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31日星期二

朱瑞:在西藏,我们毁了多少“圆明园”?


我家附近有一座小湖,远处望去,和水塘差不多,很不起眼。但是,到了近处,那野生植物的熏香,那动物们踩出的若隐若现的小路,那清清的涟漪,简直天上人间。但是,这座小湖不对外开放,只供周围的居民享受,或钓鱼或划船。那些私家的小船就系在岸边,悠然自得。

加拿大对环境的保护,是中国人无法理解的 。即便如此,加拿大人还是在批评政府,没有好好地保护自然环境,因此,并不多见的采矿、采油计划,常被迫停了下来。

我曾写过,如果说加拿大是一幅水彩画,而西藏,就是一部艺术史。是的,西藏之美,有种饱含沧桑的厚重 。以湖泊为例,简直多得数不完,还有随处可见的温泉、冷泉、热泉。单说拉萨的地下水,其丰富,怕是世上罕见。像拉萨的祖拉康(汉名大昭寺),就是建在一片湖泊之上的。我在拉萨时,几位祖拉康的僧人,最自豪的,莫过于指引我,倾听地下水流动的声音。我常想,这些水,是不是和北方的拉鲁湿地的地下水相通呢?传说,拉鲁湿地的下面,是无边无际的大海,调解着拉萨的气候,是拉萨的肺。

然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军队就在拉鲁湿地挖掘排水渠和修筑道路,经过几十年的“改造”,不要说大海,连一座小湖也不见了,到我在拉萨工作时,沙化已十分严重,每次经过,脸上都会挂一层细沙。还有拉萨市内的流沙河,也被当局“整治”得早就无影无踪了。不久前,我在唯色的博客上又看到了《“拉萨地下水快被神力房地产抽光了……”》一文,很是担心,这一切,将会给拉萨的气候、人的健康,带来怎样的灾难?更可怕的是,这种问题,遍布西藏各地,连那些极为偏远的神山圣湖,如今,也在被毫无顾及地抢劫!

我们总是不忘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痛,却没有看到,中国对周边弱小国家的欺辱,尤其对西藏文明的摧残, 相当于火烧多少个圆明园?!

不仅如此,我们还把这些殖民罪恶,冠以“发展”“建设”的美名,愚弄、愚昧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其结果是,对2008年的西藏全民抗暴,对2008年以后的残酷镇压,对今天藏人的惨烈自焚,很多中国人,都缺少最基本的认知和理解。

自焚发生以来,我的博客常有一些恶意的留言,都是对自焚的咒骂,当然,我都没有放行,不是扼杀不同的声音,而是,这些声音本身,就是一种暴力。

所以,每当传来自焚的消息,我都非常难过。在反对殖民的压榨中,西藏,失去了多少优秀儿女?!留住生命,就是留住青山啊。当第49位自焚英雄,草登寺18岁的僧人洛桑洛增牺牲的悲讯传来时,我与达兰萨拉格尔登寺的一位僧人,谈了好久。他和洛桑洛增一同长大,又同在一位上师的指导下修习佛法。他说,洛桑洛增非常精进,特别对《因明学》,有着与众不同的兴趣。他说,王力雄先生说得好,不能再自焚了,如果每个英雄都这样牺牲的话,我们今后怎么办?剩下的还有什么?

这位出家人还跟我谈到了他的家乡阿坝,如今,当局为了修建电站,正在强行一些村庄搬迁,他的家人,还常发现一些陌生的汉人,到他们的村庄附近勘察矿藏。不久前,上面为了改道河流,也动员了他家所在的村庄搬迁,而村民们聚在一起,发誓,死也不离开这块祖辈留下的土地.......

穿越加拿大这片和平的水泽,远望西藏,那储存过旷世文明的清凉雪域,那世代虔敬佛法的人们,如今,正在面临着怎样的劫难?甚至献出生命,也保不住一座寺院,一座村庄,一条河流的自然风貌。



完稿于2012年7月31日

2012年7月29日星期日

群雄逐鹿蓝毗尼

Battleground Lumbini

作者:莫拉•莫伊尼汉(Maura Moynihan)
译者:更桑东智(@johnlee1021)
原文发表时间:2012年4月10日
原文网址:http://www.rangzen.net/2012/04/10/battleground-lumbini/



日本佛教徒在蓝毗尼修建的世界和平塔

蓝毗尼(Lumbini),这个古老的佛教朝圣地,现在成了各种矛盾冲突的竞技场。尼泊尔的毛派政府正在实施一项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开发计划,这项计划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而资金则来自一些与中共关系密切的投资人。

坐落在尼泊尔西南部密林中的蓝毗尼是佛陀的诞生地,距离印度边界6公里,是一处印度教国度里的佛教圣地,四周围绕着穆斯林村庄,一千年以前便遭废弃,后来又在19世纪由欧洲考古学家发掘出土。今天的蓝毗尼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世界遗产,也是全世界十亿佛教徒的朝圣目的地。

随着尼泊尔的毛派政府在此实施一项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开发计划,蓝毗尼也成了矛盾冲突的竞技场。这项几乎表面上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而参与计划的国际投资团队中,有很多人是中国的盟友。

2012年3月12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宣布计划将在2012年4月访问尼泊尔,以促进新的蓝毗尼项目。尼泊尔很少有机会接待这样级别的使节。以前只有一位联合国秘书长曾经访问过这个偏僻的喜马拉雅山国家——缅甸的吴丹(U Thant),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曾在1967年访问蓝毗尼。

据称,受到秘书长潘基文支持的蓝毗尼计划实际上控制在尼泊尔毛派的最高领导普斯帕·卡马尔·达哈尔(Pushpa Kamal Dahal)手中,人们熟知的是他革命时期的化名“普拉昌达”(Prachanda)或“火爆脾气”(The Fierce One)。加德满都的报纸上充满了人们质疑的声音,为什么秘书长潘基文会支持达哈尔做一个佛教圣地项目的主管?他是一个印度婆罗门教徒(Hindu Brahmin),而且是造成巨大创伤的尼泊尔内战的(毛派武装)总司令。

1996年,达哈尔发动叛乱,毛派武装暴力袭击了尼泊尔的村庄,洗劫了银行和商店,屠杀了超过15000名平民,挟持和虐待男人、女人和大量儿童,让这些人为他的“人民解放军”扛枪,这支军队征服了沙阿拉纳王朝(Shah-Rana dynasty)[1],并使得毛派最终掌权。

2011年,尼泊尔总理巴布拉姆•巴塔拉伊(Baburam Bhattarai)任命达哈尔担任新成立的“蓝毗尼发展国家指导委员会”主任。达哈尔——似乎在一夜之间——就为项目找来了三十亿美元。资金来源则是一家身份可疑的香港机构,名叫“亚太合作与交流基金会”(APECF)。这个机构由达哈尔和一位名叫肖武男[2]的人以及其他一些与北京的中共领导人关系密切的投资者共同执掌。

达哈尔在2011年访问北京之后成为报纸头条,他无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成立已久的蓝毗尼发展信托基金会(Lumbini Development Trust)的权威,直接与亚太合作与交流基金会(APECF)[3]以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达成交易。尼泊尔和联合国有关官员谴责这一幕后交易是非法的。

2012年3月21日,一位联合国发言人宣布秘书长潘基文推迟他的尼泊尔之旅,原因是担心尼泊尔政府“缺乏准备”。但是这个项目依旧继续进行。2011年底,未经与尼泊尔旅游业领导们协商,毛派政府仓促宣布2012年为“蓝毗尼观光年”。中国驻尼泊尔大使杨厚兰2011年甫一上任,首先对蓝毗尼进行了正式访问。

迦毗罗卫之旅

蓝毗尼是尼泊尔隐秘的宝藏之一,从加德满都驱车大约需要八个小时,一路穿行于崇山峻岭间的峡谷,谷底是绿松石般的蒂斯塔河。公路蜿蜒向南最后进入德瑞(Terai),那里土地平坦,森林茂密,空气潮湿。


蓝毗尼的摩耶提毗神庙

随着蓝毗尼渐行渐近,一种无形的庄严悄然而降。由迦毗罗卫国(Kapilavatsu)时期古老的砖石围砌成的摩耶提毗神庙(Maya Devi Temple)坐落于此,就在这个地方,公元前6世纪的摩耶王后(Queen Maya)梦见一头白象进入了她的躯干,然后她生下了悉达多(Siddhartha)王子。王子降生后,周行七步[4]并宣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今兹而往,生分已尽”。摩耶王后不久便去世了,悉达多的父亲将他扣留在王宫中很多年。一天夜里,王子逃出了王宫,路上他遇见了一个麻风病人、一个乞丐和一具尸体,从那时起,他宣布放弃自己的王国,开始追求解脱觉悟之道。

从天光初启到暮色四合,朝圣者们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鞠躬祈祷,这种虔诚的宁静时或被水泵的吱嘎声所打断,这台水泵从水塘里抽水灌溉干渴的草坪。僧侣们围坐在菩提树下,阵阵祈祷在风中传诵。博巴们挂起的经幡和风马旗将菩提树连成一体。

1978年,日本著名建筑设计师丹下健三(Kenzo Tange)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5],在分别代表小乘(Theravada)和大乘(Mahayana)传承的东区和西区之间,设计了一条红砖铺就的人行步道。在大约一个小时的“寺院之旅”中,你会与来自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越南、韩国、日本、印度、中国和尼泊尔等国家的僧侣不期而遇,在尼泊尔茂密的丛林深处感触整个亚洲。

蓝毗尼依然还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尽管有了些旅馆,但还没有购物中心或豪华度假村,还不是一个像很多报道中所说的一个“佛教迪斯尼乐园”,至少目前还不是。尽管蓝毗尼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人文自然美景,但是当地民众生活贫困。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水牛在稻田里耕作,母亲在柴火上搅拌着木豆,豺狼和秃鹫主宰着黑夜。从两千五百年前佛陀走过这片丛林直到今天,这样的生活一直在延续。

