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1日星期日

到底是汉人


文/朱瑞

2008年11月22日中午12点,我到了祖拉康前,准备和十位民运人士一起晋见达赖喇嘛尊者。

长长的,没有尽头的队伍,正在缓慢地从祖拉康移向达赖喇嘛尊者的寝宫。我联想到拉萨的冬宫布达拉和夏宫诺布林卡,那亘古无双的精髓,如今在哪里?队伍中的人们,都是刚刚翻越雪山,冒着生命危险,从藏区各地步行而来的逃亡者。他们穿着节日盛装,最小的,还在母亲的怀里吃奶,最老的,拄着拐杖,步履蹒跚。有的看上去满脸沧桑,像露宿风餐的牧羊人、农人;有的看上去保养良好,像养尊处优的城里干部。各个阶层,各个年龄的人都来了。他们向前移动的同时,前额还轻触着手里的哈达,低声祈祷。进入寝宫时,都不约而同地弯下了身子。是的,每一个藏人,在朝见达赖喇嘛尊者时,都不会抬起腰,即使藏传佛教的其他法王也不例外。藏人视尊者为佛法僧三宝中的一宝,如法守戒使他超越凡俗,变得高贵。还有,尊者是登地菩萨,观世音的化身,因世间众多的有情仍然挣扎在烦恼里,他发愿再来,降落人间,普度每一个生命。凡夫们礼敬尊者,希望在自己的成长中,有尊者的指导、加持和庇护,并达到尊者的境界。这其实,是在为自己积累福智的资粮。

十位民运人士在外交与新闻部的旺贞拉姆小姐陪伴下,及时地赶到了。

尊者仍在接见他的子民。三位怀抱着鲜花的印度人,和我们一样,在外间的客厅里等候晋见。带着露珠的鲜花,尽情地盛开着,散着清香。这很像藏人的习惯:拜见尊者的时候,常带着最珍贵的供品。据说,流亡政府图书馆里收藏的金、银汁大藏经,贝叶经,佛像等,都是藏人克服种种困难,小心翼翼地从西藏境内背来,供养尊者的。一位藏人朋友告诉我,她的父亲曾珍藏着一条价值连成的卡垫,买旧货的商人,每次到她的家,都会加上一些钱,而她的父亲说,“就是他们出一百万我也不卖,这是将来有机会时呈献衮顿的。”她说,“我的家里还有一个鸡蛋形黄色瓷杯,杯底印有一条几乎肉眼看不见的龙,有水的时候,龙会自然变大,那是一件稀世珍宝。我的父亲也常说,‘这是献给衮顿的。’”后来,我的朋友的父亲因为收藏流亡社区的书籍,被抓进了监狱,不久,去世了。家里的收藏被抢劫一空。“我最难过的就是父亲一直希望呈献衮顿的东西都丢了。” 朋友自然自语着。

轮到我们晋见了。十位民运人士被安排在前面的沙发里,围着矮茶几。我和旺贞拉姆小姐一起坐在了后面的椅子上。

尊者进来了,大家立刻站起,敬献哈达。尊者认出了其中的一、两个人,很高兴地和他们握手。轮到我展开哈达,走近尊者时,他更深地笑了,“你穿着藏服啊!”为我戴上哈达后,尊者握住了我的手。尊者的手不强壮,也不软弱,这是一只稍微干燥而没有任何欲望的手,清净,慈悲,载满了空性。

尊者在右边的第一个沙发里坐下后,我们相继坐下了。

今天能见到大家非常高兴,由衷地欢迎你们。尊者说话了。

来自澳洲民主阵线的秦晋先生说:……我这次到达兰萨拉的目的,是请求尊者您担任中国民主运动的总领袖,因为您在世界和中国民运人士的心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威望,只有您才能把中国民主运动的力量凝聚在一起。

这个,我看不太合适。尊者微笑着。

那么,召开联合民运大会时,请您参加可以吗?另一位澳洲来的人士说话了。

这可以。尊者说。

在台湾召开吧?一位台湾人立即接过了话题。

台湾的佛教徒,每次来达兰萨拉见我时,都流着眼泪,说,您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台湾?尊者停下了,又说,不过,是否先考虑在美国?

