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杰嘉：从一张照片谈西藏政府外交部的沦陷

读中国大陆官方文书的读者都知道中共在谈到西藏时有几个概念是万能无比的，如：“自古以来”、“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地方政府”、甚至双引号也是。这些“概念”可以掩盖掉，应该是删掉所有的历史史实。特别是西藏加上这些“概念”和符号，一个活生生的国家就可以被吞并，而且，可以成为光明正大地殖民统治的理由。

本文从一张照片讲述中共如何利用这些“概念”和“符号”篡改西藏历史，篡改过程中又无法自圆其，矛盾百出的情况，主要谈中共非法入侵西藏之后如何阴谋策划剥夺西藏政府外交部外交权的经过，当然，这只是冰山之一角、沧海之一粟。不过读者可以从中可以知道中共非法侵占西藏的历史事实。

最近读中共编纂的《西藏自治区外事志》其中《管理》部分是我要和大家谈论的部分。该书刊登有一张旧照片，其实这张照片之前在流亡藏人著作中出现过。是藏历水蛇年7月28日，1953年9月6日中共“合并”，应该说以合并之名，实为吞并西藏政府外交部（藏文称喜嘉列康——外国事务部既外交部）的照片。照片顶部有藏文和中文写有：“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外事帮办处与西藏政府外交部（局）合并仪式纪念”，藏文还写有西历和藏历日期。

 

 

《西藏自治区外事志》介绍道：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外事帮办处与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合并仪式纪念”。很有文章，西藏政府是“地方政府”，把西藏外交部矮化为“局”，告诉读者，西藏不是一个国家，然后，外交局加上双引号——是“非法”的。

在《管理》中是这样描述西藏外交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在英国的唆使下，西藏地方政府宣布成立非法的‘外交局’，民国政府不予承认。”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西藏外交部“1953年被西藏地方政府撤销。”、 “1953年1月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出撤销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9月，经中央同意，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人员并入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合并后的机构名称是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公处。”

西藏外交部到底是不是“非法”？如何“撤销”？撤销之后又怎么“合并”？《西藏自治区外事志》编纂者们说来说去，最后还是说不清楚。但是，事实总会是事实，纸毕竟无法包住火，怎么篡改还是改变不了历史事实。

有关西藏的外交事务，我们先从西藏历史看，西藏历代政权非常重视外交事务，吐蕃王朝著名的赞布（国王）松赞干布在七世纪开始在吐蕃王朝中建立了完整的对外机制，当时九大伦（大臣）中的三个伦——大、中、小公伦是主管对外事务。西藏历史记载：“公伦犹如父亲的工作，勇敢地面对一切外部事务，或者并非无能耐者，而是承办重大外事者，被称为公伦。公伦大小等级之分和秘书处，以及不同的“东图”的界限。”如噶尔东赞域松是松赞干布时期非常有名的公伦（外相），出征尼泊尔、唐朝等国，是才华盖世的外交家、军事家，其家族为吐蕃称霸中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吐蕃历代外相在吐蕃和唐朝多达九次国事谈判以及划界等对外事务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吐蕃王朝结束后的割据时期，各王国的外交事务有统治者直接掌管。西藏甘登颇章政权建立后，西藏外交事务由噶厦掌管。到1942年甘登颇章政府正式成立喜嘉列康既外国事务部——外交部，并有噶伦（部长）全权负责，一直到1953年中共以“合并”之名吞并、夺取外交权为止西藏外交部掌管西藏外交事务。

有关西藏近代外交事务西藏作家嘉央诺布有研究：“二战之前，所谓 “护照”具备了签证及旅行证件两种功能，西藏政府颁发给外国游客护照（即签证）的最早记录是在1688年，那是发给一个名叫约翰.霍瓦南斯（Hovannes orJohannes)的亚美尼亚商人。 1780年西藏政府给印度总督沃伦.哈斯廷斯(WarrenHastings)的使者普伦吉尔.高桑（Purangir Gossain）签发了一份护照 。

自1912年以来，西藏政府也正式颁发护照给那些要到国外的西藏人。1921年西藏政府批准了其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珠峰探险队的入境和探险申请。来访的英国外交官查尔斯.贝尔（CharlesBell）在拉萨写道：“我从西藏政府那里收到了官方正式的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许可证明。” 护照有时是发给从事科学工作的探险人员：如1939年发给人类学探险家谢弗（Schaeffer）的护照，1949年发给人种学考察专家图斯（Tucci）的护照，以及1924年发给植物学家弗兰克.金顿.沃德（FrankKingdon Ward）的探险许可护照。”（见原件图4）

《西藏的地位》记载：“1942年，西藏政府成立外交部，负责一切外交有关的事务，负责人不仅具有大臣地位，直属噶厦领导，而且不同于噶厦，它可以直接与西藏大会进行接触。表现了西藏对国际外交事务的重视。由此外交部成为西藏与外国政府代表进行联繫的唯一合适的管道。 ”

《西藏主权独立的历史事实》中指出：“1942年西藏政府在边境小镇亚东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两位特使签发了入境许可签证。老、小洛厄尔.托马斯于（LowellThomas Jr. and Sr） 1949也在边境亚东获得“西藏护照”。小托马斯(Thomas Jr)在回忆当时获得入境许可签证时写到：“当达赖喇嘛政府的护照展示在我们面前时，想到那么多西方探险家因为无法获得这个文件而最终未能到达拉萨时，意识到这个文件有多么珍贵难得。”

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西藏护照是1948年签发给西藏贸易代表团的护照，护照上有个人资料，照片以及签证页等。它是以1915年国际上通用的单页折迭式护照为蓝本制作而成。英国，美国和其它七个国家给这本西藏护照签发了签证和过境签证。”当时的代表之一的夏格巴的护照现存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为最有力的证据。（见图5）

  

西藏外交部并曾与英国、美国、尼泊尔、独立后的印度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尼泊尔早在1856年已经在拉萨设立了外交使馆，中国于1934年设立外交使馆，而英国则于1936年设立。1947年3月23日，西藏外交部官员作为西藏国家的代表，出席了在印度召开的亚洲国家关系会议，该会议探讨了二战后亚洲的地位问题。西藏也派外交代表出席1948年召开的亚非会议。

1949年11月2日西藏外交部给“毛泽东先生”发了一封信（实为外交照会），该信解释了西藏作为宗教国家，自古就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该信并要求共产党的领导人“下严格的命令”，使他的军队不会越过藏中边界进入西藏领土。信中还对早期被中国非法吞并的领土问题提出交涉 “......等中国内战结束以后，西藏政府希望和中国重新谈判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问题。”

再看中共入侵西藏后阴谋策划夺取外交权的过程，从而也对中共非法侵占西藏、剥夺西藏政府权力的过程有所了解。

由于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中共非法入侵后千方百计以各种理由剥夺西藏政府的权力。在外交上，中共当时的第一任务就是夺取西藏外交部的外交权，既中共称“收回外交权”。但当时的局势限制中共赤裸裸地剥夺西藏政府的权力，中共以所谓《十七条协议》为幌子，刚开进西藏首都拉萨没有足够的力量全面控制西藏。对此杨公素直言道：“从1952年到1953年一年多时间与西藏分裂分子作公开斗争时，中央工作人员同解放军集中力量谋求在西藏站住脚的时候，执行中央统一对外的规定就提不上日程。”事实上，1952年到1953年西藏人和中共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公开的斗争，不过，中共确实没有全面控制西藏，脚还没有站住，所以是“集中力量谋求在西藏站住脚的时候。”不是非法入侵，还有“站不住脚”的问题吗？

因此，也就有了《西藏自治区外事志》所称的：“1951年7月底，西南外事处处长杨公素奉命率外事干部十余人，从重庆启程进藏。1952年1月，中国共产党西藏地区工作委员会外事处成立，杨公素任处长，杜子毅副处长。由于情况特殊，未对外公布。

杨公素也称：“外事处尚不能对外公开——”，他承认，西藏的对外事务也完全不同与中国其他地区。因为中共非法占领西藏之后要处理的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外交事务，所以，“就不同内地一纸宣言废除就可了事”。需要东藏西躲，隐名埋姓，阴谋策划。

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后中共终于找到了非常“巧妙”的办法， 剥夺了西藏外交权，实现了中共外交人员的“第一任务”，既上演西藏外交部与帮办处“合并”之戏公开夺取了西藏外交部的外交权，并向外界公布。因此就有了西藏外交部与中共帮办处举行合并仪式纪念照片。

所以《西藏自治区外事志》说：“1952年9月6日，外交部指示将中共西藏工委外事处改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对外公布——并与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合署办公。”

中共之前躲躲闪闪，此时能对外公布的主要原因是1953年8月印度与中共避开西藏外交部在外交上做了一次买卖，“将印度政府驻拉萨的代表改为总领（作为对等中国在印度孟买设总领馆）”。中共直接插手西藏外交事务获得印度的默认后，以“合并”的名义，公开吞并了西藏外交部 。

据杨公素的说法中共的策略是：“1954年签订中印协定后，才准备撤销它的外交局，与外事帮办办公室合并。原来外交部的意见是采取稳妥方式，第一步，先由外事帮办办公室与其外交局合署办公，后噶厦同意撤销，准其外交局并入帮办办公室。——噶厦方面不得不将其外交局撤销。”

由于中共与印度的外交买卖1953年做成了，所以，中共提前“吞并”西藏外交部。为什么中共口口声声说西藏外交部是非法的，又不能直接关闭西藏外交部？因为，西藏独立时期外交事务由西藏外交部负责，印度和尼泊尔等还在西藏首都拉萨设有外交使馆，更主要的是中国对西藏外交事务一窍不通，且没有任何外交历史资料在其手中，中共公开关闭西藏外交部当然不是上策，所以必须要上演了“合并”这幕戏 。

