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30日星期六

朱瑞:话说噶伦堡


邦达仓三兄弟:邦达绕嘎、邦达多杰、邦达央培(图片来自于邦达绕嘎去世的房子)
位于噶伦堡的桑杜仓住宅(建于1952年)  朱瑞摄
从前的噶伦堡 (图片拷贝于噶伦堡的一家早期餐馆)


我对噶伦堡的梦想,可以上溯到写作《尘封的西藏——恰巴. 格桑旺堆先生的回忆》的日子。那是2000年冬天,几乎每个午后,我都从拉萨西郊的西藏文联跑到东郊的恰巴先生家。那里,曾是一片苍郁芬芳的贵族林卡,吉曲河承载着各种水鸟,悄悄地从边缘经过。然而,中国占领图伯特后,那里逐渐被汉式民房覆盖了。不过,恰巴先生的家,还是很有图伯特意味的。起居室的玻璃窗又大又亮,阳光毫不犹豫地投射进来,照耀着对面的矮柜上恰巴夫人——索南卓玛年轻时戴着伯珠、艾廓、嘎呜等各种装饰物的照片。

关于恰巴先生的家庭,海因里希. 哈勒(Heinrich Harrer)曾在《西藏七年》中专门提过,还有梅. 戈德斯坦(‪Melvyn C. Goldstein)和斯宾塞. 查普曼(Spencer Chapman)也分别在他们的书中有所涉及。

恰巴先生出生于噶伦堡。他的父亲是班禅喇嘛堪布厅的四品官,驻噶伦堡为前去看望九世班禅大师的人发放路费。那时,他们借住在察绪(不丹大臣)的一个两层的楼房里,他的父亲还在一层开了绸缎商店,人们都称那座房子为“札色康古知”,意思是“壮观的札色康住宅”。

恰巴先生在噶伦堡上小学时,同学中,有锡金王子和公主,有不丹察绪也就是他们的房主的孩子,等等。他说,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时,就住在离他的家不远的地方,人们叫“颇章”。后来,他回到图伯特,在申扎宗当了宗本,把那里的羊毛运到了噶伦堡,赚到了想都想不到的钱,一部分钱就存到了加尔哥答的中国银行,不过,后来无踪无影了;另一部分钱,存到了邦达仓手里,倒是收回来了。他说,邦达仓是图伯特商业三巨头之一,另外两个是热振拉章和桑杜仓。

是的,一提到羊毛,几乎每个图伯特人,都会想到热、邦、桑。热,是指热振拉章,邦,是指邦达仓,桑,就是桑杜仓;
仓,在藏语里是家族之意。不过,热振事件后,热振拉章逐渐萎缩了。在噶伦堡,至今人们还记得那首民谣:“天上有邦达仓,地下有桑杜仓……”意为邦达仓为噶厦政府经商,而桑杜仓为私家经商,两家的势力合起来,控制着图伯特,乃至噶伦堡的羊毛世界。

我并不是歌颂这条从羌塘直抵噶伦堡的商路,其实,这正是1904年英国入侵图伯特的结果。当时,甘丹池巴不得不和英国签定了屈辱的《拉萨条约》,其中第二款为:“图伯特政府允许在江孜、亚东等开启商埠,图伯特和英国所屬商人可以自由前往……”

为了与图伯特通商,早在1865年,英国就与不丹签定了 《辛楚拉条约》,强迫不丹割让包括噶伦堡在内蒂斯塔河以东约2000平方公里的地方,但每年付给不丹50000卢比。 显然,使英国人兴趣盎然的正是噶伦堡,因为这里离图伯特最近,且紧邻锡金、孟加拉、尼泊尔,当然还有不丹。不久,噶伦堡就成了最大的图伯特羊毛驿站。而邦达仓和桑杜仓,就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成了喜马拉雅地区远近皆智的富商。当然,还有其他图伯特人,也富起来了,如我前面提到的恰巴先生,还给自己翻盖了新居。

不止羊毛,图伯特人还把麝香、绿松石、珊瑚、黄金、古董,以及名贵的药用矿石等,都带到了噶伦堡,再换回布匹、茶、盐巴、糖、大米等等,噶伦堡的经济很快地鲜活起来了,各种大型羊毛仓库、骡马歇息处、皮革加工作坊、金银器具加工作坊、药材研制作坊,数不胜数。

不仅图伯特的大小商人,还有大小贵族,都在噶伦堡购置了土地和房子,甚至把孩子送到噶伦堡的学校读书。 1947年,孜本 夏格巴带领图伯特商团,特别到噶伦堡视察。后来,中共入侵图伯特,夏格巴与嘉乐顿珠等人,在噶伦堡共同创建了“图伯特福利组织”( Tibetan Welfare Organization),开展了争取自由的斗争,同时,还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了联系。因此,噶伦堡又被中共称为“藏独势力大本营”。

图伯特历史上第一份藏文报纸《图伯特镜报》,就是在噶伦堡成立的,某种程度上,阻止了中国的谎言。不过,为了掌握图伯特的细微变化,包括政治的、商贸的各种情报,噶伦堡还集聚了共产党、国民党、英国、印度、日本、俄国、希腊等特务,包括美国的CIA,因此,尼赫鲁称噶伦堡为“特务巢穴”。

中国占领图伯特后,海关被关闭,这条羊毛商路就自然地消失了,甚至使亚东、帕里、江孜一带的繁华,也落下了帷幕。与此同时, 各种羊毛加工厂、地毯厂等,在中国拔地而起,图伯特的羊毛和利润,都揣进了中国腰包。何止羊毛,还有图伯特丰富的矿藏 。

日本人多田等观在《入藏纪行》中写道:“图伯特有极其丰富的矿物资源,有世界上罕见的优质煤炭,有丰富的石油,在中部,到处是地表呈红色的铁矿山,而在阿萨姆北部,有着极为丰富的沙金,南部在砂金矿山,只要动手就能挖到砂金。但是,藏语把金矿叫做赛吉阿玛,赛,是金,吉,是的,阿玛,是母亲,意味着金之母,图伯特人说,要对赛吉阿玛进行开采,就等于杀了母亲也得不到孩子,所以不采矿,只采砂金。”

而如今何止金矿,包括所有的图伯特脆弱的自然资源,都在被中国人疯狂地开采,而图伯特人的所有呼吁、阻止,都无济于事。矿难频繁发生、江河被污染、山体滑坡、地震不断、气候异常,都不能使这些中国的饿鬼们住手。

尽管中国一再声讨英国对图伯特的侵略,甚至拍成电影进行扭曲和夸大,但是,在中国入侵之前,短短的几十年,图伯特历史上,还是出现了像邦达仓、桑杜仓式的富商,然而,中国殖民图伯特五十多年出现了什么?且不说对图伯特人的大批抓捕、判重刑、枪杀等,但说两位虽然和中国矿业富豪没法相比,但相对于图伯特人来说,还算富裕的商人嘎玛桑珠和多吉扎西,如今都被莫名其妙地判了重刑,正在饱受牢犹之灾!是的,我一点也不吃惊,为什么如今的图伯特,自焚抗议持续不断。

再说噶伦堡,当年的鼎盛,早已如烟缕。随着中国对图伯特的入侵和占领,不仅噶伦堡,连锡金和不丹,以及喜马拉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整个中亚的政治和商业形势,都变得扑朔迷离了。

不过,我还是要探访噶伦堡的,那延续了十几年的,萦绕于我心深处的有如故乡般的思念,必有寓意,说不定,那里还保留着图伯特的体温,至少我要亲自触摸……。


(选自我的《噶伦堡奇遇》系列散文之一)

2013年3月29日星期五

唯色:德格——献给我的父亲




纪念我的父亲……与他生离死别,整整十九年了。图为2007年夏天,我回到父亲的德格老家,在德格巴康(印经院)祈祷。


德格——献给我的父亲

唯色

这部经书也在小寒的凌晨消失!
我掩面哭泣
我那反复祈祷的命中之马
怎样更先进入隐秘的寺院
化为七块被剔净的骨头?