就有人说到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尊者看着那位台湾人,说,我不反对一个中国。为什么你们不能反过来以台湾的民主解放大陆呢?

又说到了民运。

我给你们民运提个意见。尊者说,你们的力量太分散。有不同的意见不是坏事。在藏人中,也是什么看法都有,甚至有人对我的中间道路批评的很厉害。这不是什么坏事,应该让大家把想法都说出来。现在,我们正在召开的特别会议,就是让大家说出不同的看法。最后还是有一个统一的愿望,就是都希望解决西藏问题。代表们说出的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心愿,也是境内藏人的心愿。因为境内藏人没有说话的自由。我从没有说过我是藏人的领袖,只是说,我是六百万藏人的自由代言人。如果你们也能代表中国境内的民众说话,尤其是代表中国农民,就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因为他们在中国境内没有说话的权力。意见不同不是坏事,仍然可以组织起来,轮流负责领导。

两位僧人端来了茶。是纯正的红茶,由我们自己加糖和奶。我和旺贞拉姆小姐等待着尊者,直到他喝了第一口,我们才端起杯子。

谈到藏中会谈时,澳洲来的一位先生说,在这方面,我有一个想法,一般来说,中国的官员们,总是把上层的思路摸索得很准,我想主要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并没有把流亡政府的代表的真实想法反映到上层,而是按照上层的想法汇报了情况。

有人提到五台山,说,尊者,我相信您一定能回到五台山。

尊者说,我曾和一位台湾法师发愿,有朝一日去五台山,我将用藏文念诵《中观根本论》,他用中文念诵,如果因缘具足,再请一位印度人用梵文念诵……

尊者又谈到现在的中国政府已和过去不一样了。从毛泽东时代到今天的胡锦涛时代,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从邓小平不管黑猫白猫,抓推老鼠就是好猫起,中国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了。他说,“如果毛泽东能返身回来的话,会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右派,我要统统开除。”

惹得大家一阵笑声。我惊讶于尊者极为准确的汉语发音,比如各族人民大团结,民主,及每一个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名字,甚至尊者能听懂我们用汉语谈话的基本内容。尊者称赞胡耀帮,是一个不同寻常(extraordinary)的中国领导人。

当我们从达兰萨拉这间朴素的会客室里,凝望世界的时候,天地如此真实而层次有致。我理解了藏人为什么把尊者比作太阳,世界为什么把尊者奉为和平的导师。短短的两个小时四十分钟,不自觉中,我们扔掉了一些当代中国人固有的猜忌,虚假,复杂,也变得简单,真挚,甚至虔诚了。可是,半个世纪以来,尊者竟然被指定为残酷剥削藏人的“农奴主的总代表”,“分裂主义头目”!

为什么中国政府的理念,总是和这个世界相悖?为什么那些邪恶的政权,比如缅甸,北韩,苏丹,及前红色高棉的支持者,都是中国?“中国政府,当之无愧地成了地球上黑社会的老大!”这是世人的口头禅。然而,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从那个黑社会里走出来,看见明媚和平的天空和感受到达赖喇嘛尊者那迂回在宇宙之间的菩提心呢?

结束时,有人请求尊者签名留念。尊者提笔,在每一个人的哈达上,用藏文写下了:达赖喇嘛。“啊,图吉且!”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尊者停下了签名的手,抬起头,笑了,“图吉且?你可以说图吉且啊!”

又有人请求和尊者照相。尊者就站在中间,尽量地张开双臂,让每一个人都能进入他的怀里。我把手递给尊者,他攥住了,又一次,那超凡脱俗的怜爱和清净,绵绵而来。

站在我们中间,尊者谈起了他最近在新德里的手术,说,那样的手术,一般人只用十五分钟,而我用了三个小时,休息了一个星期,现在好了。我还可以吧?