达哈尔与亚太交流合作基金会签订的项目打算兴建一系列豪华旅馆和零售商业网点。一些国际投资人将为项目提供资金,他们中的很多人有着长期的利益关联,这些人要同时关注保持蓝毗尼的圣洁以及如何让当地民众从中获益。

2011年10月,美国政府取消了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一度的捐助。中国则首次捐助了800万美元。卡塔尔提供了2000万美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几十年来一直积极参与促进尼泊尔的教育、科学和文化发展。美国援助的终止留下了一个空间,而中国可以通过被占领的图伯特,用它的财富和与尼泊尔的战略亲近关系轻易地加以填充。深藏在尼泊尔德瑞地区的蓝毗尼现在成为了中国影响力的势力范围。

佛陀土地上的毛主席

那么中国的政治局为何要设法掌控蓝毗尼?很多分析人士相信,其中一个动因是为了削弱达赖喇嘛和其他一些佛教高僧大德的地位,北京认为这些人士是他们在西藏和佛教问题上的政治对手,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将来。达赖喇嘛仅在1981年被允许对尼泊尔进行了为期6个小时的访问,当时他在蓝毗尼举行了一次祈祷法会。

如果尼泊尔毛派势力和中国之间达成的开发蓝毗尼的计划得到认可,那么达赖喇嘛,这位佛教信仰活着的象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流亡印度53年的僧人,将毫无疑问地被拒之门外。

在图伯特爆发的自焚抗议已经给中共造成了一场公共关系的噩梦。中国对图伯特佛教徒有系统的迫害引发了这场危机。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了所有的图伯特寺院,僧侣们被迫接受共产主义“再教育”。很多博巴因为捍卫自己的信仰而遭到杀害、逮捕和酷刑。中共宣称要控制“朱古”,即转世喇嘛的选择,并且扬言它将选择下一世的达赖喇嘛,还到处恶言诽谤达赖喇嘛是“纳粹”和“乱伦的杀人犯”。

图伯特难民已经与他们的尼泊尔东道主和平生活了53年,现在却受到来自毛派政府的打击。图伯特喇嘛依然受到尼泊尔民众的高度尊敬,而“图伯特品牌”数十年来一直在给尼泊尔带来游客和财富。但是,在加德满都充满焦虑的集会上,博巴们在思量,随着中国将它的长手伸进毛泽东所说的“西藏的五根手指”——拉达克、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鲁纳恰尔,该如何继续生存下去?

蓝毗尼与尼泊尔的民族主义

围绕蓝毗尼的争斗,在尼泊尔人中间成为了一个有关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的议题。“尼泊尔关注佛教徒协会”(Concerned Buddhist Citizens of Nepal)会长沙坤• 舍尔昌德(Shakun Sherchand)在一封致潘基文的公开信中写道:

“普斯帕•卡马尔•达哈尔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毛泽东主义的婆罗门。他一再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对佛教不杀生(非暴力)原则的侵犯。达哈尔过去的罪行 必须在国际法院受到审判。有可靠的证据证明他与导致15000人丧身的暴行有关。最近,他还受到来自他党内同志的贪污指控,指控他滥用党内资金为自己谋利。

“他既不是民族上的佛教徒,也不是个人信仰上的佛教徒,也从来没有为佛教和佛教徒的权利做过任何理性的贡献。让达哈尔离开‘蓝毗尼发展国家指导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并由有见识的佛教喇嘛取而代之是合乎道德的。恳请您建议达哈尔不要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从蓝毗尼开始,损害佛教徒的权利把佛陀的故乡变成战场。”

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副会长、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助理库尔•钱德拉•高塔姆(Kul Chandra Gautam)对记者米克尔•邓纳姆(Mikel Dunham)说:“联合国介入蓝毗尼事务的主要原则是传播和平文化而不是容忍颂扬暴力。最有讽刺意味的事情莫过于,联合国秘书长在佛陀诞生的圣地与一个冥顽不化的双手沾满鲜血的叛乱领袖共同主持一个会议。佛陀放弃了他的王国,去在全世界传播和平与非暴力的讯息。”

库尔•钱德拉•高塔姆(Kul Chandra Gautam)和杰出的记者卡纳克•曼•迪克西特都受到了死亡威胁。后者曾经指出毛派政府蓝毗尼计划的诸多缺陷。《红卫兵》(Lalrakshak)杂志2012年1月刊将迪克西特称为“人民公敌”。“保护记者委员会”在2012年的一份报告中记录了,在毛派政府掌权之后,针对新闻记者的谋杀出现了一个高峰。

在加德满都,一位德高望重的尼泊尔佛教徒说:“中共在图伯特和中国摧毁了数千座佛教寺院,对佛教徒进行迫害,他们官方将佛教称为‘一种需要根除的疾病’。他们想得到蓝毗尼,这样他们就可以控制我们信仰的未来,控制那些他们认为对共产党构成威胁的东西。全世界的佛教社会应当对此予以密切关注。”

蓝毗尼、图伯特和全球佛教徒对话

中国不断在亚洲推进它的霸权野心,同时还要努力掩盖中共政治局内部激烈的派系斗争以及中共帝国到处爆发的统治危机。在这样的形势下,蓝毗尼成为了象征主义与真理之间角力的战场。

有一种力量可以遏制毛泽东主义的暴力信条,那就是全世界十亿佛教徒。博巴们是这个全球僧伽团体中的重要部分。在目前这个灾难性的时刻,对蓝毗尼的争夺为图伯特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全球佛教徒对话机制内赢得支持。

是时候把全世界的佛教徒动员起来问一个问题了——谁将决定蓝毗尼的未来?是毛泽东还是佛陀?


译注:


[1]沙阿王朝(Shah Dynasty,1768-2008)是尼泊尔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制王朝,由尼泊尔西北部的廓尔喀公国第10代王公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Pritthvi Narayan Shah)于1768年建立。沙阿王朝在政治上有较大成就。它实现了大尼泊尔的第一次完全统一,奠定了现在尼泊尔的版图,是尼泊尔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但其文化成就不及前代马拉王朝,其统治后期已经使尼泊尔沦为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列(1971年被联合国评定为最不发达国家)。沙阿王朝是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其历史可分成:前史、开国与君主专制时期、拉纳家族独裁时期、第一次立宪君主制时期、潘查亚特体制时期、第二次立宪君主制时期。2008年5月28日,尼泊尔国会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立国达240年之久的沙阿王朝宣告结束。——来源“百度百科”

[2]肖武男,男,1964年5月出生于北京,籍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研究生毕业。曾在中国工商银行、对外经济贸易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部门工作。现任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执行副主席,联合国宗教理解与合作组织(NGO)国际主席,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伦敦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高级顾问,以色列海法大学(University of Haifa)董事局执行董事,美国克莱蒙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高级研究员,韩国东国大学(Dongguk University)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鉴真佛学院荣誉院长,荣誉博士学位。——“亚太合作交流基金会”网站

[3] 原文中为APEC(即“亚太经合组织”),对照上下文,此处应为作者笔误,应当为上文提到的“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APECF)。查阅有关资料,亚太经合组织没有参加蓝毗尼项目。在2011年7月15日在北京签订有关蓝毗尼 项目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及“协助蓝毗尼(尼泊尔文化特区)特别开发区框架设计”等文件的是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可参见“亚太合作基金会”官方网站。

[4] 此处原文中为“五步”,但根据有关佛教故事和经典记载,佛陀降生后“周行七步,步步生莲”。因此在译文中改为“七步”。

[5]丹下健三(KenzoTange)1913年生于大阪,1938年从东京大学建筑系毕业,1949年,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地点原址建造和平中心的设计比赛中胜出,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丹下健三强调建筑的人性,他说:“虽然建筑的形态、空间及外观要符合必要的逻辑性,但建筑还应该蕴涵直指人心的力量。这一时代所谓的创造力就是将科技与人性完美结合。”1987年他获得成为普利兹克建筑奖。1964年东京奥运会主会场——代代木国立综合体育馆,是丹下健三结构表现主义时期的顶峰之作,具有原始的想像力,达到了材料、功能、结构、比例,乃至历史观的高度统一,被称为20世纪世界最美的建筑之一。日本现代建筑甚至以此作品为界,划分为之前与之后两个历史时期。而他本人也赢得日本当代建筑界第一人的赞誉。

1970年,尼泊尔王国政府正式开始对蓝毗尼的开发,并同时成立了蓝毗尼开发委员会。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蓝毗尼开发委员会委托日本建筑工程师丹下健三(KenzoTange)对蓝毗尼园进行设计规划。此规划分为三个部分:一、花园圣地,为文物保护区,以阿育王石柱、菩提树、水池、摩耶夫人庙和遗留下来的砖墙为主;二、寺院区,以各国佛教组织援建的寺院为主;三、花园区和寺院绿化区,除建筑物和路面,其它地区皆为绿化区。蓝毗尼园总占地面积约770公顷。1985年,蓝毗尼开发委员会更名为蓝毗尼发展信托基金委员会。

转自: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ca/2012/07/blog-post_29.html

2012年7月28日星期六

我們麻木了嗎?

