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放不下的诗集：《一个孩子在天上》

惊闻诗人孟浪病逝，想起十二年前为他的诗集写下的文字......

孟浪的诗是不同的。收到孟浪诗集的那一天，我几乎放下了一切，一口气读完了所有的诗。读完了，还不肯放下，看着那一望无际的朴素的蓝色封面，和蓝色上面的几个字――《一个孩子在天上》，就想写点什么。

最为吸引我的，应该说，是孟浪诗的语言艺术。

冷峻，精确，在理性与感性中保持了一种平衡，是孟浪诗的一大特点。孟浪说，“我一直在读John Donne，他与莎士比亚在文学上有着同等的贡献。”显然，这位生活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的英国诗人，给孟浪的影响是深刻的, 尤其在玄学方面。但是，孟浪的阅读相当广泛，应该说，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挑战，或者说是一次打破。在感受文化多元性的同时，孟浪建立了自己的语言秩序，确切地说，是他在对美学的认知中，找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汉语语言的表述。

简洁而乐感强烈的文字中，矗立着深思熟虑的意象，是孟浪诗的另一特点。有时，那些意象与原物有着恰恰相反的暗示。比如《伟大的迷途者》中的迷途者，暗示着一位明晰的、先锋的、悲剧式的人。也许，孟浪受到了保尔.策兰(Paul Celan)的《死亡赋格曲》中的“黑奶”的启示――把对立的东西放在一起，提供读者一个崭新的思考空间。

伟大的迷途者，他正在创造他的道路
失群的恰是众人，多得无以计数
……

我想起一则西藏故事，“从前的从前，西藏有座村庄，住着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什么都知道，还能和天气说话。有一天，他发现要下雨了，下的是毒雨，他就告诉大家把井盖好。可是，没有一个人听他的。后来毒雨掉进了那些井里，人们喝了有毒的水，都疯了，就他一个人没疯，大家却说他疯了。”这个故事应该是对孟浪这首诗最好的注释吧？

其次，孟浪诗的精神品质。

中国作家，尤其是中国主流作家，具有精神品质的作品，实在凤毛麟角。也许儒家中的“礼、义、廉、耻、仁、爱、忠、孝”对人们的影响太长久了，人的自身价值一直被压制着；也许二十世纪的几场战争，比如，义和团运动、抗日战争，还有后来的所谓的解放战争，使人们增加了强烈的救国救民的英雄主义意识，个体的存在，似乎仅仅是为了壮烈牺牲前的一两声口号；还有文化大革命，特别强化了这种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意识，荒诞到连女人梳辫子也成了违法乱纪。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学生的课本里，出现了那么多的“颂”和“赞”了。因为大多数主流作家们，都是聪明人，明白做人比做工具难多了。

直到八十年代朦胧诗的出现，病入膏亡的中国文学，才有了生机。早在后朦胧诗时期，孟浪的诗就显露出了独特的个性。施蟄存先生曾给孟浪写道：“……对于你们这一群青年诗人，我同情你们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枷锁，使中国新诗走向广阔的空间。”（选自《施蟄存先生给孟浪的六封信》）《中国探索诗鉴赏词典》（河北人民出版社）中也写道，孟浪的诗“体现了现代人生命的觉悟和对命运的把握”。

孟浪以一个诗人敏锐的洞察力，向世界揭示了一个畸形的生存环境和深层的社会危机，并言示，将会给一个民族甚至人类带来的灾难。他召唤着有良知的诗人为这个悲剧探索原因，寻找出路：

蓝墨水，也让我蓝
让我蓝过大海
让所有的人都来到大海边
寻找生命的源泉
或者就是生命的航船

黑墨水，也让我黑
让我黑过长夜
让所有的人都堵在长夜的尽头
等着读到我写下的诗篇
那无尽的生命航迹。

红墨水，也让我红
让我红过鲜血
在大海中的，在长夜里的
在所有的人面前流淌的－－
让所有的人摘下他的笔帽吧！

――《向诗人致敬》


孟浪的诗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诗人的反传统和创新意识，直接冲击中国的社会结构，渗入人的精神深层。孟浪崇敬别尔嘉耶夫，这位流亡国外的俄罗斯哲学家视思想独立如生命，认为人的精神自由是至高无尚的本质存在，政治革命要为精神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否则，就是倒退。同样，孟浪也在诗中呼唤着人的自身的精神性，使个体觉醒。同时，还因为他感受到了人类的生存前景，他的诗，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比如他的《简单的悲歌》 

…… 
但是，为丰收准备掠夺吧
但是，为打谷场准备空旷吧
但是，为农夫准备牺牲吧
但是，为土地准备荒凉吧！

但是，播种的时节农夫冒烟了啊
耕耘的时节燃烧了啊
收获的时节农夫变成灰烬了啊！ 　

有人评论，孟浪兼容了诗人和政治家两种身份。而我认为，孟浪仅仅是一个诗人，一个纯粹的诗人。政治之于孟浪，不过是在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下，诗人那本能的对美的呼唤，不可抗拒地变成了逾越传统和对专制的质疑。并对置身在那个政治之中的人们的命运，产生了忧虑和越来越深切的关注。

孟浪客居美国多年，风雨飘泊，但是，他情感的重心始终在中国，并坚守着汉语创作。近两年来，甚至移居香港。从这一点出发，也就不难理解孟浪为什么经常以祖国为主题，展开诗卷了。比如《怀抱中的祖国》、《祖国》、《千年一九九七》、《在战书与降书之间，是祖国辽阔的国土》……当然，孟浪笔下的祖国，已不是仅指一个狭窄的国家，而是一片土地，一片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就是从那里，汉语语言开始环绕着他，滋养着他，并将伴随他一生。因而他希望那一片土地健康，至少正常，他愿意为她付出一切。这是一个诗人良知的体现，也是人类良知的体现。

