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伯特学者 跋热.达瓦才仁先生，康区噶瓦人，1992年流亡印度。曾长期担任达赖喇嘛尊者中文翻译，现任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著有《魂牵雪域半世纪-图说西藏护教救国抗战史》，译著《西藏的地位》。
达瓦才仁先生认为，失败者应该书写自己的历史，否则胜利者墨写的谎言就会彻底掩盖血写的真相。基于此，他采访了近两百图伯特流亡者，查阅了大量中藏双方资料，2003年在印度出版了《血祭雪域》。该书记录的年代主要从中共入藏到“民主改革”和“平叛”时期，是图伯特人民反抗中国赤化殖民的一部可歌可泣的“失败者之书”。
本文摘录自图伯特学者 跋热.达瓦才仁的著作《血祭雪域》第八章：安多地区的武装抵抗运动。（台湾 雪域出版社 2012年版 转载前征得了达瓦先生同意，深谢！摘文题目为唐丹鸿所加）
1956年，图伯特东部安多西仓十二部（中国改划为甘肃甘南碌曲县西仓乡）的藏人在萨格若举行宗教仪式时，与乘车前去镇压迭布萨日、阿吉日藏人起义军的中共军队发生冲突。二十余辆满载中共军人的汽车遭到藏人的袭击，中军还击下藏人败退，有七人阵亡，中军死伤情况不明。随后中共军队突然向各藏人牧点进行报复，滥杀无辜，造成众多人员伤亡。
贡保当珠，男，西藏安多拉卜楞所属玛曲人(现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境内)，曾任中共局长等职。1992年流亡印度，现为西藏流亡政府新难民接待站尼泊尔分站工作人员。六岁时的贡保当珠当时亲历屠杀，见证如下：
1956年大约藏历4月份，我六岁时中国人杀了我的妈妈（实际是外婆）。
我的亲生父母在我还是婴儿时就离婚了，并分别嫁娶，所以我是由外公和外婆抚养大的。我一直叫外公和外婆为爸爸、妈妈。我们一家三口人，家道贫寒，外公是个放牧能手，因此，靠他给他人放牧为生。由于我外公能干，甚得富户人家的欢迎，给的工钱也较优厚。我们一家三口人中，外公58岁左右，外婆56岁，我们本来是西仓部落的人，给阿拉霍仓仁布且放牧。到1955年，阿拉霍仓仁布且装修西仓噶萨寺的大经堂时，将其财产包括牛羊等全部出售了，因此我外公失业了。后来到西仓喇荣(现称噶宁乡或旧寺公社)一叫扎若甘果的家中放牧。他家富裕，有1500余只牛羊。我外公与他们商定后，大约在藏历四月起程至他家的牧场，开始为他家放牧，妈妈干些杂活。那一家人甚好，待牧人和善、友好，似一家人。
当年五月，夏季牧场搬迁到色夷冬嘎地方（现中国人称为晒银滩）的第二天，部落的男人全部集合，说中国人得寸进尺，如不早日预防，必定后患无穷。于是，西仓部落酋长和唐隆部落酋长等商量后，决定不让中国车队经过部落领地。中午，有许多中国人的汽车赶来，他们遂在色夷冬嘎堵住中国人的车队不让通行。当时汽车全部用帆布包着，藏人也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没有想到全是军人。双方两句不和便打了起来。
战场距离我们扎帐篷的地方不远，平时两地间可以通过高声呼叫联系。当时双方打得非常激烈，我和母亲趴在锅灶后面，听的那枪声整天不断，非常吓人。天黑时，枪声逐渐稀疏了下去，我们也不知战斗的情况，天黑以后就睡下了。
第二天天亮，四周一片寂静。我外公赶着羊出去了，我和妈妈正在喝茶，猛听得几声枪响，停了一下，随即枪声大作，子弹突然象雨点般射进帐篷。我们惊慌失措，原来中国人已经将我们团团包围了。接着便是大雾和倾盆大雨，大雨中枪声不断。我们牧点二十几户人家的牛这时还未放出，还栓在牛圈内。枪声中，这些牛马嘶鸣着被成批打死，我们住的帐篷被子弹打得锅碗瓢盆到处乱飞，叮呤当啷的煞是吓人。我母亲在地面上来回爬着，收集了一些箱子、马鞍等在灶边立起一个"掩体"，然后两人紧紧依偎着倦缩在一起。我家旁边是雇主扎若甘果家的帐篷，一会儿听得他家的一名女子在向我们喊叫说：“母子俩，坐不住了！我们一块逃吧？”我母亲是个瘸子，走路一拐一拐的，我才六岁多一点，哪里走啊！所以，我母亲向他们大喊：“你们逃命吧，我们母子俩个是走不动了。”一会儿那边的人又在喊：“那我们先走了。”我母亲啊啊地应着，一边尽量缩身子，子弹仍不停地打来，帐篷被打得破片乱飞，实在待不下去了，地面被子弹打得全部翻了上来，仿佛刚刚被犁过的田地一样，再藏下去是绝对不行的。因此，我母亲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拉着我冒险向外跑，当我们母子俩一拐一拐逃到帐篷外边时，见雇主一家九口人全部被打死在外面了，他们可能是同时被打死的，尸体全部倒在很小的范围内，旁边全是牲畜的尸体，连人带牲畜无一幸免。
我们母子一拐一拐地往河边跑，我们住在平原上，一望无际，只有河边的河床可以藏人。我们母子俩在小河边的水沟中找到一块较隐蔽的地方，就藏在那里。我母亲脱下我的一双藏靴，把我裹进她藏袍的怀里。也不知何时，枪声似稍有点稀疏，我在母亲怀中迷迷糊糊地似乎是睡着了。
突然，我感到母亲在使劲地摇我，并用极为恐惧的语气说：“快！中国人来了，中国人来了。”我惊醒过来，见河对岸有两个中国士兵，一人牵着一匹马。其中一人平端着枪站在距我们三十米左右的地方，也不瞄准，直接平端着枪向我们射击，打一枪拉一下枪栓，我母亲苦苦哀求说：“阿巴洛洛(西藏安多方言中表示哀求)，我们是一个老妇和一个小孩，不要杀我们，求求啦！保佑啊！ ”等，又是哀求又是祈祷。虽然不停乞求，那个中国人仍继续向我们母子俩射击，子弹有些击中，有些未击中。到后来，我母亲可能绝望了，也就不再乞求，而是将我从怀中取出来为我穿靴子，并将五世嘉木样活佛的照片塞在我的靴子中，用靴带绑住了。一会儿，我见母亲的脸上淌下几滴血，当时她已经不能说话了，张着嘴，头向后仰着，一动也不动，我拼命地叫着：“阿妈！阿妈！”摇着我母亲，河对岸那两个中国人见我母亲已经死了，我也混身是血，就返身骑马扬长而去。我不停地摇着喊着妈妈，一直到声音嘶哑了，这时，妈妈张着的嘴巴慢慢合上了，我以为妈妈开始动了，又接着摇着妈妈的尸体高叫着：“阿妈！阿妈！”但从此妈妈不再动了。那个中国人可能打了十几枪，因是平端着射击，射了好一阵子才将我母亲打死。我也中了六弹，都是擦伤，只有头部的伤口较大(现仍可见到头部左侧有凹陷处)。
我没死，我想一定是由于妈妈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将五世嘉木样的照片塞在了我靴子里。我一直守在妈妈的尸体旁，喊着“阿妈”，喊累了停一会儿，然后又喊。半夜，我想去解手，三宝佑护！解完手回头我竟然再也找不到我母亲的尸体了！我在黑暗中到处摸索，就是找不到。不久，我就不知不觉睡着了。
醒来时，天已大亮，我从河沟中爬出来，见不远处的公路上，中国军队正排着队列行军。我年级小，也感觉不到恐惧，就坐在一个小土堆上看着那长长的队列从我的眼前消失。那些中国人也根本不理会我，流水般走了，我感觉他们走了好长一段时间。等中国人消失后，从那座叫色夷冬嘎的布满岩石的山上有一个人骑着马飞跑下来。我们到当地不过一个月左右，所以并不认识那个人。骑手见了我就问我是谁，怎么了？我告诉他我是乐嘉家的人，妈妈已经被中国人打死了，他“啊呀呀”地叹了一下，说不能这样坐着，并叫我爬到我原先坐着的土墩上，然后用右手将我拉上马背。马没有鞍子，他把我带到了他家。
他家的帐篷已被打成破片倒在地上，他掀起帐篷，见被打翻打穿了眼的锅底还剩下不少奶子，便舀一瓢给我喝，我喝时奶子已发酸。虽然一天一夜没有吃饭，但仍喝不了许多。他又从地下拣起一块干肉塞在我的怀里，对我说：“你先顺着路向前走，我收拾完东西就来。”当时，整个牧场到处是尸体，人的和牲畜的尸体。帐篷都被打倒了，一些没有完全倒的也是倒一半、斜一半的，连那些没死的狗也不叫了，都悄悄的爬在地上。中国人是那么坏，不仅杀人，你杀那些牲畜干什么呀？就这样，我一边啃着干肉一边顺路向前走，不时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跟来，但到天黑，也不见那人来。我走着走着就倒在路旁睡下了，第二天再走，也不知是在向哪个方向走，似乎一直是在那里打转，一个人就这样晃了整整六天。在那六天期间，狗根本就不咬人，连叫都不叫一声。最恐怖的是那些没有死的母牛，由于奶涨而哞哞地叫。我们家乡原先有一个非常残忍的习惯，就是将初生牛犊杀死以便挤出更多的奶子，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蹁牛的牛犊一般很难活下来，很不好养。那些母牛的牛犊被主人宰杀了，现在由于没有人挤奶，奶子涨痛，而原野上只有我一个活人，于是那些母牛就团团围住我，希望我给它们挤奶，我不停地哭喊，那恐怖真是不堪回首。到第六天才见到一户赶着许多牛羊的人家，我以为是给我干肉的那户人家，结果不是，他们见到我后互相说“这里有一个小孩”，并叹着气问我的情况。我告诉他们我母亲被打死等状，他们就把我放在一牦牛背上带回了他们的家中，摆脱了那令人恐惧的六天。
