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网友在“与达赖喇嘛对话”谷歌汇问上提的问题，达赖喇嘛从2010年7月19日到24日，通过他的中文推特（@DalaiLamaCN）对“按受欢迎程度排序”前十位的问题做了回答。此次的问答全文如下：
问题一（关于藏青会）：
从现在看来，在尊者有生之年 是很难能和中共政府达成和平的方案，在尊者往生之后，比较极端的藏青会是否会没有了尊者的束缚而开展大规模的恐怖活动，我知道尊者是爱好和平的，但是怎样 防止藏青会走向极端的恐怖活动，不知是否有对策？
达赖喇嘛：
总体来讲，我往生之后，西藏流亡组织，特别是教育体系依然会继续运作、发展。另一个重要面是佛法的传承，目前各佛法宗派中出现了一批经过二十到三十年的学习、能担当宗教领袖的精英。从行政组织上讲，过去十年我处于半退休状态，所有政治上的重要问题都由经选举产生的领导决定，未来也将继续这种模式。
藏青会等一些团体发出批评我的中间道路，寻求西藏完全独立的呼声，而且这种声音近来有所扩大。他们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我们为互利所作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正面的成果，使得他们的意见越趋尖锐。然而，总体来讲，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信赖非暴力的和平路线，这是非常清楚的，不用担心。以上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希望我的回答能让您有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问题二（关于“大西藏”）：
达赖喇嘛尊者，您寻求自治的大藏区与现有中国的省份行政区划有很大重叠部分，请问您建议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重叠区域的其他民族中国人是否由“大藏区自 治政府”来管理？这部分非藏人的意愿如何得到保障和贯彻？谢谢！
达赖喇嘛：
我们从未提过“大西藏”这个词，这是中共统战部等反贴在我们头上的。我们的诉求是，语言、文字同一的所有藏人，需要有保护、发扬宗教文化的同等权利；以及经济发展等的平等权利。中共政府似乎承认了这一点，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自治区及其他四省藏区的发展要统一部署的政策，温家宝也在人大工作报告中有同样的宣示。这是符合现实的做法。
平常一提“西藏”，就认为是西藏自治区。然而，自治区只有二百多万藏人，其它近四百万藏人分布在其他四省。我们要求平等、同一的权益。比如我，也不是来自西藏自治区，而是青海。从历史上来讲，现今的四省藏地出现过很多高僧大德；当今在印度的不同宗派的佛寺中，重要教职人员大部分来自这些藏区，而来自自治区的较少。所以，我们关注的主要是宗教与文化，因此提出了统一的诉求。如果我们寻求的是分离或独立，那就另当别论，然而，我们提出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中寻求保护发扬自己的文化、宗教、以及语言文字。
相关自治的具体的细节，如有机会详细讨论，应由境内藏人负责，在无恐惧的环境中能进行自由协商，相信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关于西藏的汉人部分，在上次推特对话中我有详细的说明。比如在西藏自治区，五零年代之前就有一些汉人，康和安多地区，特别是我的出生地有不少汉人，这些是很早就居住于此，藏人从未提出除了藏人之外不允许汉人或其他民族居住。重要的是，冠以“藏族自治”的名称之后，应该是藏族为多数，其它民族为少数，如果颠倒了，就失去“自治”的意义。我们希望能建立一个像历史上汉藏民族千年共处的友好大家庭；也祈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民族抱着平等一家的心态和睦共处。
问题三（关于凶天）：
达赖喇嘛，去年一家法国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记录片《The Dalai Lama’s Demons’》。片子在印度拍摄。片中，信奉Dorje Shugden的藏僧在流亡藏人的社区中被到处驱赶，他们不能进入商店，医院，甚至赖以为生的寺庙.在片中，您发布命令所有信奉Dorje Shugden的僧人必须被驱出寺院。我引用一位被驱赶的藏僧的原话：一方面达赖喇嘛在总是说宗教自由和慈悲，另一方面，他在禁止我们的宗教自由，并把我们驱赶出寺院。他在自相矛盾，我不再相信他的话。达赖喇嘛，请问您是怎么看待他对您的评价？
达赖喇嘛：
关于朵杰或凶天的问题，讲起来比较复杂，因为这牵涉到宗教的信仰问题，没有信仰或不承认宗教的人，很难了解与理解。凶天出现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五世达赖喇嘛是怎样评价凶天的呢？五世著作“11卷”中写道：“邪愿毁戒变此怨鬼”。怎么讲呢？凶天的起因是发邪愿；本性是毁戒的怨鬼；行为是伤害众生。凶天自己也承认是毁戒的怨鬼。
所以，曾经我也供奉过凶天，但看到五世达赖喇嘛的教言之后，经过各种方式进行了观察和分析，得出不宜供奉凶天的结论。因此，我就停止了供奉， 但是，当时藏人中还有少许人在供奉，我并没有禁止。
我们从未将供奉凶天家族的孩子驱除学校，没有这回事。在寺院中，大多数不供奉凶天的僧众与少数供奉者一起进行佛事活动，这不符合宗教誓言上的教诫。不供奉凶天的僧众都从达赖喇嘛这里接受过教法传承，而供奉凶天者置疑达赖喇嘛，这样就产生不和谐。然而，至今从未有人因供奉凶天被驱逐藏人社区。
欢迎你们来印度，到印度南部参访，在那里供奉雄天的的僧众，他们单独建立起寺院，过着跟其他藏人一样的生活，没人去干扰他们。
总而言之，我的立场是：信不信宗教，是个人的自由；信什么样的宗教，是个人的选择，因此，依止或供奉什么样的神、鬼，也是个人的自由。然而，解说供奉凶天的利弊得失，是我的责任，听与不听每个人自己决定。
一个汉族朋友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你是有兴趣，这是你的自由，但希望你认真观察了解。平常我们学佛的人讲：“对人要净观；对法要观察”。因此，对法，必须要进行分析，比如，即使是导师释迦牟尼佛的教言，也要分析“了义”还是“不了义”，这是龙树菩萨等的传承，所以，有“依法不依人”之说。你们也要观察分析，这很重要。
问题四（关于08年拉萨事件）：
我想问在08年的西藏事件中，为什么那么多的僧侣藏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下手，要知道，政府才是始做俑者
达赖喇嘛：
据我所知，2008年的抗议事件，开始于3月10日，之后11、12、13日陆续发生了抗议，当局还派武警制止前往拉萨市区抗议的哲蚌和色拉寺的僧众。一位现场目击记者告诉我，14日上午在拉萨发生火烧商店等事件时，警察们除了摄影之外，不作任何干预。这很奇怪，中共只提“3.14”，从不提之前发生的事，似乎故意让14日上午发生事情，然后一一摄影“取证”之后，指控藏人骚乱。
之后从拉萨来的藏人告诉我，当时他们看到当局运来了很多外人，14日当天的主事者几乎都是他们。按道理讲，我们需要一个自由、公正的调查机构作客观、彻底地调查，这样真相会大白。另外，当时在康和安多地区，当局把寺院的护法殿中，藏人按照传统习俗献供护法的刀枪子弹撤下来，指控这是寺院僧人准备从事恐怖活动的证据，这些都是不符事实的。
不管怎样，在当时情绪高昂的状况中，有的藏人在愤怒之下变得不理性，如有一些藏人，对汉族同胞进行了骚扰，对此，我深表歉意！当时中共的宣传谎称，这是藏人在反对汉人，但是，绝大多数藏民并非如此。藏人反对的是中共的政策，因为爱护自己的宗教文化，以及信奉自己的喇嘛而遭受到当局的严厉打压，藏人的内心因此而冰冷，反对这种政策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愿你们不认为这是反对汉民族。
据我所闻，08年三月事件之后，很多藏族商人、学生、游客等到内地时，因为是藏族的原因，出现住不到旅馆进不了饭店的状况；而且当中国官方的一个出访团在机场，只有其中的藏人成员受到边检的特别盘问时，怎么能不让藏人感到心寒？
问题五（关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共）：
请问尊者：当年和平解放西藏事先就是个阴谋哩还是后来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因何而变？您是当事人，也受到中共厚待，请简单说一下好吗？
达赖喇嘛：
这很难讲，当初中国解放军攻打昌都时，七八千藏军被消灭，那时在昌都总管部门任职的官员，门仲·堪穷后来告诉我，当时王其梅将军流着眼泪说，这是我们兄弟民族之间的残杀。因此，他们的初衷也许是真诚的。另外，在修筑川藏、青藏公路时，有的战士用身躯来阻挡洪水土石等，的确付出了代价，这些人也是真诚的。另外一些人，他们当初的想法是什么，我难以定论。
如果政府能将当时的秘密文件解密，提供给历史研究人员做详细的研究，这样会很清楚，才能真相大白。
从总的政策来看，我于1954年前往中国，在内地住了五六个月。那时，我多次与毛泽东相见，特别是前往不同省份去参观时，见了很多中国官员，我感觉到，他们是一批具有革命精神，一心一意为劳动人民和国家服务的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些人毫不利己，专门为公，他们的作风吸引了我。特别是毛泽东，他对我作了很多承诺，但在1956、57年之后变了，整个政策走向了左的极端。
问题六（西藏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请问达赖喇嘛，如果未来内地实际拥有一个符合政治概念的民主政府，您认为西藏与这个政府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中包含的主要原则是什么？实现与内地政府这种关系的“西藏”您认为应当是怎样一个疆域范围？
达赖喇嘛：
我认为目前中华人共和国的外交也好，内政也好，很多不必要的纷争是因为没有信任，以及猜忌和疑虑所致。过去五十一年我是住在境外，不管在美国、欧洲，还是在日本、印度等，我有不少朋友，稍微了解一些情况。中国虽然希望建立友好外交关系，但无法如愿以偿的最大原因，是相互没有信任。没有信任的关键，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机制不透明，表面上的呈现与实际状况有很大落差的原因。
不管是西藏问题，还是新疆问题，中国政府的对外宣传，和民众的实际感受相差很大，这是很明显的。因此，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实行一个内外透明、实事求是、公正公平的政策，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
关于西藏问题，我们没有寻求独立。虽然西藏有悠久的历史，但我们注重的不是历史，而是未来。因为西藏在物质发展上的落后，我们认为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对西藏的发展有利，所以，我们不求分离。
最重要的是，西藏具有特殊的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字，从宗教上讲，当今世界上很多学者异口同声表示，藏传佛教是佛教中保留最完整，内容最博大深奥的佛教传承。这样博大精深的内容，能够延续发扬，是因为藏文这个优秀的文字所记载，从梵文音译和意译的内容，都是正确无误的。因此，如能保护好我们的宗教和文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是有益的。 总体来讲，中国本身可以说是一个佛教的国度，近来信佛的人也日趋增多，我想我们可以利益双方，是互利双赢的。
问题七（西藏的民主化）：
达赖喇嘛尊者，请问假如争取到西藏高度自治或独立，您是否有计划使西藏的执政制度民主化？如何保持政教分离？
达赖喇嘛：
认为这个问题不需要作特别回答，如果你有时间，请你到印度来，你会看到在流亡期间我们是怎样实施民主的；五十一年来我们的政治制度，以及我们的未来设想等，您看到后就会明白。
就我个人而言，早在1969年就公开宣示，未来达赖喇嘛的体系延续与否，应由西藏人民决定。因此我个人没有任何担忧。
最关键的是，需要拯救、发扬藏民族特有的宗教与文化；另一方面，是西藏的生态保护，我们希望在建设、开发过程中，不要破坏到西藏的生态环境。西藏高原的生态非常脆弱，如果遭到破坏，这样高海拔与空气稀薄的生态状况，恢复起来需要漫长的时间，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如西藏高原的冰川，是亚洲很多江河的发源地，这就需要特殊的保护。
问题八（达赖喇嘛的权威）：
达赖喇嘛将如何看待死后流亡藏人的权威整合，一旦达赖喇嘛的权威不在，而按照现实又不能实现达赖身份的转世，那么继任者的权威能否压制激进的藏民族主义，而实现和平理性的非暴力抗争？
达赖喇嘛：
即使我不在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我在二三十年前就一再告诉流亡藏民，不管你们担任政、教上的任何职务，就当着我不存在的模式来承担责任，他们正是是抱着这种心态，累计经验，步步向前的。
现在是每隔五年产生一个新的领导人，明年就会产生人民直接选举的新领导； 宗教方面，每个宗派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会承担宗教传承方面的责任，我的在与不在，其实没什么区别。
问题九（西藏政治制度的变迁）：
请问达赖喇嘛，您一直提出西藏要民主自治，而在您以及您的前世统治的西藏是否实现过民主统治？如果没有，那么为何您觉得您会比中共更能实现在西藏的民主统治？如果实现了西藏独立自主，那么您又会如何分配现在追随你的那么多僧侣的权利，这种权利分配又将和60年前在西藏统治的僧侣集团的性质有何不同？
达赖喇嘛：
第一世达赖喇嘛到四世达赖喇嘛都从未涉足政治。第五世达赖喇嘛担任了西藏的政教领袖，那时，不管是东方的中国，西边的印度，北部的俄罗斯，都没有什么“民主”可言，同样都是一种封建制度。但是，因为佛教，整个西藏普及了非常强的、给予所有众生的慈悲观念。比如，在1959年之后实行“民主改革”时期，很多被批斗的地主是由他们的仆人救出；后来流亡到印度的不少地主，也是他们的仆人们通风报信之后才得以逃脱而来，因此，虽然是同样的奴役之名，但实质大有区别。
