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作者在自己的眼中都是睿智且宽容的。
——西塞罗（Cic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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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央诺布和他的两个女儿 |
我从未想象过自己最终会成为一名作者之类的人。我年轻时，有相当长的时间认定自己笃定是一个实干家。直到1971年加入木斯塘（Mustang）图伯特游击队，这个自负的幻想才被打破。肩背一支步枪、数百发子弹、几颗手雷、一把手枪和难以置信的重负，行进在每走上七八步都确信自己就要一命呜呼的海拔高度上——这样的经历很快让我相信，我绝不像海明威小说里的人物，而在此之前，我一直告诉自己我就是那样的人。在学校的最后几年，我生命中最主要的文学影响力都是来自“老爸”（Papa，即海明威——译者注），我一直对保持“重压下的优雅”（grace under pressure）之类的事情非常的严肃认真。
我是一个贪婪而不太挑食的读者：从阿里斯泰尔•麦克林（Alistair McLean）[1]到托尔斯泰（Tolstoy），从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2]到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3]，诸如此类一概狼吞虎咽。一个星期可以轻松地读完平均两三本书。受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4]所著的《贝利撒留伯爵》（Count Belisarius）和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5]所著的《哈德良回忆录》（Memoirs of Hadrian）两部作品的激发，我的阅读兴趣开始转向历史题材，尤其是古罗马和拜占庭历史，从普罗柯比（Procopius）[6]开始逐渐追溯到约瑟夫斯（Josephus）[7]、索多留（Seutonius）[8]、塔西佗（Tacitus）[9]、李维（Livy）[10]，然后是希腊史学家的作品。
我有些讲故事的才能。所以在1970年，第一次图伯特青年大会（Tibetan Youth Conference，即“藏青会”）的主办人找我为这次会议创作一个舞台剧。我创作并执导的第一部剧作《中国马》（The Chinese Horse）在规模不大的流亡社会获得了不大不小的成功——与其说是因为这部剧作褒贬不一的文学特质，倒不如说是因为人们对这种演出形式感到新奇（这是图伯特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剧作）。我们还为达赖喇嘛举行了专场演出，尊者似乎也挺喜欢这部剧作。从那以后，每有登台上演的机会我便创作剧本——最后一部是一出喜剧《泰坦尼克后传：关于爱情、移民和独立斗争的故事》（Titanic II: A Drama of Romance, Immigration and the Freedom Struggle）
但是说到占我的作品大部分的政论性文章，则主要是源于内心的失望，甚至是某种愤怒，不诉诸文字难平心中块垒。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人们在世界媒体上可以读到的关于图伯特的报道几乎都是消极的、敌对的和极为虚假的。不仅仅有像菲利克斯•格林（Felix Green）、韩素英、T•D•奥曼（T. D. Allman）、内维尔•马克斯维尔（Neville Maxwell）、克里斯•慕林（Chris Mullin）以及西摩•托平（Seymour Topping）和奥德丽•托平（Audrey Topping）这样的记者和作家个人在兴致勃勃地咀嚼回味着中共的宣传，甚至一些媒体机构本身也似乎成了中共宣传部的海外分支，其中包括《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法国世界报》（Le Monde）、《英国卫报》（The Guardian）、《新闻周刊》（Newsweek），尤其还有《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和《远东经济评论》（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等等。其中有些机构至今还依然故我。
当然，人们知道他们都在信口雌黄，或者是出于各种私利而甘愿受骗。读到韩素英描述博巴如何愚钝的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的文字，直让我怒火中烧——她在文章中说，博巴在犁地的时候，让牦牛顶着犁把往前走，直到聪明而无比耐心的共产党干部来解释为何牦牛应该走在前面而犁铧应该放在后面。但是你又能做什么？还有一些受印度大麻和图伯特的各种秘闻所吸引的嬉皮士来到达兰萨拉，这些人更倾向于相信毛泽东主义者的宣传而不是博巴流亡者关于自己国家和人民悲惨命运的述说。