转自: http://yehyu.pixnet.net/blog/post/30100653

今天是第四十九位自焚藏僧的頭七,這兩天心裡冒出一些問號:

「我們麻木了嗎?」

「怎麼還沒人出面組織活動?」

「連度亡都不做嗎?」
……

心裡暗想,至少要辦一場超渡法會嘛,我們色拉寺住持現在人在臺灣,如果大家都不辦活動,沒人做,起碼我要請色拉寺僧人來做一場法事,為自焚僧度亡。

念頭正起,不想再等待,直接問在臺西藏人福利協會理事長達禪巴:「已經49個人自焚了,不辦活動嗎?」

「有啊,剛剛聯繫好了,8月12日佛堂超渡法會。」

我們沒有忘記。


重新閱讀唯色博客關於自焚的紀錄。

檢視自焚者遺言,其主述重點如下:

丁增朋措遺書

「我們怎能相信一個不允許我們信仰宗教的政府?」

「想到整個西藏和今年噶瑪寺的苦難,我無法繼續活下去空等。」

索巴仁波切錄音遺囑:

「其他犧牲的藏人同胞也是如我一般,為了真理和自由而捨生取義。」

「為雪域藏人未來的自由,為藏地真正成為我們自己的家園,為這樣的曙光,大家要團結一致」

朗卓遺書:

「祈願藏民族脫離漢魔。」

江白益西遺書:

「希望能夠迎請達賴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堅信境內外同胞早日團聚在雪域西藏,並在布達拉宮前齊聲高唱西藏國歌」

「我們要使用傳統宗教、文化和語言的基本自由,要有基本人權,希望全世界人民能夠支援我們。藏人是西藏的主人」

曲帕嘉與索南錄音遺囑:

「我們是為了藏民族沒有基本人權的痛苦和實現世界和平而點火自焚的,我們藏民族沒有最基本人權的痛苦比我倆自焚的痛苦還要大。」

旦正塔遺書:

「皈依三寶,祈願世界和平。祈願尊者達賴喇嘛回歸故里。為了守護西藏國,我將獻身自焚。」

丹增克珠與阿旺諾培遺言:

「我倆為了西藏民族,特別是為了達賴喇嘛尊者能夠永駐世間並且儘快返回西藏,而選擇了自焚的方式。」

正如雪域智庫專文所論述──「他們都是為了西藏民族和宗教自由而自焚獻身。」(http://yehyu.pixnet.net/blog/post/29794624

2012年7月24日星期二

那些被蒙古人命名的地方


有些人说,蒙古人空空的来又空空的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但是我告诉你,如果问你大连市的名字是怎么来的,你一定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你只能根据汉语的字面意思猜想,其实我告诉你,在清朝的地图上,满语明显的标注着大连这个地方是“达赖”,是海洋的意思。

如果你是一个汉族人,你去了捷克首都布拉格,你真的不知道布拉格是什么意思,你就是问捷克人,能说上来的也寥寥无几,但是如果你是蒙古人,一听就知道,那是蒙语“泉水”的意思,捷克的历史学家也证明,这个地名来自蒙语。

在中国人(O(∩_∩)O)普遍说什么什么车站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这个站也来自蒙语(ZANN),北方人说的“仡佬”“窟窿”也是来自蒙语的格勒,如斯大林格勒等等,克林姆林宫也是蒙语,在西藏也有非常多的地名是蒙语,比如日喀则,比如墨脱,还有那个著名的唐古拉山,就是蒙语鹰飞不过的地方。

塔克拉玛干是维语走进去出不来的地方,其实,这是蒙古语,是安营扎寨的地方的意思,以前的塔克拉玛干是有很多水的,和今天的罗布泊一样。

其实这是一个老早就发现的问题了。

中国的地名,从东北到西北,有很多都是蒙语的地名。

其跨度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

西藏的地名除了几个最大城市是用的藏语,下面的地主要都是蒙语的,比如大家知道的可可西里,就是一个蒙语地名。

至于跟西藏关系密切的青海,更是一串一串的蒙语地名,比如“全世界辖区最大的城市——格尔木”就是一个蒙语地名。

我们就以新疆为例吧。因为一般人们都觉得新疆是维吾尔人的天下,而维吾尔人又被大多数其他的国人觉得是很不容易融合或交往的民族。那么我们看看蒙语在这里的发展情况,应该是比较能说明问题的。

乌鲁木齐,源于准噶尔蒙古语意为“红庙子”(不知道是哪个大忽悠给翻译成“优美的牧场”,后来还在春晚上“秀”了一把,结果大多数不懂蒙语国人都认可是“优美的牧场”了)

昌吉,蒙古语“场地”的意思。

奎屯,蒙古语为“极冷”之意。一说成吉思汗西征时,军队夜宿于此,正值寒冬,士兵口呼“奎屯”,因此得名;一说因奎屯河而得名。

阿勒泰,蒙古语“金山”的意思。有色金属、云母等矿产资源丰富。

哈密,蒙古语“窄沟”的意思,据说因北有俱密山而得名。

巴音郭楞:蒙古语 富饶的流域

乌 拉 泊:蒙古语“红色靶场”的意思。

罗 布 泊:蒙古语“汇入多水之湖”的意思。

那 拉 提:蒙古语“有太阳”、“阳光照临”的意思。

乌拉斯台:蒙古语“有山杨树的地方”。

巴音布鲁克:蒙古语“泉源丰富”“富饶的泉”

搏 格 达;蒙古语:“神山”、“圣山”、“灵山”的意思。 这是天山山脉最高峰

科克塔拉:蒙古语“青色的草原”之意。

马纳斯廓勒:蒙古语“马纳”即巡逻的意思,“斯”即人,“廓勒”即河流。合之,即“河滨有巡逻的人”。

呼 图 壁:蒙古语“有鬼”的意思。

扎格斯台:蒙古语“有鱼的地方”。

辛格尔:蒙古语,“男性(居住)的地方”。

通古斯巴什:古突厥语演变成维吾尔语,“通古斯”:野猪,“巴什”:源头。

准 噶 尔:蒙古语“左翼”、“左手”的意思。这个有异议

博尔塔拉蒙古语意为“青色的草原”。

巴里坤:一说由蒙古语“巴尔库勒”转音,意为老虎腿;一说由突厥语“巴尔库尔”转来,“巴尔”意为“有”,“库尔”意为“湖”。“巴尔库尔”就是“有湖”的意思。

伊 吾: 一说蒙古语“旋风”的意思,一说蒙古语“山疙瘩”的意思 。

察 尔 其:蒙古语“牧羊者”之意。

还有太多的此类地名,就不多举了,内蒙的也不必举例了,那里是蒙语的故乡,举了也没有代表性。

咱再说点东北的地方。

东北有个大连,大家知道吧,蒙语就是大海的意思。

还有像什么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这都是再明显不过的蒙语地名了

还有不太明显的比如像:泰来县,昌图县,一般人怎么看都以为是标准的汉语地名,其实不然,前者是蒙语“种牛痘”的意思,后者则是蒙语“美丽的草原”的简写形式。

很多东北人不知道“叶柏寿”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通常人们以为是古时有个叫叶柏寿的人住在这里,其实叶柏寿的本意是大平房,蒙文的拉丁拼法是:yih baishing

还有一个人们万万想不到的地名“八仙图钻”这个其实是内蒙的地名。你一定以为这跟八仙有关吧?|告诉你,其实这是蒙语baixingtu,的音译,翻译成汉语,意思就是有房子的地方。哈哈没想到吧。 另外像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北,也都有很多蒙语地名,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我们估且可以认为这跟蒙古人的统治有关,比如整个青海和西藏在13世纪到17世纪都是在蒙古的统治之下的,在辛亥革命以前汉族政权从未真正控制过青藏高原。而新疆的情况也大体相当,蒙古人在这里建立过超稳定,超受当地人欢迎的统治。这一点,其实是我们东边的国民难以想像的,我们总是会想到“蒙古人空空的来了,又空空的去了”“不留下任何遗产”,其实,他们留下了大量的地名,因为他们在这些地方的影响力一直很强,这是一种实质上的影响力,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

蒙古对青藏高原和新疆的统治一直持续到格尔丹和罗伯赞丹曾被清朝击败。击败格尔丹和罗伯赞丹曾后清朝政府对青藏高原和新疆的蒙古人进行了血腥的清洗屠杀,改变了当地的民族结构人口比例,使那里成为了藏族和维吾尔族的天下,留下的只有少量躲过屠杀的蒙古人和用蒙古文命名的地名。

事实上,不光在中国,就是在整个亚洲很多地名都来源与蒙古语,就连很多国家的名字都来源于蒙古语(比如乌兹别克斯坦)。


转载:南蒙古时事评论 http://www.smglnc.blogspot.no/2012/06/blog-post_8975.html

自由南蒙古
http://fsm-cn.blogspot.de/2012/06/blog-post_9464.html

转自《民间藏事》
http://tibet.woeser.com/?p=33478

2012年7月23日星期一

唯色:从拉萨的新面貌说起(中英文)

转自唯色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7/blog-post_15.html

以下是HPIC中国人权的约稿,译为英文,原文见此 。感谢中国人权和英文译者。

从拉萨的新面貌说起

唯色(Tsering Woeser)

“拉萨日新月异”——很多去过拉萨的人都会这么说。那么,我就以其中两个地方为例,说说拉萨的新面貌吧。

一、江苏路

如果我在拉萨,面朝东方站立的话,江苏路就在我的右边,像一柄刺刀斜斜地切入拉萨的右肋。

联想到刺刀不是没来由的,长长的江苏路上最为重要的单位之一,正是早已盘踞半个世纪的西藏军区,刺刀的寒光令平民百姓望而生畏,而我人生的最初四年,却是在那里面度过的,因为我是一个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的女儿,生于文革。在我父亲那时候所拍的照片中,有一张是荷枪实弹的军人在街上游行。那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阳光下,一片密密麻麻的刺刀比一旁稀疏的树木更多,更像密集的丛林;然而,树木不会如刺刀一般闪耀着令人心惊的寒光。那片闪耀着寒光的刺刀扛在一个个正举着毛主席语录本并高呼口号的年轻军人肩上,虽然是黑白照片,但可以想象得到无数本红色的小宝书与闪耀着寒光的刺刀所构成的是怎样的一个情景,使得远处的布达拉宫也自身难保。

如今,虽然这条街上云集的有如同中国城市的各个组成部分,党政机关、行政单位、学校医院、报社工厂、旅馆饭馆,以及占地广阔、戒备森严的那个军队大院,但最有名的是它被叫做“电脑一条街”,可想而知有多少与电脑相关的店面——差点忘记,这里曾经还被叫做“党政军妓一条街”,街道两边尽是一间间色情小屋,天一黑就闪烁着粉红色的灯光,大概因为那样的称呼实在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色情小屋遂被电脑小店取代了。

我也曾抱着电脑去其中的某个店里修过,还去刻录过属于“反动宣传品”的电影和歌曲。有一部是好莱坞拍的故事片《西藏七年》,换了一个类似港台枪战片的火爆片名流入拉萨的影碟市场。说实话,影片中有些片断漫画化了,比如下巴上长着一颗痣、貌似或影射毛泽东的解放军军官,冲着年轻的达赖喇嘛一脚践踏神圣的坛城模型,虽然中共的所作所为的确如此,但这样过度艺术化的表现还是夸张了,显然并不了解先礼后兵、先屈后伸、先恭后踞的中国文化。

