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6日星期二

达赖喇嘛尊者说:我可以随时回去

2010年6月27日下午,在日本横滨,达赖喇嘛尊者接见了新加坡联合早报、BBC中文电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时报、中天电视公司等在日华文媒体记者和部分中国学者共四十多人,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回答了大家的提问。讲话的部分内容已见诸各媒体。全文如下:

达赖喇嘛:解决人类面临的困难,相互认识和了解是第一步。我说过,20世纪是血腥的、战争的世纪,而21世纪,应该是和谐的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有很多成果,但是,实现真正的和谐,还是有困难的。如果当初的“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今天,胡锦涛总书记就不需要强调和谐了。我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共和”,要通过和谐达成。人与人之间,没有信赖,只有猜忌,达成“共和”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见面,达到理解,消除疑虑。所以,今天见到你们很高兴,接下来,大家可以提问。

:首先向您表示感谢,上次您来日本时,我告诉您,我女儿要考大学了,您对她写了一句话,结果,她考上德国柏林大学最好的哲学系……

达赖喇嘛:
她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吗?虽然我没有读过马克思大学,但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笑)

问:请问您一个历史问题,就是当年您流亡印度的时候,关于这个情况,在中国国内还报导很多,就是当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里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和策反,当年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您是完全处于自愿去印度,还是确实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是不是曾经后悔过?

达赖喇嘛:西藏的动荡,从1956年开始。首先在四川、青海、甘肃,当时不属于西藏政府管辖的藏区;1957年底,蔓延到了以拉萨为中心的西藏政府管辖区。1957年2月,我刚从印度参加佛陀诞辰纪念活动回到拉萨,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就告诉我,东部的昌都已经开始了动荡。美国中央情报局,如果和西藏的动荡有联系,应该在1956年左右。如果我说,达赖喇嘛不了解,也许有人不相信。唯一的办法就是你们问当事人,也可以问嘉洛顿珠。我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

1959年3月17日晚上,我离开夏宫罗布林卡到达印度的穆苏里时,一些藏人对我说,“非常高兴,因为CIA的介入,您能顺利到印度。”我说:“你们错了,离开罗布林卡,选择流亡,完全是我个人的决定。”

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跟尼泊尔木斯塘的西藏反抗军有了联系。英国的BBC,也问过此事,我很清楚地讲了当时的情况。1959年,很多藏人在印度的锡金打工修路,后来,有的就去了木斯塘,参加了反抗军,不少的人。是我们内政部的官员,亲自到木斯塘,让他们解散,因为这件事,加洛顿珠非常生气。

:我是BBC中文网记者,童倩。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什么原因,使您在最近一、两年,比较极积接受华语媒体采访?第二,假如将来,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不在您的领导之下,您认为西藏问题会向着哪个方向发展?

达赖喇嘛:西藏问题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不管北京政府是否承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79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时代,我们就开始了努力。1980年,胡耀邦也去了拉萨。当时,我们真的感到很有希望解决西藏问题,可后来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向左的方向倾钭。

从2002年到2010年1月,我们跟北京正式接触了九次,但是,除了训诉以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特别在2008年3月整个西藏发生抗暴事件之后,中国政府一再指控,是达兰萨拉在幕后操作。我公开地呼吁了世界和中国媒体,抱括北京的官员们,都可以来达兰萨拉调查,我们非常欢迎。

2008年5月,胡锦涛总书记访日之前,我看到了一线希望。因为与媒体谈话中,他提到了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在谈判,而且这个谈判是真诚的。同时,中国朋友们私下传来的信息中,也提到了这次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后来,还是没有了结果。

因为中共政府的指控,2008年的4、5月份,我的美国和欧洲之行,遇到一部分中国学生,大概两、三百人的抗议。我觉得接触他们是很好的,就找了一些代表,但是,都无法交流,因为他们过于愤怒。从此,我感到与华文媒体接触,把真实情况传递给中国朋友们是很重要的。2008年6月,从澳洲开始,抗议逐渐消失了。后来,出现过零星的所谓的抗议,不过,人数很少,据说,都是当地大使馆召集的,他们唯一的酬劳,就是一顿晚饭,或者午饭。

2008年3月事件发生后,我理解汉人朋友们的关心,一听到官方的宣传,就信以为真。后来,我们通过华文媒体和其他各种管道解释了真相,使海外华人,尤其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有了理性的思索和判断的机会。

再说你的第二个问题。从2001年起,西藏流亡组织的官员,都是选举产生。我是半退休状态。流亡组织的一些大的政治决定,也是由民选产生的首长噶伦赤巴主导,现在的噶伦赤巴,已经连任两届了,明年,我们会选出新的噶伦赤巴。

我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也是经过西藏流亡组织的议会和特别大会讨论通过的。当然,不少年轻人发出了独立的声音,在最后,大部分人还是支持了中间道路,特别是民意调查时,得到了境内的很多西藏知识分子的支持。所以,我常说,21世纪,是一个对话的世纪,西藏问题,也该通过对话解决。

从书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民族区域法,都是非常周全的,但,没有实施。比如,宪法写道,人民有言论自由,那么,现实中,有没有言论自由?

