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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西藏（图伯特）在亚洲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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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史书，一般来说，开篇总要颂赞师尊三宝，接下来是陆地的形成、人类的出现、图博王朝、萨迦王朝、帕竹王朝、甘丹颇章王朝。偶尔也涉及亚洲其他国家，但总是印度在先，中国在后，像《红史》《青史》《贤者喜乐赡部洲明鉴》等。总之，西藏史是有着自己的脉络的，也呈现了这个国家行政管理制度，与中国完全不同。
近代西藏史硝烟弥漫：与不丹、尼泊尔、拉达克、英国都发生过战争，也缔结了系列条约。这说明，西藏始终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在自传《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中，回顾了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吞并的全过程。
1974年，达赖喇嘛尊者提出了“中间道路”，而中方在与达赖喇嘛代表团谈判中，要求尊者必须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对此，尊者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历史就是历史，不可能改变，作为僧人更不能妄语。尊者还常对前去达兰萨拉的汉人说：“过去的历史就过去了，我们要面对现在和未来。”【1】
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关于西藏”一栏中，也记录了历史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特别说明了东北有中国为邻，西南有印度、尼泊尔、缅甸为邻。2015年藏人行政中央回应中国之《西藏白皮书》中写道：“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中间道路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2】
荷兰著名藏学家、法学家范普拉赫先生（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在他的《西藏的地位》一书中，用详实的文献论证了西藏独立的历史，总结出：“西藏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和为独立国家的事实是无可质疑的”【3】。
“清末民初”对西藏的入侵
但是，旅居（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民运人士的观点，总体来说依然包裹着大一统的内核：不承认历史上西藏的主权地位。包括那些以“反共”姿态出现、经常出入达兰萨拉，声称多次采访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藏人、参阅甚至大段抄录藏人学者、作家书籍的华人“专家”。
他们沿用民国和中共的帝国主义霸权话语，如“中国中央政府”“周边四省藏区”“边疆民族”等等，把西藏与满清皇帝的供施关系，置于“朝贡体系”的权力想象中，以“证明”西藏的臣属地位。把西藏问题的起源居高临下地定为“民主改革”。像李江琳女士在她的《当前藏区紧张局势的历史渊源》【4】中，甚至宣称：“从历史上看，直到清末民初，汉藏关系是相当和睦友好的。”
说实话，将西藏问题置于“历史上汉藏关系”的框架就是诱导性的，历史上的汉人朝代（汉人国土）有宋、明，所谓“汉藏关系”其实是藏中关系，国与国的关系。用“历史上的汉藏关系”表述，显然是“中式学术”，唯在“中式学术”的框架里，将元和清也视为“中国”，才可以将“汉藏关系”摆进“自古以来的多民族国家、汉族与藏族”的概念偷换术中。除开“中式学术”，满清时，没有藏中关系，只有“藏满关系”。在藏满关系里，扯“汉藏关系”，跟中印关系里扯“中国与锡克族关系”差不多。
另外，清末的“藏满关系”与李江琳女士所说的“相当和睦友好”相去甚远。比如，赵尔丰任駐藏大臣兼川滇邊務大臣后，入侵西藏：烧毁寺院，屠杀僧人，造成藏人流离失所，并导致十三达赖喇嘛逃往英属印度。这是在各种版本的西藏近现代史中，难以翻越的一页。
辛亥革命后，所谓“汉藏关系”其实是“藏中关系”，而这一关系非但不是李江琳女士所说的“相当和睦友好”，而且正是西藏问题的起始点，即中华民国要“继承满清帝国版图”，将西藏纳入中国的“主权”。比如，袁世凯史无前例地提出“五族共和”，并派出代表团，声称向达赖喇嘛报告“中华民国的创建并要求西藏人承认”，但藏人将其代表团阻挡在大吉岭，拒绝入藏。后中国又派出一支“恢复”达赖喇嘛名号和地位的代表团，也被藏人拒绝入藏。接下来，中方以各种借口派出的入藏代表团都被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派出军队抵达西藏东部的理塘，并在杂域地区巩固其势力……于是，十三达赖喇嘛要求中方停止对西藏的入侵，同时，提出有中立国家（如英国）参与的解决这一问题的会谈，因此，诞生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
事实上，自从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返回西藏，诏示西藏回复独立起，就一直把中国看成最危险的敌人，始终派出一万左右藏军，驻扎藏东地区，以防范中国入侵。 1917年，中国方面以两名藏兵“过界”割草为由，入侵西藏，但被藏军击败。于1918年，在第三方英国驻北京使馆官员台克曼(Eric Teichman)的见证下，双方在绒坝岔签订《藏中停战协定》。