江苏路,这是一个犹如刺刀一般具有杀伤力的名字,但不太记得这条街是什么时候与江苏连接在一起的,大概有十多年了。了解“西藏问题”的人会知道这意味着拉萨的对口“援藏”地区是江苏省。所谓“援藏”实质上就是类似诸侯割据,中国各省份将西藏自治区如切蛋糕似的分成无数块,各自承包,趁着“西部大开发”以自肥尔。且欲盖弥彰地,为了在当地永远地刻下自己的丰功伟绩,纷纷给建筑物、街道等起名或改名,什么广州路、上海广场、泰州广场、山东大厦诸如此类,以飞快的速度覆盖了西藏自治区的地图。

对口“援藏”拉萨的,除了江苏省还有北京市。不过早在文革之前,拉萨城里就已经有了北京路,是从藏人口中的“德吉囊嘎”改过去的,原来的意思是幸福路。至于文革,更是改名成风,帕廓(环绕大昭寺的转经路)改为立新大街、朵森格(石狮子)改为新华路、宇妥(绿松石屋顶)改为人民路等等。连山也被改了名字,夹波日(指药王山)成了胜利峰。而法王之宫——罗布林卡被改为人民公园、布达拉宫差点被改为东方红宫。显而易见,拉萨已经陷入一大堆与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完全无关的新名词之中,来自外地的“解放者”喧宾夺主地给这个与己无关的古城,建构了并不新颖且霸气十足的革命地名学。

至于今天的更名或起名比文革时代更胜一筹,它干脆是以中国各地的地名来命名图伯特(西藏)的地标,不再是充满意识形态含义的名字。根本上,这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或盘算呢?是为了让原住民的藏人们从陌生的地名中感受到帝国的威力,在不得不习惯的过程中失去对本土的记忆与传承,还是为了让越来越多的移民生活在以他们故乡的地名所构成的帝国版图的想象之中?一个个中国各地的名字,为的是把图伯特完全地“中国化”,让图伯特逐渐地消失在“中国”的符号之中,说到底,这完全是一种殖民行为。

原有的、本来的、属于自己的地名被改变,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是一种抹煞记忆的阴谋,是一把割断与过去联系的剪刀,是一夜之间就已面目全非的悲剧。每次从汉地回到拉萨,我好似不是回到藏人的地盘,而是穿梭于汉人的街道之中。那些路的名字大多是汉地的地名,那些商店的名字也基本是汉地商店的名字,迎面看见的、错臂而过的、回头瞥见的,都是再也熟悉不过的汉人的模样,就像是我根本就没有离开汉地一步,无论走多远、多久,依然还被困在他牢牢攥住的手心里。

二、太阳岛

一直以来,我对拉萨城北(注:应为城南)的太阳岛很有兴趣。此乃整个拉萨最为光怪陆离的角落,堪称今日拉萨的缩影,值得给那些去采访的外媒记者或去旅游的外族朋友隆重推荐。

从前这里叫做“江玛林卡”(长满可以做扫帚的野草丛林),有树木有沙滩有拉萨河静静流过,小桥的两头挂满了重重经幡。它又被戏谑为“古玛林卡”,意思是小偷藏身的园林。1994年,经由一位在西藏最具盛名的汉人画家推介,来自澳门的开发商与当局合作,将这片野生园林改建成了赌场,之后有内地富豪接手改建成中和国际城,很快这里成了拉萨最大的、最公开的红灯区,云集上千名妓女。

网上有篇关于拉萨性工作者的调查报告,称在拉萨流传这么一句话:“没钱的逛二环路,中产阶级进天海夜市,高产阶级拜太阳岛”,并写到:“在拉萨的二环路,三环路和四环路上散布着无数的来自于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的少女、少妇,甚至包括许多中年妇女,在整个拉萨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i]一个从深圳去拉萨的汉人嫖客得意洋洋地在网上介绍嫖娼心得:“中和国际城是拉萨真正的红灯区,高中低档的都有,尼泊尔的,俄罗斯的也有,国外的贵,还丑,建议支持国货,中和国际城到底有多少小姐,没数过,反正中和国际城方圆5公里最多的店子是卖肉的,哈哈。”[ii]

除此,太阳岛还夹杂着各地风味的饭馆、藏獒销售中心(墙上挂着十世班禅喇嘛的巨幅照片,桌上摆着毛泽东的像框)、四颗星的大酒店(有西餐中餐藏餐和印度餐等)、出售性用品的众多成人商店,以及拉萨民族文化艺术宫、拉萨市政府的临时办公室等等。

我曾去过一个叫做“人民公社”的饭馆,里面供毛泽东像,挂毛泽东语录,服务员一律穿别着毛泽东像章的军绿色服装,几分像红卫兵,几分像红色革命电影里的国民党特工,几分像妖怪。披挂一条洁白哈达的毛像两边,挂着一副对联:“翻身不忘毛主席,致富不忘邓小平”,据悉开饭馆的老板就来自邓小平的家乡,看来的确是富了他。

我还在“民族文化艺术宫”看过一场由官商联手推出的歌舞剧《喜玛拉雅》,演出人员基本上来自中国内地。表演的节目有杂技、魔术,夹杂着貌似印度舞、泰国舞、阿拉伯肚皮舞实则乃一场场色情意味的艳舞,还夹杂着青藏铁路和火车、五星红旗和奥运火炬,就差要求全场起立高唱中国国歌了。尤其恶俗的是,还让一位自称叫什么卓玛的“藏族少女”在台上招亲,被邀上台的男性汉人观众如果答应三个条件就可以当“古格国王”,如果不答应,“藏族少女”娇滴滴地宣布:“就惩罚他磕长头”。

这真是一句非常糟糕的台词,一下子就让这个自称“领军西藏文化”的歌舞剧露馅了。磕长头意味着什么?哪些人会以三步一个等身长头的方式来丈量通往圣地拉萨的迢迢长路?难道他们都是遭到惩罚的人吗?他们犯了什么样的罪过?对于藏人来说,磕长头的人都是了不起的朝圣者,他们以折损肉体的苦行表达了极其虔诚的信仰之心,值得垂下头颅向其致敬。然而,在这出充斥着藏文化符号的大杂烩里,原本意味着无量功德的神圣行为却被视为“惩罚”,这即便是玩笑,也太过分了。而真正的图伯特,在这样的玩笑中,分明是被贬低了,被辱没了,被亵渎了。


唯色(Woeser):全名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藏人。出生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拉萨。曾在西藏东部康地及中国汉地生活、学习二十年。1988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汉语文系,就职甘孜报社任记者兼编辑。1990年春天重返拉萨,至2004年6月,就职《西藏文学》杂志社任编辑。2003年因在中国出版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被当局认为有“政治错误”而遭查禁,并被解除公职。现为独立作家,著有诗集、散文集、故事集及口述历史专集十本,合集三本,被翻译为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加泰罗尼亚文、日文及藏文的译著十本。并获多个国际奖项。居北京、拉萨二地,自况为中国境内的流亡藏人。

[i] 东方社工论坛:http://eastsw.5d6d.net/thread-22264-1-1.html。

[ii] 全民论坛:http://www.publicbbs.com/BBSdetail.aspx?id=10728。

The New Face of Lhasa

Tsering Woeser

“Every day there’s something new in Lhasa,” many who have been to Lhasa will say. I would like to give two examples of the new face of Lhasa.

Jiangsu Road

If you are in Lhasa facing east, Jiangsu Road will be on your right, slicing at an angle through Lhasa’s right flank like a bayonet.

This association with a bayonet is not gratuitou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s on the long Jiangsu Road is the Tibet Military District, entrenched there for half a century. The icy gleam of the bayonets was an unnerving sight for the ordinary citizens of Lhasa. I spent the first four years of my life in there. I am the daughter of a soldier in the “jinzhumami” (金珠玛米), as we call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was bor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e of the pictures my father took at that time is of a group of heavily armed soldiers marching on the street. That was a sunny day, and in the sun was a field of densely packed bayonets, resembling a forest and outnumbering the scattering of trees on the side. Trees, however, do not glisten with the alarming icy gleam of a bayonet. The shining bayonets rested on the shoulders of the young soldiers as they held up Mao’s Little Red Book and chanted its slogans. Even though the photo is in black and white, one can picture the kind of scene that these countless Little Red Books and glittering bayonets created. Even the Potala Palace many miles away would be powerless to defend itself.

Today, Jiangsu Road is packed with the myriad things that make up your average Chinese city: Party offices, government buildings,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schools, hospitals, newspaper bureaus, factories, hotels, restaurants, and a heavily-guarded military district that occupies a huge swath of land. From its nickname, “Computer Street,” one can well imagine how many computer related stores there are here. I almost forgot—it was once called “Party, Government, Military, and Prostitutes Street.” Jiangsu Road used to be full of brothels, their pink lights flashing as soon as the sun went down. Perhaps because the name was damaging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s image, the brothels were replaced with computer stores.

I, too, once took my computer to a shop there to be fixed, and have gone there to burn CDs of movies and songs that would be categorized as “reactionary propaganda.” One of them was the Hollywood film Seven Years in Tibet, which came into the Lhasa DVD market disguised as an action movie from Hong Kong or Taiwan. To be honest, some parts of the movie are cartoonish, like the PLA officer with a mole on his chin, an allusion to Mao Zedong, charging at a young Dalai Lama and running over a sacred sand mandala. Even though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done all the things depicted, the over-artistic presentation is still an exaggeration. They obviously did not underst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of diplomacy before force, submission before advance, and deference before conquest.