飘飘欲飞的袈裟将在哪里落下?
我的亲人将在哪里重新生长?
三柱香火,几捧坟茔
德格老家我愿它毫无意义!

我愿它无路可寻!
一万朵雪花是否另一条哈达
早早迎接这个灵魂
在人迹不至之处,仙鹿和白莲丛中
最完善的解脱!

兄弟姊妹痛不欲生
我那反复祈祷的马儿
既然大限未到,不如仆伏在地
戴着二十一个戒指
银光烁烁,照亮阴间
吉祥的幡幢将浮动暗香般的祝福
来生我们又在一起
承受一切报应

绛红色的小城空空荡荡
一声碎响把最快的一颗流星
印在我的额上——

这个尖尖的指甲已经折断的女子
眼前一片模糊
心头幻象重迭
为什么受苦,却说不出口
为什么摇一摇清凉的小铃
却唤来过去的情感?
我啊,我要骑着命运之马回家
把满满的隆达【1】抛向天上!
1992-12-25,拉萨(写于父亲去世一周年。)

[1]隆达:藏语,印有佛经的纸,有五种颜色。



2013年3月25日星期一

王金波:记录苦难是为了消除苦难——唯色荣获“国际妇女勇气奖”实至名归

照片来源: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4098784481094&set=t.618229801&type=3&theater

唯色所能做的事情,就是记录和呼吁,而记录越多,藏人的苦难也就越多地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从而增强消除藏人苦难的力量。唯色的主要工作是记录藏人苦难,这本身就是对恶的反抗和对善的追求,并且对她而言,也是消除藏人苦难的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国际妇女勇气奖”由美国国务院创立于2007年,是为了表彰“为伸张社会正义和争取妇女权益而表现出的勇气和领导才能”的女性。美国国务院颁布的简介中称:“在中国藏区出现越来越多的自焚和其他抗议事件的时期,茨仁唯色成为中国大陆为中国境内的藏人的人权状况公开勇敢声言的最杰出的活动人士。她为中国境内的藏人的人权状况公开勇敢声言。”唯色荣获“国际妇女勇气奖”实至名归。




2013年3月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2013年“国际妇女勇气奖”颁给9名女性,包括主要居住在北京的藏人女作家唯色。3月8日,美国国务院在华盛顿举行颁奖仪式,由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和第一夫人米歇尔(Michelle Obama)主持。唯色因被中国警方拘禁在北京家中,未能出席颁奖仪式。

“国际妇女勇气奖”由美国国务院创立于2007年,是为了表彰“为伸张社会正义和争取妇女权益而表现出的勇气和领导才能”的女性。美国国务院颁布的简介中称:“在中国藏区出现越来越多的自焚和其他抗议事件的时期,茨仁唯色成为中国大陆为中国境内的藏人的人权状况公开勇敢声言的最杰出的活动人士。她为中国境内的藏人的人权状况公开勇敢声言。”

拥有四分之三藏人血统的唯色女士,近年来致力于将藏人的真实境遇介绍给国际社会,并为改善藏人的境遇而呐喊。从2009年2月27日起,不顾中国政府的严密监控,唯色统计了藏区100多个藏人自焚的案例并公布于众,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藏人的人权状况。正是唯色的这些勇敢的行动,让她获此殊荣。对此,民间社会大多是肯定和祝贺。但也有质疑之声,认为唯色等人应尽力呼吁藏人停止自焚,而不是利用甚至鼓励藏人自焚,否则就有“蘸人血馒头”的嫌疑。我认为,对唯色的这种质疑不能成立。

唯色一直公开呼吁藏人停止自焚。2012年3月7日,唯色不顾警方压力,和另外两名藏人(一名在海外,一名在西藏)发起题为《吁请藏人再勿自焚:压迫再大也要留住生命》的签名:“我们请求,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自焚。每一个藏人都要珍惜生命,坚强地活下来。再大的压迫之下,我们的生命都是重要的,都是需要留住的。自焚本身改变不了我们的现实,恨我们的人私下诅咒‘烧光才好’,改变现实是靠我们活着去奋斗和推动,是靠活着的我们去做水滴汇成大海的努力,是靠千千万万不死的藏人才能传承我们民族的精神和血脉!”唯色正是在呼吁藏人停止自焚而不得的情况下,才忍痛将自焚者的资料记录并向国际社会公布的,其目的首先是希望藏人停止自焚。



这里面牵扯到一个问题:一个人对别人自焚可能有哪几种态度?我觉得至少有四种:第一种是鼓励别人自焚。第二种是不鼓励别人自焚,但愿意协助自愿自焚者自焚。第三种是没有任何态度。第四种是反对别人自焚。根据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很容易做出善恶判断:从第一种到第四种,恶在递减,善在递增。

自焚的目的,主要是用自杀的形式表达某种意愿。在我看来,这跟无限期绝食有某些相似性。无限期绝食是一种慢性自杀,因为任何一个人绝食到一定时间期限,肯定会死亡。胡平在《中共当局为何如此敌视自焚》中对绝食和灌食的问题作了分析。他引用世界医学大会通过的国际医学协议《东京声明》第六条:“当囚犯拒绝食物/饮水,且医师认为他(她)的自愿绝食出于自主、充分理性的判断时,不得对其进行人工喂食。囚犯作决定的能力应经过一位以上独立医师的确认。医师应该向囚犯解释绝食的后果。”来说明中国监狱给绝食抗争的犯人进行强行灌食,不仅不是人道主义、爱护犯人生命,而且是在剥夺犯人的反抗权利。他还举例2006年英美等7个国家的260多名医生在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联名信指出,用强制灌食的方式来解决在押犯人绝食抗议的问题“无疑是错误的”,并呼吁美国关塔那摩监狱管理部门准许在押犯人绝食而死,要求对绝食犯人进行强制灌食的军医必须受到惩罚。

胡平接着指出,虽然医生的使命是救死扶伤,但医生们在这封联名信里却要求准许别人绝食而死。乍一看去十分荒谬,其实这反映出两个价值的尖锐冲突:一个是爱护他人的生命,另一个是尊重他人的意志。这两个价值都十分重要,但当二者发生冲突,只能选择其中一个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尊重他人的意志更重要。

如果说中国政府发表《美国人权白皮书》是愚昧对抗文明的话,《东京声明》和260多人联名信体现的则是人类主流价值。也就是说,尽管一直存在争议,但尊重他人的意志比爱护他人的生命更加重要,是人类主流价值的一种。

回过头来看唯色,我觉得她的态度更接近第四种,即反对别人自焚。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这是最善的态度。但若按前面的分析,唯色这种态度跟自焚藏人的意愿并不一致——而一些藏人认为唯色是“藏奸”,恐怕与此不无关系。那么,最能体现人类主流价值的国家——美国,它的政府部门为什么表彰唯色呢?

