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结束后，有网友提出讲讲图伯特与满清，以及与中华民国的关系。还有网友提醒：“在讲的过程中，不要含糊其辞！只要是真的，大家就能理解。。去留是将来的事，应该尊重自决权。”
受到这个鼓舞，今天，就谈谈图伯特与满清和中华民国的关系。但需要先谈谈图伯特与蒙古帝国的关系，因为这是后来形成图伯特与满清关系的基础。
一、萨迦王朝与蒙古帝国的关系：供施关系
1、萨迦班智达与蒙古王子阔端
在上一讲中，我提到阔端的军队抵达拉萨以北时，邀请萨迦班智达前往阔端驻地。阔端是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古帝国的第二位汗王窝阔台的儿子。曾出兵南宋，攻取成都，统治今陕西、宁夏、甘肃、青海等地。阔端的驻地在凉州，属于今天的甘肃武威辖区。
萨迦班智达接受了阔端的邀请，带着两位小侄儿，一个是年仅10岁的八思巴，一个是六岁的恰那多吉，在蒙古使者的陪伴下，于1244年动身前往凉州。萨迦班智达一路说法，介绍图伯特的宗教，当他抵达蒙古时，已得到了蒙古人的尊崇。但当时阔端不在凉州，参加他的哥哥贵由汗的登基典礼去了，直到1247年左右，萨迦班智达才与阔端见面，为其说法。为了回报萨迦班智达的传法之恩，阔端将图伯特的十三万户，也就是卫藏一带的政权献给了萨迦班智达。
这就形成了供施关系。这种关系在萨迦班智达写给他的施主和百姓信中表达的很明确：如果我们能在宗教上帮助蒙古人，他们将在世俗的事物中支持我们。 。 （这个内容在孜本夏格巴望秋却丹的《西藏政治史》和《萨迦世系史》中都有记载。）
但当时，在萨迦班智达和阔端之间形成的供施关系，还属于个人性质，因为无论是阔端还是萨迦班智达，都不是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威。当时的大蒙古国最高权力者是阔端的哥哥贵由汗，贵由汗之后是阔端叔叔的儿子蒙哥汗，再后来是蒙哥汗的弟弟忽必烈执政。
2、八思巴与忽必烈
在忽必烈时代，蒙古国与图伯特之间的供施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忽必烈极为崇敬自己的上师八思巴， 请八思巴创制蒙古文并推行全国，献给八思巴“国师”“帝师”等名号，还把却喀松，也就是整个图伯特包括卫藏、安多、康，都献给上师八思巴掌握。在《西藏政治史》和《萨迦世系史》中，记载了忽必烈甚至请八思巴为他主持登基仪式。这样，八思巴赋予了蒙古皇帝统治中国及周边各国的权威和合法性，而西藏佛教成了整个蒙古帝国东部地区的国教，西藏的萨迦喇嘛则具有宗教上的最高权威 。由此形成了蒙古国与图伯特之间一个特殊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八思巴后来回到萨迦，但两年后，汗王再次邀请八思巴返回蒙古。当时连忽必烈皇后和长子都走出很远来迎接。再后来，当八思巴返回西藏时，汗王陪伴他走了几个月，直到玛曲（黄河）上游，进入了安多。在那里，蒙古王廷为八思巴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记得以前，我还在札什伦布寺看到过八思巴依依辞别蒙古的壁画。这也说明图伯特人对蒙古的情怀。显然，这种蒙古对图伯特世俗权力的支持和图伯特对蒙古人民的精神支持，是没有从属关系的，也无法用西方政治术语中的宗主国或附庸国来表述。
后来，随着忽必烈的去世，蒙古势力的衰退，萨迦政权也在与帕木竹巴的较量中失败，帕木万户长降曲坚参成为图伯特的统治者。于1350 年，使西藏完全摆脱蒙古而获得独立。但这时的中国还在蒙古人的手里，在蒙古的统治之下，直到1368 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中国才摆脱蒙古的统治，获得了独立 。
忽必烈是于1279 年从宋朝皇帝的手中夺取了中国，这标志着中国丧失独立。此后的八十九年间，中国成为东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当时的蒙古帝国的疆域一度包含了整个蒙古、图伯特、中国以及高丽的部分地区，还有西伯利亚，以及缅甸北部等。
