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史伯岭：图伯特、Tibet与命名的力量

（拍摄者：唯色）

图伯特、Tibet与命名的力量
——《遮蔽的图伯特：国际藏学家解读西藏百题问答》中文版前言

作者：艾略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
译者：谢惟敏（台湾悬钩子）

唐曰乌斯国、明曰乌斯藏
今曰图伯特、又曰唐古忒
——《西藏志》

上述文字是清初一个关于地名沿革的有趣评语，徵引自一部十八世纪佚名作者的 Tibet 方志[1]，也许会让读者感觉是琐碎而玄秘的藏学知识，虽然令人感到好奇，却似乎与今日理解Tibet议题没有什么相干。而它也确实相当奇怪：作者说在他的时代，这个地方称为“唐古忒”（”Tangut”），又称为“图伯特”（Tibet）。这一点真的与现代读者无关吗？正好相反，作者藉由告诉我们“图伯特”这个名字在清朝就是Tibet的名字之一，碰触到一个二十一世纪初尝试以中文写作 Tibet 的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若要以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文化与民族整体来称呼那一块广袤的土地，而不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数个行政区之堆砌时，究竟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的急迫性之所以未引起重视，很大的程度正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指称 Tibet 与 Tibetans 的名词已经非常僵化。然而那样的拘泥与束缚早该让我们质疑建构在这些名词之上的人为结构。即使我们不谈意识形态或后现代的术语（以及呓语），然而在这个例子里，语言就是力量。因为中国能够安排、限定关于 Tibet 词汇的意义与范畴，因此有了界定 Tibet、定义 Tibetans的本事。它允许中国在讨论Tibet议题时，可以单方面决定其最基本的条件。这些议题将在本文之后的章节陆续提到。

现在我们看到有愈来愈多以中文写作的文章、部落格的贴文──有些来自图伯特的作家、许多来自台湾的网友、甚至还有想办法突破中国网路防火墙的人──正在接续上述这位十八世纪的不知名中文作者所未完成的，就是使用“图伯特”，或者它的一个变化形式，“图博”，来称呼 Tibet，是一件令人欣喜和期待的事。而就是为了本文即将阐明的理由，本书将使用“图伯特”来指称 Tibet 文明所在的世界和博巴（译按：亦即中文习称的“藏族”）所生活的地方，一个疆界远比今日西藏自治区更加悠远辽阔的国度。[2]

大部份使用中文的人所习用的 Tibet 正式名称，是西藏。这个名词的来源广为人知，从官方修订的历代正史与其他常见的文献所纪录的用法，亦一目了然，容易理解。西方的图伯特支持者有一种普遍的错误观念，那就是西藏意谓着“西方的藏宝屋”，而会如此命名是因为中国视此区为一矿藏极为丰富、有待开采开发的宝地，这当然是大错特错。西藏一词的“藏”字，虽然可以意谓“储存”，但在这里只是因为它音译了Gtsang，指的是组成此区的一部份，一般称为图伯特中部地区，也就是博伊（译按：即中文习称的“藏文”）里的 Dbus-Gtsang。在明代，Dbus-Gtsang 被翻译成“乌斯藏”。[3]　清朝时，这个名词则变成了“卫藏”（也是 Dbus-Gtsang 之音译）[4]，最后再演变为“西藏”，以表示其方位在西边，而其两个音节的声音，又与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为图伯特东南部的康区（Khams）创建之行省“西康”相类似。

这一切所造成的结果是，“西藏”至今指称的，依旧只有图伯特中部以及一小部份的康区，而这个名词所传达的，就是上述的定义，也唯有那层意义而已。然而藏学研究的更广阔世界，也是博巴所思维感知的世界，系将Tibet看成是三个主要地区所组成的地方：图伯特中部（卫藏）、康与安多。目前有许多来自图伯特、台湾、中国的作者与部落格作家，愈来愈体会到这一点，因此，也愈来愈多人使用图伯特（或图博）来指称博巴所理解的Tibet。这当然具有颠覆的意义：博巴在中文的书写里，使用一个他们自己选择的名字，是为了重新掌握他们被剥夺的，并且采取行动来定义他们自己。

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整套少数民族和各种与民族相关的语彚，充满了藉由定义以遂控制目的的政治操作。“少数民族”这个名称本身，就已将所有如此被称呼的民族贬降为同一层次，不论他们是人口数百万、曾是一个政治强权、不但有自己的政府、还有娴熟自己语言的官僚系统、拥有一部充满自觉的历史；或者人口不过数万、没有国族史的族群。

我们如果聪明的话，就应该记取“西藏”的意义先天即由政治所定义的事实：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其定义的范围甚至比现今更小得多，因为康区的绝大部份（甚至一部份的“卫”，Dbus），都被画进国民政府的西康省地图里，虽然国民政府对此区鞭长莫及，只有在名义上统治而已。更不要说，今日位于青海、云南、甘肃境内的图伯特区域，都不包括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所定义的“西藏”之内，一如它们今天也都不被涵括在其中。因此，传统与历史的Tibet，至今都没有一个单一的、中国官方所承认的中文名词来指称。当然，我们可以使用说明性的文字来描写它，如“藏族居住地区”。然而，那是个描述，而不是个称呼。这么多作者渐渐偏好使用图伯特一词，显然其来有自。

描述图伯特地区的词彚，以其特殊的拘泥和僵化，拖累了描述博巴作为一个民族的词彚，使之蹇滞难通。如果 Tibet 只能等同于西藏，而西藏／Tibet 仅只能指西藏自治区，描述博巴整体的名称也被附加人为的僵硬规矩。他们可以被描述为“藏族”，然而“西藏人”只能单指西藏自治区内的居民。中国官方甚至指定，博伊也必须依样画葫芦，分别使用 Bod-rigs（藏族） 与 Bod-pa（西藏人）来显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这是一个相当晚近才创造出来的区分，而这一点，由红军回忆长征时经过康区的一些地方所做的纪录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这些作品里，我们发现中国人是有意识到，至少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博伊的名词 Bod-pa（亦即中国官方指定翻译中的“西藏人”）并不限定于达赖喇嘛政府辖下（也就是现今的西藏自治区）的居民而已。因此我们读到了红军建立一个寿命很短、只在康区一些地方运作的“图伯特人民的政府”，他们称为“波巴人民政府”，“波巴”就是音译博伊的 Bod-pa。[5]

除了博伊以外，目前世界上所有的现代语言之中，在谈到博巴所属的整体文化与历史世界时，都使用 Tibet 一字的各种变化形式来表示。在那些语言里，现代中文所产生的束缚限制、种种用来支持中国对 Tibet 与 Tibetans 作政治定义的设限与规矩，都不适用。愈来愈多图伯特、台湾与中国的作者与网路作家选择使用“图伯特”一词，显示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了解，不但深刻，而且是严肃恳切的。除了图伯特以外，许多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纪录了Tibetans 作为一个民族的名称（“博弥”、“博巴”，亦即博伊中的 Bod-mi、Bod-pa），Tibetan作为一种语言（“博伊”、“博盖”，Bod-yig、Bod-skad）等等，都是为了避免使用中文名词“藏”，特别是它与“西藏”有关时，所影射的限制。

讽刺的是，中文里唯一一个 “Bod” （译按：博伊中的 Tibet）被正式规定为可以名正言顺地指称Tibet的地方，是唐朝称呼 Tibet 的名字吐蕃（音：Tufan），这个名词的发音受到官方的指定，现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处，都已经被读作 Tubo、也依此音译为罗马化的汉语拼音字母。然而，这个念法早在一百年前已被法国语言学家也是汉学家的伯希和（Paul Pelliot）[6] 彻底地剖析、清楚地显示为谬误了。我回想起许多年前参加一个研讨会，会中一位中国同行不断地提起 “the Tubo Kingdom”（吐蕃王朝）。一位藏学界的泰斗倾身对我低语：“难道没有人要同情一下这个可怜的人，告诉他伯希和早在一九一五年即已说明了那个字不能念成 bo?”当然，我们的中国同行有可能早就知道伯希和对此问题的评析；然而，政治无疑在这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中国学者而言，去想像 Bod 这个名字，唐代人早有所悉，并揉和于当时指称图伯特国家的中文名字里，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目的论里一个不容造次的成分：它似乎在表面上显示，即使是在那么古老的时代里，博巴与汉族已经愈来愈接近，势不可挡了。

有趣的是，如同伯希和所显示的，希望把吐蕃念成 Tubo，想见到 Bod 这个名字出现于中文书写之中，其滥觞并不来自于中国官修正史的传统，而是来自西方十九世纪的东方学专家（Orientalists）的作品，从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年-1832年）到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1854年-1914年）与其他人等等，此一倾向殊为明显。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就算我们接受了蕃（fan）应该念成 bo，我们还是得解释第一个字，吐（Tu）的问题，而关于这个问题，他们的想像简直到了天马行空的地步。伯希和文中所提到的一些东方学者，幻想着古代的图伯特使用 “Mtho-Bod” 或者 “Stod-Bod” 这样的名字。这两个名字皆翻译成类似于“高博”（High Tibet）或“上博”（Upper Tibet）的说法。然而，这样的名字，在古代的博伊文献里并没有证据可以支持。更重要的是，它们也不曾出现于图伯特帝国时期的双语史料中，其中Tufan只是翻译成Bod而已。未得到这些史料的佐证， “Stod-Bod” 与 “Mtho-Bod” 看起来只不过是十九世纪为了炮制一个并不存在的名字，而在字典里、辞表里搜求寻觅，所牵强附会的结果而已。

事实上，图伯特高原对于唐代以前的此地居民而言，并非统一的畛域。我们所知的图伯特帝国早期、或帝国尚未建立时期的每一件事，皆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四分五裂、没有明显齐一现象的地方──族群、语言、与宗教上皆如此──也一直没有任何 “Bod” 作为一个大地理区域之意识的文献证据，一直到图伯特皇帝与他们的军队远征吐谷浑（’A-zha）、苏毗（Sum-pa）、象雄（Zhang-zhung）、琼波（Khyung-po）及其他族群的地区，并且创造出 Bod的意识为止。虽然如此，我们确实拥有Bod这个名字在更早期就被使用的证据，然而其来源仅囿限于高原的中南部地区，而我们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至公元前九百年之间的印度文学《吠陀经》里曾谈到 “Bho?a”（波札） ，然而它并不是一个在帝国之前遍及图伯特高原的名词。而确实，监于帝国建立之前与帝国建立初期，高原上的居民所处的分裂状态，它又岂能不是如此？去假设那个时期住在图伯特高原上的人都视自己统一在一个旗号之下，或者他们全都了解高原以外地方的地形，因此普遍地认为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上”、“高”图伯特，这是完全经不起检验的看法。

事实是，如同伯希和在一九一五年时所解释的，在唐朝的正史中，对吐蕃这个名字之起源有一个合理而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在《旧唐书》〈吐蕃传〉的开头找到一段文字描述它起源，据说它是来自一个鲜卑的族名“秃发”（Tufa），并由后来建立南凉国（397年-414年）的后人继承此名：“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换言之，吐蕃之所以变成Tibet的名字，就是因为其正确的名字“秃发”在发音时以讹传讹所导致的结果。而一开始用来指称Tibet这个地方的，就是秃发（Tufa）的族名；直到后来它才音讹地变成吐蕃（Tufan）。“秃发”的古代发音实际上更加接近 “Tupat”，并早在公元八世纪，即由中亚的突厥人所纪录，写为突厥语的 Tüpüt。从这里，它再辗转西传，进入阿拉伯语及波斯语，写成Tubbat与其他类似的拼法。稍后，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马可波罗（1254年-1324年）的游记将它拼写为Tebet，另外类似的写法也出现在中古时期不同欧洲旅行者的纪录中。 “Tibet”与其他类似的称呼就此陆续进入欧洲各国的语言之中。

一个部族的名字历经长途的旅程，最后转变成为一个地理的名字，也许看起来十分迂回曲折，然而这并非鲜见的例子，毕竟，“亚美利加”（ “America”）也有类似的经历。更重要的，一个小地方的名字（秃发／吐蕃，似乎一开始只局限于图伯特高原的东北部边缘一带），渐渐转变成为指涉一个大地区的名字，并非罕见， 另外类似的例子有“亚细亚”（ “Asia”，亚洲）与 “阿非利加”（”Africa”，非洲），这两个名词的指涉范围，后来备受扩张，远超过它们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地中海诸古典语言里的原始意义。因此，这个带点地方性质的、在唐代以前出现的名字，“秃发／吐蕃”，后来在中文里已经澈底改头换面，指称的是它原来的地点以西的广大图伯特地区。这个名字，与实际居住在此高原上的原住民所使用的各种名字（如苏毗、象雄等），并无关连，就如同“亚美利加”与西半球上任何本土名字（如马雅、阿兹特克等）皆不相关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当学者端智嘉与陈庆英把《旧唐书》与《新唐书》中的〈吐蕃传〉翻译成博伊时[7]，他们肯定知道旧有的 Stod-Bod（上博）概念，然而他们似乎拒斥了它，把 Tufan 翻译成 Thu-Bhod。我们可以想像他们不能全然拒斥已经政治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教条的 Tubo，然而他们可以很有技巧地处理它，或许将它翻译成近似 “Tibet”的名词，而不是直接了当地将 fan/bo 与 Bod 等同划一。

简言之，《旧唐书》〈吐蕃传〉开头所提到的中文名字，可以被视为在图伯特之外、也是现代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地，所普遍所使用的名字──Tibet──的一个雏型。而 Tibet，作为普世所接受的一个文化与历史的畛域，并不是现代的“西藏”。令人欣悦的是，新一代以中文书写或发表网路文章的作者们已经重新发现、并采纳了“图伯特”，作为这块他们深深关怀的土地一个清晰明朗、无法混淆的称呼。


--------------------------------------------------------------------------------

[1] 《西藏志》（台北，1968年）。亦可见邓锐龄，〈读《西藏志》札记〉，《中国藏学》，2005年2月，第18-25页。

[2] 晚近虽然有一些使用“图博”的例子，然而“图伯特”一词早已记载于清朝文献的事实（往往和另外的变化形式如“土伯忒”、“土白特”等写法一起出现），以及这个词更能清楚明确地反映世界各国语言中对于Tibet几乎一致的称呼，是本书从头到尾采用它的理由。除此之外，现存的“图博”很容易与“吐蕃”（Tufan）之错误汉语拼音读法Tubo 混淆，此问题将在下文讨论。

[3] 张廷玉，《明史》，（北京，1974），331:8571-8585。

[4] 见松荺，《卫藏通志》，（台北，1965）。

[5] 《红军长征在四川》，（成都，1986），第355页以后的内容。

[6] Paul Pelliot, “Quelques transcriptions chinoises de noms tibétains,” T’oung Pao 《通报》16. 1 (March, 1915), 第18-20页。

[7] Don-grub rgyal and Khrin Chin-dbyin, Thang-yig gsar-rnying-las byung-ba’i Bod chen-po’i srid-lugs. （端智嘉、陈庆英，《吐蕃传》，（西宁，1983年。）


In the course of preparing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Authenticating Tibet, edited by Anne-Marie Blondeau and Katia Buffetrille, the seemingly banal question of the Chinese name for Tibet turned out to be rather problematic. The familiar name “Xizang” 西藏 is historically a very recent term and designates “Tibet” solely in the sense of the territory encompassed with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hus, in discussing Tibet as an integral historical unit the name is clearly of limited utility and can create confusion. Indeed, it is due to the specific limitations of that term that it was decided that the Chinese edition of Authenticating Tibet would employ the term “Tubote” 圖伯特, a name that is used now by a growing number of writers and blogger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As a result, I prepared the following introductory essay for the Chinese-language edition of Authenticating Tibet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choic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ointing out that the term “Tubote”is not a recent concoction: it has a history as a recognized Chinese-language designation for Tibet. The broader question covered in this introduction is indicated by its very title, which in English is “Tubote, Tibet, and the Power of Naming.”

Authenticating Tibet, which has been quite successful in French and English as a guide to understanding the myriad elements that make up the Tibet Question, will soon be available to those who read Chinese in an edition published this spring by Avant-garde Publishers in Taipei under the title 遮蔽的圖伯特：國際藏學家解讀西藏百題問答. It should be available in bookstores and for purchase online shortly.

My deep thanks to 謝惟敏 for her impeccable translation of this introduction.