我到了那家后不久，我父亲(即外公)回来了。原来他没有死。那天他赶着羊群(他一直是第一个把羊放出来的牧人)赶往山上时，被在山上设伏的中国人俘虏。中国人立即向我们发起了攻击。等屠杀结束后，中国人又把他带到设在达仓拉莫寺的中国兵营中。几天后获释，拣回了一条命。他回到帐篷处，处理了母亲和雇主家人的残尸，并将雇主家的牛羊等全部交给他一个出家住在寺院而幸免于难的儿子，并将自己家的全部牛羊、财产等献给寺院后，开始到处打听我的下落。那户收留我的牧人为防中国人的袭击，不停搬迁，十几天后，才有我亲妈妈的丈夫(即我亲生父母离婚后母亲再嫁的那个男人)来接我，几天后，见到了我外公，他告诉我已经将全部的财产献给了寺院。他把我交给亲生母亲后，自己前去玛曲地方投靠他的妹妹和弟弟。
后来据老人们讲，那次攻击包括我母亲在内共有四十二人被打死，死者绝大部分是女人和小孩，因为男人都在前一天上山打仗未回来。牛羊马除少部分而外全部被打死，我们牧点二十八户人家，共有三百人左右，几乎都变得一贫如洗。
根据中文资料的记载：『1956年6月14日，三十三团两个步兵营和一个重机枪连、一个迫击炮连、骑兵一团和73团的三个连等对西仓拉仁关部落700余名叛匪从三个方面进行合围，战斗于11时50分开始，13时30分基本结束，击毙匪106名，俘匪10名，余匪突围逃窜，缴步枪三十枝，子弹352发』。整个屠杀只用了一个多小时，杀死和俘虏百余名，但他们只有30枝步枪和352发子弹，也就是说这些被杀的人中将近四分之三的人没有武器，那些有武器的人在被打死时平均只有十余发子弹。
屠杀过后，众多的藏人逃亡到黄河的达参蒙旗，达参蒙旗大部分是顾实汗的后代，也有藏阿汝等藏人百姓，但到中共入侵时，已经通用藏文，共同信仰藏传佛教，彼此已没有任何民族界线。当时黄河以南的达参蒙旗也有许多人反抗中共的统治，据中共的资料，1958年5月3日，达参蒙旗有1597户7487人举行武装反抗，然而其中持有武器的只有1732人，有各种枪枝1357枝。6月1日，藏人起义军集结在黄河弯曲北岸时，遭到中军的围攻，有近四百人死亡，五百余人被捕，少数人突围。
从中文资料看，似乎是一次战斗。但据贡保顿珠介绍，当时蒙旗的首领是女王扎西才让，实际掌权的是从拉卜楞入赘的阿爸阿络（时挂名中共甘肃军区司令员）之独生子（名不详），他并没有参加武装反抗运动，但为了保护家乡父老免遭屠戮，与中共协商提议由他去说服藏人交出武器，中共则不逮捕任何藏人。但他刚走，中共军队遂暗中尾随。在雅布囊，毫无防备的藏人们正在讨论之时，大量中共军人已经包围他们，从四面八方向蒙旗牧民和混牧的藏人疯狂扫射。牧人们猝不及防，死伤累累，尸横遍野。那是一次赤裸裸的屠杀。阿爸阿络之独生子对中共背信弃义极为不满，他前去控诉中军背信弃义，并愤怒地拔出腰刀欲拼命，结果被中军逮捕，从此失踪。中文资料也在证明这一点，《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县志》革命英烈名录篇目中，列有约38名在作战中阵亡者的名字，其中大部分是1958年5月阵亡，但在上述战斗发生的时候（六月一日），竟无一名中共阵亡官兵的名字被列入。也就是说，在千名藏人被杀的“战斗”中，中共军队竟无一伤亡。[丹增班巴的《吾土悲惨史》 载，从拉卜楞逃亡到当地的藏人至少有五百余人被屠杀。其中有些小部落被完全杀绝。如有个叫阿拉若的部落，在这次的屠杀中，男女老少全部被杀绝，无一幸免]
“战斗”结束后，中共军队展开大逮捕。据中方地方志记载：原133名中上层宗教人士，只有16人没有被捕（但大部分已被撤职或降职），自动投降的643人中，逮捕107人；1958年至1961年全县共有1513人以各种名目被逮捕，仅此即占全县总人口的14.44%。若再加上上述战场阵亡和俘虏总数近千人，意味着该县绝大部分的青壮年男性被打死或被捕。
同时，该县的年拉卡寺、香扎寺、达参寺、曲格寺等所有寺院全部在这一年被拆毁。蒙旗王府也被摧毁。
到1958年，西仓十二部（今甘肃甘南碌曲县）的人民在酋长班觉、唐隆酋长喇嘛嘉、休龙丹真嘉、泽杂才达杰及其子丹增、佐盖嘉乌等领导下，先后在赛雄（现中文译晒银滩）等地与中共军队激战，藏人死伤惨重。对此，贡保当珠回忆说：
1958年时，我已回到我外公身边，因为我亲生妈妈的丈夫经常打我。一次外公来看我时，我告诉他妈妈的丈夫打我，我不想待在这个家里，外公就把我接到了玛曲。外公当时住在其弟弟家，外公弟弟家有个儿子待我非常好，他四月份在欧拉的甘洛斤地方与中国人的交战中阵亡了。那天，我们牧点有九十九个人被打死。有个叫赛玛噶当的人，是拉卜愣派来的代表，他向部落里的人说：今天的战斗即是为了遍知嘉木样的私事，也是众部落的公事，更是雪域西藏的护教事务。今天我们一定要打出个胜败输赢，并不是仅仅要你们冲锋陷阵，我亲自带头第一个冲，是男儿汉的、愿为嘉木样的私事、众部落的公事、雪域西藏的护法大业而献身的人跟我来！”于是，众人纷纷跟随，死伤也就多了。
当时，我们住的那个部落有三百余人，渡过黄河，在一个叫扎西堂(现佐盖乡境内)的地方扎下营盘后，开始向有中国军队驻扎的叫嘎耶塘的那座山上发起攻击。中国人已经在山上修好了掩体，赛玛嘎党宣布进攻时，有人说我们从下往上攻会被打败的，赛玛嘎党说：“败就败，反正今天我要冲锋着死在这个地方，中国人如此欺负我们，我是下定了决心，该冲的时候就要冲，需要死的那天就要敢死，怕死的可以留下来，随大家的便。”于是，众人呐喊着向山上冲击，结果死伤惨重，赛玛嘎党和部落中有名的果楚拉夏都在那天阵亡了。我们佐盖尼玛部落，我家死了两个人，洛巴和诺洛；是外公弟弟家的孩子。只有少部分人冲到了敌阵地跟前，听说在肉搏中还打死了一名中国军人(有说是两人) ，反正就这样，仅此而已了。我亲生母亲的丈夫也在他们的家乡参加战斗，被俘后死在监狱中。我家的所有男人中，我生父的父亲和其弟弟巴嘉、我外公的弟弟等都被中国人抓去后死在了监狱中。只有我外公由于年纪大，又是半个聋子，幸免于难，活了下来。总之，在男人中，除了外公，活下来的就是几个小孩。
我生父在和我生母离婚后不久，入赘到波拉嘉德廓地方的一户人家中。1958年春，父亲在嘉德廓和中国人的交战中阵亡。
摘自唐丹鸿博客
转自流亡政府网站：http://xizang-zhiye.org/死者绝大部分是女人和小孩-1956年甘南碌曲草原/
作家徐晓（照片来自网络）
年轻时不知天高地厚地做作家梦，写过几篇不成气候的小说，以后结婚生子，淡泊了功名，也淡泊了作家梦。认为当作家和当贤妻良母没有什么两样，并且为自己能够有这样的认识而自我感动。因此，有很多年，除了职业需要，我不写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又生出写作的愿望，却没了自信，深知自己的才气不足，勤奋不够，对于写作心存恐惧。我想，恐怕大多数职业都是可以选择的，惟有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就像圣徒是被上帝选中的一样，写与不写，写什么和怎样写，都是被规定好了的。
1994年，丈夫重病多年后去世。我用了四个月时间完成了散文《永远的五月》。向我约稿的朱伟看后打来电话说：“感谢你为读者写了一篇好文章!”朱伟是苛刻的评论家，他的话让我觉得份量沉重。
我原本是专为自己、儿子和个别人写的，是为了能够平静地面对逝去的远去的和身旁的朋友们而写的，但却意外地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回应与认同，这成为我继续写下去的动力。这里所说的“回应与认同”，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好评”。事实上，当带有强烈怀旧色彩和极为个人化的写作出乎意料地被读者接受时，使我意识到这种写作的意义。
精神和情感是在交往中形成的，如果说我的体验还不算肤浅，那是因为我与其中的人物和事件的关系足够深刻；人原本的感觉能力总是强大和正确的，如果说我的文字还不算苍白，那是因为生活本身已经足够丰富和厚重。我的坎坷，我的磨难，我的喜悦与忧伤，悟性与迷惘，底蕴与限度，都由此而生发，所以，它们是超乎文学的。
不记得是谁说过，一个诚实的人，才有可能是可爱的同时也是幸福的人。同样，一篇真实的文章，才有可能是有价值的同时也是优美的文章。我认为，与其说文章有好与不好之分，不如说有真与不真之别。即使是虚构，其情感的真实与否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更愿意把对作品的接受，理解为对一段历史的接受；把对作者的接受，理解为对一份情感的接受。为此，我对所有对历史持有尊重之意、对人生葆有热爱之心、对生命怀有敬畏之情的朋友心存感激。我认为，这首先来源于他们的自爱之心，而爱人之心一定是由此生长出来的。
这本散文集是以写人为主的。我把书中所写到的人物——赵一凡、周英，以及“今天派诗歌”群体中的北岛、芒克等人，看成是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涌现出的一批“新人”。
