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8日星期五

朱瑞:滞留荣布寺


 
世界海拔最高的寺院,海拔5100米。

喂牦牛的多杰

清晨的珠穆朗玛

旗云飘动的珠穆朗玛


1999年5月,我在荣布寺。背后的雪山是珠穆朗玛。
登山之前,西藏登山队员们竖起了经幡。





远远地,就看到了那个挂在荣布寺门外的白底黑字的长形牌子,右侧写着汉字:“定日县荣布寺民管会”,左侧写着藏文。看来,中国的思想教育已蔓延到了这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院,这里比落基山的最高峰埃尔伯特峰还高,比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勃朗峰还高,海拔5100米。

我不得不扔下背包,它重了,像巨大的铅块。真想到荣布寺里找人帮忙,或者打听一下哪儿有招待所和饭馆。可我的身子摇晃起来,脚下像踩着棉花似的,软软的。恰好这时从荣布寺里出来了一位阿尼,她三步并作两步,捡起我的背包,伸出手腕,挽住了我。就这样,我们一步又一步地走到了荣布寺门前。

阿尼这才松开了我,走到一旁的一幢石头房子前,“吱吱嘎嘎”地推开了那扇尽是裂缝的木门,我也顺势进去了。里面黑漆漆的,一束阳光,穿过唯一的小窗,落到了坑坑洼洼的地面上。我的眼睛略微适应了一会儿,才看清这屋里有六张床,每张床上只有一个被子和一个光秃秃的草垫子,没有床单,没有枕头。阿尼朝我点点头,又把我的背包放到那个靠门的床上,而后,她双手合在一起,托着一侧的脸庞,做出睡觉的样子,这才转身离开。

但是,我没有躺下,主要是怕睡过去就可能永远不会醒了,因为这里海拔太高了。我坐在门槛上东张西望,寻找着回拉萨的车子。说起来,我是今早从樟木搭乘一辆接送登山运动员的车子过来的。说起同车的登山运动员,那是一对奥地利夫妇。男的虽然高高大大,却穿了双小小的鞋子,简直可以说是儿童鞋。司机看出了我的惊讶,就说,他的双脚被锯掉了一半,因为登山时冻坏了。这次,是他们夫妇第三次来登珠穆朗玛,前两次都失败了。他已登上了世界许多的高山,包括希夏帮马峰。

是。当我们的车子经过希夏帮马峰时,这对夫妇都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座山,看了好久。女的身体似乎不太好,一个劲儿地咳嗽,快到荣布寺时,她的咳嗽简直无法间断了。车子把我送到荣布寺,就直奔大本营安顿这对夫妇去了。

现在,回拉萨成了我眼前最大的难题。虽然中国政府已在这里建起了“民管会”,但是并没有建起公共汽车站。多数人到这里都是租车,看一眼珠峰,拍几张照片,立刻离开。很少有人在这个地方过夜的,因为海拔太高、太危险了。




离我不远的前面,还有一个小房,房前停了一辆蓝色丰田。几只牦牛绕着那丰田走来走去的。这些牦牛比西藏其他地方的更美,棕黑色的绒毛长长的,几乎触到了地面,牛角上都挂了红绸穗,脖子上系着铜铃。铃声一阵阵传来,又向四周散开,像涟漪,一圈又一圈的。这时,从那小房里出来了一个男孩子,端着一个盆子向牦牛走去,大约去喂牦牛吧。

“那车子去拉萨吗?”我扯着嗓子喊了起来。然而,我的声音是沙哑而短促的,像有什么东西剌着喉咙,生疼生疼的。

“你自己问吧。”男孩子指了指那辆丰田。

我站了起来,蹒跚着向那辆车子走去。肚子里居然在这时咕噜噜地响了起来。是的,自从早晨上车,到现在我还没有吃任何东西呢,差不多一小天儿了。

车里空无一人,我又进了那小房里。看来,这是个饭店,几个木柱下,摆着三五张没刷过漆的桌子,和一些长条板凳。屋里也空无一人。可能那司机和他的客人都去看珠峰了。我朝紧里面一个靠墙的通长宽板凳走去,因为那上面铺了一层氆氇。我盘腿坐了上去,等着司机。