杨公素在其书中承认了对西藏外交事务的盲点：“——这是一张1914年英国人阴谋强占中国领土与藏方私下交易的一张图，我们是第一次见到这张真图。—— 我们询问除此图外，有没有其他文件、条约或文书等，他们一口否认有任何文件。事隔十来年后，我却在一本英国人写的书中发现了1914年英藏秘密划“麦线”的双方换文和他们签订的商约。因为这两个文件为国内研究西藏地方对外关系所罕见，所以我乘此机会把它们翻译出来，作为参考文献。”

另外，中共利用藏人在其外事机构工作也能说明以上的观点：“西藏地方原外交局局长老索康已死，其副局长柳霞担任中央外事帮办办公室的副帮办，外交局原有人员除少数外，都参加了帮办办公室，其中有桑都仁钦，他原在外交局负责与印度驻拉萨机构联系，他来帮办办公室在二科工作，仍然负责与印度总领事馆联系。我们吸收拉萨市长参加帮办办公室负责尼泊尔工作的三科，以后发生有关尼侨纠纷时，拉萨市长得接帮办办公室的意见执行。原外交局交来大批藏文文件，同时我们已着手调查了解中印边界问题，帮办办公室成立了一个资料研究室，除了懂藏文的汉族干部外，原外文局的恰巴亚杰，当刀，登增降村等都参加资料研究室的工作。”

中共以强迫签订的所谓《十七条协议》为由“合并”之名剥夺了西藏外交权，但西藏政府外交人员也对中共要求收复西藏疆域失地。“同时也看到噶厦虽然同意中央统一对外但同时又给中央政府出了一个难题，就是要求中央收复它所谓的失地。”当时，中共最关心的是全面非法占领和控制西藏，根本不关心西藏失地。1954年4月，中印度就西藏与印度关系谈判时，中共高层明确了这样的观点：“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针对西藏噶厦提出要收回失地一事，说明这次中印谈判只谈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边界问题现在情况还不清楚，这次不能谈。”

总之，阴谋剥夺西藏外交权是中共非法侵占西藏之后如何从西藏政府手中夺取政权的缩影。由于中共需要欺骗世人、掩盖非法入侵西藏的事实，所以，不能承认西藏独立主权的事实，又要面对西藏政府的事实存在以及西藏外交部握有外交权，还有中共外交人员对西藏外交事务基本上是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外交资料等。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共最拿手的是阴谋加厚黑厚道，把白的说黑，黑的说白。最后，还把西藏政府外交部吞并的事推倒达赖喇嘛头上——“1953年1月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出撤销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问题是“撤销”了的外交部是如何“合并”？《西藏自治区外事志》没有回答，也不可能回答。

因此，《西藏自治区外事志》先说西藏外交部“非法”，然后说1953年1月“撤销”了，又说1953年9月“合并”、“合署办公”了，还有“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人员并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处”、感觉又不是把西藏外交部“合并”，而只是把“‘外交局’人员并入”等等离谱的说法。其实《西藏自治区外事志》编纂者们也有他们的难处，一方面要坚持西藏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立场，一方面又要坚持西藏外交部“合并”的说法以及这张照片的“真实”性。总之，要编造谎言，篡改历史事实。所以，既编不圆也篡不全了。

2014年10月13日


资料来源：
《西藏自治区外事志》2005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西藏的地位》台湾雪域出版社出版。
《西藏主权独立的历史事实》作者嘉央诺布。
《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作者杨公素。

转自民主中国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45542

曹长青：中国知识份子的百年误区

世界大战笼罩、共产主义瘟疫弥漫的血腥的20世纪就要结束了。当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高举民主的选票要迈进21世纪的时刻，中国，这个人口最众多的国家，这个当年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竟和本世纪开始的时候一样，仍是独裁专制的国家。

一百年来，中国知识份子在呐喊、奋斗中苦苦地追求、挣扎。几代人花了一百年，转了一个圈，不仅回到原地，更面对比清朝更独裁的统治，比清朝时更劣质的民众。中国人既没有获得自由，中国也没有真正强大。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认为最根本的是三个原因：第一，中国知识份子一直强调大众劣质，不配民主。第二，中国知识份子一直在高喊那个貌似最有道理，喊起来最响亮、最理直气壮，但其实是最错误、最误导、最反动的口号：爱国主义，使中国强大。第三，中国知识份子一直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对西方文化价值的认同从来都不坚定。中国一有和西方国家的利益冲突、中国人在西方社会稍遇生存逆境，都能引起那些曾响往西方的知识份子对民主制度的怀疑，对西方文明价值的否定。

仅从百年来中国最优秀的、最能代表中国文化人思想历程的那些著名知识份子的主张里，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上述三种倾向。

●新民：民主的基础

和康有为一起参加戊戌变法，以思想敏锐、文字犀利、创办杂志、鼓动风潮，并以宏文“少年之中国”等而影响了一代人的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愚昧无知、一团散沙，这种民众素质，根本无法实行民主，只能靠中央集权，重振经济和教育，等培养出高质量的“新民”後再建立共和。所以他主张君主立宪的开明专制。

梁启超曾在日本住了14年，并三次访问美国。但美式民主给他的印象是，选举太频繁，太注重选民的短期利益。美国的华侨让他再次看到中国人的劣根性：自私、不团结，不问政，勾心斗角。他由此得出结论，这样的民族，没有实行民主制度的资格。他写道：“中国人该忘掉庐梭和华盛顿，应该记起自己古老严厉但有效的法家传统。”於是他和康有为一起更坚定地保皇。

“新民说”曾被广泛认同。对中国民众劣根性持深刻批判态度的鲁迅当然也呼应“新民说”，也认为中国人不可以实行民主，连“代议制”（国会制度）他都反对。

曾主张全盘西化的思想家胡适，在1932年他主编的《独立评论》的创刊词中也说， “目前在中国提倡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理论，不但无益，而且有损。”

梁启超们并不是不要民主，但以他为代表的（至今仍很有市场的）这种先在专制统治下塑造出“新民”，然後再走民主道路的理论，有两个根本的错误：

第一，它不承认天赋人权。西方思想家认为“人权”是“天赋”的，就是强调它的绝对性，强调对它的拥有和使用都是没有先决条件的，任何统治者都不可以用任何藉口来剥夺这种权利。

人权的核心是政治选举权，它是不可以根据社会环境好坏而任意给予和收回的；它是属於每个人自己的，和贫富、种族、性别、学识等等都没有关系。从这个理论出发，才能产生民主选举的制度。天赋论表明，民主制度是没有先决条件的，在任何社会环境下都可以实行。

美国在二百多年前建国时，无论物质生活水准和大众的文化程度都并不比今天的中国高，但他们成功地开始了民主制度。

现在印度的文盲比例是47％，中国大陆是17％。印度的经济和物质生活也低於今天的中国，而印度的民主选举已经实行了半个世纪。

再看南非，白人至上者曾以种族低劣拒绝黑人的选举权力。今天南非的犯罪率仍是美国的50倍，每三分钟就有一个女性被强暴。南非的经济也远落後於今天的中国。但即使这样的社会条件，在种族歧视制度结束後，南非也成功地进行了多次全民选举。

第二，“新民论”无视了这样一个严重的事实：只要专制统治者可以收回人民的政治权利，他就可以永远不再把这种权利还给人民。历史从来都证明，没有任何专制者会主动把权利和权力还给人民。那时候再哭民主，就和这一百年一样，束手无策。

统治者用为民众谋温饱为由，剥夺人民的政治选举权来保持专制统治，理所当然符合他们的逻辑。但知识份子主张“新民说”，谋求在开明专制下进行改革，结果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统治者的一边，使专制有了继续存在的理论基础，结果“开明专制”一定变成永久的专制。

孙中山当年提出民主三阶段：“军政”、“训政”，成熟时才实行民主“宪政”。结果，他的国民党继承人蒋介石到死都实行专制的“军政”，最後把权力传给了儿子，和皇帝一模一样。台湾今天走向宪政，并不是由於蒋家父子的“军政” “训政”塑造了“新人”之後才产生的，而是人民反抗专制的结果。

梁启超倡导“新民说”时，文盲占中国人口的85％，今天，已降到了17％。中国的“精英们”还在以中国人多，素质差，拒绝实行民主选举制度。於是民众劣质，不配民主，成了专制者永远拥有权力的“灵丹妙药”。

但即使民众劣质，但小偷也不会选强盗做总统，大猩猩也会举起脚投和蔼的饲养员的票。在民主选举的制度下，人民可能选出极差的领导人，但人民更有权利、权力和能力再淘汰他们。选谁不重要，重要的是选的权利和权力在人民手里。既不是毛泽东选华国锋、邓小平选江泽民，也不是蒋介石选蒋经国。

一百年来，统治者用权力，知识份子用理论和舆论，都在做同样的事：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於是无权者们永远无权。

●强国：首要的目标

清王朝被推翻後，中国知识份子纷纷把眼光投向外国，寻求新的思想。这期间最重要的一个启蒙者是严复，他从英国学习归来，致力於介绍西方思想，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论自由》、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史密斯的《原富论》等八种主要的西方著作。严复介绍西方思想的目的是为了促使中国迅速强大。