的确,尊者看上去健康而又神清气爽。

大家仍然依依不舍地围着尊者。“我和你们一个一个地照相。”尊者说。一位从日本来的中国女士被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所感动,拥抱了尊者,而我恰好站在这位女士身边,也拥抱了尊者。

走出尊者的住地,那长长的没有尽头的朝圣队伍已被转经的人们取代。祖拉康之上,经轮转动的声音,由远而近。为什么我要和尊者拥抱?我突然问自己,并想起了西藏古老的关于双肩燃烧着神灯的传说。在遥远的拉萨时,我曾注意到,就是普通的藏人,在背着重量的时候,也尽力地用臂膀承载,以呵护双肩。而尊者,作为观音菩萨的化身,那千手千眼之间,何止仅有照明的神灯?!我想到那些西方元首在接见尊者的时候,都尽量地保持距离,以握手和鞠躬表达他们甚深的尊敬。我知道,我的行为在藏人的眼里,必定怪诞。

为什么不能入乡随俗?从我第一次看见尊者的照片到如今,十一年了。这十一年中,我从藏人那闻所未闻的,甚至毛骨悚然的灾难中,一层又一层地走出中共的红色宣传,像藏人似的,每听到尊者的名字,会泪水流淌。可是,我为什么要毫无顾及地直起腰,抚触那神圣的双肩?

到底是一个汉人。有些史学家分析,中国自秦朝进入了帝王专制时期以来,官僚和民众的矛盾,导致了无数次的大规模起义和朝代的更替。动荡的社会,失去了建筑精神文化的基础,尤其是中共执政六十年,无神论的教育,使汉人丢掉了宝贵的崇敬心,或者说,一切崇敬都围绕着物质,人们生活的轴心,就是私心。那么,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我想到的只是自己一时的情怀,这并不奇怪。

《参与》首发

最近专访17世噶玛巴法王


Yeshe Choesang 拍摄

最近专访17世噶玛巴法王

文/朱瑞

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大宝法王17世噶玛巴将成为达赖喇嘛尊者的继承人,接替西藏政教领袖职务。为此,2008年12月6日星期六,我在达兰萨拉大宝法王17世噶玛巴的驻锡地,采访了尊贵的17世噶玛巴。


朱瑞:十年前,我在楚布寺拜见您时,看到很多的朝圣者。具体地说,我的前后左右,尽是匍匐的声音,我是说,人们都在磕长头,我甚至听到大家由于激动,而急促的呼吸声。显然,在见不到达赖喇嘛尊者的黑暗中,有您在西藏,给藏人,尤其是噶玛噶举的信众带来了稍许安慰。另外,我的直觉中,您在楚布寺的生活似乎很安逸。那么,什么原因使您秘密地翻越雪山,选择了流亡?

17世噶玛巴:在西藏的时候,我个人的物质生活的确不错,但是,身为宗教领袖,我担负着很大的责任。主要是从释迦牟尼佛到我的上师的法脉,必须延传下去。不过,一些聚德的上师,也就是我应该亲近的上师,比如大司徒仁波切、嘉察仁波切、创古仁波切等,都在印度。因为政治原因,他们没有办法到西藏向我传授,我就得想法,尽快地完成身为朱古(转世化身)的责任。本意上,我不想离开西藏,那里是我的家乡,我的信徒,也就是我的亲人。

朱瑞:到达印度后,您如愿以偿了吗?

