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还是一位异议人士时，我曾经接待过一些来自西方媒体的记者，他们在提问中流露出对我们这些在人口总数中占极少数的异见人士居然公开致力于彻底改变社会感到不可思议，对他们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翻天。而且，恰恰相反，我们的努力似乎只会招来新的迫害。没有任何国家权力机构可以依赖，也无来自某个社会阶层的明确支持，我们的愿望是如此的徒劳。当初记者们提得最多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支持，无论是工人阶层、知识界，或是反叛运动、合法政党，或者其他重要的社会力量，你们能够走多远呢？对这些问题，我们也总是同样的回答。
当时对我们的行为感到惊讶的人认为他们对历史的运行规则了如指掌，能够预测哪些事业可能成功，哪些则希望渺茫；哪些是理性的、现实的要求，哪些则纯属狂想。在当年的谈话中，我多次强调，在极权体制下，社会看上去铁板一块，忠于政权，实际状况却难以窥测。
事实上，这一由于害怕而形成的单一社会实际上比其外表要脆弱得多。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一个随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居然会引发雪崩。这种想法虽然并不是我们当初行为的唯一动力，但是我们确实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永远不要自以为对历史演变的规律了如指掌，自以为可以预测未来。
二十年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抗议示威活动受到无情的镇压，这一事件就像一个小雪球引发了雪崩，极权体制动摇，旋即土崩瓦解。当然，导致政权倒塌的原因很多：体制自身内部的深层危机，周边国家政局的演变以及有利的国际大气候，等等。
无论如何，我们对极权政权如此轻易崩溃感到惊讶。我们异议人士对此同西方的记者以及政治学专家一样感到不可思议。我们也一样，无法预测事态的发展，对事变的后果不知所措。我们过去所追求的是要成为一个自由人，说真话，为国家的实际状况作证，我们并没有想到接管政权。
由于别无选择，我们只好勉为其难，接手权力。然而，就在那时，那些多年来认为我们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人们，又反过来谴责我们对接受政权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对我们的过去指指点点：认为许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做，也做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这些事后诸葛亮谴责我们没有预测到事件发生的趋势，而我们当初曾经向这些疑虑重重的观察家们指出我们并不能够洞察历史、预测未来。但他们却依然谴责我们在梦想成为现实的一天却又难于接受现实。
在当初我们这些异议人士中间，有的是教授，画家，作家，暖气专家，但却没有政治人物。同时，在一个极权国家我们又如何能够平地而生找到政治人物呢？我们当初必须要处理的事务之多实在难以想象。
回想起来，或许在没有准备的状态下承担历史的责任也并非坏事，尤其是当历史车轮加速之时。一般来说，我并不信任有充分准备的人。在和平革命，群情高涨，无私奉献的气氛中，民主政治体制的恢复和经济体制的非国有化看似指日可待。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事实证明，在几个小时之内，甚至在几天内酝酿，准备以及实施所有必要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我曾经多少次因为事情进展艰难、处处碰壁而心烦意乱。对我来说，最为令人惊异的——这应该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历史，但却不能强暴历史。
正如其他前苏联东欧体制国家成员国一样，捷克从一开始就极力推开西方一些机构的大门，尤其是北约和欧盟。加入上述组织的过程十分漫长，期间曾经经历重重困难。我们今天终于稳稳地立足于欧洲，而我们曾经被迫与欧洲分离。然而，我有时怀疑，西方某些老牌民主国家是否后悔接受了欧盟的扩大。如果应该在今天作出决定的话，我不能肯定他们会同当初一样接受我们。
如果果真如此的话，我不会感到意外。这也就是我所要表达的观点，耐心可以得到回报。我们无论是在从事异议活动时还是在建立民主政权国家的漫长过程中都可体会到这一点，拔苗是不可助长的。
事情的发展有一定的阶段，尽管这有时十分令人恼火。说欧盟将永远处于分裂的状态之类的观点是有害的，只会加强我们所在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狂热信奉者，所有局势不稳地区的情况皆证明了这一趋势。而这一趋势只会给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增添更多的磨难，况且，从目前看来，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正在日益蔓延。
从这个意义上讲，耐心是至关重要的。急躁引发傲慢，而傲慢又反过来滋长急躁。我所指的傲慢是自以为是世界上唯一全知全觉的人，是唯一掌握了历史的人，所以有资格对历史发号施令。如果历史的发展超出了自己的预测，就不惜干预。必要的时候，甚至动用武力。共产主义制度就是如此。
在这种傲慢与自信的推动之下，共产主义理论家和设计师们走向了古拉格。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确信他们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奥秘，他们知道怎样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解释呢？对这些知道如何立即为人类谋幸福的人们来说，普通人如何思想是不屑一顾的。对话只是浪费时间，煎鸡蛋必须打破鸡蛋。
东西之间铁幕的倒塌以及被指责为万恶之源的两极世界的结束，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意味着一种奴役世界的暴力形式的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烟消云散。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人类从此进入一个历史之外的美好时代。
此类想法也是对历史的奥秘缺乏谦卑或者缺乏想象力的表现。事实上，历史远没有终结。尽管不少严重威胁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随着东西格局的打破，一些表面上似乎不太严重的威胁开始浮上水面。在全球化的今天，什么样的威胁可以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呢？曾经长期被视为文明世界中心的欧洲，却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我们肯定欧洲会永远如此吗？
今天，任何一个独裁者都可以设法获取一枚原子弹，地区性冲突难道不可能演变成全球性冲突？恐怖分子难道不是比过去拥有更多的攻击方式？欧洲这一历史上首个世俗文明，并不认为自己拥有永恒。然而，欧洲难道不会正是因为缺乏远见而引发各种严重威胁吗？那些充满仇恨、狂热偏执、为仇恨所支配的人难道不是仍在不断地产生吗？而我们的全球化社会又为他们提供了空前的破坏空间。难道我们不是每天都在作出对我们星球产生致命的，无可挽回的后果的各种行动吗？
我个人最近几十年来的经验使我坚信，今天最重要的即是要谦卑地看待世界，尊重我们所不理解的，接受世界上有许多奥秘我们永远也不会了解。在承认我们并不是全知全能、尤其是承认我们并不知道事物的结局的前提下承担我们的责任。其实我们是无知的。但是，没有人可以剥夺我们的希望。同时，没有惊讶的生活也是乏味的。
瓦克拉夫．哈维尔： 1936年出生于布拉格，哲学家、剧作家。《七七宪章》撰写者之一，曾被监禁多年。1989年“丝绒革命”后，1993年到2003年期间任捷克总统。此文原载2009年10月31日《世界报》。
转自：https://ranyunfei.com/
2009年11月29日星期日
2009年11月28日星期六
台湾感叹：美国满意、大陆高兴 台湾与西藏被牺牲了！
美国总统奥巴马虽已离开北京，但是他与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所签署的联合声明，在美中台三地所引发的动荡，依旧余波未息。这项联合声明或许是继美中三个公报之后，规范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文件，称它为第四公报，也许有人认为言过其实，但这项联合声明绝对会是奥巴马执政期间，中美关系的指导纲领。
中国时报社论指出，中美两国过去也曾签署过公报与协议，但胡奥联合声明中的台湾部分，却与过去所有文件，有几点明显不同：
首先，是核心利益的提出与确认。声明中特别强调，中美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是确保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在此，美国的核心利益并不是重点，重点在确立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主权与领土完整原则。尽管所指为何没有明讲，但胡锦涛在记者会上进一步表示，「在台湾等问题上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奥巴马表示尊重「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都明确化了核心利益，指的就是台湾与西藏事务，而美国必须尊重，无权干预。
其次是，没有提台湾安全。过去任何关于两岸的声明或谈话中，美国向来把《台湾关系法》、或「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与美中三公报并提，可是竟然在这个正式文件中没有，虽然也许美方会在稍后重申，但是效力总不及两国元首的联合声明。
前一天奥巴马与上海学生见面时，未提《台湾关系法》，已经是个警讯，联合声明签署后，奥巴马在记者会上补提，似想求得平衡，但马上被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驳斥，他表示「联合声明」才是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则文件，中国坚决反对《台湾关系法》，以及反对售台军备，「这一点没什么好含糊的」。
其三是，美国对政治谈判的期待，与中国的态度逐步趋同。过去美方期待两岸对话云云，只是希望降低紧张，但在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出「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它领域的对话与互动」，正符合大陆对台的最新政策。
近日，无论是连战在新加坡与胡锦涛见面，或是郑必坚所率领的来台访问团，大陆都提出政治对话或谈判，但是马政府向来坚持先经后政，与国安单位有密切关系的学者提出启动政治对话三条件说，其中之一就有「国际社会接受」的前提，可是现在美国态度如果与大陆一致，将有违华盛顿过去六项对台保证中「不会促谈」的承诺。
奥巴马会倾斜到这个程度，其实有迹可循；《金融时报》比喻此行有如负债人上债主家拜访，态度不可能硬得起来，除了中国手中持有六千亿美国政府公债之外，从气候变化、经济危机、甚至全球安全等等议题，美国都必须与中国合作，承认中国的崛起，接受共治全球的事实。
另一方面，虽然美国独霸已不可能，但不甘被中国推出亚太，相反的，更想要积极参与，奥巴马在东京演讲时公开宣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驻日美军坚持要留在冲绳，美国开始成为东协对话伙伴，亚太自由贸易新机制更不会缺席。
在这些因素交错之下，美国以退让出中国核心利益，来交换中国不反对美国继续留在亚太，在全球事务上与美国积极配合，这算是个合算的交易，美国满意、大陆高兴、亚太各国安心，唯一被牺牲的，恐怕就只有台湾与西藏了。
联合声明是美中台关系的重大变化，虽然有国际结构的因素，但马政府的「国安」团队有责任了解造成此情势的前因后果，首先，如果美国事先通报内容，而「国安」决策单位没有慎重以对、严正反应，显有失职之嫌，如果美国事先连招呼都没有打，或是台湾方面没有听到风声，那就更令人担心了。
据说下周美国要派人来台说明，台湾方面应该借机向美国表达不同意的立场，让美方经由高层公开发言，或如军售等实际行动，确认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以逐步修正联合声明的方向。同时在联合声明之后，大陆要求和平谈判的压力将接踵而来，可以想见北京一定会把ＥＣＦＡ与谈判挂勾，处理的不好，不是让ＥＣＦＡ触礁，就是将会引发朝野对立，小则影响选情，大则造成岛内分裂，当政者不可不审慎因应。
娄行健进入我的空间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7674f50100gptx.html
转自《民间藏事》
中国时报社论指出，中美两国过去也曾签署过公报与协议，但胡奥联合声明中的台湾部分，却与过去所有文件，有几点明显不同：
