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媽以前在南京醫院當過義工,會打針,她親自給他們打針⋯⋯建立這個難民中心的目的,就是我們自己幫助自己。” |
右起第三人为嘉洛顿珠夫人 |
編者按:這是一篇緬懷達賴喇嘛二哥嘉樂頓珠夫人創辦大吉嶺西藏難民自助中心的故事。未出場的主角朱丹是國民黨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朱緩光將軍的女兒,她一九四八年和嘉樂頓珠結婚,至一九八六年去世,一直和流亡藏族共命運,不願回到她江蘇的老家。難民中心後來由她兒子接手至今,八十六歲的嘉樂頓珠現住在印度一個小鎮上。
我一直對嘉樂頓珠先生的夫人朱丹(達賴喇嘛為她授名DiKi Dolker)充滿了想像。因為,在歷輩達賴喇嘛家族裡,還沒有任何人娶過漢女子,尤其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前後,中國,已是西藏最危險的敵人。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繞西家族的繼承人,嘉樂頓珠先生執著地把生命與一位漢女子連在一起,可以想像,一定承受了不小的壓力。
嘉樂頓珠:傑出的西藏政治家
我是見過嘉樂頓珠先生的。那與眾不同的嚴謹和銳利,讓人不能不想到他那來自達賴喇嘛家族的敏感身份和圖伯特,這半個世紀以來的嚴峻問題。毫無疑問,為圖伯特的自由事業,嘉樂頓珠先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別的不說,僅在藏中談判上,他曾說服鄧小平開放印藏邊界,使兩邊的藏人得以朝聖達賴喇嘛尊者,並且親人相見;他還說服了鄧小平恢復十世班禪大師的政協副主席職務,與鄧一起制定了在西藏教授藏語的長遠計劃等等。
可能有人會把這些進展歸結為鄧小平時代解決西藏問題的積極態度,嘉洛頓珠先生也常謙虛地這樣總結。然而,人所共知的事實是,共產黨政權,不管誰掌握,本质都是一樣的。我的意思是,藏中談判所以取得這些成果,歸根到底,與嘉洛頓珠先生作為成熟的政治家所做出的努力是分不開的,那其實也是一場智慧的較量。嘉洛頓珠畢業於南京政治大學,和國民黨的高層甚至蔣介石宋美齡等,多有交往。一句話,他瞭解中國和中國人,且把圖伯特的榮辱,看得比甚麼都重要。那麼,這樣一位理性的政治家,為甚麼會被一位漢女子牽動了情感?她究竟是一位怎樣的人?
很偶然地,在大吉嶺西藏難民自助中心,我見到了嘉洛頓珠先生的大兒子凱度頓珠。不由自主地,他談起了母親。話題就從我走進西藏難民自助中心辦公室見到牆上的照片開始。凱度頓珠先生指著那照片說:「這是我的母親,她建立了這個西藏難民自助中心。」
「我的祖母是一九五六年在印度第一次見到我母親的,她很喜歡我母親,母親很能幹,很會煮菜,親自照顧我們,我的姑姑吉尊白瑪和叔叔阿里仁波切,也是在她的照撫下長大的。阿里仁波切只大我六歲。我們同在基督教學校讀書,同時畢業。」
嘉樂夫人五九年創辦難民中心
「我母親出生於蘇州一個國民黨的將軍家庭,畢業於雲南大學。在選拔去美國留學的考試中,她得了全中國第一名。」凱度頓珠說,「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二年,我母親在南京的一個醫院做義工,和我爸爸相識,母親比我爸爸大六歲,他們是一九四八年在上海結婚的。後來,爸爸帶著我媽媽來到印度,一九五一年開始住在大吉嶺,因為這邊離西藏很近。事實上,一九五○年開始,我爸爸就在這邊做工作了,跟印度和美國政府來往,那時,西藏就出了問題。」
「那麼,是甚麼原因使您的母親決定建立這個難民中心的?」 我問。
「一九五九年開始,很多圖博人出來,他們沒有地方住。每天早晨都有五十多人排隊,在我家門前要飯。那時,我的工作就是拿飯給大家,有時是糌粑,有時是粥飯⋯⋯看到這種情形,我媽媽很難過,就說,這樣不行。她就問這些從圖博逃過來的人『你們以前在西藏做過衣服嗎?』他們說『做過』『織過地毯嗎?』他們說『織過』。於是,我媽媽就到我過去讀書的基督教學校,跟他們借了一塊空地,建起了這個難民中心。開始只有四個人,接下來每年都要增加一兩百人,甚至三百人,最後這個難民中心達到了兩千多人。