现在,中国境内的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一再呼吁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去年,我在美国见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博树博士,他也说到中国未来的言论自由和社会开放是非常重要的。我问他:“跟我见面,你会不会遭到报复?”他说:“不可能,现在的中国和原来不同了,不可能。”结果,他回去后被开除了。

西藏内部的一个实际问题是,藏人活在恐惧之中。汉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感情,藏人也一样。我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最近西藏自治区召开了一个私下的会议,参加的大部分是汉人领导,提出了一个意见:未来西藏稳定的一个关键运作,是从幼稚园开始,加强汉语教育;关于西藏的寺庙,也要像汉地一样管理,只留极少数人看管,演变为博物馆和游览场所的性质。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如果这样,作为藏人,内心一定是痛苦的。西藏的宗教和文化,正在利益全世界,尤其是西藏佛教中关于心性、思维等方面的内容,早已被西方科学家关注和肯定。今年11月,我们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有一个佛学与科学的对话,这已是第21届了。

:我非常尊敬达赖喇嘛先生,您的身体健康怎么样?如果没有您对西藏发生影响力的话,再出现大的动乱的时候,这种动乱非常可怕……只要您在,大家都会慢慢安静下来。

达赖喇嘛:北京搜集的一些情报说,达赖喇嘛得了癌症。我每6个月,在美国和印度,分别做一次健康检查,是不是他们的仪器出了毛病?它们认为我的身体非常好!

有一次,我坐车从印度的菩提伽耶到鹿野苑的途中,发生了小小的事故,后来中共的情报说,这次车祸非常严重,达赖喇嘛的两个肋骨已经折断,从此以后,他可能有很大的问题,尿液还有血。(笑)

总的来说,请你放心,我的身体非常好。我个人的感觉,比如,这次在日本,还有在其他国家访问,就是很繁忙的时候,都没有感到疲劳。在印度也一样,无论接见还是讲授佛法,都非常轻松。印度的一位医生,也就是为我做胆结石手术的那位医生,称我为“年轻的病人”。我说:“你不要这样讲,我已经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了!”他说:“我知道你的年纪,但是,你的身体状况,是真正的六十岁以下。”

:我是台湾中天新闻记者,想请教您两个问题,第一,据说中国政府要在中国境内,用自己的方式寻找下一代的西藏精神领袖,不晓得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另一个问题,您想过再到台湾访问吗?

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要不要延续,1969年,我就公开地提出,应该由藏人决定。达赖喇嘛制度,除了西藏以外,还和蒙古以及喜马拉雅地区的佛教徒,都有密切关系。如果现在我就往生的话,很多藏人,应该还是希望继续达赖喇嘛制度。这就面临一个问题,达赖喇嘛的转世怎么办?是按照历史上的传统方式,还是制定一个新的方式?

我们每年都在印度召开西藏佛教各大宗派参加的年度大会。几年前,就提出了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但是,各宗派的教主都说,现在不要谈这个问题,因为达赖喇嘛的身体还好,还不到时候。西藏流亡社会的政治制度,是五年选举一次行政首长,其实,我在与不在,都没有很大的关系。

从宗教方面看,西藏佛教的四大宗派中,都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他们在宗教修养、学识、戒律等方面,都很完备。应该说,新一代的宗教人员已经出来,这方面我没有任何担心。似乎北京的中央政府,比我还操心,其实,他们应该反思,出现两个班禅后,除了给他们增加一些复杂的问题以外,没有任何正面意义。

去年我去台湾,马英久政府面临了很大的压力。开始,台湾的媒体也有负面报道,但是,了解了我所做的事情后,正面的报道越来越多了。未来台湾的方向我不清楚。

:达赖喇嘛您好,谢谢您给我们机会采访!我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海外华人。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落叶归根,达赖喇嘛几十年都没有回家了,不知道您的心情怎样?