As a name, “Jiangsu” is lethal like a bayonet, yet I do not remember quite when the street became associated with Jiangsu Province—probably more than 10 years ago. Those who know about the “Tibetan problem” know that the street name indicates that Jiangsu Province is a designated provider of “Tibetan aid” to Lhasa. In reality, providing “Tibetan aid” is a way for provinces to mark their territory. Various Chinese provinces have divided Tibet like a cake into numerous pieces, with each province taking on a piece in order to enrich itself in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Plan. To permanently mark their glorious achievements in the region, these provinces assigned names to buildings and streets, or changed their names. Names such as Guangzhou Street, Shanghai Plaza, Taizhou Plaza, and Shandong Building quickly covered the map of the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In addition to Jiangsu Province, Beijing is also a designated provider of “aid to Lhasa,” although Lhasa had a “Beijing Road” even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replaced the road’s original Tibetan name “dejinanga 德吉囊嘎” (Happiness Road). Name changing became common practic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akuo 帕廓” (the road leading to Jokhang Temple) became Lixin Avenue, “Duosenge 朵森格” (stone lion) became Xinhua Road, “Yutuo 宇妥” (Turquoise Roof) became People’s Road, etc. Even the mountains have new names: “Jiabori 夹波日” (Bhaisajyaguru Mountain) became Mount Victory. And His Holiness’ summer palace, Norbulingka, became People’s Garden, and Potala Palace was almost renamed the East is Red Palace. As one can see, Lhasa is submerged in a pile of new name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its history, tradition, or culture. The outsider “liberators,” came and took over the old city of Tibet tha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m, and have constructed a logic for reassigning revolutionary names that is unoriginal and completely domineering.

Nowadays, the naming and name-changing scheme is more aggressive than tha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stead of using names with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they simply started giving names of various places in China to the landmarks of Tibet. And what is their motive or goal? Is it to make the indigenous Tibetans feel the might of the empire through these unfamiliar names, and lose the memories and heritage of their native land in the course of becoming accustomed to them?

Or is it to enable the ever greater number of migrants to live in the imagined empire that is made up of the names of their hometowns? Every name taken from a part of China is an attempt to further Sinify Tibet, to let Tibet gradually disappear into the signs of China. All said, this is entirely an act of colonialism.

To have the original, existing geographical names that belong to you changed is a very terrifying thing. It is a conspiracy to obliterate memories, a pair of scissors that severs your connections to the past, a tragedy of overnight change beyond recognition. Every time I return to Lhasa from Han China, it feels like I am not returning to the territory of the Tibetans, but running back and forth through the streets of Han people. Most of the street names are names of places in Han China, and the shop names are basically names of shops in Han China. The people I see before me and bump into, and those I catch a glimpse of behind me, are all Han Chinese who could not be more familiar to me. It is as if I have never left Han China, as if I am trapped in its palms no matter how long or how far I travel.

Sun Island

I have always been quite interested in Sun Island, which is in north Lhasa. Sun Island is the most bizarre nook in Lhasa, and can be seen as a miniature of Lhasa today. I highly recommend it to tourists and foreign press doing reporting in the region.

Sun Island was once called “Jiangmalinka 江玛林卡” (a forest thick with reeds that could be used to make brooms). There are trees and sandy beaches, and the Lhasa River flows by serenely. Tibetan prayer flags hang on both ends of footbridges. Locals jokingly called the place “Gumalinka 古玛林卡”—a forest hideout for thieves. In 1994,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most renowned Han painter in Tibet, a developer from Macau worked with the Lhasa government to transform this wild field into a casino. Afterwards, a Chinese magnate took over and built Zhonghe International Town, which quickly became Lhasa’s biggest and most public red light district, with as many as a thousand prostitutes.

A popular local saying cited by an online investigative report on sex workers in Lhasa goes, “The poor go to the Second Ring Road, the middle class to Tianhai Night Market, and the rich to Sun Island.” The report went on to say, “Countless numbers of young women from Sichuan, Chongqing, Hubei, and Hunan walk Lhasa’s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Ring Roads, as do a number of middle-aged women, forming a unique landscape in Lhasa.”[1] A Shenzhen frequenter of Lhasa brothels gleefully shared his whoring knowledge online, “Zhonghe International City is the real red-light district of Lhasa—there are high school and low class girls, Nepali girls, Russians. The foreigners are expensive and ugly. I suggest you support domestic merchandise. I don’t know how many girls there are in Zhonghe International City—I have never counted them. Anyway, most of the shops within a five-kilometer radius of Zhonghe International City are in the flesh trade, haha.”[2]

In Sun Island there are restaurants selling various regional delicacies, shops selling Tibetan Mastiffs (it has a huge photo of the 10th Panchen Lama on the wall, and a framed photo of Mao Zedong on the table), four-star hotels with Chinese, Tibetan, and Indian restaurants, sex shops, Lhasa People’s Culture and Art Museum, and temporary offices of the Lhasa municipal government.

I once went to a restaurant called “People’s Commune” that had portraits of Mao Zedong and his slogans hanging on the wall. The servers all wore green army garb with Mao buttons. They looked like part Red Guard, part Kuomintang special agents in Cultural Revolution era propaganda films, and part monster. A couplet hung on the wall on both sides of a Mao portrait draped in a spotless white Tibetan ceremonial scarf that said: “Don’t forget Chairman Mao when your fortune changes; don’t forget Deng Xiaoping when you get rich.” I have been told that the owner of the restaurant is from Deng Xiaoping’s hometown. He must have gotten rich.

I also saw a performance of the musical Himalaya at the Lhasa People’s Culture and Art Museum, which was a joint government-business venture. The performers were mostly from mainland China. The acts included acrobatics and magic mixed in with burlesque that looked like Indian dance, Thai dance, and Arabic belly dance. Also mixed in were the Qinghai-Tibet railway, Chinese flag, and Olympic torch. The only thing missing was a request that the whole audience stand up and s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anthem. Especially vulgar was when they asked a “Tibetan girl” named Something Dolma to the stage to find a husband. If the Han Chinese man from the audience invited to the stage agreed to three conditions, he would become the “King of Guge.”[3] If not, the “Tibetan girl” would put on a saccharinely sweet voice and proclaim, “He must kowtow in punishment!”

That line was truly awful. It instantly gave away the real point of the musical that proclaims itself to be “representing Tibetan culture.” What wa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kowtowing? What kind of people would make pilgrimages to Lhasa kneeling and kowtowing every three steps during their long journeys? Are they all being punished? What crime did they commit? To Tibetans, those who kowtow are remarkable pilgrims. They hurt themselves physically to express their extraordinary faith, and they deserve our bows in tribute. For this hodgepodge of Tibetan cultural symbols to portray something that is originally a sacred act of immeasurable virtue as “punishment”—even as a joke, is going too far. In this joke, the real Tibet is clearly being degraded, dishonored, and desecrated.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uman Rights in China.

Tsering Woeser, also known as Woeser, is a Tibetan born in Lhas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he has lived and studied in Kham, eastern Tibet, and other places in China. After graduating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the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in 1988, she worked as a reporter and editor for a newspaper in Kardzé (Ganzi). She returned to Lhasa in spring 1990 to work as an editor for the Tibet Literature magazine. In 2003, the authorities banned a collection of her essays, Notes on Tibet, for "political errors"; she was dismissed from her position in June 2004. She writes in Chinese and is the author of 10 books, including collections of poems, essays, stories and oral histories, and her works have been collected in three other volumes. Her boo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German, French, Spanish, Catalan, Japanese and Tibetan. She is the recipient of many international awards. She currently lives in both Beijing and Lhasa, and considers herself a Tibetan exiled in China.

Notes

[1] “Yi ge xing gongzuozhe diaocha ziliao,” Dongfang Shehui Luntan, January 3, 2010, http://eastsw.5d6d.net/thread-22264-1-1.html

[2] “Zhongguo xiaojie cong Lasa fa gei laojia de diaobao: Ren sha, qiao duo, su lai! ZT,” Public BBS, http://www.publicbbs.com/BBSdetail.aspx?id=10728.

[3] Translator’s Note: Guge is an ancient kingdom of west Tibet.

2012年7月20日星期五

請關注西藏,救救西藏



作者:@kRiZcPEc 
原载:http://kriz-cpec.posterous.com/147468198
转自:唯色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7/blog-post_20.html

一個共識是,西藏文明是獨特、無可替代的,他們那精美、細緻的壇城沙畫就是一個表徵。


這一雪域文明的核心是他們的宗教,宗教領袖和語言。然而,令人憂心的是,在中共當局的管治下,西藏人在宗教、精神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所受的干預力度越來越強。當局隨意關閉藏人自己開辦的學校,限制(或禁止)藏人說自己的語言,舉行他們世代以來一直奉行的宗教儀式,更迫使藏人批判他們最尊敬的尊者達賴喇嘛。

近年,在接近50人自焚之後,西藏當局並未改弦更張,而是打算進一步加強對西藏那種令人窒息的控制,“新上任的中共西藏黨委書記陳全國就要求‘在全西藏120萬平方公里的遼闊疆域上聽不到達賴的聲音、看不到達賴的形象’”,並且要引導藏人“从小感党恩跟党走”

由將於2012年9月在香港推行的“國民教育”說起
 
看到“从小感党恩跟党走”這句話,我想到的是近日在香港引起很大爭議的“國民教育”,其教科書內容一邊倒的述說中國的功績,批評多黨制政治模式,還把中共說成是“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而在剛過去的一個公眾論壇上,為推行“國民教育”“護航”的小學教師,是“國民小先鋒”的副主席。
 
網民翻查資料之後,發現那個制服團隊於2007年成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少年兒童組織。標誌是佩戴黃色領巾,旨在加強愛國主義教育,類似於大陸學校的少先隊組織”。其訓練內容包括踏正步,學習毛澤東書法等等。
 
令人驚奇的是,這樣一個“國民小先鋒”在香港成立多年,卻竟然沒多少人知道它的底細,以及具體的訓練活動。有香港網民在知道這些之後,把“國民小先鋒”比作日本在1930年代推行的“國民教育”。

在香港,一個媒體及公民社會相對發達,而且開放的地方,這樣的組織可以存在數年而鮮為人知。那麼,在幾近完全封閉的西藏,情況又會如何?