转自唯色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2/tibet.html

王力雄：《新疆追记》 (全文)

王力雄

王力雄，唯色

王力雄，依力哈木，唯色

唯色

達赖喇嘛，王力雄



王力雄《新疆追记》(1)：新疆课题

1999年初我在新疆被关押，至今已经两年。那段经历我一直没有公开，即使朋友问也是简短地敷衍。我那样做，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想遮遮掩掩地说，要说就全盘托出。但是全盘托出，需要等待一个合适时间。现在，时间到了。

1、新疆课题

写完《黄祸》以前，我应该归类为写虚拟作品的作者。《黄祸》虽然仍然是小说，我在写作过程中却一直被其中的真实牵引并且震撼。正因为如此相信《黄祸》中的真实，那以后我不再写小说，完全转到了研究现实，以及如何避免发生黄祸上。

1998年我出版了谈西藏问题的书——《天葬》。我研究民族和边疆问题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国避免黄祸唯有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首当其冲的挑战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能否解决，决定著政治改革是否能成功，甚至是否能开始。因为若不事先就消除国家分裂的危险，专制权力就会以此为拒绝政治改革的理由。这理由恰恰可以迷惑很多中国人。未来中国若发生动乱，法律乱了可以重建，经济乱了可以恢复，再乱也是“肉烂在锅里”，而领土分离却可能覆水难收。历史上已经有外蒙古独立和被沙俄占去的领土。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尤其是西藏和新疆问题——是有可能再一次带动这种分离的。西藏新疆占今日中国百分之四十以上面积，中国经不起那种分离。所以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政治改革能不能进行，民族问题成了一个前提。

我做完西藏问题，并没有想马上再进入新疆问题。Q在这时出现。他是个颇具魅力也颇有建树的人，忧国忧民礼贤下士的风格足以使我们成为朋友。他提出支持我去研究新疆问题的建议。他主持的一个民间研究机构可以向我提供经费，不附加任何条件，完全按照我的意愿研究，成果也属于我。也就是说我只多了花钱的自由，不会失去任何自主。这倒是吸引人，我还从来没有用别人的钱搞过研究。新疆问题是我一直关注的，迟早会去搞，碰上这么好的条件并不容易。我因此动心，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同时也看好Q的研究机构。那应该算当时中国最活跃也最有成果的一个体制外研究团队。Q虽脱离了官场，却仍然有把研究成果送达权力层的渠道。虽然“递折子”的方式往往被视为依附权势，但是按照Q的看法，在祖国处于危机中，仍然“爱惜羽毛”是一种自私和不负责任。毕竟国家向何处去更多被权力决定而非被知识分子的清高决定，只要还有能够影响当权者的机会就不应该放弃。

不过，我和Q之间存在一些分歧。虽然我们都把“为人民”当作出发点，我们的“人民”概念却不相同。在我看来，他的“人民”是整体性的宏大概念，我的“人民”则是个体化的，由具体的个人组成。按照他的人民概念，为人民是可以不在意牺牲个人的，而按我的想法，没有空洞的人民，为人民首先是为个人，牺牲具体的个人就是在牺牲人民。不过只要不是掌握权力的人，这种区别只体现为理念不同，毕竟我们有更多的共同点。Q的资金加快了我开始新疆课题的进程，否则我是不会在99年寒冷的1月就向新疆进发的。Q给钱不需要繁琐手续，只问要多少，他的不同意见是认为我要的太少，一定加倍给。这种古风做派使我心存激赏。


王力雄《新疆追记》(2)：身份

去新疆做研究，身份去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搞研究如果缺少身份，所有信息都会对你封闭。我离开“体制”20年了，没有任何归属或头衔，档案都不知去向。Q的课题组不属于体制，本身就没有身份。他也许有一些别的渠道，但不适合给我用。我除了不是体制内的人，某种程度上还属于“异己”。

想来想去，我唯一一个与体制有点关系的身份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在80年代加入作协，当时主要也是为了找身份。那时我正准备搞一次开车环绕地球的旅行，后来没有成功，以后和“作协”再没有过联系。这次我先是托人去问“作协”领导人，能不能给我开去新疆采访的介绍信，作协领导人一明白要开信的是我，便从大包大揽变成推脱。我明白走上层路线是错误，应该直接从基层办，因为基层的人不知道我是谁。于是我带著十多年没用过的会员证去“作协”。接待我的基层工作人员态度挺好，按照作协章程，他们应该帮助会员完成创作采访，于是我一口气开了三封介绍信——一封给新疆，其他两封给宁夏和甘肃（我准备把西北穆斯林作为一个整体研究）。那时我由衷地感到了“组织”的温暖。在我来看，这几乎是作协唯一值得存在的理由，也是我加入作协这么多年得到的唯一一次好处。

即使是唯一一次好处，我也是记住的，照理说人不该以怨报德，然而“作协”后来的表现实在令人难以继续沉默。即便是毛泽东时代，所提也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现在的作协领导人，要的只是为权力集团、甚至就是某个当权者服务。不久前我已经宣布退出“作协”。


王力雄《新疆追记》(3)：深入维吾尔人

1999年的元旦刚过，我先去宁夏找一位多年的回族朋友A。1984年我在黄河漂流时和他认识（他送我的救生衣在漂流途中救过我的命），当时他是黄河上的水手，现在成了私营企业家。钱虽然挣了不少，然而总是怀念当年浪迹天涯的时光。听到我要去新疆，便要和我同去。正好我的研究中包括回族，他可以提供很多帮助，当然我也愿意和他重温在高原荒野以酒当歌的早年。于是我们约定在银川汇合，开上他新买的一辆桑塔纳2000上路。

我们在宁夏回族地区一路走村串镇，看当年回民起义的战场，参加开斋节礼拜，深入百姓人家，听贩毒者自述。进入甘肃，左宗棠的行军大道在古长城和祁连山之间绵延不绝，走过古代那些声名显赫的郡城要塞，仅是那一个个地名都足以让人沉浸于历史。我们在横扫的风雪中进入新疆，那里冰天雪地，广阔无垠。

新疆一直是我神往之地。这一次是我第五次到新疆。前四次有两次是自己开车走，走遍了新疆所有地区。不过以前只是为旅行，没带任何研究目的。我们直奔乌鲁木齐，住进市中心一家名叫“鸿春园”的旅馆。我让A自己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我自己留在乌鲁木齐，成天奔波于政府部门、研究机关、出版社和书店，以“文学创作”的身份把凡是有关新疆的文字尽可能搞全——这是我此行的第一个目的。以后我将用几个月时间在北京阅读和消化那些材料，为夏天再来新疆实地采访做准备。我此行的第二个目的是结交维吾尔族朋友。研究新疆问题，只在汉人圈子里打转是一种荒谬，但这种荒谬正是目前中国研究新疆问题的现状。进入维吾尔人的圈子，并不意味只是和维吾尔人打表面交道，那容易，而是能不能进入他们的心，对汉人而言，那可不是一般的困难。

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的相互敌视我早知道。虽然我数次到新疆，走了很多地方，却从来没有与维吾尔人打过稍微深入的交道。1993年我准备开车去维吾尔人聚居的南疆，所遇到的汉人无不警告我维吾尔人凶险，汉人在那里如何不能保障安全。我为此专门去新疆军区了解情况。接待我的军官以非常强烈的口吻告诫，一辆车最好不去南疆，如果一定去，要遵循“三不”原则，即在维吾尔人聚居区不停车，不过夜，不接触（这也正是军区的人遵循的原则）。结果那次我放弃了去南疆，因为若是遵守那“三不”，我不知道去的意义还有什么。

在新疆旅行和在西藏旅行，最大不同就在身处民间时的感觉。在西藏，和藏人普通百姓打交道时不需要有担心，他们亲切友好，不会因为你是汉人而表现敌对。在新疆却常有恐惧之心，汉人一般不敢单独下乡，不敢置身于维吾尔人中。当然有很大的成分是被传闻误导和夸张，属于自我惊吓。但的确也可以感受到维吾尔人对汉人的敌意。如在乌鲁木齐的维族餐厅吃饭，只要我离开一块同往的维族同伴，遇到的眼光就常有不友好的，有时还会遇到挑衅。但是回到维族同伴身边，立刻毫无问题。只要一个维吾尔人向其他维吾尔人介绍“这是朋友”，他们个个都会变得温和有礼，让你放心。 这就是我必须结交维族朋友的原因。按照我的计划，准备夏天去南疆采访，要进到维族百姓中间去，了解他们对新疆问题的看法，那靠自己硬闯是行不通的，必须有维族朋友引路。我这次到新疆，最重要的目的也是在这里。只为收集资料，通过北京的渠道，不跑这一趟也能做到大部分；而要找维族朋友，则必须亲自来，不是来采访，是要喝酒、谈心、取得他们的信任。

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维吾尔人对汉人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他们为什么要信任一个属于压迫民族的人，为什么要告诉你他们的真实想法？为什么要引你去见他们的亲友？这样做是不是在引蛇入室？我被他们接受，主要是《天葬》一书。他们认为应该帮助我写出一本谈新疆问题的《天葬》。一位维族朋友说，考托福填表时，表上列出的0-99个民族条目中竟然没有维吾尔族，他只能在“其他”一栏上打勾。由此他意识到，虽然他的民族有近一千万人，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世界却不知道，更不要说明白有新疆问题。

经过一系列的接触、谈话、餐厅和酒吧里的彻夜长饮，我逐渐扩大朋友圈子——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柯尔克孜人。他们帮我计划夏天的旅行，各地的接待，陪同、翻译、车辆等。有Q提供的资金支持，有这次布下的关系网，我相信我可以完成一个出类拔萃的研究，效率也会比写《天葬》高很多。

相反是在汉人那里，我却找不到这种友情。虽然我动用了与新疆有关的所有资源，请各方面朋友给我介绍关系。但是到了新疆，却发现人们多数表现冷漠，似乎疑虑重重，不愿意沾惹是非，也不认为新疆的问题需要由我来搞。我只接触了其中的两个人，而他们都和我后来发生的事情有关。


王力雄《新疆追记》(4)：我对一次请客的猜测

我在新疆接触到的两个汉人，其中一个是某机构驻新疆的L。是由一位原来在其北京总部的朋友介绍。朋友说已经先给L打了招呼，L是他当年的小字辈，应该会给面子。以L的职业，肯定非常熟悉新疆情况，即使不说那些他认为需要保密的事，也应该能给我很多信息和启发，因此是我最重视的关系。但是当我到乌鲁木齐后给他打电话，却没让我看出北京的朋友有什么面子，他推脱工作忙，听不出一点愿意和我见面的意思。对此我虽失望，也不奇怪，没有官方身份的人遇到这种情况是寻常事，我已经习惯于是我把他从联络名单中勾掉了。

出乎意料的是几天后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表示要请我吃饭。我在感谢之余，心里不免内疚，觉得错看了他。我按照约定时间到他的办公室，想和他推心置腹地聊聊。但是他面色凝重，让我感到刻意保持距离。他没有给我和他独处的时间，立刻招来另外三个年轻人，让他们一块与我们出去吃饭。他解释几个年轻记者常在下面跑，了解情况多。我当时没有在意，感觉这种安排也挺有心。不过我还是免不了奇怪，为什么整个过程只有别人讲话，他自己几乎什么都不说？他传递出的“场”让我有一点不安，似乎对我有一种排斥。照理说我还完全没有机会与他产生不容，如果说他是嫌我占用了他的时间，本来他完全可以不再找我，为什么又主动邀请呢？若是只因为北京朋友的面子，我直觉上不太相信，北京那位朋友已不在官位，因此看不出对他有什么份量。

如果我是个懂得分析直觉的人，可能对心里的这些疑惑还会仔细想想，或者会由此引起警觉。但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谢谢他请我吃了一顿饭，知道我们从此再不会打什么交道。让我重新想起这个人是在我被捕以后，审问者问我每一个接触过的人，惟独只字不提我和L的会面。正是这种不提让我感到奇怪。照理说L所在的部门无疑是他们认为的“要害部门”，惟独把他漏掉不合常识。

比较容易解释通的，只有L请我吃那顿饭是被布置的任务。L在事后已经汇报了一切，他们因此不再需要问。当我在监狱里无所事事的时候，半带消遣地勾画出那一幕情景：秘密警察从窃听电话中知道我与L接触（听说我一到乌鲁木齐监视者就住进了隔壁房间)，于是想通过L对我进行更多了解。他们去L的办公室，亮出安全部门证件，客气地请他给予协助。我相信L并不愿意做这种事，否则他不会对我那样生硬，但是他不敢拒绝。虽然他所属的机构牌子硬，他本人却是新疆本地人，家人亲友都在新疆。在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新疆，安全部门的权力超越一切，成为无人不怕的阎王殿，拒绝与安全部门合作可能会给自己或家人带来麻烦。于是按照秘密警察的布置，L约我吃了那顿饭（不知道饭钱是由谁报销）。对他而言那只是应付一件讨厌的差事，多拉几个人一是可以做见证，二是可以避免由他直接向我“刺探”（那种感觉多半不舒服），在大家东拉西扯的过程中，可以汇报交差的东西也就自然可以得到了。

当然，这些情形完全是猜想，可能永远也无法证实。我担心这会是一种玷污了L的妄想。我将会非常乐于为我的错误向L道歉。但即使L真是像上述猜想的那样做了，我也能够理解。因为后来的经历告诉我，特务政治无孔不入，谁都可能在一念之差中被卷进去。


王力雄《新疆追记》(5)：兵团老战士

我在新疆接触的另一个汉人J是一位“兵团老战士”——他这样称呼自己。“兵团”的全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遍布新疆的庞然大物，总人口240万，职工近百万，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汉人。新疆到处都有它的“团场”，很多地名就是其下属单位的番号。兵团是个正省级行政单位，与新疆自治区平级。它有自己的“领土”、城镇，设有公安、司法、检察机构，有独立的户口造册、结婚登记处、监狱、科学院、银行、保险公司等，完全自成体系，不受地方政府管辖。我在过去写的一篇文章里称其为“新疆自治区内的汉人自治省”，邓小平将其视为“稳定新疆的心”（1981年邓视察新疆时所言），而那些主张新疆独立的人则视兵团为武装占领军。无论是研究新疆问题还是解决新疆问题，兵团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J是一位对兵团充满感情的老军人。他对兵团的现状感到焦虑。兵团原本的职能是屯垦戍边，是个以政治任务为主的准军事化组织。六十年代中苏对抗期间，新疆的中苏边境纵深10-30公里地带全部由“兵团”接管，迁走所有老百姓，建立起一条链状的边境农场带。四百多个兵团的民兵连常年进行边境值班巡逻，形成一道“反修防修”
的“血肉长城”。寓兵于民的兵团是不吃军粮、不穿军装、不要军饷，拥有百万兵员而且永不退役的“驻军”。当年兵团的主要首长张仲瀚这样形容他的队伍：“一旦有事，能做到不分昼夜，不分山川，不用向导，运用自如，召之既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然而兵团却远非一个合理的经济组织。在“政治第一”的年代，经济可以服从政治需要。自打中国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兵团体制的不适应就日益严重地暴露出来。兵团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产物，亦是一个全能型的权力机构。它担负沉重的政府职能，必须兴办大量社会事业（仅担负的退休职工就有三十多万）。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许多人把它看成一个“四不象”的怪胎——“是政府要交税，是企业办社会，是农民入工会，是军队没军费”，即是对它嘲讽性的形容。市场只认经济规律，只懂竞争，注定不能与政治目标兼顾。若想真正实现向市场经济转轨，除非义无反顾地抛弃过去遗留的政治结构与约束，然而那也就失去了兵团存在的理由。事实上，兵团的军事化使命今日在其基层已经名存实亡，“屯垦戍边”大部分也只剩下口号。

J认为必须让最高当局知道这种状况的严重性，不能仅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兵团和衡量兵团的得失。兵团的根本作用是在巩固主权，主权高于一切，什么都要服从这个最高原则。如果兵团垮了，散了，那是分裂分子做梦都想而实现不了的，却是由我们自己去实现，是不可饶恕的犯罪！历代中央政府都对西域屯垦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今天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该？！说没钱，那些腐败分子们每年喝掉的酒相当于一个杭州西湖，吃掉的宴席价值上千亿，怎么就有钱？用到捍卫主权上就舍不得？！

我和J做了两次长谈，被他的真挚深情和忧国之心打动。他的观点有一些是我不同意的，虽然我深知兵团对稳定新疆起到了何种作用，但我也知道兵团的确已长成一个怪胎。它是帝国时代的人造产物，缺乏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相应法律、文化、经济与人文基础，只能靠政权的意志维系。当政权的专制程度高、人为性强时，兵团可以被塑造为有力的治国工具，当社会走向多元化和法制化之时，它落入一个四处掣肘、动辄得咎的困境并不奇怪。改变这个局面，要做的不能是退回帝国时代，继续给它营造往昔的环境，输送专制与人治的养料，而是去找出一条现代文明社会的安定边疆与和睦民族之路。


王力雄《新疆追记》(6)：兵团是否违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面临的困境是非常复杂的，对其进行改造也非常困难。正因为兵团不是一个法制产物，缺乏制度支撑，因而难以达到平衡状态。半个世纪中它要不断随形势变化调整自己，在不同的夹缝中拓展空间，做各式各样的局部修补。虽然那些具体应对中不乏令人称绝的聪明，但是经年累月，众多局部的拓展和修补层叠盘错，却变成了整体的畸形，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越修补越难作整体改变，越难做整体改变越得小修小补，从而更加层叠盘错，陷入更严重的畸形，困境也越来越深。

我直觉意识到，搞清兵团的状态和问题的征结，首先应该从兵团的法律地位著手。例如中国宪法对行政区域的划分没有兵团，但是兵团却有上百块“飞地”分布在新疆全景，总面积达到7.43万平方公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98年年鉴》），有240万属于兵团户口的居民，而且存在著一个新疆州县各级政府无权管辖、由兵团垂直领导和任命的政权体系。在中央政府下发的各种文件上，除了“各省、市、自治区”的抬头，还要单独加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俨然它就是并列的一个省。新疆本是进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自治区，却在这个自治的区域内插进上百块另外的“自治的区域”，形成对原本自治区域的割裂。这在法律上怎么解释？能不能解释？

再如宪法规定地方政府首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长都要同级人大选举。但是像石河子那样的城市，1950年只有几十户人家，完全由兵团从无到有建成，现在人口达到20多万，是兵团农业第八师的师部所在地，同时又是新疆自治区正式建制的区辖市。兵团把石河子视为自家财产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法律无法那样认可。折中的办法是目前搞了个“师市合一”体制，农八师的师长同时担任石河子的市长。这本身就是矛盾——作为师长，应该由兵团任命，作为市长，应该由石河子市人大选举，到底按照什么来执行？兵团当然坚持自己的任命权，但对地方从法律角度发出的质疑却无法做出言之有据的回答，只能靠中央摆平。而中央的摆平同样缺少法律根据，从长远看是无法坚持下去的。同样，兵团自身的法院系统和检察系统也面对这个问题，过去都是兵团各级党委任命法院院长和检察长，现在进入强调法制化的时代，如何面对与法律的冲突，一直是兵团的困境。