在四川藏区，1955年就开始实行了所谓的“民主改革”，但在藏地不适合实行与中国内地相同的改革方式，所以出现了问题。你们当然不一定要认同的我的观点，但有一点是，我们需要客观、彻底的深入调查和研究，这样的结论很重要的。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他的晚期，思考了民主的施政方式，但未能实现。1952年我在拉萨时，成立了改良委员会，开始进行对税赋和债务制度等的改革，但是未能完全实施。
因为早在西藏就有这种改革的想法，因此我一到印度就建立民主机制，实施改革方案。早在1992年我就公开宣布，未来西藏问题获得圆满解决，境内外西藏同胞共聚一堂之时，我将不担任任何职务；有一天西藏获得真正的自治，人民获得真正的自由之时，我们将返回家园，那时，我将历史上赋予达赖喇嘛的所有特殊职权，全部交给地方政府。我的想法依然坚定不变，从未想过未来要担当什么职责。
问题十（如何看待藏地汉人居民）：
达赖喇嘛尊者：请问您如何看待目前藏地汉人居民，尤其是居住在藏地的第二代汉人?对他们来说，故乡只意味户籍上的显示，而西藏已是不折不扣的家乡。高度自治有可能使其处境边缘，这就是很多反对您和流亡政府的藏地汉人的担忧。您对他们是否有话要讲。
达赖喇嘛：
西藏作为一个“自治”的地方，藏人不能变为少数，除此之外我们当然不反对汉族朋友的居住，如果汉族朋友能够尊重、关爱西藏的宗教文化，我们一定欢迎他们。
我有时开玩笑说，汉族给藏族好吃的食物，藏族给汉族佛法上的精神食物，因此根本不用操心。当然也有一些汉人会歧视藏人，认为藏人有臭味、很肮脏；信仰宗教是低俗的行为，这样的人，可以离开肮脏之地，回到自己干净的地方为好。
过去，在西藏的寺院中也有学佛的汉僧，但当时从未有过民族之分，佛陀的教法中，本来就没有民族的区分。过去西藏寺院中，有很多蒙古人担任堪布（方丈），虽说是不同民族但从未排斥，未来如有汉人能苦学经典，成为智者的话，也可以担任西藏的堪布，甚至上师。
转自：http://wanglixiong.com/2010/07/38.htm
2010年7月25日星期日
中国：目击者揭露中国国安部队在西藏的侵权行径
人权观察
（纽约）人权观察组织今天发布报告，指出2008年3月10日开始引爆一系列空前的藏人示威抗议活动，目击者证实，抗议期间和之后，中国国安部队过度使用武力并蓄意使用暴力。侵权行至今还在进行，其中包括：人们被强迫失踪，人们被错误定罪后被判处监禁，家庭遭受迫害，涉嫌亲抗议运动的人遭到攻击。
长达73页的报告《我的亲眼所见: 中国国安部队在西藏的侵权行径 》的资料摘自人权观察与200多人做的采访。采访对象包括当年在场的藏族难民和游客，采访是在他们离开中国后即刻进行。另外也有中国官方知情人士提供的新的、从未被报道的信息。该报告透过目击者的陈述，详细记录安全部队在抗议期间和之后进行的种种侵权行为，罪行包括镇压抗议时过度使用暴力，也包括更恶劣的罪行，如进行大规模的任意逮捕活动，拘留犯罪嫌疑人时施行酷刑。
人权观察亚洲倡导促进事务部主任，索菲•理查森 （Sophie Richardson），说："数十名目击者的证词和政府亲自提供的信息都清楚展现出官方十分愿意使用致命武力以对付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这份报告彻底反驳中国依国际标准和国内法处理示威抗议活动的声称。"
该报告还建议，中国安全部队不加区别地向示威者开枪的事件至少有4起，包括3月14日拉萨的市中心发生的事件。
中国官方为了避免其安全行动受到外来或独立的审察，封闭了整个西藏高原，并派出大量的军事部队到所有的藏族居住区。中国官方将记者和外国观察员驱逐出境，限制到该地区或在地区内的旅游活动，切断或监测电信通讯和互联网的使用和拘捕任何涉嫌报导镇压的人员。外界呼吁对抗议进行独立调查，都被中国政府完全拒绝了，这包括来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各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的要求。
人权观察谴责藏人以及安全部队双方进行暴力行为。政府颁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3月14 至15日期间，在拉萨就有21人丧生，数百人受伤。国际法律标准限制各国只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为了保护生命或逮捕暴力罪行的肇事者，才使用武力。目击者的陈述表明，中国部队在数多事件中违反了这些标准，违反了国际法。违反的规定包括：禁止过度使用武力、酷刑和任意拘留，以及和平集会的权利。政府的声称却恰恰相反。
抗议活动一开始，中国政府就坚决称其将会公正、"依法"处理因抗议活动源自的案件。该报告描绘的真实情节却迥然不同：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和普通藏人未经正当程序和法律程序被逮捕和拘留；中国政府未提供被拘留者的下落；由中国执政党控制的司法制度已受到政治化，进行诉讼程序时，被告几乎未经应当的法律程序。
人权观察说，该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调查抗议活动和其余波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中国政府也必须即刻开放该地区给媒体和国际监测进入。众多目击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安全部队过度动用武力，蓄意残暴对待和虐待因涉嫌参与动乱事件被拘禁的藏人，剥夺被拘留者法律规定最低的诉讼保障，包括正式发出通知书说明被拘留者拘留于何处和其原因。中国政府必须检讨其安全部队的行为。
理查森说："就西藏局势展开国际调查的需要依然迫切。安全部队的侵权行为不太可能解决平民长期存在的不满情绪而进行抗议活动的根本原因，甚或会加剧问题。 "
背景
在2008年3月初，来自西藏自治区的首都拉萨内和周围地区的各大寺庙的西藏僧侣展开了一系和平抗议活动。中国安全部队镇压抗议的做法导致拉萨的社会治安于3月14日严重遭到破坏。
邻近省份的大量安全增援部队开始进入该地区，中国政府做出威胁，说将严厉打击犯罪者，整个西藏高原卷入空前的抗议活动。据官方报，首两个星期发生了超过150起事件。接下来数个月一直出现零星的抗议报告。
这次西藏骚乱是数十年持续最久的事件，为了应对其，中国政府展开了中国自1989年天安门运动镇压后，中国最大型的安全行动。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未对示威者和警察部队发生数多冲突的引发因素提出解释。中国政府也未解释其安全部队应对示威者时采取的行动，这包括：涉嫌对藏族示威者动用致命武力；在3月14日当天任由示威抗议者和劫掠者占据拉萨的市中心几个小时。抗议时期数百名藏人被逮捕，中国政府仍未揭示他们的下落如何。也没有披露被逮捕的、被判处的、被拘禁而目前等待审判的和被判法律外拘留（如劳动教养）的人数。
摘自《我的亲眼所见 ：中国国安部队在西藏的侵权行径》报告的目击者陈述：
"他们一直向人群开枪。他们从江苏路的方向冲过来，一看到藏人就开枪，杀死了很多人。"
Pema Lhakyi （化名），一名24岁的拉萨居民
"她是被一粒子弹击中了头部。当地人终于把她的遗体带回她住的村庄，那里距离东谷寺院约5公里。"
Sonam Tenzin（化名），来自东谷寺院的27岁僧侣
"军人起初只是站在人群前，开几次枪吓唬他们。群众以为军人不敢向他们开枪，继续涌入小区。军人在这时候开始向群众开枪。"
Tenpa Trinle（化名），色达县的一名26岁僧侣
"我看到的第一场面是一大批士兵和警察用电击电棍殴打人群。士兵成群，每批有四、五个士兵，将人群一个一个逮捕，然后把他们带上一辆卡车。"
Dorje Tso（化名），同仁居民，今年55岁
" 他们冲进寺庙，把学校和宿舍大门和栅栏门砸坏。士兵们全副武装，还带着备斧头、锤子，另外还有手电筒、手 铐和钢丝绳。他们进入僧侣的房间后先要僧侣交出手机，然后有系统性地没收它们。。。被捕的一些僧侣套上手铐，其他则用钢丝绳绑起来。。。他们命令我们动作快一些，要不然会打我们。有几百名僧侣被带走。"
Jampa Lhaga（化名），他曾在拉萨哲蚌寺当过僧侣
"采取的行动没有任何一个凌驾军事的宪法权利或国际法。"
吴双战，当时任职武警部队司令员，于2008年3月16日做出的回应
"我们被殴打至严重受伤。警卫用棍棒打我们。。。大部分时间一直攻击我们的下半身。。。他们这样打了我们两天。之后，我们被带到拉萨的西藏自治区监狱。在那里，警察连续不断审问了我们整整两天两夜。他们一直殴打我们，轮流进行讯问。。。"
- 仁钦朗杰（化名），从甘丹寺33岁的僧人。
"关在拥挤里的牢房多达30人，牢房宽度大概3、4平方米。因为没有空位让人坐下来，被拘留者白天和夜里大部分时间都一直站着。牢房里没厕所，又没有人让被拘留者出去，他们只好在牢房里解决。被拘留者一天只得到一碗粥。很多人遭到殴打。"
Pasang Choepel（化名），他曾在阿坝被拘留过
"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肯定，被告人多吉·康珠撰写小册子，呼吁西藏独立，将册子扔在甘孜县的重要道路，公然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团结，并认为她的行动构成了煽动独立罪化名"
甘孜县的政治和法律委员会发布通知，公布判处多吉·康珠有期徒刑6年
"人民行动党士兵继续在院子里殴打他。他们用了腰带和枪托。。。他躺在地上流着很多血时，他们还一直踢他，直到他动也不动，他们才把他丢在地上就走了。。。这是我亲眼看到。"
Lhundrup Dorje（化名），一名拉萨居民
转自《观察》：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69499
（原载 人权观察）
2010年7月22日星期四
達賴喇嘛再與中國網友交流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再次與中國網民交流，他透過推特中文頻道陸續回答來自網民們經過投票篩選的十個問題，並表達了對中國民眾的人文關懷。
星期一開始，達賴喇嘛透過新媒體渠道再次與中國網友交流對話，再次回答來自中國網友的多個有關西藏命運的關鍵問題。 本台曾經報導，前一次5月21日的對話主要是透過一直關注西藏問題的大陸作家王力雄的推特頻道及其它具影響力的著名推友發布消息。 這次則是達賴喇嘛使用近期創建的中文推特頻道（ @dalailamacn ）回答網友們眾多提問。 此次對話提問過程仍然由王力雄主持發起，透過網絡匯集網友的問題，然後也同樣由網友們投票選定最後的十大問題。 在這次對話之前，共有1543名中國網友提交了326個問題，投下了12771 票。 在7月16日收到問題後，達賴喇嘛辦公室將在2-3天內把藏文回答翻譯成中文推出，預計星期三回答完所有十個問題。
負責中文推特發布的達賴喇嘛辦公室中文秘書長才嘉星期二向本台表示，“讓大陸有興趣的網友要讓他們更進一步了解達賴喇嘛的一些想法，特別是他對解決未來西藏問題的一些互利的中間道路的一些精神，我覺得這很重要，因為我們在7月6日開通達賴喇嘛和中國推特網友的對話推特以後，到目前為止有Follower就是跟隨達賴喇嘛的人已經有將近5000人，然後這些5000人裡面也有很多著名的作家，像王力雄，他的跟隨者就有1萬多人。達賴喇嘛透過推特回答，他的跟隨者以及跟隨者的跟隨者傳遞過去會有很多很多中國人對達賴喇嘛的立場、觀點、想法有進一步的了解，有很大的幫助，所以我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現象”。
在星期二已經回答的問題中，達賴喇嘛首先澄清了有關“西藏自治”的認識。 他認為，“藏族自治的名稱之後，應該是藏族為多數，其它民族為少數，如果顛倒了，就失去自治的意義。我們希望能建立一個像歷史上漢藏民族千年共處的友好大家庭；也祈願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民族抱著平等一家的心態和睦共處”。 他也明確澄清中國宣傳的“大西藏”誤解，他說，“我們從未提過'大西藏'這個詞，這是中共統戰部等反貼在我們頭上的。我們的訴求是，語言、文字同一的所有藏人，需要有保護、發揚宗教文化的同等權利；以及經濟發展等的平等權利”。
達賴喇嘛非常坦誠地回答了網友所詢問的有關他“轉世”的問題，他認為西藏文化的精神並不是在他一人身上，而是有無數的後繼者，他表示，“總體來講，我往生之後，西藏流亡組織，特別是教育體系依然會繼續運作、發展。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佛法的傳承，目前各佛法宗派中出現了一批經過二十到三十年的學習、能擔當宗教領袖的精英”，他也並不擔心西藏流亡政府和藏人的治理問題，“從行政組織上講，過去十年我處於半退休狀態，所有政治上的重要問題都由經選舉產生的領導決定，未來也將繼續這種模式”。
藏族女作家唯色表示，“有很多網友，其實在談論西藏，談論這個話題，也在了解這個話題，不停地進入到網絡當中，不斷地被中國人所了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和官方宣傳的已經不一樣了”。
除了回答有關西藏自治和藏族文化保護等針對性問題，達賴喇嘛還在推特中文頻道上時時表現出人文關懷。 此前他表示，“在人生的開端與結束，我們全然依賴他人的照顧，為何在人生的中途我們卻疏忽了對他人的關懷？”
專家認為，在新一輪與中國網民的對話交流中，達賴喇嘛已經比中國官方更加聰明地利用了新媒體，消除中國官方老套宣傳手段的控制和影響。
北京作家余杰表示，“儘管現在來說，參與對話的可能只是幾萬人，和中國的十幾億人相比只是滄海一粟，但是我相信他的這種方式的影響力和滲透力會越來越大，到某一天甚至會戰勝共產黨所掌握的媒體
包括報紙和電台、電視台、網絡對達賴喇嘛和對西藏的真實情況的歪曲”。
转自：自由亞洲電台
星期一開始，達賴喇嘛透過新媒體渠道再次與中國網友交流對話，再次回答來自中國網友的多個有關西藏命運的關鍵問題。 本台曾經報導，前一次5月21日的對話主要是透過一直關注西藏問題的大陸作家王力雄的推特頻道及其它具影響力的著名推友發布消息。 這次則是達賴喇嘛使用近期創建的中文推特頻道（ @dalailamacn ）回答網友們眾多提問。 此次對話提問過程仍然由王力雄主持發起，透過網絡匯集網友的問題，然後也同樣由網友們投票選定最後的十大問題。 在這次對話之前，共有1543名中國網友提交了326個問題，投下了12771 票。 在7月16日收到問題後，達賴喇嘛辦公室將在2-3天內把藏文回答翻譯成中文推出，預計星期三回答完所有十個問題。
負責中文推特發布的達賴喇嘛辦公室中文秘書長才嘉星期二向本台表示，“讓大陸有興趣的網友要讓他們更進一步了解達賴喇嘛的一些想法，特別是他對解決未來西藏問題的一些互利的中間道路的一些精神，我覺得這很重要，因為我們在7月6日開通達賴喇嘛和中國推特網友的對話推特以後，到目前為止有Follower就是跟隨達賴喇嘛的人已經有將近5000人，然後這些5000人裡面也有很多著名的作家，像王力雄，他的跟隨者就有1萬多人。達賴喇嘛透過推特回答，他的跟隨者以及跟隨者的跟隨者傳遞過去會有很多很多中國人對達賴喇嘛的立場、觀點、想法有進一步的了解，有很大的幫助，所以我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現象”。