嘉央诺布先生在《黑色年鉴——高史坦与图博历史的否定》中，批评了高史坦对此次战争的轻描淡写：“当我们了解到高史坦诡异地将博东（东藏）图博军队的重大军事胜利，只用一段话带过，却投注六十几页的篇幅，只描写‘小型的内战’， 似乎是特别不符比例的一件事。1917-18年的战争，是图博历史上的重大冲突，而且也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现代军队惊人的胜利，并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 【5】
但李江琳女士在其文字中，不仅连一句轻描淡写都没有，还空穴来风般地将藏中关系说成是“相当和睦友好”，像历史上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完全遮蔽了“清末民初”对西藏的各种入侵。
中共对西藏的入侵
为什么李江琳女士对“清末民初”这些战争与条约，炮火与死亡如此遮蔽？答案是清楚的，因为接下来，李江琳女士就提出了西藏问题的起源是1955年和1956年的民主改革：
“1955年和1956年从周边四省藏区开始，中共在藏地展开以土改和毁寺等暴力运动为核心的‘民主改革’……于是开始了藏民族和中共之间反抗和镇压的历史。” 【6】“第一波：1956-1962，在中共宣传中称为‘平叛斗争’，但事实上是一次相当规模的战争。” 【7】
且不说把中共对藏人的屠杀称为“战争”如何与历史相悖，但说西藏与中共的冲突，决不仅仅是从“民主改革”开始。但李江琳女士始终在她的文章（包括采访）中坚称“民主改革”就是“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比如在《洗不干净的血手——发生在藏区的国家罪行》一文中，李江琳是这样论断的：“藏区的‘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源头……1955-1956年的时间点，是了解和理解西藏问题的关键点……就是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
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中，李江琳女士也清楚地表示了：“现在的西藏问题，不是1951年产生的，而是从1956年开始，在西藏周边的藏区进行暴力土改以后产生的。”
如果“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源头，那么，我们怎样解释1949年中共对西藏的入侵？怎样解释昌都战役？ 作为“西藏史研究者”，李江琳女士会不知道这些改变西藏主权地位的战役？这是不是一种精心的遮蔽？
2012年底，我和西藏作家桑杰嘉在采访国际藏学家，美国印地安那大学中欧亚研究系西藏学副教授艾略特. 史伯岭先生时，他就谈到了：
“把‘民主改革’说成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是不行的。毫无疑问，当代西藏问题是从1949年开始的，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图伯特并没有受到热烈欢迎，图伯特人还进行了武装抵抗。当时在图伯特人的眼里，就已经清楚了中国对他们的恶行。也就是说，在1956年之前，图伯特人已经有了抵抗。而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中国的一个政策问题。当代西藏问题在这之前就产生了，从中国一入侵图伯特就开始了。
如果把西藏问题的起源定为1956年“民主改革”，那么，怎么解释图伯特人在1950年的抵抗呢？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重申了图伯特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时，图伯特人就有了图伯特国民感。到什么程度呢，图伯特的各阶层都有了这个国民感，例如根顿群培这些学者，都表达过这种国民感、民族感。” 【8】
坦率地说，1949年中共对西藏的入侵，就像一把刀子，时刻在割着西藏人的心，那种亡国之痛，世代难忘。
李江琳女士多次在文章和媒体称“西藏问题的源头和起点是1956年的民主改革”，在遭到质疑和反驳后，又写了文章，专门“定义”了一个“当代西藏问题”，时间起点于1950年，区域在“四省藏区”，辩称之所以说“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源头，指的是“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那么，为什么要专门定义一个“当代西藏问题”呢？为什么要不早不晚专门将“起点”设定在1950年呢（其实李女士真正落笔写的起点在《十七条》之后）？为什么不多不少专门将区域定于“四省藏区”呢？普通中文读者可能看不出来这是专业性很强的“过滤”，但对西藏问题稍多一些了解，甚至中国体制内研究历史的学者也心知肚明，当然更是李江琳女士心知肚明的，这是为了要把西藏问题说成“共藏问题”，说成是中共的政策问题，过滤掉的是西藏问题真正的根本点：主权。
注释：
【3】详见《西藏的地位》迈克尔.C.范沃尔特. 范普拉赫 着（跋热. 达瓦才仁译）第十一章，越越历史与现实，寻求公正的解决
【4】详见《当前藏区紧张局势的历史渊源》
【5】详见《嘉央诺布 黑色年鉴：高史坦与图博历史的否定》（第一部）
【6】【7】详见《当前藏区紧张局势的历史渊源》
【8】桑杰嘉朱瑞：西藏文化人和国际藏学家谈西藏问题的起源与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