首先，是核心利益的提出与确认。声明中特别强调，中美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是确保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在此，美国的核心利益并不是重点，重点在确立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主权与领土完整原则。尽管所指为何没有明讲，但胡锦涛在记者会上进一步表示，「在台湾等问题上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奥巴马表示尊重「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都明确化了核心利益，指的就是台湾与西藏事务，而美国必须尊重，无权干预。
其次是，没有提台湾安全。过去任何关于两岸的声明或谈话中，美国向来把《台湾关系法》、或「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与美中三公报并提，可是竟然在这个正式文件中没有，虽然也许美方会在稍后重申，但是效力总不及两国元首的联合声明。
前一天奥巴马与上海学生见面时，未提《台湾关系法》，已经是个警讯，联合声明签署后，奥巴马在记者会上补提，似想求得平衡，但马上被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驳斥，他表示「联合声明」才是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则文件，中国坚决反对《台湾关系法》，以及反对售台军备，「这一点没什么好含糊的」。
其三是，美国对政治谈判的期待，与中国的态度逐步趋同。过去美方期待两岸对话云云，只是希望降低紧张，但在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出「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它领域的对话与互动」，正符合大陆对台的最新政策。
近日，无论是连战在新加坡与胡锦涛见面，或是郑必坚所率领的来台访问团，大陆都提出政治对话或谈判，但是马政府向来坚持先经后政，与国安单位有密切关系的学者提出启动政治对话三条件说，其中之一就有「国际社会接受」的前提，可是现在美国态度如果与大陆一致，将有违华盛顿过去六项对台保证中「不会促谈」的承诺。
奥巴马会倾斜到这个程度，其实有迹可循；《金融时报》比喻此行有如负债人上债主家拜访，态度不可能硬得起来，除了中国手中持有六千亿美国政府公债之外，从气候变化、经济危机、甚至全球安全等等议题，美国都必须与中国合作，承认中国的崛起，接受共治全球的事实。
另一方面，虽然美国独霸已不可能，但不甘被中国推出亚太，相反的，更想要积极参与，奥巴马在东京演讲时公开宣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驻日美军坚持要留在冲绳，美国开始成为东协对话伙伴，亚太自由贸易新机制更不会缺席。
在这些因素交错之下，美国以退让出中国核心利益，来交换中国不反对美国继续留在亚太，在全球事务上与美国积极配合，这算是个合算的交易，美国满意、大陆高兴、亚太各国安心，唯一被牺牲的，恐怕就只有台湾与西藏了。
联合声明是美中台关系的重大变化，虽然有国际结构的因素，但马政府的「国安」团队有责任了解造成此情势的前因后果，首先，如果美国事先通报内容，而「国安」决策单位没有慎重以对、严正反应，显有失职之嫌，如果美国事先连招呼都没有打，或是台湾方面没有听到风声，那就更令人担心了。
据说下周美国要派人来台说明，台湾方面应该借机向美国表达不同意的立场，让美方经由高层公开发言，或如军售等实际行动，确认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以逐步修正联合声明的方向。同时在联合声明之后，大陆要求和平谈判的压力将接踵而来，可以想见北京一定会把ＥＣＦＡ与谈判挂勾，处理的不好，不是让ＥＣＦＡ触礁，就是将会引发朝野对立，小则影响选情，大则造成岛内分裂，当政者不可不审慎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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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民间藏事》
2009年11月26日星期四
在奥巴马总统提及“某些根本权利”的时候
文/唯色
11月17日，对于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新闻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到北京了。全世界都在注目他阳光般的微笑，注目他与面无表情的中共元首胡锦涛向全球重要媒体讲话，也注目他终于提到了“所有的男女拥有某些根本的权利……是普世的权利，应该是所有的人民、所有的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少数群体都应该可以得到”。是的，他还提到了中共统战部官员朱维群最近声称的总是“让中共不快”的达赖喇嘛。之前的一天，他在上海向一些精挑细选且被集中培训过的中国男女青年演讲时，还提到了言论自由，说“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信息自由和政治上的参与自由是普世权利。”
但与此同时，在这个极其寒冷的冬天，还有一些相当少数的人，人微言轻的人，无力回天的人，深感震惊地获悉了在严密禁锢中的藏地，两位年轻的藏人作家贡却才培和更嘎仓央，因言获罪，被判重刑，失去了“所有的男女拥有某些根本的权利”。
几位外媒记者问过我类似的问题，即怎么看待奥巴马的访华？他有没有符合你的期待？我的答复是，应该说，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从去年希拉里访华避谈人权，直至奥巴马抵达中国，虽然声称人权议题将会是话题，然而风度潇洒地犹如明星登场的奥巴马总统，依然显得过于地轻描淡写了。对此，虽然不能说大失所望，甚至因为有所预料而基本上可以淡定地看待，然而，当奥巴马总统能够面对世界上最大的极权制度的首脑，说出“所有的男女拥有某些根本的权利”，我还是感动了。尽管我不理解，为何奥巴马总统就不能清晰地说出这“某些根本的权利”是什么？难道“人权”这个词是这么拗口吗？也许奥巴马总统更有文学家的情怀，需要用修饰的、婉转的方式来指代人权，而直截了当地说出“人权”，或许会显得比较粗鲁吧。
贡却才培和更嘎仓央都是用藏语写作的知名作家，在去年西藏事件中，亲眼目睹家乡的父老乡亲不顾一切走上街头，发出抗议的声音，为此在网络上披露心声，讨论真相，而这竟然就成了获罪的理由，被认为是危害了“国家安全”，泄露了“国家机密”，也即是说，国家利用权力镇压反抗民众的暴力行为，属于做得而说不得的“秘密”，谁敢说出去，那就成了国家的敌人，将遭到国家毫不留情的制裁。
贡却才培于今年2月26日被捕，最近被当地政府判处有期徒刑15年；更嘎仓央于今年3月17日被捕，最近被当地政府判处有期徒刑5年，而在判决之前，他们的家人谁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类似状况实际上在藏地非常普遍，许多家庭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失踪的亲人是被捕了，还是遇到更大的不测了，甚至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找他们。法律成了一纸空文，黑箱操作的结果毫无公正可言。令人担忧的是，从已经获悉的情况来看，不久的将来恐将有更多的藏人，亦可能面临或已经面临因司法不公正、黑箱操作而构成的牢狱重刑，这也意味着，将有或者已经有更多的藏人失去奥巴马总统所说的“所有的男女拥有某些根本的权利”。
有增无减的镇压，这才是西藏的现实。但说实话，我们已经很难寄望那些说不出人权两个字的世界政要们，秉持坚定的人道立场了。
2009-11-19，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2009年11月24日星期二
声援艾未未的网络呼吁
现在，艺术家艾未未的命运正被黑暗笼罩，他正在遭受种种威胁和不公正的对待。因此，我们呼吁所有关注艾未未的人身安全和他所从事的正义事业的人们，参加此封公开信的签署。
长期以来,艾未未一直依照一个中国公民的良知和正义感合理合法地做事。去年汶川地震之后，由于有超过五千名中小学生在地震中遇难，艾未未和他的同事们开始对学生遇难名单进行公民调查，推动兑现温家宝总理对人民的承诺，查明校舍大面积毁灭性倒塌的原因。今年8月，艾未未赴四川成都，为另一位被逮捕的死难学生调查人员谭作人出庭作证。但就在出庭的前一天夜里，艾未未在旅馆里遭到成都警方的非法拘禁和殴打，致使他第二天无法出庭作证。为此，艾未未向成都市公安局提出申诉。不久，在德国举办展览时，艾未未被查出颅骨内侧因受到重挫而大面积出血。幸好手术及时，否则艾未未会有生命危险。回国后，由于申诉规定的答复期已过，艾未未多次致电成都市公安局要求给予答复，均遭到拖延。11月16日，艾未未终于收到成都市警方的答复：“——民警在处警过程中，严格依法履职，不存在非法拘禁等问题。”也就是说，成都警方彻底否认了警察打人和非法拘禁公民的违法行为。接着，公安部于11月19日派人到中国银行调查艾未未的银行账户情况，理由是艾未未“涉嫌诈骗”。
事到如今，我们不得不对艾未未的人身安全表示公开的关注。我们不知道今后艾未未还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他的名誉将会受到何种损害。因此，我们呼吁一切支持他的行动并钦佩他的人格和良知的人们，在他遭受威胁的时候和他站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式进行声援！
同时，我们呼吁停止一切对艾未未的威胁与迫害，强烈要求警方遵守宪法和法律，保护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正义诉求。
请愿意签名者按如下格式发邮件到shengyuanaiweiwei@gmail.com
姓名，居住城市，从事职业
感谢您的支持！
第一批签名者如下:
刘县书，北京，自由职业。请未未多保重，我相信他，敬佩他，支持他。
石涛，北京，出版策划人
罗亚旗，北京，编辑
严勇，北京，自由职业
张松，北京，非职业者
高岭，北京，企划
李兵，北京，个体业主
许知远，北京，作家
辛虹，纽约，自由职业
杨倩, 英国, 医学科研
杜阿古，北京，IT经理人
秦汉哲，北京，出版业
狗子（贾新栩），北京，编辑/话剧演员
田怀信，北京，自由职业
晏礼中，北京，杂志记者
高远，北京，摄影师
胡晋尼玛，北京，编辑
尤洋，北京，专栏作家/艺术活动策划人
史建，北京，策划人
查建英，北京，作家
栗宪庭，北京，艺术评论家，策展人
刘苏里，北京，书店总经理，书评人
郝军，北京，律师
李艳，北京，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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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为民，北京，自由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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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庙（张世和）， 北京， 人
路佳瑄 作者，独立出版人
黄继新，北京，编辑
陶白 江苏南京 诗人
陈家坪 北京 诗人
周濂 北京 学者
长期以来,艾未未一直依照一个中国公民的良知和正义感合理合法地做事。去年汶川地震之后，由于有超过五千名中小学生在地震中遇难，艾未未和他的同事们开始对学生遇难名单进行公民调查，推动兑现温家宝总理对人民的承诺，查明校舍大面积毁灭性倒塌的原因。今年8月，艾未未赴四川成都，为另一位被逮捕的死难学生调查人员谭作人出庭作证。但就在出庭的前一天夜里，艾未未在旅馆里遭到成都警方的非法拘禁和殴打，致使他第二天无法出庭作证。为此，艾未未向成都市公安局提出申诉。不久，在德国举办展览时，艾未未被查出颅骨内侧因受到重挫而大面积出血。幸好手术及时，否则艾未未会有生命危险。回国后，由于申诉规定的答复期已过，艾未未多次致电成都市公安局要求给予答复，均遭到拖延。11月16日，艾未未终于收到成都市警方的答复：“——民警在处警过程中，严格依法履职，不存在非法拘禁等问题。”也就是说，成都警方彻底否认了警察打人和非法拘禁公民的违法行为。接着，公安部于11月19日派人到中国银行调查艾未未的银行账户情况，理由是艾未未“涉嫌诈骗”。
事到如今，我们不得不对艾未未的人身安全表示公开的关注。我们不知道今后艾未未还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他的名誉将会受到何种损害。因此，我们呼吁一切支持他的行动并钦佩他的人格和良知的人们，在他遭受威胁的时候和他站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式进行声援！
同时，我们呼吁停止一切对艾未未的威胁与迫害，强烈要求警方遵守宪法和法律，保护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正义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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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援藏人士呼吁世人拯救西藏