西方思想家强调自由思想，是把人作为目的，人的自由作为终极目标。而国家强大只是在独立、自由、强大的个人基础上的副产品。奠定美国民主基础的《独立宣言》，没有一个字谈到要把美国建成强大的国家，全篇主要是谈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美国却成了当今世界唯一最强大的国家。道理很简单，只有独立的个人，才会有独立的国家；只有自由而强大的个人，才可能结出繁荣而强大的国家这个“果”。

但在严复们那里，却是因果倒置，自由思想变成了手段，成了建立强大国家的权宜之计。因此他把《论自由》书名改成了《群己权界论》。

严复的强国论颇引起共鸣。当时一批著名知识份子都认为强国比民主更是当务之急。如钱瑞升、丁中江、蒋廷黻等，都主张在中国实行德国式的独裁统治，认为只有高度集权，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中国建成强国。当时小学考试有道选择题，“最好的制度是君主，民主，还是独裁？”正确的答案竟是“独裁”。

今天被海峡两岸政府都推崇的孙中山，当年倡导的“三民主义”，其核心内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族主义），建立民国（民权主义），平均地权（民生主义）”，重点仍是国家强大，而不是个人权利和自由至上。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冒出一批像陈独秀这样既年轻又才华横溢的知识份子。他们对传统文化深刻批判、毫不留情。五四运动虽然喊出了“民主”和“科学”，但民主仍是作为强国的手段而被强调的。当他们发现民主效率低，不能迅速强国时，民主就被独裁的口号所代替了。所以，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既没有救了国，更没有救成人。

而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和国家大於个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就把强国和国家至上的理论发展到了顶峰，彻底消灭了个人价值，人完全成了专制政权下的奴隶。

这种为了国家强大而先牺牲个人自由的思路，至今仍然像春药一样使许多中国知识人兴奋。当今的“新权威主义”、某美学家提出的“先经济发展，後个人自由”等，都只不过是炒已经失败的前人的冷饭而已。而这种“强国第一”“稳定至上”，连“军政”“训政”的阶段都不设定的理论，到底还要让罪恶累累的共产党统治多久呢？中国到底要强大到什麽程度，中国人的素质到底要提高到什麽水平才配享受民主呢？

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主旋律仍是“爱国主义”。这个诋毁个人主义的口号泯灭了无数次民主的萌芽。所以，无论是以前，还是今後，任何高举“爱国主义”大旗，而不以人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的运动都注定会失败。

●西方制度：不符中国国情

在中国近代史上主张全盘西化的呼声，最终都被东方文化特色、民族主义等浪涛所淹没。所谓西化，主要指建立在尊重人的政治权利之上的民主制度，和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文化价值。与东方的国家、集体至上相反，西方的这种制度和这种文化价值的取向，都是以人为中心的。所以说，西化就是人化。那些认为中国不适合西化的理论，就等於说中国人不配人化。

以胡适为代表的少数几个主张“全盘西化”，走英美道路的知识份子，也有时不够坚定。胡适提倡“全盘西化”，後来在压力下改为“充分世界化”。他曾去过一趟苏联，看到列宁史达林的集体农庄後，回来就倡导社会主义救中国。在《独立评论》的发刊词中，胡适说，“短时期的专制反可成为达到民主政治的途径。”1926年胡适还宣称，“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後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胡适在1953年曾公开忏悔当年认同社会主义是“犯了错误”。）

从文化上，胡适也时有在中国和西方两面摇摆的情形。胡适在康乃尔大学求学时曾用英文写了《中国之婚俗》一文，投给校刊发表，内容竟是为中国的包办婚姻辩护。胡适本身就是父母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但他的文章却洋洋洒洒论述父母包办“早婚”的四大好处，并批评西方的自由恋爱是不堪忍受的习俗。

胡适抵美第二年，准备写一部英文书，书名拟为《为中国社会制度辩护》，目录已列好，包括“祖先崇拜”、“家族制度”、“婚姻”、“妇女地位”等十个章节。

曾经非常崇拜西方的新潮诗人徐志摩，来到美国後，在哥伦比亚大学写的题为《论中国妇女的地位》的硕士毕业论文，全篇是为封建社会中的中国女性地位辩护，说纳妾对妻子并不是侮辱，强调中国女人一直和男人平等，并为丑陋的“缠足”辩解说，“西方妇女流行的束腰又比中国的缠足好多少？”

与胡适、徐志摩这种对中国人骂中国文化，对西洋人捧中国文化的情形相反，精通英文的林语堂则在他的英文著作《中国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严厉批判，对中国人的“消极避世” “超脱老滑” “因循守旧”的习性毫不留情地嘲讽。但回到中国後，林语堂为国人演讲时，则把他在《中国人》中所鞭挞的东西大加赞扬。在《啼笑皆非》“时变篇”中，林语堂猛烈谴责西方“白种人”。

八十年代中期，由於开始接触到一些西方著作，一大批中青年知识份子又开始崇拜西方，响往蓝色海洋文明。但近年来，这种渴望西化的声音又开始被“东方特色”、“独特国情”和“民族主义”等口号取代。

为什麽一百年来中国知识份子总是这麽容易动摇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西方文化价值的认同？我认为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对西方的响往只是感性的，冲动的，而不是经过深邃思考後，发自骨子里、流淌在血液里的认同。虽然这种感性的呐喊也可以充满激情，但由於对西方价值的根基把握的不全面，认识的不深刻，因而这种激情往往会潮起潮落，经受不起挫折。

第二，把西方民主制度完美化。一旦发现西方制度中的弊病，就开始回头，要寻求比西方民主制度更好的第三条道路。共产主义已经是人类追求完美的一个恶果。在没有完美的人的地球上要求建立完美的制度本身就是行不通的。西人早已说过，如果没有专制，民主就是最坏的制度。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许多学者一直在批评现有民主制度中的弊病，也一直在寻找更好的制度。如果在西方这种资讯可以自由流通、思想可以自由交流，并且已经实行比专制要好的制度里，专家们仍研究不出更好的社会制度的话，那麽在资讯封闭，思想不可以交流的专制社会里，怎麽可能有人冥思出比现今西方制度更好的制度呢？即使苦思出来，也完全没有检验的可能，只能是闭门造车。

也就是说，当中国人还在赶牛车的时候，硬要强调汽车的弊病实在太多，他们一定要研制出既没有污染，又不出车祸，却比汽车更快的工具。且不说仅有赶牛技术的车夫，要研究汽车的弊病实在是强己所难，而汽车的弊端也只能在汽车里，在汽车的技术之上才可能研究明白。

中国人研究第三条更好道路的精神非常可嘉，但起码应该呼吁先让老百姓坐进能遮风挡雨的汽车里，这总比让民众们在牛背上硬挺著暴风骤雨，等待那个还没有影子的“第三条工具”要好。

第三，把西方某届政府、某个组织或某些人的行为和西方的民主制度、文化价值相混淆。印度知识份子也犯了这个毛病。由於印度当年曾被英国统治，就永远跳不出被殖民者的心态。他们除了实行民主选举制度以外，其他方面一味反西方，拒不接受西方市场经济等文明价值。这是印度至今仍很落後的原因之一。

中国驻南斯拉夫领馆被炸，在中国引起了一场反美浪潮。且不说领馆是被误炸，即使是被有意炸毁，那也只是美国这一届内阁的行为，既不是历届美国政府的行为，更不是全美国人的举动。它和美国的民主制度和西方文明价值都没有必然的关系。那种由於西方某届政府的某项政策对中国政府（还不是中国人民）不利就反对西方民主制度、否定西方文明价值的行为是一种弱智。

第四，来到西方就捍卫中国文化。很多当年在国内激烈抨击中国文化的人，来到西方也因不愿被西方人看低而捍卫起中国文化来。在捍卫中国文化的同时更生出对西方文明的抵触情绪。渐渐地，捍卫中国文化又和捍卫中国政府连在了一起。那种少数族裔的地位和边缘人的心态，导致他们盲目地单恋母国，最後连母国的专制统治者都一起认同了。

这种现象在华侨中体现更突出。就群体而言，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中国人比在美国的一些华侨更反美。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比这个在美国民主制度的保护下，享受著西方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却强调中国人只配专制的群体更无耻。

第五，身在西方社会的人，由於自身所遇到的生存逆境而产生反西方情绪。首先，是歧视问题。世界上很少有哪个社会没有歧视。中国大城市的人对农村人、小地方人的歧视并不亚於白种人对其他族裔的歧视，而在美国的中国人对黑人的歧视远超过白人。即使歧视存在，也不是制度上的，更是遭到美国一致的道德谴责甚至法律制裁的。其次，由於语言缺陷带来生存困境，而导致痛恨西方。一个人不能流利地运用居住国的语言，自然找工作，谋生不易。这怎麽能是西方国家的错？没人请你到法国去，没人邀你到美国来，是你自己拼搏拿到护照，侥幸得到签证，又历尽千辛万苦获得绿卡。别人穿著铁底钉鞋在竞技场上赛跑，而且已经跑了好几圈，你拖著草鞋硬要挤进来比赛。赛不过就指责比赛不公平，却又不肯回到都穿草鞋，又和你在一个起点的人群里去比。所以这些人就只能一边难受，一边大骂西方。

第六，这是最遗憾的一条：那些发自内心热爱过西方文明，又有能力向中国介绍西方的知识份子们，却没有把精力用在研究西方制度、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思想上。

例如，胡适虽然一生绝大多数时期都相信只有西方文明能救中国，他死前的最後一次重要演讲仍主张全盘西化。但在晚年他却用了20年时间为中国古书《十三经》做注。很多人惋惜胡适这位思想家把生命耗费在这种其他匠人可以做的事情上，而没有去写更需要、更缺乏的传播西方思想的著作。