我觉得,这恐怕是因为,唯色公布100多个案例,足以证明她的工作的意义——北京异议人士李海因收集数百个“六四”入狱者名单并在海外公布而被中国当局判刑9年,也是同样的道理。中国当局希望藏区藏人自焚的真相被掩盖,所以三年多自焚接近上百起竟然禁止报道。唯色和其他海内外藏人的努力终于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才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并公开报道藏人自焚事件。然而中国政府却把苦难的根源嫁祸于达赖喇嘛等藏人,换一个角度掩盖和歪曲真相。因此说,寻找并公布真相,其意义丝毫不亚于呼吁藏人停止自焚。

另一方面,作为纳税人看门狗的美国政府,也不愿因漠视生命而背负骂名从而失去选票,所以美国监狱才会给犯人灌食。而唯色虽然呼吁藏人停止自焚,但主要工作是公布案例,就更容易得到美国选民和政府的理解,美国政府颁奖给她,是完全符合美国社会主流价值的。



关于自愿死亡,还有一种情况是安乐死(Euthanasia)。安乐死是针对疾病末期患者而言的。虽然医学界对安乐死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在操作层面主要可分为主动安乐死(Active Euthanasia)和被动安乐死(Passive Euthanasia)两种:前者指按病人要求,医生主动为病人结束生命(例如透过注射方式),后者指医生按病人意愿停止疗程(例如除去病人的维生系统或让病人停止服药),使其自然死亡。

虽然安乐死在很多国家引起很大争议(例如美国的Terri Schiavo案),但已有一些发达国家立法允许安乐死,如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和美国的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蒙大拿州等地。另外德国禁止主动安乐死,允许被动安乐死。重症病人可以通过口头形式或书面形式要求被动安乐死。当病人因病重无法表达意愿时,其亲属可代替他做出决定。这些允许安乐死的国家,文明化程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绝非野蛮、落后。恰恰相反,文明化程度低的国家,没有一个允许安乐死。显然,安乐死(尤其是被动安乐死)把病人意愿置于病人生命之上。从这个角度讲,允许(被动)安乐死的观点,跟那260多个医生的观点是契合的。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国内民间社会及海外有关组织和个人对藏区藏人自焚事件的资料整理,以唯色最为丰富和详实。据唯色统计,4年来藏区自焚藏人已超过100人。这个数字滴滴带血。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一员,如果我见到藏人自焚,会上前劝阻。那么,唯色见到藏人自焚会怎样呢?事实上唯色从没亲眼见到藏人自焚。而且,唯色回到出生地拉萨,竟受到比在北京更严厉的监控。也可以说,中国政府千方百计防止唯色亲眼见到可能发生的藏人自焚。

无法亲眼见到藏人自焚,那么除了呼吁藏人停止自焚,唯色还能做什么呢?有人说:“她既然花了那么大的精力来记录自焚,为什么不拿出一半的精力来呼吁停止自焚呢?”这个说法没有道理。打个极端的比方:藏区100个藏人自焚,但没有任何报道、没有任何证据,唯色呼吁藏人停止自焚,国际社会能相信唯色的话并采取行动吗?我想,国际社会顶多是半信半疑,而不会采取实质性行动。打另一个极端的比方:唯色把100个藏人自焚的资料公布,但她一句也不多说,国际社会能不明白她的意思并置之不理吗?我想,这肯定会引起国际社会轰动和重视并采取行动,效果要远远好于唯色一个人的单纯呼吁。

唯色所能做的事情,就是记录和呼吁,而记录越多,藏人的苦难也就越多地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从而增强消除藏人苦难的力量。前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导演华泽(灵魂飘香)认为:“记录也是一种反抗。”唯色的主要工作是记录藏人苦难,这本身就是对恶的反抗和对善的追求,并且对她而言,也是消除藏人苦难的一种负责任的方式。

2013年3月12日于北京


(转自民主中国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3433


2013年3月24日星期日

为什么阿坝地区频频发生自焚事件?——访谈格尔登仁波切





所谓犯法,要从两方面看。首先,要看这个法律是不是正常的,只有在正常的法律下,才可以谈犯法。其次,确认一个法律是否正常的标准是看它是否符合国际法,是否符合国际法公认的合乎人权的法律。以这个标准来看,自焚当然不是犯法行为,就是从整个人类的价值观来说,自焚也不是犯法行为,因为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力,表达意愿的权力,甚至抗议的权力。而中共政权制定的法律,是他们自己定的,他们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而且随时都可以改动,也可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法律。

采访:朱瑞
翻译:桑杰嘉

格尔登仁波切简介

第一世格尔登仁波切,曾在宗喀巴大师跟前闻、思、修,为宗喀巴大师四大心传弟子之一。后遵循大师旨意,返回故乡安多嘉绒地区,在阿坝茸贡部落格尔登沟,创建了格尔登茸贡寺,即今天的格尔登寺,又以此为母寺,创建了众多的子寺院,被称为多麦四大贤哲之一。

现今格尔登仁波切,已为第十一世,1942年生于安多嘉绒地区,1959年流亡印度,毕业于瓦拉纳西西藏高级佛学院,1986年获拉让巴格西学位。创建格尔登寺驻印度高级佛学院、大吉岭苏克格尔登甘丹扎西曲林等,在西藏境内,恢复和创建了达仓拉摩寺曼巴扎仓(福利医学洲)、阿坝格尔登寺曼巴札仓(利益众生医学洲)等,建立了研习佛法的系统性教规制度,戒律清净。历辈格尔登仁波切,都为阿坝僧俗百姓最为崇敬之上师。

朱瑞:我们都知道,2008年阿坝地区就发生了对中国当局的抗议,当时二十多民众被军警枪杀,如今,又频频发生自焚事件,究竟是什么原因?

格尔登仁波切:阿坝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背景,1949年以前就与中共发生了冲突,那是在红军长征的时期。现在,已经是第三代阿坝人受压迫了。

中共把西藏划分为几个地区,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对阿坝的监控也是非常严的。比如,2008年阿坝发生抗议后,进行了非常残酷的镇压,特别对格尔登寺,僧人们所有的行动都在监控之内,对藏人的判决,也是非常严重的,他们的处境十分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平措自焚。接下来就是镇压之上的再镇压。中国政府一直没有诚心缓和这种局势,没有把藏人当成人,否则,后面的自焚抗议都不会发生。

朱瑞:不久前,中国方面下发了《关于依法办理藏区自焚案件的意见》,不仅把自焚定性为犯罪行为,还公开对“检举”“揭发”者,制定了金钱奖励标准,展开了“反自焚专项斗争”,连自焚者的亲属也受到株连,那么,您认为这些自焚藏人,真的犯法了吗?