“新人”这一概念始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的代表作《怎么办》一书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这本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中国知识青年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它与另一本对中国知识青年产生过更大影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理念上相当不同。两本书描写的都是革命和革命者，但后者是我们所熟悉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很少为个人的生活和成长留有空间。而前者却让我们看到，在革命的大背景下，不仅有爱情与婚姻的位置，而且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作者主张“合理的利己主义”，但并没有滑向道德相对主义；作者为普通人的自私辩护，但并没有以此作为真理的栖息地而放弃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这正好成为具有怀疑精神的一代青年的思想资源。与同时代人遇罗克这类英雄相比，在上世纪末的中国，“新人”的特征是——以张扬个性的方式而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表达了对主流话语的反抗；以反传统的作品和生活方式挑战了革命的神话。不管是不是自觉自愿，他们“站在社会的边缘，与现实的喧嚣、浮躁、萎顿形成反差，这本身已构成了意义，并给社会提供了意义。”(《永远的五月》)
在那个年代，这一群体所代表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以及敢于怀疑的理性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并使许多人着迷。我试图以我个人的经历为线索，记录下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我想说明：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如何转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
然而，这些具有“新人”特征的反叛者，还没有足够成熟的人格，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保持作为一个反抗者的姿态，并承担起“新人”的使命。那段离我们并不久远的历史，如今在一些人的记忆中已经褪色，而在另一些人中则被当成是历史的神话加以彻底否定。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反思！那曾经的信仰，是因为原本是错误的，所以根本就不值得去信吗？是我们压根就没有触到实质，因而不可能彻底吗？还是我们否定它，只因为不能为自己的沉沦寻找到自圆其说的理由？这是对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如今已经“溃不成军”每一个曾经的反叛者的提问。
有朋友曾说，我的写作美化了生活。为此，我曾想给这本书命名为“美化，直至死”。与其说是想回应这善意的批评，不如说是无可奈何的孤绝。作为人，作为女人，作为母亲，当你在任何一种角色中都面临困境的时候，你怎样论证“活着的正当性”？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作为悲剧的见证者，你怎样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
然而，我们终于还是活着。所以我写作——正如史铁生所说，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所以我在写作时踌躇——“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惟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那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传达给所有我的朋友。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这对人有多么重要。”（《无题往事》）
这些篇章并不能够完整地表达我的心理探索，它们是片断的、零星的、甚至是片面的，它们只是构成了我写作的参照。生活的脚步每天都不停歇，新的困惑每天都在生长，而结论却总是姗姗来迟。历史的纠葛和精神的困境，如同情感之于女人，总是纠缠不清。这是写作的过程，也是生活的过程。
我特别邀请了田晓青为本书的图片撰写说明。晓青出其不意的尖锐和深刻，常常令我望尘莫及。看起来散淡甚至散漫的晓青，不仅有着冷静的观察力，而且文字也相当精到。请他参与这本书的创作，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创新，更是提供了另外的视角，使全书读起来更加有趣。
我要在此感谢那些关注我写作的朋友，他们作为我的第一读者，不仅和我共同分享经历和情感，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写作，尤其是他们的生活，形成了我观察和思考的维度。
《天涯》杂志是我的大部分文章的首发刊物，感谢编者始终慷慨地为我留有版面。
最后，我感谢同心出版社的同道，是他们的认同和欣赏，使本书得以面世。
最近，中共高层宣布要向藏人党员干部开刀——“对十四世达赖集团抱有幻想、追随十四世达赖集团、参与支持分裂渗透破坏活动的党员干部，依法依纪从严从重查处。”国际人权组织和媒体再次关注中共对藏政策的动向。与此同时，中共再次以“故意杀人罪”对三名藏人判刑以及阿坝州若尔盖县藏文中学学生为主的当地藏人“挺藏语”抗议等事件显示了当局对西藏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但在国外仍有个别自称“汉族学者和自由知识分子”的人在建议“达赖喇嘛适当分解藏人的‘中间道路’”，先争取什么到五台山朝圣等等。明知当下中共强硬立场提出这样的建议，先不谈能否实现以及流亡藏人听取，就单单如此荒唐之举以及其目的不得不令人深思。
据《西藏日报》11月3日消息， 11月2日，中央第四巡视组组长叶冬松、副组长贺家铁向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反馈了巡视情况。叶指出“但巡视中干部群众也反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在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方面，反分裂斗争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立场不坚定，维护稳定工作还需不断加强。”
对此，中共所谓西藏自治区的驻藏大臣陈全国表示“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开出了一剂“祛病良方”，完全符合中央精神、完全符合西藏实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为我们拉响了警报、敲响了警钟，使我们深受教育、深刻警醒。”当然，陈的很多话只是中共下级向上级领导拍马屁的言辞，但是，我们非常清楚的是中共中央到地方高层统一要严厉打击藏人党员干部。
陈还强调，“把落实整改作为全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并宣誓般称：“坚持一手抓反腐败斗争、一手抓反分裂斗争。严肃反分裂斗争纪律，对在反分裂斗争中患得患失、对十四世达赖集团抱有幻想、追随十四世达赖集团、参与支持分裂渗透破坏活动的党员干部，依法依纪从严从重查处，使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维护祖国统一、开展反分裂斗争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始终做到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认识统一、态度坚决、步调一致、不做‘两面人’。”确定中共将要向藏人党员干部动刀，藏人党员难免人人自危。其实，中共非法统治西藏六十年来民，藏人党员干部始终处处小心言行，但不一定能逃过一劫。