达赖喇嘛:1983年,我提出了回西藏一趟的想法。为了圆满,1984年,还组建了一个筹备小组,打算先行西藏,85年,我将亲自回去,都是为了不出现尴尬的局面。因为,1979年我的第一个代表团到西藏的时候,民众拥挤着欢迎,激动得一片哭声。但是,最终没有成功;1992年,为回西藏,我再次做了一些努力;最近一次,是今年玉树地震。四川地震时,我当然也有这个想法,先做了一个捐款,但是,中国驻新德里的大使馆没有接受。连捐款都没有接受,怎么可能接受我到灾区访问?这次不同,玉树是藏区,如果我能回去,相信对灾民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除了公开提出以外,一些中国朋友还在北京进行了游说,尽管出现了希望,可还是没有了下文。

如果中央政府公开说,达赖喇嘛随时可以回来的话,当然,我也可以随时回去。但是,彻底回归,暂时还有困难。

1959年3月17日下午,我决定离开拉萨,是因为出现了西藏问题,而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西藏。1981年,胡耀邦提出了达赖喇嘛回去的五点建议。如果西藏问题是我个人问题,那时,我就可以回去了。中共如果不面对这个现实、只认为有达赖喇嘛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些西藏境内的知识分子的也建议,在西藏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达赖喇嘛还是留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比较好。

:我是美国之音驻东京的评论记者,我叫三井。听说您提出了一个大藏区的概念,中国政府通过中科院的一位教授,提出大藏区的概念是违反中国法律的。请您解释一下,大藏区和您一直提倡的中间道路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和相同的地方?

达赖喇嘛:中间道路,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藏人除了享有经济利益以外,还应该享有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及民族特性的权力,当然,居住在其他藏区的400万藏人,也应平等地享有这种权益。

所谓的“大西藏”,并不是我们提出的,是中共对我们的指责。今年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就提到了全面布署发展包括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境内的所有藏区的思路;温家宝总理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共同发展全藏区。如果我讲的是“大西藏”,他们讲的难道不是“大西藏”?

实际上,中央政府已经接受了我们关于所有藏人平等享受权益的某些诉求,这两个会议中,已显露了出来。我在今年3月10日的公开讲话中,也肯定赞扬了这一点。事实上,他们的关于“大西藏”、“分裂”等一系列指控,都不过是不愿意继续和谈的借口。

在我们双方的接触中,统战部提出,你们所谓的名符其实的自治,到底是什么?希望以书面形式交给中央。后来,在第八次和谈的时候,我们就把《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交给了中央政府。但是,他们在回应中,并没有说明我们的建议里哪一条哪一款是违背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是不能接受的,只是笼统地定性为:半独立和变相独立。一些从大陆来的知识分子和朋友跟我讲,统战部的官员,非常官僚,尤其思维狭隘,和他们谈判没有用。

:我知道达赖喇嘛的英语非常好,您用英语讲演的时候,获得了很多欧美听众的赞同和同情,但是,我了解到,达赖喇嘛在五岁之前,在青海,当时说汉语,上次您用汉语对我们说“民族大团结万岁”,我觉得您发音也很好,说得也很好,我想问,您的所谓母语是汉语还是藏语?为什么不直接用汉语对中国听众,像英语那样,如果您可以讲的话,直接发表讲解,这样,会有更多的人直接听到您的声音?

达赖喇嘛:用汉语跟华人朋友直接对话,当然很好,正如我在日本,也希望能用日语跟日本朋友交流。我在印度住了五十多年,我的印度语也不是很好,只能讲一点点。

我真正的母语是什么呢?是藏语中的安多方言,文字是一样的,是藏文。我们600万藏人,无论是西藏自治区,还是青海、云南、甘肃,四川的藏区,使用的藏文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方言。正如你们也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一样。在我出生的村庄里,有很多回族,有人会讲汉语,但是,带着非常重的西宁口音。我也会讲一点点,不过,我的西宁话到了北京以后,没有用,没办法勾通。所以,54年、55年在北京时,我学了一点汉语。那时,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时,还讲了几句。周恩来说:“你的中文讲的非常好。”但是,到了印度以后,那点汉语都忘了。不是不愿意讲,是讲不出来。比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我能说,因为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头衔,当时的刘少奇是我的上司;还有“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说不定,我能讲的这一点点汉语,比毛泽东的湖南口音还要标准。但是,我的母语是西藏语。(笑)