我内心感觉到的是一股义愤，而最终促使我坐到写字台前开始将我的想法和感受形于笔墨的因素，不仅有博巴们所遭受的暴力与不公，还有那些毛泽东的西方崇拜者们公然将中国对图伯特的占领说成是一件对图伯特有益的、人道的和进步的事情。开始时，我给杂志编辑写信和文章，这些信件中只有一篇得以发表（如果我的记忆没错，是发表在1973年某一期的《时代》杂志上）。坦白地讲，这些文字确实乏善可陈。我还尝试着写作短篇小说并信心满满地把这些作品投到《花花公子》（我的一个美国熟人告诉我，这家杂志给每篇稿件支付5000美元的稿酬）、《哈帕斯》（Harpers）和《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等杂志，最后得到的是我的第一份退稿通知。尽管如此，当这些小说终于在《印度画报周刊》（Illustrated Weekly of India）、《印度斯坦时报》（The Hindustan Times）和《图伯特杂志》（The Tibet Journal）等刊物上发表时，我还是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高兴。
但是，我的政论性文章还是毫无进展。事实上，我越是挖空心思，我的文章却越发地堕落为一种狂吼乱叫。到了1975年，就在毛泽东刚死之后[11]，我为图伯特青年大会主办的杂志《让赞》（Rangzen）写了一篇文章，体裁上直接借用了左拉发表于《曙光日报》（L'Aurore）的著名论辩文章《我控诉》（J'accuse），每一段的开头都是“毛死了”。尽管这篇文章写的让人不忍卒读，文风无疑也矫揉造作，但是文章对图伯特政府的指责还是言之有物的，我指责政府对当时中国和图伯特发生的至关重要的变化（甚至包括毛死）视而不见，却只是关注流亡政治、难民营、宗教仪式之类琐碎的问题。这篇文章激怒了噶厦。我与当权者之间产生了第一次重要的矛盾冲突。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后来有一天，我记得是在1976年的夏天，我随手拿起了一本薄薄的乔治•奥威尔的论文集。我早先读过他的一些小说，不过只是对《动物农庄》（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读完标题有些古怪甚至有些煽动性的第一篇文章《英国式谋杀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English Murder）之后，就像那个脑袋上亮着灯泡的卡通人物一样，我脑袋上的灯也亮了！更文雅些说，此时此刻我找到了迄今为止真正属于自己的“通往大马士革之路”（road-to-Damascus）。
是的，文章就应该如此写作。你可以选择一个严肃的，甚至有些乏味的题目——就像奥威尔的这篇文章，通过回顾那个时期几个著名谋杀犯，将战前英国社会的伪善（但同时也还算正直）与战时英国去道德化的恣意妄为进行对比——但是，你的写作手法可以是有趣的、诙谐的、理智的，当然最重要的是要令人信服。
继续读下去又让我获得了另一个有益的启示：奥威尔的文章《民族主义笔记》（Notes on Nationalism）让我确信我针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还包括毛泽东主义）的西方辩护士们所表达的愤怒和蔑视是正确的。奥威尔解释说，这些知识分子或由于严肃的或只是流行时尚的原因而放弃民族主义，但是他们并不能真正弃绝对祖国或是某种事业的内在需求，于是转而在其他国家寻求这种需求的满足。奥威尔进一步阐述到，“一旦他们获得了满足这种需求的渠道，他们便会完全沉浸在相信自己已经获得自我解放的情绪中而无拘无束地为所欲为。”但是，奥威尔相信，这种“移情民族主义”（transferred nationalism）会使得知识分子比起代表自己的祖国或是真正了解的任何团体时，“更加民族主义、更加庸俗、更加病态、更具危害、更加虚伪。”
在《政治与英国语言》（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一文中，奥威尔则阐释了腐化语言对于一种恶劣的和压制性的政治的形成与维系是如何地至关重要。就在同一年，我设法得到了企鹅版的四卷平装本奥威尔论文、新闻报导和书信集，在他的作品中，这些文集对我的影响至为深远。当然，我自己的写作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妙笔生花，但这已经不是问题。至少，我现在知道了应该如何写作。我获得了一份路线图，我知道我最终会到达目的地。
我开始给（而且几乎是专一的）《图伯特评论》（Tibetan Review）供稿。这个时期，图伯特政府正向图伯特派遣“发现真相”代表团，试图寻求诸如“自治”（autonomy）和“共同治理”（associate status）等解决方案，从而说服中国开启谈判之门。我自作主张地向那些怀有希望的人们泼冷水，他们认为中国正在走向民主之路并且最终会与达赖喇嘛之间实现某种积极的理解和协定，这其中包括很多的图伯特领导人、图伯特民众和西方支持者。
