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１９５９年３月图伯特民众拉萨起义反抗中国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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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3月 拉萨 |
一．３月９日－３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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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噶厦公务员丹巴索巴（已故） |
1959年3月9日，我的一个仆人去拉萨（译注：拉萨人说拉萨是指大昭寺和小昭寺周围）回来后说：“汉人要达赖喇嘛明天去军区，人们都非常担心，怕他去了就回不来。”当时，我想人们一定是在造谣，他们会乱说的，便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3月10日早晨，我看到很多民众向罗布林卡方向走去。我也往罗布林卡走。到罗布林卡时，已有很多人集聚在罗布林卡正门口了。门关着，民众们堵在门外。因我是噶厦公务员，让我进去了。我问里面的人出了什么事？有人说：“汉人突然邀请达赖喇嘛去军区看戏，还不许我们这边带警卫，不许带武器！”
为何说“突然”呢？原因是：达赖喇嘛的日程一般要提前一个月安排，特别是安全方面，警卫团长应事先知道这一安排。然而汉人头一天才突然通知尊者的警卫团长。一般来说，达赖喇嘛外出要带20多名警卫人员。可军区方面却说：“达赖喇嘛来军区，不需要警卫。如果非要带也只能带两三个，但不许带武器。达赖喇嘛的保安人员不许越过军区前的格桑桥……”
藏人对中国人邀请尊者看戏产生了极大疑虑。人们说：“汉人这是谋划把尊者带去中国。今年中国要开人代会，可是在西藏已有藏人成立了武装游击组织,局势不稳定。中国人的计策是，让尊者去军区看表演，然后以临近全国人大会议、西藏不安全等为借口，直接把尊者带去中国。”
人们之所以对中国人邀请尊者看演出产生那么大的疑虑，是因为：
其一，藏人众所周知在康和安多，发生了高僧或地方头人等被汉人召集去开会或赴宴，却遭到了逮捕。其二，共产党诋毁我们的宗教信仰，我亲眼见过一份甘孜的报纸，刊登文章中说喇嘛是土匪，僧人是盗贼。
其三，早在1950年，中国人就放行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泽仁波切到拉萨，指示他劝说达赖喇嘛服从共产党。并告诉达泽仁布切，如果达赖喇嘛不听从共产党，可以除掉达赖喇嘛。
此外，1958曾有个中国人携带手榴弹到了布达拉宫，准备拉导火索时，被按倒在地上抓住了。抓住这名中国人的西藏卫兵后来流亡印度，去年在达兰萨拉去世了。
另外，达赖喇嘛参加格西考试，传召法会期间，在必经之路的一处叫“普布教”的地方，藏军发现了两个穿着大衣的中国士兵，大衣下面藏有枪，子弹已经上了膛。
冲赛康附近有一次乃穷护法神的法会，达赖喇嘛会在那里停留。警卫发现人群中有三个可疑的人一直往前挤，结果在这三人身上也发现了枪支。这些人被藏军逮捕关进了监狱，但中共方面与噶厦交涉，把这些人给领走了。
共产党想除掉达赖喇嘛，以及在很多地方抓捕头人高僧等动作，都是导致拉萨事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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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流亡政府前噶伦居钦.图布丹（已故） |