17世噶玛巴:是的。我见到了很多经论方面的大师,也就是说,我想亲近的大师,都自由地接触到了。在印度,这一点,非常方便,容易。尤其是见到了我们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大师是西藏民族的骄傲,我有幸亲近他,在他的身边学习一些佛教精神,这是很宝贵的。

朱瑞:在这里,我愿意告诉您,原西藏自治区主席多杰才旦,曾上书中央政治局常委,谈到从前西藏完整的宗教体系,多年来,遭到极大的破坏,尤其是密宗上师,在西藏境内几乎绝迹。他特别提醒,噶玛噶举派的传承,也就是您的法脉,主要以密宗为基础,如果不尽快地解决,很可能出现无法挽救的西藏宗教危机。他还善意地告诫,有资格传经授业的密宗上师,都在流亡社区。事实上,是中国政府的一意孤行,使您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现在越来越多的媒体认为,您将作为达赖喇嘛尊者的继承人,承担起西藏政教大业的重任,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17世噶玛巴:身为一个藏人,我有义务关心西藏民族的未来。尊贵的达赖喇嘛,已经做出了榜样。并且,就我个人的宗教位置,成为政治新闻的关注目标,也很正常。不过,历代大宝法王都没有参与政治,我也不擅长政治。你听到的只是传言。流亡政府里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可以承担起这个责任,就我个人来说,政治并非我心所在。

朱瑞:关于西藏的未来,您是怎么看的?

17世噶玛巴:西藏问题,目前看来,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还需要西藏的年轻人能够真正地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把民族精神延续下来。另一方面,我认为,中国政府领导人应该非常清楚西藏的真实情况,他们也比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曾寄望于中国政府能有一个新的政策,实际地保护西藏文化,给藏民族一个尊严,不要用他们的权力,而是用仁慈和道德来解决西藏问题。现在是21世纪了,暴力是不会长久的。和过去比,中国政府方面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也许因为经济的原因,不得不变。目前看来,中国民主的实现和中国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对西藏是很重要的。

(唯色博客首发)

2008年12月6日星期六

尊者达赖喇嘛对全球藏人特别大会代表们的讲话

尊者达赖喇嘛对全球藏人特别大会代表们的讲话(首发唯色博客)

整理:朱瑞

时间:2008年11月23 日
地点:达兰萨拉,祖拉康大乘经院
听众:来自世界各地参加全球藏人特别大会的560名藏人代表。

今天在这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和印度境内各定居点的藏人。这很像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召开的年终报告大会。因此,我想和各定居点的行政负责人见见面,同时也见见参加特别大会的代表们。来了不少人啊!你们也许会以为嘉瓦仁波切会发表一些和这次大会有关的讲话吧?对此,我倒没什么更多可说的。也许在最后我会说上一、两句,除此没什么可讲的。

我主要想讲的是,明年是我们流亡五十周年。最早,比如就拿我来说吧,在1959年3月17日拉萨时间晚上10点,我离开了罗布林卡。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或者出现了自然灾难,更不是因为罗布林卡发生了地震才逃离的。到现在,已经五十年过去了。当时的九年中,我们面对面地与中国政府努力合作,希望藏民族存在下来,然而,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不得已,才选择了流亡。紧接着,几万藏人跟随而来。我们建立了难民定居点以后,又从藏地陆续过来了许多人,大约从80年代开始,逃亡来的人逐渐增加。显然,迫使我们流亡的原因和困难,依然存在。

因此,仅仅满足于生活稳定和能够让孩子们去学校是不够的。从沦为流亡者开始,我们的肩上,就担负起了一个民族的未来。这个任务,必须要有人完成,你们永远不要忘记。尽管时光流逝,父母的子女,子女的子女,新的一代又一代在成长,雪域精神始终激荡着境内的藏人,他们从没有忘记争取民族权利,这是很清楚的。因为没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他们被迫通过和平的方式,向全世界宣泄了内心的沉痛,情况就是如此。我常说,作为生活在自由之地的流亡者,我是境内藏人的代言人,从没有说我是他们的领袖,而你们,也要成为境内藏人的代言人。尤其是,在自由的国度里,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必须经常思考,非常重要。比如,汉、藏关系,不仅需要我们的努力,还要看中国政府的行为。但是,流亡社区内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的,无需依赖他人。国际上,支持正义的人很多,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有计划、有成效地工作。