很快地,进来了一个老外,长发卷曲着,也向我这边走来了,坐在了氆氇坐垫的另一头,他身后还跟着两位姑娘,都是老外,梳着短发,挨着我坐下了。最后进来的是一个瘦削的高个儿男人,一看就是藏人,与我们隔着一张餐桌,坐下了。他一定是司机了,我猜。

“外面的车子是您的吗?”我看着他。

“是。”他说。

“您回拉萨吗?”我又问。

“不,我们去樟木。他们从尼泊尔回国。”他指了指挨着我坐着的三个老外。

“真不巧。”我自言自语。

“你回拉萨?”司机看着我。

我点点头。

“别急,会有车子的。”他安慰着我。

这时,进来了一个藏人小姑娘,还提着个酥油茶桶,看上去像是服务员。

“有什么吃的吗?”我问。

“方半慢。”小姑娘生硬地说着汉语,转身拿过一盒方便面和一壶开水,放到了我面前。

天,渐渐地暗了,喂牦牛的男孩子也进来了,打开一个木柱下面的长形铁匣子,鼓捣了一会儿,灯亮了。但屋里还是很暗,看不清彼此的面孔。

“这是什么?”我指着铁匣子。

“太阳能发电吗,哎呀,这个你也不懂?”男孩子看了看我:“你的说话,雅姑喜腊都。”

“你喜欢汉话?不是开玩笑吧?”我说着,把方便面泡上了开水。

“哎呀,玩笑的没有,汉族女人我的喜欢吗。”

我半信半疑地笑了。

“笑吗,多多地笑吗,关系的没有吗。”

“你该喜欢她们呀,”我看了看挨着我的两个女人:“她们多年轻啊!”

“她们头发的没有吗!哎呀……”男孩子说着,顺手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刁在嘴里。

“你不喜欢短发?”我又问。

“哎呀,头发剪的不要嘛。”男孩子说着,划了根火柴,点着香烟,狠吸了一口,又一圈圈吐着烟雾。

“他们是哪国人?”我又问。

“你问吧,一点点他们懂了。”男孩子指指那三个老外。

我转向挨着我的短发姑娘:“你们从哪里来?”

“美国。你呢?”短发姑娘也转向了我。

“哈尔滨。”我说。

“我去过。冷。”短发姑娘说着,抬了抬双肩,缩起了脖子。

“你们的汉语这么好?”我好奇了。

“我们是来北京专门学习汉语的。”那小伙子也插了进来。

“哎呀,藏族和汉族,一个母亲的女儿,像太阳和月亮吗,你长相好,身材好,心也好吗。”男孩子又冲着我说开了。

“你怎么知道我心好?”我看着他。

“你一来我就看到了吗。”他又狠吸了一口香烟,“我的名字叫多杰。我的家在巴松木乡,我的爸爸是巴松木乡书记吗,他脸上的肉多多有了。”多杰说着把自己的两腮向外拉了拉。

噢,想起来了,今天经过巴松木乡时,他爸爸还给我们倒了酥油茶呢,他的确有些胖,脸上的肉不少。

又进来了几个藏人。给我拿过方便面的小姑娘赶紧过去,又是倒青稞酒,又是倒酥油茶的,一时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中的一个,走到我们的桌旁,坐在了那美国小伙子对面, 伸出了粗壮的手臂,两人突然掰起了手腕。司机在鼓劲,两位短发老外都瞪大了眼睛。几个藏人小姑娘也进来了,躲在门口的木柱后,轮番朝这我们这边看。

“你,高原反应有吗?”挨着我的短发姑娘转向了我。

“这儿疼。” 我指指头。

“会好起来的。” 她说。

轰笑声打断了我们的对话,原来,那美国小伙子输了。

“我来!我来!”多杰露胳膊挽袖子的过去了。

美国人又输了。

多杰坐了回来,看着我:“你,走的不要吗,我们两个一起,你的卖东西,我的去拉萨进货,工作多多有了。”

这时,我才注意到小店里面还有个柜台,摆着可乐、雪碧、香烟、棒棒糖、钥匙链之类。

“你不嫌我大吗?”我问。

“我十九,你二十五,年龄可以啦。”

“我三十七啦。”

“关系的没有吗,你心好就行吗。明天我们一起大本营去吗,骑我的牦牛,可以吧?”多杰停了一会儿,又说:“哎呀,我给登山队送东西,九天,挣了八百六十六块吗,去了6500多米头也不疼吗,苦是苦了,现在苦以后幸福,现在幸福以后苦不好意思吗。”