在星期二已經回答的問題中，達賴喇嘛首先澄清了有關“西藏自治”的認識。 他認為，“藏族自治的名稱之後，應該是藏族為多數，其它民族為少數，如果顛倒了，就失去自治的意義。我們希望能建立一個像歷史上漢藏民族千年共處的友好大家庭；也祈願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民族抱著平等一家的心態和睦共處”。 他也明確澄清中國宣傳的“大西藏”誤解，他說，“我們從未提過'大西藏'這個詞，這是中共統戰部等反貼在我們頭上的。我們的訴求是，語言、文字同一的所有藏人，需要有保護、發揚宗教文化的同等權利；以及經濟發展等的平等權利”。
達賴喇嘛非常坦誠地回答了網友所詢問的有關他“轉世”的問題，他認為西藏文化的精神並不是在他一人身上，而是有無數的後繼者，他表示，“總體來講，我往生之後，西藏流亡組織，特別是教育體系依然會繼續運作、發展。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佛法的傳承，目前各佛法宗派中出現了一批經過二十到三十年的學習、能擔當宗教領袖的精英”，他也並不擔心西藏流亡政府和藏人的治理問題，“從行政組織上講，過去十年我處於半退休狀態，所有政治上的重要問題都由經選舉產生的領導決定，未來也將繼續這種模式”。
藏族女作家唯色表示，“有很多網友，其實在談論西藏，談論這個話題，也在了解這個話題，不停地進入到網絡當中，不斷地被中國人所了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和官方宣傳的已經不一樣了”。
除了回答有關西藏自治和藏族文化保護等針對性問題，達賴喇嘛還在推特中文頻道上時時表現出人文關懷。 此前他表示，“在人生的開端與結束，我們全然依賴他人的照顧，為何在人生的中途我們卻疏忽了對他人的關懷？”
專家認為，在新一輪與中國網民的對話交流中，達賴喇嘛已經比中國官方更加聰明地利用了新媒體，消除中國官方老套宣傳手段的控制和影響。
北京作家余杰表示，“儘管現在來說，參與對話的可能只是幾萬人，和中國的十幾億人相比只是滄海一粟，但是我相信他的這種方式的影響力和滲透力會越來越大，到某一天甚至會戰勝共產黨所掌握的媒體
包括報紙和電台、電視台、網絡對達賴喇嘛和對西藏的真實情況的歪曲”。
转自：自由亞洲電台
2010年7月20日星期二
2010年7月19日星期一
75岁寿诞，达赖喇嘛尊者关怀中国民生人权
尊者说：“我的法座左边，是德吉林庄园的管家，接下来是尼泊尔代表、中国代表、印度代表，还有其他国家的很多代表。”朱瑞拍摄
７月７日，我与前来达兰萨拉恭贺达赖喇嘛尊者７５岁诞辰的香港、大陆、以及澳大亚利的华人作家、学者，一起晋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尊者谈起了中国的政治、历史诸问题，对中国的民生和人权尤为关心。以下为尊者的谈话：
每一天都该有意义
在我生日之际，你们到这边，我很高兴。就我个人来说，并不看重生日，只作为新的一天。刚刚我和印度媒体见面时也提到，在２０００年前夕，全世界都在沸腾，因为千禧年马上到了。其实，不过是新的一天，生日也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仅仅是新的一天。重要的是，每一天，都应该有意义，这样，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几十年，就过去了，最后，死亡的一天到了，当死亡来临时，你没有遗憾，因为，在你的生命中，你做了有意义的事。
想起张澜
各位有的来自澳洲、香港、还有的来自大陆，都是华人兄弟姐妹。特别是你（指着一位穿着中国传统盘扣上衣的先生），真正代表了中国文化。你很像张澜，知道张澜吗，也是大胡子，他和你一样，穿着中国传统的衣服，张澜不穿中山装。1954年，我在北京时，刚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张澜是常务员委会副委员长。
让中国人了解真相
过去的中国，工人和农民是国家主人，连党旗的标志，也是镰刀和斧头。现在，工人和农民却落到了最底层，非常穷困。我们都知道，一些富人，在享受着特权，道德沦丧。
我没有呼吁中国马上要实行民主化，这么大一个国家，民主该慢慢推行。目前，最重要的、马上可以做的是国家制度和决策的透明化。同时，新闻不再被管制，媒体获得自由，让中国人了解真相，这是我一再呼吁的。
为什么民众之间需要交流
中国政府说，没有西藏问题，只有达赖喇嘛的问题，还称达赖喇嘛为魔鬼。如果只有达赖喇嘛这个魔鬼一个人的问题，就不算什么问题。
总的来讲，是藏人生活在恐惧之中。当然，也抱括其他民族，比如，维吾尔。因此，要了解，到底有没有西藏问题？当你承认西藏问题的确存在时，要去寻找存在原因、解决的根本途径在哪里？打压的方式解决不了问题。
目前，中国政府不承认西藏问题，严重地垄断新闻，加大一面之词的宣传。这就使民众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重要了。我们的见面很好，你们要把这些重要的信息传递出去。过去两年来，中国的很多作家、知识分子，写出一千多篇支持解决西藏问题的文章，都是对西藏问题了解之后，从心里发出的声音。
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你们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出来，批评也行。我常跟华人朋友开玩笑，毛泽东提出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说，如果共产党失去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如同鱼离开了水，活不下来。可是，共产党并没有实践这个，毛泽东本人在１９５７年以后，也不实践了，反过来，我在这里实践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不要恐惧民众的意见
三十多年来，我们不寻求独立，全世界都清楚。因为是公开的，而且，非常明确，引起不少西藏年轻人和民间组织的批评。还有国际上一些支持西藏的组织，也提出了批评。
在漫长的和谈中，我们也一再讲，不寻求独立，可统战部还是把我们笼统地定为“半独立”和“变相独立”。我个人认为，定性我们为“分裂者”，目前，比较方便他们推行极左政策。同样，我们都很清楚，天安门六四学生运动，并不是要颠覆国家，像刘小波，也不是要颠覆国家，一个人也颠覆不了国家。
读中国共产党历史，会发现，他们总是用一些漂亮的言词，遮掩问题的本质。你们看到了，西方民主国家，包括英国，几万人、几十万人抗议政府都没有事。所以，不需要对民众表达意见那么恐惧。
共产党不需要跟着国民党撒谎
中国政府常讲，我被认定后，是南京政府专门派吴忠信到拉萨主持了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才使达赖喇嘛合法化。但是，阿沛·阿旺晋美，他是《十七条协议》签订时的西藏代表，也是中国最亲密的朋友，就吴忠信是不是主持了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实地到南京的档案馆查了资料，详细研究后，在西藏自治区“人大”的会议上，还有北京的藏学会议上，以及他的文章中，都公开了史实，阿沛讲得很清楚。
最关健的一点是，在西藏的传统典礼中，根本没有像中国那样，有主持人的习惯，尤其宗教仪式，也不可能有主持人。
就我个人来说，虽然那时候年纪小，但记忆力不差，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典礼上，我的法座左边，是德吉林庄园的管家，接下来是尼泊尔代表、中国代表、印度代表，还有其他国家的很多代表，都在我的左边；而我的右边，是西藏的摄政王和高僧大德，这个，我记得很清楚。这是国民党在撒谎，你共产党不需要跟着国民党撒谎。
周恩来回答：“我们的‘人大’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１９５４、５５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除了个别党员以外，别的人都不讲话，都很严肃，也很谨慎。可是，１９５６年我到了印度，有个机会，去印度的国会里参观。简直天地之别！国会里，每个人都在发言，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纪律，都在说，在讨论。当时，周恩来刚好到印度，我就和周恩来讲：“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跟印度的国会会议完全不一样呀！”周恩来回答：“自从你离开北京以后，我们的人大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现在，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中国官方的电视台，我发现，参加会议的那些人，还是都很严肃、很谨慎，像小学生一样，不停地做笔记。
（朱瑞整理，已由达赖喇嘛办公室审定）
首发《观察》：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69433
2010年7月17日星期六
中文网友对达赖喇嘛的十个排序最高的提问
尊敬的达赖喇嘛，今年5月21日我在纽约与您见面，将 “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谷歌汇问上中文网友提出的问题向您转达，并对您的回答做了现场推特直播。您希望这样的对话能够继续进行，这也是众多中文网友的愿望。这次，我们尝试用新的方法进行对话。
上次与达赖喇嘛对话的那种当面问答、推特直播的方式，需要满足特殊条件，难以随时复制。而持续的对话应该全部通过网络进行，做到不受时空限制，才有长期持续下去的可能。
这回还是由我按“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谷歌汇问上的“受欢迎程度排序”，把排在前十位的问题提交给达赖喇嘛。与上次的区别是不再当面提交，而是通过我的推特提交。达赖喇嘛的中文推特 @DalaiLamaCN可以看到我的发推
因为提交的问题要翻译成藏语，达赖喇嘛用藏语回答，还要根据录音整理，翻译成中文，再由达赖喇嘛的中文推特 @DalaiLamaCN推出，需要一定时间，加上不要一次推出内容太多，因此把达赖喇嘛对十个问题的回答全部推出，可能要持续数天
这样的对话方式不需要见面，一切皆在网络完成，由此不受时空限制。跟随达赖喇嘛中文推特的4千多推友随时可以看到达赖喇嘛的发推，我和其他推友也会随之转推。相互连接的推特群体能够以梯级传递的方式，扩散到整个网络
下面我就把北京时间7月16日中午12时“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谷歌汇问（ http://goo.gl/mod/Eq6K）的“按受欢迎程度排序”前十位的问题逐条推出（问题前面的数字代表排序位次）
1、 请问尊者，从现在看来，在尊者有生之年是很难能和中共政府达成和平的方案，在尊者往生之后，比较极端的藏青会是否会没有了尊者的束缚而开展大规模的恐怖活动，我知道尊者是爱好和平的，但是怎样防止藏青会走向极端的恐怖活动，不知道是否有对策？（截止到提问时汇问中对此问题的表决结果：顶72 踩4）
2、 达赖喇嘛尊者，您寻求自治的大藏区与现有中国的省份行政区划有很大重叠部分，请问您建议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重叠区域的其他民族中国人是否由“大藏区自治政府”来管理？这部分非藏人的意愿如何得到保障和贯彻？谢谢！（顶120 踩13）
3、 达赖喇嘛，去年一家法国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记录片《The Dalai Lama’s Demons’》。片子在印度拍摄。片中，信奉Dorje Shugden的藏僧在流亡藏人的社区中被到处驱赶，他们不能进入商店，医院，甚至赖以为生的寺庙。在片中，您发布命令所有信奉Dorje Shugden的僧人必须被驱出寺院。我引用一位被驱赶的藏僧的原话：一方面达赖喇嘛在总是说宗教自由和慈悲，另一方面，他在禁止我们的宗教自由，并把我们驱赶出寺院。他在自相矛盾，我不再相信他的话。 达赖喇嘛，请问您是怎么看待他对您的评价（顶62 踩5）
4、 我想问在08年的西藏事件中，为什么那么多的僧侣藏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下手，要知道，政府才是始做俑者（顶310 踩55）
5、 请问尊者：当年和平解放西藏事先就是个阴谋哩还是后来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因何而变？您是当事人，也受到中共厚待，请简单说一下好吗？（顶80 踩9）
6、 请问达赖喇嘛，如果未来内地实际拥有一个符合政治概念的民主政府，您认为西藏与这个政府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中包含的主要原则是什么？实现与内地政府这种关系的“西藏”您认为应当是怎样一个疆域范围？（顶102 踩15）
7、 达赖喇嘛尊者，请问假如争取到西藏高度自治或独立，您是否有计划使西藏的执政制度民主化？如何保持政教分离？（顶69 踩8）
8、 达赖喇嘛将如何看待死后流亡藏人的权威整合，一旦达赖喇嘛的权威不在，而按照现实又不能实现达赖身份的转世，那么继任者的权威能否压制激进的藏民族主义，而实现和平理性的非暴力抗争。（顶100 踩16）
9、 请问达赖喇嘛，您一直提出西藏要民主自治，而在您以及您的前世统治的西藏是否实现过民主统治？如果没有，那么为何您觉得您会比中共更能实现在西藏的民主统治。如果实现了西藏独立自主，那么您又会如何分配现在追随你的那么多僧侣的权利，这种权利分配又将和60年前在西藏统治的僧侣集团的性质有何不同？（顶73 踩11）
10、 达赖喇嘛尊者：请问您如何看待目前藏地的汉人居民，尤其是居住在藏地的第二代汉人?对于他们来说，故乡只意味着户籍上的显示，而西藏却已是不折不扣的家乡。高度自治有可能使其处境边缘，这就是很多反对您和流亡政府的藏地汉人的担忧。您对他们是否有话要讲？谢谢尊者！扎西德勒！（顶56 踩8）
尊敬的达赖喇嘛，这次对话的问题已经全部发送给您，期待您的回答。愿我们通过对话加深相互理解，祝福汉藏人民和平友好，亲如一家
转自王力雄先生的“族群对话与新媒体”：http://wanglixiong.com/2010/07/27.htm
上次与达赖喇嘛对话的那种当面问答、推特直播的方式，需要满足特殊条件，难以随时复制。而持续的对话应该全部通过网络进行，做到不受时空限制，才有长期持续下去的可能。