1959年3月9号深夜，我在巴郎雪，就听人们说汉人邀达赖喇嘛去新军营司令部，这是很危险的，去了汉人军营就回不来了。
3月10号早上，我早早地去了牲口市场。回来见大家都非常激动，我问：“怎么啦？”人们说：我们必须去罗布林卡，阻止尊者去汉人的军营。如果去了军营，尊者就会被汉人带到中国。大家讨论了一番后，都往罗布林卡去了。
到罗布林卡正门时，已有大约五、六千人围在外面。人们还在源源不断从四面八方朝罗布林卡聚集。我看到众人正在殴打堪琼帕巴拉。他挨打的原因是这样的：他本是僧官，那天他去罗布林卡却换成了俗装，骑着自行车，还戴着口罩。到罗布林卡外的人群中时，见他那身装扮，人群骚动起来，说他是汉人的奸细，开始用石头棍棒打他。听有些人说他带着枪，但是他没有开枪。很快堪琼帕巴拉就被石头、木棒什么的给打死了。
帕巴拉被打死后，尸体脖子上绑了绳子，被拖着在林廓路上绕了一圈四处示众，最后尸体给扔在了沃多项卡，噶厦的警察局附近。在罗布林卡正门，民众情绪已经非常激昂。这时噶伦索康爬上罗布林卡正门顶，对大家讲话，劝说大家冷静，不要骚乱…
民众议论纷纷，认为不行，大家应该拿帐篷住在罗布林卡外面守着。我回去拿了帐篷回到罗布林卡时，大家讨论布置了怎样守卫罗布林卡，我被安排带领192人去守卫罗布林卡南门。这192人全是先后逃亡到拉萨的德格人，由于我是德格王臣，所以由我承担带领这些德格人的职责。我们守在南门那儿，搭了七顶帐篷。挨着我们的是贡觉人，再下去是昌都人。罗布林卡西面，有安多的五个部落的人守在那边……
从3月10号那天起，拉萨民众也在大昭寺一带聚集抗议，噶厦也在召开紧急会议，我们开始了守卫罗布林卡。罗布林卡成立了一个协调部，由三个贵族官员主要负责。我每天都参加协调部的会议。三名负责人是：达热、拉东色、夏格巴的兄弟，他们后来流亡到了印度和不丹。
二. 3月12日——3月18日
居钦图布丹：3月12号那天，拉萨的妇女代表来到协调部，其中有两名妇女口才很好，令我非常吃惊。首先讲话的是贡桑，她讲完后，是功德林的一位阿尼说话，她们谈到西藏和中国的问题，藏人应有的立场，她们对印度政府、噶厦、拉萨民众、各寺院和属民的情况都知道，也对协调部的作用提了很多意见，真的不简单，都是巾帼英雄！我非常佩服！她们的讲话大大地鼓励了我们，使我们勇气倍增。帕拉说：“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担负起西藏政教事业的责任，非常了不起！”
丹巴索巴：那些天我们看到中国整夜往军营调遣军车，有数百辆军车调遣到了拉萨的军营。大家非常紧张。我们认为应该有两手准备。若与中国方面能通过对话和解当然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可如果对话无法解决，则必须有别的打算。
3月15日，我正在罗布林卡的岗位上驻守，功德林扎萨把我叫回家说：“有件事要告知你，但你不能外传。你先对三宝发誓吧。”在西藏，对承诺的最高保证就是对三宝发誓。我发了誓。他说：“尊者可能要出走。虽然现在还没确定，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你的任务，是先在这里准备马匹。”
居钦图布丹： 3月16号，我们仍然在罗布林卡南门外守护尊者。前面不远处拉萨河的沙滩上有电线杆，来了几个汉人，装成检查电线，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我想要去查问，被人拦下了。当天晚上，罗布林卡西门，西门是由安多人守卫的。离西门不远的罗多林卡，有解放军的军营。我们得到消息，有很多军车进入了这个军营，士兵们都在军营的围墙里。