“咕咚!”靠门那边的人栽下去了,长凳翻了。多杰跑过去把那个醉了酒的人扶起来,扶出了小店。




夜里十二点左右,我从多杰的小酒馆走了出来,穿过一个又一个卧在门旁的牦牛,回到了我的住处。头依然很疼,睡意全无。我打开门,又坐在了门槛上。皎洁的月光,此刻映得大地一片透明,我看得见那个高高的佛塔和听得见经幡在夜风中颤动的声音。这时,三个美国人来了,后面是那位藏人司机。看来,我们五个人都要在这个房间过夜了,这是这里的唯一招待所。

我们都躺下了。不知过了多久,外面响起了六弦琴的声音,像是从荣布寺里传出来的,又像是从半山上那个经竿下传过来的,我说不准。但是,那种旋律,很像是图伯特帝国的挽歌,又粗犷又忧伤,揪着我的心。




为了拍珠穆朗玛的早晨,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我就起来了。穿过十几条牦牛,我向荣布寺那边的山坡走去,从那个角度拍照,可能会更好。 我走得很慢,两条腿还是不太听使唤,头,依然隐隐地疼。这时,多杰背着水正从荣布河边上来,到了我的跟前,他歪着头,上下看着我,绕着我转了一圈,像是我们从没有见过面似的。

“现在,你大了吗,你小小的,我就娶你。”他说。


想必昨天晚上,幽暗的灯光下,他没看清我的年龄,现在看出了门道。一只野兔从我身边一闪,跑到了山上;不知从哪儿,突然窜出五只大狗和两只小狗,狂叫着追赶而去。我继续朝山坡挪着,身后响起了歌声:

草原上不是一朵花
天上不是一个星星
世界上不是一个女人

……

多杰的汉语歌儿唱的这么溜,我还真没想到。终于挪到了山坡,转身向珠穆朗玛望去:白色的云雾,苍苍茫茫地遮住了大半个山峦,只有那个灰色的山尖祼露着,像座孤岛,像另一个宇宙。云雾又在游移,渐渐地,露出了整个山体。

我“咔嚓咔嚓”地捺着快门,拍下了这云雾变幻中的珠穆朗玛,拍下了这个高不可攀的瞬间。这时,走来了两位藏人,一老一少,转动起了荣布寺的法轮。接着,又向山坡走来,走过我的身边时,都停了下来,用藏语跟我说话,但我只听出了岗仁波钦几个字。也许他们以为我离开这里,会前往岗仁波钦朝圣?

太阳完全升起来了,一束橘黄色的光斜着投了过来,连整个珠穆朗玛,都在散发着光芒。这时,桑烟缭绕而来,天地充满了香柏木燃烧的好闻气味。

我走下山坡,多杰的小酒馆还没有开张。我沿着一个胡同进了荣布村。迎面两匹棕色的马,正在嚼着泡鼓胀的青稞,马槽后面的小房正好开着门。我便走了进去。屋里坐着两个男人,其中的一个,穿着鲜艳的天蓝色羽绒服,光头;另一个,穿着羊羔皮曲巴,还梳了一条长辫子,脖子上挂着一个九眼石。屋中间的炉子上放着一口铝锅,热气正在上升,一位头上包着围巾、穿着红立绒上衣和红色氆氇长裙的阿尼,正站在锅旁,盛着面条。看见我,笑了,我也笑了:“没想到,我们又相遇了!”我说。因为正是这位阿尼,昨天帮我提起背包,送我到了招待所。

阿尼似乎没有听懂我的汉话,只是指指火炉旁的卡垫,请我坐。那位穿着天蓝色羽绒服的男人看着我,说:“羊肉慢陶,吃吧?”