一直响往西方，教诲中国人不要读线装书，只读洋书的鲁迅，也没有拿出一本介绍西方思想的书。晚年他也像胡适一样，去整理国故。

一百年来，中国一直在“强调新民”，“高喊爱国”，和“抵制西方”这三个怪圈中循环。如果下一个世纪中国人还不能摆脱这三个怪圈的话，不管跋涉得多麽艰辛，都只能是原地踏步。

（载《争鸣》1999年12月号）

转自曹长青网站：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News_ID=297

曹长青：北岛和自由背道而驰

在美国要以军事手段推翻伊拉克独裁政权、西方舆论有分歧之际，一批被称为“左派学者”的中国人也连署了反战信。这封信迅速被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播出，该台特意说明这是“来自中国人民的声音”。我不知道这封反战信到底在中国知识界有多大的代表性，但看到报道说，有好几位“署名者”已提出抗议，说他们的名字被盗用，他们根本没有参与签名（例如作家丁东、谢泳，山东师大教授王玮等十几人）。在这封反战信上署名的有诗人北岛，并没有看到他出来否认签名。如果北岛的名字不是被冒用的话，我一点也不惊讶，从北岛回国后的表现来看，他完全可能签这种名。

原名赵振开的北岛当年以组办非官方刊物《今天》，发表具反叛性的诗歌而闻名，以北岛当时写的“回答”为代表。他的名句是代著反抗激情的“我—不—相—信”。北岛的诗强调向往自由者要站起来，不要倒下以显出刽子手的高大，而挡住自由的风。这个时候的北岛，对追求艺术自由的一代中国青年是有代表性的。

当然，对北岛早期诗歌的艺术价值仍有争论，例如哈佛大学华裔教授李欧梵曾在给北岛诗集写的序中对《回答》这样评价：“我认为这只是几句口号，而不是诗。┅┅这几个字的挑战——甚至造反——的表情十足，令人想起了‘反权威、反封建’的教条语境，但是纯以诗的立场来读——至少从一个外界的旁观者而言——就有点索然无味了。”

●北岛写出诗就先送到马悦然那儿

八十年代后期，北岛出国了，一直到几个月前返回中国，他在海外呆了十几年，德国汉学家瓦格纳（Rudolf Wagner）认为北岛出国后写的诗没有长进，“基本上重复原来的意象，新的发展很少。北岛没有前进，许多中国作家也都是这样重复自己。”（《开放》1999年3月号，茉莉访瓦格纳）

北岛的诗之所以连早期的反叛激情都没有了，很大原因在于他把创作目标定为“得诺贝尔奖”。中国作家的作品有无瑞典文译本，几乎就成了是否能得到诺贝尔奖的先决条件。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懂汉语的马悦然说，他翻译了北岛所有的诗，北岛只要写出诗，就先送到他那儿，让他译成瑞典文（而不是出版给中文读者看）。北岛曾对旅居美国的一位中国诗人说，写作时要注意使用那些方便汉学家翻译的意像。

北岛为获诺贝尔文学奖，曾住在瑞典游说。虽然马悦然一直把北岛列为推选首位，但有些评委就是不喜欢北岛。虽然北岛信心满满，“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说法任人皆知，我曾听他亲口说诺奖公布之前，总有一群记者等着采访他。结果没想到让高行健撞上了大运，北岛的诺奖梦破灭。

熟悉瑞典文学院作业的人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某国作家之后，一般在几年内不会再给同一国家的作家，尤其是那种“诺贝尔照顾奖”。可想而知高行健得奖对北岛的打击。一位旅居瑞典的中国人当时还特意给在美国的北岛女友打电话，让她劝北岛要想开，别寻短见。

●北岛的“悔过”深刻到什麽程度

得不到诺奖基本成了定局之后，十几年来一直以“异议中国诗人”身份在海外谋生的北岛决定回国了。当然，无论从怀念故土、和家人团聚等任何理由，北岛选择返回中国都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得不到奖马上就打道回国，不再做“回不了国的异议作家”的举动太招眼了点。北岛更招眼的行为是，他在回到中国再来美国后，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退出纽约“中国人权”，不再担任这个经常批评中共人权记录组织的理事。北岛要回国、要退出这个组织都是他的权利；但他采取公开发表声明的方式，明显是要做给中共看；公开明确表示他和异议运动“划清界限”。

近年从各种报道和周围朋友的经验得知，所有被视为异议份子的人回国，几乎全都被中共当局要求写悔过书，还得表示不再从事异议活动等。流亡美国的异议人士、中国人权另一位理事郭罗基曾撰文说，他提出回国要求后，纽约中共领馆逼他写“认识”悔过，被他拒绝了。结果他母亲病危等，他都没法回国尽孝。可想而知，北岛这位比郭罗基更高调地参与过异议活动的“中国人权”理事，起码会遭到类似郭罗基的待遇，只是人们不知道北岛的“悔过”深刻到了什麽程度，才获得了“通过”。

●“狗熊所见略同”

北岛回到北京后，很快就采取了“徐刚模式”。六四屠杀后以“民运精英”身份逃亡法国的中国诗人徐刚，后来得到中共“宽大处理”回国。他回到北京后，给《人民文学》写了长篇报告文学“梦巴黎”，把曾给他“政治庇护”、经济补助的法国描绘成一个充满乞丐、醉鬼、妓女和罪恶的黑暗世界，以此取悦中共当局。徐刚在文中说，他和法国流浪汉们一起聊天抨击法国。但知情者指出，徐刚直到回国时还不会一点法语，而法国土生土长的的流浪汉们怎麽会中文？这种“对话”本身就像编造的。

就徐刚等人以给中共写悔过信的方式而乞求政府宽大，得以回国的行为，我曾在美国《世界日报》发表题为“有尊严地回家”的长文抨击。构成难以置信的讽刺意味的是，北岛曾在电话里对我这篇文章高度赞赏，并跟我谈起他对靠写悔过书等回国行为的不齿。这是近十年前的事了。

今天，北岛在发表声明退出“中国人权”之前，是怎麽悔过才得到了中共的宽大，人们暂时还不清楚，但另一点却是显而易见的。北岛和徐刚一样，回到北京不久，就在官方《读书》杂志（2002年5月号）发表了题为“纽约变奏”的文章抨击美国。纽约在北岛的眼里，“黑鸟盘旋，好一副末日景象”；第一次坐地铁，“我差点儿被尿骚味熏晕了过去”， 并借用别人的口说，“纽约变了，以前纽约人是不谈钱的，如今一切都是赤裸裸的。”“真正的纽约人拒绝温情，都是冷酷生活的证人。”

北岛在文中还引述一位所谓中国画家的话说，他和纽约流浪汉们游行抗议时，遭到纽约警察镇压，警方使用马队冲进游行队伍，“警察抡起警棍”欧打。我在纽约住了十几年，每天看《纽约时报》，还从来没见到警察可以使用马队冲进示威人群随意欧打践踏的新闻，因为如果警方敢这样做，不仅会导致示威者受伤或致死，会被大小报纸报道、抨击，而且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纽约在这位“诗人”笔下，完全是个地狱。北岛在文中每次引用不具名的出租司机的话，都是大骂美国。土耳其的司机说“他恨纽约，他咬牙切齿地说∶纽约是地狱。”而对没有骂美国的塞尔维亚司机，北岛则描述说，“他两眼发直，脸上既焦虑又得意，准是有种深入敌后的感觉——直插美帝国主义的心脏。”纽约唯一让北岛感到满意的是，他遇到了原来和他一起在北京办星星画展的一位画家，这位画家“有俩老婆，不久又生了俩闺女，年纪相差没几天。”

美国像法国等所有西方国家一样，当然有它的社会问题和黑暗面，但北岛和徐刚一样，悔过后回到北京，就写文章抨击曾给过他们资助、庇护的国家，显然不是一个客观评价哪个国家的问题，而明显是要做给中共当权者看，邀得独裁者欢心。据知情人披露，中共左将刘白羽当年接到徐刚的稿子后，临时把已编发的其他文稿撤下，换上徐刚的抨击法国之作，可见“狗熊所见略同”。目前已被左派掌控的《读书》杂志这麽快地发表“回到党的怀抱”的北岛文章，当然也可能不是偶然的。

●异议作家中“讨钱专业户”

北岛当年出国时强调，偌大的中国“容不下一张书桌”，他以“异议作家”的头衔，在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游走、游说。虽然十多年来从没写出什麽像样东西，却获得了十几个西方基金会和大学的经济资助，是海外异议作家中最大的“讨钱专业户”之一。北岛的成工讨钱、失败得奖，已经成为海外“异议作家”们的光辉榜样，人们隔三差五总能听到那些没有作品出产的“作家、诗人” 得到某某基金会的“写作基金”。

英国作家奈保尔（V.S.Naipaul）曾蔑视地说∶“那些基金会的钱是给那些二流者们、那些玩艺术的人们的。”“永远不要接受基金会的钱，它会毁了你。任何不是你自己挣来的钱都有绳索套住你┅┅文学基金、奖金或任何不劳而获的金钱都不能促使你创作出作品，只有真正的作家能。”福克纳则在更早就说过∶“我从未听说由于接受了慷慨馈赠的金钱而写出佳作这种事儿。好的作家从不申请基金，他忙于写作，无暇顾及。”而以北岛为代表的所谓海外中国作家们大概清楚自己不是好的作家，所以只有把写“申请基金报告”作为他们的主要写作任务。