【挪威西藏之声11月24日报导】正在印度全国展开“百日声援西藏”行动的印度支持西藏人士玛海希·雅戴夫博士呼吁世人为全球安宁，共同拯救西藏。
设立在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的全球爱德基金会（Global Amity Foundation）负责人、长期支持西藏问题的印度知名学者玛海希·雅戴夫博士于今天（24日）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从今年10月24日「联合国日」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展开的“百日声援西藏”行动，目前已结束对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和古吉拉特邦的活动项目。
玛海希·雅戴夫表示，（录音）他于昨天（23日）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索拉特城市中，用鲜血绘画了美国总统欧巴马和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的肖像，呼吁当地民众共同关注和支持西藏自由斗争。玛海希·雅戴夫博士还批评爱好和平的欧巴马总统竟然公开宣称西藏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他说，今天（周二）前往印度中央邦休息两天后，将赴印度南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境内继续展开活动，这一百日声援西藏行动预计在明年3月10日「西藏三·十自由抗暴纪念日」当天将在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恰尔邦达旺县宣告结束。
玛海希·雅戴夫还介绍说，（录音）展开这一百日声援西藏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呼吁联合国100个发达国家加大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同时要求印度为首的全球民众，为了印度的国防安全及全球和平，共同拯救西藏民族。玛海希·雅戴夫说，他的这一活动先后收到了印度各大媒体和民众的支持和关注。
玛海希博士每年定期周游印度全国展开「血写请愿信声援西藏活动」，受到印度高层至民间的极大关注。他之前也向印度总理呈交用自身献血书写的请愿信，要求印度政府关注西藏当前局势，给予政治上的全力支持。玛海希·雅戴夫博士也曾要求印度总统和美国总统把中国列为“恐怖国家”的名单中，并撤销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职位。
设立在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的全球爱德基金会（Global Amity Foundation）负责人、长期支持西藏问题的印度知名学者玛海希·雅戴夫博士于今天（24日）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从今年10月24日「联合国日」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展开的“百日声援西藏”行动，目前已结束对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和古吉拉特邦的活动项目。
玛海希·雅戴夫表示，（录音）他于昨天（23日）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索拉特城市中，用鲜血绘画了美国总统欧巴马和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的肖像，呼吁当地民众共同关注和支持西藏自由斗争。玛海希·雅戴夫博士还批评爱好和平的欧巴马总统竟然公开宣称西藏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他说，今天（周二）前往印度中央邦休息两天后，将赴印度南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境内继续展开活动，这一百日声援西藏行动预计在明年3月10日「西藏三·十自由抗暴纪念日」当天将在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恰尔邦达旺县宣告结束。
玛海希·雅戴夫还介绍说，（录音）展开这一百日声援西藏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呼吁联合国100个发达国家加大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同时要求印度为首的全球民众，为了印度的国防安全及全球和平，共同拯救西藏民族。玛海希·雅戴夫说，他的这一活动先后收到了印度各大媒体和民众的支持和关注。
玛海希博士每年定期周游印度全国展开「血写请愿信声援西藏活动」，受到印度高层至民间的极大关注。他之前也向印度总理呈交用自身献血书写的请愿信，要求印度政府关注西藏当前局势，给予政治上的全力支持。玛海希·雅戴夫博士也曾要求印度总统和美国总统把中国列为“恐怖国家”的名单中，并撤销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职位。
2009年11月22日星期日
曹长青：奥巴马胡锦涛，分辨不出谁是谁
对奥巴马的首次中国行，我在他行前曾撰文预测，不会有实效。结果却是更糟：奥巴马没在任何问题上挑战中国独裁者，全方位妥协。美国媒体对此一片批评之声。最尖锐、幽默的是《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米尔班克（Dana Milbank），他说，“听这俩人讲话，你很难分辨哪个是奥巴马，哪个是胡锦涛。”因他俩调子太像了。奥巴马的首次中国行，还创了多项第一：
第一，奥巴马是美国首位任期第一年就到共产中国访问的总统。前任的布什父子，克林顿等，都没这样做。奥巴马给足北京独裁者面子。
第二，奥巴马是过去18年来首位美国总统，拒绝会见来美访问的达赖喇嘛，目的也是为了讨好北京。
第三，中美联合声明，首次只是强调北京官方的一个中国和三个公报，只字没提《台湾关系法》；同时奥巴马还有两个新提法：一是美国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美国欢迎中国强大。连在去年总统大选时力挺他的《华盛顿邮报》都看不下去，发表社论批评奥巴马，说中国仍是专制国家，奥巴马“使用‘欢迎’这个词是错误的”。难道欢迎专制的力量崛起强大，挑战自由世界？
第四，奥巴马的中国之行，完全没提到对台军售，保卫台湾安全。在跟上海大学生对谈时，有人提出对台军售问题，奥巴马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这个问题。明显也是为了讨好中共。
第五，奥巴马在上海演讲和回答问题，洋洋洒洒上万字，竟连“人权”这两个字都没提及，更别说谴责中共恶劣的人权纪录。德国总理默克尔访中时，在北京特意会见了中国异议人士；布什总统两次访中，都到北京的教堂做礼拜，以示支持宗教自由。但奥巴马却什么姿态都没有做。
但奥巴马却热衷跟中共安排的所谓学生“对谈”。经网上人肉搜索，四个提问的学生，三个是冒牌，都是中共团委干部；那个学生，也是班级党支部副书记和辅导员。《纽约时报》采访到一个会场学生，她说事先被当局培训四天，被要求不得提西藏和人权问题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也对香港《南华早报》证实，当局对这些学生进行了背景审查。
这些中国大学生如此被官方操控，无法不让人想到马政府最近宣布的承认中国学历。中国这些被当局控制、意识形态洗脑的学生们，在学历被台湾承认之后，如果大量涌入台湾，拿到教职，或进入学术界等，对台湾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前景是可怕的。
奥巴马从新加坡抵达上海那个夜晚，自己打着黑伞走出飞机。随后中国网络上就有一条流行语非常爆红：“一个黑人总统，穿一件黑衣，在一个黑夜，撑一把黑伞，走進了一个黑暗的国家。”
但遗憾的是，应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既没有向这种黑暗挑战，也没有向处于黑暗之中、渴望自由的中国人传递出光明的信号，更没有发出保卫民主台湾安全的声音；他的首次中国之行，是向独裁中国的妥协之行。他虽创造了多项第一，但都是耻辱的记录。
——原载《自由时报》2009年11月23日
第一，奥巴马是美国首位任期第一年就到共产中国访问的总统。前任的布什父子，克林顿等，都没这样做。奥巴马给足北京独裁者面子。
第二，奥巴马是过去18年来首位美国总统，拒绝会见来美访问的达赖喇嘛，目的也是为了讨好北京。
第三，中美联合声明，首次只是强调北京官方的一个中国和三个公报，只字没提《台湾关系法》；同时奥巴马还有两个新提法：一是美国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美国欢迎中国强大。连在去年总统大选时力挺他的《华盛顿邮报》都看不下去，发表社论批评奥巴马，说中国仍是专制国家，奥巴马“使用‘欢迎’这个词是错误的”。难道欢迎专制的力量崛起强大，挑战自由世界？
第四，奥巴马的中国之行，完全没提到对台军售，保卫台湾安全。在跟上海大学生对谈时，有人提出对台军售问题，奥巴马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这个问题。明显也是为了讨好中共。
第五，奥巴马在上海演讲和回答问题，洋洋洒洒上万字，竟连“人权”这两个字都没提及，更别说谴责中共恶劣的人权纪录。德国总理默克尔访中时，在北京特意会见了中国异议人士；布什总统两次访中，都到北京的教堂做礼拜，以示支持宗教自由。但奥巴马却什么姿态都没有做。
但奥巴马却热衷跟中共安排的所谓学生“对谈”。经网上人肉搜索，四个提问的学生，三个是冒牌，都是中共团委干部；那个学生，也是班级党支部副书记和辅导员。《纽约时报》采访到一个会场学生，她说事先被当局培训四天，被要求不得提西藏和人权问题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也对香港《南华早报》证实，当局对这些学生进行了背景审查。
这些中国大学生如此被官方操控，无法不让人想到马政府最近宣布的承认中国学历。中国这些被当局控制、意识形态洗脑的学生们，在学历被台湾承认之后，如果大量涌入台湾，拿到教职，或进入学术界等，对台湾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前景是可怕的。
奥巴马从新加坡抵达上海那个夜晚，自己打着黑伞走出飞机。随后中国网络上就有一条流行语非常爆红：“一个黑人总统，穿一件黑衣，在一个黑夜，撑一把黑伞，走進了一个黑暗的国家。”
但遗憾的是，应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既没有向这种黑暗挑战，也没有向处于黑暗之中、渴望自由的中国人传递出光明的信号，更没有发出保卫民主台湾安全的声音；他的首次中国之行，是向独裁中国的妥协之行。他虽创造了多项第一，但都是耻辱的记录。
——原载《自由时报》2009年11月23日
2009年11月20日星期五
我们的文化谁做主
我们的文化谁做主–读宗喀教授《复活的记忆》有感
今天读书，在《民族研究》上翻到一篇宗喀•漾正冈布教授写的《复活的记忆–却西德哇传统村运会的应用人类学研究》。在这篇文章中，宗喀教授向我们描述了却西德哇传统运动流失的外缘内因。
他写到：“首先，以贡本(塔尔寺) 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寺院的衰落，使与之相关的节日民俗逐渐淡化，传统民俗游戏的文化场域发生了变化。传统寺院教育的中断也使当地藏人的文化传承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其次，却西德哇不是官方确认的民族自治单位，当地小学和中学教育中缺少藏语文等民族教育内容。再次，在20世纪50 年代以前，村里只有一条勉强可以走马车的季节性土路通往外界，随着交通和通讯方式的改善，却西德哇与外界的联系加强。在现代文化大量进入却西德哇后，传统的民俗文化逐渐处于边缘地位。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却西德哇传统的民俗文化逐渐淡出了村民的视野。”然后如何在却西德哇举办村运会以图逐步恢复这些传统民俗，以及近年的恢复现状。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切都相当的成功，“传统村运会经过连续三届的举办，受到了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广大村民的欢迎。首先“冈多”(脚石) 、“呜多”(抛尔石) 、“江塔”(高杆秋千)、 “撅添”(蹬棍儿) 、“九”(藏棋) 、“阿米惹阿”(撕羊羔) 等一批曾给却西德哇老年人带来生活乐趣的游戏，现在也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从第二届开始，年轻人不再要求将篮球也列入传统村运会。在第三届村运会上，在村民的要求下，富有游牧特色的游戏“夏绰”(意即“马上抢帽子”) 也得到恢复。其次，村运会的参观和参与人数不断增加，第一届是3 万人左右，到了第三届已达到7 万多人。传统村运会受到当地和附近各族、各界的广泛关注，可容纳6 万人的场地也已爆满。更重要的是，调查者在2004 年夏天就已发现，村中的一些年轻女孩开始缝制传统服饰，为下一届村运会作做准备，可见传统村运会已对年轻人发生了影响。却西德哇村委会在村运会的组织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赢得了村民的尊敬，村民们认为村干部为村里做了件有意义的事。这也进一步融洽了村民委员会与村民之间的关系。”这些成功让这个传统民俗文化的再现成为“却西德哇模式”被其他地方接受效仿。