兵团对此往往用政治说法来应付，专制社会的政治是可以超越法律的。每当遇到冲突，兵团就会本能地到中央去拉大旗做虎皮。其中最现成的说法就是新疆的主权稳定。

与早年充当抵抗“苏修”的前线不同，今天新疆最大的危险已被说成是民族分离主义。J这样说：“兵团的作用就是保证新疆这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永远姓‘中’！”我不怀疑J对此的真诚，但这无疑也是兵团解决自身与法律冲突的护身符。尽管以此为由可以让兵团一时得以回避矛盾，长远看却会使兵团更深地陷入自我封闭和对外冲突，使其无法理顺关系，筹划久远，无法以开放的姿态与当地社会结合。因为这种强调和强化兵团充当新疆“看守”的思路，相伴的必然是要把新疆地方和当地民族当作被看守的对象，兵团因此不可能不成为新疆人民与当地政府的异己者，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敌视，遭到地方势力抵制和拆台也就是毫不奇怪的。

因此，理清兵团与现行法律的冲突，搞清楚它目前在以什么方式回避和解决这种冲突，其中什么是可以继续利用的资源，什么是继续制造麻烦的源泉和产生隐患的温床，在我来看可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我知道这个研究将很麻烦，首先要去研读那些叠床架屋的法律、规章和文件，从中找出逻辑路径和现实接口——这一最基础的工作就已经让我望而生畏，那必定要求投入太多的精力。但是既然已经看出这是一个切入点，我在收集材料时就开始有意识地注意与此相关的文字。


王力雄《新疆追记》(7)：秘密文件

对于没有体制内身份的研究者，看“文件”——这个词在中国往往专指党政部门的内部文件——是最难之事。一个偶然机会，我在兵团某办公室的书架上发现一本文件汇编。那是一本装帧简陋的32开书，厚厚一本，是兵团内部印刷的。上面汇集了从中央到新疆自治区针对兵团的有关文件，涉及各方面内容。如果能得到这样一本文件汇编，我可以省掉太多的事。让我喜出望的是，当我试著索要的时候，那办公室的负责人爽快地答应。也许是我的迫切之心过于外露，就在我生怕人翻悔，拿起就想溜时，办公室另一人突然抛出一句“内部文件不能外传”，搞得那负责人只好又把他的慷慨收回。当时他还尴尬地向我表示抱歉，但是若能知道后面发生的事，他一定会感谢手下人的及时提醒。

那文件汇编的封面上的确印著“秘密”二字，然而我当时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一是既然做研究就需要看到秘密，何况自以为是为国家来解决问题，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二是中国一向把什么都搞成“秘密”，印著秘密的东西反而到处能看见，让人也搞不清什么是真秘密，什么是假秘密了。

自从发现那本文件汇编，它成了我心里的一个事，很想拿到它，不是简单看一遍，而是有一本。因为从法律角度切入研究，必须依据精确无误的文本，琢磨每一个字，而不是靠笼统模糊的想法。笼统在法律面前毫无价值。于是问题就变成了这样，研究能不能搞下去，相当程度就取决于能不能得到那本文件汇编。

在我去见J的时候，事先已经打这个主意，我相信以J的身份，应该会有那本文件汇编。果然，我在他家的沙发上刚一坐定，马上就在他身后的书架上发现了已被我记在心的那个不起眼的书脊。

我能和J接上头，是他过去一个老部下给写了信，再加上作协的介绍信。他没有下层机关人员的官僚气，只要感觉出你真心关爱新疆，问题也能问到点上，就会视你为知己。他的谈话排山倒海，精彩纷呈。当然，他也不是信口开河，他讲的很多话隐含著要将其传到北京决策层那里的愿望。他似乎把我当作一个可能的中介。虽然我没提到任何与上层有关的渠道。但我这个作协的人兴趣太明显地与文学无关，因此就难免显得有点神秘，让人可能联想起一些“特派”之类的角色。J话中有话地向我感叹，从北京看新疆，会比从新疆看高得多，远得多，深得多，中央领导人应该学古代那些贤明君主，不用多，派几个人下来搞点“微服私访”，就能打破地方的粉饰太平，了解到真实情况。

当我提出借那本文件汇编看时，他爽快地答应，没有丝毫顾虑。我接受了在兵团办公室得而复失的教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随便翻翻，没有透露复印的打算。

为复印我又费了一番心思。虽然满街都是复印的地方，钱也不是问题，但是我记得不久前一位台湾记者就是在乌鲁木齐复印或传真稿件，被店家举报稿件中有对中央领导人的议论而被警方抓起来。我若上街复印一整本文件，当然更逃不过乌鲁木齐人民的火眼金睛。后来是辗转在私下做的复印。

再一次见J的时候，我还回了文件汇编。由于担心复印的文件丢失，我把它放在随身包里携带，而没有随通过邮局寄的材料一块走。就这样，我心满意足地认为完成了此次到新疆的任务，对正在身前身后张布开的罗网，没有丝毫察觉。


王力雄《新疆追记》(8)：被跟踪

事后想起，我感到奇怪。似乎在新疆被捕前的一段时间，我的所有关于自身安全的感觉都关闭了。以前可不是那样，往往通过直觉我就能意识到危险，而且可以在事后得到证实。照理说此次到新疆没有理由放松警惕。一年前我刚出版了《天葬》，同时对外公开了《黄祸》作者的身份，可想已经被记帐。1999年又是国内政治转为进一步强硬的当口，我来新疆的前两个月，刚有数人因为筹组民主党被判重刑。可是我为什么没有一点警惕之心呢？

事后想起临到新疆前我在北京与两个外国人的谈话，不禁有点羞愧。我那时对他们这样解释中国的政治——今日中共已经比过去聪明，虽然他们在打击底层造反者时依然强硬，但却可以容忍持不同意见甚至充当反对派的知识精英，因为从农民转变为知识官僚的共产党已经懂得，与他们不那么一致的头脑能够产生更多思想资源，是可以为他们所用的。我说那话的时候，暗中是在为自己属于知识精英以及能为当权者所用而沾沾自喜的，似乎只要把自己与底层造反者划分开，就可以被恩赐表达不同意见的特权。我想我对安全的敏感在新疆之所以失灵，可能就是由这种肤浅认识造成的。我后来所遭遇的一切，都应该被看作是对这样一种特权心理的讽刺与警醒。

我虽然从未把自己当作权势集团的人，但却自以为我的研究对高层有可能产生影响，也愿意有那样的效果。因此当J暗示我可能有“钦差”身份时，我并没有特地向他说明不是。可想而知，带著那样一种自我感觉，难道我还能注意身后有没有盯梢，旁边有没有密探，电话有没有窃听吗？我把每日行程都做详细记录，每天整理采访谈话，所有的文字、录音磁带、联络地址都摊在旅馆房间里，丝毫没去想在我每次离开时监视者就会大摇大摆地进去尽情查看。

一直到我离开乌鲁木齐，什么事都没有。后来我明白，那是安全部门的工作习惯。只要你在他们掌控之下，他们就不会著急抓你，会监视你到最后一刻，为的是看还能不能发现更多的线索。新疆如同一个口袋，向东的出路只有两条——或者说只有一条，因为从若羌翻越阿尔金山的路远在千里之外，且偏僻荒凉。几乎所有出入新疆的汽车都走乌鲁木齐到兰州的公路。在新疆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新疆方面设了一个关卡，对新疆安全厅来讲，那就应该是我最终不能逾越的界线。

开车穿越天山，听著喜多郎的“西域”。A在旁边座位上沉睡。我喜欢在孤独中欣赏窗外的雪山戈壁。一辆日本产的越野吉普车超过我，逐渐又被我超过，丝毫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后来我知道，那车里坐的就是正在跟踪我，并且准备抓捕我的秘密警察。他们就像猫捉老鼠之前那样，正在玩味著我这个没有知觉的猎物。

快到吐鲁番，那辆日本吉普车快速超车先进了城。在乌鲁木齐跟友人电话告别时，我说的还是要在吐鲁番过夜。八十年代初我曾在吐鲁番住过一段，很想故地重游忆一下旧。我在电话里询问了吐鲁番宾馆的情况，因此监听了电话的警方不仅知道我将住吐鲁番，还知道会住哪家宾馆。他们急速超过我，大概是去我将入住的旅馆安排监控。然而他们没想到，吐鲁番让我太感失望，长久怀念的异域小城荡然无存，变成了一个平庸俗陋的丑八怪。为了不败坏回忆，我甚至不要再多看它一眼，车都没停，一踩油门就永别了吐鲁番。后来听说，准备抓我的人等不到我的踪影，可让他们著实忙乱了一阵。

傍晚时我们到达哈密，在城边找了家旅馆住下。吃完饭A留在房间看电视，我去逛黑夜的哈密城。在迷宫般的小巷中我转了又转，两三个小时才回到旅馆。A仍然躺在床上看电视，不过说刚刚来了一帮警察，说我们的车有问题，把车开到交通大队扣下了，让明天去听候处理。我出去看了看，车的确不在，知道不是A捉弄我。我和A讨论会是什么问题。那车是我到了银川后A才买的。当时若等待办完一切手续，上好牌照，至少得十天。我们都不想等那么长时间，就打主意利用新车的“移动证”。所谓“移动证”是供新车从购车地开到用车地的证明，我们当时把用车地写成乌鲁木齐，那样不办牌照也可以上路。然而来的时候可以蒙混，现在又反著往回走，当然就成了问题。如果交通警追究这一点，只好认倒霉。但也仅此而已，多出一份麻烦，没什么了不起，可以解决。

后来在监狱里我曾幻想，如果那晚我能产生警觉，有没有机会逃走？我可以雇辆出租车到星星峡，也就200公里，用不了三小时。在到达关卡前下车，趁著夜色从戈壁滩上绕过关卡，步行30公里到甘肃的马莲井，从那里搭车去内蒙或是青海，捉迷藏的余地就大得多。当然那纯粹是一种精神游戏，既然我当时丝毫警觉都没有产生，也就没有了后悔的理由。何况还有A的车被扣，我肯定不会留下他单独面对麻烦。


王力雄《新疆追记》(9)：我们出了人命？

第二天，1999年的1月29日，我们先去交通队。像中国各地的交通队一样，里面挤满了人，烟气腾腾。人们比赛著谄媚警察，托关系说情走后门的人络绎不绝。警察个个都是大权在握的样子，傲慢冷漠，说不上话。我们努力了半天，得到的回答只是让我们等。我们的问题在哪，没人给我们说明。 正当我楼上楼下乱走不知该找谁的时候，一间办公室内突然有人打招呼，一个看上去像个当头的人向我招手。我的感觉就好像是突然找到了组织，总算有归依了。那人和别的警察不一样，和蔼可亲，对我的一连串提问，他娓娓道来地解释：昨天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载有两个人的摩托车被一辆超过的轿车别了一下，造成摩托车翻下公路，驾驶员当场死亡，另一人受伤。据现场目击者说，超车的轿车是一辆黑色的桑塔纳2000，无牌照，跟我们的车一样。我说不可能，我们的车没有别过任何摩托车，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车上没有任何痕迹。他说出这种事不一定非得直接接触，对你们而言，有可能只是超车后回轮太快，一个小小的操作不当，但是被超的车做了一个幅度过大的躲闪动作，就可能冲下公路，造成事故。因为出事的时候你们已经在前，速度又快，因此你们可能都不会察觉发生了事故。

他这番话说得很圆，我无法辩驳，尤其他也说了也没有认定事故就是你们造成的，但是因为死了人，也报了警，总得把事情查清楚，所以只能麻烦你们在这里呆一段时间，配合查清问题。他为耽误我们的行程表示歉意，对我接著就事故时间、地点等问题，也耐心地一一做了回答。我问他姓什么，他回答姓薛，还跟我扯了一会家常。

随后我在交通队门口张贴的警察照片中想找到这位亲切的警官，但所有警察中只有一位写著姓薛，职务是交通队的指导员，而照片上那张脸却对不上号，不是他。刚才他的确是在指导员的办公室里叫我，中间有一个到交通队办事的人从门外进来，很熟悉地叫他“处长”。交通队怎么会有处长呢？不过我那时没有对此深想，我的思维完全缠绕在我是不是杀了一个人之上。那是比什么都大的事，使我受到震动。我无法遏制自己，非要去想那是一个什么人，他的家人正在怎样的状态。而且我越是回忆昨天的情景，越是好像真地看到我开车超过了一辆摩托车，连那骑手的棉帽是什么形状都在眼前。是我造成了他的死亡吗？

当我和A在街上一个清真小馆吃拉条子的时候，我向他说了刚刚了解的全部情况。A沉吟半晌，说他不认为是这么回事，里面肯定有文章。A平时表面大大咧咧，一般总是对我言听计从，实际上内心精明，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但我当时没有在意他的看法。我被那个“死者”缠绕著。

下午，我们找到了真正的薛警官——交通大队的指导员。他说办案的警察正在调查事故现场，得等他们回来才能进入具体处理。于是我让A在交通队继续等，自己回到旅馆，想睡一觉，看能不能躲开那个“死者”的冤魂。


王力雄《新疆追记》(10)：哈密被捕

后来我把一些线索联系起来，判断当时情况大概是这样：从乌鲁木齐一路跟踪的警察在吐鲁番宾馆没有等到我，找遍吐鲁番还是没有，才知道我没有住下。他们会把我在电话里说的当作是个金蝉脱壳之计。不过他们并不慌张，只要是开车走，必得通过星星峡，那里警察和武警众多，插翅也飞不过去。除了布置堵截，还要通知沿途城镇的警察进行查找。听到终于又发现我的踪迹，执行抓捕任务的小组肯定松了口气。他们只能第二天再从吐鲁番往哈密赶。所谓的交通事故是哈密警察编造的。他们知道只要扣下车，我们在冬季的新疆就无法行动。第二天交通队继续拖延时间，是等待抓我的小组从吐鲁番赶到。至于那位自称姓“薛”的处长（他后来再没有露过面），应该是哈密地区安全处的处长，亲自来坐镇指挥。那天我周围一定布满了便衣，走到哪里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直到傍晚才动手抓我。吐鲁番赶来的小组应该是在下午2点就到了，因为那个时间我正靠在交通队走廊的墙上看书，一个人走过我面前，他看我的眼光使我感到奇怪。我当时想可能是我在交通队那种从不读书的地方如此读书过于异类。但是当我被抓时发现，那人穿著警服也在其中，而且是负责人。后来我知道他姓杨，是新疆安全厅九处的一个科长，主办我的案子。 被抓时我正躺在床上看书，“死人”缠绕著使我无法入睡。听见有人敲门，我连想也没想就去开门，却看见外面黑压压一堆人，随著门开潮水般涌进。为首是一个近两米高的大个，把一个安全警官的证件伸在我眼前，宣布因为我随身携带危害国家安全的物品，要对我进行搜查。另外一些人团团围住我，照相录像，闪光灯不停，使我产生了是在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感觉。我当时没有特别惊慌，脑子转了一圈，知道只有我复印的文件可以成为他们的目标。我从旅行包里拿出那叠文件，问他们是不是这个。

好，证据确凿（他们当然早就知道），就可以对我名正言顺地实行拘捕了。下面一切都是按程序展开，检查我的物品，一一进行登记，凡是他们要收走的，除了要我确认，还要在场的旅馆保安见证和签字。正在搜查的时候，A回来了，照相和录像的又对准了他。他愤怒地抗议，当时我还劝他冷静，照个相有什么了不得。同时我告诉警察，我做的所有事A都不知道，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说那时我对自己将会怎样完全不清楚，至少一点可以感到安慰——我不会连累A，因为我什么都没有跟他说过。我来新疆要做什么，背景是什么，见过什么人，搞过什么材料，他一概不知。倒不是出于我对他保密，实在没有什么密值得保，只是我知道他对那些不感兴趣。我从北京出发前他要我带一些新写的东西给他看，我特地打印了一份尚未完成的书稿带著，但他只看了一页就昏昏入睡，从此再没有翻过。我被抓后，那书稿中间的“反动内容”成了我的罪证之一。 我和A当时被分开带走，整个被捕期间我们再没有见过面。后来我知道三天后就让他开车回宁夏了，因为他一问三不知，的确什么都不知道，那种效果是装不出的。审问者最终只能认为他是个傻帽，糊里糊涂就被我利用了。


王力雄《新疆追记》(11)：编织罗网

安全部门有伪装成不同面目的据点。我被捕的第一晚是在哈密一处不起眼的建筑。整座楼似乎没有别人，我被关在二楼一间类似招待所标准间的房子进行审问。开始我并没觉得事情有多严重。虽然我复印的文件名义属于秘密，但实际上在许多机关谁都能看。何况我又不是为出卖情报，而是研究如何解决新疆问题。不过我在开始没说复印文件的目的是为研究，也没有扯出Q的课题组。我想尽量自己承担，少别牵扯别人。虽然Q有言在先遇到情况时我可以说课题组，但我打著作协会员的身份，拿著作协介绍信，扯出个课题组反而容易使事情复杂化。于是我只说是为写书来收集材料。

关于复印件的原文，我知道不可能把J瞒下来，就告诉审问者我先是持作协介绍信去兵团宣传部联系，由兵团宣传部介绍给J，因此J借给我那本文件汇编不应该有责任。如果有什么问题，完全在我。

后来我发现写书的说法和承揽复印文件的责任都是他们需要的。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就可以被扣上确定无疑的罪名，有了拘押和审判的法律根据（这是一种进步，至少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无所顾忌）。而复印文件的目的是写书，那就有了盗窃情报换取金钱（通过写书）的逻辑关系。不过这种逻辑不是一就子清清楚楚端到我面前的。他们的审讯手法除了在开始急于确立罪名，以使拘留和审讯有法律依据外，进一步的审问都是以迂回方式进行，不会让人一下就看清其中的逻辑与目标，因为那样就可能让人知道如何躲避陷阱。他们花了那么大力气，不应该仅是为了办一个复印文件案，而是要抓大鱼，最好不是一条，是一群。

我是在第二天让我在拘传文件上签字时开始意识到事情严重程度的。拘传文件的发出单位一栏写的是“哈密地区国安处反间谍支队”。这使我陷入深思。我当然不是间谍，然而事实到底是什么并不重要。共产党制造过无数冤案，从来不看事实，而是需要。1999年被当局视为“大事之年”，接踵而来的有“六四”十周年、“五四”八十周年、西藏事件四十周年、千禧年等一系列关口，当局对这一年会不会出事心怀紧张，层层布置严加防范。除了重判民主党骨干，还有施滨海、方觉被捕，彭明“中发联”被禁等，都是措施。