孟浪的诗是多种的，不仅有短诗，也有长诗。因为不可替代的语言艺术和显尔易见的精神品质，使这些诗有了立体感，读者甚至能听到它走近时的声音，那么清晰，钻石般的坚硬和纯美，让人读下去，不由自主地读下去。因为这些诗，正是读者自己应该发出的声音，是大家的声音，也是这个时代的声音。

完稿2006年2月

达赖喇嘛尊者写给联合国秘书长的申诉信（1960年9月29日）

阁下：

请允许我向联合国和阁下表达我对在联合国主持下在刚果所做的伟大工作的热情感佩。

2，请参阅我写于1959年9月9日的信，您曾亲自圈阅并注释为2033号，以及我于1960年9月2日致阁下的信。

3，很高兴得知西藏问题已被列入联合国大会今年的马来亚和泰国议程，对此，我深为感谢。希望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能倾听我的人民的声音，并在他们经历被征服和被压迫的黑夜里，提供一线光明。

4，很高兴地注意到，1960年9月24日，赫鲁晓夫在大会发言时，为所有殖民地人民呼吁自由。而我的国家，正不幸地沦为了殖民地。我希望苏联也将利用其强有力的声音，与其他国家一道，支持恢复我国的自由。

5，我声明，早于1911 - 12年之前，中国在西藏没有丝毫主权象征。然而，我无需为此申诉而详述有关历史事实。

6，无论西藏在1911——12年之前的地位如何，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昭告西藏独立起，即入侵的中国军队被赶出西藏之后，西藏不仅在事实上，就是在法理上也是独立的。

7，1913年，西藏政府与蒙古政府签订了条约。这是在达赖喇嘛的授权下进行的。该条约宣布，西藏和蒙古相互承认其为独立国家。

8，为了处理悬而未决的问题，西藏同意参加1913年在西姆拉召开的三国讨论会。与会的有英国政府、中国政府和西藏政府。每位全权代表都代表其政府。这从缔约方代表签署的条约[1]草案中，清楚地呈现了出来。

9，在印度政府发布的第11号白皮书（第38页）中，也强调了这一事实：“注：1959年9月至11月印度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交换了备忘录和信函”。1960年2月12日，在印度政府发布的第III号白皮书（第94,95页）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

10，虽然中国政府的代表在条约[2]草案上签了字，但中国政府最终于1914年7月3日退出，在条约上签字的是英国全权代表和西藏国家元首达赖喇嘛的代表。同时，鉴于中国政府拒绝签字，英国和西藏的全权代表共同签署了以下声明：

11，“我们，英国和西藏政府的全权代表，特此作出以下声明，英国政府和西藏政府承认条约的约束力生效，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在条约上正式签字，因此，条约所赋于中国政府所有优惠一律无效。我们以英文和藏文一式两份声明上签字盖章。

12，“为此，我们签署并盖章了这份声明，英文和藏文，各一式两份。

13，“于1914年7月3日在西姆拉签定，相当于西藏历- 木虎年第五个月的第十天。

英国全权代表: 享利. 麦克马洪 （盖章）

英国全权代表（盖章）

达赖喇嘛（盖章）

伦钦夏札（盖章）

哲蚌寺（盖章）

色拉寺（盖章）

甘丹寺（盖章）

西藏国民大会（盖章）”

14，中国政府从未遵守过条约[3]的规定，也从未在条约中获得过任何优惠。

15，1926年，西藏作为边境委员会成员国之一，出席了由英国和特赫里（Tehri）以及西藏三方代表在尼朗（Nilang）的会晤[4]。

16，1912年—1950年，中国在西藏甚至连象征性的权力都没有。 1934年，一个对达赖喇嘛圆寂表示哀悼的中国代表团抵达西藏，请求允许像尼泊尔和印度政府的代表一样，继续留在西藏。

17，1936年以后，中国驻拉萨代表团的官员曾多次经印度前往西藏，无论批准或拒绝这个过境签证，印度政府都首先咨询了西藏政府的意见。

18，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代表团，也于1949年被驱逐西藏。

19，西藏没有参与中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藏坚持了中立，甚至没有允许将战争物资从印度经由西藏运往中国。

20，中国人声称西藏代表参加了1946年的立宪会议，并且，还在1948年参加了中国国民议会。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当时前往中国的代表团团长札萨凯墨.索朗旺堆说：“1946年，西藏政府派出一个由札萨绒伯伦. 土登桑培和我自己带着助手组成的慰问团，前去问候获胜的英国、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我们经加尔各答前往新德里，并通过其大使向英国和美国致以问候，从那里，我们乘飞机前往南京问候。

由于染病和需要医疗的原因，我们在那里停留了几个月。而后参观了几个省份，返回南京时，那里正在召开一个大会。我们参加那个大会的目的，是想了解都有哪些康巴和西藏人，伪装西藏代表前去参加大会，但是我们没有承认或签署当时制定的新宪法。

至于1948年，我们在南京的使命是Khandon Losum，虽然也出席了中国的大会，但并不是作为拉萨的特别代表而是以访客的身份出席，与前次一样，我们并没有承认或签署大会的决议。

21，1947年印度独立后，在与西藏政府联络时，印度政府答复如下：

“在没有签属新的条约之前，印度政府欢迎，任何问题，只要西藏政府没有异议，双方即可保持现有的关系，并接受英印政府时期所签属的各项条约。”

22，从1912年—1951年5月23日《十七条协议》签定之前，西藏一直在没有任何外部权力的干涉下，自己处理外交事物。在1946年和1948年，西藏代表团访问了不少国家，拿的是西藏护照。

23，负责英国，后来又负责印度驻拉萨代表团的休·理查森（Mr. H. E. Richardson）先生，向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组成的西藏法律调查委员会表示......“1936年以后，负责英国，后来又负责印度驻拉萨的的官员的主要职责是，处理他们的政府与西藏政府之间的外交事物。”（摘自《西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报告第146页）。

24, 上述事实足以表明西藏是完全独立的。 但是，去年对我的国家的地位提出了疑问，因此以下事实，可以说明（西藏的国家地位）：

25, 埃里克·泰克曼爵士[5]在关于“中国事务”中写道：“自从（1912年）以来，在拉萨[6]统治西藏时，根本没有幸存的中国权力的痕迹。二十多年来，他[7]作为无可争议的独立西藏的统治者，维护了国内的和平与秩序，并与印度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