最近，中共中央到地方宣布要严办“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立场不坚定”、“对十四世达赖集团抱有幻想、追随十四世达赖集团、参与支持分裂渗透破坏活动的党员干部”等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没有任何的概念和界限。但，非常清楚的一点是，涉及者一定是藏人。什么是“抱有幻想”？什么是“追随”、什么是“参与和支持分裂渗透破坏活动”？ 如果上级或者政治对手想打击你，随便可以扣上这些罪名。当然，作为藏人党员干部以上这些不是什么新东西，他们始终不仅仅与中共所谓的“达赖集团”划清界限，而且基本与西藏的传统文化、宗教保持距离，自我审查，根本没有所谓“参与和支持”的可能。但是，问题不是你是否有问题，而是领认为你是否有问题。因此，这次中共中央和地方一致高调查办这对于藏人党员干部生存空间将变的更加艰难。
特别在中共“政治帝国主义”激励“文化帝国主义”无限膨胀的如今，一般汉人党员干部在工作、职位等利益争夺中可以随意利用这些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给予的“法宝”打垮藏人党员干部，这样的事例之前西藏各地层出不穷，藏人干部因此而遭受牢狱之苦，甚至被枪决。
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共虽然称：“在反腐倡廉问题上西藏没有任何特殊性”、“坚持一手抓维稳、一手抓反腐”。但是，事实上在西藏“维稳”绝对是头等大事，所以，中共官员可以狠抓“维稳”，无视腐败。地方官员以“维稳”、“反分裂”政绩掩盖腐败。从而也会导致更多所谓的“政治立场不坚定”党员干部，很清楚汉人和其他民族的党员干部绝对不会有这些问题，刺刀只能直指藏人党员干部。中共借此机会，可以根除他们认为有“问题”的藏人党员干部，而这些藏人往往是热爱自己民族、文化、宗教和家园的人，这样的事情在过去中共历次严打或者整顿运动中发生过。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件事，中共阿坝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3日对阿坝县麦尔玛乡藏人卓玛措、贡米和格培三人以“故意杀人罪”各判处两年到三年徒刑。对他们三人的指控是“故意杀人罪”，但是，事实是由于“2013年12月3号由阿坝县麦尔玛乡藏人贡觉次丹发起自焚抗议活动时，将自焚者遗体抬进车内”。这一事件说明中共对西藏的政策继续坚持强硬措施，把自焚定为“犯罪”，同情也是“犯罪”。
还有一件事也说明中共不仅仅在政治上严厉打击藏人，而且，打压西藏文化的政策也在继续。“阿坝州若尔盖县藏文中学学生为主的当地藏人于11月1日在县城展开“挺藏语”请愿示威集会活动，高呼“语言自由”、“平等民主”、“教育平等”等口号，抗议教育局局长谭可歧视藏语并试图抵制藏语的行为。”“当地藏人知识分子也发文谴责当局的做法。”虽然，笔者写稿前还没有消息报道中共对此进行了武力镇压，但是，按中共一贯的处理方式，抗议者肯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西藏局势如此严峻，中共打击西藏文化、甚至公开宣布严打藏人党员干部的时候。自称“汉族学者和自由知识分子”的张博树先生在印度达兰萨拉向达赖喇嘛尊者大谈“分解藏人的中间道路”，先争取什么“到五台山朝圣”等等。真不知道这位学者是真煳涂还是装煳涂，按常理张先生并非不知道当下中共不仅仅对西藏实施强硬政策，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进行严厉打击。在这样的趋势下达赖喇嘛尊者访问中国是绝对不可能的。达赖喇嘛尊者不是你张博树，藏人五十多年的期待，还有中国千万名佛教信徒。在当下中共统治下，不要说藏人，就中国佛教徒是中共棘手的问题，更何况藏人拜见达赖喇嘛将不惜一切代价的。这样的情况之前西藏安多贡本寺（塔尔寺）发生过，当时传说达赖喇嘛尊者访问该寺，藏人昼夜等候在寺院长达一周。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张先生这种极其不负责任或者荒唐的言词也并不奇怪，在达兰萨拉近十四年的时间里，我不知道见过多少个这样的中国人，在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政府官员前侃侃而谈一些非常不切实际的事。（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大陆，并与中共有一定联系）他们的目的是想改变流亡政府和藏人的某些政策和策略，其最终目的是想让藏人浪费时间、为中共既定的拖延政策提供有利条件 。
先不谈张先生这些荒唐的建议尊者和流亡政府采取与否。对他荒唐不切实解的建议，其目的并非他所解释的那么简单。我的理解在中文里面“学者”是要有先见之明，而不是相反的，张先生今年可没有闲着，年初大谈民主转型，现在又说：“当下的现实似乎不是‘民主转型’在即”，大赞中间道路，现在又说要：“分解‘中间道路’”。在《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张先生否定西藏历史、否定西藏三区统一的行政体制、否定自决权、曲解达赖喇嘛言论、大赞中间道路。今天要“分解”中间道路——张先生到底在想什么？明白人其实很清楚！
围绕港人“占中”运动，海外民运人士发生分歧。有不同观点是正常的，但是跟中共《环球时报》一个调子，就令人感到错愕了。由此引起人们猜测，在香港占中的关键时刻，这么呼应中共，是不是被“和谐”了？
当然，没有证据，不能指控任何人是线民，甚至卧底。但是，东欧共产政权垮台后的秘密档案证实，有很多共产党线民，令人大跌眼镜，其中不乏民运领袖。多少有点令人不寒而栗。下面是阅读报刊时看到的一些资讯，汇编到这里，算给大家提个醒吧：
捷克：
共产政权倒台后，捷克公布了曾给秘密警察做线民的名单，他们中有政治人物，有作家诗人，有大学教授，有神职人员，有异议人士。几乎各行各业，都有共产党的秘密线民。
据统计，从捷克共产政权垮台后，在线民名单公布的五年中，有四万多人从政府、军队、警察、司法、国营电视和电台等机构的高级职务上被撤换。捷克清查了30多万人，其中一万五千名前共产党线民被判为五年内不得担任公职。
也有数百人提出上诉，强调他们当年做线民，是被迫的，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他们无法拒绝当局的要求（例如要他们监视同事言行并报告等）。但是，其中一半人的上诉被驳回。秘密警察的档案显示，在那些被当局认为可做线民候选者的人中，有三分之一完全拒绝充当告密者。说明即使那样的社会条件，仍有相当多的人坚守道德底线。
东德：
共产政权垮台后，东德秘密警察档案显示，很多人原来是线民：作家妻子定期向秘密警察报告丈夫的言谈行踪；授课老师偷偷记录学生思想动态；异议人士大病一场，原来是医生按安全部指令，给他开了损害脑神经的药物。甚至民运名人，都是共产党的特工。
东德共产党垮台时，有一万六千袋秘密档案没来得及销毁，只是用绞纸机剪成碎片。德国利用美国惠普（Hewlett-Packard）电脑公司发明的纸片文字重组软体，把文件复原，其重组准确率达80%，能复原70%的碎片文件，由此发现了很多东德的名流，原来是共产党线民，其中包括曾是著名异议诗人、民运领袖的安德森（Sascha Anderson），他也被这种文件碎片机“复原”出真面目。
东德反共人士、推倒柏林墙的重要领袖之一的维拉.沃伦伯格，曾被秘密警察逮捕过。东德共产政权垮台后，她当选了国会议员，推动把原东德秘密档案公开的法案，结果她震惊地发现，在自己的案卷里，有多达60个线民打的黑报告，其中包括她私生活的最细节部分，她立刻就明白了，这个化名的线民就是她的丈夫努得。丈夫先是以“两个孩子的名义”发誓，那种下流事不是他干的；但最后还是承认了。从此，维拉与努得离婚；努得没脸见人，自己搬到乡下隐居了起来。
媒体在报导这个案例时说，每天，德国的报纸都登载出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秘密，许多昨日的异议人士、甚至民运领袖，都干过出卖同志的勾当，从而不得不灰溜溜地辞去民选的职位。甚至，东德的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理德迈西亚，也被揭露做过秘密警察的线民。
波兰：
波共垮台后，秘密警察档案曝光，也有很多民运名人，甚至领袖人物，原来都是共产党的卧底线民。著名的“波兰团结工会”地方领导人、民运领袖朱兹克治科（Marian Jurzczyk）是共产党的卧底。曾担任“自由欧洲电台”（RFE）波兰语部主任的纳科德（Z. Nakder），给共产党做过线民。最令人吃惊的是，警察档案显示，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对外发言人、常被西方媒体报导、像电影明星般的知名异议人士涅雅碧妥斯卡小姐（M. Niezabitowska）也曾跟波共合作，她在警察局档案的秘密代号是Nowak。
连华沙大主教、被称为“波兰天主教会最有权势的”维尔格斯（Stanislaw Wielgus），竟然是跟秘密警察合作20年之久的告密者。当报纸开始披露他和前波兰秘密警察合作的详情时，他还试图掩盖、拒不承认。秘密档案证实，维尔格斯曾经和秘密警察主管会见过50多次，并曾接受过秘密警察为期三天的训练，签署了同意利用在国外旅行的机会，向秘密警察告密的文件。