被抓以前，我没有把这些事串起来看，一旦自己身临其境才开始猜想，我会不会也是当局为安渡“大事之年”棋盘上的一颗子呢？抓我可以警告知识界与我类似的人不要乱说乱动？判我入狱不仅是对“现行”活动的警告，还可以传达秋后算帐的威胁——就算《黄祸》已过多年，仍然逃不了应有的惩罚！

第二天，我被路上跟踪我的那辆日本越野车押回乌鲁木齐，关进新疆安全厅的一个秘密据点。那是外表看上去类似居民楼一样的建筑，但是铁门紧闭，进出复杂。我被带进其中一个单元，杨科长煞有介事地端起一张纸向我朗读，宣布对我实施“监视居住”。我的“居住地”是那单元房内的一小间，铁栏封窗。


王力雄《新疆追记》(12)：审讯

接连几天的审讯都是在关我的那间小屋里进行。一天审数次。每次都由墙角一台摄像机录下全过程。开始的审讯者是一位从哈密跟过来的警官，完全是用对待“阶级敌人”的方式，因此我和他的对抗逐步升级。随后他消失了，再未出现。换上了杨科长登场。杨对我解释因为那警官态度不好被换掉。但我后来明白态度不好也许就是为了演白脸，因为我发现他们总是既有演红脸的，也有演白脸的，那似乎是规范化的工作程序。 不过初始我还不懂这种手法，换上温文有礼的杨科长，让我感觉像是遇到了一个知心朋友——这就是设置白脸的作用。杨科长不是一本正经地坐在桌后审讯，而是跟我面对面地促膝聊天（虽然我们的膝离得挺远，但却给我那感觉）；负责记录的任警官面目慈祥，笑容可掬；还有开车的祁师傅对我问寒问暖，关照我的生活；女警官小李还动辄叫我一声“王老师”。可是没有多久，我就意识到这种方式比哈密那位警官的简单粗暴更难对付。对白脸你可以干脆不理他，你能被激发出那种斗志。可现在人家笑盈盈的围著你聊天，说的是为了你早一点自由，把问题了解清楚，你总不能不理吧。而只要你开口说话，他们就会引导你不断往下说。比如你接触过甲，他们会问和甲是怎么认识的？如果是通过乙，就会问乙是什么样的人，人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然后又会接著问和乙是怎么认识的？通过丙，又开始问丙……这样的“谈话”很快就对我形成极大的压力。虽然我不说对别人不利的话，但即使只说出别人名字也会让我产生出卖的感觉。

除非什么话都不说，就像张春桥对付审讯那样。然而张春桥有那种意志，是因为知道无论怎样都不可能改变他的下场。我可不是，我是千方百计想把自己解释清楚。我推翻了原来说的为写书收集资料，告诉他们我是来做关于新疆问题的课题，复印文件只是为了课题，不是要危害国家安全，恰恰相反，目的是要维护国家安全。然而对方一句话就能让我哑口无言：法律不考虑动机，一个好人杀了坏人照样是犯法。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按照法律规定已经可以判刑。但你若是好好配合，我们也可以帮助你解脱——结果怎么样，完全取决于你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你产生了对方能够帮助你解脱的期望，就不可能有勇气对审讯不回答，顶多是不做对他人不利的回答。

如果把审讯视为一场斗智斗勇，被审的人是处于绝对劣势的。审讯者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体系，有专业知识，有分工合作，掌控著一切信息和资源。而被审的人一切渠道都被封锁，孤独无助，任人宰割。对我来讲，压力最大的时候不是审讯过程中，虽然那时脑筋转动激烈，事后会感到筋疲力尽。但比起审讯之间的间歇，至少不那么紧张。那时除了看守者，其他人全到另外的房间（那房间里究竟有多少人我一直没搞清，只是听出人来人往）。那时清楚地知道一群专业屠夫就离我咫尺的地方，在那里合伙算计著如何对我宰割，他们分析前面的审讯情况，寻找其中的破绽，商量对付的策略，拟定下一轮审讯内容，而我却无法知道他们到底要怎么做，要达到什么目的。那时会拼命地猜测，却是绞尽脑汁也没有可凭借的信息。那种大脑陷入盲目空转的滋味非常难受，就像被蒙著眼睛等待不知何时将从何处下手的刀割一样。我逐渐开始产生顶不住的感觉，我怎么能对付得了他们？！他们的职业就是整人，而且他们是一个机关！机关——那是何等形象和准确的一个词！

我逐渐发现，他们的审讯手法很有讲究，绝不是把所有想知道的问题一下统统摆出，而是分出步骤与层次，有时还会故意制造一些迷惑，让你搞不清他们的最终目的在哪。你觉得每次问的是些小问题，回答起来不会对自己和别人有伤害。但是分开看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合起来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圈套，让你不知不觉就已经钻进套中。而当你最终明白的时候，已经无法解脱，因为你已经在每份审讯记录上签下了“属实”的字样，在每一页按下了手印，不可更改。等到他们最后把不同的审问记录组装在一起，你才会大吃一惊地发现，你承认的东西已经可以解释成为罪行。

尽管我已经告诉了他们我来新疆的目的是做研究，但能够感觉他们并不相信或是不想相信。按照他们的思路，我应该是多年一直在盗窃国家秘密，炮制著作，再换取金钱。我这回来新疆也是做同样的事。甚至进一步，何必非得通过写书把秘密转化成金钱，直接窃取秘密进行出售岂不更简单？明镜出版社一直是他们眼中的重点，在他们眼中是敌对势力与异议分子的阵地。既然明镜出版社是从出版《黄祸》起家，我和明镜的关系又是那样密切，那么明镜出版的大量涉及党政军内幕的出版物中有我提供的情报，在审讯者看来就是再合理不过的逻辑，甚至我就是为他们在国内刺探秘密代理人和传递情报的枢纽？ 审讯一度集中在我与明镜的财务关系，明显地是想从中发现我靠“出卖情报”得到的收入。这使我想到会陷入一个卡夫卡式的城堡，越来越说不清。我有一个账号，由朋友与我共同署名并帮我管理。我倒没有多少钱，但按规矩银行每月都寄一份帐单。可是在来新疆前两个月，属于朋友的一笔数额不小的钱被错打进我的账号，随后马上又被调走。那以后，银行不再把每月帐单给我而是给朋友，因此从我堆在抽屉里的帐单上，能看到一笔在我来新疆前打进，却看不到那钱又被原封不动地调走。安全机构对此能有什么解释呢？那只能是出卖情报的收入，或是给我来新疆刺探情报的经费。而要我辨白，却成了糊涂帐。我说真实情况，会被认为是小儿科水平的编造，能为我作证的因素都在境外，既难以得到，他们也不会相信。

除了我的收入，他们对我的花销也感兴趣，而我一被问起这方面的内容，更是乱七八糟，因为我从不理财，这方面的记忆力出奇地差，说起来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看上去就特别像是有鬼。在他们看，得需要很大花费才能支持我的生活方式。譬如经常去难到达的地方旅行，自己开车去西藏等。包括这次来新疆，竟然买了一辆新车（好在这一点容易查清）。如果对此解释不清，至少有“财产来源不明”之嫌，那本身已经是罪名，何况对我，意义远不在经济，而是可以由此证明我是通过出卖情报换取高额收入的间谍！

他们真会相信我是间谍吗？我觉得不应该。我哪有一点间谍的模样呢？就从我毫无防范地让他们监视，从未采取过任何“反侦查”手段，就应该能说明我不是搞“秘密活动”的材料了。世上有这样的间谍吗？我力图打动他们，别往那种将会置我于死地的方向引导案情。我努力和他们沟通，希望能够打消他们这种怀疑。

我逐渐发现，问题其实不在于他们个人认为我是什么，而在于他们的部门（或上司）需要我是什么。中国年轻一代的情治人员基本已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对社会的看法和普通百姓差不太多，甚至听你谈论民主也会点头附和。但你如果认为因此他们就会放你一马，那就大错特错了。相比之下，他们这一点可能还不如上一辈。老辈情治人员有意识形态，面对“阶级敌人”仇恨满腔，可一旦真了解到对方是好人，有时还真可能提供一些帮助。年轻一代则完全是技术化的，原则不再是意识形态，是个人利益，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在于是非对错，而在于能否完成任务、立功受奖。表面接触，他们会比老一代温和得多，容易沟通，总是把自己摆在“吃这碗饭”的位置，说些有人情味的话，告诉你不是他愿意这样做，是职业所迫的不得已，因此希望你能够“配合”他完成工作，别砸他的饭碗。然而你一旦被这种话打动，去“配合”他们的“饭碗”，结果就一定遭殃。因为他们的“饭碗”是没有底的，怎么装都不会满。那些提升、加薪、奖金等有关他们个人的所有切身利益，取决的不是能不能为你解脱冤情，而是能不能板上钉钉地把你定为罪犯——不管事实上你是不是。


王力雄《新疆追记》(13)：恐惧

当我想明白了是否被定罪不在于有罪与否，而在于需要与否，就真地开始陷入恐惧。我想起早有人提醒过的话：你这样的人当局不动则已，动就要置你死地。那么今天是不是就到了我的死地呢？80年代曾辗转听说我上过一个名单，那是准备借"清除精神污染"和"打击刑事犯罪"双重之机搞掉的一批人。那批人被认定可能在未来具有威胁。接受一旦异议人士形成知名度就不好处理的教训，深谋远虑的做法是及早把他们铲除在萌芽，用刑事罪名投进监狱，消磨掉他们的青春和锐气，会为将来减少许多不稳定因素。据说那名单后来随"清除精神污染"的夭折而搁置。我虽一直不敢确信存在过那样的名单，但对一个专制集团而言，至少是个有"创意"的思路。如果我真在80年代被投进监狱，后来就不会有《黄祸》和《天葬》问世。现在，他们是不是正要亡羊补牢呢？

我无法判断可能被判几年刑。审讯者说按法律规定我犯的罪应判5到10年，如果数罪并罚，可能更多。面对突然近在眼前的刑期，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多么脆弱。我这从来无拘无束的人，对失去自由的生活根本不能想象。一想到将有那么多年在监狱度过就感到恐惧，那恐惧在漫漫长夜深入骨髓，随之而来的各种想象也异常活跃，具体而细微。其中想的最多的是70多岁的母亲将怎样奔波于北京和新疆来"探视"。那种想象让我痛苦万分。

更大的恐惧接踵而来。杨科长在一个阳光明媚（我只能在从不允许打开的窗帘上看到光影）的上午突然转移话题，不再问那些只跟我有关的事情，他的问题是：谈谈跟你来往的各界人士吧。

什么叫各界？！我惊悸地问。外表的激烈其实正出于内心恐惧。我一直怕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杨科长不急不躁，微笑著解释他的"各界"：比如说学术界啦、文化界啦，还有新闻界什么的。

我回答：我认识的人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学术界，没有文化界，也没有新闻界！

杨科长遗憾地摇头，这种貌似强硬的谎话在他眼里只是虚弱，如果我真地强硬，回答的声音不需要那么尖锐，应该很平稳，只说一句就够了——我不想谈，也不会跟你谈。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我一直盼著让我躲过这样的问题。我知道不少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在受审时连累了别人，在他获得自由后（甚至还在服刑时），就没有人再提起他曾经受过的苦难，而只记住他的"出卖"，并且会无休止地流传下去。从被抓那一刻我就担心抓我是要扯出一个窃取和出卖情报的网络。我一直盼著审讯只跟我自己有关，不要牵扯别人，理智上却又知道不可能，因此始终对此提心吊胆。

一个被切断一切资讯来源的人对处境的判断很容易变成幻想。那幻想能利用的材料只有以往的经验。80年代那份传说中的名单在我头脑里成了模式，深想下去，越来越认为今天也有如法炮制的可能。只要把我搞成窃取情报的间谍，就可以通过指控为我提供过情报的罪名，在我交往过的人中随意挑选整肃对象。因为什么是情报，他们可以随便说。中国什么都能成为情报，即便是闲聊天也可以"泄密"。而定这种罪名，前提是从我这得到指控所需要的证据。只要我承认了谁给我讲过什么，让我看过什么，一起做过什么，审讯记录上有了我的签字和手印，就可以将其定为我的同谋，断送掉他的前程。

我当时真正相信他们会那样做而且正在那样做。即使后来被释放，我也认为那种相信有合理成分，因为那是出自对专制权力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那不信任是共产党用其血腥历史造就的。对共产党和它的机关而言，做出我所怀疑的事情实在寻常无奇。旅居德国的作家龙应台从已经公开的当年东德公安部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对付一位元物理学家的计划。那位名叫波普的学者被视为"坏分子"。1987年，波普的妻子袅丽可无意中对女友透露了对婚姻的厌倦，负有监视任务的女友马上汇报给公安部，负责波普的公安部22处处长随即进行了如下设计：

第一阶段：促使袅丽可申请进修以加强她与其夫分手意向......同时进行，避免波普本人在其工作单位及社交生活有任何升迁或改善可能。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二阶段：扩大波普婚姻危机，加强女方离婚意愿，应设法使袅丽可与第三者（线民哈洛得）发生亲密关系。完成日期：1987年6月。 第三阶段：给波普工作单位主管写匿名信，使波普成为问题人物。完成日期：与前同。

第四阶段：在《青年》报上发表波普和前妻（克莉）所生女儿一篇文章，赞美其"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以之为榜样来警告坏分子。完成日期：1987年5月。

第五阶段：促使波普女儿就读学校加强对该女政治信仰教育。该女儿最得波普宠爱，影响其女儿应可加深波普无力感及家庭分裂。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六阶段：在波普朋友圈中散布不利于他的谣言。完成日期：持续进行。

仅从这段文字中还看不清秘密警察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也许需要结合有关波普的全部档案才能知道。不过这段文字足以让人看到，秘密警察可以把工作做得何等细致，阴谋设想得何等长远，布局设计得何等复杂。中国的秘密警察即使没有德国人的效率，毕竟也养了那么多人，花著那么多钱，一年365天都在琢磨这些，在诡计方面中国人不输世界任何民族，因此从险恶方面估计他们的用心，并非多余。


王力雄《新疆追记》(14)：我出卖了一个人

面对审讯，我陷在矛盾之中。那矛盾源于我的双重恐惧。一重恐惧是怕出卖别人，另一重恐惧是怕失去自由。这双重恐惧分不出孰清孰重，因此无法得到一个稳定的重心，结果变成两头都想要——既不要出卖人，又能获得自由。其实若不是身心被恐惧渗透，不难判断出二者都要的想法其实根本无法实现。因为获得自由，前提取决于安全机构是否释放，而你不答应出卖，他们怎么又会放人？然而我那时渴盼自己有克服不可能的能力，或者是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样，相信最终能发生被稻草救起的奇迹。后来我对那种矛盾心理是这样反省的，之所以那时有幻想，总是期望与审讯者沟通，原因是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如果我是因为进行政治反对派活动被捕，自然知道应该的态度是"大义凛然"；如果我是在写完《黄祸》后被捕，也会因为那是预料之中而坦然处之；然而这回明明来为"国家安全"做事，却被"国家安全"机构所抓，难道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会不会一旦弄明白哈哈一笑，眼前的麻烦顿时化为乌有呢？

我决定不要一味抗拒，还是应该说点什么，否则无法过关。审讯者循循善诱地劝导：抗拒没有好下场，你违法窃密已是事实确凿，按照法律说判就能判，不过这种事是橡皮筋，抻长也可，抻短也可，就看我们怎么处置。只要你跟我们"配合"（这是他们最爱说的一个词），不判也不是不可能。在这种诱惑下，我想即使讲一点"各界朋友"，只要都是他们已经掌握的，由我再说一遍应该算不上出卖。

下次审讯我开始和他们"配合"，几乎又恢复到促膝谈心的气氛。谈到以往以何种身份出去采访，我先做了一番铺垫，为我要谈到的一个朋友做了很多开脱，然后说出我那时有个"特约记者"身份，是那朋友给办的。每次出门我都去开一封介绍信，但并不允诺一定写文章给他。那身份对我在外面活动很有帮助，如果不是朋友后来发现与我来往会影响仕途，这次来新疆我还会是"特约记者"而不是作家。按照我的想象，这应该是一个早被"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说和不说不会有本质不同。

看到认真倾听的杨科长脸上闪过的一个表情，我突然意识到错了。那表情虽然一闪即逝，可其中的兴奋如此地强烈，像一把利剑深深刺进我的心——那是抓到了大鱼的表情！是取得了"重大突破"的喜悦！

我开始向深渊坠落。原来他们不知道！原来这成了我的出卖！这成了一个沉重打击，我的整个脑子都乱了。

审讯结束后任警官让我在每页记录上按下手印。我要求重读一遍记录，但并不知道能做些什么补救。我觉得全身心都陷入了沮丧和绝望。虽然理智在告诉我不要过多想"出卖"的问题。他们——广义的他们——对此肯定早知道，只不过杨科长地处边隅，没有掌握充分的材料罢了。那位朋友和我的最后一次见面已经让我感受到这一点，那以后他就和我断绝了来往。他已经在仕途上走了半生，人生意义除此无所可系。平时他会尽可能帮我，在影响到这一根本时，我们就只能分手。然而即使再不相见，我也始终把他当作朋友，感念他的一切好处。最后见面时他的紧张状态和仓皇神色一直留在我脑海，现在又浮现出来。看著我的供词，印在上面的鲜红指印像流淌在上面的鲜血。那是谁的血？！我似乎看到朋友的妻子哭著怨我毁了她家前程，朋友的儿子在后面牵著她的衣服。那使我的心都要破碎，我无法按照理智判断冷静对待，白纸□字和鲜红指印逐渐扩展，充满了我的视野，那印证著一段不可更改的历史，是我亲自写下的，记录著对朋友的一次出卖。不，不要辩解，即使不是实质上的出卖，也是意象上的出卖！