宋庆玲,她也是人大副委员长,同一个官位,我们有时坐在一起,她跟我讲广东话,我根本听不懂。不过,仍然可以交流,就是,当会议非常冗长的时候,她会从包包里取出一个糖果,给我。(笑)

:您经历了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现在是胡温时代,您觉得共产党对您的立场和态度是不是有所不同,如果不同的话,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达赖喇嘛:他们的态度和立场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应该问他们。我是一个人,现在都没有变。在共产党里面,马克思主义很好,列宁主义是一种极权。如果讲毛泽东思想,55年以前,很好。1956年,特别从1957年开始,就变了。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很好的样子,后来,整个情况就变了。

应该是59年,我到印度时,听到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被免职的消息,很是惊讶。彭德怀不会阿谀奉承,直来直去,刘少奇也一样,周恩来不一样,他不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公正无私的人遇到了麻烦,狡猾的人平安无事,我觉得出了问题。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非常疯狂的。   

我有一个朋友,他得过诺贝尔和平奖,是社会主义者。他原来和中国很亲密,有感情,他批评台湾,说国民党是反动派。他曾赞扬中国共产党。两年前我见到他时,特别地问他:“现在的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而且是极权的资本主义!”

初期的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已经变质了,否则就不可能出现今天的贪污腐败。如果还保有那种革命精神,就该做到制度的公开化和决策的透明化。在战争年代,可能会有机秘、秘密,但是,现在不是战争年代,这就导致了对民众的不信任。中国境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告诉我,要从反面理解中国官方媒体宣传的每件事情,因为宣传的背后,才是真相。他们还说,中国新闻,只有一个是真的,就是当天的日期。这是他们讲的。一个原来为劳动者服务的政党,变成这个样子,很糟糕。

我在中国的时候,除了北京以外,还去了其他的省份。一些省长、市长,都是党员,很多人参加过红军、万里长征,他们当时为人民服务的心情,的的确确是真的,值得尊敬。正是这种精神征服了我,我提出了加入共产党。但是,有人告诉我,不要急。现在看来,这些人,可能预见了未来,知道共产党会变成一个腐败的党。

我的精神上,现在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97年,我第一次到台湾跟连战会面时,就说:“我没有反共”。连战说:“我们反共。”

共产党,为中国革命付出过代价,在这个肯定的基础上,应该慢慢地退休,这是光荣的退休。我这么说,绝不是反共。共产党的早期,是有功劳的,如果能光荣地退休,把权力、中国的未来,交给新一代年轻人,是很好的。现在,他们唯一关心就是权力,整个国家警察和安全系统都在维稳,这是没有办法产生和谐的,只能产生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和怀疑。

最近,《中国青年报》上有的文章提到真正的稳定来自内心,还提到国家体制的法治化,都是非常好的。我也看到了温家宝总理纪念胡耀邦先生的文章,不过,听说,温家宝总理的这篇文章,遭到了左派的强烈攻击。很复杂。

:我是研究政治学的。刚才达赖喇嘛讲到两个班禅的出现,在政治方面添了不少麻烦,没有任何益处,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也可能北京希望有两个班禅,这样,使藏人无法相信谁,还可以影响西藏佛教的发展。不过,我觉得还是一个班禅、一个达赖喇嘛,才对佛教有好处,这方面,达赖喇嘛怎么看?

达赖喇嘛:中国官方任命的班禅,其实在藏人中,没有什么影响。连中国政府里的一些官员,也在讲“假班禅”、“假班禅”……据说,官方的班禅,到西藏各地时,还要麻烦政府动员朝拜,去的话,会得到一些礼物。而上一世班禅到藏区时,一些官员,因为前去朝拜,还受到了惩罚,和现在的奖励恰成对比。

我常对华人朋友举这个例子:印度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在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都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字和语言,但是,他们的民族文化,都保护的非常好,因为印度是一个平等、民主、法治的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相睦相处,印度政府也从未担心过他们会搞分裂。

中共害怕西藏人、维吾尔人是不同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其实,不必担心,如果真正变成民主国家,整个机制和决策透明化,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信赖,中国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共和国。我也跟华人朋友讲过,让中国立刻民主化,也是不现实的,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动荡。我个人认为,由共产党领导,循序渐进地实现民主比较好。现在,马上可以实施的就是制度的透明化,不要控制媒体,要法治化。这样,中国境内的民众思考方式,会不同程度的改变。慢慢地,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强国,而这样的强国,才会被全世界信赖和尊敬,可以为世界服务。大家非常清楚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都在恐惧;说得远一点,美国也好,欧盟也好,对中国还是饱着一种担心,不是很信赖的态度。