最后在详细的秘密档案曝光后，维尔格斯在庆祝自己晋升新职的特别弥撒仪式上含泪宣布，经过深入的反省后，辞去刚刚获得的圣职。
一位波兰神职人员著书说，有39名波兰神父的名字，在秘密警察的线民档案中，其中三人是现任的大主教。
俄国：
苏共政权垮台后，由持不同政见的东正教神父雅库宁（Gleb Yakunin）领导的一个俄罗斯议会委员会，开始调查俄国东正教会和前苏联国安会（克格勃）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几乎整个东正教团，包括最高大主教在内，都曾经充当克格勃的线人、告密者。东正教最高大主教在克格勃中的代号是颇富诗意的“画眉鸟”。
但是当俄罗斯议会的有关报告公布之后，俄国东正教会和俄罗斯政府迅速采取行动，禁止再公开所有克格勃档案。因为实在承受不住其“重”了。普京掌权后，俄国当然再也没有像捷克、东德、波兰等前共产国家那样，清查共党线民和特工。因为普京本人就是特工出身。
总之，共产党在民运组织中发展线民，早已不是秘密。东欧共产政权垮台后的警察档案不断证实这一点。《纽约时报》知名的研究共产国家和中国问题的专家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发自华沙的专题报导说，波共秘密档案证实， 那些“告密者”，不知伤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
在东德，就有七万八千人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因被密告而失去工作、无法晋升等等失去个人利益的，根本就无法统计了。有的甚至丧失了性命。例如波兰近年拍出纪录片《三位好友》，记载了共产时代的真实故事∶瓦兹坦，皮雅斯，梅勒斯卡，三人在大学念书时成为好友，因都有反共理念。但没想到，梅勒斯卡早就身兼密探职务，他把好友的言行上报秘密警察。结果皮雅斯被残忍殴打致死，因他开始怀疑梅勒斯卡是奸细，秘密警察为避免失去如此有价值的密探，下令暗杀了皮雅斯。
上述只是前共产党世界庞大的“线民冰山”一角而已。
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对在海外民运/华人中抓“中共线民、特务”等不太以为然。但上述东欧国家的情形实在太严重了。所以，在既不能随便怀疑、指控的同时，也不能以为民运名人就不会是“共产党线民”。
大家别忘了，“统战、打入敌人内部”是共产党的最拿手之作。中共曾以此彻底瓦解、击败了国民党。在他们史无前例地气大财粗的今天，不铺天盖地地使用这一手段是不可能的。
对台湾，他们暂时不需要飞弹了。第一，那里的力量是政党，所以，从国民党中央到民进党中央，从国民党各级党组织，到民进党各级党组织，共产党今天可比1949年前更“会做”多了。第二，那里的力量是媒体。共产党历来懂得“笔杆子”的作用，他们在舆论上花的力量远远大于“枪”。所以，他们把舆论阵地都买下来就是。
但是，要买下全台湾岛的人心，他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海外，他们当然更清楚怎么渗透。第一，是民运组织。第二，是媒体。传统华文媒体那块早已全军覆没，不必提它了。剩下的重点就是两类：一是影响力大的网络媒体；二是属于“组织”的网络媒体。不信，大家关注一下，跟北京呼应的，匿名的不必去管（因为匿名不能表忠心），真名真姓的，多是，要么手里有“组织”，要么握有属于某组织的“网络媒体”。当然，被海内外这么庞大媒体舆论导向，发自内心推崇中南海领导的，也大有人在。
但是，这些也都并不可怕，因为，要想阻止历史潮流，中共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有时，我会想一下：中共倒台后，各种档案会给人们提供一幅什么画面呢？在已经没有人被饿死（只有被撑死）的今天，在没有政治威胁、生命危险的海外，把良心、脸面、荣誉全都扔了，值吗？
2014年11月17日于美国
我丈夫大卫突然得到了一份教职，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一所中医学院教授《伤寒论》。为此我俩像炸了窝似的赶紧收拾东西，离开成都，踏上飞往以色列的航班。
1．握手还是亲吻
大卫的父母会在机场接我们。飞机快着陆时，大卫似乎觉得应该先给我打个招呼，说：“不仅我妈，我爸爸肯定也会亲吻你哟。”这我倒是不意外，只是有些礼节我也应该明白。我问那要不要我回亲呢?大卫赶紧摆手说：“别别，他是长辈，他亲吻你，你只需把两颊递给他就行了，可别回亲，会笑死人的。”“为什么会笑死人?”“反正……很奇怪。只有同辈的好朋友之间才是相互亲的。”
走前几拨朋友请吃饯行大餐，末了免不得一番“早点回来”的叮嘱，还半玩笑半正式地“抱抱”。这些年老朋友之间重逢或道别时抱一抱也很正常了，反倒是与父母之间还不太习惯，至少我和我的父母之间，好像自我上初中起就戒了。临行的最后一餐是跟父母一起吃的，他们弄了一大桌，全是我和大卫爱吃的东西。餐后就该上路了，心中一直哽着不舍和歉然，这些年父母为我担忧受累，还没享到我的福，我又要离开他们了。父亲像他一贯的那样板着脸，急急冲在前面为我们拦出租车；母亲也像她一一贯的那样絮絮叨叨，叮嘱这叮嘱那。快上出租车的那一刻，我很想拥抱两位老人一下，但被强抑在心的东西其实也包括了拥抱……我以为大卫这个习惯于拥抱亲吻的老外会代我拥抱他们一下哩，结果他也腻了腻，挥挥手就算了。这是他在中国几年后入乡随俗养成的“不好意思”。
握手还是亲吻，这在我和大卫都有些迷糊，申明一下，这里所说的亲吻是指拥抱吻颊的礼节。大卫迷糊是乍到中国时，他曾自作多情地张开双臂，或伸脖子探脑袋去拥抱亲吻过友好的人，却闹得别人怔在那里，红着脸尴尬地大笑，才弄明白了中国人没有拥抱亲吻的礼节。以后就一概握手了，只有吃准了是特别好的朋友，才真诚地、也半涎着脸去拥抱亲吻。
握手还是亲吻?这是一个小小的问题，有桩事我们笑了很久：他母亲来成都看我们，第一次去见我父母、她的亲家。他母亲又热烈又兴奋，我父母也高兴热情得很，见面时双方使劲握手摇个不停；饭后到了起身告辞之时，双方又在我们的翻译下说了很多热络的话。我看出来了我婆母几次探身想给我妈来个拥抱亲吻式的道别，按常规接下来就该是我爸，但我妈浑然不觉，没有做出丝毫相应的回应，反而把亲家每次微微趋前探身的姿势当成握手表示，便一次次伸手去握住我婆母的手，以至于以色列老太太有些尴尬和茫然。后来我和大卫给她解释了中国人没有这种习惯后她才恍然大悟，还联系到他们自己的传统，说虽然他们有拥抱亲吻的礼仪，但跟中国礼教还是有相似之处，比如正统信教的犹太人也是男女授受不亲的，不能随便拥抱吻颊。
机场出口到处都是兴奋的“嗨——”声，张开双臂拥抱亲吻的人们，此起彼伏。公婆与我和大卫也在此列。自此起，拥抱亲吻就比较频繁了，多数来自我公婆，像对待小孩子一样，不仅见面或道别时亲一亲，就是尝了你做的一份好吃的川菜，也呜呜叫着过来吧唧一下；还有来自公婆的朋友，长辈嘛，既亲他们看着长大的大卫也要亲他的媳妇；再有的就是来自大卫的朋友们了。我还是一如既往地闹不清什么情况下握手，什么情况下该把脸颊凑过去，特别是亲过一边脸颊后，我都把脸缩回来了，却发现人家还正准备亲另外一边哩。有时，他们就干脆说：来来，让我亲一亲。
2．当胡木斯遇上麻辣烫
“你吃了胡木斯吗”、“你喜欢胡木斯吗”、“我请你吃胡木斯”……每当新认识一个本地人，得知我刚来以色列不久，都会这样问我，然后又都被我打着寒噤的摇头给惊得目瞪口呆，“你不喜欢胡木斯?”是的，我承认，我这个来自四川的、味觉细胞充满了麻辣烫记忆的人，还没有领略到胡木斯的魅力。
胡木斯是一种豆子，豌豆大小，形状有点像屁股。我丈夫大卫在中国时，有朋友给他从以色列寄过。他欣喜若狂，做了几次胡木斯——这里指的是加了佐料用来蘸面饼吃的豆泥胡木斯。他是这么做的：先用清水把那硬硬的豆子泡一夜，豆子泡软了，外面那层硬皮也浮胀了，然后煮上一两小时，把浮皮去掉，把豆蓉碾成糊糊，加柠檬汁、橄榄油、蒜泥、盐、一点点辣椒粉，胡木斯本身有一种生面粉的味道——然后，他用锅盔就着这钵白花花的浆糊状的豆泥吃得哇乌哇乌直叫唤。他还做过一种叫“嗬吟呐”的蘸酱，做法跟胡木斯大同小异，只把胡木斯换成了成都自由市场上现磨的芝麻酱罢了。当时我想，也许是他不会做，所以我没觉得味道怎么样。
来到以色列，发现这里完全是胡木斯的天下：任何一家餐馆，吃面饼也好，吃牛排也好，吃火鸡肉也好，都给你放一盘胡木斯；家里吃饭，他父母也总是摆上一两碟；超市和自由市场必定有盒装的胡木斯卖。人们请吃饭，总会说哪家哪家的胡木斯啧啧啧……
来以色列前，我父母为我准备了两瓶豆瓣酱：郫县豆瓣剁烂，加蒜泥在油里跑了一圈，封在两个小瓶子里。到了这里，就成了我的救命仙丹，否则可能饿死。刚来时我们在公婆家过渡了近一个月，到吃饭的时候，公婆笑容可掬地摆上胡木斯，巴望我吃点，因为我正在怀孕，他们说胡木斯营养丰富健康；我则笑嘻嘻地摸出我的宝贝豆瓣酱来，面包上抹点，沙拉里搁点。我婆母好奇地用叉子尖蘸了点尝，立马不停哈气，直呼毒药毒药!我公公尝后居然喜欢上了这玩意儿，但他的吃法是在面包上涂一层胡木斯，再在胡木斯上抹一层豆瓣酱!