我在头脑一片混乱中要求和杨科长谈话。我告诉他，我拒绝这种把别人牵扯在内的审问，如果继续这样的审问，我不会回答，而且将会以绝食进行抗议。

态度虽强硬，内心并没有战胜恐惧。在那种场合，没有一种坚定不移是不可能获得足够勇气的。我的话混乱摇摆，在拒绝审问的同时，又给他们提出替代方案，建议他们搜查我的住处，我的全部文件和联系名单都在那里，你们可以自己去拿，不要让我来说！

刚说出这建议我就意识到，这完全是乱了方寸的表现。这样建议无非是想摆脱自己的责任，期望他们不通过审问就掌握我的全部情况，而不需要再由我说，似乎那就可以避免我再"出卖"了。这样一种混乱表明我已经快要顶不住了。尽管他们搜查我的住处不会取决我是否提出邀请，但我这样建议，说明我的底线在后退，现在已经不是不连累他人，仅仅是不要通过我的嘴连累他人。然而如果他们不停止审问呢？他们就是要利用我栽赃，用我的口供把他们想整的人拉下水呢？我最终会不会开口说，会不会为了对自由的渴望而与他们"配合"？我难道没有可能再一次或者更多次落进同样的陷阱——在说以前以为他们已经知道，说出后却在他们的脸上看到抓住大鱼的表情吗？

我的抗争没有吓住杨科长，我的倡议也没有让他动心。任警官显得十分兴奋，杨科长异常冷静，没给我任何回答。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是一反常态，没有像平时那样紧闭房门，而是敞开著，杨科长就坐在门口的沙发上向我这边观察，沉稳而威严，如同猫在观察被逼进了死角的耗子。我想他们的教科书和多年经验都在告诉他们，犯人此时已经到了心理防线被彻底攻破的边缘，就快大功告成，只消再继续等待一会，犯人就会缴械投降。


王力雄《新疆追记》(15)：自杀

在杨科长的冷眼审视下，我来回踱步，思想疾速地飞驰。然而那时头脑并不混乱，反而条理越来越清晰，结论越来越肯定。我清楚地意识到，对目前的状态需要做最坏的打算，必须正视这种可能，我最终也许会抵抗不住。对此需要事先知道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我把可能遭受连累的线索逐一排列，从每条线索一步步往下推，连累可能延伸到多远，会带来多少伤害。一个代价的表格逐渐形成，一边是一系列与我密切相关的人，他们或者受指控，或者被捕入狱，或者是断送前程，而表格的另一边，只有我一个。 怎么来衡量这种代价？

其实不要说一系列，哪怕只有一个亲近者陷入危难，问我是否愿意交换，我也不会说不。记得早年一次和女友在黄土高原行车，卡车在冰雪路面爬坡时突然打滑溜车，我跳下车想找石头挤住车轮，可是遍地只有黄土没有石头。卡车在光滑如镜的路面上载著女友和司机滑向路边几十米的深沟。那时我闪出一个念头——只有腿可以代替石头，一瞬间我真生出了把腿伸到车轮下的冲动，幸运的是卡车突然改变了下滑的方向，最终撞到了路另一侧的土坡上停住。因此那闪念究竟只是个冲动还是真会成为行动也就没能得到检验。但是现在可能坠下沟去的是一群人，不是因为冰雪路面，是因为我，我的冲动该是什么呢？

我的确产生了冲动——就是去死。

自杀！

只要我死了，所有的线索就会中断，正在编织的罗网就会失去目标，指控和举证就都无法进行，所有可能被我连累的人就都得到了解脱。以我一个人的死换取这样的结果，值得不值得？

收支表显示得非常清楚——值得！

我要这样做，当然并非完全是“献身”，其中很大成分是为我自己。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能断定哪一种成分占的份额更大一些。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懦弱，即使不想正视也不可回避。我无法克服失去自由的恐惧，因此就没有战胜对手的勇气和信心。所谓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我那时最恐惧的的确就是我的恐惧。我恐惧自己会因为恐惧而成为“叛徒”，而且恐惧地相信自己逃不脱恐惧的结果。如果是那样，即使换来了自由，那种自由也已腐烂变质。即使回到熟悉的世界，目睹朋友受我所累的结果，承受人人指著脊梁的屈辱，那样的自由和生命又有什么价值？

那种生，不如死。

我的内心却是在向黑夜的星空软弱地哀号，上帝啊，请给我勇气吧！

一些很小的声音在表达另外的意见。有的提醒我，母亲怎么办？她中年承受丈夫自杀，怎么忍心老年又让她承受儿子自杀？但那声音很快被排除。只是为了不让母亲在晚年时光奔波新疆监狱承受“探视”之苦，我的一了百了对她也是一种仁慈。还有一个声音在说，你的逐层递选制呢？个人荣辱对历史算得了什么？如果你的目标是想影响历史，个人即使受胯下之辱也是小事一桩。那声音速度更快地被甩在一旁，一个人如果失去尊严，他也就失去了整个世界和历史，他还有什么资格去谈改变世界和影响历史呢？！

这时有办案的人从外面回来，他们进了对面房间，把房门关上，也许是开始研究怎么对我进行最后突破。这次可能是认为我就要缴械了，因此对我放松了警惕，没有留人看守我。

这可是一个机会。我突然对执行刚刚的决定变得急不可待，心里认定必须马上就动手！现在回想，那种急迫感也是出于恐惧。从保证自杀成功的角度出发，最佳时机肯定不是当时，而是深夜。只消再挺几个小时，深夜就会来临，那时看守者落入梦乡，从容一些，有足够的时间做完足够的事。然而我太害怕了，对自己完全失去了把握，我怕自己挺不到深夜，万一在深夜来临之前就被“突破”了呢？万一对失去自由的恐惧战胜了对成为叛徒的恐惧呢？那时再死就晚了，死也成了白死！你就连保持尊严的唯一手段都丧失了，而只能成为永恒的屈辱者！所以，要死就得马上死，现在就死，才是死得及时，才能死得有价！

一旦横下心，我感到激动，同时又升出些伤感。我知道一旦死了，我这些想法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对我的死，唯一说法只会是安全机构的解释——无疑是些最庸俗的故事，或是吓破了胆自杀，或是怕间谍罪行暴露而畏罪自杀。人们开始还会议论一下，很快就会忘掉，这样的人不值得记忆。我把目光看向虚空，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样感到一直信奉的唯物主义多么无所依托，也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样希望宇宙中真有一个万能的神存在并且主宰。我盼望神无所不在的眼睛此刻正在看著我，神能知道我这样选择是为了什么，而且能把对我的理解溶进他的慈悲，溶入宇宙的永恒。

我本来还有写下一点什么的愿望，实在不甘心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世界。可是转念又觉得顾不上了，必须争分夺秒，否则一旦他们出来，就有完不成死的可能。我先把平时从不允许关的房门关上，把插在门外锁孔里的钥匙拔下，再从里面锁上门，那样即便他们发现，打开门也得多费一些时间。以我的死法，多那点时间可能就够了。

我找出平时不太戴的近视镜，掰下一个镜片，精心地放在脚下，用恰到好处的力量踩破。对比两块玻璃残片，我选出了大小、刃口都更合适的一块。然后用手指压脖子左侧，我知道那里应该有一根动脉，只要把它割断，几分钟内体内的血就可以一喷而光。然而平时对此只有一个概念，真到找的时候却怎么也摸不到应该存在的动脉跳动。不过我很快就放弃了寻找，顶多割的距离长一些，总会割得到动脉。

我留了比较大的余量开始动手，第一下玻璃没有扎进去，力量不够。第二下用的是猛劲，皮肤很轻易就被扎破，玻璃片插进脖子里面。手指碰到了翻开的皮肤，感觉到温热的血涌出。那时没有疼痛的感觉，好像割的不是我自己，是在给别人做手术。好，需要开始横向移动，去割动脉。一方面头脑异常清醒，如同工程师在进行技术操作，同时眼前开始出现幻觉，似乎看见父亲正在向我召唤。父亲死于文革，被定为自杀，一直有人为他辩护说是被杀，但我完全相信父亲有可能会在那黑暗的年代选择自杀。世上的生物只有人会自杀，因为只有人会追求活的尊严。从这个角度看，自杀不是耻辱，而是人性的光荣！

正在这时，房门轰然洞开。开车的祁师傅瞪大眼睛一步跨进。后来我一直想不明白，当时他为什么没有遇到门锁的障碍？我清清楚楚记得锁上了门，怎么会被他一推就开。只要他再晚进来一秒钟，我的整个操作就会如期完成，因为只要割断了动脉，即使他们在最短时间内把我送进医院，我身体里的血也会早流得一滴不剩。我想象我那时的模样肯定吓著了祁师傅，他惊悸地问我在做什么，我一边向他微笑，一边用玻璃片的刃口加快去割脖子里面的血脉。他狂叫著扑上来抓我的手，其他人也都随之冲过来扑向我。我马上就被压倒在下面。那时天旋地转，宇宙的能量在一齐爆炸。我喊叫“我不做一摊狗屎活著”！那话是想给世界留下一个声音，也可以算作理智层面的最后一步操作。然而我的内心却是在向黑夜的星空软弱地哀号，上帝啊，请给我勇气吧！


王力雄《新疆追记》(16)：在医院

据说我只割断了静脉，离动脉还差一点点距离，因此失掉的血可能不是很多。对于我拒绝输血，医生也没有坚持。我被送进医院里急救后，新疆安全厅来了很多人。审讯时一直躲在幕后的那位维吾尔族处长（无意中被我看见一次）这回也走到了前台，对我表现得关怀备至。还有更为神秘的人，带着遮住大半个脸的口罩过来看我，再无声无语地消失。

我亲切地感受着医院那种人间气氛。一位女医生的臂膀让我觉得无限温柔，她托着我的头为我上药。不知为何让我想起在德国见过的训鹰姑娘。鹰站在姑娘的手臂上是不是也能感受这种温柔？医院使我彻底放松，感到安全，因为医院里不再会有审讯，我也无需再经受担心成为叛徒的恐惧。听到医生对杨科长说我至少要住一个星期才能出院，我心里甚至浮出了感激的喜悦。

我被安排住进一个所谓的高干病房。便衣警察们四人一班轮换看守我，防止我再次自杀。其实没有必要，只要我不是感到时间那样紧迫，怎么肯付出生命的代价？住院使我获得了一个宝贵的缓冲时间。面对接连不断的审讯，被审问者最缺乏的就是时间，因为想出一套能够应对审讯的说法不可能就事论事，必须有全盘斟酌和整体思考。审讯者正是出于这一点才总是在开始阶段进行密集轰炸式的审问，让被审者没有时间思考整体性的自圆其说。而针对每个具体问题的隐瞒，一定会在不同问题之间的相互印证中显出漏洞和破绽，只要审问者不断对那些漏洞与破绽发起进攻，被审者就会认识到靠编造难以过关，从而失去抵抗意志，最终全盘招供——那就是审讯者所称的心理防线崩溃。他们追求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就是因为害怕心理防线可能发生崩溃而决定自杀的。自杀虽然未成，却给了我加固心理防线的时间。住院时，每天从早到晚，我得以从容地疏理思路，看着天花板一点一点地回忆、思考和编织。我要织出一张无懈可击的网，没有任何破绽，经得起任何审问，既能开脱我自己，又能不连累任何人。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获得信心，就能同时对付恐惧失去自由和恐惧成为叛徒的双重恐惧，也就没有了再自杀的必要。

这是一种斗争，我在头脑中反复模拟可能进行的审问，所有的角度，每一步挑剔和对最小细节的求证都不能忽略。我动用全部智力想象审讯者可能对我施展的各种手段，我必须在那些手段面前能做到左右逢源，经得住考验而不被击破。那是一种非常繁重的智力工作，需要一次又一次推倒重来，往往在好不容易编织起一片时，一个细节的无法衔接就导致前功尽弃。这种庞大的工程常常让我感到疲惫不堪，有时甚至对能不能做成产生怀疑。

自杀使我得到了缓冲时间，不过那也使我在审讯者心目中加深了可疑。如果不是有什么重大隐情，我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因此得到缓冲的同时也增加了我需要面对的压力。我要给他们一个为何自杀的解释解除他们的怀疑。于是我告诉他们那是因为我的心理发生了崩溃。这种解释没有错，如果我的心理坚强，就没有必要用自杀的方式躲避心理崩溃，因此这种惧怕崩溃本身也应该算是一种崩溃。不过我还是要给他们一些“导向”，让他们感觉我有文人的懦弱和神经质，情绪容易失控，这样可以比较容易地解释自杀行为，办案人也愿意接受这样的解释，因为可以使他们在上级面前的责任减小。现在回头来看，自杀的行为似乎是一种惊慌失措，说明心理素质脆弱的程度，我远远不能成为“对敌斗争”的英雄。不过从另一面，我也通过这个行为得到对自己新的认识。以往我只知道自己极其怕死，但是这件事证明，死对我并非那么困难，因为在它的上面，还有我更加珍视和更不能放弃的东西。

不管怎么样，医院那些缓冲的日子使我逐步建立起信心，保护自己的网逐渐编织成型，虽然还不是天衣无缝，至少已经可以周旋若干回合，不至于一交手就被攻破。

一天晚上医院气氛变得非常紧张，即使我不能出病房也知道发生了事情。主管我的那位维族处长来了，说公安系统有一名警官刚刚被恐怖分子所杀。看来新疆没有因为抓了我而变得平静，血腥的味道在空气中四处蔓延。维族处长亲热地对我问寒问暖，声称过几天要跟我好好谈一谈。“谈清楚你就回家！”他姿态豪爽，特别大方。 祁师傅待我一直非常好。他太太就在我住的医院当护士。他甚至让太太把医院里的葡萄糖输液偷出来给我喝，说是可以补血。出院那天，趁周围没有别人，他叮嘱我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挺住，哪怕别的都不为，为了你母亲，也得好好活下去。他的关怀使我感动，同时也让我意识到，维族处长的豪爽只是姿态，等待我的是更多的难关。


王力雄《新疆追记》(17)：正式拘留

押送我的车开出医院，开出乌鲁木齐，车窗外掠过积雪的田野和萧条的农村。我被两个警察夹在中间，贪婪地看著外面的自由世界。开出几十公里，到达一处围著高墙和电网的建筑。那是新疆安全厅的看守所。即使是安全厅自己的车，荷枪实弹的武警也要一丝不苟地盘查。进去的每道铁门都发出轰响，白墙上的巨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扑面而来。 我先被送进看守所的审讯室，又是一通摄像照相等，搞得煞有介事。我不明白拍下向我宣布拘留和让我在拘留文件上签字的过程为的是什么，仅仅是一种走过场还是以后真会有什么用处？ 这回他们有了变化，刚抓到我时是严防走漏消息。即使允许我给家里通过一次电话，也是因为我表示不打电话会让家人到处找，更容易被人知道。那次通话杨科长就站在旁边，只要我的话稍不对劲伸手就可掐断电话。我当时告诉母亲要临时下乡几天，很快就回，同时心里真地抱著希望能够不久回家。他们越不想让外界知道，回家的希望反而存在。然而这次向我宣布完拘留，却是要把通知书直接寄给我家。这说明他们已经决定把我推进法律程序。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就不是轻易可以摆脱的了，也就意味最终可能躲不掉判刑——因为他们和法律是一家。

我知道在这种时候，早一点让外界知道我的情况有好处，至少可以早一点展开营救。营救开展的早和晚，作用可能差很多。但是我算了一下时间，拘留通知寄到北京的日子正好是春节前一两天，家人的节日立刻就会变成受难的日子。他们都已年近古稀，还有几个快乐的节日好过？何况母亲的老伴刚做完换肾手术，别再为此出什么事。我向他们提出拘留通知暂时不发。他们这时很讲法律程序，要求我把暂时不发的字样亲笔写在拘留通知书上，已示不是他们扣住不发。这回又允许我打一个电话回家。我给母亲编了一堆更大的谎言，说是维族朋友约我去南疆农村旅行，喝酒吃羊看跳舞等，那边通讯不便，所以春节无法联络了云云。别说，母亲还真信了。

正式进牢房前，对我又进行了一次审讯。这次我前面坐了一大排人，使我感觉好像是我在给他们开会。区别只是他们个个前面有桌子，唯独我只有孤零零一个凳子。一些原来从未见过的人也出场了。包括那位维族处长也是第一次出席审讯。虽然维族处长说了他自己的名字，但是听说维族警官在维族犯人面前从不用真名，为的是防止维族恐怖分子把他们当维奸处置。我不敢断定他告诉我的名字是真还是假，为了他的安全考虑，这里我不写出那名字，用K称呼他。 K处长比我年龄大一点，看上去精明强干，思维敏捷，汉话说得至少跟我一样好。审讯是由几个人轮流提问题，问到我在《天葬》中用的内部材料从哪搞到，我坦白说是在拉萨一个机关走廊的废纸堆里捡的；问我那些材料此刻在哪，我说写完《天葬》后一把火烧了；问我写完书就烧材料是一贯做法吗？我回答那倒不是，只是因为那些材料从垃圾堆中捡出，十分肮脏，无法保留。K处长这回不再保持医院中对我那种亲切，眼光严厉并且饱含威胁。他警告我对抗没有好处，必须"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把一切彻底交待。说这话时他两手举肩做出倒竹筒的姿势，我似乎真看见圆滚滚的豆子从溜光竹筒里哗啦一下子倒干净的场面。看著他那张典型突厥人的面容，我心里浮出的是另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新疆什么地方长竹子？