从文中读到却西德哇的传统民俗在得以逐渐恢复并且开始有年轻人学习，继承，我是欣慰的，然而如果不是却西德哇这样因为地缘或者其他原因而被“边缘化”的村子，有谁来关心过自己身上的民俗记忆正在被涂抹擦去？
记得在西南一个小城，那里生活这的许多少数族群，在“赶场”（一种在特定的日子举办的民间集市，进行几个村庄间的钱物或者物物交换，并且在特别的日子会有男女对歌恋爱，赛马，斗牛等社交活动）对山歌时，年轻男子多能用“木叶”–一种特别的植物叶子，不大不小，不厚不薄–放在唇间来吹奏特别的调子，据说，知道歌曲越多越完整，吹奏的越流顺的小伙子倍受姑娘亲睐。然而随着十四、五岁乃至十二、三岁就得进城求学，或者到更远的地方去打工，城市里面的居民，尤其不是那个文化圈中的民族的居民，受不了木叶尖锐的哨音，也不再理解他们歌中的意思，对于他们，那是不能忍受的噪音或者没有意义的音节，于是在公共场合吹木叶一度被认为是“乡下的”、“没有教养”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会吹木叶，就好象很多年轻人不再会使用那些没有文字的古老语言一样。
我的一位没有学过藏文的挚友这样说过，因为没有学过自己的文字，所以对自己的文化的每个细节都特别重视，特别的珍惜，尽管这其中道路坎坷与无数的无可奈何，可是一直以来都没有放弃过对本族文化的认同以及追求。可是就是这样，她依然在某些场合受到排挤–仅仅是因为她没有学过藏文！可是回头来看看，有些学习了藏文的孩子又怎样呢？一样喜欢hip-hop，一样喜欢在酒吧喝酒打牌，一样喜欢所谓的非主流；有几人能完整的说篇祭辞？又有几人能完整的唱段民歌？真正是否拿过时间好好省视过自己，就是因为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觉得无所谓，因此而从自己的身上流失掉了很多民族记忆？！
再有一种情况，我想，它跟旅游经济的发展与政府的宣传策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傣族的“泼水节”。在旅游经济的发展下，在政府的营销策略上开展了著如“天天泼水节”、“泼水节•印象”等项目，使之成为西双版纳乃至云南的旅游符号，成为了商业包装和产品推广的手段，真可谓是“人来就过泼水节”。那么原来傣族关于泼水节的古老传说和宗教信仰体系赋予泼水节的民俗文化意义便荡然无存。天天泼水节的现在，谁还记得该是何时何日举行此盛大节日？谁还在节日的过程辛勤准备神圣祭祀？谁还在节日之中为云云众生唱一首吉祥的泼水歌？政府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我们的文化是被摧毁了还是得到发展保留了？在我看来，文化中的一切的一切都被一种现世的，金钱利益的东西取而代之。好好思考一下，我们身边有多少“泼水节”正在被举办着？
我特别赞同文章中引用的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在讨论社会记忆如何保持和传播时，将社会记忆、纪念仪式、身体实践三者结合起来，认为社会记忆催生了纪念仪式，又在纪念仪式中得以体现，并在仪式中影响到个人，使得民俗得以在体化实践中操演。他认为，身体力行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极为有效的记忆系统，沉淀在身体上的社会实践可以很好地保存过去。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以及文化背后的一套生存系统，如何在世界一体化的大浪潮中求得我们弱小文化的生存是摆在我们–尤其是当代社会下年轻人的一道艰巨命题！
藏地五色
http://dechendrolma.tibetcul.com/69272.html
转自民间藏事
今天读书，在《民族研究》上翻到一篇宗喀•漾正冈布教授写的《复活的记忆–却西德哇传统村运会的应用人类学研究》。在这篇文章中，宗喀教授向我们描述了却西德哇传统运动流失的外缘内因。
他写到：“首先，以贡本(塔尔寺) 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寺院的衰落，使与之相关的节日民俗逐渐淡化，传统民俗游戏的文化场域发生了变化。传统寺院教育的中断也使当地藏人的文化传承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其次，却西德哇不是官方确认的民族自治单位，当地小学和中学教育中缺少藏语文等民族教育内容。再次，在20世纪50 年代以前，村里只有一条勉强可以走马车的季节性土路通往外界，随着交通和通讯方式的改善，却西德哇与外界的联系加强。在现代文化大量进入却西德哇后，传统的民俗文化逐渐处于边缘地位。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却西德哇传统的民俗文化逐渐淡出了村民的视野。”然后如何在却西德哇举办村运会以图逐步恢复这些传统民俗，以及近年的恢复现状。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切都相当的成功，“传统村运会经过连续三届的举办，受到了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广大村民的欢迎。首先“冈多”(脚石) 、“呜多”(抛尔石) 、“江塔”(高杆秋千)、 “撅添”(蹬棍儿) 、“九”(藏棋) 、“阿米惹阿”(撕羊羔) 等一批曾给却西德哇老年人带来生活乐趣的游戏，现在也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从第二届开始，年轻人不再要求将篮球也列入传统村运会。在第三届村运会上，在村民的要求下，富有游牧特色的游戏“夏绰”(意即“马上抢帽子”) 也得到恢复。其次，村运会的参观和参与人数不断增加，第一届是3 万人左右，到了第三届已达到7 万多人。传统村运会受到当地和附近各族、各界的广泛关注，可容纳6 万人的场地也已爆满。更重要的是，调查者在2004 年夏天就已发现，村中的一些年轻女孩开始缝制传统服饰，为下一届村运会作做准备，可见传统村运会已对年轻人发生了影响。却西德哇村委会在村运会的组织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赢得了村民的尊敬，村民们认为村干部为村里做了件有意义的事。这也进一步融洽了村民委员会与村民之间的关系。”这些成功让这个传统民俗文化的再现成为“却西德哇模式”被其他地方接受效仿。
从文中读到却西德哇的传统民俗在得以逐渐恢复并且开始有年轻人学习，继承，我是欣慰的，然而如果不是却西德哇这样因为地缘或者其他原因而被“边缘化”的村子，有谁来关心过自己身上的民俗记忆正在被涂抹擦去？
记得在西南一个小城，那里生活这的许多少数族群，在“赶场”（一种在特定的日子举办的民间集市，进行几个村庄间的钱物或者物物交换，并且在特别的日子会有男女对歌恋爱，赛马，斗牛等社交活动）对山歌时，年轻男子多能用“木叶”–一种特别的植物叶子，不大不小，不厚不薄–放在唇间来吹奏特别的调子，据说，知道歌曲越多越完整，吹奏的越流顺的小伙子倍受姑娘亲睐。然而随着十四、五岁乃至十二、三岁就得进城求学，或者到更远的地方去打工，城市里面的居民，尤其不是那个文化圈中的民族的居民，受不了木叶尖锐的哨音，也不再理解他们歌中的意思，对于他们，那是不能忍受的噪音或者没有意义的音节，于是在公共场合吹木叶一度被认为是“乡下的”、“没有教养”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会吹木叶，就好象很多年轻人不再会使用那些没有文字的古老语言一样。
我的一位没有学过藏文的挚友这样说过，因为没有学过自己的文字，所以对自己的文化的每个细节都特别重视，特别的珍惜，尽管这其中道路坎坷与无数的无可奈何，可是一直以来都没有放弃过对本族文化的认同以及追求。可是就是这样，她依然在某些场合受到排挤–仅仅是因为她没有学过藏文！可是回头来看看，有些学习了藏文的孩子又怎样呢？一样喜欢hip-hop，一样喜欢在酒吧喝酒打牌，一样喜欢所谓的非主流；有几人能完整的说篇祭辞？又有几人能完整的唱段民歌？真正是否拿过时间好好省视过自己，就是因为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觉得无所谓，因此而从自己的身上流失掉了很多民族记忆？！
再有一种情况，我想，它跟旅游经济的发展与政府的宣传策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傣族的“泼水节”。在旅游经济的发展下，在政府的营销策略上开展了著如“天天泼水节”、“泼水节•印象”等项目，使之成为西双版纳乃至云南的旅游符号，成为了商业包装和产品推广的手段，真可谓是“人来就过泼水节”。那么原来傣族关于泼水节的古老传说和宗教信仰体系赋予泼水节的民俗文化意义便荡然无存。天天泼水节的现在，谁还记得该是何时何日举行此盛大节日？谁还在节日的过程辛勤准备神圣祭祀？谁还在节日之中为云云众生唱一首吉祥的泼水歌？政府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我们的文化是被摧毁了还是得到发展保留了？在我看来，文化中的一切的一切都被一种现世的，金钱利益的东西取而代之。好好思考一下，我们身边有多少“泼水节”正在被举办着？
我特别赞同文章中引用的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在讨论社会记忆如何保持和传播时，将社会记忆、纪念仪式、身体实践三者结合起来，认为社会记忆催生了纪念仪式，又在纪念仪式中得以体现，并在仪式中影响到个人，使得民俗得以在体化实践中操演。他认为，身体力行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极为有效的记忆系统，沉淀在身体上的社会实践可以很好地保存过去。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以及文化背后的一套生存系统，如何在世界一体化的大浪潮中求得我们弱小文化的生存是摆在我们–尤其是当代社会下年轻人的一道艰巨命题！
藏地五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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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民间藏事
有谁问过藏传佛教鎏金佛像的来历？
文/丁一夫
2009年1月，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举办的大型电视节目“寻宝”播出了“走进无锡”，参与总人数突破2000，参选物件近万件，由专家鉴定，真品率达到了 15％，大大高于全国5％的水平。在入围民间“国宝”的珍品中，出现了一件藏传佛教的明代双手托宝无量寿铜鎏金佛像。专家宣布，此尊无量寿佛，跏趺坐于双层莲花之上，双手托寿瓶，面相庄重慈祥。此佛像高73厘米，质地非常滋润，做工精细，生动，优美，从材质，造型，工艺分析判断，此佛应为宫廷和大寺庙所造，时代特征明显，十分罕见。于是，这尊佛像在青铜组里战胜了春秋时期和西周时期的铜鼎而入围国宝候选。据此佛像的民间藏家说，这是几年前在海外的拍卖会上用20万美元拍来的。专家一听，立即说，这20万美元花得值。这是一件无价之宝。
藏传佛教的鎏金佛像怎么会流落海外的呢？
六百万藏人世代生活的藏地，包括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川，甘肃，青海，云南的藏族自治州，是全民信仰佛教的地方，这就是藏传佛教。对于藏人来说，佛，法，僧三宝，是他们生命意义的来源。在长达千百年的时间里，一般藏人家庭都会送一个男孩到寺庙为僧，喇嘛是藏人社会受人尊敬的精英。藏人经常把自家生产的多余产品，粮食或酥油，奉献给寺庙，把积攒的钱财也捐献给寺庙。寺庙日积月累而积攒了大量的粮食和财富。藏地由于气候原因，粮食可以存放仓库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坏。当遇到灾年，粮食不足的时候，寺庙也是一般藏人可以寻求帮助的地方。对于藏人和藏人家庭来说，他们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家乡所在的寺庙。寺庙对于藏人社会来说，不仅是精神需求的支柱，也是稳定社会和生活的一个制度性因素。在广袤而自然环境条件独特的藏地，寺庙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化设施，而是为他们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持的一种依靠。这是藏人全民信教的原因。
正是藏人世世代代把他们最好的东西奉献给寺庙，使得藏地的几千所寺庙成为藏地物质和文化精华的集中地方。藏人社会最好的东西就在寺庙里。对于藏人来说，破坏寺庙，伤害僧侣，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一切宝物，保存在寺庙里最安全。