大卫到中国学中医几年，离家时光棍一条，回来时裹带了一个揣了崽的中国老婆，三朋四友都来家拜访，问这问那，自然都是关于中国的。说着说着话题就扯到胡木斯和川菜上，他们对我不喜欢胡木斯颇感遗憾。这时大卫就翻出我带来的豆瓣酱、辣椒面、花椒等让人家对比。男女老幼用饼干蘸豆瓣酱吃，用指头蘸辣椒粉放在舌尖抿，最绝的是每人都拈一粒花椒细细咀嚼，把我看得浑身发麻。有个家伙居然还说：“我高了，这玩意儿能让人飞高!”我实在看不下去，打了一碗甜水面佐料，下了一锅面让他们尝，获得了完全理解和迭声称赞。后来还有人打电话问大卫，能不能给他们点花椒种在花园里。
3．蓝色精华的水塔
在从特拉维夫到内坦尼亚的高速公路旁，能看见一艘老旧的小木船，它被搁置在路旁一个高高的土堆上，像一座土石基座上的雕塑，与车流穿梭的高速公路相映衬。这里既没有河也不靠海，一艘破旧的小船到底在述说什么?
我住在内坦尼亚市的恩纳特赫拉特，傍依地中海。恩纳特赫拉特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蓝色的精华”。每天下午快日落时，我喜欢步行七八分钟到海边散步，同时奢望若能在海边租套房子就好了，那样就可以随时从窗户眺望大海。我常去的是一道十多二十米高的海崖，下面是白色的沙滩，海面平静清亮，水下有一道连绵的黑色礁石，几只海鸥忙着觅食。除了轻轻起伏的蓝色波浪，就是千变万幻的云霞，偶尔有人在玩帆板，像波浪中一粒彩色的细沙。海崖上有一座圆柱形的水塔，高约二十米，是恩纳特赫拉特的最高点，整个恩纳特赫拉特的用水都靠这座水塔供应。以色列是干燥缺水的国家，与该国大多地方一样，水塔中的蓄水来自加利利湖，带有一股淡淡的涩味。水塔边立了一块黄色的牌子，上面写着一些希伯来文，我自然是只字不识。
有一天大卫陪我散步到这里，看见了水塔旁的这块黄色牌子。他告诉我上面写着：二战期间，从欧洲逃出的犹太难民乘小船漂过地中海，想回到祖先的发源地以色列。当时以色列是英国托管地，英国人不许这些犹太难民靠岸，英军的舰船在海上巡逻，驱逐着海上漂泊的无路可走的犹太人。当时内坦尼亚的本土犹太人为了帮助这些难民靠岸，夜里便爬上这座水塔顶上，用灯光向黑暗的大海发送信号，为在海上漂荡的难民指引方向。现在恩纳特赫拉特的许多街名，就是以当年偷渡靠岸的船只的名字命名的。
在特拉维夫有一座“偷渡博物馆”，保存和陈列着当年难民偷渡回以时使用过的各种工具物件。据以色列官方统计，从二战前的三十年代到一九四八年共有十一万犹太人乘一百四十一艘船只从欧洲经地中海逃往了以色列。高速路边的那艘小船，就是当年的偷渡船只之一。小船的后面是犹太先知赫尔策勒的塑像，这位先知在一百年前预言道：流浪世界历经苦难的犹太人将回到这里重建以色列国。
昨晚天黑后，我们又散步去了海边，路上远远地就望见了水塔，水塔后面是一片无际的黑暗，仿佛来到了世界尽头。大海，在夜里与在白天是两番截然不同的景象。白天它显得如此温柔和气象万千；夜里则黑暗凶猛莫测，让我顿生孤立无援和被吞噬的恐惧。“我不想在海边租房子了，”我说，“我不想看见晚上的大海。而且，如果我是当年的逃亡者之一的话，当看到黑夜中的大海时我肯定不敢走进它，无边的黑暗太可怕了，也许我宁可自杀算了。”我是个悲观主义者，不相信自己在这漆黑汹涌的水中能活下来。大卫说他不会那样做，他会带着女儿和我上到小船，“你想想，穿过黑暗后有多少希望啊，回到有自己人的地方，能得到他们的关心和帮助，重新开始一种没有侮辱和驱逐、没有屠杀的生活，那不是很好吗?”
4．后天是光明节
老一辈人比较重视传统。前段时间在公婆家暂住时，每逢周五，犹太人的安息日，婆母就要弄上隆重的一餐。开饭前，点上蜡烛，公公和我丈夫大卫一人头上顶一顶白色犹太小帽，公公手举葡萄酒杯，咦哩呜噜念一通经文，我反正什么也听不懂，只知当最后大家都说“阿门”了，就是这道程序完了，然后大家便刀叉叮铃哐啷地开吃。那顶小帽在大卫头上还没焐热，就被他摘了下来，而且他连说阿门二字也敷衍匆忙，也不怕上帝见怪。后来我俩另搬了住处，有时公婆周五傍晚也来我们家与我们共进晚餐，餐桌上摆着我炒的川菜和婆母带来的酸唧唧的杂烩汤，我们也没点蜡烛，大卫也没备犹太小帽，周五晚餐就再也没有那番祈祷了。
这周五傍晚，公婆又来与我们共餐。我婆母带来了一个大烛台，上面有一排插孔，还带了一盒蜡烛，说后天是光明节，随后给我讲了犹太人的光明节的来历：公元前一百多年，以色列处在希腊统治之下。由于犹太人坚信犹太教，拒绝接受希腊诸神为崇拜对象，希腊军队冲进耶路撒冷的犹太圣殿，强迫犹太人供奉希腊的奥林匹亚诸神。十年后犹太人起义打回了耶路撒冷，那时圣殿已经被希腊人毁坏，人们重新打扫殿堂，并按照犹太教的规矩用圣油点燃大烛台，这个大烛台的灯火是不能熄灭的。但当时找到的圣油很少，只够点一天，而到最近的村庄弄到油的话来回得八天。然而奇迹出现了，人们去村子取油的八天中，大烛台一直亮着。从那时起，犹太人在每年的这天开始连续八天纪念重建圣殿，讴歌光明和自由。这个节日是一个很欢乐的节日，不仅在以色列，而且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要吃油炸圈饼，连续八天点燃蜡烛，充满奶和蜜糖味的油炸圈饼是为了纪念那燃烧了八天的油的奇迹。婆母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后天傍晚就在靠窗的地方把蜡烛点上吧，一共八天。
公婆走后，大卫问我会不会点那些蜡烛，我说要不你点吧。大卫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懒得点。唉，老年人……我妈妈难道想把你影响成一个犹太女人不成?”我懂他的意思，也很高兴他对我没有夫唱妇随的要求。其实我也理解他妈妈，老太太本是美国籍犹太人，四十年前大学毕业就来到以色列，刚开始时连希伯来语都不会讲。那时以色列正处在建国不久的艰难时期，世界各地的很多犹太人充满激情回到祖地，建设古老的新国家。跟我国解放后也有不少海外游子回国参加建设新中国的意思差不多。老太太在这里成家生子，现在说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还是特拉维夫最大的医院的一名心理治疗专家，完全在这里生根开花了。她虽不是正统犹太人，但有很强的传统情感。我也喜欢“光明和自由”这个节日主题，只是我本不是犹太人，若我每天在窗前点这些蜡烛总有那么点不伦不类。正如我和大卫还在成都时，每年除夕我都要去文殊院燃烛烧香讨个吉利，但若他这个老外也掺和着烧香拜佛就显得跟耍猴似的了。不过他对年夜饭和放烟花倒是热情洋溢得很呐。我对于那些油炸圈饼也充满了兴趣，但可惜最近我的血糖有些偏高，一直在忌甜食。
5．哭墙拾零
枪声爆炸声都平息了，经过激烈的战斗，突击队终于来到了这座高大古老的墙前。士兵们扔下武器，张臂扑向墙面抚摸亲吻墙壁，热泪盈眶，嘴唇不停地开翕祈祷着。这时突然从后面射来一梭子弹，突击队长背上冒出了鲜血，拥着墙面滑了下去……多年前我看过一部讲述中东战争的影片，片名和故事我都忘了，但结尾的这段情节，因其强烈的情感和令人不安的预言般的画面，在我的记忆中存留了下来。只是我不曾想到过，有一天我会来到这座墙前。
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圣殿山，公元前十世纪以色列所罗门王建造了第一座犹太教圣殿，其建筑宏伟彤庭，华丽生辉，教徒们络绎载道来此朝觐献祭，成为古犹太人宗教、政治和社会文化活动的中心。公元前五八六年巴比伦军队攻入耶路撒冷，将圣殿夷为了平地，以色列沦为新巴比伦的属地，犹太人被裹挟到巴比伦作了囚虏。后来波斯帝国取代了巴比伦统治这片土地，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公元前五一六年，第二圣殿终于完成。公元前三三○年，希腊亚历山大灭了波斯，犹太人又沦为了希腊人的鱼肉。希腊军队冲进第二圣殿，强迫犹太人供奉希腊的奥林匹亚诸神。后犹太人起义收回圣殿，几经修缮，比原来的圣殿更为富丽。五百年后这座被摧毁又重立的犹太人崇仰和祈祷的中心，终于彻底毁于罗马人之手，只剩下这满目疮痍的一面墙壁。犹太人从此开始了两千年的大流散。