我还是表现得很软弱，努力跟他们拉近乎。我说你们是为国家安全，我也是为国家安全，咱们目标是一致的呀。你们不应该把我推倒敌对一边，我们其实可以合作。你们给我提供材料，我做研究，岂不是我不用"窃密"，你们也多了一份研究成果吗？K处长对此轻蔑地回答：我们党有六千多万党员，那么多研究机关，每年投入那么多资金，要你来做什么研究？！这话说得真有劲，让我一时哑口无言。可是我心里不是没有话，只是到了嘴边没敢说：不错，你们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但是搞出来的研究顶得上我这没花纳税人一分钱的布衣吗？！

关进看守所让我感到前途黯淡，不过同时获得一点安慰的是，医院的日子使办案者疲惫（他们只能在病房沙发上睡觉），急于休息，正好又碰上春节，因此整个春节期间都不会再有审讯。这一下又多出十多天的时间让我继续编织和推敲，我也因此就有了更多的信心去对付未来的挑战。


王力雄《新疆追记》(18)：安全厅看守所

以前听人描述过看守所的情况，非常糟糕，警察横行，待遇恶劣，犯人之间弱肉强食。不过那都是属于公安系统的关押刑事犯的看守所。相比之下，安全系统看守所的条件好得多。当我被关进我的“号”时，甚至有点喜出望外。

我在8号。那是一栋独立小屋，长宽大概各4米。一道一米多高的木板墙把洗脸池和马桶围在一角。屋内有一个暖气，年久失修，基本没有多少热度。不过看守所有时会发一点柴和煤，可以自己计划著在最冷的时候生火取暖。让我特别高兴的是屋外有个小院，虽然小到只有屋内面积一半大，毕竟可以呼吸一下室外空气。小院的墙有三米多高，上面整体地扣著铁栅栏。天日永远是被铁条分割。整个看守所只有8栋这样的牢房，全是一个格式，彼此分开。外面围著一圈更大的高墙。昼夜有全副武装的武警在上面巡逻。

不过不管怎么样，只要“管教”（犯人对监狱警察的称呼）不来，只要武警没有正好走到头顶居高临下地观察，这种牢房可以算是个自由天地，比起那种每个牢房里都有摄像机监视的“正规化”监狱，不知要好到哪里。

除了提审和一些特殊事情，看守所的“管教”每天只有两个时间露面。一是送饭时间。院子铁门上有一个一尺见方的小口，平时从外面锁住，送饭时打开，大铁勺“□□”敲几下，我们就得以最快速度冲出去领饭。送饭的也是犯人，“管教”只是在旁边看著。还有一个时间就是每天晚上查房。那时一般几个“管教”同时进到牢房里，带著枪，手拿电棍。不过也是例行公事，除了在酒喝得多时容易找点事，多数时间都是看一眼就走。

“管教”进牢房时，犯人必须起立站成一排。我虽然不知道要求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但也入乡随俗，包括经过任何一道门都必须说“报告”（被提审一次可能得说七八个报告）。我一般不认为在细节上较真有多大意义，和基层人员对抗也不聪明，因为他们只是执行者，他们改变不了你的命运，却有能力给你制造很多麻烦。总体来说，狱警对我态度不算坏，有的还可以说挺好，所以对背监规、写“思想汇报”一类的要求我也照做。出狱后我曾把背下的监规录成电脑文件，遗憾的是后来发现没能保留下来。现在能够记住的只有不许犯人之间交谈案情和传授对付审讯的方法；不许穆斯林犯人祈祷、守斋、宣传宗教；不许攻击党和政府；不许讲黄色故事；及时揭发同监犯人的不法行为等。那可以作为一个挺有意思的文本进行研究。

按照常规，看守所一天两顿饭，基本永远是每顿两个馒头，菜也几乎总是一样——早上是胡萝卜丁咸菜，晚上是土豆汤。要想改一点口味，得花钱定中午的加餐。每份加餐8块钱，大部分时间是“拉条子”（新疆的一种炒面），偶而是米饭和菜。看守所对供应加餐很有积极性，因为可以赚钱。每份加餐的成本应该不超过1块钱，因此有很高的暴利。从加餐中赚的钱归看守所，用不著上缴。听说以前看守所还推出过“大盘鸡”（新疆一种做鸡的方法）。外面一整只鸡的大盘鸡只卖20多元，看守所里四分之一只鸡就要卖40元，而且好的部位还都叫“管教”们近水楼台先得月了。所以尽管“管教”们热心地推销，两次过后就再没有人定了，看守所的生意也就没做下去。我听了倒是有点遗憾，因为我当时很馋，哪怕40元只能吃到四分之一只鸡，我也愿意。

“管教”克扣伙食一直是犯人不衰的抱怨话题。春节期间包了一顿羊肉饺子，我也被叫到食堂参加包饺子。我们尽量把每个饺子里塞进最多的馅，因为分饺子的时候是按个数给。但明明包的时候饺子鼓鼓，煮好以后却都瘪下去。因为包进去的并不是肉，主要是羊油。那种饺子即使是在胃里缺油的情况下，吃不了几个也就会被腻住。老犯人对此的解释是春节给犯人吃肉是国家规定，但是好的部分都被“管教”吃了，剩给犯人的只有羊油和杂碎。

王力雄《新疆追记》(19)：犯人

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少数民族，也有汉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少数民族犯人都是政治犯，而汉族犯人几乎都是经济犯。照理说经济犯不归安全厅管，但是因为公安系统与社会上联系太多，腐败严重，能量大的犯人即使被监禁起来，也能在公安系统内部找到渠道，与外界相互沟通、串供或影响案情。而安全系统跟社会的联系少一些，安全厅的看守所也相对隔绝，因此一些大案要案的办案单位就把犯人送到这里委托看押，籍此切断犯人与外界的联系。另外有些汉族犯人是通过关系转进安全厅看守所的，图的是这里的条件比公安系统看守所好，犯人也相对文明。这两种汉族犯人几乎都不是普通百姓，或是高官，或是巨商，即使是在监狱里，他们的模样也能看得出原本在外面的威风。尽管安全厅看守所相对廉洁，他们也能获得比较特殊的待遇——亲友可以探望，私人物品可以拥有得较多，外面送进的食品和营养品也比较丰富。

因为钱在被捕时被扣押，我进看守所的头两天什么都没有。同牢的一位前官员给了我一包煮牛肉，虽然那已经放了多天，美味仍让我难忘。我当时心中打算为那包牛肉将来还他一头牛（后来出狱给他寄了500元钱）。他的床铺下面整个是个箱子，里面简直就是个市场，什么都有（当然是就犯人眼光来看）。跟他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甚至尝到了在外面都没有吃到过的马肠子、库尔勒香梨等风味食品。不过没有多长时间，我的情况也好起来。办案者对我在生活方面的要求基本都给予满足，反正我有钱扣在他们手中。祁师傅开车去按我开列的单子买食品，后来甚至买来了我要的英语字典和教材。

与我们这些汉人相比，少数民族犯人的境况要差得多。他们大多家不在乌鲁木齐，又多是底层百姓，没有在安全厅内部疏通关系的能力。家人来看望不让见，东西也送不进来。同时他们多数没有钱。今天中国的监狱，有钱能使处境改善很多。然而新疆的确是这样，以民族划分人群，少数民族群体的收入比汉族群体低得多。汉人不用想就可以出手的“小钱”，对少数民族往往就是难事，不是花不起就是舍不得。所以有些买不起加餐的少数民族犯人长年只能吃看守所供应的营养不足的两顿饭。他们如何能长期支持下去，我无法想象，因此我在提出购买食品时，总是要清真食品，那样就可以与同号的穆斯林犯人分享。

还有一点使少数民族犯人处境更难——他们都是政治犯，而他们的政治往往与新疆独立或是反对汉人统治有关，因此他们在以汉人警察为主的看守所中，是被真正当作敌人的。中国原有的意识形态已经瓦解，过去被视为丑陋的行为诸如贪污受贿等，现在都见怪不怪成为可以理解之事，只剩下一个民族主义被不断强化，充当当局整合人民思想的手段。在民族主义的持续煽动之下，新疆汉人几乎个个仇视有独立倾向的少数民族，大汉族主义的叫嚣之声到处可闻。在安全厅看守所这样的地方，警察们自然会认为他们面对的都是真正凶险的敌人，对那些分裂主义者进行打击和镇压也都是理所应当的。

我见到的所有“管教”，其中只有一位是维族，其他都是汉族。那位维族“管教”的名字现在我已记不起来，但我在当时比较注意观察他。他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看上去非常内向，不像平时见到的维吾尔人那样外向开朗。他对犯人的态度冷漠，然而也不耍威风。他对维族犯人从来只讲汉语，不讲他们民族的母语，好像他们不属于一个民族，或者是他已经加入了汉族。他也从来不对维族犯人有任何照顾与 怜悯。但是我想他回到家里，对他的妻子和孩子讲的一定是维语。深夜时分，也许他会想起被他看管的同族人。我想他的内心不可能没有痛苦。一个连本民族语言都不敢随便讲的人肯定是受到极大压抑的。我认识一些在汉人中间混得很好的维人都常感觉受到侮辱，因为新疆汉人只要不注意身边还有维人存在，歧视和侮辱的话就常常脱口而出。包括对某个维吾尔人表示好感时，他们最好的赞美就是说人家“一点不像维族”。在看守所这样的汉人圈中，那位维族“管教”每天不知道得尝受多少这种有心无心的侮辱，但只能压在心底。

除夕之夜，外面的农村和附近的米泉县城鞭炮响成一片。在牢房的院子里看得见周围夜空被烟火映成彩色。那时汉族犯人大都免不了伤感，有的情绪波动很大。但是在维族犯人眼里，他们多是罪有应得。维吾尔人之所以要独立，很大程度上不就是为了摆脱这些异族的贪官污吏吗？相对而言，维族犯人对我是另眼看待，因为我属于少见的进到这里却不是贪官污吏的汉人，而且我的罪名和他们一样，都是“危害国家安全”。


王力雄《新疆追记》(20)：新疆的主要危险

中共曾经针对新疆问题发过一个著名的“七号文件”，其中有这样一个关键的定性——“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这句话在句式上模仿当年毛泽东所说“新疆的主要危险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只是把矛头从外部的国际关系转向了内部的民族关系，成为近年中共治理新疆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治理新疆的思路变化，有其复杂的演变，不能一言论定。然而明显的一点是，如果把新疆的主要矛盾定为“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就等于先天地把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分成两个集团，并且使他们之间互相对立起来。因为无论是“分裂主义势力”还是“非法宗教活动”，都是针对当地民族的。首先汉族肯定不会要分裂，其次汉人很少信仰宗教，尤其不信当地民族的伊斯兰教。所以把分裂和宗教问题定为新疆的主要危险，就会导向一个必然的结果——汉族理所当然地成为依靠力量，而当地民族则成为需要警惕并加以看管的人群。于是就会发生所谓“预期的自我实现”——汉族把当地民族当作防范对象，当地民族最终就会真地被推倒敌对一方。在我看来，这才是目前新疆最大的和主要的危险所在。

回顾半个世纪的历史，即使毛泽东时代曾对新疆当地民族进行过残酷镇压，但由于那时在意识形态上成功地以“阶级”取代了“民族”，新疆的民族关系也没有恶化到今天的情况。虽然不能证明当年广为流传的维族农民库尔班大叔骑毛驴去北京感谢毛泽东的故事是真，但是我的确亲耳听过老辈维吾尔人讲述当年的民族关系和他们对汉人的好感。六十年代在乌鲁木齐，公共汽车上的汉人见到少数民族会主动让座，少数民族去北京时更是到处倍受欢迎。他们那时把汉人当成老大哥，认为汉人到新疆真是来帮助当地民族发展。然而这十多年的时间，民族关系的恶化速度惊人，程度也特别严重。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汉族和当地民族隔阂越来越深，彼此越来越对抗。甚至在同一个机关宿舍大院里，小孩子都以民族分成不同团伙，互相之间只打架而不在一起玩。这种民族关系恶化主要是由汉人引起的。汉人总是以统治者的眼光看待当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1997年新疆出过爆炸事件后，公共场所要求检查来者随身带的包，对汉人只是马马虎虎地看一眼，纯属走形式，对当地民族的人却检查得非常仔细。这种明显的民族歧视很快蔓延到整个中国，无论在哪个城市，看见新疆少数民族模样的人，警察动辄就要拦住盘问，出租车司机不给停车，店家也特殊防范。

一位乌兹别克族的教授讲他去上海的经历，那天深夜才下火车，正赶上大雨滂沱，雷电交加，他跑进车站附近一家私人小旅店，已经全身湿透。店主是个里弄老太太，只因为看他长著新疆人的面孔就拒绝他住，说是按照市政府规定，新疆人只能去一家指定的回民旅店。他当时实在按奈不住，大发雷霆，说你们上海当年来新疆几十万人，我们收下了，给你们吃和住，什么都不要，今天我到你们上海住一夜，我是给钱的，你们都不让，你们上海还有没有一点良心？他发誓从此再不去上海！

中国内地城市对新疆人的歧视伤了很多新疆人的心，仅这一件事就足以把很多新疆人推到汉人对立面。既然你们像防贼一样防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一个国家？罪犯哪里都有，怎么能因为新疆出了恐怖分子就把所有新疆人都当成罪犯。汉人犯罪的更多，为什么不对汉人采取那些对新疆人采取的措施？西方社会有种族歧视，但要隐蔽得多，至少不敢像上海那样赤裸裸地实行种族隔离，然而都可以让那么多去过西方的中国人变成民族主义者，新疆当地民族的人为此憎恨汉人一点也不难理解。

原来新疆民族的知识分子普遍不怎么去清真寺，自从把“非法宗教活动”定为新疆的主要危险并且进行打压后，反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去寺院。政府在伊斯兰的斋月发布文件，禁止学校老师和学生封斋，然而封斋的人一定会比不发文件之前增加很多。原本那些“民考汉”（即少数民族学生去汉语教课的学校上学，并用汉语参加考试和升学）的家庭，现在又让自己的孩子去上本民族学校，同时开始为自己汉语比本民族语言好而感到羞愧（过去会为此感到自豪）。今日新疆，“逆反”一词总是能最充分地得到体现。

新疆汉人和当地民族的不认同，一个典型例子是在时间的使用上。新疆的地理位置和北京相差两个时区，新疆人民代表大会曾为此通过法令，在新疆实行乌鲁木齐时间。然而去看当地人的表就会发现，新疆汉人的表一定都是北京时间，而当地民族的表则一定都是乌鲁木齐时间。所以在新疆约时间，一定要视对方的民族身份来认定约的是什么时间。当地民族与汉人约时间，双方也必须先说清到底是北京时间还是乌鲁木齐时间。这种区别反映出双方的取向，汉人更愿意和北京保持一致，不把当地法令放在眼里，当地民族则坚持强调自己与北京的不同。

汉人总是自觉不自觉把自己摆在镇压者的位置，就连兵团那些临时从内地农村招来的农工，对镇压当地民族的任务都兴致高昂，摩拳擦掌地请战。中国内地大量发生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若是发生在新疆，往往就会被那些企图从一切事物中发现“不稳定萌芽”的人政治化，提升处理的层次，导致事情越弄越大，最后会使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政治案件。民族之间原本没有那么大隔阂，就是因为不停地念叨分裂，结果就会真地开始发生分裂。新疆本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统治新疆的汉人盛世才视为刽子手，从而把在新疆实行强硬政策的中共书记王乐泉称为王世才。然而乌鲁木齐一位汉人出租车司机看见我手拿一本刚从书店买的《塞外霸主盛世才》，立刻热情地表达对盛世才的敬佩，告诉我“那时的政策才好”。新疆当地民族对屠杀过大量本地人的王震恨之入骨，新疆汉人却对王震崇拜有加。这种彼此完全相反的认识眼下似乎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在历史观点上的对立从来就是冲突与分裂最深处的根源。它表现的是民族之间人心的分离，比别的分离都更为本质。

目前中国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西藏和新疆）的治理表面上看行之有效，控制有力，局势稳定。两个“封疆大吏”——新疆的王乐泉和西藏的陈奎元（刚刚调任）所用手法如出一辙，遥相呼应，受到北京嘉许。然而其征结所在是日益失去当地民族的人心。失去人心的稳定只能是维持一时的稳定，是以失去长远稳定为代价的饮鸩止渴。所谓“失人心者失天下”，今天的表面稳定正在为未来的冲突埋设炸药。尤其对新疆，未来的冲突可能会非常暴烈。宗教的不同使新疆当地民族与汉族的对立比西藏更为激烈，继续按照今日中共的道路把新疆民族关系向敌对方向推下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丧失掉重新转为良性互动的可能，只能恶性互动不断激化矛盾，把双方越推越远，变成不可挽回。那样一种危险的前景，目前已经在边缘，而一旦进入那种不可逆的进程，新疆就可能成为下一个中东或车臣。

一位维族青年的话一直让我无法忘怀。当我问他想不想去麦加朝圣的时候，他回答那是他的梦寐以求，但是他现在不能去，因为可兰经中有这样的教导，当敌人还在占领家园的时候，不能去麦加朝圣。他没有把话说下去，但是已经不言而喻。为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为把汉人赶出新疆而战斗。

而另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包括北京一些最高层次的知识精英——则更让我感到震惊，平时他们都是一副改革、开明和理性的形象，然而一谈到新疆问题，从他们嘴里竟可以那样轻易地迸出一连串的“杀”字。如果靠种族灭绝就能够保住中国对新疆的主权，我想他们可能会眼看著几百万维吾尔人被杀光而不动声色。


王力雄《新疆追记》(21)：开发能否稳定新疆

当下北京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除了强硬镇压，另一手就是发展经济。按照他们的想法，只要发展了经济，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民族分裂就会没有市场，宗教影响也会被世俗化消减，民族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这两年轰轰烈烈掀起的"西部大开发"，相当程度就是出于这种思路。1994年以来，北京一方面在新疆民族问题上采取强硬路线，一方面大幅度增加给新疆的财政拨款（1994年29.5亿元，1995年52.3亿元，1997年68.4亿元，1997年是1994年的2.3倍）。从绝对数上看，北京给新疆的拨款比给西藏的拨款（1997年为34亿元）多一倍，是全国各省市区得到中央拨款最多的。