高高舉著毛澤東畫像的藏人男孩


在藏人作家唯色的推特上,出現了這樣的一幅圖片,一個藏人男孩高高舉著毛澤東的畫像。
在最初看到這照片,我只是覺得很過分,但並沒有細想這圖片可能—只是可能—顯示了正在西藏發生的事:中共的洗腦教育在幼兒園便已經開始
 
在看了香港發生的事之後,“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在中學調研時表示,學校要高度重視黨建工作,積極發展學生黨員,建好建強基層組織,教育引導學生們從小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築牢反對分裂、維護穩定的思想防線”這段文字讀來更令人為西藏的下一代擔心。
  
如果類似香港“國民小先鋒”的組織也在西藏出現的話,下一代藏人給徹底洗腦的可能性無疑是會大得多的。因為,和香港不同的是,西藏基本上是封閉的,加上官方媒體近乎鋪天蓋地的宣傳和高度的監控,藏人的下一代要保有自己的思想是必然會更困難。

最令人擔心的是,通過這種“軍訓式教育”來洗腦,效果是最好的。因為,就如一位香港網民所寫的那樣:
在強調紀律和服從的團隊中,學員(還要是小學生)很自然會把所有政治培訓內容照單全收,因為那是命令和訓練的一部份,是不容質疑的。(請參見這裡) 
假以時日,西藏本地的藏人都被洗腦了,當地的西藏文化便再難保存。每一個文明,都需要有下一代來繼承。西藏文明在西藏本土消失是令人痛惜的事。希望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等組織關注西藏,不要袖手旁觀。不要讓自焚的藏人白白犧牲。

图为2009年以来在境内藏地自焚抗议的46位藏人。(另有3位流亡藏人自焚,总计为49位自焚藏人)

2012年7月18日星期三

今天,一位年轻僧人自焚牺牲。藏人自焚竟至49人!

转自昨天的唯色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7/49.html 
 
洛桑洛增生前照片、自焚图片及草登寺图片转自Facebook。 
今天,2012年7月17日中午,在嘉戎玛康(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当地大寺草登寺(格尔登寺子寺)18岁僧人洛桑洛增在草登乡自焚牺牲。  
洛桑洛增是草登乡人,从小在草登寺出家为僧,是一位修学优良的僧人,父亲叫角吉,母亲叫才保保。  
洛桑洛增是草登寺第三位自焚僧人。之前,今年3月30日,草登寺两位僧人——21岁的其美班旦与22岁的丹巴达杰在马尔康县政府前自焚,被军警强行带走,后牺牲。(见下图)  
洛桑洛增也是2009年以来第49位自焚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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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刚整理了48位自焚藏人的简况,此刻又要更改相关数字,令人悲恸!深深顶礼!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2年7月17日,在境内藏地有46位境内藏人自焚,在境外有3位流亡藏人自焚,共49位藏人自焚,包括8位女性(4位尼师,3位母亲,1位女中学生),已知其中36人牺牲。找到并已经披露的大概有12位自焚藏人留下遗言、写下遗书或录音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

简述这一严峻事况如下——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2009年2月27日在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2011年在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发生8起、在四川省甘孜州的道孚县和甘孜县发生3起、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县发生1起。并且,2011年11月在印度新德里发生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发生1起。

2012年1-7月,34起自焚(境内藏地33起,境外1起):1月——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3起,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发生1起。2月——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3起,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发生1起,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发生1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发生1起。3月——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发生1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5起,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发生2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发生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发生1起。4月——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发生2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发生2起。5月——在拉萨大昭寺前发生2起,在四川省阿坝自治州壤塘县发生1起。6月——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发生1起,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发生2起,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1起。7月——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发生1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发生1起。

2、自焚者籍贯: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33位,康11位,嘉戎3位,羌塘1位。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四川省藏区36位(阿坝州阿坝县22位、壤塘县4位、马尔康县3位;甘孜州甘孜县2位、道孚县3位、康定县2位);青海省藏区8位(果洛州达日县1位;玉树州称多县2位、玉树县1位;海西州天峻县1位;黄南州同仁县2位、尖扎县1位);甘肃省藏区2位(甘南州玛曲县1位、夏河县1位);西藏自治区2位(昌都地区昌都县1位;拉萨市当雄县1位)。

另有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1位。

3、自焚者性别、年纪及身份:

男性40位,女性8位。

最年长的为64岁,最年轻的可能是17岁。

僧尼:2位朱古(Rinpoche,活佛),18位普通僧人,4位尼师。这当中大多为格鲁派僧人,1位原为噶举派僧人,2位是宁玛派僧尼;需要说明的是,在安多壤塘自焚的4位藏人,属觉囊派所在地区。

农牧民:16位。有些人曾有出家为僧的经历,但多人属被当局工作组驱除出寺,也有人属还俗离寺。有一位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有一位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有两位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学生:1位女中学生;2位学生。

打工者:2位在拉萨的打工者。

其他:1位木匠;1位小生意人并是两位孩子的母亲。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中的俗人。

4、自焚者状况: 

49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36人牺牲,其中22人当场牺牲,13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1人在印度新德里医院重伤不治而亡。另有9人在当局手中, 3人已身残,却被禁止家人探访和照顾,他们是: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2011年9月26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贡确、2012年2月8日自焚的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6人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阿坝人达吉、2012年6月20日自焚的阿坝人阿旺诺培、2012年自焚的玉树州玉树县妇女德吉曲宗。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两位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和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自焚后,先是被藏人僧俗送到医院,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据悉目前都在缓慢恢复中。

【念念不忘】49位藏人儿女:浴火点燃佛前灯 焚身化作自由魂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1、扎白(法名洛桑扎西):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岁。2009年2月27日自焚。遭军警枪击,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只知已残,更多情况不明。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2、洛桑平措(彭措):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岁。2011年3月16日自焚,重伤,遭军警毒打,牺牲,后由藏人隆重火葬。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3、次旺诺布(充翁洛卜):康道孚(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灵雀寺僧人,29岁。2011年8月15日自焚。当场牺牲,后由藏人火葬。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4、洛桑格桑(尕尔让):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1年9月2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生死不明。他是半年前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平措的弟弟。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5、洛桑贡确(贡确旦巴):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1年9月2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只知在某军队医院,四肢被截肢,却被禁止家人探访、照顾。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6、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7岁。2011年10月3日自焚,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7、曲培: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后遭驻寺工作组驱逐,19岁。2011年10月7日自焚,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后牺牲。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8、卡央: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后遭驻寺工作组驱逐,18岁。2011年10月7日自焚,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后牺牲。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9、诺布占堆: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后遭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9岁。2011年10月15日自焚,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后牺牲。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10、丹增旺姆: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玛米觉姆贡巴(即四洼尼姑寺)尼师,女,20岁。2011年10月17日自焚。当场牺牲,后由藏人火葬。她是境内藏人自焚中的第一位女性。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11、达瓦次仁:康甘孜(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甘孜寺僧人,38岁。2011年10月25日自焚。重伤,恐被军警从医院抓走,藏人将他接回寺院照顾,目前情况不详。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12、班丹曲措(又叫秋香):康道孚(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甘丹曲林尼众寺尼师,女,35岁。2011年11月3日自焚。当场牺牲。上万藏人为她举行隆重法会并火葬。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13、西绕次多(Sherab Tsedor):出生于印度流亡藏人社区,居住新德里,25岁,2011年11月4日,在新德里的中国驻印度使馆前自焚,被印度警察扑灭火焰。他的腿部被烧伤。