●北岛和张艺谋都歌颂杀人魔王

北岛在回国时宣称，他厌倦了政治（大概没有了得诺奖的可能，再以异议诗人名义讨资助困难了）。北岛当然有权选择从事或放弃政治，但不可思议的是，北岛这样宣称之后不到几个月就和欧洲的左派作家们一起组团到巴勒斯坦慰问、支持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原是个恐怖份子，幕后主导过1972年在慕尼黑杀害11名以色列运动员等恐怖活动。到1988年阿拉法特宣布放弃恐怖主义时，他已从事了长达20年类似拉登那种恐怖活动。现在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中的“法塔赫烈士旅”，仍是公开的恐怖组织，曾多次派人用自杀炸弹谋杀以色列平民（包括当地中国民工）。阿拉法特从1969年出任巴解主席，已连续当了34年，独揽大权，从不进行民主选举。据《纽约邮报》报道，阿拉法特把大笔公款转到巴黎个人名下，涉嫌贪污四亿多美元，供他在法国的白人妻子挥霍（阿拉法特的妻女一直住在巴黎的豪华别墅里）。

对这样的独裁者，北岛却当著他的面恭维说，“自童年起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而北岛童年的时代，正是阿拉法特公开进行恐怖活动，杀害以色列运动员的时代。北岛这样谄媚阿拉法特，和张艺谋歌颂秦始皇一样，都是典型的价值颠倒，视个体生命如草芥，把杀人魔王当“英雄”。

北岛在去慰问支持阿拉法特时发表宣言说，“任何人都不能以国家、宗教或文化的名义屠杀无辜者。”这次又在他们的反战信中指控美国“滥杀平民”。美国什麽时候、在哪里“滥杀”平民了？！北岛们什麽时候谴责过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那种真正有意杀害平民的暴行？据《纽约时报》“萨达姆到底杀了多少人”中的数字，在波斯湾战争中，萨达姆军队杀害了一千多科威特人。在萨达姆的统治下，可能多达20万伊拉克平民被杀害，仅在1998年萨达姆就使用生化武器一次毒死了五千多库德人，怎麽没有看到北岛和他的反战伙伴们发出任何抗议的声音？

●做权力者的宠物，博主人欢心

北岛等人在对待中国人民被屠杀和迫害上更是持双重标准。中共政权逮捕异议人士、镇压法轮工（本网无法显示这个字，所以用工字代替，抱歉），臭名昭著。据《纽约时报》近日报道，有1,600多名法轮工学员被关押，340人被迫害致死，面对这些暴行，这样野蛮的独裁政府，北岛和他的反战战友们怎麽不发出“任何人都不能以国家、宗教或文化的名义屠杀无辜者”的抗议之声？

北岛们的反战信说穿了，就是因为它附合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是变相向政府献媚，做权力者的宠物，获得主人的欢心。

但北岛和签名信上那些从来都是官方学者的“何新们”不同，他早年开始写诗时，选择的是挑战文化专制、向往自由的道路；和当年那一代名声雀起的作家诗人们一样，并不是由于作品有多高的艺术价值（他们的作品今天已无人问津本身已说明问题），而是靠“异议”起家。但为什麽短短二十多年，北岛就和早年的追求“背道”而驰，在海外走了一大圈，最后回到党的怀抱，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维护者？这个答案恐怕得读者们自己寻找了。

——原载《开放》2003年3月号

转自曹长青网站：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News_ID=348

图伯特国歌 （Tibetan National Anthem by Kelsang Chuki Tenthong ）

燦爛的如意珠寶:
佛教是政教和樂一切希望的源泉和寶藏。
廣施普澤教化眾生的大地怙主，
你們的事業像大海般發達興旺。
位於永固不壞的金剛界以慈愛治理諸方。
天賜噶登頗章威望齊天，
四分圓滿權威強，
西藏三區之域，
幸福圓滿充盈，
遍佈政教和樂的祥瑞景象。

願佛教傳偏十方，
讓大千世界的眾生充滿幸福和平之榮光。
願西藏佛法和眾生的正義之光，
戰勝邪惡的黑暗。

歌词译文翻自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http://xizang-zhiye.org/西藏國歌/

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虔敬——与时空同在

词曲 : L. Palden Tawo
英译汉：朱瑞

您是爱
您是希望
您是我们心上的太阳

您是和平
您是福佑
您是黑暗中的光明
您是风暴之核
您是彩虹
您是黑夜中的方向
有如高空的星

因为您 雪域永远不会孤单
困为您 雪域人民永远不会失去关爱

我们永远不会 不会忘记您的恩典
您的智慧 您的慈悲
Kaway Jong
Kaway Jong-ge kyab goen dzoe

您说话的神情 您走路的姿态
都深深地牵动着我们的心
您的微笑 您的演讲
您温煦的和平
就是利他
就是真纯的爱
就是觉悟
就是特别的洞察

只要时空运行
只要我们在这里
就请您驻留世界
给我们导引和慰籍
Kaway Jong
Kaway jong-ge kyab goen dzoe

因为您 雪域永远不会孤单
因为您 雪域人民永远不会失去关爱

我们永远不会 不会忘记您的恩典
您的智慧 您的慈悲
Kaway jong
Kaway jong-ge kyab goen dzoe

Kaway jong
Kaway jong-ge kyab goen dzoe


以下为英文原文：

As long as time and space remain
Dedicated to H.H. the Dalai Lama

By: L. Palden Tawo

You are Love
You are Hope
You are the sun in our hearts

You are Peace
You are Bliss
You are the light in the dark
You are the hold in the storm
You are the rainbow in the sky
You are the guide in the night
Like the stars far above

Never let the snowland on it’s own
Never let your children die
Never ever we will forget your grace,
Your wisdom, your compassion
Kaway Jong
Kaway Jong-ge kyab goen dzoe

The way you walk, way you talk
Way you touch all our hearts
The way you smile, way you preach
Way you give gentle peace
That’s altruism
That’s truly pure love
That’s realization
That’s special insight

As long as time and space remain
As long as we are here
May you also stay in this world
To be our guide and our consolation
Kaway Jong
Kaway jong-ge kyab goen dzoe

Never let the snowland on it’s own
Never let your children die
Never, ever we will forget your grace
Your wisdom, your compassion
Kaway jong
Kaway jong-ge kyab goen dzoe

Kaway jong
Kaway jong-ge kyab goen dzoe

注释：

今天下午，偶然看到推友‪@HeshanZhang 在推这首歌： As long as time and space remain Dedicated to H.H. the Dalai Lama便立刻点击，接下来，听得我泪水流淌。于是，开始翻译，时间短促，不足之处，望诸位读者指正。

萨义德 ：知识分子的流亡——放逐者与边缘人

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在古代，流放是特别可怖的惩罚，因为不只意味着远离家庭和熟悉的地方， 多年漫无目的的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人，永远离乡背井，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人们总是把流亡的观念和身 为麻风病患、社会及道德上的贱民这些可怕的事联想到一块。在20世纪，流亡已经从针对特定个人所精心设计的、有时是专一的惩罚[如伟大的古罗马诗人奥维德 （Ovid，B.C.43-A.D.17）从罗马被远远流放到黑海边的小城]，转变成针对整个社群和民族的残酷惩罚，而这经常由于像战争、饥荒、疾病这些非个人的力量无意中造成的结果。

……

政治上骑墙（political trimming）这种很隐蔽的艺术（不采取明确直场却生存得很好的技术）以及知识分子如何适应新的或凸现的主宰势力，是我下两讲的主题。这里我要集中于相反的主题：因为流亡而不能适应，或者更中肯地说，不愿适应的知识分子，宁愿居于主流之外，抗拒，不被纳入，不被收编。但是，首先我得提出一些初步的论 点。

其中之一就是流亡既是个真实的情境，就我的目标而言也是个隐喻的情境。这种说法的意思就是：我对于流亡的知识分子的诊断，来自本讲开始时有关流离失所和迁徙的社会史和政治史，但并不限于此。甚至一辈子完全是一个社会成员的知识分子都能分为所谓的圈内人（insiders）和圈外人（outsidcrs）：一边是完全属于那个社会的人，在其中飞黄腾达，而没有感受到强烈的不合或异议，这些人可称为诺诺 之人（yea-sayers）；另一边则是谔谔之人（nay-sayers），这些个人与社会不合，因此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把知 识分子设定为圈外人的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况加以解说——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仿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倾向于避免、甚至厌恶适应和民族利益的虚饰。对这个隐喻意义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就是无休无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来。无法回到某个更早、也许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而且，可悲的是，永远无法完全抵达，永远无法与新家或新情境合而为一。

其次，作为流亡者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以不乐为荣，因而有一种近似消化不良的不满意，别别扭扭、难以 相处，这种心态不但成为思考的方式，而且成为一种新的，也许是暂时的，安身立命的方式（我在表示这种看法时，甚至自己多少也吃了一惊）。知识分子也许类似 怒气冲冲、最会骂人的瑟赛蒂斯（Thersites，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一位丑陋的希腊士兵，在特洛伊战争中嘲笑阿喀琉斯被杀）。我心目中伟大的历史 典型就是18世纪的强有力人物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 1745），1714年托利党（the Tories）下野之后，他在英格兰的影响力和威望一蹶不振，流亡爱尔兰度其余生。斯威夫特几乎是位尖酸刻薄、忿忿不平的传奇人物——他在自撰的墓志铭中 说自己是忿愤不乐（saeve indignatio）——愤怒、不满于爱尔兰，却又为爱尔兰抵抗英国的暴政；他傲视群伦的爱尔兰作品《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和《布商的书信》（The Drapie’s Letters）显不了这颗心灵从这种具有滋长效果的悲痛中生气勃勃地发展，更从中获益。