无论从其公布的数字，还是在新疆的实地感受，都能看出近年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民族问题却没有如北京希望的那样变小，当地民族的人心仍在渐行渐远。以经济发展来稳定新疆的思路所犯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民族问题的本质并非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企图在经济领域解决政治问题，本身已经是一种倒错，何况政治高压还在继续不断地加强，民族问题怎么可能指望得到解决？

退一步，即使仅从经济角度谈，只要政治问题不解决，资金的投入和经济开发的规模无论达到多高程度，都不一定能够取得效果，甚至效果会相反。例如北京一直标榜给了新疆多少钱，可是当地民族马上会反问新疆被抽走了多少石油，那些石油的价值是多少？被列为"西部大开发"的第一号工程是"西气东输"——即是把新疆的天然气采出后输送到中国内地。新疆人对此质疑究竟是开发西部还是掠夺西部，不能说是没有理由的。只要人心保持对立，民族之间互不信任，经济上所做的一切——不管从北京的角度认为那是出于何等的好心——都免不了会被插上殖民主义的标签。

我相信北京高层的出发点会是真心希望通过"西部大开发"缩小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差距，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使少数民族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比汉族更多的好处，从而减少少数民族的离心力。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结果一定是反过来的，汉族无疑将拿走最多的好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差距更加扩大，少数民族的不满因此只能进一步加强。北京拿出大笔的钱，最终得到的结果可能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比原来更糟。

之所以我敢这样断言，一是新疆有660万汉人，占新疆总人口的近4成。新疆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知识资源的大头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有足够的能量在任何一次新分配和新机遇到来时攫取超过当地民族的利益。举一个最简单的方面为例，新疆的经济和中国内地结为共同体，完全依赖中国内地，那么仅一个汉语的使用，就使当地民族处于极大的劣势。不要说那些与中国内地做生意的项目，就是找新疆本地的工作，汉话说得不好或不认识汉文都会在很多场合成为被淘汰出局的第一理由。在今日新疆，凡是在高层次的工作环境，会看到大部分工作人员是汉族，而底层的工作环境，如煤矿、砖窑、水泥厂的车间等，主要人员都是少数民族。

我认识一位搞语言学的朋友，不久前做的一个科研课题是设计少数民族汉语考试的分级。那是要让汉语考级如同英语考级一样规范化，还要颁发级别证书。他向我征求意见时，我说他的设计如果推行，将来少数民族找工作就得拿著汉语级别证书，门槛就会更高。他认为那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我请他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汉人在中国找工作都得取决于日语水平考级，我们会是什么感觉？少数民族在这方面是一样的心理，可不是仅仅用经济二字就能包容的。

新疆的失业很严重，尤其是少数民族的青年，经常找不到工作。新疆的汉族青年至少还有一个内地可去闯荡，少数民族青年只能在家呆著。我在新疆旅行时，经常能看到城镇和村庄街边到处是少数民族青年成群而聚，闲聊或是打闹。看著那种前景，你不由得会产生一种恐惧，一个社会有这么多青年无事可做，不能把浑身精力升华释放的时候，另一方面却在不断地积累仇恨，社会最终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实在是很难预料。

不过这里的确有经济自身的规律在发生作用。如工程招标肯定只能给最符合标的的公司，而不会考虑公司老板是什么民族。任何经营者首要追求的都是利润和效率，而不是公正和平等。既然能招到讲汉语的职工，为什么要去招只会讲维语的职工，然后还得给他们配备翻译？新疆不少农村有这样的情况，当地民族的农民嫌种地辛苦却得不到多少收入，税费又重，宁愿把自己的地转包给内地来的汉族流民。汉族流民善农耕，有市场意识，种同样的地，所得不仅能够交足当地政府的税费，自己还有可供发展的利润。当地政府自然欢迎这样的流民，他们给当地经济带来活力，也给地方财政带来收入。随著时间，这种流民的经营规模逐步变大，成为地主，遇到问题和纠纷也有钱进行摆平，建立起自己的庇护网络，他们也就在当地长期扎根和发展下去了。有些看法认为这是政府一种有计划的殖民，是汉人经济上对当地人的剥削掠夺，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样的成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更重要的还是经济规律自发地在起作用。

不管当前的"西部大开发"被赋予了多少美好的说法，在开发资源是由汉人掌握、而竞争能力又被汉人垄断的状况仍然是一种现实的时候，水往低处流，经济上的好处最终大部分被汉人所得是毫不奇怪的。当地民族只会被蛊惑人心的宣传吊起胃口，然后被现实的落差推入更大的失衡与不满之中。

我和维族朋友在饭馆吃饭的时候，维族朋友对我说："你看，在这种小饭馆里吃饭的，99％是维族，99％是自费，而去那些大饭店大吃大喝的，99％是汉族，99％是公费，这说明的是什么？
！"少数民族的很多失落正是源于这种直观的对比。的确，在新疆的高档消费场所，很少看得到当地民族的人，呆在那里几乎就跟在内地城市一样，周围都是汉人，说的都是汉语。

当然，肯定也会有一部分当地民族的人能从发展中得到好处，但他们不会是普通百姓，而是权贵，他们不是因为属于当地民族的一员而得到好处，而是因为属于权势集团的一员得到好处。他们只能是数量很小的少数。专制制度使权力在中国不受制衡，产生腐败是绝对的。从这个角度看，从所谓的"西部大开发"中得到好处最多的，只能是权贵阶层，底层百姓即使能顺便沾到一些光，然而布满他们视野的，只能是比原来更为扩大的两极分化，进一步衬出当权者的强取豪夺和自身的沉沦失落。那时，"阶级仇"和"民族恨"叠加在一起，"西部大开发"的结果可能会在西部产生更强烈的社会不满和民族敌对。


王力雄《新疆追记》(22)：民族主义是双刃剑

进监狱倒是给了我一个在外面不可能有的机会——能见到维族的政治犯并且能进行比较深入的交谈。冬季看守所没有劳动，一天到晚呆在牢房，反正没事可干，只有用聊天打发时间，同时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名使得维族政治犯对我比较信任，我们彼此谈了很多话。我原来总是试图说服少数民族朋友，不应该把他们受的苦难看作是民族压迫，因为汉族也一样在受压迫。中国各民族的苦难根源都在专制制度，改善苦难的处境不是在各民族之间进行兄弟残杀，而是团结起来去改变社会制度，共同建设新的民族共同体。我对维族狱友说，并没有因为我是汉族，就改变了我们关在一起的命运（今天我还会举另一个例子——并没有因为法轮功是汉人所搞，就避免了被镇压和取缔）。但我还是同意维族朋友的意见，如果说以前的年代各民族是受到共同迫害，90年代后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则明显超过了对汉族的压迫。而且在新疆，汉人往往与政府站在一起，成为对当地民族进行压迫的同盟。

在这方面，新疆是最突出的。西藏虽然也有民族问题，但因为西藏的汉人比例小（西藏自治区1999年的汉族常住人口的人口比例为2.83％），形不成与当地民族对抗的群体，所以压迫主要体现为政治压迫而非民族压迫。新疆汉人占总人口比例将近四成，很多人都是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把自己摆在统治民族地位，政府也把汉人当作制约当地民族的力量。不同民族之间所受的信任和待遇明显不同，因此对当地民族而言就构成民族压迫。

民族问题从政治压迫变成民族压迫，是一种危险的变化。因为如果面对的是政治压迫，只要对政治进行改变，压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团结建设共同的新社会也有可能。而如果少数民族认为他们不仅是受专制权力的政治压迫，而且是在受整个汉民族的压迫，政治的改变就不会让他们认为能解决问题，他们对出路的选择只能是民族独立，与汉族彻底分开，压迫才能最终解除。这对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即使中国改变了政治制度，少数民族仍然不要留在中国，反而会借转型期国家控制力的衰弱加紧独立，那一方面会在中国缩小民主力量的发言权和生存空间，提供滋生法西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土壤，另一方面势必造成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恶性互动，最终演化出暴力冲突和民族仇杀。

不幸的是，新疆的情况正在向后者发展。为了对其专制统治赋予理由，中共把民族主义当作进行蛊惑煽动的精神工具。其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在新疆的确起到了把汉人拉在中共一边的作用，但同时也在把当地民族推到了敌对的一边。那种敌对不仅是对中共的敌对，还是对整个汉族的敌对。这就是民族主义的双刃作用——得到它好处的同时也必然得到它的坏处。而坏处是长远的，最终会超过眼前得到的好处。我一直奇怪中共的一厢情愿，居然可以指望一个"中华民族"的人造概念把五十六个民族统一成一个民族，再以民族主义的鼓动使整个中国按照它的指挥棒一致对外。然而只要"中华民族"的概念不被其他少数民族认同（那是可以肯定的），被鼓动起来的民族主义就不会只充当政权的武器，而是每个民族都可以对其为我所用，都可以用民族主义煽动和凝聚自己的人民，并将其作为追求少数民族分离和独立的根据。作为一个权力集团，中共在权力运作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权术文化，被中共继承和发展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高度。旁观中共的权力运作，我眼前常出现那种椅子杂技的表演场面。那表演是把椅子一张接一张架起来，上面有人在做倒立、滚翻等技巧，越架越高的椅子摇摇晃晃，全靠上面的人掌握平衡，保持不倒。今日中共也达到了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平，椅子已经架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仍然还能维持平衡。然而平衡不会无限止地维持下去，椅子也不可能无限止地继续架高，总会到一个时刻，所有椅子哗啦一下垮掉，那时架得越高，垮得就会越狠。对它必将垮掉，我毫不怀疑，唯一不能确定的只是什么时间而已。

中共的道路之所以越走越窄，很大程度在于人文精神的丧失。中共执政的半个世纪，人文教育被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人文传承几乎被彻底割断。即使是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都是单一化的技术型人才，有知识而无心灵，崇拜实力蔑视弱小。他们能够依仗的只有权力体系和权谋手段，擅长的唯有行政与强力，动辄挂在嘴边的加大力度、严打、重典等，一时似乎有效，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是饮鸩止渴。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权力集团无法面对诸如文化、历史、信仰、哲学那些更为深入广泛的领域和具有终极性的关怀，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诡诈却异常单薄，只能局限于应急救火、平息事件。而民族问题恰恰首先是一个人文方面的问题，必须具有人文的灵魂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之道。从这个角度看，今日中国的民族问题日益走入死胡同有一种必然，而且展望未来，也难以指望中共能对此产生突破，因为人文的复兴绝非可以召之即来。


王力雄《新疆追记》(23)：汉维"代表"的谈判

我和同牢的维族青年E成了兄弟一般的朋友。我们经常谈的话题说起来会让人觉得可笑，虽然我们都是身陷囹圄的犯人，可是却在扮演各自民族的代表，进行的是未来怎样解决新疆问题的谈判。 "谈判"一般背著别的犯人进行，有时我们会在狭窄如笼的寒冷小院并肩踱步，一谈就是几小时，只有当武警持枪的身影笼罩在头顶时才陷入沉默。我们不是把"谈判"当成打发时间的游戏，非常认真，也有争论。例如我强调搞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最终一定伤害到维吾尔人自己。我以达赖喇嘛为例，一时看他的非暴力主义不如恐怖主义影响大，但今天那么多汉人迷恋西藏文化，信仰西藏宗教，汉地出版了那么多有关西藏的书，西藏成了汉人精英的时尚，这一切是与整个藏民族奉行达赖喇嘛的和平主义分不开的。在这种背景下，达赖喇嘛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政治主张也逐步开始得到汉人的理解。相比之下，只要是跟穆斯林有关的题材，汉地出版社一概不敢碰，因为以往的教训使他们知道，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极端反应，造成事件。今天，维吾尔民族到底是怎样的情况，维吾尔人到底是怎么想，汉人几乎完全不了解，这与上述文化沟通的中断不能说没有关系。汉人轻易不敢去新疆城市以外的地区，连我这样习惯闯荡的人也不敢独自在维族地区旅 行。这或许是出于一种误解，但正是因为新疆发生过的恐怖活动和激烈行为，造成了汉人认为维吾尔人普遍具有攻击性的看法。两个民族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对此汉族固然应该负主要责任，维吾尔族的精英也需要自省。我在海外遇到流亡维吾尔人，他们在对话前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不能说"新疆"两个字，只能称"东土耳其斯坦"，否则免谈。而那种要求等于是彻底关掉与汉人对话的大门，因为哪怕从习惯而言，也不可能让人把用了几十年的称呼顿时换成另一个，何况汉人对此还有认识上的巨大差异。面对差异，不应该立刻要求论定是非，不妨给互相之间一个理解和变化的时间。如果你就是不给他时间，汉人也不会求著你给，他也干脆不理你了，那难道对维吾尔人有利吗？毕竟在实力上是汉族强维族弱，弱小民族更有利的武器因此应该是道义而不是强力，是对对方人心的争取而不是一概而论的仇视与排斥。从这个角度看，达赖喇嘛的和平主义远比暴烈的恐怖主义更有力量。

E也批评汉人的国家主义。为什么你们汉人提起国家统一就认为是不可怀疑的公理？为什么汉人可以有自己的国家，别的民族就不能有？你们反对专制，追求民主，但是少数民族的民主你们是否尊重？如果少数民族的民主就是要求独立，你们是用民主的方式对待，还是用专制的手段解决？汉族精英动不动就用国家需要来为统一辩护，什么台湾岛链是中国通往太平洋的门户，西藏高原是中国腹地的屏障，新疆是中国未来的生存空间……然而国家是什么，国家只是一个概念，真实的是组成国家的人。也就是说，你们汉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不考虑少数民族的需要，或者干脆牺牲少数民族的需要，这是否就是你们要求保持统一的实质所在？

我接受E对国家主义的批评，我原来对民族问题的思考也没有完全抹掉国家主义色彩，这次新疆入狱的经历让我开始对此反省和清除。我表示，国家的概念应该退后，民族的概念也同样应该退后，因为民族和国家一样是抽象概念，真实的存在只是具体的人。对我们来讲，重要的不是国家，也不是民族，而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一个个母亲、妻子、丈夫和儿女，怎样能够让他们每个人都免于恐惧和匮乏，获得自由和尊严，才应该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从这个角度，统一不是目标，独立也同样不是目标。如果维族和汉族能够和平地分离，各自追求适合自己的生活，我不反对，问题是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不能的话，如果分离一定带来冲突和流血，造成战争、恐惧和匮乏，我们就应该考虑是否可以在不分离的情况下，同样使各族人民获得自由和尊严，那就成为比独立更好的选择。

对此常会听到少数民族朋友这样说，只要汉族同意少数民族独立，少数民族绝对不会去和汉族发生战争。汉族民主人士应该做的是说服汉族人民同意少数民族独立，那样就不会有战争发生。对此，问题还是能不能做到？谁能说服十多亿汉人同意国家分裂？这里我打乱一下时序，谈一段后来的经历。2000年秋天我在波士顿参加一个中国不同族群人士的聚会。主办者把会议安排在一个林中修道院。每个人住的房间都有十字架上的耶稣昼夜俯视，圣经摆在床头。参加会议的都是知识分子，算得上各族群最有理性的代表，然而冲突的激烈还是使我感到震惊。在那会上，少数民族人士也同样要求汉族民主人士说服汉族人民同意少数民族独立。我对他们说，我因为写了《天葬》被你们视为朋友，但是在这个会上，我同样被你们视为具有父权意识和大一统情结，你们可以想一想，让十多亿汉人都能达到比我更被你们满意的程度，无保留地同意一半国土分离出去，究竟有没有那种可能呢？ 当然，我并不认为汉人的大一统情结是合理的，我只是说它已经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如果不能让它立即消弭于无形，就不能不正视。即便有一天中国实现了民主，十多亿汉人也完全可能以多数票要求政府动武制止少数民族分裂。民主并不意味民族问题的解决。如果中国的少数民族足够强大，有和汉族进行战争的实力，最终打出个民族独立的结果，也算是一种"不自由毋宁死"的选择。然而所有少数民族的人口加在一起，也不足汉人的十分之一，军事和经济的实力相差更远，战争结果必然是少数民族的牺牲更大。因此我认为，战争不应该是少数民族考虑的选择，相反正是因为要避免战争，少数民族就应该放弃独立。

这样的逻辑可能会使一些少数民族朋友感到有讹诈的意味。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考虑的不仅是利害，更重要的是尊严。如果把民族独立视为尊严的唯一体现，就应该是即使死也不放弃。不能活著得到尊严，就通过牺牲得到尊严。对此我非常理解，我自己也曾试图以死捍卫尊严，因此我才对新疆的前途格外担忧。

新疆是这样一个地方，维吾尔人800多万，汉人近660万，哈萨克族130多万，回族80万，柯尔克孜族和蒙古族各十几万，民族混杂，互相制约。从各自的背景来看，虽然新疆汉族的背后有十多亿人的中国，后援强大，但当地民族的后援也不可小觑。如当地7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而新疆接壤的8个国家（新疆是中国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有5个是伊斯兰国家，那些国家又通往中亚、西亚和阿拉伯等更广大的伊斯兰世界；当地5个民族属于突厥语民族，毗邻的伊斯兰国家也多属于突厥民族，他们的背后又有土耳其那样强大而野心勃勃的"世界突厥人祖国"；新疆还有6个当地民族是跨界民族，且毗邻国家就是他们的民族国家，如哈萨克、塔吉克、蒙古、俄罗斯等。新疆当地民族很清楚只靠自己对付不了中国，因此从来都在世界一盘棋中考虑问题。当我听到新疆少数民族人士如数家珍地谈论周边国家、伊斯兰世界和国际社会时，经常为他们的广阔眼界感叹不已，自愧不如。我相信汉人未来在新疆面对的，一定不仅仅是当地民族，而是变量众多、错综复杂的力量。汉人搞定新疆绝非轻易之事。