格尔登仁波切:所谓犯法,要从两方面看。首先,要看这个法律是不是正常的,只有在正常的法律下,才可以谈犯法。其次,确认一个法律是否正常的标准是看它是否符合国际法,是否符合国际法公认的合乎人权的法律。以这个标准来看,自焚当然不是犯法行为,就是从整个人类的价值观来说,自焚也不是犯法行为,因为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力,意愿的权力,甚至抗议的权力。而中共政权制定的法律,是他们自己定的,他们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而且随时都可以改动,也可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法律。

中国是有这个传统的,儿子犯法会牵连父母和其他亲人,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国际法的角度衡量,这是不公正的,完全不正当的,就是杀鸡给猴看。另外,在法律程序上,对待藏人和汉人也是不同的,对藏人,他们连自己制定的法律程序也不遵守。很多被判重刑的藏人,都没有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

朱瑞:传说红军长征经过阿坝时,受到了当地民众热烈的欢迎,事实果真如此吗?

格尔登仁波切:我不知道中国历史是怎么写的,但是阿坝人对这段历史,至今记忆犹新。当时,一听说红军来了,所有的人都跑了,藏起来了,农民连地也不种了,躲到了山里。那些红军到了农民、牧民家里,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红军第一次经过阿坝时,正是种地时节,大家都跑了,也就不可能种地了,等红军走后,大家回来时,就出现了饥荒,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饥荒,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欢迎,不过,还是有人跟他们合作了,这是个别情况。

后来,阿坝人直接和他们发生了冲突,直接打。举个例子,红军经过达雅时,那里有一座很高的山,藏人都到那座山上,直接往下扔石头,仅仅阿甲贡布,就打死了四十多名红军,不过,红军也杀了不少阿坝人。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冲突?因为红军到了阿坝后,在寺院里什么坏事都干,把经书铺在地上,躺在那上面睡觉,还把唐卡当成了被子。

朱瑞:那么,未来的西藏形势,会如何发展?

格尔登仁波切:中国政府的对藏政策,让我们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是不是故意促使西藏局势恶化?促使藏人反抗?促使暴力出现?这样逼的结果,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不仅对藏人,就是对中国人也是不利的。从长远来看,必然两败俱伤。作为藏人,我们和中国人民没有冲突,只是对中国政府的对藏政策不理解。当然,我们不否定中国政府往西藏投了钱,比如修了公路、铁路,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

另外,在中国境内的汉人得到的权益,而在西藏境内的藏人是得不到的。比如,在西藏境内是不能建学校的,像格尔登寺的五明佛学院等就都被关闭了,并且规定十八岁以前不准入寺。而在中国,不仅可以建学校,甚至可以在寺院内开设武术学校,武术在藏语中,就是暴力的代名词。 另外,还强行把西藏牧民搬迁到贫瘠的地方,而肥沃的土地,都被中国当局和中国人占据了,这些现象,不能不说是民族歧视。希望你们,能够推动中国当局改变这些不合理的政策,从我的经验看,如果中国人民推动的话,是可以改变政府的。


首发《民主中国》: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3556

2013年3月22日星期五

唯色:在路上




在路上,不期而遇的
是出类拔萃的男女
天生的骄傲被世事拆散
如暗夜时分
遍布西藏的废墟之影
却有常人缺乏的气度
其中的一个
失散太久的亲人
最有才华,最不妥协
却最少人间的眷顾
我也纯洁,也有温柔的情愫
但愿在四季相替时候变成四季
不需要礼物
相互就是礼物本身

在路上,独自走着
一本没有地图的旧书
水壶和干粮
几首民间的歌谣
几段赞美度母的祈祷
这已足够。在路上
我看见一匹黑马
不低头吃草
却甩动四蹄
像是烦恼那驰骋天下的愿望
难以实现
而隐于深山的修行洞啊
一些隐蔽的人儿
被怎样的内心暗暗钦慕?

在路上,一个供奉的
手印并不复杂
如何结在蒙尘的额上?
一串特别的真言
并不生涩
如何悄悄地涌出
早已玷污的嘴唇?
我怀抱人世间从不生长的花朵
赶在凋零之前
热泪盈眶,四处寻觅
只为献给一个绛红色的老人
一颗如意宝珠
一缕微笑,将生生世世
系得很紧


1995-5,拉萨

达兰萨拉,境内外藏人的寄托......

应推友@yahaosoft  @lttb8844 之建议,今天我特别在达兰萨拉拍摄了以下图片,与大家分享。

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岗坚吉雄

西藏图书馆

乃琼寺

噶厦(西藏流亡政府行政院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

噶栋寺

上密院(十七世噶玛巴法住锡地)

罗布林卡的玛尼堆


罗布林卡

2013年3月19日星期二

朱瑞: 别成为中国的炮灰

昔日的廓尔克王宫  朱瑞摄
19世纪中叶廓尔克(尼泊尔)统治者藏噶巴都 (Jung Bahadur Rana)




文化衔接

没有哪个国家,像尼泊尔这样,随处可见图伯特符号:经幡、经轮、雪狮、八吉祥等,还有举目皆是的寺庙, 以及寺庙里佛雕的形体和神情,都与图伯特毫无二致。而其他国家的佛雕是不同的,仅以强巴佛(又称弥勒佛)为例,在中国出现时,总是肚子凸起,圆圆的脸上,笑逐颜开。而在图伯特和尼泊尔,强巴佛永远是无悲无喜的,庄严的目光低垂,寓意无限,与不久前,我在那兰陀大学的残垣断壁之间看到的佛雕,完全相同!

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古老的尼泊尔王宫深处的矮门,也让我想到图伯特, 想到拉萨帕廓街上那些矮矮的房门,想到我曾居住过的山南地区扎囊县吉如乡日志卡村那家家户户的矮门…….