蒙古与图伯特的关系，与蒙古与中国的关系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首先，蒙古与图伯特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供施关系，也可以说是相互尊重师徒关系。不管是蒙古或图伯特人均未与中国人一起分享。蒙古和图伯特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在蒙古帝国衰亡以后仍然继续存在，包括现在，蒙藏之间，仍然存在着联系，我在达兰萨拉看到很多蒙古人去那里听法。包括如今的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国以及布里亚特人，都与图伯特有着很亲密的纽带。
而蒙古与中国的关系是通过征服统治建立起来的，这从蒙古人对中国人的屠杀就可见一般。我在这上一讲中谈到蒙古汗王对中国人的屠杀，后来由萨迦班智达阻止。就不再细说。这是《萨迦世系史》和夏格巴先生的《西藏政治史》中都有清晰记载。
其次，图伯特的统治权是由图伯特人自己掌握。从来没有把图伯特当作中国的一部分，也没有把中国视为西藏的一部分，因为在对西藏的管理事物中，从来也没有让中国人参与。而蒙古与图伯特之间这种特殊关系从未在蒙汉或藏汉之间发生。
再次，在忽必烈还未征服中国以前，早在1207年，也就是成吉思汗登基的第二年，藏人就到蒙古王帐上表示归顺，而且，图伯特在中国摆脱蒙古统治之前，就获独立，摆脱了蒙古帝国。
二、甘丹颇章王朝与满清关系：供施关系（被中国视为朝贡关系）
1、皇太极邀请五世达赖喇嘛
皇太极于1639年，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前往奉天盛京“宏传佛法和利益众生”，不过，达赖喇嘛没有前往奉天，但接受了太宗皇帝成为格鲁巴施主的愿望。这是荷兰国际法学家范普拉赫先生的《西藏的地位》一书中记载。
当时，达赖喇嘛还没有执政，这是太宗皇帝作为施主对上师表达的崇拜、 信仰，这种关系是没有任何从属意义的。
2、顺治皇帝与五世达赖喇嘛互赠美名
顺治皇帝在1649年－1651年间，几次派人邀请达赖喇嘛到北京。开始达赖喇嘛都拒绝了，后来虽然答应了邀请，但条件是：不能久住，因为气候和天花病。后来，班禅罗桑意希多次被康熙邀请，但他拒绝了。理由是经书没有学完，且怕中国流行的天花。再后来，班禅大师应邀到了中国，的确死于天花。
为什么达赖喇嘛最后前往中国？这得先从三世达赖喇嘛尊者说起。那是16世纪后半叶，土默特蒙古汗王阿勒坦汗（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几次邀请图伯特著名的上师尊者索南嘉措访问蒙古，那是1578年，尊者索南嘉措抵达了阿勒坦汗的住地。欢迎是隆重的，阿勒坦汗赠送尊者索南嘉措“达赖喇嘛”称号，“达赖”是蒙古词，意为海，说明上师的学问像海一样的深广。而索南嘉措回赠给阿勒坦汗“梵天法王”的称号。后来尊者索南嘉措被追为三世达赖喇嘛。当时，也就是1578年，索南嘉措，三世达赖喇嘛预言，说八十年后，汗的后裔将成为蒙古和中国的统治者。
因此，当满清皇帝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尊者时，图伯特人把这看成是三世达赖喇嘛预言的实现。而满清皇帝邀请五世达赖喇嘛的意图是，希望五世达赖喇嘛利用他的宗教影响，阻止蒙古人侵犯中国。
满清皇宫对五世达赖喇嘛尊者的迎接是隆重的，特别为达赖喇嘛在北京修建黄寺，当时顺治皇帝与五世达赖喇嘛尊者互赠美名（交换称号）：
顺治称达赖喇嘛：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称顺治：天神文殊皇帝
这种关系显然不具有达赖喇嘛承认或接受自己臣服于满清皇帝之意思，而且也 绝不表示皇帝对自己的上师拥有某种形式的宗主权。
但是，这种关系，在1792年，满清帮助藏人打败廓尔克（尼泊尔）后，有了改变。满清在西藏驻军，即便如此，也没有影响西藏的国家地位。为什么？
1）、达赖喇嘛的权威：不是源自外来的强权，而是源自五世达赖喇嘛及其传承，此后的历任达赖喇嘛与生俱来就有这种最高的权威，因为，他们和五世达赖喇嘛是同一的精神实体。可能有人会说金瓶掣签，在这里，我推荐大家阅读2011发表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关于转世的公开声明》，这里有这样一句话，我在这里读给大家：
“实际上，使用金瓶掣签认证的只有十一世和十二世达赖喇嘛，其中，十二世达赖喇嘛在金瓶掣签之前，已经认定确立。所以，真正经过金瓶掣签认证的达赖喇嘛，其实只有一位”
2）、西藏自做主张地与尼泊尔进行战争。中国只是帮助西藏，并没有侵略、征服西藏，这也是供施关系的特点，就是施主有义务保护上师的世俗权利。这并没有超越供施关系。