我必须对读者直言相告。我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同时由于我的文章都是用英语写成，因此我的博巴读者群也并不广泛。雪上加霜的是，我始终无法放弃从上学时养成的古怪的拉丁化的写作方式。尽管如此，这些文章还是给大人物们留下了些许印象。流亡政府对我的文章大光其火，而尊者也曾经有一次对我严加斥责。我想，这大概也是我“罪有应得”吧。
但是，让我确信我造成了一名作家应有的影响力的是中国人。第一批流亡博巴访问团成员楚臣德赛（Tsultrim Tersey）在写给《图伯特评论》（Tibetan Review）的一篇文章中说，在拉萨举行的一次正式会议上有人告诉他，我的文章和图伯特青年大会的活动对“中藏关系”造成了伤害。（Tsultrim Chhonphel Tersey, "One Month in Tibet," Tibetan Review, vol 14, no. 6, June 1979, pp. 12-27.）几年之后，我通过流亡政府安全办公室收到一条来自中国拉萨当局的私人讯息：我的文章就如同用苍蝇的翅膀击打岩石，是徒劳无益的。而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藏族人”，我应该回到“西藏”，参加“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
受到如此关注实在让我受宠若惊，并且让我马上产生了“非份之想”。是的，只不过是“苍蝇的翅膀”。中国人是否听说过“混沌理论”（chaos theory）？有一种现象称之为“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依赖”（sensitive dependence on initial conditions）。这种现象在气象领域被半开玩笑地叫做“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一只蝴蝶今天在纽约（或者是达兰萨拉）搅动空气，或许在下个月就会在北京变成一场风暴？
但是在达兰萨拉，如此勇敢而乐观的时刻实属凤毛麟角。这个图伯特的流亡首都是一处让人慢慢丧失精力和信心的地方。公开宣称的民主和争取自由的理想与流亡领袖们（包括达赖喇嘛尊者自己）对某种专制保守主义（粉饰着迎合西方需要的新时代的花言巧语）的与日俱增的偏好之间矛盾，在我们的社会里年复一年变得愈发突出和不可调和。人们有时会觉得，何必如此自寻烦恼？但无论是出于习惯、固执还是残存的一点点希望，一个人就“如同日落西山的时候往东赶路。远处已经黑了，但前面还剩下那么一丁点儿光亮，你只能就着这点亮往前一点一点走着。”[12]
上面这段话来自老舍的《骆驼祥子》（英文版名为Rickshaw，即“黄包车”）。他是中国最著名的现代作家之一。老舍是满族人，1899年生于北京，他非常崇拜狄更斯。1966年，他遭受“批斗”而后在这座满清故都西南角的太平湖沉湖自尽。[13]他最著名的作品《骆驼祥子》讲述了北京一名黄包车夫悲剧人生故事。在一个极为悲惨心酸的场景中，这位车夫的妻子临死前做出了前文引述的凄凉绝望的人生感悟。[14]
很多那个时代的中国作家对他们国家的未来都持有一种深切的宿命论的观点。即便是鲁迅——或许是这些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位——也时常觉得自己对军阀、政客和革命者们的暴力与贪赃枉法的反抗是徒劳无用的。在他最为压抑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表述：“于我看来，语言与文字是失败的象征。那些真正能够反抗命运的人是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的。而那些强者和胜者也是如此，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保持沉默。打个比方说，想一想当鹰扑向兔子的时候，是兔子在尖叫而不是鹰，同样，当猫抓住老鼠的时候，是老鼠在尖叫而不是猫。”[15]
然而无论如何，鲁迅的文章已然比他的宿敌国民党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存活的更长久，而且无疑在中共以及中共的御用文人和辩护士们寿终正寝之后，鲁迅的文章还将长久地被人们阅读和仰慕。优秀的文学作品所具备的似乎不仅仅比暴政更长久的生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之流遗留下的政治和心理废墟上，这些作品还似乎具备一种再生重建的作用。
因此，歌德（Goethe）错了而使徒约翰（the apostle John）是对的。“文字是一切的开始……”
战后的德国被夷为一片瓦砾，是它的作家们重建了德国的精神。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16]、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oll）[17]、齐格飞蓝茨（Siegfred Lenz）[18]以及其他一些作家重新书写了他们国家的命运。正如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所言：“他们对德语进行了解构并使其焕然一新。砍削了其中病态的成分，重新进行整合、缝接，并加入了很多新东西，但一如既往地幽默感，非常幽默。”