我摇摇头,蹲在牛粪火旁烤起了手。两个男人于是吃起了面条,吃得“呼噜呼噜”的直响,连门前的两匹马都抬起了头。吃过饭,那位梳着长辫子的男人就走了,而穿着天蓝色羽绒服的光头男人,也站了起来,对我指着阿尼说:“名有了,阿旺姑桑。她的家你睡了,钱不要。米饭有了。我的马,工作有了。”

说着,他走出门外,牵着两匹马也离开了。阿旺姑桑对我指了指窗外,又指了指她自己,我估计是在邀请我去她的家。于是点点头。我们出来后,阿旺姑桑弯腰捡起一根草棍,插到了门鼻上,算是锁上了门。

经过荣布寺时,阿旺姑桑指了指里面,我点点头。她掏出钥匙,打开了佛殿。我看到了古如仁波切,这是一座宁玛巴寺院了。我们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招待所,阿旺姑桑不由分说就背上了我的背包,拉着我,绕过佛塔,朝荣布寺右侧的一个小院落走去,那房子又矮又小,很简陋。阿旺姑桑打开了房门,让我先进。除了一堆牛粪饼,一个炉子,这屋里只有两张小床。油盐之类的厨房用品,就摆在地上。有个瓶子倒了,我扶了起来,可是又倒了。阿旺姑桑立刻点着了炉子,放上水壶,打开了收音机。歌声响了,是一个女声的独唱。

水很快开了,阿旺姑桑放进两勺奶粉,又从一边的陶罐里取出几勺茶水,放了进去。甜茶熬好了,阿旺姑桑先盛一碗放在我的面前,我马上喝了一口:“啊,雅姑喜腊都!”

阿旺姑桑笑了,又给自己盛了一碗,与我相对而坐。牛粪饼红红的,我的脸也烤红了。阿旺姑桑看着我,放下茶碗,攥起双手,又突然伸开,接着,又攥起,又伸开,指了指她自己。我理解,是说她20岁了。她接着又指了指我。我也学着她把双手攥起,伸开,攥起,又伸开,告诉她,我已经37岁了。她点点头,理解了。

喝过甜茶,阿旺姑桑取出几个土豆,也不削皮,就切成了条。我也打开了背包,取出仅剩下的一盒午餐肉,也切成了条状。阿旺姑桑对我指指午餐肉和土豆条,又指了指地下的油盐,而后,拿起一个装着大米的小盆,去河边淘米了。我洗完土豆条后,把甜茶罐拿了下来,放上一口小铁锅,炒起了土豆条和午餐肉。阿旺姑桑回来把米饭放到炉子的另一个眼上。当收音机里的歌声停下来时,我们都听着土豆条在锅里发出丝丝的响声,菜香渐渐弥漫了小屋。

中午时分,阿旺姑桑去了院子里,看着荣布河那一岸干活的人们,看着,看着,那天蓝色的羽绒服就出现了,他赶着马车,向我们奔来。阿旺姑桑指着那天蓝色的身影,看着我:“阿旺格桑!”

看来,两人的名字只差一个字。一进屋,阿旺姑桑就用盘子给我和阿旺格桑各盛了满满的菜和饭,又用一个没洗的小木碗给自己盛了一点点菜和饭,但是,她没有坐到饭桌这边,只是坐在炉旁吃了起来。

正吃着,进来了一个小男孩,阿旺姑桑就放下碗给他盛了饭和菜。孩子偎在阿旺格桑的身边吃了起来。

“他没爸爸,没妈妈,你带走吧,拉萨去吧。”阿旺格桑看着我。正说着,又进来了一个老人。阿旺姑桑也给老人盛了饭和菜。

“他没家,没孩子,放牛。”阿旺格桑又对我指了指那位老人。

我不知该说什么。我既无力收下这无家可归的孩子,也不可能改变这放牛老人的命运。但,既然荣布寺都有了民管会,说明中国的思想教育已在这里展开了,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物质就没有抵达这里呢?这里到底是比“解放”前更好还是更糟了?

终于,阿旺格桑放下了舔得干干净净的碗,拿起了笛子,斜靠着饭桌的一角,吹了起来。我还从没有听过这么忧郁苍凉的笛声,至今也没有找到任何语言可以描述那种悽美。阿旺姑桑告诉我,这曲子叫嘎令儿。嘎令儿,嘎令儿什么意思呢?