我们就去了协调部，强烈要求噶厦政府打开武器库。最后贵族官员达热拿来了武器库的钥匙，然后大家去武器库取武器，达热叫我在门外维持秩序。起初我见每个人进去后都背着四、五条枪出来。到后来我发现很多人进了武器库，又空着手出来，我进去一看，武器都拿完了！我走到最里头的一间小房间，看见还有几挺机关枪，于是我就扛了一挺机枪回到罗布林卡南门。
在南门那边，听说罗多林卡军营里的解放军已经撤走了。第二天，噶厦的一个官员和两个助理，到各处去登记头天从武器库拿走的武器。当天又从布达拉宫武器库运来了一些武器，我们德格人这边分到了二十条步枪。后来我去协调部的时候，又看到协调部在分发枪支，给我又分了一挺机枪。
丹巴索巴：3月17日下午大概一两点钟左右，功德林扎萨让我从罗布林卡的达赖喇嘛私人马棚里牵几匹马回家。功德林扎萨说：“尊者今晚上要出走。今晚11点，从罗布林卡会有一辆卡车开到咱们家附近，车上有尊者的两个经师、三位噶伦等。你备好马，把他们护送到然玛岗渡口。”功德林扎萨还选派了三四十名噶厦扎什军营的士兵与我一起。
3月17日晚上，我按照功德林扎萨的安排，护送两位经师和三位噶伦，过了拉萨河的然玛岗渡口。尊者有一封亲笔信需要送回拉萨，功德林扎萨派我去送信。由于尊者和噶厦成员们仓促决定出走，事先对噶厦事务没有任何安排，也没有临时决策人。虽说阿沛和桑颇没有出走，但他们是亲中共的。因此，尊者需要任命临时领导人。这封信是尊者任命洛桑扎西为司曹、即最高行政代理长官的任命书。
居钦图布丹：3月17号那天协调部得知，达赖喇嘛要秘密出走，需要有人去然玛岗防卫。协调部开了一个会，问谁带60个人去然马岗，没有人吭声。我想：既然尊者要走，我们守在罗布林卡也没有什么意义。于是我说我带人去。协调部就决定了让我带人去然玛岗。
3月17号晚上，达赖喇嘛出走的时候，只有我们几个各地的头领知道。我们远远地护卫尊者一行人到了拉萨河边，从我的位置只能隐隐约约看见达赖喇嘛的身影。
丹巴索巴：3月18日早晨我很早出发，到拉萨河渡口时，解放军已经把守了渡口，渡船都被管制起来了，禁止渡河。士兵们不让我渡河，我说我有事要过去。他们让我出示证件，我说我没带证件，但我的仆人带有证件。我的仆人让他们看了证件。因我是噶厦职员，这些士兵以前见过我，就同意了。
在渡口，我想到尊者已经走了，拉萨局势如此紧张，这次回拉萨我可能就再没有出来的机会了。想到这些，我有点悲伤。我打开了尊者的亲笔信，信中尊者任命了最高行政代理长官…指示司曹与中国方面进行和平对话，对话的情况随时汇报尊者等。
到了罗布林卡，我把尊者的亲笔信交给了达拉。达拉等噶厦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开了一个会，决定暂时不公开信的内容。因为尊者刚出走，若中共知道了就会追击，对尊者很危险。
居钦图布丹：3月18号晚上，协调部又召集我们开会，要派人去然玛岗防止中国追兵追击。会上贡觉人说他们要去，昌都人说他们也要去。协调部的人就对我说：你不必带60个德格人去了。贡觉、昌都、德格各去20人。这么定了后我们就出发了，我们的枪有布朗、卡丹、赞布什么的。
到了然玛岗渡口，船把我们送到了对岸。到了对岸后，我们分成了三组：20人留在然玛岗下面的村子里，20人在然玛岗山顶上，20人在山腰。昌都组和贡觉组去山顶和山腰，我们德格组当晚在村子里过夜。
三.3月19日——3月20日晨
丹巴索巴：3月19日，围在罗布林卡外面的民众们不知道尊者已经走了，但也有人怀疑尊者是否还在罗布林卡。有几个噶厦职员向我问起过：“尊者的确是在罗布林卡吗？”我回答：“不在罗布林卡会去哪里？咱们不是一直在一起吗？我怎么会知道？”他们问了我好几次，对我有点怀疑。我已经发过誓，所以我绝不会说的。
3月20日凌晨拉萨时间两点钟，解放军的炮弹掠过达赖喇嘛的寝宫顶，落在了寝宫与厨房之间的院子里爆炸，震得非常厉害，尊者寝宫的窗户玻璃全被震碎了。这是轰向罗布林卡的第一炮，当时我就在寝宫那里，被炮声惊醒了。