去年,我记得印度总理访问华盛顿时讲过一句话,他说,从经济方面讲,印度落后于中国,但是,不要忘记,印度是一个民主、法治、自由的国家,从这个软实力的角度讲,印度优越于中国。这是肺腑之言,也是一个事实,不能理解为印度总理批评中国。所以,我刚刚讲的,在共产党带领下,中国渐渐的走向民主,是现实的。

我也注意到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里,民主两个字,提得比较多一些。民主是这个世界的共同趋势。中国近代历史中,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时,反对的就是极权的满清政府,而共产党,像满清政府一样极权,不是很奇怪吗?建国初期的革命思想,如今都没有了,就剩下了两个字,钱和权。还有太子党,还有这些官员的什么二奶。

:西藏问题大概分析起来有三个大的问题吧,一个是政治问题,一个是宗教问题,一个是民族问题。那么从政治问题来讲,就是说,如果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很多问题,中国人民自己也很不满意,这也是事实,但是,是否可以说,社会主义不好,那么,以前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应该回去吗?再一个宗教问题,中国可以说,从文革开始以来,各地的宗教寺庙进行了很多的破坏,包括西藏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中国人有一个想法,破坏的不止是西藏,中国各地都同样遭到了破坏,所以,不能说,是专门针对西藏进行了这种破坏,这是很多中国人的想法,虽然这是非常错误的,是犯罪,但是,中国各地是一样的,汉族地区也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宗教问题,第三,就是民族问题,现在看,世界各地民族纠分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希望汉族和西藏人再有这个民族纠纷,但是,还是要提倡和谐,但是现在从汉族人来看,比如说,北京奥运会呀和各种问题,使西藏造成了和汉族的很多感情上的隔阂。

达赖喇嘛
:我批评的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造成了中国巨大的贫富差别。社会主义当初所关心是工人、农民的幸福和饥苦,而现在,挣扎在最低层的就是工人和农民,我批评的就是这个,我没有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好。

1959年,我们到了印度后,就开始了民主化。我们的法律中有一条,就是流亡组织议会中的多数人,如果赞成的话,可以取消达赖喇嘛的权力和这个制度。我可以肯定地讲,不管西藏境内、还是境外,都没有一个人想恢复西藏过去的制度。1992年,我们已宣誓,在境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解决西藏问题。一旦西藏问题解决,所有的西藏事务,会交由境内的优秀藏人承担。

应该是1980年,在美国,我见到了一位《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他去了西藏,看到很多照片,其中,有一张,他说,是布达拉宫里的一个照片,上面有一个人的头盖骨。他告诉我,中国的官员解释,这是达赖喇嘛喝酒的碗,他问我:“是不是这样?”

我竟然一时无语。因为,我不相信,天底下还有这种谎话!不过,西藏人的生死观和别的民族不一样,有的藏人临终前,可能希望头盖骨留下来,做为供品,这是可能的。可惜,这种误解或者说扭曲了真实情况的宣传,愚弄了不少人。

刚刚你提到的所谓的农奴制,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勇气承认,达赖喇嘛和海外的藏人在印度已经实行了民主,因为他们自己是专制制度,也只能说,达赖喇嘛和那些海外的藏人,要恢复过去的农奴制。西藏的过去,究竟是不是农奴制,还有待讨论。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恢复过去的制度。中共对西藏曾有一个武断的定义:最落后、最野蛮、最黑暗、最残酷。也不是他们讲的那样,现在,连他们自己也很少这么说了。

你刚刚还提到文化大革命对西藏寺庙和全国文化的摧残,的确这样。但是,还应该知道,西藏那些大的寺庙被摧毁,从1957、58年就开始了,甚至1956年,中共的轰炸机,就炸毁了理塘大寺,位于现在的四川甘孜州的理塘县,这是一个很大的寺庙。我听到理塘寺被炸时,就对在拉萨的中共官员讲:“当地的民众是无幸的,他们没有办法对你的飞机开枪,对和平的群体、古老的寺庙这样轰炸和摧毁是不应该的。”