这回还是由我按“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谷歌汇问上的“受欢迎程度排序”，把排在前十位的问题提交给达赖喇嘛。与上次的区别是不再当面提交，而是通过我的推特提交。达赖喇嘛的中文推特 @DalaiLamaCN可以看到我的发推
因为提交的问题要翻译成藏语，达赖喇嘛用藏语回答，还要根据录音整理，翻译成中文，再由达赖喇嘛的中文推特 @DalaiLamaCN推出，需要一定时间，加上不要一次推出内容太多，因此把达赖喇嘛对十个问题的回答全部推出，可能要持续数天
这样的对话方式不需要见面，一切皆在网络完成，由此不受时空限制。跟随达赖喇嘛中文推特的4千多推友随时可以看到达赖喇嘛的发推，我和其他推友也会随之转推。相互连接的推特群体能够以梯级传递的方式，扩散到整个网络
下面我就把北京时间7月16日中午12时“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谷歌汇问（ http://goo.gl/mod/Eq6K）的“按受欢迎程度排序”前十位的问题逐条推出（问题前面的数字代表排序位次）
1、 请问尊者，从现在看来，在尊者有生之年是很难能和中共政府达成和平的方案，在尊者往生之后，比较极端的藏青会是否会没有了尊者的束缚而开展大规模的恐怖活动，我知道尊者是爱好和平的，但是怎样防止藏青会走向极端的恐怖活动，不知道是否有对策？（截止到提问时汇问中对此问题的表决结果：顶72 踩4）
2、 达赖喇嘛尊者，您寻求自治的大藏区与现有中国的省份行政区划有很大重叠部分，请问您建议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重叠区域的其他民族中国人是否由“大藏区自治政府”来管理？这部分非藏人的意愿如何得到保障和贯彻？谢谢！（顶120 踩13）
3、 达赖喇嘛，去年一家法国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记录片《The Dalai Lama’s Demons’》。片子在印度拍摄。片中，信奉Dorje Shugden的藏僧在流亡藏人的社区中被到处驱赶，他们不能进入商店，医院，甚至赖以为生的寺庙。在片中，您发布命令所有信奉Dorje Shugden的僧人必须被驱出寺院。我引用一位被驱赶的藏僧的原话：一方面达赖喇嘛在总是说宗教自由和慈悲，另一方面，他在禁止我们的宗教自由，并把我们驱赶出寺院。他在自相矛盾，我不再相信他的话。 达赖喇嘛，请问您是怎么看待他对您的评价（顶62 踩5）
4、 我想问在08年的西藏事件中，为什么那么多的僧侣藏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下手，要知道，政府才是始做俑者（顶310 踩55）
5、 请问尊者：当年和平解放西藏事先就是个阴谋哩还是后来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因何而变？您是当事人，也受到中共厚待，请简单说一下好吗？（顶80 踩9）
6、 请问达赖喇嘛，如果未来内地实际拥有一个符合政治概念的民主政府，您认为西藏与这个政府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中包含的主要原则是什么？实现与内地政府这种关系的“西藏”您认为应当是怎样一个疆域范围？（顶102 踩15）
7、 达赖喇嘛尊者，请问假如争取到西藏高度自治或独立，您是否有计划使西藏的执政制度民主化？如何保持政教分离？（顶69 踩8）
8、 达赖喇嘛将如何看待死后流亡藏人的权威整合，一旦达赖喇嘛的权威不在，而按照现实又不能实现达赖身份的转世，那么继任者的权威能否压制激进的藏民族主义，而实现和平理性的非暴力抗争。（顶100 踩16）
9、 请问达赖喇嘛，您一直提出西藏要民主自治，而在您以及您的前世统治的西藏是否实现过民主统治？如果没有，那么为何您觉得您会比中共更能实现在西藏的民主统治。如果实现了西藏独立自主，那么您又会如何分配现在追随你的那么多僧侣的权利，这种权利分配又将和60年前在西藏统治的僧侣集团的性质有何不同？（顶73 踩11）
10、 达赖喇嘛尊者：请问您如何看待目前藏地的汉人居民，尤其是居住在藏地的第二代汉人?对于他们来说，故乡只意味着户籍上的显示，而西藏却已是不折不扣的家乡。高度自治有可能使其处境边缘，这就是很多反对您和流亡政府的藏地汉人的担忧。您对他们是否有话要讲？谢谢尊者！扎西德勒！（顶56 踩8）
尊敬的达赖喇嘛，这次对话的问题已经全部发送给您，期待您的回答。愿我们通过对话加深相互理解，祝福汉藏人民和平友好，亲如一家
转自王力雄先生的“族群对话与新媒体”：http://wanglixiong.com/2010/07/27.htm
2010年7月6日星期二
达赖喇嘛尊者说：我可以随时回去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７日下午，在日本横滨，达赖喇嘛尊者接见了新加坡联合早报、BBC中文电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时报、中天电视公司等在日华文媒体记者和部分中国学者共四十多人，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回答了大家的提问。讲话的部分内容已见诸各媒体。全文如下：
达赖喇嘛：解决人类面临的困难，相互认识和了解是第一步。我说过，２０世纪是血腥的、战争的世纪，而21世纪，应该是和谐的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多年，有很多成果，但是，实现真正的和谐，还是有困难的。如果当初的“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今天，胡锦涛总书记就不需要强调和谐了。我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共和”，要通过和谐达成。人与人之间，没有信赖，只有猜忌，达成“共和”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见面，达到理解，消除疑虑。所以，今天见到你们很高兴，接下来，大家可以提问。
问：首先向您表示感谢，上次您来日本时，我告诉您，我女儿要考大学了，您对她写了一句话，结果，她考上德国柏林大学最好的哲学系……
达赖喇嘛：她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吗？虽然我没有读过马克思大学，但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笑）
问：请问您一个历史问题，就是当年您流亡印度的时候，关于这个情况，在中国国内还报导很多，就是当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里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和策反，当年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您是完全处于自愿去印度，还是确实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是不是曾经后悔过？
达赖喇嘛：西藏的动荡，从1956年开始。首先在四川、青海、甘肃，当时不属于西藏政府管辖的藏区；1957年底，蔓延到了以拉萨为中心的西藏政府管辖区。1957年2月，我刚从印度参加佛陀诞辰纪念活动回到拉萨，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就告诉我，东部的昌都已经开始了动荡。美国中央情报局，如果和西藏的动荡有联系，应该在1956年左右。如果我说，达赖喇嘛不了解，也许有人不相信。唯一的办法就是你们问当事人，也可以问嘉洛顿珠。我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
1959年3月17日晚上，我离开夏宫罗布林卡到达印度的穆苏里时，一些藏人对我说，“非常高兴，因为ＣＩＡ的介入，您能顺利到印度。”我说：“你们错了，离开罗布林卡，选择流亡，完全是我个人的决定。”
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跟尼泊尔木斯塘的西藏反抗军有了联系。英国的ＢＢＣ，也问过此事，我很清楚地讲了当时的情况。1959年，很多藏人在印度的锡金打工修路，后来，有的就去了木斯塘，参加了反抗军，不少的人。是我们内政部的官员，亲自到木斯塘，让他们解散，因为这件事，加洛顿珠非常生气。
问：我是ＢＢＣ中文网记者，童倩。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什么原因，使您在最近一、两年，比较极积接受华语媒体采访？第二，假如将来，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不在您的领导之下，您认为西藏问题会向着哪个方向发展？
达赖喇嘛：西藏问题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不管北京政府是否承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79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时代，我们就开始了努力。1980年，胡耀邦也去了拉萨。当时，我们真的感到很有希望解决西藏问题，可后来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向左的方向倾钭。
从2002年到2010年1月，我们跟北京正式接触了九次，但是，除了训诉以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特别在2008年3月整个西藏发生抗暴事件之后，中国政府一再指控，是达兰萨拉在幕后操作。我公开地呼吁了世界和中国媒体，抱括北京的官员们，都可以来达兰萨拉调查，我们非常欢迎。
2008年５月，胡锦涛总书记访日之前，我看到了一线希望。因为与媒体谈话中，他提到了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在谈判，而且这个谈判是真诚的。同时，中国朋友们私下传来的信息中，也提到了这次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后来，还是没有了结果。
因为中共政府的指控，2008年的4、5月份，我的美国和欧洲之行，遇到一部分中国学生，大概两、三百人的抗议。我觉得接触他们是很好的，就找了一些代表，但是，都无法交流，因为他们过于愤怒。从此，我感到与华文媒体接触，把真实情况传递给中国朋友们是很重要的。2008年6月，从澳洲开始，抗议逐渐消失了。后来，出现过零星的所谓的抗议，不过，人数很少，据说，都是当地大使馆召集的，他们唯一的酬劳，就是一顿晚饭，或者午饭。
2008年3月事件发生后，我理解汉人朋友们的关心，一听到官方的宣传，就信以为真。后来，我们通过华文媒体和其他各种管道解释了真相，使海外华人，尤其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有了理性的思索和判断的机会。
再说你的第二个问题。从2001年起，西藏流亡组织的官员，都是选举产生。我是半退休状态。流亡组织的一些大的政治决定，也是由民选产生的首长噶伦赤巴主导，现在的噶伦赤巴，已经连任两届了，明年，我们会选出新的噶伦赤巴。
我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也是经过西藏流亡组织的议会和特别大会讨论通过的。当然，不少年轻人发出了独立的声音，在最后，大部分人还是支持了中间道路，特别是民意调查时，得到了境内的很多西藏知识分子的支持。所以，我常说，21世纪，是一个对话的世纪，西藏问题，也该通过对话解决。
从书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民族区域法，都是非常周全的，但，没有实施。比如，宪法写道，人民有言论自由，那么，现实中，有没有言论自由？
现在，中国境内的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一再呼吁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去年，我在美国见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博树博士，他也说到中国未来的言论自由和社会开放是非常重要的。我问他：“跟我见面，你会不会遭到报复？”他说：“不可能，现在的中国和原来不同了，不可能。”结果，他回去后被开除了。
西藏内部的一个实际问题是，藏人活在恐惧之中。汉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感情，藏人也一样。我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最近西藏自治区召开了一个私下的会议，参加的大部分是汉人领导，提出了一个意见：未来西藏稳定的一个关键运作，是从幼稚园开始，加强汉语教育；关于西藏的寺庙，也要像汉地一样管理，只留极少数人看管，演变为博物馆和游览场所的性质。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如果这样，作为藏人，内心一定是痛苦的。西藏的宗教和文化，正在利益全世界，尤其是西藏佛教中关于心性、思维等方面的内容，早已被西方科学家关注和肯定。今年１１月，我们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有一个佛学与科学的对话，这已是第２１届了。
问：我非常尊敬达赖喇嘛先生，您的身体健康怎么样？如果没有您对西藏发生影响力的话，再出现大的动乱的时候，这种动乱非常可怕……只要您在，大家都会慢慢安静下来。
达赖喇嘛：北京搜集的一些情报说，达赖喇嘛得了癌症。我每６个月，在美国和印度，分别做一次健康检查，是不是他们的仪器出了毛病？它们认为我的身体非常好！
有一次，我坐车从印度的菩提伽耶到鹿野苑的途中，发生了小小的事故，后来中共的情报说，这次车祸非常严重，达赖喇嘛的两个肋骨已经折断，从此以后，他可能有很大的问题，尿液还有血。（笑）
总的来说，请你放心，我的身体非常好。我个人的感觉，比如，这次在日本，还有在其他国家访问，就是很繁忙的时候，都没有感到疲劳。在印度也一样，无论接见还是讲授佛法，都非常轻松。印度的一位医生，也就是为我做胆结石手术的那位医生，称我为“年轻的病人”。我说：“你不要这样讲，我已经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了！”他说：“我知道你的年纪，但是，你的身体状况，是真正的六十岁以下。”