26，1928年，查尔斯·贝尔爵士[8]在《西藏人民》中指出，中国权力在西藏已经停止。

27，1947年驻西藏的Amaury de Riencourt[9]先生说，“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西藏在方方面面管理着自己。”并且，他说：“政府的指令随处可见”。

28，中国驻拉萨使团成员沈宗濂和柳升祺[10]，说：“自从1911年以来，拉萨所有现实的目的就是享受完全的独立。” 为了支持这一点，他们提到西藏有自己的货币和习俗，自己的电报和邮政服务，以及不同于中国的政行管理机构和自己的军队。

29，1950年，在审议萨尔瓦多关于将西藏被入侵之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的建议时，印度纳瓦那加尔省的省长，也是当时的印度代表表示，他的政府已经仔细研究了萨尔瓦多提议的将中国入侵西藏问题列入联合国的议程。这对中国和印度都至关重要。 委员会意识到，印度作为中国和西藏的邻国，与两国都有友好关系，因此，也是最有兴趣解决这个问题的国家。 这也是为什么，印度政府特别担心是否能够得到和平解决。 （A / BUR / SR.73，第19页）

30，关于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的说法，基于1907年的《英俄条约》。 但需要指出的是，西藏不是该条约的缔约国，也不该受这个条约的约束。

31，作为西藏政府的首脑，我宣布，1950年10月7日发生的事件，是中国对我国的公然侵略行为。

32，西藏政府呼吁联合国提供帮助。 因为西藏军队的失败，还有西藏政府努力寻求联合国帮助的失败，我们不得不派出代表团去北京。 而这个代表团被迫于1951年5月23日签署了所谓的《十七条协议》。

33，从那时起，直到1959年3月我离开西藏，所发生的众所周知的事件，已无需任何详细叙述。 即使现在，几乎每天都有（西藏）难民进入尼泊尔、不丹、锡金和印度。 难民人数已达43,500人。从这些难民的诉说看，我在去年和今年给你的信中提到的压迫和大规模的恐怖行动，绝不会减少。

34，在这方面，我可以提请联合国关注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出版的关于西藏问题的出色报告。在他们的第二份报告中，这个密切审查西藏问题的杰出的委员会得出结论，除其他外，中国当局在《灭绝种族罪公约》[11]的部分意义上，犯有种族灭绝罪。 我相信联合国将仔细审查这一结论所依据的事实，并将采取适当措施。种族灭绝，也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

35,由于全面破坏了《十七条协议》的重要条款[12]，大会[13]（由官员和公众，主要是公众组成）于1959年3月10，以其应有的权力，否定了这个《十七条协议》，并重申了西藏的独立性。

36，反对侵略者和压迫者的战斗仍在西藏继续着。 去年，我向联合国提出申诉，现在，我再次提出申诉，希望联合国采取适当措施，使中国撤出侵略。否则，在我看来，对我的国家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而强大的共产主义势力，每一天都在摧毁我的人民的自由。

37，请阁下将这个申诉提交联合国。

达赖喇嘛

 注释 （由译者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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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西姆拉条约》。

[2]同上。

[3]同上。

[4]请参阅Claude Prpi ：History of the dispute between Tehri State and Tibet A Himalayan Case（特赫里州与西藏之间争端的历史——喜马拉雅史例）

[5]埃里克·泰克曼爵士：英文名：Sir Eric Teichmann, 英国外交官、东方学家，曾介入1918年《中藏绒布岔协议》的签定，著有《领事官员在西藏东部的旅行》等。

指噶厦政府。

[6]指噶厦政府。

[7]指十三世达赖喇嘛。

[8]查尔斯·贝尔爵士：英文名：Sir Charles Bell, 为不丹、锡金和西藏的英国政治官员。英属印度驻西藏大使。著有《十三世达赖喇嘛转》（Portrait of a Dalai Lama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Great Thirteenth), 《西藏人民》（The People of Tibet).

[9]Amaury de Riencour：法国历史学家，东南亚专家，汉学家，藏学家，印度学家。1947年访问西藏，并留驻在拉萨五个月。

[10]沈宗濂和柳升祺，沈宗濂曾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处长，于1953年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出版了与柳升祺合著的《西藏与西藏人》一书。柳升祺，曾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英文秘书。

[11]指《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12]指中国方面破坏了《十七条协议》。

[13]指西藏民众大会，藏语为春都杰措，成立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


（翻译：朱瑞）

原英文：

Your Excellency:

May I convey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o your excellency my warm appreciation of the great work which ha been and is being done in Congo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U.N

2, Kindly refer to my letter of September 9, 1959,circulted by you as Note No,2033, and also to my letter to Your Excellency of September 2, 1960.

3, I am happy to learn that the Question of Tibet has been inscribed on the agenda of the U.N. Assembly for this year at the instance of Malaya and Thailand to whom i am deeply grateful. I do hope that all the peaceloving countries will take heed of the voice of my people and provide for them a ray of light in the night of subjugation and oppression through which they are passing.

4, I am happy to note that in his speech in the Assembly on September 24, 1964, H.E.N.Khrushchev called for the freedom of all colonial peoples. Unfortunately my country has been reduced to the status of a colonial country, and i hope that along with other countries the USSR will also raise its powerful voice in support of the restoration of freedom to my country.

5, I assert that long before 1911-12 there was no vestige of Chinese authority in Tibet, but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me to examine the historical aspect of this question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ppeal.

6, Whatever the position of Tibet may have been prior to 1911-12, in any event, from the day that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 Proclaimed the independence of Tibet, after the invading Chinese armies had been driven out of Tibet, Tibet was not only independent de facto but de jure.

7, In 1913 the Tibetan Government entered into a treaty with the Government of Mongolia. This entreaty was entered into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Dalai Lama. By this treaty Tibet and Mongolia declared that they recognized each other as independent countries.