由于高原的自然屏障，藏地千年来与世隔绝，很少受到外来的侵犯和掠夺。自从信仰佛教以后，藏人珍视一切生灵，不再厉兵秣马，以武力立国，在无法抵挡邻国侵犯的时候，只能请求其他国家相助。但是，无论是侵犯者还是相助者，在进入藏地以后，都还知道尊重寺庙和喇嘛。自从郎达玛灭佛的动乱以后，藏传佛教进入后弘期，到现在约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藏地的佛教寺庙一直受到藏人的珍视和保护。
历史上，清朝军队曾几次发兵进藏，以逐出入侵藏地的廓尔喀人等邻国人，但是都没有寺庙受到大规模骚扰或掠夺的记载。近百年来，西方探险者和邻国的商人都曾经到过藏地，但是不曾有过如敦煌盗窃那样的事件发生。那是因为，藏地的寺庙都是“活”的，那里不仅生活着在藏人社会备受敬重的喇嘛，而且每个寺庙都是当地藏人精神和物质生活的依靠，藏人是围绕着寺庙活动而生活着的，把寺庙看得像生命一样宝贵。在藏人的看护下，外人想偷寺庙珍宝也无从下手。
1904年，荣赫鹏率领英军从印度入侵西藏，到达了拉萨。这是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侵藏事件。英军占领拉萨时期，不敢侵犯寺庙，没有发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那样的事件。
那么，这尊明代双手托宝无量寿铜鎏金佛像，被视为国宝的藏传佛教的佛像，是怎么会流失的呢？
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专家和观众们惊叹这尊佛像的精湛美妙，内心里是不是问过这尊佛像的身世？
藏传佛教和寺庙，从公元九世纪末郎达玛死后到现在的一千多年里，发生的唯一一次毁灭性的灾难，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民主改革和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把内地的文革破四旧活动，带到了藏地高原。那个时代还没有定期的班车通拉萨，内地进入西藏必须搭乘军车和运输卡车，沿途在公路道班或军队营地过夜。所以，所有进入西藏的人，其实都是军队和政府部门批准和协助下才能成行的。藏地发生的毁灭宗教的破四旧活动，都是在党政军部门的默许和怂恿下才发生的。
就在破四旧运动中，藏地的几千所寺庙，无一幸存全部被毁。有近万名喇嘛的哲蚌寺，曾是全世界最大的宗教大学城，沦为一片废墟。最宝贵的拉萨大昭寺，佛像被捣毁，佛经被烧毁，积攒了近千年的珠宝文物要么毁坏，要么流失。红卫兵公开斗争侮辱出家僧尼，强迫他们还俗。很多不愿破戒的僧尼，被强迫劳改，甚至投入监狱。
这是高原藏地千年来遇到的最大一次灾难。被毁和流失的藏地文物到底有多少，大概再也无法统计了。这尊双手托宝无量寿铜鎏金佛像是“时代特征明显的明代佛像”，不大可能来自近代同样流失惨重的清代宫廷，而更可能是来自藏地那几千所寺庙。如今，通过海外的拍卖会，这尊佛像从这双手传到那双手上，最后流传到无锡民间藏家手里，实在只是沧海一粟。
于是，我们看到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播出的节目里，人们在赞美这尊佛像的精美绝伦。如果电视画面上出现的是巴黎的文物鉴赏会，要是拿出来的是一尊圆明园的清代佛像，我们又会怎么想呢？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9/11/200911200002.shtml
转自唯色博客
2009年1月，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举办的大型电视节目“寻宝”播出了“走进无锡”，参与总人数突破2000，参选物件近万件，由专家鉴定，真品率达到了 15％，大大高于全国5％的水平。在入围民间“国宝”的珍品中，出现了一件藏传佛教的明代双手托宝无量寿铜鎏金佛像。专家宣布，此尊无量寿佛，跏趺坐于双层莲花之上，双手托寿瓶，面相庄重慈祥。此佛像高73厘米，质地非常滋润，做工精细，生动，优美，从材质，造型，工艺分析判断，此佛应为宫廷和大寺庙所造，时代特征明显，十分罕见。于是，这尊佛像在青铜组里战胜了春秋时期和西周时期的铜鼎而入围国宝候选。据此佛像的民间藏家说，这是几年前在海外的拍卖会上用20万美元拍来的。专家一听，立即说，这20万美元花得值。这是一件无价之宝。
藏传佛教的鎏金佛像怎么会流落海外的呢？
六百万藏人世代生活的藏地，包括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川，甘肃，青海，云南的藏族自治州，是全民信仰佛教的地方，这就是藏传佛教。对于藏人来说，佛，法，僧三宝，是他们生命意义的来源。在长达千百年的时间里，一般藏人家庭都会送一个男孩到寺庙为僧，喇嘛是藏人社会受人尊敬的精英。藏人经常把自家生产的多余产品，粮食或酥油，奉献给寺庙，把积攒的钱财也捐献给寺庙。寺庙日积月累而积攒了大量的粮食和财富。藏地由于气候原因，粮食可以存放仓库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坏。当遇到灾年，粮食不足的时候，寺庙也是一般藏人可以寻求帮助的地方。对于藏人和藏人家庭来说，他们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家乡所在的寺庙。寺庙对于藏人社会来说，不仅是精神需求的支柱，也是稳定社会和生活的一个制度性因素。在广袤而自然环境条件独特的藏地，寺庙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化设施，而是为他们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持的一种依靠。这是藏人全民信教的原因。
正是藏人世世代代把他们最好的东西奉献给寺庙，使得藏地的几千所寺庙成为藏地物质和文化精华的集中地方。藏人社会最好的东西就在寺庙里。对于藏人来说，破坏寺庙，伤害僧侣，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一切宝物，保存在寺庙里最安全。
由于高原的自然屏障，藏地千年来与世隔绝，很少受到外来的侵犯和掠夺。自从信仰佛教以后，藏人珍视一切生灵，不再厉兵秣马，以武力立国，在无法抵挡邻国侵犯的时候，只能请求其他国家相助。但是，无论是侵犯者还是相助者，在进入藏地以后，都还知道尊重寺庙和喇嘛。自从郎达玛灭佛的动乱以后，藏传佛教进入后弘期，到现在约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藏地的佛教寺庙一直受到藏人的珍视和保护。
历史上，清朝军队曾几次发兵进藏，以逐出入侵藏地的廓尔喀人等邻国人，但是都没有寺庙受到大规模骚扰或掠夺的记载。近百年来，西方探险者和邻国的商人都曾经到过藏地，但是不曾有过如敦煌盗窃那样的事件发生。那是因为，藏地的寺庙都是“活”的，那里不仅生活着在藏人社会备受敬重的喇嘛，而且每个寺庙都是当地藏人精神和物质生活的依靠，藏人是围绕着寺庙活动而生活着的，把寺庙看得像生命一样宝贵。在藏人的看护下，外人想偷寺庙珍宝也无从下手。
1904年，荣赫鹏率领英军从印度入侵西藏，到达了拉萨。这是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侵藏事件。英军占领拉萨时期，不敢侵犯寺庙，没有发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那样的事件。
那么，这尊明代双手托宝无量寿铜鎏金佛像，被视为国宝的藏传佛教的佛像，是怎么会流失的呢？
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专家和观众们惊叹这尊佛像的精湛美妙，内心里是不是问过这尊佛像的身世？
藏传佛教和寺庙，从公元九世纪末郎达玛死后到现在的一千多年里，发生的唯一一次毁灭性的灾难，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民主改革和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把内地的文革破四旧活动，带到了藏地高原。那个时代还没有定期的班车通拉萨，内地进入西藏必须搭乘军车和运输卡车，沿途在公路道班或军队营地过夜。所以，所有进入西藏的人，其实都是军队和政府部门批准和协助下才能成行的。藏地发生的毁灭宗教的破四旧活动，都是在党政军部门的默许和怂恿下才发生的。
就在破四旧运动中，藏地的几千所寺庙，无一幸存全部被毁。有近万名喇嘛的哲蚌寺，曾是全世界最大的宗教大学城，沦为一片废墟。最宝贵的拉萨大昭寺，佛像被捣毁，佛经被烧毁，积攒了近千年的珠宝文物要么毁坏，要么流失。红卫兵公开斗争侮辱出家僧尼，强迫他们还俗。很多不愿破戒的僧尼，被强迫劳改，甚至投入监狱。
这是高原藏地千年来遇到的最大一次灾难。被毁和流失的藏地文物到底有多少，大概再也无法统计了。这尊双手托宝无量寿铜鎏金佛像是“时代特征明显的明代佛像”，不大可能来自近代同样流失惨重的清代宫廷，而更可能是来自藏地那几千所寺庙。如今，通过海外的拍卖会，这尊佛像从这双手传到那双手上，最后流传到无锡民间藏家手里，实在只是沧海一粟。
于是，我们看到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播出的节目里，人们在赞美这尊佛像的精美绝伦。如果电视画面上出现的是巴黎的文物鉴赏会，要是拿出来的是一尊圆明园的清代佛像，我们又会怎么想呢？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9/11/200911200002.shtml
转自唯色博客
2009年11月18日星期三
任不寐：中国的大屠杀
二零零二年以来，我一直在搜集和整理中国“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案例。但遗憾的是，我一直未能为此提供一个相对准确的数据。直到今天我看到下面这条消息：
二零零四年中新社广州十月九日电：中国每年发生伤害七千万人，死亡八十万人，占总死亡数的百分之十一。“伤害”已成为中国一至三十岁年龄段人群的第一死因。这条消息来自“第三届中国伤害预防与控制学术会议”，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官员和各方专家与会。
中国每天都发生着“大屠杀”
该报导说，伤害可分为：非故意伤害，如道路交通伤、空难、海难、溺水、中毒等；故意伤害，如自杀，谋杀、暴力、恐怖袭击、虐待等。这篇文章还说，近年来，中国每年发生多起突发伤害事件，伤害每年使二百万中国人遗留功能障碍，一百九十万人终生残疾；每年伤害的医疗费高达三百四十亿至一千一百七十亿元人民币，社会代价达一千三百六十亿至四千六百八十亿元人民币。
专家介绍说，自杀是首位伤害死因，每年有二十五至三十五万中国人死于自杀；其次是车祸和淹死。据世界银行估计，到二零一零年，中国每年将有一百四十万人因伤害而夭折。
上文所列举的“伤害”显然并不包括执行死刑的数字，也不包括未能统计上来的死亡数字。我在相关文章中曾提出过，中国每年执行死刑的犯人大约在一万人左右。
而上述统计所覆盖的案例大约只占实际案例的85％：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案例没有进入媒体视野，而一些地方和单位存在严重的隐瞒死亡事故的情况。如果上述分析成立，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九十五万左右。
八十万人是什么概念呢？它意味着中国每年发生两百次九一一恐怖袭击，接近三次“南京大屠杀”，或者七～八年就完成一次纳粹大屠杀。今天，至少在江泽民“十五年盛世”中，中国每天至少有两千两百二十二人因“伤害”而死亡。
当你正坐在办公室里与朋友聊天，或者正在海滨浴场，或者正在网络上与他人争吵──与此同时，中国有两千多人正血肉模糊地离开这个世界。无论你有怎样“理性” 的心灵，你无法否认，中国每天都发生着一种特殊形式的大屠杀。
让人永远无法理解的是，世界对这静悄悄的大屠杀听之任之，而中国精神几乎完全缺乏这种概念，没有兴趣把邻居的大量死亡对象化。这种悲剧在相当程度上恰恰是社会秩序彻底崩溃的结果，而这种状况正是“稳定压倒一切”政策下发生的。
显然，对这个社会负有管理责任的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那些负有、特别是自认为负有“代表”资格的各类精英，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中国大屠杀”是整个文明时代的羞耻
一些朋友不理解我为什么总是反对任何关于中国精神状况的赞美之言。
事实上我当然理解对黑暗中的“半吊子自由”进行某种鼓励的正面意义。但总的来说，“半吊子自由”无法改变“我们是有罪”的这一基本真相。
一九八九年以来，“中国思想”在三大事件上都是有罪的：第一是在“六四”问题上，中国精英基本上保持了沉默。第二是在法轮功事件上，中国精英再度沉默。第三就是“非正常死亡事件”，每年至少八十万人的鲜血，却没有激起任何像样的抗议和伤痛。
在如此灰暗的背景下，我们如何接受赞美和奖品呢？当悲剧正在上演的时候，“公共良知”怎么可能有心情不去抗议反而“按英雄排座次”呢？如果我们缺乏抵抗的勇气，至少也把这种互相抚慰的精力节省下来用于忏悔吧。
大屠杀的在场者，十字下的旁观者，已经丧失了尊严。而对这种丧失缺乏清醒意识，就是第二次丧失尊严。这是不可救药的堕落。
二零零二年十月十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凯尔泰斯·伊姆雷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之一。
瑞典文学院在宣布凯尔泰斯获奖理由时说，他的写作“支撑起了个体对抗历史野蛮的独断专横的脆弱经历”。文学院高度评价了他的处女作《无法选择的命运》，认为对作者而言“奥斯威辛并不是一个例外事件，而是现代历史中有关人类堕落的最后的真实。”遗憾的是，“奥斯威辛”不是“人类堕落的最后的真实”，我们仍然生活在大屠杀之中。我们解脱的唯一办法是，身在其中的我们竟然不知道我们身在其中。