第一声炮响让我非常紧张，听到第二，第三声炮响后，慢慢就没有恐惧了，更何况炮弹已经像下雨一样密集起来。就是说，此时中共并不知道达赖喇嘛已经出走，但他们却朝罗布林卡开炮了。
天还没亮，我不知该么办，就把手枪跨在腰间，提着一支长枪冲出了房间，来到了罗布林卡北面的围墙外。那里有自愿守卫罗布林卡的民众，他们正在向罗布林卡北面中共的汽车站方向开枪，对方也在开枪，打得非常激烈。我也提枪射击，可我的枪没有响。旁边有个人说：“枪要擦了才能用。”原来我的枪是新的，连上面的防锈油都没有擦去。
旁边的人帮我擦长枪，我就抽出手枪趴在壕沟里射击，手枪也没有打响！我只好趴在地上擦了手枪……开第一枪的时候我有点紧张，但慢慢地就没有任何恐惧了。在我周围有四、五个藏人先后被对方打中死了。第一眼看见身边有人被打死时，我感到恐慌和悲伤，可紧接着两个、三个、四个……就没有感觉了，爬上尸体拿过武器继续作战。在罗布林卡北墙外从凌晨两点一直枪战到太阳快升起……
居钦图布丹：3月20号凌晨两点，我们听见了炮声。大家非常紧张，马上起身乱成一团，十多个人往然玛岗山上奔，爬到山腰时天亮了。有人从下面向我们开火，子弹在我们身边噗噗地飞。我们一看下面的人穿着大衣，以为是穿藏袍的自己人，就朝他们喊话，可他们仍然向我们开火，是机枪声。听枪声像是我们藏人的枪，可是尽管我们喊话枪声还是不断，我们才意识到是汉人，赶快趴下。有个叫益加的昌都人受了伤。这时一个叫旺休的人对我说：“那里有汉人！”我一看下面有汉人，我们也开始开火了，那几个汉人就躲了起来；另外又有几个汉人军人向这边跑来，我们也向这些人开火，一个一个地打死了25个解放军，双方的火力都停了下来。
当时我准备下去看个究竟，被人拦住说“你是领头的，不能去。”有三个安多人和我们的旦增、图丹罗布、巴登共六人就冲下去了。下面的解放军忽然又开枪了，两个安多人和旦增都倒下了。我们悄悄来到他们倒下的地方发现，两个安多人已经死了，旦增中了好几枪，可是还没死。我们一直趴在山岩上，从我们那里可以看到，其实解放军之前已经到了山腰，做好了准备，解放军有六门大炮，每门大炮旁边是两挺机枪，大炮机枪都直对着罗布林卡。一百多个解放军在附近巡逻。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看着。
四.3月20日
丹巴索巴：我们发现对中共汽车站的攻击没有任何效果。布达拉宫和甲波日（汉译药王山）离汽车站较近，于是我返回罗布林卡，想请求布达拉宫或甲波日的藏军用大炮摧毁汽车站中共的军事工事。到罗布林卡后，方知电话线已被中国人切断了，有关人员说会抢修电话线，不过现在中共炮火太猛无法抢修。
我遇到了噶厦官员塔荣先生，他会照相和录影，他叫我帮忙。我跟着他来到达赖喇嘛的寝室，地板满是玻璃碎片非常滑，达赖喇嘛寝室的所有玻璃都被打碎了。塔荣先生取了照相机、胶卷等，叫我也尽量多拿胶卷和器材。我们拿着摄影器材走出达赖喇嘛寝室时，他说：“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要开枪自杀。”正说到这些，又一颗炮弹落在我们附近爆炸了，浓烟滚滚，枪弹密集……当我爬起来时，已经找不到他了……
解放军已打到了罗布林卡门口。外面的民众都被打散了，我们没有继续作战的能力了。周围的山都被中共军队占领了，我们就如同被装进了水桶一样。我们开了一个会，决定抵抗到晚上，待天黑之后再伺机逃走。做此决定后我们就散会了。
刚走出开会的屋子，一发炮弹落在附近爆炸，当场炸死了5名藏人，我的腿被炸伤了，站不起来。我挣扎着爬进了前面的一间房子里。这时外面所有的人都开始向这间房子跑，很快一发炮弹打中了房顶，大家又开始往外跑。我实在站不起来，只能使劲爬。
爬到马圈，见那里很多人和马已被炸死了，剩下的马在四处乱奔。我继续往达赖喇嘛寝宫方向爬去，寝宫前面有一所叫措杰颇章的房子，那里有一条很小的水沟，我爬不过这条小沟，就索性在那里喝足了水，躺在地上想不如死了算了。