我依稀记得是在1974年的夏天，借到了一本折了角的平装本《铁皮鼓》（The Tin Drum）。侏儒鼓手奥斯卡·马策莱特（Oscar Matzerath）——他的一声尖叫可以震破方圆数英里的窗户玻璃——他的历险是如此的扣人心弦、如此的让人纠结又如此近乎疯狂的含义深远。事实上，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我确实一直在发着低烧。当然，这部小说深刻地影响了我对文学的看法，尽管我自己若想确切解释其中的原因多少还有些力不能及。在一篇有关《铁皮鼓》含义的赏析评论中，拉什迪成功地向世人说出了他从这部伟大作品中得到的最大的教训：
格拉斯这部伟大的小说用它的鼓声告诉我：要孤注一掷全力以赴；要坚持不懈奋发努力；要摘掉自己的安全网；要在开始说话前做一个深呼吸；要志存高远；要时刻保持面带微笑；要做一个不苟同的人；要与整个世界争辩；并且永远不要忘记写作也类似无数我们试图把握的东西——童年、必然、城市、疑惑、梦想、瞬间、语句、父母、爱情——会如流沙一般从我们的指缝滑落。
重读这些文字，我觉得我至少在话语风格上一直在竖起耳朵聆听那位侏儒鼓手的鼓声。无论我的作品中还有哪些不尽人意之处，但我至少做到了一直面带微笑（—即便是我的最严厉的反对者也可证实这一点）、绝不苟同、与整个世界争辩，并且把每天都当作自己的最后一天全力以赴。
至于此书的题目为什么叫《影子图伯特》（Shadow Tibet）？是这样，原因之一是文集中有一篇自己比较得意的同名文章。同时我还想通过这本书向伟大的比利时汉学家和艺术史家西蒙•莱斯（Simon Leys）[19]表达敬意，他的著作《影子中国》（Chinese Shadows）是我迄今所见过的最早也是最出色的揭露毛时代中国真相的作品之一。此书名为《影子图伯特》还有另一个原因。
就像在科幻小说里存在的交叉世界（alternate worlds），当今似乎也同时存在两个不同的图伯特。一个图伯特频频出现在社会名流赞助活动、博物馆开幕式上；给人们带来各种工作和学术机会；是大众心灵追求的目标和新时代的流行时尚。这个图伯特俘获了西方人的浪漫幻想，也是当今人们对图伯特问题的主要兴趣所在。在这里，图伯特远非一个有关独立自由的问题，而是代表了富人们和反叛一代的年轻人（the established）对精神抚慰、生态和谐以及世界和平的未曾实现的梦想。作为博巴的祖国的图伯特问题与这个图伯特相比，即毫不相干也无足轻重。西方人将这个图伯特看做是拯救物质主义的和自我毁灭的西方世界的神秘智慧宝库。
然而在残酷无情的达尔文主义的现实中，还存在着另一个图伯特。在中共的占领之下，这个图伯特到处是告密者、秘密警察、监狱的高墙、酷刑、处决、失业、种族主义和不可遏制的文化毁灭。在博巴的个人生活上，这个图伯特呈现出的是酗酒、性堕落、家庭破碎、暴力和与日俱增的绝望；在流亡社会，尤其在流亡社会的领导层，这个图伯特表现出的是神智混乱、迷失政治方向、虚伪、犬儒以及激烈的宗教和政治争斗。
然而，同样是这个图伯特还有或许至今还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这里充满了自我奉献、忠贞不渝、热爱国家以及应声而起的勇敢和牺牲。我试图书写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图伯特。这便是“影子图伯特”
在此，我一定要感谢嘉措（Gyamtso）为此书设计排版以及菲丽希蒂•邓康（Felicity Dumkhang）的艰辛编辑。还要感谢为本书设计封面并最终定版的我的好朋友克里斯多夫•白书且（Christophe Besuchet）以及曼纽尔•鲍尔（Manuel Bauer），我在书中使用了一张他拍摄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图伯特照片。当然，我还必须特别向丽萨•姬莉（Lisa Keary）表示谢意，感谢她为本书进行了最终编辑并为联系亚洲高地出版社（High Asia Press）付出了极大辛劳，感谢她为图伯特自由事业所做的坚定支持和无私努力。
那兰陀斋（Nalanda Cottage）
达兰萨拉（Dharamshala）
【译注】
[1] 阿里斯泰尔•麦克林（Alistair McLean，1922-1987），苏格兰小说家，擅长创作战争、惊悚、探险类的畅销小说，有三部小说后来被拍摄成由格里高利•派克（Gregory Peck）和理查•伯顿（Richard Burton）等好莱坞明星主演的卖座影片，分别是《纳瓦隆大炮》（The Guns of Navarone）、《血染雪山堡》（Where Eagles Dare）和《大北极》（Ice Station Zebra）。