还有,我在拉萨帕廓街上见到的那些棉质的衣服、丝麻围巾、银手镯……那些最没有局限的设计,呈现着精神的完全开放,今天,我都在加得满都看到了。两个国家的审美,如此相近!我感慨,甚至在人种上,比如“夏尔巴”和“大芒”两族,都有着与藏人相似的面容和气质,据说,“夏尔巴”就是藏语,意为来自东方的人,而“大芒”,也是藏语,意为骑兵。

我仍然记得拉萨的“拉旦厨房”、“亚”旅馆等,那是我在旅行的年代里,离不开的地方。就是后来,我在拉萨工作时,也常和朋友们去“拉丹厨房”享受晚餐。那是在中国很难找到的把物质演变为精神,让人放松的地方,激发着人的灵感和创造力。中国是不一样的,盛产最多的是虚荣,追求豪华和富丽几乎成了时尚。如今,我在尼泊尔,在加得满都和博卡拉的小巷深处,常常会为这些只有在图伯特才得一见的人文美景而住步。

有一点是不同的,乍看上去,尼泊尔显得不修边幅,而图伯特,一入眼,便风情万种。

还有语言,仅发音,就有许多相同之处。从我掌握的可怜的几个藏语单词中,我已发现,尼泊尔人也称寺庙为“贡巴”,称蒸包为“馍馍”,称车子为“莫扎”,称面条为“图巴”……

这是我在印度旅行时, 不曾有过的感受,虽然与中国相比,印度的风俗与图伯特更为接近,比如,印度也有在图伯特随处可见的牛粪饼、甜茶馆等等,但是,与尼泊尔相比,印度就显得边缘了。我常想,如果 一位藏人到尼泊尔定居,即使不懂尼泊尔语,怕也会如鱼得水吧?因为,这两国之间,处处是文化衔接。

兄弟友邦

我是非要到廓尔克的。因为,这里与图伯特千丝万缕。不过,今天的廓尔克,仅仅是个冷清清的小镇,而我抵达的第二天,又赶上罢工,家家店门关闭,只有偶尔传来几声鸡叫。

好在过去的王宫依旧。我走过一个个廓尔克王的肖像,在国王Prithivi Narayan Shah的画像前站立,这显然是被美化了的国王,看上去英俊而威武,很有舞台效应,是的,这个国家正在炫耀和赞美扩张, 因为正是这位廓尔克王,不仅征服了尼泊尔全境,皱形了今天的面积,还以征服整个中部喜玛拉雅地区为目的,与包括图伯特在内的周边国家发生了冲突。

那是1788 年,廓尔克军队入侵图伯特,相继占领了聂拉木、吉隆、宗噶、戎夏等地,虽然图伯特方面奋力抵抗,但廓尔克军最后还是占了优势。为了防止中国的干涉,1789年,图伯特与尼泊尔签订了屈辱条约。

然而, 1791 年底,尼泊尔再次入侵图伯特,劫掠了日喀则和班禅喇嘛的札什伦布寺。于是,乾隆派遣福康安率军声援。当时的正式說法是履行施主的責任,实际上,乾隆本人也承认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1792 年,图伯特和中国联军将廓尔克军驱赶到距离加得满都只有几公里之处。后来,尼泊尔与图伯特签订了条约,内容包括:

1、图伯特与尼泊尔以兄弟友邦相处,绝不发动战争;如果出现纠纷,向在拉萨的安班(驻藏大臣)报告,使之从中调解;图伯特与尼泊尔的边界由皇帝的官员划定。

2、尼泊尔每五年派使者到北京向皇帝进貢,皇帝的政府承诺负责使者途中的开支和交通,并给尼泊尔国王回礼。

3、如果尼泊尔遭到外国攻击,皇帝承诺给予援助。

4、尼泊尔归还从札什伦布寺劫掠的财物,并保证不再提出以1789年条约为依据的权力和铸造图伯特货币问题。

显然,这个条约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甚至中国还有意图进一步干涉图伯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力量。不过,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清政府无睱自顾,在图伯特的势力也就越来越衰微。这种情况下,廓尔克统治者藏噶巴都(Jung Bahadur Rana) ,希望尼泊尔替代中国在图伯特的地位,于是,以过去战争中的一些问题为借口,于1854 年,再次入侵图伯特。

这一次,图伯特和尼泊尔都是独立交战,双方伤亡都很严重,最后,不分胜负地结束。图伯特方面由夏札• 旺秋杰布,尼方由藏噶巴都(Jung Bahadur Rana)作为全权代表,于1856 年 在加德滿都签署了条约,内容如下 :

1、图伯特承諾每年向尼泊尔支付 一万卢比。

2、尼泊尔臣民向图伯特出口货物時免收关税。

3、允许尼泊尔政府在拉萨设立大使馆……

4、尼泊尔归还已占领的图伯特领土。

从条约的实践看,尼泊尔与图伯特双方,虽谈不上互惠,但还是平等地进行了外交活动。后来,当摄政王热振·阿旺益西楚臣罢黜夏札• 旺秋杰布时,尼泊尔总理藏噶巴都(Jung Bahadur Rana)亲自写信问候:“……阁下音信杳无,近来一切可好?甚是挂念……”夏札• 旺秋杰布在回信时,还赠送了藏噶巴都(Jung Bahadur Rana)一张聂拉木产的折叠式雕花条桌。

1862 年,夏札• 旺秋杰布获得摄政王之职,成立新一届图伯特政府时, 特别要求了尼泊尔政府,而不是中国政府予以承认。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夏札•甘丹班觉先生的家里,几次听他谈起藏噶巴都(Jung Bahadur Rana)时期,尼泊尔与图伯特的亲密关系,谈到这位尼泊尔军事首领怎样晋升为总理,也谈到他的先祖怎样在拉萨建立了尼泊尔大使馆等等,总之,他认为,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尼泊尔与图伯特的关系,都是稳定的,尤其是在他的先祖夏札• 旺秋杰布执政时期。

是的,在廓尔克的王宫里,我还看到一幅图伯特代表与廓尔克王Purna Shah交换商贸协议的油画。这段栩栩如生的尼泊尔与图伯特关系史,说的是,尽管双方也有战争,但在本质上,两国之间是完全可以称为兄弟友邦的。

中国插手之后

中国占领图伯特之后,图伯特抵抗军退居木斯塘,那是一个曾经臣属于图伯特的喜马拉雅小国,十九世纪初,被尼泊尔吞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木斯塘国王最怕的就是近在咫尺的解放军了,当然,这也是尼泊尔政府的担忧。因此,图伯特抵抗军的到来,受到了木斯塘国王的欢迎和尼泊尔政府的默许。

木斯塘的地形是十分独特的, 不仅有世界上最深的峡谷,且距离新疆至拉萨的公路很近, 因此,图伯特抵抗军既可以从这里安然无恙地袭击中国军队和附近兵营,还可以作为图伯特南部和东部游击队的后方基地。

然而,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飞往北京,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中断了对图伯特抵抗军的援助。1973年11月,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威胁说,如果尼泊尔不关闭图伯特的抵抗军基地,他就直接采取行动。比兰德国王拉屈服了,与中共配合,以各种手段,包括软硬兼施、背信弃义等,向图伯特抵抗军腑背插刀,迫使木斯塘基地最后不得不宣布解散。美国作家约翰• F•艾夫唐(John F• Avedon)在《雪域西藏流亡记》一书中,具体描写了这一惨痛。 


这次尼泊尔之行,我是计划前往木斯塘的,探访那被各种政治势力最后出卖的图伯特抵抗军基地,缅怀那曾经的希望......然而,诸多原因,使我最后不得不在距木斯塘只有一步之遥的博卡拉停留了下来。

在对博卡拉的三个难民区的采访中,我目睹了这片曾被原始森林覆盖的荒蛮之区,如今已被流亡藏人建成了怎样的文明社区,有医院,学校,地毯厂、老人院等等。然而,一位藏人告诉我:“在难民区里,表面上,你能看到的都是和平,可是,我们的内心,你看不到的却是疼痛。”