「這麼多人,要吃、要住,小孩要上學,老人要看病⋯⋯我媽媽先跟他們一起蓋起了自己的房子,又建了托兒所、學校、 醫院、老人院、地毯廠等等,我媽媽以前在南京醫院當過義工,會打針,她親自給他們打針⋯⋯建立這個難民中心的目的,就是我們自己幫助自己。」
這樣,從一開始就立下了「自助」的原則,實在讓我吃驚。不要說那時,就是今天,也還是可以得到外國援助的。但是,這位女士以卓越的眼光決定了自給自足的方向,一步步建立了一個完整的流亡社區,不能不讓人欽敬。後來,這個中心成了流亡社區的典範。當然,在凱度頓珠先生接手後,又以現代的視角,增加了一些給年輕人的工作,比如印刷廠,檢驗所等。
和藏人的孩子一道走過艱難歲月
凱度頓珠先生親自帶我來到大吉嶺難民自助中心的地毯廠、醫院、老人院、學校、印刷廠、牙醫珍所、商店等等,並進行了講解。而最讓我感動的是,難民自助中心的人看病,包括吃藥和各種治療,都是勉費的。我說:「在加拿大,我們吃藥還要自己花錢呢,這裡的醫療福利太好了!」
「而且我們是自助中心,非但不要流亡政府一分錢,還要每年往銀行存一些錢。」凱度頓珠先生說著,看到幾個小孩子在商店門前玩耍,就凝視了他們一會兒,感慨:「這都是我們的孩子啊!」
這些孩子都是大吉嶺西藏難民中心的藏人後代,凱度頓珠一家,和他們走過了最為艱難的歲月,如今已成了一個整體。每見到一個人,凱度頓珠先生都如同家人一樣,跟他們打招呼,我注意到他沒有說「扎西得勒」,而是說:「德布欽貝?」這很有趣,在早期的西藏,人們就是這樣問好的。
在西藏難民自助中心的地毯廠,我發現了一種打羊毛的車,和傳統的不一樣,不是用手搖,而是用腳踩,速度快了幾倍。凱度頓珠先生解釋:「這是我媽媽發明的。曾經有一位中國人來這裡,看到這個腳踩車後,一定要帶回去一台進行仿製⋯⋯」
尼泊爾的地毯是有名的,而這個技術來自於西藏,從很早的時候起,西藏的崗巴地毯工藝就是出了名的,現在,大吉嶺西藏難民自助中心的地毯廠,就繼承了西藏傳統的地毯工藝,深受人們歡迎。一九八五年在盧森堡舉行展覽時,很是成功。
「開始,我媽媽去尼泊爾買西藏的羊毛,後來,她去拉達克買,在那邊,有二百多圖博農民,他們有很多羊,我媽媽就去買他們的羊毛,再帶回大吉嶺做羊線、地毯,並且,我們都是用植物染色,是用大吉嶺的茶染色⋯⋯」
夫人將生命完全融入西藏命運中
一九七五年,達賴喇嘛尊者第一次來這裡,後來,印度總理等,也都來過這裡參觀。我進去時,還看到一些印度人和老外正在這裡參觀。
「建立難民中心這塊土地,還有著另一個意義,曾經,十三世達賴喇嘛流亡時就住在了這裡。」凱度頓珠先生補充道。
「是啊,在查爾斯貝爾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傳》中,他專門描繪過十三世達賴喇嘛流亡的地方,說那是在一片森林裡,他常去那裡送米麵水果等,原來是這裡啊!」我感慨,因為這是我一直渴望的地方,也算是踏破鐵鞋無覓處了。
從西藏難民自助中心回來時,我又到了嘉樂頓珠先生和他的太太曾經居住的房子,凱度頓珠先生說:「還都是原來我爸爸媽媽居住的樣子,什麼都沒有變。」
這是我看到的最為古色古香的布置了,十分雅致,看得出曾經的女主人,這個把自己的生命與西藏的命運完全凝結在一起的漢女子的品位,是不同凡俗的。說實話,我無法想像,她是怎樣完成了語言習俗的轉變,怎麼把自己完全融入西藏世界的。
「我媽媽是在一九八六年生病去世的。接下來這個中心的人就找到我,讓我到這邊工作,我說『我媽媽沒有說讓我做這個事』。後來,一九八七年,達賴喇嘛說,這個中心的人找到了他,讓我到這邊工作,說是民主選舉的。所以一九八七年開始,我就在這邊工作了,如今二十五年了。我不拿薪水,完全是義工,我讓那些老人把我媽媽以前說過的話寫下來,變成我們的規矩。」
離開大吉嶺時,我頻頻回頭,凝望著這座繞西家族留下的房子,凝望十三世達賴喇嘛流亡時居住過的那片山巒,沒有想到,數年後,竟成了流亡藏人的避難所。
應該感謝嘉樂頓珠夫人,這不是僅有奉獻精神就能夠實現的,還需要非凡的毅力和能力。據說,直到最後,她都不願意回到家鄉,縱使嘉樂頓珠先生赴中國談判時,她也沒有回去,寧願留著對老家的回憶。據說,她去世後,人們紛紛向她獻花,隊伍綿延,所有的大吉嶺的圖伯特人都到了。
2013年2月完稿於加德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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