就某个程度而言，早期的奈保尔也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流亡者。这位散文家和旅游作家偶尔住在英国，但一直飘泊不定，重赴加勒比海和印度寻根，在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瓦砾堆中筛选，无休止地评断独立国家和新的真信者（ncw true believ-ers）的幻想与残暴。

比奈保尔更严苛、意志更坚定的流亡者则是阿多诺（Thc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他是个令人生畏却义极具魅力的人物，对我来说，他是20世纪中叶具有主宰地位的知识分子的良心，终其一生都在与各种 危险周旋、奋战——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西方大众消费主义。奈保尔出入于第三世界的故乡；阿多诺则不同，他是彻头彻尾的欧洲人，完全由高等文化中最高等 的成分塑造而成，包含了哲学、音乐[他是柏格（Alban Berg，1885-1935）和勋伯格（Arnold Seboenberg，1874-1951）的学生和崇拜者]、社会学、文学、历史、文化分析方面惊人的专业能力。阿多诺自部分犹太背景，住1930年代 中期纳粹掌权之后不久便离开了祖国德国，起先到牛津研读哲学，写出了一本有关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的极深奥难懂的书。他在那里的生活似乎抑郁不乐，因为周围都是一些日常语言哲学家和实证主义哲学家，而他自己则是具 有斯宾格勒式的忧郁和最典型黑格尔式的形而上辩证法的哲学家。后来返回德国一段时间，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the Uni-vcrsity of Frankfurt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的一员，但为了安全之故心不甘情不愿地逃往美国，起先住在纽约（1938-1941），之后住在南加州。

虽然阿多诺于1949年返回法兰克福，重任教授，但在美国的岁月永远为他盖上了流亡者的戳记。他 厌恶爵士乐和所有的通俗文化，一点也不喜欢当地风景，似乎在生活方式上刻意维持他的保守风格；由于他所接受的教养是马克思一黑格尔的哲学传统，所以美国的 电影、工业、日常生活习惯、以事实为根据的学习方式、实用主义，这些具有世界性影响力中的每一项都触怒了他。自然，阿多诺在来美国之前就很有成为形而上流 亡者（metaphysical exilc）的倾向：已经极端批判在欧洲被当成是布尔乔亚的品味，例如他的音乐标准根据的是勋伯格出奇艰深的作品，并断言这些作品注定曲高和寡，知音难 觅。阿多诺所表现出的悖论、反讽、无情的批判显示他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同样地厌恶、痛恨所有的系统——不管是我们这一边的系统，或是他们那一边的系统。 对他而言，人生最虚假的莫过于集体——他有一次说，整体总是虚假的——他接着说，这种情况更增加了下列事物的重要性：主观、个人意识、在全面受到掌理的社 会中无法严密管制的事物。

但就在流亡美国时，阿多诺写出了他的伟大杰作《道德的最低限度》（Minima Moralia），此书由153个片段组成，于1953年出版，副标题为“残生省思”。这本书的形式是片段式的、古怪得几近神秘，既不是前后连续的自传， 也不是主题式的沉思，甚至也不是有系统的铺陈作者的世界观，使我们再次联想到屠格涅夫描写1860年代中期俄国生活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中所呈现的巴扎洛 夫的人生之奇特性异。屠格涅夫在描写巴扎洛夫这位现代虚无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原型时，并未交待叙事上的来龙去脉；他短暂地出现，然后就消失了。我们看到他短 暂地与年迈的双亲共处，但显然有意与父母割离。我们依此可以推断，知识分子由于按照不同的准则生活，所以并没有故事，有的只是一种招致不安稳的效应 （destabilizing effect）；他掀天动地，震撼人们，却无法以他的背景或交友来完全解释清楚。

屠格涅夫本人其实不谈这一点：他让整件事在我们眼前发生，仿佛说知识分子不只是与父母儿女区隔的 人，而且他的人生模式，介入人生的程序必然是暗示的，只能以一串不连续的表现写实地再现。阿多诺的《道德的最低限度》似乎依循同样的逻辑——虽然写于奥斯 威辛集中营（Auschwitz）、广岛、冷战的开始、美国胜利之后，然而相较于一百年前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洛夫，在诚实地再现知识分子这件事上则曲折蜿 蜒得多。

阿多诺把知识分子再现成永恒的流亡者，以同样的灵巧来回避新与旧，其再现的核心在于写作风格—— 极端讲究且精雕细琢。最大的特色是片断、突兀、不连贯，没有情节或预定的秩序。代表了知识分子的意识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平静，一直防范着来自成功的奉承、诱 惑，这对有悖常情的阿多诺来说，意味着有意尝试不轻易立即地为人所了解。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撤退到完全私己的领域，因为就像阿多诺晚期所说的，知识分子的 希望不是对世界有影响，而是某天、某地、某人能完全了解他写作的原意。

其中一个片段——《道德的最低限度》第18节——完美地掌握了流亡者的意义。阿多诺说：“严格说 来，在当今居住是不可能的。我们以往成长的传统居所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每一个舒适的特点都以背叛知识为代价，每一个庇护的遗迹都以家庭利益陈腐的契约 为代价。”这是在纳粹主义之前成长的战前人们的生活。至于社会主义和美国的消费主义也没有更好：在那里，“人们不是住在贫民窟，就是住在小屋，到第二天可 能就变成茅舍、拖车、汽车、营地或露天。”因此，阿多诺指陈：“房屋已经过去了。……面对这一切时，最好的行为模式似乎依然是未定的、虚悬的一种。……在 自己家中没有如归的安适自在之感，这是道德的一部分。”

然而，阿多诺刚得到一个明显的结论，便立即加以反转：“但是，这个悖论的命题（thesis）导 向毁灭，无情无爱地漠视事物必然也不利于人们；反面命题（antithesis）一旦说出，对于那些内疚地想维持自己既有事物的人来说，就成了一种意识形 态。错误的生命无法正确地生活。”

换言之，即使对于尝试维持虚悬状态的流亡者，也没有真正的逃脱之道，因为处于两者之间的状态 （state of in-betweenness）本身可以成为一个严苛的意识形态立场，一种居所（这种居所的虚假在时间中被掩盖），而人太容易就对这些习以为常了。但是， 阿多诺继续追逼：“怀疑的探究总是有益的”，涉及知识分子的写作时尤其如此“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即使如此，阿多诺最后提到 不得松懈严苛的自我分析：

要求一个人坚强起来对抗自怜，暗示着在技术上必须以全然的警觉去对抗任何知识张力的松懈，并消除开始使作品僵化或怠惰地随波逐流的任何事物，这些事物在早期也许像闲话一样会产生有利于成长的温暖气氛，但现在则被搁在后面，乏味且陈腐。结果，作者不被允许在他的作品中存活。

这是典型的忧郁和不屈。流亡的知识分子阿多诺对下述观念大加讽刺：自己的作品能提供某种满足、一 种另类的生活方式，可能使人从全无“居所”的焦虑和边缘感中得到些许短暂的舒缓。阿多诺所未言及的则是流亡的乐趣，流亡有时可以提供的不同生活安排，以及 观看事物的奇异角度；这些使得知识分子的行业有生气，但未必减轻每一种焦虑或苦涩的孤寂感。流亡这种状态把知识分子刻画成处于特权、权力、如归感这种安适 自在之外的边缘人物——这种说法是真确的。然而，也有必要强调那种状态带有某种报偿，是的，甚至带有特权。因此，虽然知识分子并未获奖，也没被欢迎进入自 吹自擂的精英联谊会（这些团体的惯例就是排除不守行规、令人尴尬的惹是生非者），却同时从流亡与边缘性中得到一些正面的事物。

当然，其中的乐趣之一就是惊奇、任何事情都不视为理所当然、学习凑合着应付让大多数人迷惑或恐惧 的不安稳状况。知识分子基本上关切的是知识和自由。但是，知识和自由之所以具有意义，并不是以抽象的方式（如“必须有良好教育才能享受美好人生”这种很陈 腐的说法），而是以真正的生活体验。知识分子有如遭遇海难的人，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鲁滨逊（Robinson Crusoe）那样把殖民自己所在的小岛当成目标，而像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那样一直怀有惊奇感，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夺者。

因为流亡者同时以抛在背后的事物以及此时此地的实况这两种方式来看事情，所以有着双重视角 （double perspective），从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看事情。新国度的一情一景必然引他联想到旧国度的一情一景。就知识上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观念或经验总是对照 着另一种观念或经验，因而使得二者有时以新颖、不可预测的方式出现：从这种并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关如何思考的看法，譬如借着比较两个不同的情 境，去思考有关人权的议题。我觉得大多数西方有关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危言耸听、极为谬误的讨论，在知识上之所以惹人反感，正是因为没有和犹太教或基督教 的原教旨主义相比，就我个人在中东的经验，这两种原教旨主义都同样盛行而且应该受到叱责。通常被想成是对公认敌人的简单评断的问题，在以双重或流亡的视角 来看时，迫使西方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一个远为宽广的景象，因为现在所要求的是以世俗主义者（secularist）或非世俗主义者的立场来看所有神权政治 的倾向，而不只是面对惯常指定的对象。

知识分子流亡的立足点第二个有利之处，就是比较能不只看事物的现状，而能看出前因。视情境为因偶 发的机缘而生成的（contingent），而不是不可避免的；视情境为人们一连串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人类造成的社会事实，而不是自然的或神赋的（因而是 不能改变的、永恒的、不可逆转的）。