炮火更加凶猛，附近不断有炮弹爆炸，沙石劈头盖脸。我希望炮弹打在我身上，让我一了百了，可偏偏就打不中我。而轰向布达拉宫的炮火，似乎击中了宫檐间植物装饰的部分，腾起了冲天火焰。我当时想：解放军肯定把布达拉宫给放火烧了！
我想：既无法抗击解放军，也无法行走，若这样落入共产汉人的手中还不如自尽好。于是从怀中掏出手枪准备自杀，忽又想起，曾听人说过死在水里的人来世非常聪明，我便又把手枪收回，爬进了罗布林卡的池塘里。但是，我的身体总是要浮上来！我想方设法用手抠住池塘底部的泥巴，可没过多久就又被水托上了水面，就这样在池塘了折腾了大约半个小时，最后还是没有死成。
我又开始向池塘边的阶梯爬。由于藏袍被水浸透了，非常沉无法爬上去。我便把藏袍脱了，把带的子弹和手雷等全部扔进了水里，这样我才勉强爬上了池塘，向尊者的寝宫爬去，来到了尊者平时接见信众的大厅，看到了尊者的法座。我心想这是个死的好地方，暗地里乐着，爬到了达赖喇嘛法座旁躺下，等死。我还在流血，血和水混合着淌个不停。大厅里还躲着不少人，似乎有人认识我，我听见谁在叫我的名字。
太阳下山了，有人说让我们把房子烧了吧，因为共产汉人的军队已经到了门口了。我想自己在枪炮中没有死成，在水塘里也没有死成，那就是说我要受罪了。我又起身向大厅门口爬去。刚到门口，被我妹妹的男友次仁东珠看见了。他是自发守护在罗布林卡外的民众之一，也受了伤。看到我他马上过来了，说：“哥你受伤了吗？”我说：“我身上只有内衣，把你的藏袍给我吧。”他马上脱下藏袍给我穿上了，然后说：“汉人军队已经到门口了，罗布林卡门口的人群都被打散了，我们逃不出去，也无法反击。该怎么办？”我说：“这样等死不是办法。应该往外冲，要么逃脱，要么被打死，没什么大不了的。若你能突围，找到我们自己的人，还可与他们一起继续抗击敌人。我走不动了，请你开枪打死我吧……”他下不了手。最后，他走了。
过后又来了一个年轻人，大概才十八、十九岁，也说解放军已经到罗布林卡大门口了，问我咋办？我对他也说应该冲出去，这样等死毫无意义。他临走时，我问他有没有烟？他说有，我便请他给我点了一支烟。之前我是不抽烟的。不知是烟还是伤口的原因，抽了一会儿，我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或许是晕过去了。总之什么也不知道了。
晚上大约九点多时，我醒了过来，天已经黑了。我看见很多中国士兵摧毁围墙向我们走来。我们这边有人朝他们开了枪，很多士兵倒下了，一时间很安静。我们这边只开了两梭子弹，中国士兵训练有素，一听到枪声就会趴下，所以一部分士兵其实是卧倒了，当然也有人死了。枪声停后不久，中共军人又站起来继续向我们走来。
他们来到我所在的尊者接见信众的大厅门口，向里面扫射了几次，高喊：“里面的人出来！”里面有些人开始投降，向外走去。我躺在地上，一心求死。我想如果我朝那个喊话的人开枪的话，他一定会还击，这样我就可以死掉。于是我在黑暗中摸索枪支，可什么也没摸到。没有枪，我只好向外爬。这时，一个士兵喊道：“站起来！站起来！”我无法站起来，他们就指着罗布林卡正门方向，枪口对着我说：“滚到那边去！”我没有按他们的话去做，而是向达赖喇嘛寝宫旁边的一间政府职员的房间爬去。
政府职员的房间前有两个台阶，我爬不上去，就干脆躺在那里了。大概是流血过多的原因吧，我非常口渴。我就喊：“给我一杯水，给我一杯水……”没有人回应。四周有很多藏人的尸体，我无奈地躺在那里。在黑夜里，中国士兵持枪三人一组，在尸体中间边走边喊话，边走边不停地用脚踢死人。我就躺在尸体中间，没有回应他们的喊话。有个士兵走到我旁边，踢了我一脚便走开了。我就躺在那里过了一夜。