[2] 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英语：Robert A. Heinlein，1907年7月7日－1988年5月8日），美国硬科幻小说作家，被人称为科幻先生（Mr. SF）。他的作品不但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可信性达到了罕有的标准，而且也提高了科幻类的文艺水平评价标准。他是1940年代晚期将无修饰科幻小说打入主流杂志（比如《星期六晚邮报》）的第一位科幻小说作家，他是1960年代最畅销长篇科幻小说的前几名作家之一。他、艾萨克·阿西莫夫和阿瑟·克拉克被称为科幻小说三巨头。他五次赢得星云奖，于1975年获得星云奖的第一届科幻大师奖，七次赢得雨果奖（三次是追授）。
海因莱因作品的主要题材包括：极端个人主义、自由意志主义、独我论、宗教，精神和肉体之爱的关系，对全新家庭结构关系的猜测，等等。由于他对这些题材独数一格的写法，外界对他作品的反应经常迥然不同。例如：他1951年的《星舰战将》（又译《星船伞兵》）被责为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1961年的《异乡异客》则出乎意料地被列为鼓吹性解放和反文化。
[3] 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年8月1日—1891年9月28日），美国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由于家境不好，做过农夫、职员、教师、水手、海军等职务，后来成为小说家，他以其海上经历为事实依据写成其寓言杰作《白鲸记》（Moby Dick, 1851年），这部小说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英国作家毛姆认为梅尔维尔的《白鲸记》是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之一，地位更在马克·吐温等人之上。梅尔维尔也被誉为美国的“莎士比亚”。
[4] 罗伯特·冯·兰克·格雷夫斯（Robert von Ranke Graves，1895年7月24日－1985年12月7日），是英国诗人，学者，小说家暨翻译家。专门从事古希腊和罗马作品的研究。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创作了140余部作品。他的回忆录《向一切告别》（1929年）讲述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
他以写作为生,他的《耶稣王》（King Jesus），古罗马帝国三部曲《我，克劳迪斯》（I， Claudius）、《克劳迪斯神和他的妻子梅萨利纳》（Claudius the God and His Wife Messalina）、《贝利萨里乌斯伯爵》（Count Belisarius）是特别受欢迎的历史小说。他也是一个杰出的古典拉丁语和古希腊文的翻译家，1934年格雷夫斯因小说《我，克劳迪斯》被授予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
[5] 尤瑟纳尔（Yourcenar, Marguerite，1903-1987） 真名Marguerite de Crayencour(玛格丽特·德·凯扬古尔)，尤瑟纳尔是作家与父亲一起以姓氏字母重新组合后为自己起的笔名。法国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翻译家。
她最著名的小说是Mémoires d'Hadrien (1951;《哈德里安回忆录》，1954年出版英译本)，法美两国文艺批评界一致对该书高度评价。 这本小说是一个虚构的罗马皇帝的自传，以一封写给他收养的孙子、未来的皇位继承人马克· 奥里略的书信形式出现。
尤瑟纳尔不断挑战自己作为作家的能力，她的文学风格多变。但她作品的主要特色是对古代文明和历史变迁的丰富知识，以及尝试理解人类行为的动机。尤瑟纳尔坚信，历史是一所“获得自由的学堂”，是对人类进行哲理思考的跳板。因此，她特别青睐历史，她的虚构作品漫游于古代、文艺复兴时期以及20世纪初的广大空间；若用现代的文论言语表达，尤瑟纳尔的全部作品都是互文性的杰作，充满着今与古、此与彼、我与他、灵与肉、具体与抽象的对话。
[6] 普罗柯比(Procopius，约500--565)，拜占庭历史学家，为查士丁尼皇帝的同时代人，撰写历史著作《战记》、《秘史》等。
生于该撒利亚，青少年时代接受贵族文化教育和法律训练，通晓当时的多种西亚语言。527年投名将贝利撒留（Belisarius）幕下，在随后的二十余年中，追随贝利撒留而亲历了在汪达尔王国、意大利、西班牙的战争。6世纪50年代起长期寓居君士坦丁堡，在从政和从事律师职业的同时完成了数部历史著作的写作。
《战记》记述查士丁尼为恢复昔日伟大的罗马帝国疆域而发动的波斯战争、汪达尔战争和哥特战争。《建筑》颂扬查士丁尼在帝国各地进行的建筑工程。《秘史》揭露贝利撒留及其妻子的丑行，抨击皇帝查士丁尼和皇后塞奥多拉的专制统治。另外还有大量散文与书信传世。
[7] Josephus(约瑟夫斯): 约37—100，犹太历史学家和军人。原名约瑟夫•本•马赛厄斯。生于耶路撒冷。西元66年在反对罗马的犹太起义中他指挥一支加利利军队。在向罗马人投降时他施展手段获取优待，得以前往罗马，在那里写出几部关于犹太历史和宗教的著作，包括《犹太战争史》(History of the Jewish War，西元75--79年问世)和《犹太古事记》(Antiquities of the Jews，西元93年问世)。卒于罗马。