在犹太人心目中，这座圣殿是上帝所在之处，更是维系犹太民族意识的象征。千百年来，常有各地犹太人来到残存的这面圣殿古墙号哭，寄托对故国的哀思；每逢宗教节日，更有大批犹太人聚集墙下，举行缅怀先人和追忆民族苦难的祈祷仪式。这面见证了犹太人国破家亡的千年惨痛的墙因而被称为“哭墙”。“我的处所是祈祷者的处所，为所有的人敞开……”在哭墙旁的通道上立着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这句话。当然，哭墙不仅具有如此厚重的国家民族意义，对于普通小老百姓来说，它也是倾听的耳朵和仁慈的能量所在。现在每天仍有许多人来此面壁哭泣或祈祷，倾吐内心的苦楚或世俗愿望。我丈夫和公婆陪我来此，除了给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介绍古迹名胜外，还因为我腹中的孩子快要出生了。
哭墙前的空地上，有好几个家庭正在为自家年满十三岁的男孩举行成人礼。哭墙前密密地排满了祈祷的人们。犹太律法规定男女不能混在一起祈祷，因此分了男士区和女士区。我和婆母朝女士区走去，越靠近墙，我越来越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氛围所笼罩。我相信这是一种三千年的祈祷和哀诉所集成的能量，无论那些祷告和祈求是神圣还是世俗的。有的女人一遍遍诵读着经书，有的女人伏在墙上抽泣呢喃，有的把写有自己愿望的小纸条塞进墙缝中。我婆母悄悄告诉我，有些人是为生病的孩子祷告，有的是因为不孕而祈求上帝赐给她孩子，有的哀告上帝让遗弃她的男人回到身边……婆母朝墙缝里塞了一张字条，说希望我生产顺利。我犹豫了片刻，觉得还是许个愿会安心一些：愿我的宝贝快乐平安!砌墙的石头缝中塞满了祈愿的字条，成千上万。我假想若是一一展开来，将看到人间是多么需要悲悯与仁慈!
离哭墙不远就是奥马清真寺和阿克沙清真寺，其金色的圆拱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另一不远处又是基督殉难和复活的地方。穆斯林午间祷告的时间到了，从清真寺的扩音器里传出诵经声，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哀愁悲恸的声音，与我身边嗡嗡的祈祷声相混萦绕，令人鼻酸喉哽……我婆母突然感叹道：无论对犹太人、对基督徒还是穆斯林来说，这小小的方圆千米都是最神圣的地方，是离上帝最近的地方，但偏偏在这里，以神圣的名义所进行的屠杀和争夺就没有间断过。这真是对上帝的莫大讽刺啊……
6．战争：左中右齐了
那天大卫一回到家就说：“你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吗?”我问：“什么呀?”他说的原来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进入以色列境内，打死几个士兵，抓走两名士兵的事。我已在几小时前从网上看到这个消息了。大卫说当初大选时，真该投前进党的票；又说看来右翼担心的事情应验了，以色列撤离的举动只会刺激别人乘胜追击什么的。现在对自己当初投的票是又后悔又不好意思!而今年春天大选期间，他投的是支持Merets的票，一个左派的党，主张多沟通阿拉伯人，更关心他们的利益。那会儿他说：如果沙龙在，肯定投前进党，可惜沙龙倒下了。而说不出来为什么，可能是长相气质什么的，反正不喜欢奥尔默特；利库德和内塔尼亚胡他是一直不喜欢的，那种强硬的语气和姿态让他心烦。本来也想投佩雷兹，虽说对他也并非特有好感，但相对来说好一些。再说工党更关注低层人群民生，不是老拿以巴冲突说事儿。结果却莫名其妙投了Merets!当时我还笑他，选政府又不是选长相，再说沙龙也不好看呐。选举当然没我这外国人什么事儿，但还是想怂恿他投前进党，没有得逞。现在倒好，自己觉悟了。
大卫家里就他老爸是右派。祖上醒悟得早，前两代就从波兰回到了以色列。他老爸出生耶路撒冷，参加过第一次、第四次中东战争。他说这么多年来，他是看透了：谈判的对象和环境都没有，也谈不拢，人家不想和犹太人共存。大卫的母亲投的是前进党的票，自然是赞成单边撤离，修隔离墙，减少对方发动恐怖袭击的机会和借口。大卫的姐姐则差不多是极左派，认为应该从所有巴勒斯坦被占地撤离，阿拉伯人要耶路撒冷，就把耶路撒冷给他们都可以。她以为现在只要遵守联合国最早关于以色列建国的决议，就能解决问题。大卫父亲就恼道：“遵守决议就太平无事了，那第一次中东战争是咋打起来的呢?”大卫自称中间派，认为占领是果不是因，没有那些战略性的占领，别人很容易直捣以色列腹地，所以应该走以土地换和平这条路，巴望着周边国家都能学埃及约旦。
我倒觉得这一家子左中右齐了，也算是以色列国民中不同观点人群的一个缩影：各自的观点说起来都有理，就不知道最终应验谁对谁错?这次冲突爆发时，小姑子在非洲，不知道是不是她的想法还跟以前一样。
说到小姑子，想起还有比小姑子更绝的。大卫有两个也是搞中医的朋友：尤瓦和乌逖。他们仨共用一个诊所。这次以色列与黎巴嫩冲突爆发后的第三天，我推着婴儿车散步去诊所，路上遇见乌逖从诊所出来，见到我们母女她一如既往地热情招呼，抱起我女儿又亲又摇。乌逖是墨西哥犹太移民，娘家极其殷实，我去过一次她娘家，在特拉维夫市中心，却是一个庄园。我估计她主要靠家产生活，因为她的病人大多很穷，而她又常常不收费。她自己的家也差不多像个小庄园，尽收罗些老弱病残做清洁工、水管工、园丁等等，给好工钱却不在乎他们干不干活、干得怎么样。除了对人行善，还收养流浪猫狗，花钱给它们动手术医尾巴医下巴，把家里搞得跟动物园似的。她还在以色列左派人权组织Betselem兼职，该组织主要监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权的侵害状况。所以也可以说乌逖经常干一些检举揭发以色列的勾当。乌逖的女儿快高中毕业了。以色列无论男女高中毕业都要服兵役，不过女孩子是不会派往前线的。小姑娘也是个左派，写信给军队的人力资源部说她拒绝服兵役，因为她根本就反对军队这种战争系统。乌逖对女儿自然很支持。
乌逖跟我说你久呆家里很闷吧，改天我们一起玩。我女儿也很喜欢乌逖，平时很少见到她，却对她不认生。阳光下我发现乌逖的眸子是蓝绿色，瞳孔却是金色，煞是奇异。告别乌逖走进诊所，却见尤瓦气呼呼的，一见我就说：“丹鸿啊我跟乌逖吵了一架，我差点想揍她了!”而大卫在一旁坏笑。我立马猜了个八九，不过我不相信乌逖会跟他吵，乌逖说话总是和声细语，只是观点有时会气死人。果然，尤瓦说他们刚才在谈论这次与黎巴嫩的战争，乌逖认为以色列根本不应该还击，他们要绑架就绑架好了，以色列人应该忍耐，用非暴力去对待暴力，还说应该像佛教徒那样接受因果，认命云云。“照这么说犹太人还建国干什么，都像她那样想早被希特勒杀光了。她这是不负责任的想法嘛!”说完，尤瓦又破颜而笑了。像乌逖这种以色列的东郭先生自然是少数，但不会不招人待见；想要重建大以色列国的极端右翼的民族主义分子也是少数，则往往不招人待见。
傍晚朋友几个邀约一起到海滩去消暑，海滩上人们游泳，散步，遛狗。水果摊和酒吧生意兴隆。听说海法遭了一枚火箭弹，尤瓦父母在海法，他打了个电话回去问安。尤阿姆是个音乐家，喜欢搜集和制作各种古怪的乐器，正兴致勃勃地跟大卫和尤瓦吹一种类似彝族口弦的东西。埃里老婆回法国娘家去了，埃里带着两个孩子，拿了帐篷睡袋要在海滩露营。帐篷前燃一堆篝火，烤着香肠、土豆，孩子们玩得满身是沙。我女儿躺在摩西篮里熟睡。间或从头顶飞过的空军直升机组提示些许战争的意味。其实，从在加沙地带的士兵被绑架事件发生后，我就发现这些直升机来往的频率增加了，轰轰隆隆沿海岸线飞，从我家厨房窗户也能看见它们。平时里海防巡逻的直升机只有一个，频率也没有现在高；现在变成了两个一组的编队，而且应该不是巡逻，而是到北边前线去的。只有我在望着这些飞机发呆，其余人对此似乎已习以为常，话题与战争无关。