居钦图布丹：早上9钟左右，从甲波日（译注：药王山）附近出来了一百来个解放军士兵，药王山山顶上驻有藏军，他们朝那些士兵开火，使解放军撤了回去。大概早上10点左右，汉人从炮兵营向药王山开炮，打了两个小时，没有间断，整座山上浓烟滚滚。罗多林卡的新军营也向布达拉宫开炮，炮火在布达拉宫宫墙上炸开，大概炮轰了一个多小时，我以为布达拉宫已经完了。后来当炮火停下、浓烟散去之后，药王山已是一片焦土，山顶的所有建筑都被轰平了，而布达拉宫还好好的。新军营的解放军就冲上了一片死寂的药王山。
中午的时候，从罗布林卡方向，跑来二十多个藏人，往然玛岗渡口跑，山下的解放军把他们都打死了。之后又跑来了三十来个人，除了一个趴下没被打死，其余也都被打死了。下午3、4点钟左右，解放军又开始向罗布林卡开炮。大量的藏人向然玛岗渡口方向跑来，很多人骑着马，这些人都是之前守护罗布林卡的民众，有枪的也不多，枪是三天前从罗布林卡武器库拿的。
然玛岗山下的解放军用机枪朝他们不停扫射。我们在山腰上无法向藏人喊话，告诉他们别往这边跑；如果有手榴弹的话，我们就可以扔下去炸那些解放军，可我们没有手榴弹。我手里的步枪射程很好，我打了19发子弹，无济于事。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骑马的、奔跑的，都跑向渡口方向，被扫射得人仰马翻，罗布林卡和然玛岗之间的那一带堆满了尸体。有的人还是跑到了河边，我们脚下的军人一阵扫射后，人和马倒下在河里，河水慢慢地流，被打死的人和马的尸体堵塞了河道，堵了一阵子后，河水又把尸体冲开，一片红红地裹着尸体淌下去，我当时只觉得这世上所有的人都被杀光了吧……
拉萨城内、达赖喇嘛警卫队军营、江孜军营、罗布林卡.......炮火连天直到天黑……
五.3月21日-22日
丹巴索巴：3月21日早晨，中国士兵再次过来，继续搜索活人，继续喊话。结果还真有活人在回应，哈哈哈……我也开始爬动。这些来搜索的人除了士兵以外，还有中共的干部，以前我跟他们见过面。这些干部看到我非常开心，不是因为我们认识，而是因为抓到了我哈哈哈……
他们把我带到罗布林卡正门那边。所有被抓捕的人都集中在那里。他们把俘虏分了类，噶厦工作人员被指定集中到一堆，普通民众分在另一堆。大部分噶厦官员和公务员都被抓了。然后他们用绳子把普通民众捆绑着押走了。见那些民众被押走时我还想：他们会不会把这些藏人拉去枪毙了？会到什么地方去枪毙呢？想这些的时候我并不感到恐惧。我们这些噶厦的人留在原地，被很多士兵看守着，稍微动一下，就会遭到殴打。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才来了一辆吉普车，把其他人都带走了。可他们没让我上车，我继续留在那里。
由于流血我用衣服裹了伤腿，浸血被太阳晒干后，衣服收得紧紧的，使我痛得厉害。我想把衣服解开，可根本就解不开。其他俘虏都被带走了，这里只有我一个人。这时，我看到不远处有个叫雪康曲忠的人，他过去是噶厦职员，后来投靠了汉人，替汉人做事。我认识他，就只好叫他：“曲忠啦！曲忠啦！”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我说：“他们把我丢在这里，我快要死了……”他就派来了一人，那个人也一句话没有说，背起我送到了夏丹拉康。所有的伤员都在那里面。这间房子可以容纳五六百人，伤员很多，我去时没有空隙地方，满地都是伤员，密密麻麻躺在地上。由于都是战俘，没有救治，满地都是血。当天晚上我就待在那里。
3月22日早晨，送来了一碗茶和一碗糌粑。由于好几天没吃东西，当即不管三七二十一拿着糌粑就拌着吃，手也没有洗，满手的血捏在糌粑里，糌粑就像涂了红颜料的朵玛一样**（译注：朵玛，藏传佛教宗教活动中使用的供品）。这手上的血不仅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血，手接触到了满是血污的地板，上面有很多人的血，也只得硬着头皮把糌粑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