这种知识立场的伟大原型就是18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长久以来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维科的伟大发现就是：了解社会现实的适当方式，就是把它当成山源点产生的一个过程，而 这个源点总是可以置于极卑微的环境（他的这项伟大发现部分来自身为默默无闻的那不勒斯教授的寂寞，与教会和周遭的环境不合，本人只能勉强度日）。他在巨著 《新科学》（The New Science）中说，这意味着把事物看成自明确的源始演化而来，如同成人自婴儿演化而来。

维科主张，这是对于世俗世界所能采取的惟一观点；他一再重申这是历史的，具有一己的法则和程序， 而不是神定的。这需要的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尊敬，而不是敬畏。在考虑最具权势者时，考虑其源始和可能的去处；不为尊贵的人物或宏伟的机构吓得瞠目结舌、卑躬 屈膝——而当地人则一直看见（因而尊崇）其高贵显赫，却看不出其来自必然较卑微的人的源头。流亡的知识分子必然是反讽的、怀疑的、甚至不大正经——但却非 犬懦的（cynical）。

最后，任何真正的流亡者都会证实，一旦离开自己的家园，不管最后落脚何方，都无法只是单纯地接受 人生，只是成为新地方的另一个公民。或者即使如此，在这种努力中也很局促不安，觉得几乎不值得这么做。你会花很多时间懊悔自己失去的事物，羡慕周围那些一 直待在家乡的人，因为他们能接近自己所喜爱的人，生活在出生、成长的地方，不但不必去经历失落曾经拥有的事物，更不必去体验无法返回过去生活的那种折磨人 的回亿。另一方面，正如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德国诗人）曾说的，你可以成为自己环境中的初学者，这让你有一个不合流俗的生活方式，尤其一个不同的、经常是很奇特的生 涯。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流离失所意味着从寻常生涯中解放出来；在寻常职业生涯中，“干得不错” （doing well）和跟随传统的步伐是主要的里程碑。流亡意味着将永远成为边缘人，而身为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必须是自创的，因为不能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如果在体 验那个命运时，能不把它当成一种损失或耍哀叹的事物，而是当成一种自由，一种依自己模式来做事的发现过程，随着吸引你注意的各种兴趣、随着自己决定的特定 目标所指引，那就成为独一无二的乐趣。你可以在詹姆斯（C.L.R.Jamcs）的心路历程中看到这一点；此人是特立尼达的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在两次世界 大战之间以板球球员的身份来到英国，他记述思想发展的自传《跨越界线》（Beyomd a Boundary）诉说他的板球生涯以及板球在殖民主义中的情形。其他作品包括了《黑人极端激进分子》（The Black Jacobins），此书描写18世纪末由图森—路维杜尔（Pierre Dominique Toussaint-L’ Ouverture，1743? -1803）领导海地黑奴反抗的轰轰烈烈的历史。詹姆斯在美洲以演说家和政治组织者的姿态出现，写了一本研究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的专著《水手·叛徒·流浪者》（Mariners，Renegades，and Castaways）、许多讨论泛非洲主义（pan-Africanism）的作品，以及数上篇讨论通俗文化和文学的论文。这种奇异的、不定的历程，迥异 于我们今天所称的固定职业生涯，但其中蕴涵多么生气勃勃、无休无止的自我发现。

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无法重复像阿多诺或詹姆斯那样的流亡者命运，但他们对当代知识分子却意义 重大。对于受到迁就适应、唯唯诺诺、安然定居的奖赏所诱惑甚至围困、压制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是一种模式。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 逐者的思维方式，面对阻碍却依然去想像、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 心灵通常所失去的。

边缘的状态也许看起来不负责或轻率，却能使人解放出来，不再总是小心翼翼行事，害怕搅乱计划，担 心使同一集团的成员不悦。当然，没有人能摆脱牵绊和情感，而且我在这里所想的也比是所谓的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free-floating intellectual），其技术能力完全待价而沾。相反，我说的是：知识分子若要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不被驯化，就得要有不同于寻常的回 应：回应的对象是旅人过客，而不是有权有势者；是暂时的、有风险的事，而不是习以为常的事；是创新、实验，而不是以威权方式所赋予的现状。流亡的知识分子 （exilic intellectual）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故步自封。

（节选自《知识分子论》）

转自中国数字时代：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4/10/%E7%8B%AC%E7%AB%8B%E8%AF%84%E8%AE%BA%EF%BD%9C%E8%90%A8%E4%B9%89%E5%BE%B7-%EF%BC%9A%E7%9F%A5%E8%AF%86%E5%88%86%E5%AD%90%E7%9A%84%E6%B5%81%E4%BA%A1-%E6%94%BE%E9%80%90%E8%80%85%E4%B8%8E/?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chinadigitaltimes%2FIyPt+%28%E4%B8%AD%E5%9B%BD%E6%95%B0%E5%AD%97%E6%97%B6%E4%BB%A3%29

茉莉：暗度陈仓：瑞典对华出售军事技术 ——电视曝光丑闻协议中止

在经过长达一两年的艰难调查之后，瑞典公共电视台《审查任务》终于于今年九月三日推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节目。该节目揭露瑞典国家国防研究中心（ FOI）违背欧盟的对华军售禁令，以暗渡陈仓的方式，借由皇家理工学院（KTH）作为中转手，向中国航空研究院（CAE）出售一款名为“Edge”的军事技术软件。该软件可被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电视曝光后，瑞典舆论大哗，这个事件被视为近年来最大的丑闻之一。议会立即开展调查追究责任。两天后，在社会的谴责与压力之下，皇家理工学院被迫撤消与中国已进入谈判高级阶段的Edge协议。

◎ 森林神秘爆料人和英国军工厂

电视节目一开始，银幕上出现的场景是位于斯德哥尔摩郊区森林的一个荒废工业区。和记者约好见面的“深喉”——一位神秘的知情爆料人就隐藏在那里。调查记者斯文·伯格曼嘱咐摄影师说，只拍摄森林的环境，不要拍这位爆料者本人的影像。

“深喉”对记者说，他担心FOI会寻找泄露秘密的人，但是这件事必须公开。“他们（ FOI）会说和中国只是普通的科研合作，不是用于军事的，一切正常。他们将要欺骗你们，继续掩盖真相。”记者斯文说：如果这位泄密人的证词是真实的，那将意味着，瑞典当局使用替身的方式，和独裁者合作，做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决定。

然后镜头转到上个世纪上半叶，伦敦西部的一片旧工厂。解说词说，要理解现在瑞典发生的故事，必须了解当年的历史，在反对纳粹德国的空中战役中，这个研究空气动力学的英国工厂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军事航空专家威尔逊向瑞典记者解释，他们怎样测量空气的力度和速度，就像鸟的翅膀中的羽毛，每一根羽毛都起有意义的作用，这就需要数学家做空气动力学计算。这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技术。

在2014年英国范堡罗航展上，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航空航天专家、军事和武器制造商。瑞典“审查任务”的记者趁机请教了一些军事分析家。 来自美国Breaking Defense杂志的防务新闻主编科林·克拉克说：“自五十年代起，中国人开始非常积极地建立高度现代化的空军，他们已经推出了第五代战机。这是一个世界纪录，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瑞典人认为，中国正在追赶美国的领先优势。并投入大量资金。其中一个目标被认为是，要在2020年之前挑战美国，其重点是台湾岛，那是美国承诺保卫的地方。另外有专家认为，中国发展空军，不仅着眼于亚洲，而且是要具有全球性的力量。

也有来自他国的军事专家提出疑问：为什么中国对瑞典的一个软件有兴趣？在庞大的世界防御系统中，这只是一个很小的飞机。有专家回答说：瑞典地方很小，没错，但在军事上非常强大，特别是航空工业，瑞典花了50年时间，建造了世界最先进的的军事航空业。

                     

                       （瑞典鹰狮双机编排起飞）

◎ 八人保密会议，众人集体失忆

这是一场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技术竞争。瑞典萨博公司（SAAB）所开发的第四代战斗机——鹰狮，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Edge就是用于该战斗机的一个软件，瑞典国家国防研究中心用了15年时间研究开发出该软件。对华出售这个软件就是这个故事的开始。

早在2009年，瑞典国防研究中心（FOI）的研究人员访问北京，中瑞军事交流就拉开了序幕。中国方面向来访的瑞典科研人员表示，希望获得中国所缺乏的东西——瑞典很特殊的密码：Edge软件。

同年，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一次有关空气动力学的会议。几天后，一个中国代表团前往斯德哥尔摩。关于向中国出售Edge的谈判自此开始。在中瑞双方你情我愿之外，存在着一个比较麻烦的障碍，那就是二十多年前签订的欧盟对华军售禁令至今仍然有效。

对FOI来说，要把Edge出售给一个很有争议的买家——世界上最大的独裁政权，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他们必须想办法暗渡陈仓。2011年2月的一个上午， 在FOI的一个办公室，围着长方桌坐着八个人，他们大多是该机构的科学家和中层管理人员，其中有两位负责人。他们被告知FOI高层所作出的决定。

根据记者所了解的，那个八人会议讨论的内容是，为了绕过欧盟对华军售禁令，向中国出售Edge，瑞典国防研究中心考虑吸引皇家理工学院参与，向其转让Edge的许可权。

与皇家理工学院进行名义上的科研合作的，是中国航空研究院（CAE）。CAE属于中国航空工业，一个巨大的企业集团，拥有超过十万名的员工，生产中国所有的军用飞机。西方专家认为，CAE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研究机构，它的主要目的是开发用于军用飞机的技术。