[8] 索多留（也译作“苏维托尼乌斯”），全名盖乌斯·苏维托尼乌斯·特兰克维鲁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罗马帝国早期的著名纪传体历史作家。像许多古代学者一样，作者详细地记载了许多别人的故事，却没有留下关于他自己的事迹。关于他的出生年月，至今无人说得准确。苏维托尼乌斯在《罗马十二帝王传》和《名人传》中也只给了人们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
[9] 塔西佗(Tacitus，约A.D.55～120年)是古代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在罗马史学上的地位犹如修昔底德在希腊史学上的地位。
塔西佗的著作，保存下来的有4种，其中3种是完整的短篇作品，2种是已经残缺的长篇历史著作。按它们的写作时间列举如下：1.《演说家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2.《阿格里可拉传》（De Vita Iulii Agricolae）3.《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5.《历史》（Historiae，亦译作《罗马史》）4.《编年史》（Annuls，也译作《罗马编年史》）。
塔西佗在西方历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抽离自我，超然物外”的客观主义写史原则，这是塔西佗史学成就的最高体现，也标志着西方史学在对史学本体的认识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0] 李维（Livius，Titus，公元前59～公元17），全名提图斯·李维，古罗马历史学家。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帕塔维乌姆（今帕多瓦），卒于帕塔维翁。其家世和父母不得而知，据说出生于贵族，早年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他学习了文学、史学、修辞学、演说术等，是罗马共和后期学问渊博、几乎无所不知的大学问家。后移居罗马，与屋大维过从甚密。此时屋大维已经打败安东尼，罗马局势恢复稳定，李维奉命教授屋大维的继孙克劳狄，即后来的皇帝。
他拥护屋大维创立的元首制，但是思想仍然偏向共和制，为了挽救中后期的罗马，他决定写一部史书来记述罗马人祖先的英勇，避免罗马共和国覆灭，于是创作了《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即“李维罗马史”，书中充满爱国思想、道德说教、复古主张和对共和制度的赞赏。
[11] 作者此处年代记忆有误，毛泽东死于1976年9月9日。
老舍自杀的太平湖位于清代北京城西北角，而不是西南角。北京城的西南角也曾经有一个更加古老的“太平湖”，但早已被填平，原址即现在的金隅大厦和中央音乐学院附近。
据记载，1949年前，新街口豁口外西侧护城河北有一个大苇塘，塘深约2米，元代时是积水潭的一部分，明代筑城将它分割于城外。1958年，苇塘被疏浚成湖，命名为“太平湖”。1966年8月24日，作家老舍在此投湖自尽。
1971年，太平湖在修环城地铁时被填平，原址上建成现在的地铁检修车辆段，北京从此失去了这一片水域。2005年8月动工的北护城河综合治理工程将“重现太平湖”列入规划。“新太平湖”并非在原址上复建，而是将北护城河西直门暗涵至新街口大街段拓宽改造而成。
填平，重建，无数的悲剧就此被遗忘。
[14] 作者此处的引文或来自英文译本或来自话剧台词。译者在原著相关章节中（第十九章）没有找到相关文字，祥子的妻子虎妞死于难产，死前并无只言片语。
[15] 此处引用的鲁迅的文字尚未找到对应的原文。
[16] 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1927年生于但泽（今波兰的格但斯克），父母亲一方是德意志人，一方是波兰人。他十七岁被征入伍。一九四六年，当他从美军的战俘营获释时，他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难民了。他当过农业工人、钾盐矿矿工、石匠艺徒，先后在杜塞尔多夫和西柏林的艺术学院学习雕塑与版画。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小说。195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使他获得世界声誉。1999年他成为成为20世纪最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7] 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Boll，1917～1985）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生于科伦一雕刻匠家庭。