安全厅看守所里有一个维族犯人，其他犯人私下里都叫他"国防部长"。我没见过"国防部长"，但一进看守所就开始听人讲他，他已经被传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他是在参加车臣独立战争时被俄军俘获引渡回中国的。他之所以去为车臣打仗，是因为他们都是穆斯林，打的是圣战。那么将来维吾尔人若是打起了脱离汉人异教徒统治的圣战，其他国家的穆斯林——那些剽悍的高加索人，善战的阿富汗人，富有的阿拉伯人……会不会也一样会投入呢？

即使不考虑外力的介入，新疆本地的民族仇杀也会达到相当暴烈的程度。因为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的力量基本势均力敌，当地的穆斯林民族的人口比汉人多（二者比例约为10:7），但是汉族掌握更多的资源，诸如武器、财富、技术和中枢位置等。如果双方不是势均力敌而是力量相差悬殊，冲突烈度反而可能会低。例如西藏汉人量少且不扎根，一有动乱迹象就会早早撤回内地，很少有人愿意留下坚守，种族仇杀的规模反而不会大。势均力敌却是最容易导致冲突升级的。新疆汉人一是人数众多；二是早在新疆扎根；三是集中聚居，尤其是在城市（如乌鲁木齐的汉人占到72.7％）和兵团——这决定了他们轻易不会撤离，即使是内地一时不能支援，他们也有保卫自己的力量。

仇恨调动起来是没有止境的，仇杀一旦开始就会走向盲目和疯狂，残酷程度将难以想象。波黑的民族构成特征和新疆有相象之处，但波黑的人口规模只是新疆的三分之一，照样打了那么多年惨烈的战争，流了那么多血，震动了整个世界。波黑是新疆的前车之鉴。如果我们不及早地想法防止，未来有一天新疆成为更大规模的波黑，可能性完全存在。那时被夺走的生命可能达到十万百万，每个民族都会流很多血，各民族孤儿寡母的哭声将会震动新疆的大地。

对那种前景，不仅是我担心，当地民族的有识之士也一样担心。在上海被拒绝住店的那位乌孜别克族教授对我说，中国将来肯定要出事，中国民主化之日，就是新疆血流成河之时，他一想起那种前景就害怕，因此他一定要把孩子送出国，不能让他们留在新疆。


王力雄《新疆追记》(24)：新疆问题的出路——自治是关键

我和E用了很多时间讨论如何避免未来新疆发生流血冲突。让我感到欣慰的是E也认为追求独立是不现实的，同时对新疆当地民族也不见得有利。我们之间的共识是，新疆问题的出路是当地民族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维吾尔人有一个政治笑话，说李鹏管理经济遇到了困难，去请赵紫阳复出继续为党工作，赵问让我担任什么，李说管经济的副总理，赵立刻拒绝说，我又不是维族！这笑话是讽刺不让维族掌握实权的状况。讲这笑话的维族朋友解释说，上海人到北京去当官你们都要骂"上海帮"，新疆的实权都被汉人把持，我们又怎么会满意？

其实不光官位多数被汉人所占，像新疆气象局那样的单位，一千多职工中维族只有三十多个；如果强调气象局是技术部门，需要懂专业，那么不需要专业人员的基层单位，如维族聚居的阿克苏地区，行署粮食处三百多职工中也同样只有二三十个维吾尔人……当然，用哪个民族的人只是自治含义里的最低条件。在西藏的各单位中，藏人干部职工经常是占多数的，但同样不能叫自治。即使民族地区的官员全部都由当地民族担任，并且掌握著实权，也不一定就是自治，因为关键要看那些官员是怎么产生的。如果都是由北京任命，自治就依然徒有虚名。只有官员是自下而上地产生于当地人民，自治才算开始具有真实的基础。

在民族地区走得越多，我越感到民族地区实行自治的好处。那种好处是对双方而言的。以往经常谈的只是自治对当地和少数民族的好处，对此需要改变一种错误看法，似乎地方所得就是中央所失，少数民族所得就是汉族所失。事实并不是这样，自治带来的不是零和结果，而是双赢。

目前北京每年给西藏和新疆一百多亿元的拨款，还有各种其他好处，却换不来相应的感谢，反而无论是经济发展慢，城市建设差，道路不好，商品缺乏，生态恶化，犯罪增加，只要有问题，责任似乎就都在北京。给钱不但成了该给，如果没有不断增加，或者是增加幅度不够大，得到的就会是抱怨。少数民族地区的官员一谈有什么要求就是要钱，问他们何以能够伸手张口就要钱，他们反会对这种问题感到奇怪，如此要了几十年，已经是理所当然。

官场是这样，民间也有类似情况。乌鲁木齐的山西巷是维族区，那里的居民不执行政府的扫雪规定。家家户户只是把自己门前的雪往路中间扬，说路是共产党的地方，不归自己扫。每年临开春由军队进行"爱民劳动"，把路上一冬的积雪运走。一位新疆农业银行的维族干部告诉我，有些维族懒汉生活非常贫困，但是政府拨款为他盖了房子，他却立刻又会把房子拆掉，为的是卖木料换酒喝。新疆农村有相当数量给个人的贷款发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然而在我看来，这种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正是政府包办一切的结果，无论是个人的懒惰和无责任感，还是官场的懒惰和无责任感，根源都在这里。

如果让当地人民进行自治，推举自己的政府，选择自己的决策，他们就会是而且只能是自己负起责任，出问题也要由自己承担，再也怨不著别人。这样一种结果，当地人民高兴，中央政府省事又省钱，何乐而不为呢？

以一个例子说明。1991年我在拉萨，因为原有电力跟不上拉萨规模扩大和用电增加，几乎天天停电，人们怨声载道。当局那时决定在离拉萨不远的羊卓雍湖建设一座新电站。然而羊卓雍湖是藏人的神湖，藏人认为建设电站对神湖造成惊扰和破坏，反对的呼声很高。对此，当局认为自己做的是好事，藏人的所说的神湖是迷信，于是坚持把羊湖电站建成了，前后施工8年，花了18亿元。今天的拉萨再也没有停电问题，然而藏人一边享受著羊湖发电带来的光明，一边骂著花了钱搞建设的汉人统治者，民间还流传汉人借施工之名挖走了埋在羊湖下的宝贝，国际上也把羊湖电站当作北京不尊重西藏文化的实例。在这种问题上，为什么不能把思路变一变呢？何必由北京决定什么对藏人是好事或坏事？对于少数民族的选择，是迷信还是科学并非最重要，那是人家的文化，关键看人家愿意怎么样。如果让我考虑羊湖的问题，莫不如让拉萨人以投票方式选择究竟是愿意忍受缺电的不便，还是愿意建设电站。投票结果若是不赞成，那就省下18亿元；若是赞成票更多，反对意见也就没有理由再把矛头对准北京，而中央政府那时拿出18亿元建设电站，也就成为对藏人的真正帮助。

国际社会一直有关于北京正在消灭西藏文化的批评，流亡藏人更是以此作为对北京的主要控诉。然而传统文化的衰败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哪个民族都无法回避，包括汉族自己也不例外。西藏传统文化是否能抵抗得住全球现代化进程，即使是达赖喇嘛亲自统治西藏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那么北京何必要去自己背这种骂名，成为费力不讨好的挡箭牌呢？让西藏自治，让藏人去面对两难，进行选择，承受来自各方面的矛盾，自己旁观评论，岂不是藏人高兴，国际满意，自己减轻负担，又可以充当仲裁者？这才是对中央政府而言最聪明的做法。只要是国防和外交在中央政府手里，主权能够得到保证，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怎样自治，都不会有大碍。

有人可能担心资源的问题，真给了少数民族地区自治权，当地的资源——如新疆石油——国家是否就没有权力开采了。对此应该认定一个前提，即开采资源是需要对当地人民给予合理补偿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打起国家旗号就可以无视一切。然而对资源补偿并不会使国家难以承受。现在国家每年给民族地方的拨款，在那时就可以转换成这种补偿。双方变成了明算帐。以后就不必一个说我无偿给了你多少钱，另一个说你无偿拿走了我多少东西。一切都按交易规则来做，那对双方的关系肯定是更有利的。至于国家和地方的权益怎么分配和保证，可以在历史基础上通过协商以法律确定。国家拥有武装力量，掌握著最大的资源，根本无需担心民族地方真正自治后会发生失控。只要严格遵守和执行法律，一切都不会脱离掌控，中央政府完全可以有这个自信。

不过所谓自治还只是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自治，具体内容是什么，在新疆怎么实行，都需要有十分深入的思考和设计。新疆实施自治的复杂性在于它是一个多民族混居地区，尤其是近七百万汉人怎样融和进新疆的自治中是一个大难题。新疆本地民族之间虽然也有诸多矛盾，但若不考虑汉人，他们之间共同的伊斯兰因素和突厥因素可以用来进行整合，然而有七百万汉人在新疆，强调伊斯兰和突厥因素就会导致以汉人为敌和排斥汉人，成为民族冲突的根源。

我和E在这个问题上花的时间最多。监狱里有无数的时间，人的耐心因此特别强，可以不厌其烦地在每一个细节上反复质疑、讨论和推敲，并且乐此不疲。目前世界上那些现成的模式——西方民主制、政党政治、议会选举等，都不能应对新疆未来的局面，甚至会加剧矛盾。在这方面我们的看法一致，只有找到一条不同以往的新路，才能使新疆问题走出困境。

E对我提出的"逐层递选制"表现出很好的理解和接受，这使我感到欣慰。和目前的其他自治概念都不同，逐层递选制是一种"全细胞自治"结构，它的自治是一层套一层的，自治之中还有自治。其实以往各种自治形式都非真正的自治，只是地方相对于中央的自我管理，对内仍然保持著统治结构。一般来讲，统治结构只能容纳一个统治集团，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相互对立的两个阵营，不管哪个阵营把握了统治权力，都意味另一阵营是被统治的，因此这样的结构特别容易发生冲突。而在逐层递选的结构，任何一个单元、任何一级层块都是自治的，不存在一个自上而下的统治集团，也没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倒优势。各方因此比较容易保持宽容和平的心态。同时，这种自治也给不同族群的自行组合提供了可能。在每个自治体内部，相互都不用担心对方干扰，也无从发生冲突。每个自治体可以奉行自己的原则，流行自己的文化，保护自己的成员。而自治体之间的交往则是在逐层递选的更高层块上由当选者进行的。那种高层交往富于理性并善于妥协。直到时间提供了足够的过渡，造成异质与分裂的根源已经淡出，社会就会逐步进入到相互融合的状态。

我无法在这里详细论述我们那些具体讨论。我当时尽可能地做了一些笔记。因为监狱当局经常搞突然袭击式的检查，为了防止笔记被他们当作"反动思想"的现行反映，我把笔记冠上了一个"古希腊城邦制度讲义（复习提纲）"的标题。看上去，似乎是我在默记过去上过的什么课，以及写下的一些心得。所用词汇都经过变形，谈的似乎是遥远的古希腊。

在监狱里，我得到了很多新的想法，对新疆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角度，对当地民族也有了新的理解。从这个角度，这次坐牢倒成了一个收获。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开始真正走进了维吾尔民族的内心世界。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做到的，即使在入狱之前，我专程来新疆结识维吾尔族朋友，自以为和他们有了很多交流，其实还是在他们之外。因为那时我还是以一个研究者的心态来看他们，把他们当作对象来观察。是监狱使我和他们的心贴到了一起，卷进了他们的共同命运，与他们承受起一样的苦难，和他们产生了血脉之间的融和。是的，自从我的血流在了新疆，新疆就不再是一个概念，当地民族也不再是隔岸相看的对象，而是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机体，会让我感到疼痛，让我感到目眩，也会让我感到情深意长，绵无绝期。

E的名字用维吾尔语发音，声音很像是一种气体和液体混合起来在耳边发出的汩汩流动，我用他的名字做了一首小诗赠给他，不过这里只能暂时隐去他的名字：

我割断了血管
血流轻快地歌唱：
××××
××××
你好！
××××

转自：http://www.dsucn.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92&extra=page%3D1

唯色：“力争只产生国内达赖喇嘛灵童”的意思是什么？

香港《亚洲周刊》（第27卷22期）发表“专访中共中央党校社科教研部靳薇教授：重启谈判解决涉藏问题”。

“力争只产生国内达赖喇嘛灵童”的意思是什么？

文/唯色

香港《亚洲周刊》（第27卷22期）发表的“专访中共中央党校社科教研部靳薇教授：重启谈判解决涉藏问题”（作者纪硕鸣），是一篇值得细读的文章。

其中，中央党校教授的这句话是点睛之语：“力争只产生国内达赖喇嘛灵童。”

另外，还讲了一句泄露天机的话：“虽然我们可以用‘金瓶掣签’限制灵童产生于国外，但历史上也有由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先例。‘双胞班禅’的尴尬应当尽力避免。”这位中央党校教授太不小心了，怎么能把土共主持“金瓶掣签“钦定“假班禅”的秘密给泄露了呢？

这位建议“中国共产党必须高度自信”的中央党校教授，对藏人自焚的定性很冷酷：“自焚一直持续并加速发展，几乎变成了一种‘集体癔症’，成了传染病，成为一场运动。”

她的最后一段话则有一石数鸟的打算：“涉藏问题对当下的中国至关重要。若能创新思维、破解僵局，不仅可促进社会稳定，避免形成难以愈合的民族创伤，对国内其他少数民族亦有正面影响。同时，对台湾统一有帮助，也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

问题是，非常巧合的是，就在中央党校教授建议“……让达赖喇嘛纯粹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访问香港或澳门。将来可以考虑让达赖喇嘛居留香港”的同时，6月3日， 西藏之声报道“港团体邀达赖喇嘛访问香港主持宗教活动”，称“香港藏汉友好协会近日表示，已经就邀请达赖喇嘛访问香港，主持‘世界和平，四海和谐’的宗教活动，而向香港入境处递交了申请。”

怎么会这么巧合？！太不寻常了！难道真的在下什么套吗？这个“港团体”什么背景？

据报道，邀请尊者访问香港的是“香港藏汉友好协会”创办人某某。推特上，有香港网友说这个人“传说是个骗子，有人说他有亲中共背景。前天已有朋友来问此人背景，还说他明天要开记者会。”

虽然骗子与亲中共的背景倒是很贴切。但问题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去邀请尊者达赖喇嘛赴香港呢？这岂不是太险恶了？

而这“藏汉友好协会”，很像全世界遍地开花的孔子学院，背景复杂，谍影幢幢。

而其创办人某某，据推特上网友提供的消息，2009年时是一个叫做“捍卫人格尊严协会”的召集人，那时因为做过搞乱香港七一大游行的事，曾被苹果日报报道：“争租维园场地　所行路线相同  另类团体被质疑搞乱7.1游行”。当时美国之音也报道了他要去维园争抢游行地盘的事。

而今这人又成了“香港藏汉友好协会”创办人，于前年初还去过达兰萨拉，见到了尊者达赖喇嘛，然后将尊者与他的合影放大，到处炫耀，最近则宣布已邀请尊者访问香港主持弘法活动，甚至声称“已取得政府的文件批准”。可是，如推特上网友所说：年前香港政府就拒绝过王丹入境，如果这次会让达赖喇嘛尊者入境的话，那真的很奇怪。

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名堂？

关键的关键是，中央党校教授很神奇啊！她的第一个建议显然已经巧合了（尊者去不去得成香港另说，但巧合是发生了），而她的第二个建议是“力争只产生国内达赖喇嘛灵童”，难道也会最终巧合？

怎么感觉是某个棋局正在一步步走呢？到底要怎么个“力争”？ 中央党校教授口中的“我们”是谁？

中共会不会在布局？很用心的、很远虑的，布一个很大的局呢？这里面貌似出现了很多各种身份的人。白脸红脸。甜言蜜语。甚至在打悲情牌。而他们用“重启谈判”做诱饵，用访问香港弘法做诱饵，包括最近新华社报道中共投入250万元修缮尊者达赖喇嘛故居（位于青海省海东地区平安县石灰窑乡红崖村），他们的目的，是不是就想让尊者最终承诺转世到“国内”？——正如党校教授所说的：“力争只产生国内达赖喇嘛灵童。”

可是，正如推特上网友分析：“只为访港而作出代价如此高的让步，明显不合理。联系到西藏流亡政府急切想重返西藏而承诺放弃政治独立地位及民主，访港可能是谈判中关键的一环。”尊者当然不可能轻易承诺，但中央党校教授言必称的“我们”一定是会“力争”的，因为对于北京而言，只要达赖喇嘛在境外，无论是这一世还是下一世，那都是有着“特殊性”的 “困局”，而只要“化解‘达赖喇嘛困局’，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汉语实在太丰富了。针对“年事已高”、“ 转世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的尊者，又要“力争”，又要“化解”，这些说法都意味着什么？

一位汉人独立知识分子给我发来邮件，忧心忡忡地说：“亚洲周刊最近两篇文章显然有背景。上一篇说的是现在藏人内部的分裂，流亡政府无法稳住大局。后一篇有几个关键词我并不喜欢：转世灵童、邀请尊者去香港访问等。而邀请尊者赴港是吃准了尊者的心思：他多次谈到习仲勋并表示好感，对习近平寄以厚望。如果动之以辞，尊者可能会乐意前往。但考虑到班禅十世在日喀则圆寂的事情，我想起‘险地不赴’的古训……”

是啊，险地不赴！当值有人“力争只产生国内达赖喇嘛灵童”之时，惟愿尊者平安，尊者无恙！

2013/6/4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转载请注明。）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这天，是“六四”二十四周年。北京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但北京也天色晦暗雷雨交加。而香港，与我的这篇文章相关的香港，却有十五万人集聚维园，冒滂沱大雨举蜡烛纪念“六四”，唱着“无论雨怎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一位香港人写到：“給我爱的香港人：世間总有公理在，不会永远由强权主宰。”这才是真的香港人，在为自由而争取和坚持。（图片转自主場報道。）

转自唯色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6/blog-post_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