8, With a view to settle some outstanding agreed to enter into tripartite discussions which commenced in 1913, at Simla. The parties to the discussion wer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ibetan Government. The representative of each government being a plenipotentiary on behalf of his government. This appears clearly from the text of the Convention which was initialed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ll the parties.

9, This fact is also emphasized by the White Paper No.11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page 38) entitled "Notes, Memoranda, and Letters Exchang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India and China, September-November, 1959." This has been further emphasized in the note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dated February 12, 1960(pp.94, 95) in the White Paper No. III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10, Although the text of the Convention was initiated by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acked out and ultimately on the third of July, 1914, the signatures on behalf of the Dalai Lama, in his capacity as the head of the Tibetan State, and the British plenipotentiary were appended. At the same time the plenipotentiaries of Great Britain and Tibet, in view of the refusal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igned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

11, "We the plenipotentiaries of Great Britain and Tibet, hereby record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 to the effect that we acknowledge the annexed Convention as initialed to be binding on the governments of Great Britain and Tibet, and we agree that so long as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withholds signature to the aforesaid Convention, she will be debarred from the enjoyment of all privileges accruing therefrom.

12, “In token whereof we have signed and sealed this declaration, two copies in English and two in Tibetan.

13, “Done at Simla this third day of July, A.D 1914, corresponding with the Tibetan date- the tenth day of the fifth month of the Wood Tiger Year.  

A. Henry McMahon

British Plenipotentiary

(Seal of the British Plenipotentiary)

(Seal of the Dalai Lama)

(Seal of the Lonchen Shatra) (Signature of the Lonchen Shatra)

(Seal of the Drepung Monastery)

(Seal of the Sera Monastery)

(Seal of the Gaden Monastery)

(Seal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14,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ever having adhered to terms of the Convention, never become entitled to any of the advantages which they may have derived from the terms of the Convention.

15, In 1926 Tibet was represented at a Boundary Commission consisting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ibet, Tehri, and Great Britain which met at Nilang.

16, Between 1912 and 1950 there was not even a semblance of Chinese authority in Tibet. There was a Chinese mission in Tibet which arrived in 1934 to offer condolences on the death of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 This Mission was permitted to continue to stay in Tibet on the same footing as the missions from Nepal and from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17, On numerous occasions after 1936 the officers of the Chinese mission to Lhasa used to travel via India to Tibet. On every occasion the Indian Government granted or refused transit visas after consulting the wishes of the Government of Tibet.

18, In 1949 even this mission was expelled from Tibet.

19, Tibet was not a part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eve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ibet insisted on its position as a neutral and did not permit the transport of war material from India to China.

20, The Chinese claim that Tibetan delegates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in 1946 and that they also sat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Assembly in 1948. This claim is absolutely false. Dzasak Khemey Sonam Wangdo, who was the leader of Delegation which went to China says, "In 1946 the Tibetan Government had sent a good will Mission headed by Dzasak Rongpel-Ihun, Thubten Samphel and myself Dzasak Khemey Sonam Wangdo with assistants to offer victorious greetings to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we traveled via Calcutta to New Delhi, and offered the greetings to Britain and America through their Ambassadors; from there we went by air to Nanking and offered greetings. Due to illness and medical treatment we remained there for a few months. Then we toured several provinces and on our return to Nanking they were having their big assembly. We attended the assembly in order to study the behavior of the Khamba and other Tibetan emigrants who attended the assembly as pretended Tibetan representatives. But we did not recognize or sign the new constitutional law (shenfa) which  was then make.

As for 1948, our mission in Nanking, namely the Khandon Losum, also attended the Chinese Assembly as visitors but no special representative was deputed from Lhasa, and they similarly did not recognize or sign the resolutions of the assembly.

21, In 1947 after India became independent, in reply to a communication from the Tibetan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replied as follows: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would be glad to have an assurance that it is the intention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to continue relations on the existing basis until new agreements are reached on matters that either party may wish to take up. This is the procedure adopted by all other countries with which India has inherited treaty relations from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22, Between 1912 and till the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was signed on May 23, 1951, Tibet continued to conduct its foreign affairs without reference to any outside authority. Tibetan delegations in 1946 and 1948 traveled extensively on Tibetan passports.

23, Mr. H. E. Richardson, who in charge of the British and later Indian Mission at Lhasa, stated to the Legal Inquiry Committee on Tibet, constitu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that, ..."the duties of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British and later Indian Mission at Lhasa after 1936 were principally to conduct the diplomatic business of his Government with the Tibetan Government"(page 146 of the report entitled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24, The foregoing facts should suffice to show that Tibet was completely independent. Since, however, doubts were raised last year regarding the status of my country, the following facts may be usefully stated:

25, Sir Eric Teichmann in Affairs of China wrote: "Since (1912) no vestige of Chinese authority has survived or reappeared in Lhasa-ruled Tibet. In more than twenty years he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 ruled as undisputed master of autonomous Tibet, preserving internal peace and order and maintaining close and intimate relations with the Indian Government."

26, In 1928 Sir Charles Bell in The people of Tibet pointed out that Chinese authority in Tibet had ceased.

27, M. Amaury de Riencourt who was in Tibet in 1947, states, "Tibet ruled itself in all respects as an independent nation. " He goes on to say that "Government's writ ran everywhere."

28, Tsung lien-shen and Shen Chi-liu who were both members of the Chinese Mission in Lhasa, say, "Since 1911 Lhasa has to all practical purposes enjoyed full independence." In support of this they mention that Tibet had its own currency and customs, its own telegraph and postal service, and its own civil servic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China, and its own army.

29, In 1950 when the proposal of EI Salvador to place the question of the invasion of Tibet on the agenda of General Assembly was being considered, the Jam Saheb of Nawanagar, the representative of India said his government had given careful study to the problems raised by the proposal of EI Salvador to place the question of the invasion of Tibet by foreign forces on the General Assembly agenda. That was a matter of vital interest to both China and India. The Committee was aware that India, as a neighbor of both China and Tibet, with both of which it had friendly relations, was the country most interested in a settlement of the problem. That was why the Indian government was particularly anxious that it should be settled peacefully. (A/BUR/SR. 73, page 19)

30, The claim of the Chinese to suzerainty over Tibet is based on the 1907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It may be pointed out that Tibet was not a party to that Convention and was in no way bound by that Convention.