问：我是台湾中天新闻记者，想请教您两个问题，第一，据说中国政府要在中国境内，用自己的方式寻找下一代的西藏精神领袖，不晓得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另一个问题，您想过再到台湾访问吗？
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要不要延续，１９６９年，我就公开地提出，应该由藏人决定。达赖喇嘛制度，除了西藏以外，还和蒙古以及喜马拉雅地区的佛教徒，都有密切关系。如果现在我就往生的话，很多藏人，应该还是希望继续达赖喇嘛制度。这就面临一个问题，达赖喇嘛的转世怎么办？是按照历史上的传统方式，还是制定一个新的方式？
我们每年都在印度召开西藏佛教各大宗派参加的年度大会。几年前，就提出了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但是，各宗派的教主都说，现在不要谈这个问题，因为达赖喇嘛的身体还好，还不到时候。西藏流亡社会的政治制度，是五年选举一次行政首长，其实，我在与不在，都没有很大的关系。
从宗教方面看，西藏佛教的四大宗派中，都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年龄在２０到３０岁之间，他们在宗教修养、学识、戒律等方面，都很完备。应该说，新一代的宗教人员已经出来，这方面我没有任何担心。似乎北京的中央政府，比我还操心，其实，他们应该反思，出现两个班禅后，除了给他们增加一些复杂的问题以外，没有任何正面意义。
去年我去台湾，马英久政府面临了很大的压力。开始，台湾的媒体也有负面报道，但是，了解了我所做的事情后，正面的报道越来越多了。未来台湾的方向我不清楚。
问：达赖喇嘛您好，谢谢您给我们机会采访！我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海外华人。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落叶归根，达赖喇嘛几十年都没有回家了，不知道您的心情怎样？
达赖喇嘛：１９８３年，我提出了回西藏一趟的想法。为了圆满，１９８４年，还组建了一个筹备小组，打算先行西藏，８５年，我将亲自回去，都是为了不出现尴尬的局面。因为，１９７９年我的第一个代表团到西藏的时候，民众拥挤着欢迎，激动得一片哭声。但是，最终没有成功；１９９２年，为回西藏，我再次做了一些努力；最近一次，是今年玉树地震。四川地震时，我当然也有这个想法，先做了一个捐款，但是，中国驻新德里的大使馆没有接受。连捐款都没有接受，怎么可能接受我到灾区访问？这次不同，玉树是藏区，如果我能回去，相信对灾民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除了公开提出以外，一些中国朋友还在北京进行了游说，尽管出现了希望，可还是没有了下文。
如果中央政府公开说，达赖喇嘛随时可以回来的话，当然，我也可以随时回去。但是，彻底回归，暂时还有困难。
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７日下午，我决定离开拉萨，是因为出现了西藏问题，而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西藏。１９８１年，胡耀邦提出了达赖喇嘛回去的五点建议。如果西藏问题是我个人问题，那时，我就可以回去了。中共如果不面对这个现实、只认为有达赖喇嘛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些西藏境内的知识分子的也建议，在西藏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达赖喇嘛还是留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比较好。
问：我是美国之音驻东京的评论记者，我叫三井。听说您提出了一个大藏区的概念，中国政府通过中科院的一位教授，提出大藏区的概念是违反中国法律的。请您解释一下，大藏区和您一直提倡的中间道路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和相同的地方？
达赖喇嘛：中间道路，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藏人除了享有经济利益以外，还应该享有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及民族特性的权力，当然，居住在其他藏区的４００万藏人，也应平等地享有这种权益。
所谓的“大西藏”，并不是我们提出的，是中共对我们的指责。今年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就提到了全面布署发展包括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境内的所有藏区的思路；温家宝总理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共同发展全藏区。如果我讲的是“大西藏”，他们讲的难道不是“大西藏”？
实际上，中央政府已经接受了我们关于所有藏人平等享受权益的某些诉求，这两个会议中，已显露了出来。我在今年３月１０日的公开讲话中，也肯定赞扬了这一点。事实上，他们的关于“大西藏”、“分裂”等一系列指控，都不过是不愿意继续和谈的借口。
在我们双方的接触中，统战部提出，你们所谓的名符其实的自治，到底是什么？希望以书面形式交给中央。后来，在第八次和谈的时候，我们就把《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交给了中央政府。但是，他们在回应中，并没有说明我们的建议里哪一条哪一款是违背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是不能接受的，只是笼统地定性为：半独立和变相独立。一些从大陆来的知识分子和朋友跟我讲，统战部的官员，非常官僚，尤其思维狭隘，和他们谈判没有用。
问：我知道达赖喇嘛的英语非常好，您用英语讲演的时候，获得了很多欧美听众的赞同和同情，但是，我了解到，达赖喇嘛在五岁之前，在青海，当时说汉语，上次您用汉语对我们说“民族大团结万岁”，我觉得您发音也很好，说得也很好，我想问，您的所谓母语是汉语还是藏语？为什么不直接用汉语对中国听众，像英语那样，如果您可以讲的话，直接发表讲解，这样，会有更多的人直接听到您的声音？
达赖喇嘛：用汉语跟华人朋友直接对话，当然很好，正如我在日本，也希望能用日语跟日本朋友交流。我在印度住了五十多年，我的印度语也不是很好，只能讲一点点。
我真正的母语是什么呢？是藏语中的安多方言，文字是一样的，是藏文。我们６００万藏人，无论是西藏自治区，还是青海、云南、甘肃，四川的藏区，使用的藏文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方言。正如你们也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一样。在我出生的村庄里，有很多回族，有人会讲汉语，但是，带着非常重的西宁口音。我也会讲一点点，不过，我的西宁话到了北京以后，没有用，没办法勾通。所以，５４年、５５年在北京时，我学了一点汉语。那时，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时，还讲了几句。周恩来说：“你的中文讲的非常好。”但是，到了印度以后，那点汉语都忘了。不是不愿意讲，是讲不出来。比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我能说，因为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头衔，当时的刘少奇是我的上司；还有“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说不定，我能讲的这一点点汉语，比毛泽东的湖南口音还要标准。但是，我的母语是西藏语。（笑）
宋庆玲，她也是人大副委员长，同一个官位，我们有时坐在一起，她跟我讲广东话，我根本听不懂。不过，仍然可以交流，就是，当会议非常冗长的时候，她会从包包里取出一个糖果，给我。（笑）
问：您经历了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现在是胡温时代，您觉得共产党对您的立场和态度是不是有所不同，如果不同的话，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达赖喇嘛：他们的态度和立场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应该问他们。我是一个人，现在都没有变。在共产党里面，马克思主义很好，列宁主义是一种极权。如果讲毛泽东思想，５５年以前，很好。１９５６年，特别从１９５７年开始，就变了。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很好的样子，后来，整个情况就变了。
应该是５９年，我到印度时，听到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被免职的消息，很是惊讶。彭德怀不会阿谀奉承，直来直去，刘少奇也一样，周恩来不一样，他不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公正无私的人遇到了麻烦，狡猾的人平安无事，我觉得出了问题。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非常疯狂的。
我有一个朋友，他得过诺贝尔和平奖，是社会主义者。他原来和中国很亲密，有感情，他批评台湾，说国民党是反动派。他曾赞扬中国共产党。两年前我见到他时，特别地问他：“现在的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而且是极权的资本主义！”
初期的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已经变质了，否则就不可能出现今天的贪污腐败。如果还保有那种革命精神，就该做到制度的公开化和决策的透明化。在战争年代，可能会有机秘、秘密，但是，现在不是战争年代，这就导致了对民众的不信任。中国境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告诉我，要从反面理解中国官方媒体宣传的每件事情，因为宣传的背后，才是真相。他们还说，中国新闻，只有一个是真的，就是当天的日期。这是他们讲的。一个原来为劳动者服务的政党，变成这个样子，很糟糕。
我在中国的时候，除了北京以外，还去了其他的省份。一些省长、市长，都是党员，很多人参加过红军、万里长征，他们当时为人民服务的心情，的的确确是真的，值得尊敬。正是这种精神征服了我，我提出了加入共产党。但是，有人告诉我，不要急。现在看来，这些人，可能预见了未来，知道共产党会变成一个腐败的党。
我的精神上，现在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９７年，我第一次到台湾跟连战会面时，就说：“我没有反共”。连战说：“我们反共。”
共产党，为中国革命付出过代价，在这个肯定的基础上，应该慢慢地退休，这是光荣的退休。我这么说，绝不是反共。共产党的早期，是有功劳的，如果能光荣地退休，把权力、中国的未来，交给新一代年轻人，是很好的。现在，他们唯一关心就是权力，整个国家警察和安全系统都在维稳，这是没有办法产生和谐的，只能产生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和怀疑。
最近，《中国青年报》上有的文章提到真正的稳定来自内心，还提到国家体制的法治化，都是非常好的。我也看到了温家宝总理纪念胡耀邦先生的文章，不过，听说，温家宝总理的这篇文章，遭到了左派的强烈攻击。很复杂。
问：我是研究政治学的。刚才达赖喇嘛讲到两个班禅的出现，在政治方面添了不少麻烦，没有任何益处，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也可能北京希望有两个班禅，这样，使藏人无法相信谁，还可以影响西藏佛教的发展。不过，我觉得还是一个班禅、一个达赖喇嘛，才对佛教有好处，这方面，达赖喇嘛怎么看？
达赖喇嘛：中国官方任命的班禅，其实在藏人中，没有什么影响。连中国政府里的一些官员，也在讲“假班禅”、“假班禅”……据说，官方的班禅，到西藏各地时，还要麻烦政府动员朝拜，去的话，会得到一些礼物。而上一世班禅到藏区时，一些官员，因为前去朝拜，还受到了惩罚，和现在的奖励恰成对比。
我常对华人朋友举这个例子：印度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在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都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字和语言，但是，他们的民族文化，都保护的非常好，因为印度是一个平等、民主、法治的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相睦相处，印度政府也从未担心过他们会搞分裂。
中共害怕西藏人、维吾尔人是不同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其实，不必担心，如果真正变成民主国家，整个机制和决策透明化，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信赖，中国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共和国。我也跟华人朋友讲过，让中国立刻民主化，也是不现实的，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动荡。我个人认为，由共产党领导，循序渐进地实现民主比较好。现在，马上可以实施的就是制度的透明化，不要控制媒体，要法治化。这样，中国境内的民众思考方式，会不同程度的改变。慢慢地，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强国，而这样的强国，才会被全世界信赖和尊敬，可以为世界服务。大家非常清楚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都在恐惧；说得远一点，美国也好，欧盟也好，对中国还是饱着一种担心，不是很信赖的态度。
去年，我记得印度总理访问华盛顿时讲过一句话，他说，从经济方面讲，印度落后于中国，但是，不要忘记，印度是一个民主、法治、自由的国家，从这个软实力的角度讲，印度优越于中国。这是肺腑之言，也是一个事实，不能理解为印度总理批评中国。所以，我刚刚讲的，在共产党带领下，中国渐渐的走向民主，是现实的。