前不久,在西藏儿童村我就说过了,今天,很多藏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聚集在一起,我继续说一说教育问题。从1959年流亡开始,我们最重视的就是教育。当初,在没有任何寺院、民房的时候,我们首先建立了学校。后来,不得不在巴萨(注:在印度东北部)建起一座寺院,那时僧人们都住在那里,之前那是一座战俘营。一开始,我们有三百人,后来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除了这些,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校的建设上。我曾有几次机会与尼赫鲁先生讨论有关西藏问题。我表示,尽管向联合国做了申诉,但西藏问题也许不会很快得到解决。为了让藏民族长久地保存下来,尼赫鲁先生说,最好的方法是让年轻一代藏人接受传统文化和现代知识相结合的教育。我谈了设立藏人学校的愿望,他百分之百地表示支持,并且,提供了当时的一切开支。我征求尼赫鲁先生的意见,我们的教学采用印度语还是英语?他说,英语,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当时,印度的教育部长希里马利(音译)还特别给予了关照。在教育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到处学习、请教。二十年以后,我们有了立足点,成立了几所学校,提高质量变得格外重要。在我们的孩子中,仅有文凭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专业人才。我就这样呼吁着,又过去了三十年,现在看来,效果并不理想。当然,在全世界的流亡者当中,西藏流亡社区的组织和管理是不一样中的不一样。这些好的事情应该让别人去说,我们这些肩负着责任的人,应该听听反面意见,发现失误和不足。这个做法,我们从1957年就开始了。

1956年,我来印度参加佛陀涅磐2500周年纪念日时,和尼赫鲁先生探讨了各方面的问题。他说,返回西藏,加强各项工作是很重要的。当时他手里拿着“十七条协议”,重点部分还划了线,并具体地向我说明,在哪一个条例上应该要强调。因此,抵达亚东后,我与中国的汉人干部会面时,就说了,好的部分由别人讲,我们聚在一起,责任是找出不足。后来,在江孜等地,凡是汉、藏人员聚集的时候,我都谈到了这一点。在江孜,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会讲一、两句藏语的中共官员阴法唐也在场。这也是我一贯的想法,找出自己的不足,吸取教训,不犯同样的错误,是很重要的。中共喜欢把不好的一面,像猫掩藏自己的粪便一样掩藏起来,即不民主,也不诚实。

过去的二十年,在教育方面,我们处在摸索状态。而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出现的不足,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我在西藏儿童村清楚地说过,听说我们的学生,藏语或者英语信写得不合格,这是很糟糕的。如此下去,怎样提高我们的教育水平?像山兔装成石头一样,听不见声音,自以为没有问题是不行的。不能仅仅满足于我们有几万名学生,这么多学校。从流亡那天开始,我们就肩负起了民族未来道路怎么走的责任,要真正地培养出在法律和其他领域的人才,尤其是能够独立研究的专业人才。这样的人有十个,就有十个的作用,有一百个就好了,有一千个就更好了。我们流亡藏人有十多万,希望我们能在各个领域里真正地和其他国家的人并肩同行。我们藏人成为流亡者有五十年的历史了,而中国大陆也有不少流亡者,主要始于89年,现在已有很多人在美国的一些高等院校教学,尽管他们的英语发音不很理想,但是自己很努力地学习,获得很好的成就,有的还担任教授职务。我们藏人有多少?好像不多。