我们没有理由说每年八十万人的死亡是例外事件，“中国的大屠杀”是整个文明时代的羞耻。中国的大屠杀没有造成一点悲剧气氛，它没有死难者也没有幸存者，但它确确实实拥有着死亡。这个死亡拥抱下的浮华时代，“智子”取代“安妮”成为唯一的文字记录者。
为中国大屠杀死难者哀！◇
本文转自【新纪元周刊】145期“自由评论”栏目（2009/10/29出刊）
转自大纪元
二零零四年中新社广州十月九日电：中国每年发生伤害七千万人，死亡八十万人，占总死亡数的百分之十一。“伤害”已成为中国一至三十岁年龄段人群的第一死因。这条消息来自“第三届中国伤害预防与控制学术会议”，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官员和各方专家与会。
中国每天都发生着“大屠杀”
该报导说，伤害可分为：非故意伤害，如道路交通伤、空难、海难、溺水、中毒等；故意伤害，如自杀，谋杀、暴力、恐怖袭击、虐待等。这篇文章还说，近年来，中国每年发生多起突发伤害事件，伤害每年使二百万中国人遗留功能障碍，一百九十万人终生残疾；每年伤害的医疗费高达三百四十亿至一千一百七十亿元人民币，社会代价达一千三百六十亿至四千六百八十亿元人民币。
专家介绍说，自杀是首位伤害死因，每年有二十五至三十五万中国人死于自杀；其次是车祸和淹死。据世界银行估计，到二零一零年，中国每年将有一百四十万人因伤害而夭折。
上文所列举的“伤害”显然并不包括执行死刑的数字，也不包括未能统计上来的死亡数字。我在相关文章中曾提出过，中国每年执行死刑的犯人大约在一万人左右。
而上述统计所覆盖的案例大约只占实际案例的85％：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案例没有进入媒体视野，而一些地方和单位存在严重的隐瞒死亡事故的情况。如果上述分析成立，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九十五万左右。
八十万人是什么概念呢？它意味着中国每年发生两百次九一一恐怖袭击，接近三次“南京大屠杀”，或者七～八年就完成一次纳粹大屠杀。今天，至少在江泽民“十五年盛世”中，中国每天至少有两千两百二十二人因“伤害”而死亡。
当你正坐在办公室里与朋友聊天，或者正在海滨浴场，或者正在网络上与他人争吵──与此同时，中国有两千多人正血肉模糊地离开这个世界。无论你有怎样“理性” 的心灵，你无法否认，中国每天都发生着一种特殊形式的大屠杀。
让人永远无法理解的是，世界对这静悄悄的大屠杀听之任之，而中国精神几乎完全缺乏这种概念，没有兴趣把邻居的大量死亡对象化。这种悲剧在相当程度上恰恰是社会秩序彻底崩溃的结果，而这种状况正是“稳定压倒一切”政策下发生的。
显然，对这个社会负有管理责任的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那些负有、特别是自认为负有“代表”资格的各类精英，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中国大屠杀”是整个文明时代的羞耻
一些朋友不理解我为什么总是反对任何关于中国精神状况的赞美之言。
事实上我当然理解对黑暗中的“半吊子自由”进行某种鼓励的正面意义。但总的来说，“半吊子自由”无法改变“我们是有罪”的这一基本真相。
一九八九年以来，“中国思想”在三大事件上都是有罪的：第一是在“六四”问题上，中国精英基本上保持了沉默。第二是在法轮功事件上，中国精英再度沉默。第三就是“非正常死亡事件”，每年至少八十万人的鲜血，却没有激起任何像样的抗议和伤痛。
在如此灰暗的背景下，我们如何接受赞美和奖品呢？当悲剧正在上演的时候，“公共良知”怎么可能有心情不去抗议反而“按英雄排座次”呢？如果我们缺乏抵抗的勇气，至少也把这种互相抚慰的精力节省下来用于忏悔吧。
大屠杀的在场者，十字下的旁观者，已经丧失了尊严。而对这种丧失缺乏清醒意识，就是第二次丧失尊严。这是不可救药的堕落。
二零零二年十月十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凯尔泰斯·伊姆雷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之一。
瑞典文学院在宣布凯尔泰斯获奖理由时说，他的写作“支撑起了个体对抗历史野蛮的独断专横的脆弱经历”。文学院高度评价了他的处女作《无法选择的命运》，认为对作者而言“奥斯威辛并不是一个例外事件，而是现代历史中有关人类堕落的最后的真实。”遗憾的是，“奥斯威辛”不是“人类堕落的最后的真实”，我们仍然生活在大屠杀之中。我们解脱的唯一办法是，身在其中的我们竟然不知道我们身在其中。
我们没有理由说每年八十万人的死亡是例外事件，“中国的大屠杀”是整个文明时代的羞耻。中国的大屠杀没有造成一点悲剧气氛，它没有死难者也没有幸存者，但它确确实实拥有着死亡。这个死亡拥抱下的浮华时代，“智子”取代“安妮”成为唯一的文字记录者。
为中国大屠杀死难者哀！◇
本文转自【新纪元周刊】145期“自由评论”栏目（2009/10/29出刊）
转自大纪元
2009年11月17日星期二
朱瑞：达赖喇嘛尊者在卡尔加里
摄影：朱瑞
无以计数的志愿者
像往常一样，回到家里，我首先打开电话留言：“您需要的入场证，出席神圣的达赖喇嘛在卡尔加里的记者会，请于明天早晨6点30分以后，到Convention center领取……”
第二天，在最早的时间里，也就是6点30分，我到了位于市中心的Convention center。停车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我又忘了戴眼镜，看不清收款机的选项。恰好一位西装打扮的女人也在停车，就过来帮助了我：“这么早，您来这里做义工？”
“您是义工？”我反问道。
“是呀，明天，神圣的达赖喇嘛，将在这里接见年轻人，能见到神圣的达赖喇嘛啊！”
“您见过神圣的达赖喇嘛？”我又问。
“没有。30年前（神圣的达赖喇嘛第一次到这里时），我还没有出生。”我们并肩走着，女人意犹未尽，“一会儿我就去冰球体育馆，我等不到明天。”
冰球体育馆，是达赖喇嘛尊者在卡尔加里的第一个公开活动的地方。不仅建筑独特，还因为宏大和先进的设施，成了卡尔加里的特殊风景。然而，除了冰球比赛和牛仔节，在人口稀少的卡尔加里，冰球体育馆差不多仅仅是个摆设。
一些穿着深色制服的安全人员，已在Convention center 的大楼内外走来走去了，对讲机不时地发出声音。穿着浅绿色T恤，印着‘义工’字样的人们，也在一个个办公桌前开始了工作。办公桌上，整齐地放着印刷精制的达赖喇嘛尊者行程表和个人小传。我观察着每个迎面而来的义工的表情，他们多数是白人，微笑着，友好而又耐心，还有一种知足。
说起来，全世界范围内，无以计数的人们，都在为流亡中的尊者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就说目前正在卡尔加里修建中的“西藏文化中心”，其实，就是一位私人的捐赠。还有美国布鲁明顿蒙藏文化中心，那片有如塔尔寺一般大小的美丽的林野，也是一位私人的礼物……人们希望，西藏文化在藏地消失的时候，在境外，至少可以继续利益人类。
就联想到一个有趣的对比：为中共工作的都是拿钱者，即使在网上仅写一句话，也不能少于五毛。还有，那些为中共极左政策叫好的，都是匿名者，尽管他们没有任何危险，不会受到任何迫害。而为尊者呼吁的，一直都是真名实姓的人们，尽管大家面临着各种精神的和物质的威胁。
在指定的办公桌前，我报过姓名后，那位长发披肩，戴着眼镜的美丽的义工，找了几个抽屉，都没有发现我的入场证。
“别着急，我再打电话问一问，会有办法的。”她安慰着我。其实，我一点也没有着急，在这里，答应过的事，绝不会有变化，和中共治下不一样。
人群淹没的地方
到达冰球体育场时，离达赖喇嘛尊者的正式讲演，还有四个半小时。每个入口处，都站着安检人员和穿着淡绿色T 恤的义工。看来，每一扇门，都准备开放了！
“11点开始检票。”那位安检人员把票还给了我。我又拿出了刚刚在Convention Center 领取的入场证。还是那位安检人员，笑了，指了指一个专为记者开放的小门。
一些早来的藏人，正把传统的西藏服装、背包、项链等，摆上一些临时搭起来的木台。所有的快餐店，冰淇淋店，比萨店，都开门了，玉米花的香味在空气中变得浓郁。
一个人带来了一个世界的繁荣！就想到麦迪逊，那个美国维斯康辛州的小镇，因为尊者的到来，寂寞的街道，起伏起人群，商店、饭店，瞬间忙碌起来了；就想到瓦拉那西，那座印度古老的镇子，佛祖释迦牟尼初转法轮的圣地，因为尊者的到来，不仅所有的旅馆爆满，连路边的牛棚，都住进了人；还有达兰萨拉，这座曾经的荒山野嶺、名不经传的印北小村庄，因为尊者的迁居，如今已是楼房、店辅林立，汇聚着地球上四面八方的信徒、游客、以及各种传媒……
啊，笛声！我停下脚步，不远处一个印第安男子，正在吹奏自己制作的彩笛呢。我停在了他的身边，目不转睛。
人们陆续地多了起来，有的衣冠楚楚、不苟言笑；有的穿着牛仔裤，嚼着玉米花，随意自在；有的坐在轮椅上，还有的被掺扶着，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层、不同体质的（健康的，不健康的）人们，都来了！
“达赖喇嘛尊者已抵达卡尔加里，市长Dave Bronconnier亲自到机场迎接，并赠送一顶白色的牛仔帽！”牛仔帽，这是卡尔加里接待尊贵的客人的最高礼遇，象征着被授予卡尔加里的荣誉市民！“印第安部落酋长，也在机场赠送了神圣的达赖喇嘛最珍贵的鹰的羽毛，大学校长韦嘉顿博士（Harvey P. Weingarten）在机场向神圣的达赖喇嘛敬献了洁白的哈达，并表示：有机会分享神圣的达赖喇嘛的和平与慈悲的理念，对今天的学生们及广大社区将具有非凡的意义……”
巨大的屏幕上、广播里，都开始了报道。
现在，冰球馆内，差不多坐满了观众，尽管还不到12点，离尊者进入会场早两个半小时呢！一向惜时如金，不会提前的卡尔加里人，今天，真正打破了记录。
西藏社区的人们，在每个座椅的靠背上，都放了一条哈达，那是对前来倾听尊者讲演，尊重西藏文化的人们，表达着感激之情！现在，观众们都注意到了哈达，并戴在了脖子上，放眼望去，会场上下，成了白色的海洋。
走廊里，仍然流动着不尽的人群。不仅藏人的摊床前，就是快餐店、冷饮店的柜台前，也排着长长的队伍。每一扇敞开的大门外面，还在延伸着望不到尾的长队。空旷的停车场，早已水泄不通。
音乐响起，加拿大奥运会游泳金牌得主特克斯布雷和好莱坞著名韩裔女演员吴珊卓，出现在台前，讲述起对和平与慈悲的理解，以及对达赖喇嘛尊者的崇敬。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阵掌声、笑声、喊声，还有口哨声。
交响乐团走上前台，开始了纯音乐演奏；孩子们还表演了赞颂和平的舞蹈；有三位女歌唱家，唱起了慈悲的歌！暗红色的灯光，盘旋在歌者身上，成了立体的苦难的西藏……印第安黑脚部落的酋长开始了致辞，颂赞神圣的达赖喇嘛为这个世界带来的光荣与和平，同时，献上了印第安独特的传统歌曲，歌里似乎有一切生灵和谐为一的声音，有魂，那魂是忧伤的，美妙的！当然，这一切，都是给达赖喇嘛尊者的，尽管此刻，尊者还没有到来。
我从没有见过卡尔加里的市民如此兴奋。近一个月以来，所有的公共场所，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达赖喇嘛尊者。而报刊、广播、电视里，报道最多的也是达赖喇嘛尊者。对了，今天是周三，本该是工作日，是卡尔加里人最为古板、循规蹈矩的一天，可现在，成了最放松、欢乐的一天。
几个巨大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主持人拿着尊者的照片，蹲在孩子面前：“认识照片上这位老人吗？”
“一位圣人。”孩子说。
“你想对神圣的达赖喇嘛说一点什么吗？”主持人又问另一个孩子。
“为什么，达赖喇嘛，您不管到哪里，人群就会淹没到哪里？”
得到了全世界
主持人不再说话，观众不再呼喊，一万八千人屏住呼吸！屏住呼吸的一万八千人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在卡尔加里大学校长韦嘉顿博士（Harvey P. Weingarten）等人的陪同下，一位并不高大的老人，一位为了解脱众生的苦难而来到人类世界的圣人，穿着西方社会里罕见的红色袈裟，走进会场，那微微弯曲的身子，如此谦和，闪烁着人性的所有优点。
“……他把自己看做一个普通的僧人，然而，他生命中所做的一切，是那样不同寻常，他促进宗教间的和谐、社会的公正、宽容……，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通过慈悲；通过慈悲，鼓励人们走向和平！他就是，雪域西藏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掌声，热烈的掌声中，卡尔加里大学校长韦嘉顿博士（Harvey P. Weingarten）接着说：
“是的，一个普通的僧人，他六岁的时候开始学习藏语文、接受寺院教育，研究逻辑、佛教哲学……1950年，还在15岁的时候，就承担起了历史上达赖喇嘛的职责，他的影响力，从那时开始，平静地波及全世界……”
在一万八千名观众的注目下，卡尔加里大学授予了尊者所能授予的最高荣誉——法学荣誉博士！
尊者讲演了！讲演的题目是《通过慈悲建立和平》。因为尊者是站着讲演的，所有的听众，都拒绝坐下，直到尊者打着手势，一再说：“请坐，请坐！”白色的哈达，在站立的观众席中，像一面面崇敬的旗帜，表达着对这位被中共妖魔化了五十年的世界和平导师的同情、理解、还有支持！讲演台上，那面与加拿大的红枫叶国旗并列的西藏雪山狮子旗，更表达了加拿大民间，甚至全世界民间，那坚不可摧的对西藏佛国的认知！
“有的人叫我佛或者上帝的国王，还有的人说我是恶魔或者分裂者……这些，都不过是标签。我只是另一个人……本质上，我们是相同的：都渴望离苦得乐。以此为起点，我们可以沟通……”
“我们都是这个星球上的旅行者，可能的话，住上90年，最多 100年。在有限的生命中，我们应该努力做一些好的事情，为其他生命留下一些有益的东西。也就是说，给予别人幸福，才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和生命的意义。