我也注意到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里，民主两个字，提得比较多一些。民主是这个世界的共同趋势。中国近代历史中，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时，反对的就是极权的满清政府，而共产党，像满清政府一样极权，不是很奇怪吗？建国初期的革命思想，如今都没有了，就剩下了两个字，钱和权。还有太子党，还有这些官员的什么二奶。
问：西藏问题大概分析起来有三个大的问题吧，一个是政治问题，一个是宗教问题，一个是民族问题。那么从政治问题来讲，就是说，如果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很多问题，中国人民自己也很不满意，这也是事实，但是，是否可以说，社会主义不好，那么，以前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应该回去吗？再一个宗教问题，中国可以说，从文革开始以来，各地的宗教寺庙进行了很多的破坏，包括西藏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中国人有一个想法，破坏的不止是西藏，中国各地都同样遭到了破坏，所以，不能说，是专门针对西藏进行了这种破坏，这是很多中国人的想法，虽然这是非常错误的，是犯罪，但是，中国各地是一样的，汉族地区也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宗教问题，第三，就是民族问题，现在看，世界各地民族纠分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希望汉族和西藏人再有这个民族纠纷，但是，还是要提倡和谐，但是现在从汉族人来看，比如说，北京奥运会呀和各种问题，使西藏造成了和汉族的很多感情上的隔阂。
达赖喇嘛：我批评的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造成了中国巨大的贫富差别。社会主义当初所关心是工人、农民的幸福和饥苦，而现在，挣扎在最低层的就是工人和农民，我批评的就是这个，我没有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好。
１９５９年，我们到了印度后，就开始了民主化。我们的法律中有一条，就是流亡组织议会中的多数人，如果赞成的话，可以取消达赖喇嘛的权力和这个制度。我可以肯定地讲，不管西藏境内、还是境外，都没有一个人想恢复西藏过去的制度。１９９２年，我们已宣誓，在境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解决西藏问题。一旦西藏问题解决，所有的西藏事务，会交由境内的优秀藏人承担。
应该是１９８０年，在美国，我见到了一位《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他去了西藏，看到很多照片，其中，有一张，他说，是布达拉宫里的一个照片，上面有一个人的头盖骨。他告诉我，中国的官员解释，这是达赖喇嘛喝酒的碗，他问我：“是不是这样？”
我竟然一时无语。因为，我不相信，天底下还有这种谎话！不过，西藏人的生死观和别的民族不一样，有的藏人临终前，可能希望头盖骨留下来，做为供品，这是可能的。可惜，这种误解或者说扭曲了真实情况的宣传，愚弄了不少人。
刚刚你提到的所谓的农奴制，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勇气承认，达赖喇嘛和海外的藏人在印度已经实行了民主，因为他们自己是专制制度，也只能说，达赖喇嘛和那些海外的藏人，要恢复过去的农奴制。西藏的过去，究竟是不是农奴制，还有待讨论。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恢复过去的制度。中共对西藏曾有一个武断的定义：最落后、最野蛮、最黑暗、最残酷。也不是他们讲的那样，现在，连他们自己也很少这么说了。
你刚刚还提到文化大革命对西藏寺庙和全国文化的摧残，的确这样。但是，还应该知道，西藏那些大的寺庙被摧毁，从１９５７、５８年就开始了，甚至１９５６年，中共的轰炸机，就炸毁了理塘大寺，位于现在的四川甘孜州的理塘县，这是一个很大的寺庙。我听到理塘寺被炸时，就对在拉萨的中共官员讲：“当地的民众是无幸的，他们没有办法对你的飞机开枪，对和平的群体、古老的寺庙这样轰炸和摧毁是不应该的。”
再说汉藏之间的关系，不是最近几年，或者几十年才开始，可以上溯近二千年。从我个人来讲，二十四岁之前，我住在西藏。共产党没有到西藏的时候，在拉萨有汉人开的商店，我们称那些老板为“汉人的公子”，非常喜欢他们。共产党到了拉萨以后，我和他们打了九年的交道，这期间，虽然有反对、批评、甚至抗议他们的政策，但从来没有和汉人同胞发生过任何矛盾。１９５９年以后，出现了汉藏矛盾，很多从境内来的藏人，我见到他们的时候，都非常激动，他们称汉人为 “加干”（藏语：老汉人）。我原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是谁造成的？我们希望和汉人兄弟姐妹和睦相处，回到大家庭，但是，他们一再编造罪名，把我们分割出来。尽管我的代表和北京之间的接触、协商，非常重要。但是，他们去的时候，有时，我开玩笑地说：“好吧，去北京去接受他们的训斥吧……”
追根究底，汉藏民族之间矛盾的制造者，应该是共产党、北京当局，尤其是统战部！是他们不真实的宣传，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２００８年３月事件发生以后，来自西藏的很多人，见到我时，都谈起他们的感受，比如，到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找不到旋馆，买不到车票，也订不到机票，他们遇到了实际困难，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话，不会理解那种被排斥的心情。去年，一个中国的访问团里，刚好有一个藏人，出国的时候，在机场，因为他的身份证上写着“藏族”，就遭遇了特别盘查，其他人都可以顺利通过，只有他，等了很久，所有的藏人，都在被怀疑。
十年前，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在西藏内部的一个重要会议上说，西藏的共产党员，只有两个人是共产党信任的。所谓的这两个人，其实，他们也通过一些关系传过口信给我，据我了解，这两个人，也不是共产党信任的，所以，没有共产党信任的藏人。
２００８年西藏三月事件发生后，藏人的感受，很多人都不了解。其实，对藏人的排斥和打压，造成了不管在军队里，国家机关里，还是党员里，百分之九十九的藏人，都开始了表现出对北京政府的不满。社会机制的不透明，是很大的原因，有些朋友跟我讲，在北京，一些非常高的官员，手机里就有达赖喇嘛您的照片，而在公开的场合，他们可能会讲，达赖喇嘛是魔鬼。（笑）
在德里，我见过到印度留学的中国学生，他们说，在中国生存很困难，必须要有两张脸，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所以，我非常同情中国民众，内心想的和口头讲的不一样，民众骗当局，当局骗民众。
今天，希望通过你们和你们的朋友，把我的呼吁传递出去：十三亿中国人应该有了解事情真相的权力，有争取政策和政治制度的透明化的权力！我相信，只要中国人真正地了解事实，他们就有能力分辨善与恶，好与坏。如果总是认为十三亿中国人，愚蠢得像小孩子一样，我觉得，是对不起他们。对不对，同意不同意？
听众：同意。
达赖喇嘛：同意？完全同意？（笑）
问：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我是一个汉人，非常相信达赖喇嘛的话，当然不太相信共产党的话。达赖喇嘛谈到跟北京的沟通上，选择了中间路线，并且愿意通过协商，甚至妥协来达成……，实际上，这条中间路线本身，也是一条妥协的路线，却不为北京接受。那么，这条中间路线，是否就是目前达赖喇嘛对中国政策的底线，或者说，在这条中间路线的基础上，还有妥协的空间？如果有的话，将是什么？比如，达赖喇嘛希望回国，现在看来，要长期的回国，达赖喇嘛自己也认为条件不成熟，可以回国看看，如果一下子回到拉萨，或者回到西藏也不可能的话，那么，有没有这种想法，比如先到五台山，或者到其它的地方，做一个过渡，也就是说，妥协的妥协在哪里？
达赖喇嘛：２００５年，我的代表在和北京的第四次谈判中，明确地提出了达赖喇嘛到五台山朝圣的要求。其实，这个想法，我在１９５４年就有了。但是，统战部的回答很清楚，达赖喇嘛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是单纯的宗教活动，一定有政治色彩。刚刚讲到玉树地震时，我也公开地提出了回去的愿望。
去年在华盛顿，一位朋友建议，是不是以朝圣，纯粹宗教的名义，到中国访问？我说：“现在，中国政府把达赖喇嘛看成魔鬼，马上让魔鬼到中国访问，是不可能的。”我们要观察中国的政策，一旦对西藏的高压稍微缓和，我就及时肯定，这样，我这个魔鬼的罪孽也许会减少一点。这时候，中国政府允许我去，才是比较合理的。
各位应该了解，我的中间道路政策，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依据，在争取我们合法的权益，除此没有别的。我们这里也有《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和今年的３月１０日我的讲话，可以看一下，看一看我的罪孽有没有减少一点？时间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
听众：谢谢！（掌声）
（朱瑞根据录音整理，提问部分略有删节，已由达赖喇嘛办公室审定）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Tuesday, July 06, 2010
达赖喇嘛：解决人类面临的困难，相互认识和了解是第一步。我说过，２０世纪是血腥的、战争的世纪，而21世纪，应该是和谐的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多年，有很多成果，但是，实现真正的和谐，还是有困难的。如果当初的“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今天，胡锦涛总书记就不需要强调和谐了。我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共和”，要通过和谐达成。人与人之间，没有信赖，只有猜忌，达成“共和”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见面，达到理解，消除疑虑。所以，今天见到你们很高兴，接下来，大家可以提问。
问：首先向您表示感谢，上次您来日本时，我告诉您，我女儿要考大学了，您对她写了一句话，结果，她考上德国柏林大学最好的哲学系……
达赖喇嘛：她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吗？虽然我没有读过马克思大学，但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笑）
问：请问您一个历史问题，就是当年您流亡印度的时候，关于这个情况，在中国国内还报导很多，就是当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里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和策反，当年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您是完全处于自愿去印度，还是确实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是不是曾经后悔过？
达赖喇嘛：西藏的动荡，从1956年开始。首先在四川、青海、甘肃，当时不属于西藏政府管辖的藏区；1957年底，蔓延到了以拉萨为中心的西藏政府管辖区。1957年2月，我刚从印度参加佛陀诞辰纪念活动回到拉萨，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就告诉我，东部的昌都已经开始了动荡。美国中央情报局，如果和西藏的动荡有联系，应该在1956年左右。如果我说，达赖喇嘛不了解，也许有人不相信。唯一的办法就是你们问当事人，也可以问嘉洛顿珠。我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
1959年3月17日晚上，我离开夏宫罗布林卡到达印度的穆苏里时，一些藏人对我说，“非常高兴，因为ＣＩＡ的介入，您能顺利到印度。”我说：“你们错了，离开罗布林卡，选择流亡，完全是我个人的决定。”
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跟尼泊尔木斯塘的西藏反抗军有了联系。英国的ＢＢＣ，也问过此事，我很清楚地讲了当时的情况。1959年，很多藏人在印度的锡金打工修路，后来，有的就去了木斯塘，参加了反抗军，不少的人。是我们内政部的官员，亲自到木斯塘，让他们解散，因为这件事，加洛顿珠非常生气。
问：我是ＢＢＣ中文网记者，童倩。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什么原因，使您在最近一、两年，比较极积接受华语媒体采访？第二，假如将来，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不在您的领导之下，您认为西藏问题会向着哪个方向发展？
达赖喇嘛：西藏问题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不管北京政府是否承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79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时代，我们就开始了努力。1980年，胡耀邦也去了拉萨。当时，我们真的感到很有希望解决西藏问题，可后来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向左的方向倾钭。
从2002年到2010年1月，我们跟北京正式接触了九次，但是，除了训诉以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特别在2008年3月整个西藏发生抗暴事件之后，中国政府一再指控，是达兰萨拉在幕后操作。我公开地呼吁了世界和中国媒体，抱括北京的官员们，都可以来达兰萨拉调查，我们非常欢迎。
2008年５月，胡锦涛总书记访日之前，我看到了一线希望。因为与媒体谈话中，他提到了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在谈判，而且这个谈判是真诚的。同时，中国朋友们私下传来的信息中，也提到了这次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后来，还是没有了结果。