31，As the head of the Tibet Government I say that what happened on October 7, 1950, was a flagrant act of aggression on the part of China against my country.

32, The Tibetan government appeal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for help. As a result of the defeat of the Tibetan army, and after the efforts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to get the help of the United Nations had failed, we were compelled to send a delegation of Peking. The delegation was compelled to sign what is known as the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on May 23, 1951.

33, The events since then and till my departure from Tibet in March, 1959, are too well known to require any detailed recounting. Even now refugees are coming into Nepal, Bhutan, Sikkim, and India practically every day. The number of the refugees is 43, 500. From the accounts of these refugees, the oppression and wholesale terror, to which I referred in my letter to you last year and also this year, have in no way lessened.

34, In this connection may I draw the atten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 the excellent reports on the question of Tibet publish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In the second report, the distinguished Committee that closely examined the question came to the conclusion, inter alia,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had been guilty of genocide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Genocide Convention. I trust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will carefully examine the facts on which this conclusion is based and will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to deal with this matter. Genocide, even apart from the Genocide Convention,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crime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

35,As a result of a wholesale breach of all the important terms of the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the General Assembly (consisting of officials and public, mainly the public) repudiated that Agreement, as it was well entitled to do, and reasserted the independence of Tibet on March10, 1959.

36,The fighting in Tibet against the occupiers and the oppressors is still going on. I appeal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last year, and I am making this appeal again in the hope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will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get China to vacate its aggression. In my opinion, any measure short of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of much help to my country where the Communist steamroller is every day crushing out the freedom of my people.

37,May I request Your Excellency to place this Appeal before the United Nations.

The Dalai Lama

西藏内阁（噶厦）和国民大会代表给联合国的信（1950年11月7日）

秘书长阁下：

目前，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韩国，那里的侵略行为遭到了国际力量的阻挡。而在遥远西藏发生的类似侵略行为，却没有受到关注。由于坚信在任何地方自由应该受到保护，任何的侵略行为都应抵抗而不是放任，因此，我们有责任通过阁下向联合国大会报告目前发生在西藏边界地区的事件。

如您所知，目前西藏处于极端的困境中。只是这并非由西藏人自己造成，而是由于中国人统治其他弱小国家的野心没有得到阻止。长久以来，除了一些外国人因信仰而前来皈依朝拜佛教领袖达赖喇嘛以外，西藏人遗世独立地生活在群山之中，并未与世界其他地方发生联系。

公元1912 年以前，源于共同的信仰，神圣的达赖喇嘛与中国皇帝之间曾发生过友好联系，可以描述为佛教上师与弟子之间的关系，其中并无任何政治含意。西藏人民由于虔诚地信仰佛教，已长期放弃武力，奉行和平与宽容，并依赖地理状态和不介入其他国家事务，来保卫自己的国家。这期间，也曾有过向中国皇帝寻求保护的时候，但那种情况非常稀少。而中国人由于怀有扩张野心，因而将中国与邻国西藏之间自由存在的友好关系，曲解为中国是统治者，西藏则是其下属的政府。因此，中国对西藏的这类主张，使西藏人意识到法理问题。

1910 年中国人的入侵西藏，令两国关系完全破裂。在1911 至1912 年间，西藏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领导下，申明西藏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时，尼泊尔也摆脱了中国的控制。

1911 年中国发生内战，从而导致满清王朝覆灭，同时也完全割绝了西藏和中国间友好关系和宗教上的最后联系。由此西藏与世隔绝地孤立存在，依赖佛陀的智慧、慈悲，偶然借着英印政府的支援来保护自己。就此而言，英国显然也可以宣称对西藏拥有主权。有时西藏虽然受到中英两国的影响，但西藏依然保持了其独立，这不仅使国内维持安宁与秩序，而且也与其他国家保持了友好。虽然西藏继续与中国人民维持邻邦的亲善和友谊，但从未接受中国在1914年提出的主权要求。

在英国的郑重劝说下，西藏签署了一项条约，其中规定中国对西藏有名义上的宗主权，这虽然给予了中国在拉萨维持一个代表团的权利，但被严格禁止插手西藏内部事务。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在1914 年的条约上签字，因此，甚至西藏对中国勉强承认的名义上的宗主权亦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西藏的邻国印度、尼泊尔等国一直将西藏视为独立国家并建立联系。再者，英国虽然表现了友善，但在二次大战中，西藏的军队并没有去支援中国，因而西藏不仅表现了其自由与独立的地位，而且始终得到了保持。1914 年的条约依然在指导着西藏和印度间的关系，而中国由于并非签约国，故可被视为放弃了条约中所给予其的利益。西藏的独立由是再次取得法理上的地位。

西藏与中国在1911 年辛亥革命后保留的脆弱关系，也由于中国的完全共产化而绝断。如此矛盾相悖的两种信仰与行为难以产生友善关系，为避免未来出现纠纷，自从西藏政府于1949年7月驱逐中国在拉萨的代表以后，西藏再未与中国和中国人民建立联系。西藏虽然有意不受中国唯物主义的影响而单独存在，但中国却不容许西藏和平地生活。中国人民政府成立以来，中国人威胁要解放西藏，并千方百计地破坏西藏政府。西藏人意识到无力抵抗，因而设法与中国政府进行和谈。

虽然前往中国谈判的西藏代表团未能离开印度是令人遗憾的，但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由于英国政府没有给予取道香港的签证。在印度政府的安排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同意西藏代表团与中国驻印度大使谈判，但中国大使直到9月份才抵达新德里，而德里的谈判正在进行之际，中国部队却突然于1950 年10 月7 日从多个地点横渡长期以来作为西藏边界的金沙江，占领了典玛（邓柯）、冈妥、竹卡、下察洛喀、类乌齐全部、雅各洛、芒康等许多重要地方。中国军队在打败分布在康区边界地带、仅仅做为留守而非抵抗侵略之安排的藏军以后，分五路攻击昌都，作为康区首府的昌都很快沦陷，无人知晓西藏政府派驻当地的大臣（噶伦）之命运。