7．阴影下生活
周末回到公婆家，见婆母正打电话接电话，忙碌了半天才来抱起小孙女。她告诉我，她所在的EMDR心理学协会正组织心理学家们到北边去，由于频繁的火箭弹袭击，使很多人特别是儿童产生了心理创伤，需要帮助。她当然也在这些心理学家之列。
EMDR是一个世界性的心理创伤干预协会。以色列的EMDR隶属欧洲及美国分会。今年年初时婆母去了斯里兰卡，教当地的社会工作者一些心理创伤干预的知识，因为去年年初的海啸之灾给当地人们留下的梦魇仍在继续折磨他们。五月份的时候她还去了土耳其，对在土耳其大地震中留下心理创伤的人员进行治疗。我说土耳其可是穆斯林国家哦，“那倒没什么，现在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不错了嘛。”她说。这些援助活动当然都是免费的。不过这一次是要援助自己的同胞了。
轮到婆母去给北边掩体中的人做心理辅导时，她早上六点起床，稍事梳洗，就从家里开车出发，先到纳哈里亚与其他同事汇合，然后辗转于那些炮火连天的边境城镇，进掩体做“地下”工作。出门前公公亲吻了她一下，说你一一定要当心哦。
位于以色列中部的特拉维夫，到以黎边境开车只需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其实，环绕以色列边境线开车一圈也不过七八个小时。对我来说这种疆域是不可思议的。在成都市区开车遇上拥堵还有转悠两个小时的时候呢，在以色列早转出国了。中国的“大”无形地将我概念中的以色列放大了，以至于第一次去“南部”死海、去“东部”耶路撒冷、去“北部”加利利湖时，我都以为是出远门，结果车程不过三十分钟或一个半小时左右。
来以不到一年，一会儿此一个爆炸彼一个爆炸，一会儿南边几枚火箭弹北边几枚火箭弹……我身边的家人朋友可能习以为常了，皱一下眉摇一摇头并不怎么多谈，我却在这个人人认为安全的国家里，感到“安全”犹如用手捧着的水，不停地从指缝间流走。这种感觉像一枚尖尖的橄榄硌在心头，默默散发着苦涩悲哀的味道。我常常想，若真有什么危险我还可以回中国去，而他们呢?他们又能“回”到哪里呢?
两小时后大卫担心母亲的安全，给她打了电话。婆母在开车，炮声在她周围轰响，虽然是以军的炮击声，但她已经进入真主党的飞弹射程范围了。不知为什么，似乎车辆很容易遭遇袭击，也许是从电视报道所见：房屋被炸出窟窿，轿车千疮百孔一片狼藉。这些车辆有些是停在路边，有些是正在行驶中遇袭的，它们冒着火焰与黑烟，外壳布满被弹片砸出的坑凹，四处散落着玻璃，以及斑斑血迹……我的婆母?在炮声中开车?我觉得恍惚而荒诞，像一场焦虑之梦。有一天电视台采访了一家修车场兼二手车市场，那里来了很多被火箭弹击坏的车。二手商介绍说菲亚特最不好，油箱容易爆炸，车几乎完全报废，连零件都用不上；而VOLKSWA－GEN则很坚固，大多可以修好再用，当然价格大打折扣：四百谢克尔，相当于人民币八百元，可以买到一辆被喀秋莎打击过的二手VOLK—SWAGEN。
两天后，婆母疲惫不堪地从北边回来，一个劲说想睡觉。我有点纳闷，婆母平时精力很好，有时一天接待七八个谈话者，没见她喊累呀?她说同去的另一位医生也累得不行，而这两天的工作量并不是很大。她认为主要原因是感情冲击力太强。她是一名专业的心理医生，在诊所与来访者的谈话往往涉及的是过去；而这几天处理的是她置身其中、亲眼见到的精神创伤的发生，就像医生在医院里做外科手术，与在血肉横飞的现场，其感受是全然不同的。见她太累我不好问太多，大致了解她处理的皆是刚刚目击飞弹爆炸、目击别人或亲人死伤而受到强烈刺激的急症。其中一个七岁的孩子，成天紧跟母亲寸步不离，并坚决拒绝走出掩体，任谁告诉她警报解除了都没用，她决定永远不出掩体了。有一个十八个月大的婴儿．平时安静爱笑，现在却异常地尖叫嚎哭。他还不会说话，但任何人都看得出他眼中的恐惧。还有一个女孩，受了惊吓，成天画天上飞的火箭弹……
第二天婆母又去了赫兹利亚的一个夏令营。那个夏令营中是来自北部的孩子们，他们的父母仍留在北部掩体中。刚开始时，夏令营组织的活动让孩子们忘记了警报的轰鸣与炸弹的巨响，他们玩乐得顾不上不安，甚至过于兴奋；可时间已经过了十多二十天，夏令营的招数告竭，孩子们也再兴奋不起来，先前被欢乐所压下去的恐惧焦虑，则如地底的阴湿渗上心头。
一个傍晚，我推着孩子来到掩体旁的儿童游戏场，遇见了一位叫琳达的老太太，她带着孙女到游戏场来玩，我们攀谈起来。她是从北部纳哈里亚撤到这儿的，住在儿子家。她告诉我第二天要回纳哈里亚一趟。我惊诧道：“回纳哈里亚?很危险啊!’，琳达说她厌倦了，就希望回家；而且惦记自己的猫怎么样了，无论如何得回去一趟；她自信知道怎么躲避炮弹：开车不要太快，听到警报就从车里出来，进到附近建筑的掩体或楼道躲避；若是在开阔地带，就跑得离车远一点，卧倒……久住旅馆帐篷或亲戚家而渐渐滋生的烦躁不耐，使一些撤退到南方的人决定返回，他们太相信警报了，但有些飞弹却在警报解除后降临。对掩体中的人们来说，最初这里是安全所在。艺术家们去掩体中演出逗乐，给他们解闷，人们还能笑得出来；渐渐的掩体变成了监狱牢笼，对舒适的家的想念，对新鲜空气的想念，对自由自在的想念，对正常生活的想念，使人们怀着侥幸走出掩体。有的人便死于此。
后记
此时是停火的第五天。频繁飞过我家房顶的直升机如众鸟归巢了吧，天空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媒体关于战争的话题，像水被这灼热的天气迅速蒸发。各个调查委员会该调查什么调查什么，电视报纸头条已换成总统、司法部长、著名电影明星的性骚扰案子了。“战争，我们经历太多了。”他们说。除了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外，自从二○○○年从黎巴嫩撤军后，以色列有六年没有打仗，巴以问题似乎也在朝和平的方向演变……公园里，掩体旁，母亲们陪着孩子们骑木马，荡秋千，坐滑梯，战前战后都是此情此景。只是她们对我说：战前我们以为，我们的孩子不会再遇上战争了，但现在看来可能还是无法逃脱打仗的命运，就像一个永远走不出怪圈的梦魇一般。
星期六，安息日。我们开车去了北边，以黎边境，一座名叫梅沃恩的小山。这里是著名的观鸟地，也是犹太教神秘教派Breslav的中心，教徒们在《圣经》里察悟未曾彰显的含义，并把快乐作为给上帝的最虔诚的供奉。小山葱郁，起伏缓柔。山坡上坐落着许多著名拉比的坟墓。平时有很多人来到这些拉比墓前祈祷，特别是那些希望美满姻缘的女子或希望怀孕的妇女，据说十分灵验。也许因为战争才刚刚结束，我没有看到一个祈祷者，惟有空空的墓亭。环山公路旁的树林，有两处烧焦的痕迹，那是火箭弹留下的。山顶是一处空军的雷达站，当年大卫就在此服役。雷达站旁边，是几个观鸟亭，从这里可以俯瞰以色列边境的茨瓦特、萨飒等小镇和克布兹农场，也俯瞰着黎巴嫩南部的数个村镇。我们站在观鸟亭中，很难想象数天之前，这里炮火连天、战机穿梭的情景。无论是以色列这边，还是黎巴嫩那边，都在天地悠悠间，山河同样妩媚；无论以色列这边，还是黎巴嫩那边，都是良田、村镇和美丽的小城，都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地方，谁愿意打仗呢?就是这片适宜安居乐业的地方，此刻如此静谧，地面斑斓宛若花毯，天空一片深邃的蔚蓝，而天地交接处，却飘浮着厚厚一层淡棕色的脏污的烟尘，那是尚未散去的战争的烟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