事实上,在比兰德拉统治地期,这里的图伯特难民,还是拥有某种程度的自由的。除了不能像尼泊尔公民一样购买房子和土地以外,基本上与尼泊尔公民享有平等地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力,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宗教上的。

但是,随着中国的插手越来越深入,流亡藏人的境遇,也就越来越恶化,如今,尼泊尔政府不仅剥夺了他们公开表达政治意愿的自由,就是宗教活动,也只能在难民区内举行,与此同时,每年续签的难民证,也越来越复杂了,且手续费上涨,除此,图伯特人上大学难,找工作难,做生意难,就是出生在尼泊尔,也成不了尼泊尔的公民……“我们在这里没有未来。”这是我在难民区常听到的一句话。

我是在竹泽仁波切自焚的第二天到达加得满都的,经历了博拿佛塔附近的图伯特难民区,警察明显增多的紧张气氛,看到了3月10日这一天,所有图伯特人的店铺关闭,难民区四周的尼泊尔警察和便衣多如蝼蚁的荒诞情形,据说,图伯特人已被早早警告,不许在任何时刻表达任何政治愿望。所以,他们以关闭店铺,表达对抗暴54周年的纪念和对当局的抗议。

应该说,尼泊尔是最适于图伯特人生存的地方,同为喜马拉雅佛教国家,相似的风俗,相似的语言,相似的审美,相似的人种等等, 然而,中国插手之后,尼泊尔与图伯特之间千百年来稳定和友好,正在变质。其实,中国的罪恶,何止在对图伯特问题上,还有曾经对红色高棉政权的支持,对缅甸军政权和北朝鲜独栽政权的支持等等,显而易见,中国给亚洲带来的是恐惧和灾难,且早已成为文明世界的敌人。还望尼泊尔政府珍视自己的名声,不要为了金钱和小利,在道德和信誉上,成为中国的炮灰。




2013年3月初稿于廓尔克
完稿于加得满都

2013年3月16日星期六

朱瑞: 史料珍存 声文并茂


——RFA敏《记录红色中国》



中共建政以来,殚思极虑把红色中国每一次祸患灾难都乔装改写成喜剧颂歌,欺騙误导中国人,甚至全世界,以求加固这个非法政权。六十多年来,中国人被囚禁在阻挡信息自由来往的“墙”内,一代又一代人从小被迫接受一轮又一轮洗脑,难以逃脱各种闪亮巧妙、指鹿为马谎言的迷惑与围困。一些人因不了解历史真相而自我陶醉,至今还在不分青红皂白地颂扬红色暴君暴政,敌视宪政民主制度 。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女士,十五年来以她特有的对真相的执著追问和敏锐捕捉,通过越洋访谈与短波广播,记录红色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即时受访与往事回忆。这份记录,向生活在新闻封锁高墙内外的听众,提供了很多被中共当局禁止传播的事实,展示红色中国的本质,有力地击碎谎言。应该说,其中不少信息是颠覆性的,促使人不得不重新审视思索曾经发生的一切。

张敏女士所作的采访录和主持制作的节目,如今编辑成多卷本《穿墙的短波》丛书。第一卷《记录红色中国》于2012年10月由香港溯源书社出版。

本书特色之一是,书中记录的受访者谈话都有声音存底。有些篇章附注了目前可在网上搜索到的声音文件链接,方便读者下载收听另存声音版,随书还附送两小时节目选听光碟。听声音,看文字,记录更显真实生动丰满,亦表明本书文字与原播出声音文件之关系。故此,该书可谓 一部极为珍贵的口述历史。

当事人见证红色中国的罪恶

中共建政后,人们记忆中的大事件,如韩战,即所谓“抗美援朝”、“大跃进”、“大饥荒”、“反右”、“文化大革命”、八九“六四”等等……书中都有记录,还有同类书籍较少涉及的“知青的世界革命梦”,以及那个畸形时代的婚恋等等。

每一时期,红色政权开动宣传机器,红色御用文人都如过江之鲫,八仙过海,各种宣传画、报章书籍、戏剧歌曲……铺天盖地,遮天蔽日。日久天长,这种一面倒的红色宣传,也确有水滴石穿功能, 会潜移默化地在人们头脑、心理、精神上穿出千疮百孔,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正常判断力,变成头脑和思想残缺者。

读新书《记录红色中国》,张敏女士通过对当事人和历史研究者的采访,探寻这些影响中国人命运的历史事件的总体脉络与某些重要细节。于一问一答中,让事件的原貌和本质在忠实负责不加雕饰的记录中逐渐展现。

显然,张敏女士对采访题目与对象的选择,经过深长思索斟酌。仅看采访对象,都是当代重大事件亲历者、知情人,他们讲述的往事呈现出时代缩影。例如,两岸三地知名记者陆铿、历史见证人郑念、刘宾雁、林希翎、方励之、许良英、丁子霖、鲍彤、林昭胞妹彭令范、陈光诚等等。又如研究者,有曾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阮铭先生、著有《阴谋》和《人祸》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专家丁抒博士、“文革”研究专家王友琴博士和宋永毅教授……

该书第一辑《红色中国的足迹》首篇《从韩战到“大跃进”》,揭示那场欺騙中国百姓多年的“抗美援朝”真相。所谓“抗美”,其实是与联合国军作战。自那时之后,中国与西方的联系中断了二十多年。阮铭先生分析:( 中共政权)“在朝鲜战争这样的战争气氛下,自然走向极权恐怖主义,后来的‘镇压反革命’,大量杀掉地主,枪毙‘反革命’,还有‘三反’‘五反’‘斗资本家’,都是在这样一种战争气氛之下越来越严重……”

由此看出,这个政权从一开始,就露出血腥杀戮和反人类本质。然而,有多少中国人,或在那些花言巧语之下被埋葬,或始终被蒙騙和利用。

在《记录红色中国》一书中,《上海生与死》作者郑念受访讲述的故事,可说是惊心动魄。一个孱弱无辜的知识女性,只因合法地为外国公司工作过,“文革”中就被关进监狱,长达六年半,而她那唯一的妙齡女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活活打死……

文革研究专家王友琴说:“记住这些死者的名字,表示我们对每一个人生命价值的尊重,也是为了让我们每一个活着的生命能够得到平等的保护。” “作为历史研究,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正视事实,这最重要,没有理由隐瞒这些事实。” 

从《记录红色中国》一书所记录的诸多事例看出,那个时代只要有毛泽东撑腰,就可以任意打死人,不被追究。那么毛泽东是怎样一个统治者呢?不必主持人再作任何评论,读者(听众)心中的答案自然会渐渐清晰———毛泽东是与人类文明对峙的暴君。了解这些被尘封的史实、获取这些被“防火墙”阻挡的信息,也许会使那些毛泽东的崇拜者们醒悟,只要他们不想装睡。

《记录红色中国》一书含括的受访人物与所涉事件,横跨中共统治的六十多年,从中共建政早期直到八九“六四”,以及对维权人士陈光诚等人的迫害。读者从中不难看到中共建政后这些灾难的连续性,同时警示灾难不会停止的必然性。
 