因为中共政府的指控，2008年的4、5月份，我的美国和欧洲之行，遇到一部分中国学生，大概两、三百人的抗议。我觉得接触他们是很好的，就找了一些代表，但是，都无法交流，因为他们过于愤怒。从此，我感到与华文媒体接触，把真实情况传递给中国朋友们是很重要的。2008年6月，从澳洲开始，抗议逐渐消失了。后来，出现过零星的所谓的抗议，不过，人数很少，据说，都是当地大使馆召集的，他们唯一的酬劳，就是一顿晚饭，或者午饭。
2008年3月事件发生后，我理解汉人朋友们的关心，一听到官方的宣传，就信以为真。后来，我们通过华文媒体和其他各种管道解释了真相，使海外华人，尤其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有了理性的思索和判断的机会。
再说你的第二个问题。从2001年起，西藏流亡组织的官员，都是选举产生。我是半退休状态。流亡组织的一些大的政治决定，也是由民选产生的首长噶伦赤巴主导，现在的噶伦赤巴，已经连任两届了，明年，我们会选出新的噶伦赤巴。
我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也是经过西藏流亡组织的议会和特别大会讨论通过的。当然，不少年轻人发出了独立的声音，在最后，大部分人还是支持了中间道路，特别是民意调查时，得到了境内的很多西藏知识分子的支持。所以，我常说，21世纪，是一个对话的世纪，西藏问题，也该通过对话解决。
从书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民族区域法，都是非常周全的，但，没有实施。比如，宪法写道，人民有言论自由，那么，现实中，有没有言论自由？
现在，中国境内的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一再呼吁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去年，我在美国见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博树博士，他也说到中国未来的言论自由和社会开放是非常重要的。我问他：“跟我见面，你会不会遭到报复？”他说：“不可能，现在的中国和原来不同了，不可能。”结果，他回去后被开除了。
西藏内部的一个实际问题是，藏人活在恐惧之中。汉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感情，藏人也一样。我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最近西藏自治区召开了一个私下的会议，参加的大部分是汉人领导，提出了一个意见：未来西藏稳定的一个关键运作，是从幼稚园开始，加强汉语教育；关于西藏的寺庙，也要像汉地一样管理，只留极少数人看管，演变为博物馆和游览场所的性质。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如果这样，作为藏人，内心一定是痛苦的。西藏的宗教和文化，正在利益全世界，尤其是西藏佛教中关于心性、思维等方面的内容，早已被西方科学家关注和肯定。今年１１月，我们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有一个佛学与科学的对话，这已是第２１届了。
问：我非常尊敬达赖喇嘛先生，您的身体健康怎么样？如果没有您对西藏发生影响力的话，再出现大的动乱的时候，这种动乱非常可怕……只要您在，大家都会慢慢安静下来。
达赖喇嘛：北京搜集的一些情报说，达赖喇嘛得了癌症。我每６个月，在美国和印度，分别做一次健康检查，是不是他们的仪器出了毛病？它们认为我的身体非常好！
有一次，我坐车从印度的菩提伽耶到鹿野苑的途中，发生了小小的事故，后来中共的情报说，这次车祸非常严重，达赖喇嘛的两个肋骨已经折断，从此以后，他可能有很大的问题，尿液还有血。（笑）
总的来说，请你放心，我的身体非常好。我个人的感觉，比如，这次在日本，还有在其他国家访问，就是很繁忙的时候，都没有感到疲劳。在印度也一样，无论接见还是讲授佛法，都非常轻松。印度的一位医生，也就是为我做胆结石手术的那位医生，称我为“年轻的病人”。我说：“你不要这样讲，我已经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了！”他说：“我知道你的年纪，但是，你的身体状况，是真正的六十岁以下。”
问：我是台湾中天新闻记者，想请教您两个问题，第一，据说中国政府要在中国境内，用自己的方式寻找下一代的西藏精神领袖，不晓得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另一个问题，您想过再到台湾访问吗？
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要不要延续，１９６９年，我就公开地提出，应该由藏人决定。达赖喇嘛制度，除了西藏以外，还和蒙古以及喜马拉雅地区的佛教徒，都有密切关系。如果现在我就往生的话，很多藏人，应该还是希望继续达赖喇嘛制度。这就面临一个问题，达赖喇嘛的转世怎么办？是按照历史上的传统方式，还是制定一个新的方式？
我们每年都在印度召开西藏佛教各大宗派参加的年度大会。几年前，就提出了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但是，各宗派的教主都说，现在不要谈这个问题，因为达赖喇嘛的身体还好，还不到时候。西藏流亡社会的政治制度，是五年选举一次行政首长，其实，我在与不在，都没有很大的关系。
从宗教方面看，西藏佛教的四大宗派中，都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年龄在２０到３０岁之间，他们在宗教修养、学识、戒律等方面，都很完备。应该说，新一代的宗教人员已经出来，这方面我没有任何担心。似乎北京的中央政府，比我还操心，其实，他们应该反思，出现两个班禅后，除了给他们增加一些复杂的问题以外，没有任何正面意义。
去年我去台湾，马英久政府面临了很大的压力。开始，台湾的媒体也有负面报道，但是，了解了我所做的事情后，正面的报道越来越多了。未来台湾的方向我不清楚。
问：达赖喇嘛您好，谢谢您给我们机会采访！我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海外华人。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落叶归根，达赖喇嘛几十年都没有回家了，不知道您的心情怎样？
达赖喇嘛：１９８３年，我提出了回西藏一趟的想法。为了圆满，１９８４年，还组建了一个筹备小组，打算先行西藏，８５年，我将亲自回去，都是为了不出现尴尬的局面。因为，１９７９年我的第一个代表团到西藏的时候，民众拥挤着欢迎，激动得一片哭声。但是，最终没有成功；１９９２年，为回西藏，我再次做了一些努力；最近一次，是今年玉树地震。四川地震时，我当然也有这个想法，先做了一个捐款，但是，中国驻新德里的大使馆没有接受。连捐款都没有接受，怎么可能接受我到灾区访问？这次不同，玉树是藏区，如果我能回去，相信对灾民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除了公开提出以外，一些中国朋友还在北京进行了游说，尽管出现了希望，可还是没有了下文。
如果中央政府公开说，达赖喇嘛随时可以回来的话，当然，我也可以随时回去。但是，彻底回归，暂时还有困难。
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７日下午，我决定离开拉萨，是因为出现了西藏问题，而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西藏。１９８１年，胡耀邦提出了达赖喇嘛回去的五点建议。如果西藏问题是我个人问题，那时，我就可以回去了。中共如果不面对这个现实、只认为有达赖喇嘛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些西藏境内的知识分子的也建议，在西藏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达赖喇嘛还是留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比较好。
问：我是美国之音驻东京的评论记者，我叫三井。听说您提出了一个大藏区的概念，中国政府通过中科院的一位教授，提出大藏区的概念是违反中国法律的。请您解释一下，大藏区和您一直提倡的中间道路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和相同的地方？
达赖喇嘛：中间道路，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藏人除了享有经济利益以外，还应该享有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及民族特性的权力，当然，居住在其他藏区的４００万藏人，也应平等地享有这种权益。
所谓的“大西藏”，并不是我们提出的，是中共对我们的指责。今年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就提到了全面布署发展包括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境内的所有藏区的思路；温家宝总理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共同发展全藏区。如果我讲的是“大西藏”，他们讲的难道不是“大西藏”？
实际上，中央政府已经接受了我们关于所有藏人平等享受权益的某些诉求，这两个会议中，已显露了出来。我在今年３月１０日的公开讲话中，也肯定赞扬了这一点。事实上，他们的关于“大西藏”、“分裂”等一系列指控，都不过是不愿意继续和谈的借口。
在我们双方的接触中，统战部提出，你们所谓的名符其实的自治，到底是什么？希望以书面形式交给中央。后来，在第八次和谈的时候，我们就把《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交给了中央政府。但是，他们在回应中，并没有说明我们的建议里哪一条哪一款是违背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是不能接受的，只是笼统地定性为：半独立和变相独立。一些从大陆来的知识分子和朋友跟我讲，统战部的官员，非常官僚，尤其思维狭隘，和他们谈判没有用。
问：我知道达赖喇嘛的英语非常好，您用英语讲演的时候，获得了很多欧美听众的赞同和同情，但是，我了解到，达赖喇嘛在五岁之前，在青海，当时说汉语，上次您用汉语对我们说“民族大团结万岁”，我觉得您发音也很好，说得也很好，我想问，您的所谓母语是汉语还是藏语？为什么不直接用汉语对中国听众，像英语那样，如果您可以讲的话，直接发表讲解，这样，会有更多的人直接听到您的声音？
达赖喇嘛：用汉语跟华人朋友直接对话，当然很好，正如我在日本，也希望能用日语跟日本朋友交流。我在印度住了五十多年，我的印度语也不是很好，只能讲一点点。
我真正的母语是什么呢？是藏语中的安多方言，文字是一样的，是藏文。我们６００万藏人，无论是西藏自治区，还是青海、云南、甘肃，四川的藏区，使用的藏文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方言。正如你们也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一样。在我出生的村庄里，有很多回族，有人会讲汉语，但是，带着非常重的西宁口音。我也会讲一点点，不过，我的西宁话到了北京以后，没有用，没办法勾通。所以，５４年、５５年在北京时，我学了一点汉语。那时，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时，还讲了几句。周恩来说：“你的中文讲的非常好。”但是，到了印度以后，那点汉语都忘了。不是不愿意讲，是讲不出来。比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我能说，因为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头衔，当时的刘少奇是我的上司；还有“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说不定，我能讲的这一点点汉语，比毛泽东的湖南口音还要标准。但是，我的母语是西藏语。（笑）
宋庆玲，她也是人大副委员长，同一个官位，我们有时坐在一起，她跟我讲广东话，我根本听不懂。不过，仍然可以交流，就是，当会议非常冗长的时候，她会从包包里取出一个糖果，给我。（笑）
问：您经历了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现在是胡温时代，您觉得共产党对您的立场和态度是不是有所不同，如果不同的话，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达赖喇嘛：他们的态度和立场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应该问他们。我是一个人，现在都没有变。在共产党里面，马克思主义很好，列宁主义是一种极权。如果讲毛泽东思想，５５年以前，很好。１９５６年，特别从１９５７年开始，就变了。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很好的样子，后来，整个情况就变了。
应该是５９年，我到印度时，听到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被免职的消息，很是惊讶。彭德怀不会阿谀奉承，直来直去，刘少奇也一样，周恩来不一样，他不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公正无私的人遇到了麻烦，狡猾的人平安无事，我觉得出了问题。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非常疯狂的。
我有一个朋友，他得过诺贝尔和平奖，是社会主义者。他原来和中国很亲密，有感情，他批评台湾，说国民党是反动派。他曾赞扬中国共产党。两年前我见到他时，特别地问他：“现在的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而且是极权的资本主义！”
初期的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已经变质了，否则就不可能出现今天的贪污腐败。如果还保有那种革命精神，就该做到制度的公开化和决策的透明化。在战争年代，可能会有机秘、秘密，但是，现在不是战争年代，这就导致了对民众的不信任。中国境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告诉我，要从反面理解中国官方媒体宣传的每件事情，因为宣传的背后，才是真相。他们还说，中国新闻，只有一个是真的，就是当天的日期。这是他们讲的。一个原来为劳动者服务的政党，变成这个样子，很糟糕。