念念不忘【自焚流亡藏人】14、博楚(Bhutuk):境内康甘孜(今四川省甘孜州甘孜县)人,数年前流亡印度在甘丹寺为僧,45岁。2011年11月10日,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博拿佛塔前自焚,被朝圣民众扑灭火焰。他的左手臂被烧伤。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15、丁増朋措:康昌都(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嘎玛区农民,原为噶玛寺僧人,后还俗成家,41岁。2011年12月1日自焚,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后牺牲。留下遗言:想到整个西藏和今年噶玛寺的苦难,我无法继续活下去空等。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16、次成(又写次真):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后遭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22岁。2012年1月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8日凌晨牺牲。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17、丹尼(又写达尼):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后遭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8岁。2012年1月6日自焚。当场牺牲,被军警抢走遗体,之后不知(暂无照片,以酥油灯替代)。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18、索巴仁波切(年格.索南竹杰):安多果洛(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人,42岁。2012年1月8日在达日县自焚。当场牺牲,后由藏人隆重火葬。在自焚前录音遗嘱说:“如佛陀当年舍身饲虎一般,其他牺牲的藏人同胞也是如我一般,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生取义。”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19、洛桑嘉央: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当地母语继承协会的主要成员,原为安斗寺僧人,后被工作组驱逐出寺,21岁。于2012年1月14日自焚,遭军警殴打,强行带走,后牺牲。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20、索南热央:康称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37岁。2012年2月8日自焚,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目前只知右腿被截肢,更多情况不明。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21、仁增多杰: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后遭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9岁。2012年2月8日自焚,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后牺牲(暂无照片,以酥油灯替代)。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22、丹真曲宗: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玛米觉姆贡巴(即四洼尼姑寺)尼师,女,19岁。2012年2月11日自焚,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后牺牲。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23、洛桑嘉措: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9岁。2012年2月13日自焚,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24、丹曲桑波:安多(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阿汗达勒寺僧人,寺管会负责人,40岁。2012年2月17日自焚。当场牺牲,后由藏人火葬。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25、朗卓: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中壤塘乡)人,学生,18岁。2012年2月19日自焚。当场牺牲,后由藏人火葬。他在自焚前写下遗书:“ 无法在其恶法下续留,无法容忍没有伤痕的折磨……”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26、才让吉:安多玛曲(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藏族中学初三学生,女,19岁。为抗议藏语文教育遭严重削弱的教育政策,2012年3月3日自焚。当场牺牲,被军警抢走遗体。当局的解释是她头脑有病,学习差。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27、仁钦: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女,四个孩子的母亲,32岁。2012年3月4日在格尔登寺旁边的派出所前自焚。当场牺牲,后由藏人火葬。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28、多杰: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18岁。2012年3月5日在前往乡政府的路上自焚。当场牺牲,被军警抢走遗体,此后情况不明(暂无照片,以酥油灯替代)。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29、格贝: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2年3月10日(1959年西藏抗暴53周年纪念日)自焚,当场牺牲,遗体被军人抢走,被军营在12日晚上火化,只准五名家人参加葬礼,现场被军警包围(暂无照片,以酥油灯替代)。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30、加央华旦:安多热贡(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同仁县)隆务寺僧人,34岁。2012年3月14日(2008年3月10日始于拉萨的藏人抗议被中国当局定名为“‘3•14’打砸抢烧事件”4周年纪念日)自焚,被僧人们送往医院抢救,后接回寺院疗伤,目前在缓慢恢复中。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31、洛桑次成: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岁。2012年3月16日(2008年3月16日阿坝藏人抗议遭镇压4周年及2010年3月16日格尔登寺僧人平措自焚1周年纪念日)自焚,被军警毒打、抢走,后牺牲。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32、索南达杰:安多热贡(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同仁县)年都乎乡夏卜浪村农民,有四个子女、多病的妻子和老母亲,44岁。2012年3月17日自焚,当场牺牲。数千藏人僧俗将他隆重火葬。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33、江白益西:康道坞(今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人,2006年流亡印度,27岁。2012年3月26日在新德里自焚,抗议中国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度。被藏人送往医院,但因伤势太重,于3月28日即所谓的“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牺牲。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34、洛桑西绕: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之子寺僧人,20岁。2012年3月28日(中共设立的“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自焚,当场牺牲,遗体被军警从藏人手中抢走(暂无照片,以酥油灯替代)。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35、其美班旦:嘉戎玛康(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府马尔康县)草登寺(格尔登寺子寺)僧人,21岁。2012年3月30日在县政府前自焚,被军警强行带走,当晚牺牲。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36、丹巴达杰:嘉戎玛康(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府马尔康县)草登寺(格尔登寺子寺)僧人,22岁。2012年3月30日在县政府前自焚,被军警强行带走,后牺牲。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37、朱古土登念扎(又名阿图):康达折多(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塔公乡丈卡寺朱古(活佛),曾任佐钦五明佛学院法台堪布,现为塔公佛学院堪布。45岁。2012年4月6日(藏历2月15日),他与其侄女、尼师阿泽在为所有自焚藏人供灯祈福后,点燃自己的房子,自焚牺牲。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38、阿泽:康达折多(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塔公乡龙古一村人,色达五明佛学院尼师,朱古土登念扎的侄女。23岁。2012年4月6日(藏历2月15日),她与朱古土登念扎在为所有自焚藏人供灯祈福后,点燃自己的房子,自焚牺牲。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39、曲帕嘉: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中壤塘乡)人,学生,25岁。2012年4月19日在觉囊派壤塘大寺附近与堂兄弟索南同时但不同地点自焚,牺牲。后由藏人僧俗将他隆重火葬。他俩在自焚前录音遗嘱:“我们藏民族没有最基本人权的痛苦比我俩自焚的痛苦还要大……”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40、索南: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中壤塘乡)人,学生,24岁。2012年4月19日在觉囊派壤塘大寺附近与堂兄弟曲帕嘉同时但不同地点自焚,牺牲。后由藏人僧俗将他隆重火葬。他俩在自焚前录音遗嘱:“我们藏民族没有最基本人权的痛苦比我俩自焚的痛苦还要大……”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41、托杰才旦:安多拉卜让(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博拉乡)人,19岁,在拉萨一家藏餐馆打工。2012年5月27日“萨嘎达瓦”第六天,在拉萨大昭寺与斜对面的八廓街派出所之间与达吉一起自焚,牺牲。遗体被军警抢走。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42、达吉(又名洛桑达吉):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求吉玛乡人,25岁,曾是格尔登寺僧人,后还俗,在拉萨一家藏餐馆打工。2012年5月27日“萨嘎达瓦”第六天,在拉萨大昭寺与斜对面的八廓街派出所之间与托杰才旦一起自焚,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据最新消息,他于7月7日在拉萨西藏军区总医院牺牲,但另一个消息又说他得到医院的救治,目前在恢复中,但因未能确实,只能说他是生死不明。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43:日玖: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中壤塘乡)牧民,女,有三个孩子,33岁。2012年5月30日,在觉囊派壤塘大寺附近自焚,当场牺牲。遗体送往寺院。后由藏人僧俗将她隆重火葬。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44、旦正塔:安多尖扎(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尖扎滩乡洛哇村牧民,64岁,2012年6月15日在尖扎县武装部门口自焚,当场牺牲。在民众的坚持要求下,军警后来将他的遗体交还其家人。当日下午,藏人僧俗将他隆重火葬。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45、丹增克珠:康称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牧民,曾为僧人,24岁。2012年6月20日与阿旺诺培在称多县扎朵镇举雪山狮子旗自焚,当场牺牲。遗体由赛康寺僧人送往寺院,于23日火葬。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46、阿旺诺培: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人,木匠,22岁。2012年6月20日与丹增克珠在称多县扎朵镇举雪山狮子旗自焚,重伤,先被赛康寺僧人送往寺院,后被军警带往西宁,据称在某军队医院,但情况不明。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47、德吉曲宗:康 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巴塘乡人,两个孩子的母亲,小生意人,40多岁。2012年6月27日下午,在结古镇为抗议当局在震后灾区重建拆迁安置中强行没收藏人土地,德吉曲宗点火自焚,被军警强行带走,目前情况不明,也暂无她的照片。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48、次旺多杰:羌塘(今拉萨市当雄县)当曲卡镇曲登村人,20多岁。2012年7月7日下午,在结古镇当雄县城点火自焚,被军警强行带走,后牺牲,目前暂无他的照片。

念念不忘【自焚藏人】49、洛桑洛增:嘉戎玛康(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府马尔康县)草登寺(格尔登寺子寺)僧人,18岁。2012年7月17日在草登乡自焚,当场牺牲。

12位自焚藏人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

至目前,有12位自焚藏人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已被陆续找到并披露(注:如有遗漏,恳请指出并提供相关资料为谢)。而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故一并呈示于此:

扎白(法名洛桑扎西):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岁。2009年2月27日自焚。遭军警枪击,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只知已残,更多情况不明。

据纽约时报2012年6月2日的报道:为什么格尔登寺成为自焚藏人的中心?(译文),其中两次提到第一位自焚藏人扎白在自焚前留下遗书: 
“一名年轻的藏族喇嘛走在街上,用脚去踢解放军的军车,然后留下了一份自杀遗书,谴责官方禁止他们举行一项宗教仪式。”  
“2009年2月27日,一名高层的喇嘛在僧侣聚会时通知说,格尔登寺不得不取消当天一个重要的祈祷仪式。洛桑说,半小时后,札白就在市场上点火自焚;他留下了一张纸条,说如果政府禁止该宗教仪式,他会自杀。”

彭措(又写平措或洛桑彭措):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岁。2011年3月16日自焚,重伤,遭军警殴打,牺牲,后由藏人隆重火葬。

“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武力镇压,他们想错了”——与格尔登寺僧人的访谈,纪念彭措自焚一周年,彭措在寺院的同学说彭措自焚前“对几位朋友说:‘我无法继续忍受心中的痛苦,2011年3月16日我将向世人表现一点迹象。’”  
并讲述彭措自焚牺牲之后:“在处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在笔记本上的一段话:‘运气和信心是胜利,失望和疑虑是失败。’”

丁増朋措:康昌都(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嘎玛区农民,原为噶玛寺僧人,后还俗成家,41岁。2011年12月1日自焚,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后牺牲。而西藏自治区当局掩盖这起自焚,对外声称“目前西藏没有自焚事件,总体上是非常平稳的……”

丁增朋措在自焚前留下四份遗书—— 
遗书之一:
信封上写着:请张贴到噶玛寺的大门上
信中内容:
面对继承和弘扬纯正无误的藏传佛教之噶玛寺堪布洛珠绕色、朗色索朗和全体僧侣遭受抓捕、殴打——我宁愿为我们噶玛寺的堪布和僧侣们的痛苦去赴死。
持尊严者丁増朋措  
遗书之二:
同胞们,勿要失望!勿要怯懦!自他交换的道友们,请为持佛法的两位堪布和僧人们想一想,我们怎能相信一个不允许我们信仰宗教的政府?
丁増朋措  
遗书之三:
噶玛寺的同胞兄弟们:
想到堪布和僧人们的处境,我们坐在这里担忧有什么用?起来吧!
利养恭敬八法与荣誉,如野鹿远远躲避猎人。
向世间法无法欺骗之,大彻大悟的佛祖顶礼!
充满痛苦的丁増朋措  
遗书之四:
想到整个西藏和今年噶玛寺的苦难,我无法继续活下去空等。

索巴仁波切(年格.索南竹杰):安多果洛(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人,42岁。2012年1月8日在果洛州达日县自焚,当场牺牲。后由藏人隆重火葬。

他在自焚前录音遗嘱,他的声音在这里可以听到,经记录后译为中文——

国内外六百万藏人兄弟姐妹们,在此,我向为藏人的自由而牺牲的以图丹欧珠为主的英雄们、为六百万藏人的团聚和藏地的幸福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儿女们,表示无比地感谢和钦佩。我已经四十多岁,一直没有勇气像你们那样做,以致苟活到今天。所幸的是,我也努力地为藏文化的大五明及小五明的弘扬做了一些贡献。  
在21世纪尤其今年,是雪域的许多英雄儿女献出宝贵生命的一年,我也愿贡献自己的血肉来表示支援和敬意。我的牺牲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有多么伟大,我诚心诚意地忏悔所犯三昧耶戒以及一切罪业,特别是金刚密乘的誓言戒——不允许对自身的虐待和牺牲,我在此虔诚忏悔。