如此突然的侵略行为，真相并不为外界所知。在侵略行动发生很久以后，中国政府才向世界宣称它已下令让中国军队进入西藏。这种侵略行动不仅破坏了西藏的和平，罔顾中国向印度政府作出的郑重保证，而且也使西藏局势严峻，最终无疑将会剥夺西藏人民珍视的自由与独立。

秘书长阁下，我们可以向您保证，西藏人虽然不会未经战斗便屈服，但是，一直生活在和平之中的西藏人要抵抗熟练于战争行为的中国军队并没有很大的期望。但我们知道，不论世界的任何地方发生侵略行为，联合国都将协助抵抗。

为了将西藏纳入共产中国的版图而发动的武装进犯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如果在违背西藏人民意愿的情况下强行用武力将西藏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则无疑是持强凌弱、非法吞并之最恶劣的事例。因此，我们要通过阁下呼吁世界各国，帮助制止中国对我们的侵略。

问题十分简单。中国人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人则认为无论是在种族上、文化上或地理上，他们与中国人都是远远不同的。如果中国人不同意西藏人的立场，也可以通过其他文明的方法来确定西藏人民的看法。如果这事件关系到法律，则可以通过国际法庭寻求获得解决。中国占领西藏只会扩大区域矛盾和加增对其他亚洲国家独立和稳定的威胁。

我们这些大臣，根据神圣的达赖喇嘛指示，将此危急中的西藏问题托付给联合国最终裁决。冀望有道义的世人，制止丛林法则瓦解我们的国家。


西藏内阁（噶厦）和西藏国民大会代表于噶伦堡的夏格巴办事处
藏历铁虎年九月二十七日( 公元1950 年11 月7 日)

（转自《西藏的地位》作者`：迈克尔. C. 范沃尔特. 范普拉赫 （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

达赖喇嘛尊者向联合国秘书长的申诉（1959年9月9日）

尊贵的阁下:

请参阅1950年11月24日星期五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常务理事会会议。为了给予有关方面以和平解决之机会，而搁置了讨论萨尔瓦多投诉的“外国武力侵略西藏〞的议题。我深感遗憾的是，这一侵略行为，已大为推进，实际上，整个西藏都在中国军队的占领之下。为了和平和友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我和我的政府多次进行了呼吁，但是这些呼吁均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在这种境况下，鉴于西藏人民遭受的非人道待遇和这种违犯人性和宗教的罪行，我恳请联合国立即介入，并由常务理事会讨论被搁置的关于对西藏问题的提议。就这一问题，我和我的政府愿再次强调，1950年，当中国军队入侵西藏时，西藏乃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以下西藏政府提供的证据，可支持这一论点：

1，自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12年宣告独立以来，中国政府从未在西藏境内或对西藏行使过任何权力。

2，在此一时期西藏之主权地位，可从西藏政府直接在这些年间，签定了多达五项国际条约之事实，获得确凿证据。

3，1914年英藏条约承认西藏之主权地位，并赋与西藏全权代表和大不列颠，以及中国代表同等地位。此条约无疑对外西藏的主权施加了某些限制，但并未影响其内西藏的地位。并且，印度政权移交后，这些限制不再有效。

4，没有任何现存或有效力的国际条约，使西藏或任何其他国家承认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

5，西藏的主权地位，可以从第二次大战期间，大不列颠王国和中国政府，都接受了西藏方面坚持的中立，只允许军事物资从印度经由西藏运往中国。

6，西藏的主权地位同样被其他国家承认。1948年，西藏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印度、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期间，西藏政府签发的护照，均被这些国家政府接受。

阁下，我和我的政府，从人道主义角度，恳请联合国立即进行干预。自从西藏的领土完整被侵犯，中国军队已触犯了普遍承认的法则:

1，中国方面剥夺了数以千计的西藏人的财产和他们赖以生存的所有资源，驱使他们走向死亡和冒死反抗。

2，强迫男人、女人和儿童进入劳工队，从事军事工程建筑，而没有任何报酬或只有名义上的报酬。

3，为了彻底灭绝西藏民族，对男人和女人实施极不人道的残忍的绝育办法。

4，数以千计的无辜西藏人被野蛮地屠杀。

5，很多例子可以证明，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许许多多西藏精英被杀害。

6，不择手段地摧毁我们的宗教和文化。数以千计的寺院被夷为平地，圣像和宗教器物被彻底破坏。生命和财产不再有保障。拉萨——国家的首都，现今已成为死城。我的人民正在经历的痛苦难以形容，必须立即制止这种对我的人民肆意杀害行为。

正是在以上情况下，我向阁下和联合国呼吁，并希望我们的呼吁，将得到应有的关注。


达赖喇嘛

1959年9月9日 

英文原文：

New Delhi
september 9, 1959

His Excellency Secretary General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Your Excellency,

Kindly refer to the proceeding of the General Committee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held on Friday, November24, 1950, at which it was resolved that the consideration of El Salvador's complaint against "invasion of Tibet by foreign forces"should be adjourned in order to give the parties the opportunity

to arrive at a peaceful settlement. It is with the deepest regret that I am informing you that the act of aggression has been substantially extended with the result that practically the whole of Tibet under the occupation of the Chinese forces. I and my Government have made several appeals for peaceful and friendly settlement, but so far these appeals have been completely ignored.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and in view of the inhuman treatment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religion to which the people of Tibet are being subjected, I solicit immediate interven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consideration by the General Committee on its own initiative of the Tibetan issue, which had been adjourned. In this connection I and my Government wish to emphasize that Tibet was a sovereign State at the time when her temtorial integrity

was violated by the Chinese armies in 1950. In support of this contention the Government of Tibet urges the following:

First, no power of authority was exercised by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in or over Tibet since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by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 in 1912.