“如今国与国之间相依为命，这是现实。‘我们’、‘他们’的概念已不复存在，必须将整个世界视为我们的一部份，破坏你的邻居就是破坏你自己。
“战争的概念已经过时……只有心怀慈悲才能获得内在与外在的平和……当然，人类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但是，暴力无法解决问题，暴力的方法只能带来更加暴力的后果。真正的和平不仅仅是不使用暴力，还是对自我的约束。只有慈悲与对话才能解决纷争。长久的外在平和必须依靠内在的平和来实现。”
尊者还注意到了听众席上的哈达，说，“你们佩戴的哈达，白色表示吉祥，纯洁，一条哈达，代表一个人的诚心、诚信和善心。哈达源于印度，其材料来自中国，但是，由藏人使用，这一点不是体现了中印藏的相互依存？”
……
观众提问了。一个孩子说，“您的一生都穿着这样不同寻常的衣服吗？”
尊者笑了：“大部分时间，我都穿着这样的衣服。只有一段时间，我到中国访问，还有，那是1959年，我化装逃出西藏时，就没有穿着这身衣服……”
是的，一位王，不得不化装翻越大雪山，离开自己的家园，奔向邻国，他的子民，至今，在二十一世纪，仍然成年累月地化装逃走，冒着被冻死或枪杀的危险，跟随着他，到处流浪。
不过，尊者得到了全世界。我这样想着，泪水竟不知不觉地滴了下来。
中国大阅兵的时刻
天刚蒙蒙亮，就看见三三两两的人们向着Convention Center 所在的第八大道集聚。远远地，现出了黑压压的长队。
“几点了？”我回头问站在身后的人
“7点整。”
“不是9点才开始接见吗？”
“人太多了，当然要早来。”
尽管今天尊者接见的是年轻人，仍有一些不算太年轻的已出现了白发的人，混在队伍里。更有趣的是，不少人还围着白色的哈达，我前面的一个男人，还别具一格地围着黄色的带有吉祥图案的哈达呢。
“那围巾，从哪里买的？”有人问我。
“是昨天在冰球馆倾听达赖喇嘛讲演时得到的吧？不过，那个黄色的哈达，可能是他自己买的？”我说。
“哪里能买到呢？”
“哪里能买到呢？”
人们相互寻问着。哈达，在这个远离喜马拉雅的地方，成了最受欢迎的饰物。其实，在藏人的传统中，哈达，总是别人为你戴上的。当我们献给别人哈达时，如果对方是亲人、朋友或地位与自己相同的人，就可以戴在脖子上，表示尊敬和吉祥之意。但，如果对方是高僧大德、达官贵人，应献与其手。否则，有不敬之意。
不过，在这远离西藏的地方，人们对哈达的理解，已失去了原义，更多的基于对西藏文化的尊重。我身后的年轻的女人，还哼起了歌。我说：“你真高兴啊！”
“能不高兴吗，可以见到神圣的达赖喇嘛！”
“天气也这么好，一切都这么完美。”后面的人也说话了。
安全检查格外仔细，尽管我出示了那个特别的通行证，对我手里的相机，安检人员还是犹豫了，电话了几个人，最后，总算放行。
还不到八点，会场里，已架起了录相机，照相机，专供记者的那一排紧里面的特殊桌椅，也陆续坐满了人。
屏幕上，出现了达赖喇嘛尊者今天的讲演题目：《调服心灵》
加拿大奥运会游泳金牌得主特克斯布雷，又出现了：“昨天，有谁听到了神圣的达赖喇嘛在冰球体育馆的讲演？”
人们差不多都立刻举起了手。
“感受如何？”
经久的掌声，抒发着对尊者讲演的喜爱。
卡尔加里大学校长韦嘉顿博士(Harvey P. Weingarten)也走上了讲台：“神圣的达赖喇嘛虽然讲的是平朴的道理，但蕴含巨大的力量，我将终生铭记。尽管神圣的达赖喇嘛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僧人。”
一边的侧门打开了，人们不自主地起立，掌声，还是掌声。
尊者走来了，向大家合十致意。身后，是并列的加拿大国旗和西藏的雪山狮子旗，这面旗帜，此刻，正在西藏饱受怎样的蹂躏啊！而这面旗所代表的民族，却从没有间断地，向这个世界播种善良。
尊者讲到佛教的“无我”，讲到烦恼产生的根源，是“我执”，只有消除这种“我执”，才能发起菩提心;讲到给予人们善的时候，心情是何等舒畅……尊者还希望人们，坚守自己的信仰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信仰，进而，谈到宗教之间的和谐，以及自己对人类的责任。
接下来的观众提问，其实是分享尊者的智慧。人们把自己的苦恼、迷惑、疼痛，说给尊者，渴求尊者的指引。像对一位亲人、朋友、师长，当然，更像对一位圣人，人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尊者，努力记下每一句话。有一位观众，因为坐在轮椅上向尊者请教，声音很弱，尊者就示意他上前，再上前，那位残疾人因为可以近距离地看着尊者，显得十分激动，再次爆发出久久的掌声。
下一个程序，是记者会。当我和另外两位摄影记者赶到会场时，记者会已经开始了，我只得留在隔壁的房间。这里尽是穿着传统服装的西藏人和蒙古人，还有越南人、及部分白人，也在等待着尊者，说是记者会一结束，尊者就会过来。
早在六、七十年代迁移加拿大的老人们激动地站在门的一边，捧着哈达，沉浸在等待尊者的紧张和喜悦中。五十年来，他们就这样忧伤而幸福地跟随着尊者。
演讲台上，悬挂着巨幅布大拉宫的布画，一边是释迦佛祖唐卡，另一边是莲花生大师的唐卡，前面的藏式桌上放着红色的护身结和玛尼日布，以及洁白的蓝花。
尊者来了，是伴着笑声进来的。甚至没有进来之前，我就听到了从隔壁房间传来的笑声。人们磕起了长头。那是世代相续的虔敬。尊者为那些举着哈达深深地弯下身子的老人们，一一摩顶，时而，还摸摸有的老人的脸和手。
在北美大陆出生，远离喜马拉雅的西藏孩子们，也磕起了长头，并向尊者献上了传统的西藏歌曲。
尊者讲话了！面对自己的子民时，尊者总是用藏语讲话。温和、宽阔的声音中，自始而终地流动着父亲般的循循善诱和关怀。因为拍照，有时，我会移到离尊者较近的地方，坐在那些唱歌的孩子们和尊者中间，这时，竟有种在自己家里的安全和温馨。这是尊者和西藏佛教升起的磁场，是历代达赖喇嘛尊者那如同甘露飘落的讲经情景的延续……。五百多年来，达赖喇嘛尊者的大慈大悲，就这样护佑了一代又一代的藏人。如今，见不到尊者面容，闻不到尊者法语的西藏，是怎样陷入苦海、思念之中？在藏人的意识里，只有为尊者工作，才是神圣的，即使最平凡的工作。而那些为中共工作的藏人，地位越高，自卑心也就越是强烈。我的一位藏人朋友，他在中共政府里，一直飞黄腾达。然而，不久前，突然问我，“听说，你到了圣山，两次看见我们的太阳？！”那是在电话里，我惊讶于他的资讯之快，更惊讶于，他的崇敬隐藏得如此之深。
这就是西藏社会的特点：尊者达赖喇嘛，是如意珍宝、救度者、保护神！因此，自甘丹颇章政权建立，到如今，就是在中共政权的威逼和收买中，也从没有人反抗尊者，示威，就更不存在了。倒是人们宁愿坐牢，甚至献出生命，也不愿亵渎自己的领袖。可中共的统治仅仅六十年，不仅殖民地，就是自己民众的反抗，也早已揭竿而起！
因此，中共该做的，不是自欺欺人地把过去的西藏，定性为“比欧洲的中世纪还要黑暗”，而应现实地面对在尊者的护佑下，藏人比当代先进的国家的公民还幸福的现实，把达赖喇嘛尊者请到北京，好好地向尊者学习，怎样才能使水不至于覆舟的道理，并把藏地还给藏人！
下午的活动是不开放的。主要是加拿大的十一所著名的大学校长、教务长等三十多人，向尊者，这位在中共的眼里，代表落后文化的人，请教怎样完善大学教育，并把慈悲精神，融入现代教学之中。
得到了尊者的加持
早早地，尊者下榻的宾馆，一楼的大厅里，几百名印度人排着长队，等待安全检查。大家都是来参加卡尔加里西藏社区举办的“感谢印度”活动的。今天，是圣雄甘地的诞辰日，也是尊者将离开卡尔加里的时刻。
我径直上了八楼。尊者正在和安全人员照相留念，才嘉先生说，得略等一会儿：“略等一会儿，你可以得到尊者的加持！”
其实，昨晚我就知道了将得到尊者加持的好消息，所以，我特别穿着传统的西藏“丘巴”来到这里，表达我对西藏文化的尊敬，还有热爱。
现在，不仅走廊里走动着安全人员，尊者的门前，也站着许多安全人员。看来，合照已经结束了。才嘉先生首先进入了尊者的客厅，很快地，又转了回来，示意我进去。
尊者一下子就认出了我，慈祥地笑了。尽管我知道此刻尊者的时间非常紧张，还是情不自禁地磕了三个等身长头。当尊者接过我敬上的哈达时，居然用汉语说话了：
“温哥华汉藏论坛开得怎么样？有没有不同意见？”
尊者是那样看重不同意见，无论在今年8月的日内瓦汉藏会议上，还是这一次的温哥华汉藏论坛中，尊者在讲话时，都特别地提到，“希望大家提出建议，甚至欢迎批评的意见。”
接过哈达后，尊者没有像以往那样，为我戴上，而是在哈达上系了一个金刚结，又放进双手，默念了几秒钟，才给我，并且，没有立刻松开，而是和我一起，握着这个哈达，照了相。这条普通而纯洁的哈达，从此，神圣地融入了尊者的精神和祝福，生生世世不仅护佑着我，还告诫我：无条件地与人为善。
相濡以沫的邻居
再次到一楼时，那些排着长队的印度人，已进入了早餐厅，此刻，正期盼地看着门口。一位西藏女人拦住了我，说：“没有特别的允许，不得进入餐厅。”
我就拿出了那个在Convention Center 得到的通行证。然而，女人还是摇着头，拒绝了。我求救般地看着前后左右。
啊，那神圣的红色袈裟，那真挚而圣洁的微笑！瞬息之间，偌大的一楼大厅，不仅藏人，所有的人，都弯下了身子。是达赖喇嘛尊者走出了电梯！尊者向餐厅这边走来，把手伸给那位拒绝我进入餐厅的西藏女人，而后看着我笑了，又握起了我的手，直到向前走了好几步，还在握着我的手。这个亲切的、小小的动作，毫无疑问，成了一张特别的通行证。
餐厅里的人们立刻站了起来，最前面的一些印度人，幸福地环绕着尊者，都渴望和尊者握手，即使触到那红色的袈裟的一角。
两位印度艺术家，一老一小，早已在餐桌和讲台之间的地毯上坐好，待尊者入座，两人对着尊者，磕起了头。
是怎样的乐声啊！是圣者，在经历了人间的苦难后，发出的声音，不激动，不愤怒，也不绝望，每个旋律，都迂回着怜悯和同情，还有温婉的忧伤，那是一种含义无尽的静謐，是佛教发源地的印度之美、东方之美……
尊者的身子略微前倾，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演奏者。末了，用英语问道：
“多大了？”
“八岁。”演奏者回答。
“是父子吗？”尊者又转向演奏者身边的老人。
“是老师和学生。”坐在尊者一边的印度人，回答着。
两位印度艺术家，走上演讲台，再次匍伏尊者的脚前。
分别为两位艺术家戴上吉祥的哈达后，尊者开始了讲话。讲到西藏佛教，无论显宗还是密宗，都由佛祖释迦亲口传授的。西藏的学经僧人曾多次前往印度，求取正法和口头流传下来的教义，历尽了千辛万苦；印度的高僧大德，也多次不辞艰辛，到西藏弘扬佛法，这种往来，犹如两国之间的河水，流淌不息。
尊者还谈到，印度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是非常宝贵的，应该好好地继承，并献给世界。还讲到了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着自己的个性，比如让马丁·路德·金穿上甘地的衣服，会显得不伦不类……大家笑了起来。
尊者接着谈到，非暴力对人类的重要性，尤其在今天，圣雄甘地诞辰这个特别的日子……
印度人和西藏人，这样相濡以沫地坐在一起，并不让人特别吃惊。这种友谊，已经延续了千年。事实上，从前的西藏，和所有的邻国，不丹、尼泊尔、蒙古……在漫长的历史中，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是和睦的，非常和睦，甚至两边的人们可以自由地放牧、婚丧嫁娶，没有国界的争议，真是一片人间的和平美景。
“感谢印度”的早餐结束了，推开门时，映入我眼前的，是那么多穿着传统节日服装的藏人，那么多啊！个个捧着纯洁的哈达和燃香，“一”字形地躬身站在一 楼的大厅里，为尊者依依送行。
曾经，这座宾馆，在江泽民到来时，被和平抗议的人群围成了一座火药库，而现在，却是香霭缭绕的佛堂。
完稿于2009年11月 首发
曹长青：西方学者对马政府再表失望
31名西方学者，上周五在英文《台北时报》发表给马英九总统的公开信，对马政府要跟中国签经济协议走向一国两制、对陈水扁案的司法不公等“台湾今日的司法倒退，政治制衡力退化，民主和新闻自由受损”，表示“深感失望”。
这些远在美国、加拿大、亚洲、欧洲、澳洲的学者，三番五次（已是第五封公开信）写信，关心台湾前途，关注台湾人命运。那份对台湾的爱，那份对民主价值的捍卫，那份对台湾要被中国吞并的担忧，浸透在字里行间。
马英九刚上台一年多，就引起西方学者如此关注和不安，这麽多次发表公开联名信，说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台湾现状的危机性。而且这些学者多是懂中文，都是研究台海问题的专家。仅举我在会议上有过交往的几位，就强烈感觉到，他们对台湾的鼎力支持和担忧，缘於他们对台湾的深刻了解∶
叶望辉曾是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亚洲安全顾问，不仅能讲流利的中文，还会些台语。因他早年曾在台湾南部传道。正因为在南部，使他更了解台湾人的历史和情感。多年来，他一直为台湾仗义执言，以至他被中国列入黑名单。
谭慎格曾任职美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协调处，也是能讲流利中文。能在美国大报就台海问题发表长篇大论的学者相当有限，谭慎格是重要一员。他那种鼎力支持民主台湾的声音，实在很难得。
巴黎里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高格孚，也是知名的台湾问题专家。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写台湾外省人的国家认同转变，中译本（《风和日暖》）经台湾允晨出版後，很畅销。他也会讲中文，多年来一直关注台湾从独裁国家走向民主的进程。
迈阿密大学政治系主任金德芳教授，是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专家。她一向支持台湾，不久前在美国奥兰多台湾人夏令营上，她分析马政府全面倾中，对台湾的处境非常担忧。