我在中国的时候，除了北京以外，还去了其他的省份。一些省长、市长，都是党员，很多人参加过红军、万里长征，他们当时为人民服务的心情，的的确确是真的，值得尊敬。正是这种精神征服了我，我提出了加入共产党。但是，有人告诉我，不要急。现在看来，这些人，可能预见了未来，知道共产党会变成一个腐败的党。
我的精神上，现在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９７年，我第一次到台湾跟连战会面时，就说：“我没有反共”。连战说：“我们反共。”
共产党，为中国革命付出过代价，在这个肯定的基础上，应该慢慢地退休，这是光荣的退休。我这么说，绝不是反共。共产党的早期，是有功劳的，如果能光荣地退休，把权力、中国的未来，交给新一代年轻人，是很好的。现在，他们唯一关心就是权力，整个国家警察和安全系统都在维稳，这是没有办法产生和谐的，只能产生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和怀疑。
最近，《中国青年报》上有的文章提到真正的稳定来自内心，还提到国家体制的法治化，都是非常好的。我也看到了温家宝总理纪念胡耀邦先生的文章，不过，听说，温家宝总理的这篇文章，遭到了左派的强烈攻击。很复杂。
问：我是研究政治学的。刚才达赖喇嘛讲到两个班禅的出现，在政治方面添了不少麻烦，没有任何益处，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也可能北京希望有两个班禅，这样，使藏人无法相信谁，还可以影响西藏佛教的发展。不过，我觉得还是一个班禅、一个达赖喇嘛，才对佛教有好处，这方面，达赖喇嘛怎么看？
达赖喇嘛：中国官方任命的班禅，其实在藏人中，没有什么影响。连中国政府里的一些官员，也在讲“假班禅”、“假班禅”……据说，官方的班禅，到西藏各地时，还要麻烦政府动员朝拜，去的话，会得到一些礼物。而上一世班禅到藏区时，一些官员，因为前去朝拜，还受到了惩罚，和现在的奖励恰成对比。
我常对华人朋友举这个例子：印度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在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都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字和语言，但是，他们的民族文化，都保护的非常好，因为印度是一个平等、民主、法治的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相睦相处，印度政府也从未担心过他们会搞分裂。
中共害怕西藏人、维吾尔人是不同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其实，不必担心，如果真正变成民主国家，整个机制和决策透明化，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信赖，中国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共和国。我也跟华人朋友讲过，让中国立刻民主化，也是不现实的，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动荡。我个人认为，由共产党领导，循序渐进地实现民主比较好。现在，马上可以实施的就是制度的透明化，不要控制媒体，要法治化。这样，中国境内的民众思考方式，会不同程度的改变。慢慢地，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强国，而这样的强国，才会被全世界信赖和尊敬，可以为世界服务。大家非常清楚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都在恐惧；说得远一点，美国也好，欧盟也好，对中国还是饱着一种担心，不是很信赖的态度。
去年，我记得印度总理访问华盛顿时讲过一句话，他说，从经济方面讲，印度落后于中国，但是，不要忘记，印度是一个民主、法治、自由的国家，从这个软实力的角度讲，印度优越于中国。这是肺腑之言，也是一个事实，不能理解为印度总理批评中国。所以，我刚刚讲的，在共产党带领下，中国渐渐的走向民主，是现实的。
我也注意到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里，民主两个字，提得比较多一些。民主是这个世界的共同趋势。中国近代历史中，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时，反对的就是极权的满清政府，而共产党，像满清政府一样极权，不是很奇怪吗？建国初期的革命思想，如今都没有了，就剩下了两个字，钱和权。还有太子党，还有这些官员的什么二奶。
问：西藏问题大概分析起来有三个大的问题吧，一个是政治问题，一个是宗教问题，一个是民族问题。那么从政治问题来讲，就是说，如果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很多问题，中国人民自己也很不满意，这也是事实，但是，是否可以说，社会主义不好，那么，以前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应该回去吗？再一个宗教问题，中国可以说，从文革开始以来，各地的宗教寺庙进行了很多的破坏，包括西藏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中国人有一个想法，破坏的不止是西藏，中国各地都同样遭到了破坏，所以，不能说，是专门针对西藏进行了这种破坏，这是很多中国人的想法，虽然这是非常错误的，是犯罪，但是，中国各地是一样的，汉族地区也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宗教问题，第三，就是民族问题，现在看，世界各地民族纠分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希望汉族和西藏人再有这个民族纠纷，但是，还是要提倡和谐，但是现在从汉族人来看，比如说，北京奥运会呀和各种问题，使西藏造成了和汉族的很多感情上的隔阂。
达赖喇嘛：我批评的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造成了中国巨大的贫富差别。社会主义当初所关心是工人、农民的幸福和饥苦，而现在，挣扎在最低层的就是工人和农民，我批评的就是这个，我没有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好。
１９５９年，我们到了印度后，就开始了民主化。我们的法律中有一条，就是流亡组织议会中的多数人，如果赞成的话，可以取消达赖喇嘛的权力和这个制度。我可以肯定地讲，不管西藏境内、还是境外，都没有一个人想恢复西藏过去的制度。１９９２年，我们已宣誓，在境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解决西藏问题。一旦西藏问题解决，所有的西藏事务，会交由境内的优秀藏人承担。
应该是１９８０年，在美国，我见到了一位《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他去了西藏，看到很多照片，其中，有一张，他说，是布达拉宫里的一个照片，上面有一个人的头盖骨。他告诉我，中国的官员解释，这是达赖喇嘛喝酒的碗，他问我：“是不是这样？”
我竟然一时无语。因为，我不相信，天底下还有这种谎话！不过，西藏人的生死观和别的民族不一样，有的藏人临终前，可能希望头盖骨留下来，做为供品，这是可能的。可惜，这种误解或者说扭曲了真实情况的宣传，愚弄了不少人。
刚刚你提到的所谓的农奴制，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勇气承认，达赖喇嘛和海外的藏人在印度已经实行了民主，因为他们自己是专制制度，也只能说，达赖喇嘛和那些海外的藏人，要恢复过去的农奴制。西藏的过去，究竟是不是农奴制，还有待讨论。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恢复过去的制度。中共对西藏曾有一个武断的定义：最落后、最野蛮、最黑暗、最残酷。也不是他们讲的那样，现在，连他们自己也很少这么说了。
你刚刚还提到文化大革命对西藏寺庙和全国文化的摧残，的确这样。但是，还应该知道，西藏那些大的寺庙被摧毁，从１９５７、５８年就开始了，甚至１９５６年，中共的轰炸机，就炸毁了理塘大寺，位于现在的四川甘孜州的理塘县，这是一个很大的寺庙。我听到理塘寺被炸时，就对在拉萨的中共官员讲：“当地的民众是无幸的，他们没有办法对你的飞机开枪，对和平的群体、古老的寺庙这样轰炸和摧毁是不应该的。”
再说汉藏之间的关系，不是最近几年，或者几十年才开始，可以上溯近二千年。从我个人来讲，二十四岁之前，我住在西藏。共产党没有到西藏的时候，在拉萨有汉人开的商店，我们称那些老板为“汉人的公子”，非常喜欢他们。共产党到了拉萨以后，我和他们打了九年的交道，这期间，虽然有反对、批评、甚至抗议他们的政策，但从来没有和汉人同胞发生过任何矛盾。１９５９年以后，出现了汉藏矛盾，很多从境内来的藏人，我见到他们的时候，都非常激动，他们称汉人为 “加干”（藏语：老汉人）。我原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是谁造成的？我们希望和汉人兄弟姐妹和睦相处，回到大家庭，但是，他们一再编造罪名，把我们分割出来。尽管我的代表和北京之间的接触、协商，非常重要。但是，他们去的时候，有时，我开玩笑地说：“好吧，去北京去接受他们的训斥吧……”
追根究底，汉藏民族之间矛盾的制造者，应该是共产党、北京当局，尤其是统战部！是他们不真实的宣传，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２００８年３月事件发生以后，来自西藏的很多人，见到我时，都谈起他们的感受，比如，到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找不到旋馆，买不到车票，也订不到机票，他们遇到了实际困难，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话，不会理解那种被排斥的心情。去年，一个中国的访问团里，刚好有一个藏人，出国的时候，在机场，因为他的身份证上写着“藏族”，就遭遇了特别盘查，其他人都可以顺利通过，只有他，等了很久，所有的藏人，都在被怀疑。
十年前，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在西藏内部的一个重要会议上说，西藏的共产党员，只有两个人是共产党信任的。所谓的这两个人，其实，他们也通过一些关系传过口信给我，据我了解，这两个人，也不是共产党信任的，所以，没有共产党信任的藏人。
２００８年西藏三月事件发生后，藏人的感受，很多人都不了解。其实，对藏人的排斥和打压，造成了不管在军队里，国家机关里，还是党员里，百分之九十九的藏人，都开始了表现出对北京政府的不满。社会机制的不透明，是很大的原因，有些朋友跟我讲，在北京，一些非常高的官员，手机里就有达赖喇嘛您的照片，而在公开的场合，他们可能会讲，达赖喇嘛是魔鬼。（笑）
在德里，我见过到印度留学的中国学生，他们说，在中国生存很困难，必须要有两张脸，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所以，我非常同情中国民众，内心想的和口头讲的不一样，民众骗当局，当局骗民众。
今天，希望通过你们和你们的朋友，把我的呼吁传递出去：十三亿中国人应该有了解事情真相的权力，有争取政策和政治制度的透明化的权力！我相信，只要中国人真正地了解事实，他们就有能力分辨善与恶，好与坏。如果总是认为十三亿中国人，愚蠢得像小孩子一样，我觉得，是对不起他们。对不对，同意不同意？
听众：同意。
达赖喇嘛：同意？完全同意？（笑）
问：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我是一个汉人，非常相信达赖喇嘛的话，当然不太相信共产党的话。达赖喇嘛谈到跟北京的沟通上，选择了中间路线，并且愿意通过协商，甚至妥协来达成……，实际上，这条中间路线本身，也是一条妥协的路线，却不为北京接受。那么，这条中间路线，是否就是目前达赖喇嘛对中国政策的底线，或者说，在这条中间路线的基础上，还有妥协的空间？如果有的话，将是什么？比如，达赖喇嘛希望回国，现在看来，要长期的回国，达赖喇嘛自己也认为条件不成熟，可以回国看看，如果一下子回到拉萨，或者回到西藏也不可能的话，那么，有没有这种想法，比如先到五台山，或者到其它的地方，做一个过渡，也就是说，妥协的妥协在哪里？
达赖喇嘛：２００５年，我的代表在和北京的第四次谈判中，明确地提出了达赖喇嘛到五台山朝圣的要求。其实，这个想法，我在１９５４年就有了。但是，统战部的回答很清楚，达赖喇嘛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是单纯的宗教活动，一定有政治色彩。刚刚讲到玉树地震时，我也公开地提出了回去的愿望。
去年在华盛顿，一位朋友建议，是不是以朝圣，纯粹宗教的名义，到中国访问？我说：“现在，中国政府把达赖喇嘛看成魔鬼，马上让魔鬼到中国访问，是不可能的。”我们要观察中国的政策，一旦对西藏的高压稍微缓和，我就及时肯定，这样，我这个魔鬼的罪孽也许会减少一点。这时候，中国政府允许我去，才是比较合理的。
各位应该了解，我的中间道路政策，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依据，在争取我们合法的权益，除此没有别的。我们这里也有《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和今年的３月１０日我的讲话，可以看一下，看一看我的罪孽有没有减少一点？时间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
听众：谢谢！（掌声）
（朱瑞根据录音整理，提问部分略有删节，已由达赖喇嘛办公室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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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ly 06,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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