3、驻藏大臣地位
藏人一般称驻藏大臣为“安班”，安班是满语。历届驻藏大臣都是满人而非汉人。
安班的职责：
1728 年设立。仅限于指挥人数不多的护卫清军，保护达赖喇嘛，确保能够和清廷联络畅通，除此以外他们并不介入西藏的政府事务 。孜本夏格巴在他的《西藏政治史》中，把驻西藏大家称为“政治观察家的身份”。
1751 年之后，他们有向噶厦提出建议的权力，使事务领域扩大。
1793 年, 在满清和藏军击败廓尔喀人之后，安班有了行使控制西藏对外事务的权力，充当了达赖喇嘛和满清皇帝的中间人，这是满清势力在西藏的鼎盛时期。西藏这时，应该说是处于被保护国的地位的。
但是，后来中国在西藏的影响逐渐衰微。十九世纪中叶，西藏第二次与尼泊尔的开战，以及与道格拉斯克什米尔之间发生的战争，都是藏人自己作主，独立作战，签订条约的。而这些条约的签定，不仅表明了图伯特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也表明了邻国对图伯特国家地位和国际资格的承认。视噶厦政府为合法政府。
到了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时，英国人在拉萨见到了驻藏大臣，总结出“他的地位十分低下”的结论。比如在英国随军记者弗来明所著的《刺刀指向拉萨》一书中，专有一章：“驻藏大臣登场”。开始，作者看到，在西藏除了达赖喇嘛以外，驻藏大臣是唯一有权使用轿子的人。当时，是十个人抬着大轿，把当时的驻西藏大臣有泰台到了英国人的营地，很有气势。不过，后来他们发现，“在驻藏大臣的职权范围内，不可能对西藏人施加任何影响”。一个事实是，驻藏大臣总是千方百计地向西藏政府借钱。为此，还虚构了很多理由。且总也没有驻藏大臣偿还这些借款的记载。所以，荣赫鹏总结道：“我们发现他其实是一名囚犯，如果西藏人不借给他钱，他连吃的东西都不够。”（转自《刺刀指向拉萨》）
所以，英国方面与西藏签定了《拉萨条约》。这也说明英国方面对西藏国家地位的认可。
但是，1908年——1911年间，西藏实际上是被满清有效控制的。这期间，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而清政府宣布“革除”达赖喇嘛名号。
4、“革除” 达赖喇嘛名号和供施关系的终结
我在上一讲结束后，看到有一位叫于怀英的网友提出“达赖喇嘛是否接受清国册封？”有一位叫肖尧中的网友肯定地答道：十三世达赖喇嘛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册封的。但并没有指出册封内容、地点、时间。为什么？因为你在历史上查不到。换句话说，十三世达赖喇嘛根本没有接受过清政府的册封。那么，为什么没有册封还要“革除”名号，这从何谈起？
满清是根据当年顺治皇帝与五世达赖喇嘛互赠美名而弄出的这个“革除”。所以，针对清廷的动作，噶厦政府的诸位噶伦和国民大会（春都杰措）的回答，我给大家念念：
中国的君主从未统治过图伯特，也没有将图伯特献给达赖喇嘛。中国皇帝给予达赖喇嘛的名号不过是表示一种尊崇，达赖喇嘛的权利和地位根本不取决于这些名号......有关“革除”达赖喇嘛名号的问题，那就与达赖喇嘛也收回「天神文殊大皇帝」 的名号来“革除”满清皇帝的名号是一样的。
见「伦敦印度事务部政治与机密档案」10 档147 页:贝尔致印度政府,1910 年5 月10 日,内附西藏诸噶伦和国民大会致印度总督的信件。
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期间，藏人坚持抵制清浑，1912年，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藏人独立地战胜了满清军队，藏中双方接受尼泊尔调解，以藏文、中文和尼泊尔文签属了《藏中协议》，主要内容为：中国军队缴械投降后无条件撤离西藏。1913年1月，钟颖率其所属的最后一批军队离开拉萨，接下来，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出文告，重申了西藏的独立地位。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2/blog-post_13.html
在此，我想引用范普拉赫先生的一句话来说明西藏的地位：“公元1913年的西藏不仅完全恢复了独立，而且根据国际法，西藏在其后的四十余年里，一直具备所有构成一个国家的条件而自立于世。”
清军官兵被驱逐出西这标志着满清与西藏的供施关系完全终结。