声音与文字并现

阅读往事,难免与当时的历史有距离感,尤其对于年轻读者。《穿墙的短波——记录红色的中国》一书附有DVD声音光碟,含某些受访者声音与历史事件现场实况录音,使人物与场景再现。
 
读到书中《“红八月”————毛泽东与“红卫兵”的暴行》一节,播放此书附送的光碟,随着当年的实况录音资料,来到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北京天安门广场,那尖利刺耳的狂热欢呼声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拖长声音讲话推波助澜的官腔交替,显得尤为恐怖,也很滑稽。

今天放听,不禁想到,在那个时代,为什么全国上下会心甘情愿被毛泽东和这个红色政权愚弄,陷入盲目崇拜,万众趋之若鹜,上演这堪舆希特勒时期相比的一幕。

奥地利著名作家茨维格曾在《昨日的世界》中,描绘过二战之前他在德国旅行,看到那些被激动起来的人群的情景,他说“看吧,这些人们并没有从一战中吸取教训,又被希特勒政权所蛊惑了,人啊,是多么容易疯狂”。他当时的孤单和沉重,甚至绝望,是可以想像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后来才选择离开祖国。

史上并不鲜见,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走在人类精神前列的思想家是何等的孤立,被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所排斥,以至会身陷囹圄,饱受非人折磨甚至杀害。可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红色恐怖”,那是一个绞杀自由思想、不允许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景觀存在的时代。

从张敏女士对林昭胞妹彭令范长达数小时的采访中、从对遇罗克的弟弟遇逻文的采访中,已经把这些精神先驱思想闪光与生命蒙难过程,栩栩如生重现在我们面前。读后不能不静思,六十多年来,中国有多少真正的思想者,被扼杀于表达之初或发声之前。

所以,刘宾雁先生,这位中国著名异议作家对采访者张敏感叹:“在我的内心深处,老实说有时候安静下来,我是很想写一部小说。总觉得中国这样多的苦难,应该是有一部作为真正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我们人民所遭到的这样一些灾难……”

从声文并茂的《记录红色中国》里,随着张敏女士稳定的声音,简洁的语言,一环紧扣一环的问题,听受访者声情并茂的回忆与讲述,读者和听众穿越信息封锁和思想禁锢的高墙,窥见这个人类文明史上少有的红色疯狂时代如何扼杀思想先驱,愚弄劫掠百姓,剥夺民众权利。

珍贵的口述历史

这部涉及红色中国六十多年里若干大事件的访谈辑录,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突破中共官方编写歷史与宣传口径的一元性和壟斷性,也给予那些曾被忽略的階層和社群以表达的机会。 

当年赴朝 老兵薛先生在接受张敏女士采访时,提供了这样一个秘密:“我那时还在学校,由于家庭困难,上学也上不好。后来国家号召‘上军事大学’,自己就积极报名,参加到部队。那时候,被送到‘老闷罐车‘里头,‘咣咣咣’ 家伙五天五宿就载到‘三八线’,脑子发懵了。一看这不是‘军事大学’,弄到山顶上去了,到外国去了。也害怕,想不通,认为领导好像是騙人。说是上‘军事大学’,怎么弄到战场上来了?”

这些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清楚再现了红色中国政权对弱势群体和无助个体的欺騙利用。书中还有对大寨“铁姑娘”郭凤莲、“大庆铁人”王进喜的大徒弟王作福等人物的采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红色中国的新角度,新视野,也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很多重大事件亲历者自述的原始资料。

与绝大多数出生在中国大陆的人士有所不同的是,张敏女士明显地超越了中共惯用的语言和思维体系,平静勇敢地以新闻专业工作与历史视角结合,向读者和听众展示了红色中国的史实。

迄今,《记录红色中国》一书中,接受过张敏女士采访的几位历史见证人,已相继离世,如陆铿、刘宾雁、郑念、林希翎、方励之、许良英等人,他们一生的经历、经验和思考,留在节目录音、网上文字和纸媒书籍中,更弥足珍贵,《记录红色中国》一书,也就越来越沉重和意义深远。



2013年2月完稿于达兰萨拉

首发《动向》(略有改动)http://www.chengmingmag.com/t331/select/331sel33.html

2013年3月10日星期日

朱瑞: 她和流亡藏人共命運

“我媽媽以前在南京醫院當過義工,會打針,她親自給他們打針⋯⋯建立這個難民中心的目的,就是我們自己幫助自己。”

右起第三人为嘉洛顿珠夫人

編者按:這是一篇緬懷達賴喇嘛二哥嘉樂頓珠夫人創辦大吉嶺西藏難民自助中心的故事。未出場的主角朱丹是國民黨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朱緩光將軍的女兒,她一九四八年和嘉樂頓珠結婚,至一九八六年去世,一直和流亡藏族共命運,不願回到她江蘇的老家。難民中心後來由她兒子接手至今,八十六歲的嘉樂頓珠現住在印度一個小鎮上。


我一直對嘉樂頓珠先生的夫人朱丹(達賴喇嘛為她授名DiKi Dolker)充滿了想像。因為,在歷輩達賴喇嘛家族裡,還沒有任何人娶過漢女子,尤其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前後,中國,已是西藏最危險的敵人。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繞西家族的繼承人,嘉樂頓珠先生執著地把生命與一位漢女子連在一起,可以想像,一定承受了不小的壓力。


嘉樂頓珠:傑出的西藏政治家

我是見過嘉樂頓珠先生的。那與眾不同的嚴謹和銳利,讓人不能不想到他那來自達賴喇嘛家族的敏感身份和圖伯特,這半個世紀以來的嚴峻問題。毫無疑問,為圖伯特的自由事業,嘉樂頓珠先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別的不說,僅在藏中談判上,他曾說服鄧小平開放印藏邊界,使兩邊的藏人得以朝聖達賴喇嘛尊者,並且親人相見;他還說服了鄧小平恢復十世班禪大師的政協副主席職務,與鄧一起制定了在西藏教授藏語的長遠計劃等等。

可能有人會把這些進展歸結為鄧小平時代解決西藏問題的積極態度,嘉洛頓珠先生也常謙虛地這樣總結。然而,人所共知的事實是,共產黨政權,不管誰掌握,本质都是一樣的。我的意思是,藏中談判所以取得這些成果,歸根到底,與嘉洛頓珠先生作為成熟的政治家所做出的努力是分不開的,那其實也是一場智慧的較量。嘉洛頓珠畢業於南京政治大學,和國民黨的高層甚至蔣介石宋美齡等,多有交往。一句話,他瞭解中國和中國人,且把圖伯特的榮辱,看得比甚麼都重要。那麼,這樣一位理性的政治家,為甚麼會被一位漢女子牽動了情感?她究竟是一位怎樣的人?