各个定居点也一样,我们的土地是固定的,而人口会增加,仅仅靠种地是不行的,还应该改善经济状况、发展技术、提高质量。早年时候,我很喜欢机械,一听说定居点里有机械培训的事,非常喜欢去,这个机器摸一下,那个机器摸一下,能有机会学习多好,我常这么想。如果我们的定居点有了新的发展,附近的印度百姓及周边所有的人,都可以受益。比如,二十年前我们在卖牛奶,现在还在卖牛奶。能不能在卖牛奶的同时,生产一些奶酪、奶油等奶制品,向其他领域发展?现在,我不能像以前那样,也几乎没有时间去各个定居点走动,但是,几次经过时,我看见定居点里,只剩下了一些陈旧的机器,甚至有鸽子飞来飞去,这是非常失职的。这不是中国政府造成的,也不是印度政府造成的,是我们自己的错,很可悲。听说,定居点的人少了。当然,读过书的人,不会长久地跟在牛的后面,很多人都把孩子放在家里,自己去城里挣钱。所以,为定居点提供现代科学技术,非常重要。尽管自己奋斗也不可忽视,然而,在我们经验不足的时候,必须请教他人。我给你们讲一个例子,开始成立学校的时候,我们的友人,蒲利士•莫瑞斯(polish Moris)女士建议成立儿童村,以家庭的方式,给孩子们分配父母。她的视野很开阔,还跟我说,在west Bengal 附近的那个海,不是很深,如果我们能把水挡在一定的范围内,会出现几千、几万亩的土地,她说,“然后,尊者您制定一个计划,递交印度政府,多好。”

你们中有没有人见过她?她长相平常,走路时,肩膀还是歪歪的,但是,她是一个有独特见解、思想伟大的人。我是说,成立儿童村,不是我们的想法,而是莫瑞斯女士的智慧。

你们中有没有人认识路地(音译)?二十年前的人都认识他。他在瑞士红十字会工作,对我们的事非常热心,也很率直,每天早早地,他把所有的藏人都叫起来劳动,诚挚地以自己的经验指导藏人。从请教别人中,我们获得了很多益处,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尽管如今我们的境况有了改善,但若认为我们这样就可以了,认为我们有了流亡政府、有了议会、有了法院等等,就可以满足了,这是不行的。否则,你的头烂了,鼻子还没有闻出来。所以,必须动起来。你们中很多人在讲,我们相信嘉瓦仁波切,经常这么讲。可是,你们相信的那个人,已经七十三岁了,快七十四岁了。再过十年,就八十三了,过二十年,就九十三了。再就结束了。

刚开始的二十年里,不怪我们,异国它乡,我们熟悉的只有天空和土地,像盲人摸象一样,我们打下了基础。后面的三十年里,我们有一些失误,后悔也晚了。那么,在未来的二十年里,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做出看得见的成绩。否则,将会非常糟糕,非常危险,流亡社区甚至出现严重危机。境内的藏人寄望于我们,心向我们,如果不做出一些事情,我们将成为民族的败类。这是我今天想和你们讲的重要问题。因此,我们知识不足的话,应该请教别人,比如向印度人、其他国家的人,多请教。最近我在新德里治疗期间,住在当地西藏儿童村,看到孩子们晚上做功课,白天到各大学读书。放假的时候,如果儿童村方面的负责人能请来德里的一些退休教授,指导孩子们的学习,一周两、三次,或者几个小时,即使只有在晚上孩子们做功课的时候能够指导一下,解答疑难问题、也会有效果的。这只是一个例子,总之,我们一定要动起来,不动是不行的。

虽然我不了解特别大会的细节,但是,会前,我曾希望所有的雪域之子,能平等地分担民族责任,同心协力地进行讨论。如我希望的那样,讨论的结果似乎不错。主要以藏中关系为主,你们把自己的想法和经验,都说了出来,比如在哪些领域里,我们有成绩?在哪些领域里,我们出现了失误?听说,提出了不少意见。我认为,这样的大会应该定期召开,是一年一次,还是两年一次?应该想一想,这会很好。这次,从西方国家来了不少藏人,你们有什么智慧、意见,应该说出来。尤其是在西方比较有经验的藏人,能抽出几个月,到印度工作一段时间,会非常好。一年中来不了,几年来一次也很好。你们认为这次大会怎么样?像这样常常聚集在一起讨论,你们大家的心里也会有新的感受,对一些问题产生新的关注,以及了解新的情况,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十分有益。

