错误、或有纰漏，但读时，对个别词句不可断章取义。
2、 做教师的尽可以将《面对面》董倩专访阿来的采访，作语法、逻辑、心理征象的反面素材，授予学生。
3、 希望我的这篇非学术，纯粹愤慨的博文能让有些人“平常是木的脑子”能“嗡”一下。
4、 本来下午要去看望爸妈的，把时间浪费在这样的文章上，完成了，却有点惆怅和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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