Second, the sovereign status of Tibet during this period finds conclusive evidence in the fact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ibet concluded as many as fiv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mmediately before and during these years.

Third, the government of Tibet takes its stand on the Anglo-Tibet Convention of 1914 which recognized the sovereign status of Tibet and accorded the same position to the Tibetan plenipotentiary

as was given to the representatives of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It is true that this convention imposed certain restrictions on the external sovereignty of Tibet, but these did not deprive her of her internal position. Moreover, these restrictions ceased to have any effect on 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India.

Fourth, there is no valid and subsisting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under which Tibet or any other power recognized Chinese suzerainty.

Fifth, the sovereign status of Tibet is equally evident from the fact that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ibet insisted on maintaining her neutrality and only allowed the transport of nonmilitary goods from India to China through Tibet. This position was accepted by the Governments of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Sixth, the sovereign status has also been recognized by other powers. In 1948 when the Trade Delegation from the Govemment of Tibet visited India, France, Italy,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passport issued by the Tibetan Govemment was accepted by the of these countries.

Your Excellency, I and my government also solicit immediate interven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on humanitarian grounds. Since their viol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ibet, the Chinese forces have committed the following offenses against the universally accepted laws of conduct:

First, they have dispossessed thousands of Tibetans of their propertis, and deprived them of every source of livelihood, and thus driven them to death and desperation.

Second, men, women, and children have been pressed into labor gangs and made to work on military constructions without payment or on nominal payment.

Third, they have adopted cruel and inhuman measures for the purpose of sterilizing men and women with view to the total extermination of the Tibetan race.

Fourth, thousands of innocent people of Tibet have been brutally massacred.

Fifth, there have been many case of murder of leading citizens of Tibet without any cause or justification.

Sixth, every attempt has been made to destroy our religion and culture. Thousands of monasteries have been razed to the ground and sacred images and articles of religion completely destroyed. Life and properly are no longer safe, and Lhasa, the capital of the State, is now a dead city. The sufferings which my people are undergoing are beyond description, and it is imperatively necessary that this wanton and ruthless murder of my people should be immediately brought to an end. It i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at I appeal to you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confident hope that our appeal will receive the consideration it deserves.

The Dalai Lama

汉文转自达赖喇嘛尊者官方网站：http://www.dalailamaworld.com/topic.php?t=215

英文转自My Land and My People——MEMOIRS OF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茉莉：被围攻的罗琳及其同道的哲学

大规模逃难并非新鲜事，这种现象与人类历史自始至终紧密相随。柏拉图在《对话录》里，曾描绘一个叫做亚特兰蒂斯的古老城邦。该城邦于公元前一万年被史前大洪水毁灭，逃出的难民散落世界各地，创造了许多文明。

按照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当今全球难民总数已达6560万。如何对待这些因天灾人祸而流离失所的人，体现了不同的文明程度。除了涉及道德和法律义务之外，对难民的态度还与诸多社会哲学有关，例如康德哲学、阿伦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不同的态度还源自不同的意识形态，例如：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和世界主义。

在近年来的欧洲难民潮中，有人高喊要“吊打”《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J. K. Rowling），嘲骂罗琳一类愿意救助难民的“傻白左”和“圣母婊”。他们以为自己特聪明，而罗琳等则是愚不可及。其实，这只是因为，罗琳一类有与他们不同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对这个世界有不同的认知与愿景。

在这个因自私、堕落而日趋晦暗的世界上，罗琳一类欧洲人的愿景、理念和哲学，如钻石一样闪闪发光。

罗琳被“吊打”，她犯了什么法？

那是2017年2月，特朗普刚上台不久。英国小说家罗琳因同情难民，批评特朗普的禁穆令，遭到反移民极右人士的恶骂围攻。一名法国人甚至在某请愿网站发起签名，要求罗琳开放自己的豪宅给穆斯林难民住。

消息一出，去该网站签名的人数立即超2万。在海外中文网上，也有华人鼓动人们前去签名，并恶狠很地叫嚷：“吊打罗琳！”

当时，我以“瑞典茉莉”的名字在网上发表评论，指出：针对罗琳的请愿犯下了违背法律常识的错误。我谈到以下几点：

一，《联合国难民公约》是各国政府签订的，履行责任接收难民的也只能是各国政府。公民罗琳无权私自接收难民。

二，公民罗琳有权批评各缔约国政府不承担国际义务。

三，公民罗琳的私有住宅神圣不可侵犯。罗琳是否在自家接待难民，是她个人的自由选择，他人无权过问。

四，罗琳的哈利•波特主题书籍影视的巨额收入，使她成为亿万富豪，她也因此成为英国的交税大户。这样，公民罗琳就以她交纳的巨大税款支持了政府，承担了接收难民的责任。

自此，我便注意罗琳的一些关于难民的言论，那是被极右人士和新纳粹们切齿痛恨的。例如，罗琳主张开放欧洲的国界，接受来自中东的难民。

这种主张与罗琳本人的人生经历有关。她是英国籍，但其母有法国血统，她本人曾在葡萄牙工作过，能讲多种语言。因此，罗琳自称是“欧洲大陆上的杂交产物”。这也许是她能够天马行空地展开想象，创造出哈利•波特这种神奇艺术形象的原因。

愿景归于哲学，世界主义闪亮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欧洲，罗琳心中有一个美好的愿景，即：开放而良善的欧洲展开臂膀，拥抱那些需要庇护的逃难者。这个理念，有点像中国古代梁山好汉的“四海之内皆兄弟”。

愿景是我们对世界“应该如何”的认识。个人的愿景往往可以通过逻辑演绎，转化成为理论。像罗琳一类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其愿景可归为一种哲学理念和社会理想——世界主义。世界主义者认为，全人类都属于同一精神共同体，所有人都是其中的平等成员，都享有平等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权利，以及同等的价值。