各个定居点,没有经济基础不行。发展定居点的经济是很重要的事,在这方面,大家都要主动地想办法,发挥你们的创造力,不要上面推一推,才动一动。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可行的建议,这是很重要的。上面不可能完全了解不同地区的详细情况。总之,如何发展教育,巩固和改善难民定居点的经济状况,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就这次特别大会,我是中立的。这一点,已讲过,就不多谈了。

而且很快,将在德里召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特别大会,许多支持西藏的组织和团体都会参加,我们应该听听他们的指导和建议。

另外,我想解释一下中间道路。中间道路并没有超越中国宪法和有关民族自治权利的规定,是属于民族自治的权利。据了解,在这次特别大会中,中间道路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我感到高兴,很好。关于这一点,我想说明一下,多卫康三区共同自治的想法,不是在邓小平说的“除了独立之外,什么都可以谈”之后才产生的。早在1974年,我与当时的议长次旺丹增,还有旺多啦、萨迦啦、杰恰拉、尼玛桑波等官员,就讨论过自治问题。次旺丹增与我很好,当时我到瑞士治疗的时候,次旺丹增因为十分担忧而过早去世了,可惜啊……当时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状态,但我们知道迟早要和中国对话,如果寻求独立,是无法实现的。从那时开始,我们的思想里,就已经有了多卫康三区共同自治的思路,只是没有用“中间道路”这个词。1979年,邓小平要见嘉洛顿珠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说:“很好,立刻去。必须听听邓小平都说些什么。”这一点,今天我想向你们说明。在部分文件中,你们说,邓小平说了那些话之后,才有了我们的中间道路,事实不是如此。

所谓对话,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思考。一方面,跟中国政府对话,这一点,现在看来,困难重重;另一方面,跟中国民众对话。上次,我在美国的时候就讲了,我对中国政府的信心越来越稀少,但是,对于汉民族,我的信心没有失去。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有文化传统的民族,说话算数的民族。对汉族人民我是有信心的。大概去年或者前年,在加拿大,我会见了几个藏、汉年轻人,当时我跟他们讲,“你们成立了汉藏友好小组,非常好,应该支持你们。”这个时候,三月事件还没有发生。三月和平抗暴发生后,成立汉藏友好协会就更加重要了。汉族的知识分子有许多人写了很多文章,对中国政府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我们的陈述是合理的,真实的。我见了一些这样的汉族学者。昨天我还会见了一些中国民运人士,他们说:请嘉瓦仁波切当中国民主运动的总领袖。我说,“领袖的话,我就 不必了。”他们也许以为嘉瓦仁波切领头的话,会出现如意妙果吧。我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力量,我两手空空(笑)。总之,他们寄希望于我们。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民运学生开始了与我频繁接触。他们中很多人认为,藏人的和平抗议,是在争取民主和自由,和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渴求是一致的。这些话,我们必须记在心里。政府会更替。比如中国政府,在短短的六十年,中国出现了四个不同的时代,即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和今天的胡锦涛时代,这当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谓共产党的形成,其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是,从邓小平谈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时,中国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了。昨天,我见了几个汉族朋友,我对他们说,邓小平之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毛泽东能返身回来的话,一定会大骂后来者,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右派,应该统统开除!”

这是多么惊人的变化!我认识的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我不需要在这里说出他的名字,他是这个世界很有名的人。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能深刻思考,对事情的了解也相当深入,他曾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曾经喜欢社会主义的中国。几个月前,我们见面时,我问他,“中国,现在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他毫不犹豫地答道,“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极权的资本主义。”因为经济困难等现实原因,使中国放下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目前,中国政府抱着极权,如同狗抱着骨头一样不放。

政府是会变化的,人民是不会变化的。因此,我们谈论对话的时候,不要只想到中国政府,还要想到汉民族。他们中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支持我们。因此要拓宽与汉民族的联系,把我们真正的历史、文化以及真实的现状告诉给他们,以及从1974年开始,我们的主张。要让他们知道真实情况,这是很重要的,一定不能歪曲,知道吗?请你们记住我所讲的这些话。除此之外,没什么更多要说的了,扎西德勒!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