1939年入科伦大学学习日耳曼语文学，同年应征入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曾负过伤，当过俘虏，对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深恶痛绝。1985年逝世。海因里希·伯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20世纪70年代，海因里希·伯尔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高峰。1971年发表的《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是伯尔全部创作的结晶，被诺贝尔奖评委会誉为“臻于顶峰”之作。《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1974）的发表又引起了强烈反响。由此作家被公认为当代德国的歌德和国际文坛巨擘。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曾多次获国内外文学奖，1970至1974年先后担任联邦德国和国际笔会主席。
1972年“为了表扬海因里希·伯尔的作品，这些作品兼具有对时代广阔的透视和塑造人物的细腻技巧，并有助于德国文学的振兴”，伯尔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18] 齐格飞·蓝茨(Siegfried Lenz，1926年3月17日)，德国作家，为德国当代最杰出作家之一，与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oll）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齐名，但受欢迎程度更胜前两者。
1926 年3月17日，蓝茨生于东普鲁士马祖里地区的吕克城，1943年被海军征召入伍，在纳粹德军崩溃时逃往丹麦。战后他在汉堡大学攻读哲学、文学等课程， 1950年担任德国《世界报》编辑，1951年起成为专职作家，并发表第一部小说《空中群鹰》；初期的作品主要受到托马斯·曼、陀斯妥耶夫斯基、加缪、福克纳、海明威等人的影响。
他的成名小说《德语课》（1968），取材自画家埃米尔‧汉森在纳粹统治时期被禁止作画的真实事件；本书引发读者对于被纳粹践踏的公民义务进行反省，成为战后德国最广为流传的小说之一。除了长、中篇小说之外，蓝茨还撰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舞台剧以及广播剧。蓝茨擅长用文学展现各种社会现象，短篇小说集《我的小村如此多情》（1955）取材自家乡吕克的童话与乡野轶闻，引起广大回响，被公认为1950年代德国“乡土小说”最重要的作品。
蓝茨曾获多项著名文学奖的肯定，包括“不来梅文学奖”、“歌德奖”和“德国书商协会和平奖”等。已翻译出版的著作有《少年与沉默之海》（1999）与《失物招领处》（2003）等。
[19] 西蒙•莱斯（Simon Leys，1935年9月28日－），本名李克曼（Pierre Ryckmans）。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笔名为西蒙•莱斯（Simon Leys），汉学家、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他曾在荷语天主教鲁汶大学学习法律，后在台湾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学与艺术。在其于1970年定居澳大利亚前，还曾前往香港。后来，他来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中国文学，他的学生中包括了现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之后的1987到1993年间，他则前往悉尼大学担任中国文学教授。
李克曼曾透露，他于1971年出版《毛主席的新衣》（Les habits neufs du président Mao）一书时，由于担心用真名发表可能从此失去前往中国进行研究的机会，听从朋友的劝告使用了假名。于是，他选择了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小说《勒内•莱斯》（René Leys）的主人公莱斯作为笔名。
他写过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书籍，也翻译过包括《论语》在内的一些中文著作。本文中提到的《影子中国》（Chinese Shadows）一书出版于1977年，是国际上最早研究中国文革的专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