吃过午饭,我去了多杰的小酒店,希望看到去拉萨的车子。可是,那里静静的,空空如也。我慢慢地向荣布河走去,想散散心。可刚到河边,腿又软了,我席地而坐,看着湛蓝湛蓝的天空里,那高高的珠穆朗玛,已与天空相接了。可是,昨天在路上时,不管怎么看,都觉得她两边的山更高,可能是角度的问题吧。现在,旗云出来了,高高地挂在山尖,像一片烟缕,一片飞雪,更像一面旗帜。然而,没过多久,缓缓地移来了一大片灰云,将太阳完全遮住了,天地灰蒙蒙起来。

我走回荣布寺。看到那小乞丐,那牧牛人,还有阿旺姑桑、多杰,以及多杰的妹妹,就是那小酒馆里的服务员,都默默地坐在那门口呢。我也坐了下来。正是在这时,我们面前出现了五个高大的外国男人,像是从地上冒出来的,那么突然,甚至我们都没有听到汽车的声音。我站了起来,想问问他们,是不是去拉萨?他们的车子是不是还有空位?可是,我当时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好在有阿旺姑桑和他们说起了英语,然而,她不会汉语,无法告诉我谈话结果。于是,她伸出五个指头,从小手指数起,数到中指,停下了。几个外国人大约觉得这方法挺好,也伸出了五指,从两边数起,数到中指时,也像阿旺姑桑一样,捏着中指不放。我明白了,他们是来登山的,不回拉萨。

“哎呀,急的不要吗。”多杰说着从我手里拿过墨镜,看看镜片,看看镜腿。

“给你了。”我指着墨镜。

“我给你什么呢?”他高兴了。

“我要包心菜。”我说。

晚上,我用包心菜和剩下的最后两根火腿肠包了水饺。可是,放进锅里不大一会儿,水就混了,捞出来一看,全碎了。阿旺姑桑却吃得津津有味,一个劲伸出大拇指。我想,她以前可能没吃过这种汉式水饺,也不知道,我做得多么失败。



我盘坐在床上,汽灯挂在我的头顶,又暖和又明亮。我看着阿旺姑桑拿起我的旅游鞋,左看右看,一会儿鞋底,一会儿鞋面,末了,又拿出她的一双新球鞋比比大小,她的鞋大出不少,她笑了,让我穿上。我的脚在她的鞋里好象船在海里一样,可以自由航行了。

“车子有了吗?” 阿旺格桑突然进来了。

“没有。”我叹了口气。

“别急,我的马车送你了,到定日,车有了。”

“你赶着马车,去过定日?”

“庙的事情多多有了吗,哪里我都去过了,樟木呀拉萨呀,我都去过了。定日的国王,我认识了。”

定日的国王是谁呢?是不是指县长或者县委书记?我想。




夜里,我的被子变成了一块大块头,压得我喘不过气,于是,我掀开被子,可胸口还是憋得厉害。另一张床上,不时地传来阿旺姑桑熟睡的鼻息声。我坐了起来,透过床前的小窗,看着圆圆的月亮清晰地映着珠穆朗玛,还有山上的点点白雪。真希望时间走得快一点,我一次次地看夜光表,1:30分,2:30分,3:00点…….。

早晨7:00点,我起来了,一个人转起了荣布寺。转回门前时,那里已站了几个高高大大的藏人,一看就是从拉萨来的。我认出了那位司机,正是他,把我从樟木拉到了荣布寺。

“还没有等到回拉萨的车子吗?”司机问。

“你们回拉萨吗?”我反问道。

“不,他们还要回大本营。每年登山之前,他们都要来朝佛的。”司机解释着。

“我也想去大本营看看,您的车子有空位吗?”

“有。”那几个登山运动员异口同声。

司机笑了。我也笑了。我回头叫出阿旺姑桑,给登山队员们打开了荣布寺。趁他们朝佛的当口,我取出了相机、毛巾、牙刷、牙缸之类,因为这个早晨,我还没有来得及洗脸刷牙呢。

又到了荣布寺门前时,登山队的车子已在等我了。车门大开着,为了给我让座,两个登山队员都窝在了后面放行李的地方。

“我坐后面吧?”我说。

“不要客气。”司机说着向我拍拍前面的副驾驶座。

我们沿着荣布河谷,一直向珠穆朗玛奔去,越来越近。可是车子突然停了,停在一座山洞前。

“他们要去拜见一位宁玛巴。”司机跟我解释。

“为什么?”我迷惑了。

“每次登山前,我们都要找这位老人预测一下。”一位登山运动员接过了话。

“他知道你们的未来?”我问。

“他知道我们能不能登上山顶,会不会有危险。”那位登山运动员解释着。

山洞里黑漆漆的,勉强看到十几个下去的石头台阶,到了最底层,就看到了酥油灯微弱的光亮,也看到了那位宁玛巴老人,似乎他早就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声,已站到了门口。他的衣服,显然很久很久都没有洗了,领口两边都是黑渍。说实话,他更像一位乞丐,甚至比乞丐还要乞丐。