再说汉藏之间的关系,不是最近几年,或者几十年才开始,可以上溯近二千年。从我个人来讲,二十四岁之前,我住在西藏。共产党没有到西藏的时候,在拉萨有汉人开的商店,我们称那些老板为“汉人的公子”,非常喜欢他们。共产党到了拉萨以后,我和他们打了九年的交道,这期间,虽然有反对、批评、甚至抗议他们的政策,但从来没有和汉人同胞发生过任何矛盾。1959年以后,出现了汉藏矛盾,很多从境内来的藏人,我见到他们的时候,都非常激动,他们称汉人为 “加干”(藏语:老汉人)。我原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是谁造成的?我们希望和汉人兄弟姐妹和睦相处,回到大家庭,但是,他们一再编造罪名,把我们分割出来。尽管我的代表和北京之间的接触、协商,非常重要。但是,他们去的时候,有时,我开玩笑地说:“好吧,去北京去接受他们的训斥吧……”

追根究底,汉藏民族之间矛盾的制造者,应该是共产党、北京当局,尤其是统战部!是他们不真实的宣传,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2008年3月事件发生以后,来自西藏的很多人,见到我时,都谈起他们的感受,比如,到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找不到旋馆,买不到车票,也订不到机票,他们遇到了实际困难,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话,不会理解那种被排斥的心情。去年,一个中国的访问团里,刚好有一个藏人,出国的时候,在机场,因为他的身份证上写着“藏族”,就遭遇了特别盘查,其他人都可以顺利通过,只有他,等了很久,所有的藏人,都在被怀疑。

十年前,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在西藏内部的一个重要会议上说,西藏的共产党员,只有两个人是共产党信任的。所谓的这两个人,其实,他们也通过一些关系传过口信给我,据我了解,这两个人,也不是共产党信任的,所以,没有共产党信任的藏人。

2008年西藏三月事件发生后,藏人的感受,很多人都不了解。其实,对藏人的排斥和打压,造成了不管在军队里,国家机关里,还是党员里,百分之九十九的藏人,都开始了表现出对北京政府的不满。社会机制的不透明,是很大的原因,有些朋友跟我讲,在北京,一些非常高的官员,手机里就有达赖喇嘛您的照片,而在公开的场合,他们可能会讲,达赖喇嘛是魔鬼。(笑)

在德里,我见过到印度留学的中国学生,他们说,在中国生存很困难,必须要有两张脸,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所以,我非常同情中国民众,内心想的和口头讲的不一样,民众骗当局,当局骗民众。

今天,希望通过你们和你们的朋友,把我的呼吁传递出去:十三亿中国人应该有了解事情真相的权力,有争取政策和政治制度的透明化的权力!我相信,只要中国人真正地了解事实,他们就有能力分辨善与恶,好与坏。如果总是认为十三亿中国人,愚蠢得像小孩子一样,我觉得,是对不起他们。对不对,同意不同意?

听众:同意。

达赖喇嘛
:同意?完全同意?(笑)

: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我是一个汉人,非常相信达赖喇嘛的话,当然不太相信共产党的话。达赖喇嘛谈到跟北京的沟通上,选择了中间路线,并且愿意通过协商,甚至妥协来达成……,实际上,这条中间路线本身,也是一条妥协的路线,却不为北京接受。那么,这条中间路线,是否就是目前达赖喇嘛对中国政策的底线,或者说,在这条中间路线的基础上,还有妥协的空间?如果有的话,将是什么?比如,达赖喇嘛希望回国,现在看来,要长期的回国,达赖喇嘛自己也认为条件不成熟,可以回国看看,如果一下子回到拉萨,或者回到西藏也不可能的话,那么,有没有这种想法,比如先到五台山,或者到其它的地方,做一个过渡,也就是说,妥协的妥协在哪里?

达赖喇嘛:2005年,我的代表在和北京的第四次谈判中,明确地提出了达赖喇嘛到五台山朝圣的要求。其实,这个想法,我在1954年就有了。但是,统战部的回答很清楚,达赖喇嘛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是单纯的宗教活动,一定有政治色彩。刚刚讲到玉树地震时,我也公开地提出了回去的愿望。

去年在华盛顿,一位朋友建议,是不是以朝圣,纯粹宗教的名义,到中国访问?我说:“现在,中国政府把达赖喇嘛看成魔鬼,马上让魔鬼到中国访问,是不可能的。”我们要观察中国的政策,一旦对西藏的高压稍微缓和,我就及时肯定,这样,我这个魔鬼的罪孽也许会减少一点。这时候,中国政府允许我去,才是比较合理的。

各位应该了解,我的中间道路政策,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依据,在争取我们合法的权益,除此没有别的。我们这里也有《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和今年的3月10日我的讲话,可以看一下,看一看我的罪孽有没有减少一点?时间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

听众
:谢谢!(掌声)

(朱瑞根据录音整理,提问部分略有删节,已由达赖喇嘛办公室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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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ly 06,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