很偶然地,在大吉嶺西藏難民自助中心,我見到了嘉洛頓珠先生的大兒子凱度頓珠。不由自主地,他談起了母親。話題就從我走進西藏難民自助中心辦公室見到牆上的照片開始。凱度頓珠先生指著那照片說:「這是我的母親,她建立了這個西藏難民自助中心。」

「我的祖母是一九五六年在印度第一次見到我母親的,她很喜歡我母親,母親很能幹,很會煮菜,親自照顧我們,我的姑姑吉尊白瑪和叔叔阿里仁波切,也是在她的照撫下長大的。阿里仁波切只大我六歲。我們同在基督教學校讀書,同時畢業。」

嘉樂夫人五九年創辦難民中心

「我母親出生於蘇州一個國民黨的將軍家庭,畢業於雲南大學。在選拔去美國留學的考試中,她得了全中國第一名。」凱度頓珠說,「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二年,我母親在南京的一個醫院做義工,和我爸爸相識,母親比我爸爸大六歲,他們是一九四八年在上海結婚的。後來,爸爸帶著我媽媽來到印度,一九五一年開始住在大吉嶺,因為這邊離西藏很近。事實上,一九五○年開始,我爸爸就在這邊做工作了,跟印度和美國政府來往,那時,西藏就出了問題。」

「那麼,是甚麼原因使您的母親決定建立這個難民中心的?」 我問。

「一九五九年開始,很多圖博人出來,他們沒有地方住。每天早晨都有五十多人排隊,在我家門前要飯。那時,我的工作就是拿飯給大家,有時是糌粑,有時是粥飯⋯⋯看到這種情形,我媽媽很難過,就說,這樣不行。她就問這些從圖博逃過來的人『你們以前在西藏做過衣服嗎?』他們說『做過』『織過地毯嗎?』他們說『織過』。於是,我媽媽就到我過去讀書的基督教學校,跟他們借了一塊空地,建起了這個難民中心。開始只有四個人,接下來每年都要增加一兩百人,甚至三百人,最後這個難民中心達到了兩千多人。

「這麼多人,要吃、要住,小孩要上學,老人要看病⋯⋯我媽媽先跟他們一起蓋起了自己的房子,又建了托兒所、學校、 醫院、老人院、地毯廠等等,我媽媽以前在南京醫院當過義工,會打針,她親自給他們打針⋯⋯建立這個難民中心的目的,就是我們自己幫助自己。」

這樣,從一開始就立下了「自助」的原則,實在讓我吃驚。不要說那時,就是今天,也還是可以得到外國援助的。但是,這位女士以卓越的眼光決定了自給自足的方向,一步步建立了一個完整的流亡社區,不能不讓人欽敬。後來,這個中心成了流亡社區的典範。當然,在凱度頓珠先生接手後,又以現代的視角,增加了一些給年輕人的工作,比如印刷廠,檢驗所等。

和藏人的孩子一道走過艱難歲月

凱度頓珠先生親自帶我來到大吉嶺難民自助中心的地毯廠、醫院、老人院、學校、印刷廠、牙醫珍所、商店等等,並進行了講解。而最讓我感動的是,難民自助中心的人看病,包括吃藥和各種治療,都是勉費的。我說:「在加拿大,我們吃藥還要自己花錢呢,這裡的醫療福利太好了!」

「而且我們是自助中心,非但不要流亡政府一分錢,還要每年往銀行存一些錢。」凱度頓珠先生說著,看到幾個小孩子在商店門前玩耍,就凝視了他們一會兒,感慨:「這都是我們的孩子啊!」

這些孩子都是大吉嶺西藏難民中心的藏人後代,凱度頓珠一家,和他們走過了最為艱難的歲月,如今已成了一個整體。每見到一個人,凱度頓珠先生都如同家人一樣,跟他們打招呼,我注意到他沒有說「扎西得勒」,而是說:「德布欽貝?」這很有趣,在早期的西藏,人們就是這樣問好的。

在西藏難民自助中心的地毯廠,我發現了一種打羊毛的車,和傳統的不一樣,不是用手搖,而是用腳踩,速度快了幾倍。凱度頓珠先生解釋:「這是我媽媽發明的。曾經有一位中國人來這裡,看到這個腳踩車後,一定要帶回去一台進行仿製⋯⋯」

尼泊爾的地毯是有名的,而這個技術來自於西藏,從很早的時候起,西藏的崗巴地毯工藝就是出了名的,現在,大吉嶺西藏難民自助中心的地毯廠,就繼承了西藏傳統的地毯工藝,深受人們歡迎。一九八五年在盧森堡舉行展覽時,很是成功。

「開始,我媽媽去尼泊爾買西藏的羊毛,後來,她去拉達克買,在那邊,有二百多圖博農民,他們有很多羊,我媽媽就去買他們的羊毛,再帶回大吉嶺做羊線、地毯,並且,我們都是用植物染色,是用大吉嶺的茶染色⋯⋯」

夫人將生命完全融入西藏命運中

一九七五年,達賴喇嘛尊者第一次來這裡,後來,印度總理等,也都來過這裡參觀。我進去時,還看到一些印度人和老外正在這裡參觀。

「建立難民中心這塊土地,還有著另一個意義,曾經,十三世達賴喇嘛流亡時就住在了這裡。」凱度頓珠先生補充道。

「是啊,在查爾斯貝爾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傳》中,他專門描繪過十三世達賴喇嘛流亡的地方,說那是在一片森林裡,他常去那裡送米麵水果等,原來是這裡啊!」我感慨,因為這是我一直渴望的地方,也算是踏破鐵鞋無覓處了。

從西藏難民自助中心回來時,我又到了嘉樂頓珠先生和他的太太曾經居住的房子,凱度頓珠先生說:「還都是原來我爸爸媽媽居住的樣子,什麼都沒有變。」

這是我看到的最為古色古香的布置了,十分雅致,看得出曾經的女主人,這個把自己的生命與西藏的命運完全凝結在一起的漢女子的品位,是不同凡俗的。說實話,我無法想像,她是怎樣完成了語言習俗的轉變,怎麼把自己完全融入西藏世界的。

「我媽媽是在一九八六年生病去世的。接下來這個中心的人就找到我,讓我到這邊工作,我說『我媽媽沒有說讓我做這個事』。後來,一九八七年,達賴喇嘛說,這個中心的人找到了他,讓我到這邊工作,說是民主選舉的。所以一九八七年開始,我就在這邊工作了,如今二十五年了。我不拿薪水,完全是義工,我讓那些老人把我媽媽以前說過的話寫下來,變成我們的規矩。」

離開大吉嶺時,我頻頻回頭,凝望著這座繞西家族留下的房子,凝望十三世達賴喇嘛流亡時居住過的那片山巒,沒有想到,數年後,竟成了流亡藏人的避難所。

應該感謝嘉樂頓珠夫人,這不是僅有奉獻精神就能夠實現的,還需要非凡的毅力和能力。據說,直到最後,她都不願意回到家鄉,縱使嘉樂頓珠先生赴中國談判時,她也沒有回去,寧願留著對老家的回憶。據說,她去世後,人們紛紛向她獻花,隊伍綿延,所有的大吉嶺的圖伯特人都到了。


2013年2月完稿於加德滿都


转自《开放》杂志三月号: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