一切众生未有不曾做过我们的父母,无边的众生由于业际颠倒,做下了不可饶恕的罪业,我诚心诚意地为他们清净业障。并且我发愿,希望遍法界的一切众生,乃至如虱子等一切微小众生,临终时未有恐惧,不受痛苦,往生无量光佛的身边,获得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因此我愿供养自己的寿命和身体。也为了人天导师尊者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为主的所有高僧大德长久住世,而把我的寿命、身体化作曼札供奉给他们。  
诸香涂地缤纷雨妙花
严饰须弥四洲并日月
观想变现供养诸佛刹
修习愿达诸佛清净刹
(译者注:以上是曼札偈)  
自他身语意三世善法、珠宝、妙善、曼札、普贤诸云供意幻供养上师三宝尊,慈悲摄受赐予我加持:“俄当,格热,然那曼札拉,康呢尔亚,答亚么”。(译者注:此为曼札偈咒语)

再次说明,我做出这一行为,绝无贪图名誉、恭敬、爱戴等自私自利的心态,而是清净的,虔诚的,如佛陀当年舍身饲虎一般,其他牺牲的藏人同胞也是如我一般,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生取义。  
事实上临终之际,若有嗔恨心很难得解脱,因此我希望我能做他们的引导者,愿以此供养的功德和力量使一切众生未来获得究竟佛的果位;并为国内外诸多高僧大德长久住世,尤其希望尊者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为了雪域政教永世长存: 

雪山绵延环绕的净土
一切利乐事业之缘源
丹增嘉措慈悲观世音
愿其足莲恒久住百劫
(愿事业如日中天)
(译者注:此为尊者达赖喇嘛长寿祈请文)  
愿恶缘毁坏教法者
业际颠倒有形无形
思想行为入恶劣者
三宝谛实加持永断除
(译者注:此为尊者达赖喇嘛所著的雪域祈祷文)  
(愿此等善法等两偈,略)
殊胜之最发愿王
利益无边诸众生
圆满普贤行愿力
三恶道众尽解脱
达雅塔,班赞哲雅阿瓦波达呢耶所哈。(成就所愿咒,念诵了三遍)

呀!诸多的金刚道友和各地的信徒们,大家要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为雪域藏人未来的自由,为藏地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家园,为这样的曙光,大家要团结一致,为了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这也是所有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们的心愿,因此无利益的一切行径必须要放弃,比如那些为了争夺草山而自相争斗等。  
年轻的藏人要努力、勤奋地学习十明等藏人的文化及理论知识,年老的藏人也要把自己的身口意融入到善法之中,大家要共同弘扬和发展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大家都要力所能及地,为了藏人的幸福和一切众生暂时获得世间圆满以至究竟获得佛的果位而多做善事,这非常重要,祝愿大家吉祥如意!  
我还要告诉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译者注:提到一个名字但听不清楚):我身无分文,我的一切财产早已布施在佛法方面,请你们不要说这里有我的财产、那里有我的财产,或者这里那里有我的东西。我什么都没有,我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和施主们请记住这一点。还有,希望我做担保的一些乡亲、喇嘛、祖古的物品,你们要按约定的时间如数交还。  
自他三世一切善法回向给一切众生等,特别是在地狱等三恶趣的众生。 
(殊胜之最发愿王等一偈,略。)
(此生三世一切功德一偈,略) 

最后,国内外的所有法友们,请你们不要难过,请你们为善知识们祈祷,乃至菩提间我们未有离别。依怙我的老人们和百姓们也请如是发愿,无论快乐与痛苦、好与坏、喜与悲,我们都要依靠上师三宝,除了三宝再没有依靠处,请你们不要忘记,扎西德勒!

朗卓: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中壤塘乡)人,18岁。2012年2月19日自焚,当场牺牲。后由藏人火葬。

他在自焚前写下遗书,其实是一首诗:
昂起你坚强的头,为朗卓之尊严。
我那厚恩的父母、亲爱的兄弟及亲属,我即将要离世。
为恩惠无量的藏人,我将点燃躯体。
藏民族的儿女们,我的希望就是,你们要团结一致。
若你是藏人要穿藏装,并要讲藏语,勿忘自己是藏人;
若是藏人要有慈悲之心,要爱戴父母,要民族团结,要怜悯旁生,珍惜动物生命。
祈愿(嘉瓦丹增嘉措)达赖喇嘛尊者永久住世。
祈愿雪域西藏的高僧大德们永久住世。
祈愿藏民族脱离汉魔。在汉人魔掌下藏人非常痛苦,这痛苦难以忍受。
此汉魔强占藏地,此汉魔强抓藏人,无法在其恶法下续留,无法容忍没有伤痕的折磨。
此汉魔无慈悲心,残害藏人生命。
祈愿(嘉瓦丹增嘉措)达赖喇嘛尊者永久住世! 

才让吉:安多玛曲(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藏族中学初三学生,女,19岁。为抗议藏语文教育遭严重削弱的教育政策,2012年3月3日自焚,当场牺牲,被军警抢走遗体。而当局却称她“头脑有病”,“学习差”。

卫报:一位藏人少女悲惨的自焚之路中,去当地采访的卫报记者写到:“一月初,才让吉在与她的一个亲戚谈到一连串的自焚事件时表示,她很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人可以像这样继续生活下去。’ 她说。”                                                                                    


江白益西:康道坞(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人,2006年流亡印度,27岁。2012年3月26日在新德里自焚,抗议中国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度。被同时集会抗议的藏人送往医院,但因伤势太重,于3月28日即所谓的”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牺牲。

他在自焚前写下遗书 
为了抗议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到访印度,点火自焚而被送至印度医院抢救的流亡藏人江白益西之前留下的相关遗嘱被公布,他在遗嘱上鼓励藏人团结奋斗,为六百万藏人争取人权和自由。  
遗嘱5点诉求分别是:  
第一,祝愿世界和平导师达赖喇嘛尊者万岁,希望能够迎请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坚信境内外同胞早日团聚在雪域西藏,并在布达拉宫前齐声高唱西藏国歌;  
第二,同胞们,为未来幸福和前景我们要有尊严和骨气。尊严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寻找正义的勇气,更是未来幸福的向导。同胞们,寻求与全球民众同等的幸福,必须要牢记尊严,大事小事都要付出努力,总而言之,尊严是辨别是非的智慧;  
第三,自由是所有生命物的幸福所在,失去自由、像是在风中的酥 油灯,像是六百万藏人的趋向,如果三区藏人能够团结力量必会取得成果,请不要失去信心; 
第四,本人所讲的是六百万西藏人民的问题。在民族斗争中,若有财富现在就是该使用的时候,若有学识就是该付出力量的紧张时刻,更觉得现在正是该牺牲生命的时候。在21世纪中,用火点燃珍贵的人生,主要是向全球民众证实六百万藏人的苦难、无人权及无公平的处境,如果有怜悯和慈心,就请关注弱小藏人的处境;  
第五,我们要使用传统宗教、文化和语言的基本自由,要有基本人权,希 望全世界人民能够支持我们。藏人是西藏的主人,西藏必胜!  
道孚•江白益西。
(右上方则留下遗嘱的日期为2012年3月16日。)

曲帕嘉: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中壤塘乡)人,学生,25岁。2012年4月19日在觉囊派壤塘大寺附近与堂兄弟索南同时但不同地点自焚,当场牺牲。后由藏人僧俗将他隆重火葬。

索南: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中壤塘乡)人,学生,24岁。2012年4月19日在觉囊派壤塘大寺附近与堂兄弟曲帕嘉同时但不同地点自焚,当场牺牲。后由藏人僧俗将他隆重火葬。

曲帕嘉、索南在自焚前录音了遗嘱,在YouTube上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经记录后译为中文—— 
藏民族是有着与众不同的宗教和文化、慈悲和善良、有利他之心的民族,但是,藏民族受到中国的侵略、镇压和欺骗。我们是为了藏民族没有基本人权的痛苦和实现世界和平而点火自焚的,我们藏民族没有最基本人权的痛苦比我俩自焚的痛苦还要大。

在这世上最厚恩的父母和家人和深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俩不是没有考虑你们感受,和你们生死别离是迟早的事,也不是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而是我俩志同道合地为了藏民族得到自由、佛法昌盛和众生能够获得幸福,以及世界和平而点火自焚的。  
但是你们要按照我俩的遗愿行事,如果我俩落入汉人的手中,你们不要做任何无畏的牺牲,我俩不愿任何人为此而受到伤害,如能这样则是我俩的心愿。如果你们为了我俩而伤心,那就听从学者和上师大德的话,学习文化不要迷途,对本族要情同手足,要努力学习本民族的的文化,并团结一致,如能这样则是我俩的心愿,按照遗愿行事是我俩由衷的愿望。
旦正塔:安多尖扎(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尖扎滩乡洛哇村牧民,64岁,2012年6月15日在尖扎县武装部门口自焚,当场牺牲。在民众的坚持要求下,军警后来将他的遗体交还其家人。当日下午,藏人僧俗将他隆重火葬。

他在自焚前留下简短遗书如下: 
皈依三宝,
祈愿世界和平。
祈愿尊者达赖喇嘛回归故里。
为了守护西藏国,
我将献身自焚。

丹增克珠:康称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牧民,曾为僧人,24岁。2012年6月20日与阿旺诺培在称多县扎朵镇举雪山狮子旗自焚,当场牺牲。遗体由赛康寺僧人送往寺院,于23日火葬。

阿旺诺培: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人,木匠,22岁。2012年6月20日与丹增克珠在称多县扎朵镇举雪山狮子旗自焚,重伤,先被赛康寺僧人送往寺院,后被军警带往西宁,据称在某军队医院,但情况不明。

两人在自焚前留下遗言 
“对我俩来说,没有能力从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上出力,在经济上,也没有帮助西藏人民的能力,所以我俩为了西藏民族,特别是为了达赖喇嘛尊者能够永驻世间并且尽快返回西藏,而选择了自焚的方式。告知和我俩一样的西藏青年们,我们希望而且也相信大家会立誓,永远不在藏人间进行内斗,要团结一致,守护住西藏的民族赤诚。”

【注:上述自焚藏人写的遗书、录音的遗嘱,译者为桑杰嘉、东宗等。】 

1 条评论:

  1. 哭!!!!!!!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