三、甘丹颇章王朝与中华民国的关系（西藏恢复独立）
正是在中国惨败的情况下，袁世凯发布了“五族共和”之说：“现今五族（汉满蒙回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
袁世凯史无前例地提出了蒙藏为中国的一部分，蒙藏民族为中国公民。1912年底，袁世凯又致函十三世达赖喇嘛，要求西藏予以承认。然而，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如下：
“中华民国刚刚建立，国家之根基尚未稳固，总统需致力于维护秩序与安定。至于我们西藏，我们藏人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
同时，中国方面也给尼泊尔写了一封信，由钟颖转交给了尼泊尔国王，内容与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几乎完全相同，以下是尼泊尔总理的回复：
“除了与尊重尼泊尔独立之盟友或邻帮维持长期友好和平以外，尼泊尔并无他求。尼中关系历史悠久，我们自然很乐意继续保持这种关系。但尼泊尔是一个珍惜自己独立，希望单独处世之古老的印度教国家，因而无法接受并入所谓中华民国五族一体的建议。”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1913年图伯特与蒙古的《库伦条约》，1914年图伯特与英国的《西姆拉条约》，1918年图伯特与中国的《中藏绒布岔停战协定》，来看到西藏的独立地位。
以上是中国历史与图伯特撞碰的几个地方，但撞碰之后，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前仆后继的虚构中，成了图伯特是中国的一部分，那种梦呓般的朝贡体系就代替了宗教上的供施关系。包括战败都不行，都能说得天花乱坠。比如战败国不得不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不得不成为松赞干布的多个王妃之一的悲剧，被CCTV八卦得恐怕连文成公主自己如果在天有知，都会无脸再见娘家人了。说到这里，我想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从西宁去往鸟岛的路上，经过一个小镇叫倒淌河，当地人说，这是文成公主当年进藏时经过的地方，文城公主走到这里，哭不前行，后来，她的泪水就流成了河，滴滴回向长安，所以人们叫倒淌河。
写改历史的技巧
1、翻译中的偷梁换柱
对西藏历史的改写，不仅中国官媒，还有翻译中的偷梁换柱。比如我在这里多次提到的孜本夏格巴先生的《西藏政治史》，翻译李有义就一口一个“达赖”在叫着，还以扩号的形式，加进很多空洞的批判；比如，当李有义翻译到藏人贴出海报，直言满清安班压榨和干涉西藏事物，要求满清军队撤出图伯特，指出满清军队在西藏带来的损害比尼泊尔侵略军还严重、西藏人完全有能力自己赶走尼泊尔侵略军时，李有义就在后面加一个括号，说：这段话纯粹是造谣中伤。并标明：译者注
在如此严肃严谨的历史著名后面，译者加上这毫无事实依据的批判，很是荒谬滑稽；还有杜导斌翻译的《喇嘛王国的覆灭》，其偷梁换柱之处太多了，以及耿升翻译的《西藏佛教密宗》，我去年有点时间，与原文对照了一下，也尽是私货。说实话，几乎所有被译为汉文的有关图伯特的作品，都进行了换梁换柱。
2、历史“学者”对历史的过滤
但是，危害更大的还是那些声称支持西藏的汉人历史“学者”，对西藏历史的过滤。
比如中国宪政民主学者张博树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一书，就以中共官方篡改史实的宣传资料为依据，以臆想的朝贡体系代替供施关系，“论证”了图伯特自元朝起就“臣属”于“中国”，明朝、清朝都属于中国，并且，这本书得到了美国华人民主人士圈里这几年比较活跃的西藏历史研究者李江琳和其现任丈夫丁一夫的推介。
而李江琳女士在西藏问题的起源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提出了：1955年和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起源，并把西藏问题定格为“共藏问题”，而这一切，过滤掉的正是西藏问题的根本点：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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