心中有这一种愿景的欧洲人不少，虽然他们不一定知道自己就是“世界主义者”。在欧洲难民潮中，这类世界主义者大力助人的高尚表现，展现了人类心灵中最美丽的花朵。

当时，很多欧洲人以各种方式救助难民。例如，德国许多城市主动向默克尔总理表示，愿意接受船上得救的难民，不能让他们再在船上漂流，这就形成德国的“欢迎文化”。一辆辆满载货物的汽车驶向希腊，其中装满来自北欧的衣物、寝具等捐赠品。不少非政府组织与志愿者驾驶船只乘风破浪，去地中海参与拯救难民的行动。

因难民涌入太多，瑞典政府曾一度决定关闭边界，当时不但有人权组织抗议，还有瑞典人为本国拒他国求救者于门外而痛哭。这些世界主义者虽然被人视为“乌托邦”，但他们都有一颗宽广而温暖的心，能包容不同的民族，将难民视为平等的世界公民，把关注人类的苦难视作道德关怀的目标。

与这种博爱的世界主义相对立的，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的思想，他们在乎的是种族、血缘和文化，往往带有对其他民族的歧视与排斥。民族主义走到极端，就形成了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新纳粹的温床。纳粹主义强调不同人种之间的生存竞争，把国家视为保种保族的工具。

那些跑去“吊打罗琳”网站上签名的人，他们排斥难民的态度，大致属于极端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

私力帮助难民，不惧法律惩罚

痛骂罗琳的人有一个很无理的说法，即，谁主张救助难民，就让谁把难民接去自己家。这个要求别人私力救助难民的说法，在中文网络被广泛传播，我本人就经常遭人如此“建议”。如前所说，这是因为“建议者”不懂西方国家的法律，也认识不到欧洲纳税人的权利。

就笔者所知，还真有一些欧洲人以私力救助难民，为此不惜被法律惩罚。在《教堂庇护：非法难民“抓住门环”》一文中，我曾写道：在欧洲对抗国家法令、大规模“窝藏”难民的是基督教教会，但政府出于对传统圣地的尊重，警察一般不进教堂捕人。而一些普通人私力救助难民，一不小心，就有被法律追究的麻烦。

2017年1月，瑞典记者欧丰瑞（Fredrik Onnevall）和他的两位同事，因“走私人口”的罪名在马尔默法院受审。这个事件在欧洲引起热议。

那是三年前，欧丰瑞和他的电视组在希腊拍摄纪录片。他们遇上了当时才15岁的叙利亚少年贝德（Abed）。这位孤独逃亡的少年说，他在瑞典有亲戚，请求欧丰瑞一行能带他到瑞典。

欧丰瑞和他的同事决定帮忙。他们放弃了飞机，带着叙利亚少年驾车穿越欧洲各国抵达瑞典。少年很快就被一位亲戚接走，不久就获得瑞典的居留权，而记者欧丰瑞和他的同事却面临刑事起诉。

尽管公诉人要求严厉处罚三个被告，提出要给他们判坐监狱的实刑，但瑞典的社会舆论普遍声援电视记者，希望法庭将他们三人做“人道主义例外”处理。在二审时，高等法院维持了温和的原判，三个被告都只被判缓刑和75个小时的社区服务。

记者欧丰瑞从不后悔自己的决定，他说：“我必须遵循我内在的道德指南针。”假如一切重来，他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同样的选择。

与此相似，丹麦一个女政治家玛丽（Maria Sloth）于2015年9月，开门收留了两个疲惫而受冻的非洲难民，让他们在自己家过夜，然后为他们购买了前去挪威的轮渡票。面临法庭审判和拘留几十天的刑期，玛丽说，她只是跟随自己的良心，“当有人需要帮助时，我给予帮助是正确的。”

回到康德，谈“陌生人的权利”

很少有中国人能认识到，这些在他们看来愚蠢至极的欧洲人，其对待难民的友善态度，不但植根于古老的基督教教义和人性之善，也建立在深刻的政治哲学基础之上。是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告诉迷茫的人们该怎样思考和处理现实问题。

例如，德国对难民的“欢迎文化”被海内外华人嘲讽不已，但这种态度可以追溯到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康德。康德曾提出在上帝退隐后，人类如何依旧保持高尚和友善的问题，并思考过“陌生人的权利”，认为：“在他人的土地上，陌生人的到来不应被怀有敌意地对待。”

欧洲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包括萨特，都认为存在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德国出生的美国思想家阿伦特认为：存在主义的反抗意义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她经常批评那些侵犯难民和少数族裔基本权利的官方行为。

当代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写了一本探讨西方难民问题的书——《门口的陌生人》。他以一贯的人道主义立场，严厉批评那些利用媒体，大肆制造对于难民的恐慌、敌视和拒斥难民的现象，表达了对难民的同情与声援。

对一部分欧洲人存在的“难民恐慌”，鲍曼也做出了分析：“突然涌来大量的陌生人，可能摧毁我们所珍爱的事物，特别是弄瘫痪甚至毁灭我们舒适而熟悉的生活方式。”“对于在地原居民来说，难民代表著巨大的未知数、潜在的犯罪份子、秩序的捣蛋鬼和安全的威胁者。”

那么，因难民危机而不胜负荷、充满焦虑无奈的欧洲该怎么办呢？按照康德的思想推论，欧洲国家有义务去清除产生难民潮的原因。但世界难民问题过于严峻，它涉及到无数复杂的问题，包括国家的法律责任、人权与道德、环境承载的能力、社会资源分配，以及文化宗教方面的认同。

此外，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联合国的一项旨在改善移民难民处境的协议，他在美国实行对难民毫无人性的“零容忍”政策，并严厉谴责欧洲善待难民的政策，这些都使全球救助难民的工作更为艰难，使更多失去家园的人走投无路。

以罗琳为代表的欧洲世界主义者，他们对难民的善意当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他们站在更高的角度——人类共同命运的角度看问题，这就启示我们，应该超越狭隘的民族、宗教和地域认同，摒弃各种偏见，接受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承认地球上的不同人种是相互依赖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付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和威胁。

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9093?fu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