但是,那几位高大英俊的登山运动员立刻对着他磕起了头,并递上了供养。我听不懂他们的对话,也无法知道,今年的珠穆朗玛,对这些登山运动员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们以前登过珠峰吗?”出来后,我问他们。

都点点头,其中有的人,还登上过两次呢。我伸出拇指羡慕起来。

“我们这里的牧人,以前为了寻找走丢的羊群,就不知不觉翻过珠穆朗玛…...说起来,最早登上去的,都是我们藏人。”司机叨咕着。




大本营汇集着大大小小的各色帐篷,像一把把撑开的伞,又像一个个彩色的蘑菇。这里,已是海拔5200米了。寸草不生,到处都是灰色的山岩和白雪。荣布河的两岸,在这里都挂着冰碴,水也是灰色的,和两边的山坡一个颜色,几只黑色的大鸟飞来飞去。空阔,单调,寂寥。

我先向荣布河走去,在河边刷了牙洗了脸,又捡了几块带花纹的小石块,这才直起身,向最近的一个大帐篷走去。一些登山队员正坐在帐篷外面默默地吃着馒头和大米绿豆粥。

“我还没吃早饭呢。”我说。

有人递给我一只大铁碗和一双一次性的木质筷子:“你自己盛吧,都在帐篷里呢。”

我进了帐篷,里面有一个长方形大桌子,桌上放着两个大盆,一个装大米绿豆粥,一个装馒头。

“榨菜这里有。”

我朝声音望去,这才发现坐在桌旁吃饭的男人。他的头发是波浪的,还戴着一个很大绿松石戒指,我朝他笑笑,盛了一碗粥,拿了一个馒头,坐在了他的对面。

“没有鸡蛋了吗?”他指指放馒头的大盆。

我又站起来,果然有鸡蛋。

绿豆粥加鸡蛋,加榨菜,还有雪白的馒头,对我来说,太可口了。但是,他们吃得惯这样的汉饭吗?不想念糌粑吗?

“你们是西藏登山队?”我问对面的男人。

他点点头。

“您是队长?”我又问。

“副队长。”他笑了。

我喜欢他的笑,喜欢他海浪似的头发,喜欢他无名指上的绿松石戒指。一个穿着黄色登山服的队员进来了,指着不远处的一个黄色小帐篷:“今晚你就住那儿吧。”

“谢谢!不过,我还是想回荣布寺,那儿海拔低一点。”我说。

“没有特殊情况,车子不会走了。”他说。他的个子高高的,十分英俊。

“好的,我住在这里了。”我说。心想,如果我的心脏出了毛病,或者睡过去,咋办呢?

吃过早饭,我一口气登上了大本营前面的一座小山,拍了几张照片,才想起,这脚下怎么不软绵绵的了,怎么没有了高原反映?

现在,西藏登山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挂着长长的风马旗;另一部分搭香炉,抹上酥油,燃起了香柏木。接着,全体队员又一起把挂满经幡的树枝竖在了香炉上。当数不尽的五色经幡飘动在珠穆朗玛的背景里,飘动在蓝天之间,当几只黑色的鹰在经幡的上空飞过,不知为什么,我竟然流出了的眼泪。




一名澳大利亚的登山运动员病了,病得很重,车子要送他到定日,正好经过荣布寺。司机问我回不回去。我不由分说又上了车。队员们惊讶地看着我:“不是说好了今晚住在这边吗?”

我笑了。

大约下午2点,我又回到了荣布寺。在荣布河和阿旺姑桑的房子之间,有一片草地,此刻,每根草叶都显得格外柔软。我于是脱掉鞋子,躺在草地上,阳光就在我的头顶,鸽子飞来飞去的,还有喜鹊,还有一阵阵草芽和泥土的清香……

直到多年后,当我看见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时,当我听到那数不尽的秘密逃亡的悲剧时,才知道定日,那片我躺过的草地,对于藏人来说,几乎是生与死的闸门。那里划过多少中国解放军罪恶的枪声?埋葬着多少藏人平民百姓的尸骨?而著名的囊帕拉惨案,就发生在离那里不算太远的地方……



摘自我的散文集《撩开神秘的面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修改于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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