            

                         （瑞典国家国防研究中心（FOI）

     
《审查任务》的记者一次又一次地在银幕上展示那个会议室的模拟图，八个与会者所在的位置。当记者联络那些参与者，请他们说说当时会议的内容，大部分人都患上了紧急失忆症。有人回答说：“我没有这个记忆！”有人说：“我不记得了。”还有人干脆说：“我不想谈这件事。”

◎ 为何皇家理工学院会被选为中转手？

毫无疑问，皇家理工学院被FOI选为中转手，是由于这个大学的民间学术机构身份，可以做一个美丽的门面。作为瑞典国防军事研究机构的FOI不能公然违背欧盟对华军售禁令，但民间学术机构却可以用“学术合作”的名义，绕过禁令，去和中国进行军事技术交易。

皇家理工学院当然很愿意利用这个机会赚钱。据内部信息显示，皇家理工学院在获得 FOI转让的部分Edge程序之后，就和中国航空研究院（CAE）签署了Edge程序转让协议。

这个软件转让的事件还有更复杂的背景，那就是很著名的“沙特事件”。2012年的春天，瑞典广播揭露了一个很大的秘密，即FOI违背本国法令，计划帮助沙特阿拉伯建立一个反坦克导弹的武器工厂。当时 FOI利用了一个虚拟的冒牌公司去和沙特人做买卖，没有按照政府机构信息公开的原则公布这个项目。

两年前发生的“沙特事件”被揭露，被视为无冕之王的瑞典记者迫使国防大臣托尔格福什辞职。之后，瑞典政府被迫宣布终止和沙特之间的违禁买卖业务。正是在沙特丑闻曝光后，FOI寄望于与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作交易，他们急于寻找替身，加速与中共军事技术合作的速度。

令人痛心的是，尽管沙特事件给瑞典人敲响了警钟，当时就提出了应避免与可疑合作伙伴结盟的问题，但是，瑞典国防研究中心FOI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再次犯下相同的错误。据说是因为政府削减军事经费，FOI只能从政府那里获得部分预算资金，其他经费必须自行筹措，所以 FOI除了向国内和欧美国家推销自己的产品之外，也转向那些盼望获得先进军事技术的专制国家，这被视为是解决经费问题的一个办法。

因此，选择皇家理工学院做中转手，是瑞典国防研究中心（FOI）的如意算盘。根据瑞典记者掌握的一份内部文件， FOI向皇家理工学院转让部分Edge，也可能不仅仅是为了与中国做这桩买卖，还可能计划把这个技术出售给其他敏感国家，即一些由于某种原因不容许出口军事技术的国家。

               

                （FOL的负责人被国会传讯，要求说明转让Edge的真相。）

◎ 各党派表态和国防大臣的尴尬

《审查任务》的节目主持人在调查期间采访了瑞典各党派议员，就欧盟对华军售禁令一事询问他们的态度，所有议员都一致表示支持欧盟的禁令。

基督教民主党的议员西瑞说：“欧盟对华军售禁令对瑞典仍然有效。议会曾经对有关武器出口的问题展开辩论，朝野双方都同意：瑞典支持欧盟对中国长期的武器禁运。”“与军事有关的任何产品，我们都不应该出口到中国。 ”

温和党的尼尔森说：“欧盟对华军售禁令是否应被取消，取决于中国在人权、尊重法治和民主方面能否迈出一大步。”人民党的克里斯特说：“由于中国的情况没有改变，我们支持继续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

左派党的汉斯·林德说：“我们认为没有理由放弃这一武器禁运。我认为，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这是重要的。那么我们既不应该出口武器给中国，也不应和中国进行军事装备研发方面的任何合作。”社会民主党的乌尔班说：“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出售任何物质或军民两用的任何产品给中国，也不应与中国进行任何类型的国防科研合作。”

九月三日，丑闻一曝光，就如扔了一颗炸弹，瑞典舆论立即喧哗起来。绿党立即向国会宪法委员会投诉国防部长卡琳·恩斯特和教育部长扬·比约克隆，其理由是，根据“审查任务”电视报道的信息，FOI利用皇家理工学院去和中国进行秘密合作，使中国获得能够发展核武器的软件。这个事件需要国会有关部门做一个彻底的调查。即将成为首相的社会民主党主席斯特凡·罗文也呼应说：“政府应该接受调查，把所有的底牌摊在桌子上。”

国防大臣卡琳·恩斯特出现在电视上。尽管这位大臣有过长期的政治生涯，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但她这次在电视上显得紧张而尴尬。无论主持人提出什么问题，她一次一次地重复她的回答，说她已经询问过FOI的负责人，说媒体的揭露是“没有根据的指控”。这样的内容居然重复了十一次。

卡琳·恩斯特的表现被嘲笑为“经典的鹦鹉”和“机器人”。由于这位国防大臣没有诚实回答问题，她的表现被视为是一次“政治自杀”。虽然瑞典外交大臣矢口否认政府知情，但右派联盟的执政党因此遭遇信任危机。十一天后正值瑞典大选，这一届政府被选民选下台来。

    

                  （被嘲笑为“经典鹦鹉”的瑞典国防大臣卡琳。）

尽管朝野各方都重申瑞典绝不向中共出售武器的既定政策，但是，人们不能不考虑FOI一再违法向专制国家出售技术的原因，即国防研究中心缺少经费的问题。即将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和即将离任的温和党都表示，他们将要增加国防研究经费，以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

◎ 中国大使馆发声，呼吁欧洲包容专制

在斯德哥尔摩人声鼎沸之时，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和中国航空研究院（CAE）对“审查任务”的揭露发表了评论。这两个回应都登载在“审查任务”的网页上，但几乎没有瑞典媒体在意中国人的评论，因为他们忙着找本国政府的麻烦。而笔者作为接受这个节目采访的中国人，饶有兴趣地重温中国式的官样文章。

代表中国大使馆用英文发言的是政务参赞李俊峰。这位先生一开始就强调，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因为它不适合中国，甚至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他引用了“橘越淮而为枳”的典故，说明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社会主义才适应中国。然后，李先生开始回顾自1911年以来中国推翻几千年君主专制的漫长历史，到今天中国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的成就。

在给瑞典人上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光荣历史一课之后，李先生又大力赞美本国政府“正在更加积极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他例举中国政府在柬埔寨、马里、索马里等地的维和行动，以及在叙利亚、朝鲜和伊朗核问题等地区所扮演的角色。

针对欧洲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出售武器给中国是否会影响亚洲地区的和平？李先生也做出了解释。他说：“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一些邻近国家在领土和海洋权益方面存在争议。然而，这些问题是中国整体外交的一小部分，而不是全部。它们只是支流，不是主流。” 李先生并代表中国政府保证，他们会通过谈判和协商，和平解决与邻近国家的冲突问题。

在其回应的最后，大使馆政务参赞模仿了李克强2012年5月欧盟之行的发言《中国对中欧关系充满期待》，引用了一句中国俗语，“隔道不下雨，百里不同风”，借此呼吁一个包容的欧洲“求同存异”。

此外，中国航空研究院（CAE）的白文先生也发表了评论，表达他对“审查任务”节目的不满。白文先生被瑞典人认为是代表CAE与KTH合作的人，但他拒绝回答“审查任务”的问题。此时，他声称他本人不能代表CAE。

◎ 流亡者发表异议，瑞典方撤消协议

尽管中国大使馆呼吁欧洲对他们专制政权要“求同存异”，但他们决不允许中国公民对本国政治持有异议，也闭口不提欧盟制订对华售武禁令的背景——血腥的六四大屠杀。因此，“审查任务”电视记者采访了两个中国人——长期流亡瑞典的陈世忠先生和笔者本人。我们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六四，谈我们对欧盟对华军售禁令的看法。在六四25周年那一天，两位记者追随我们一行四人前往驻瑞典大使馆，拍摄我们在大使馆门前的抗议活动。

              

               （我们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门前抗议。右一为陈世忠，左一傅正明，左二张裕）

当我们回忆1989年春夏之交的时候，电视上再次出现当年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的镜头，长安街上王维林挡坦克，军人滥杀无辜，枪声、鲜血，被坼除的民主女神像，关于死伤者的证词。然后主持人说：“今天在同一个地方——天安门广场。二十五年后，中国仍然是共产党和军队保持铁腕的国家。在大屠杀后欧盟实施的武器禁运，一直持续到今天。 瑞典国防机构与中国的独裁政权协作，明显地违反了瑞典的底线。”

从2006年起，陈世忠先生就关注欧盟对华军售禁令，他发现欧盟国家里有人主张出售武器给中国，因此一再向瑞典政府呼吁：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陈世忠先生曾在一个会议上做了八分钟的发言，有理有据地阐述为什么不能向中国出售武器和军事技术，当时瑞典的国防大臣列妮·比约克隆很亲切地拥抱了他，表示同意他的观点。

“审查任务”的报道也引起了美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关注，瑞典人担心这个事件会引起西方伙伴的抗议。尽管皇家理工学院坚称，说他们与中国的Edge软件合作谈判只涉及非军事的商业用途，例如加强汽车的空气动力学性能，但瑞典不扩散和出口控制局认为，Edge软件可能具有民用和军用双重用途。

在电视曝光两天之后，皇家理工学院的院长彼得·库德穆勒松宣布，该学院中止与中国CAE的所有的协作，即时生效。此外，瑞典议会已经传讯国防研究中心（ FOI）的负责人扬奥洛夫·林德，要求他如实说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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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4年十月号， 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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