章家敦的专著《即将崩溃的中国》曾在学界引起热烈讨论。多次在美国著名的保守派杂《评论》看到他的大块文章，深入分析台海两岸政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林蔚，也是经常在《评论》上撰文，分析海峡两岸，对台湾支持不遗馀力。章家敦和林蔚的妻子都是中国人，这大概也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
这次公开信中，新名字有林培瑞（Perry Link）。他在中国异议知识份子中可谓鼎鼎大名。这位前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早在1972年中国代表团访美，展开乒乓外交时，就被美政府选做中文翻译。他的中文好到可以“用字正腔圆的京腔登台讲中国相声”。他的妻子童屹，是当年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後逃亡美国。
这种“中国通”对台湾的担忧不是无的放矢。这些学者明白表示，“我们不偏袒岛内任何一方的政治争议，而是完全著眼於台湾的国际形象及信誉。”“因为我们强力支援台湾的民主，并深深关切、在意、并希望看到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得以持续茁长。”
对西方这些学者的警钟，马政府很可能一如既往地装聋作哑。但愿它能唤起更多台湾人心中的危机意识，奋起捍卫台湾这来之不易的民主自由。我只是用这篇专栏，再一次提醒大家，这是西方学者就台湾的民主法治倒退，陈水扁案的司法不公，发表的第五封公开信。这是一个很罕见的现象，它应该促使岛内反对党真正有所行动。
——原载《自由时报》2009年11月16日
附录∶
给马总统的公开信
马总统钧鉴∶
在过去一年来，来自美国、加拿大、亚洲、欧洲、澳洲等一群包括我们在内的国际学者，几度公开向贵政府表达我们对台湾目前的一些发展和走向的顾虑及关心。2008年11月6日及12月2日，在致贵法务部长王清峰的信件中，我们特别指出有关台湾司法倒退、制度上的瑕疵、以及行之于在野党成员的司法追究之滥权。
今年1月21日和5月21日，我们特撰两封公开信给您马总统，明确表达我们对司法公正、新闻自由及民主制衡的关切。新闻局长苏俊宾给我们的回复没有针对问题核心；我们也未见到贵政府拿出具体行动解决问题，令人深感遗憾。
此後的一些後续发展—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再次激励我们向您表达我们的意见。我们必须重申∶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些意见，是因为我们强力支援台湾的民主，并深深关切、在意并希望看到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得以持续茁长。我们也强调，我们不偏袒岛内任何一方的政治争议，而是完全著眼於台湾的国际形象及信誉。
有赖於台湾人民的努力和坚持，台湾在二十年前开始转型成为一个民主社会。这项成就值得肯定，我们也坚信「民主」是台湾在建立并强化其国际关系上，以及阻止外权干涉，最大的王牌。
我们相信您和我们有共识—台湾的民主幼苗能够成长茁壮，只有靠自由民主正义及人权的基本原则来培育，建立权责分明，公开透明的政治制度。此认知亦符合您今年签署，经立法院核准的两项联合国人权条款的内容和精神，希望能更进一步依照国际法律协会的建议制定为法律，在台湾实行。
在过去二十年，台湾在这些方面有相当的进步；也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对台湾今日的司法倒退、政治制衡力退化及民主、新闻自由受损而深感失望。在国际人权组织，如自由之家及无国界记者等，所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台湾的排名退步，恰恰反映了上述种种的负面发展。
同样的，这些负面发展也受到其他国际学者及友台人士的关注，尤其是有关针对陈前总统司法案件的处理，包括审理过程中的瑕疵、办案人员明显缺乏中立、无数的侦查延期、以及对前朝政府官员弹劾的手段。为此我们再次诉请您确保司法公正、公平、公义。
今天当您的政府正把台湾带向与中国更密切的经济合作路上，建立在自由民主正义及人权基本原则上的权责分明、公开透明的政治制度更形重要。我们肯定降低台海的紧张关系，但也要强调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及人权不容因此而被牺牲。
与对岸强邻关系改善的过程必须是公开的、审慎的、并遵循民主的过程，与立法院及在野党有完全沟通，对人民完全公开。我们欣闻贵政府官员公开表示∶与中国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得到国内的共识，以及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我们深信与中国对话的过程应会是公开的，谘询性的，并尊重台湾近二十年发展的民主传统为前提而进行。
我们在此强调，一个国家的成长及繁荣，其经济及政治关系必须保持国际多元化。但是与单一的邻国过度亲密，将迫使该国面临此单一邻国的不安稳所带来的风险，尤其当此邻国是一个藐视台湾民主成就的极权国家，此威胁更形严重。
马总统，我们以国际学者的身分观察台湾多年，支持并肯定台湾的民主成就，深信台湾有资格更加被国际社会接纳为平等的一员。要达到此目标，唯一的方式是台湾本身确保其民主成果，其主权、人权及基本自由有保障，社会民主更加巩固，台湾才有能力面对未来的挑战。
顺颂 钧安
2009年11月6日
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白乐崎等31人
1.Nat Bellocchi 白乐崎［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2.Coen Blaauw 昆布劳〔美国台湾人公共事务会 〕
3.Gordon G. Chang 章家敦〔「即将崩溃的中国」作者〕
4.Peter Chow 周巨原〔美国纽约市立学院经济学教授〕
5.Stephane Corcuff 高格孚〔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和台湾研究」政治学副教授〕
6.Michael Danielsen〔丹麦哥本哈根「台湾一角」主席 〕
7.June Teufel Dreyer金德芳〔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
8.Edward Friedman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和东亚研究教授〕
9.Michael Rand Hoare〔英国伦敦大学退休副教授〕
10.Christopher R. Hughes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教授 〕
11.Thomas G. Hughes 〔美国前参议员斐尔国会办公室主任〕
12.Terri Giles贾泰丽〔美国福尔摩莎基金会执行长〕
13.Bruce Jacobs家柏 〔澳洲蒙纳许大学亚洲语言和研究教授〕
14.Richard C. Kagan柯耕义〔美国翰林大学教授历史系荣誉教授〕
15.Jerome F. Keating祈润夫〔国立台北大学副教授（已退休）〕
16.David Kilgour〔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亚太国务卿〕
17.Andre Laliberte〔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副教授〕
18.Perry Link 林培瑞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退休教授〕
19.Daniel Lynch 〔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
20.Liu Shih-Chung刘世忠〔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21.Victor H. Mair〔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学系教授〕
22.Donald Rodgers〔美国德州奥斯丁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23.Christian Schafferer〔侨光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奥地利东亚研究协会主任，「当代东亚」主编〕
24.Scott Simon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副教授〕
25.Michael Stainton〔加拿大多伦多York Center for Asia Research〕
26.Peter Tague〔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律系教授〕
27.John Tkacik 谭慎格〔前美国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及前美国务院台湾事务协调处官员〕
28.Arthur Waldron林蔚〔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29.Vincent Wei-cheng Wang王维正〔美国里奇蒙大学政治学教授〕
30.Gerrit van der Wees韦杰理〔台湾公报编辑〕
31.Stephen Yates叶望辉 〔 DC Asia谘询顾问团主席，前美国副总统国家安全政策顾问〕
原载∶《Taipei Times》，《自由时报》翻译并转载 2009-11-13
◇◇◇◇◇◇◇◇◇
An open letter to Taiwan’s president
Friday, Nov 13, 2009,
Dear President Ma Ying-jeou (马英九),During the past year, we, the undersigned — scholars and writers from the US, Canada, Asia, Europe and Australia — have publicly expressed to your government our concerns about a number of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in Taiwan. On Nov. 6, 2008, and again on Dec. 2 in letters to Minister of Justice Wang Ching-feng (王清峰), we focused on the issues of erosion of justice, significant flaws in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judicial abuses against members of the democratic opposition.
On Jan. 21, 2009, and again on May 21, we addressed two open letters to you, Mr. President, expressing concern about the fairness of the judicial system, as well as erosion of press freedom and democratic checks and balances.
We regret to say that the responses received from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GIO) Minister Su Jun-pin (苏俊宾) did not adequately address the issues raised, nor have we seen any substantive ameliorative steps taken to correct the problems.
Since then, a number of developments have taken place — some positive and some negative — which prompted us to write to you again to express our views on these issues. We wish to reiterate that we raise these points as strong international supporters of Taiwan’s democracy who care deeply about the country and its future as a free and democratic nation.
We also emphasize that we do not take sides in internal political debates, but do have Taiwan’s international image and credibility as an international partner in mind. Because of the hard work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Taiwan was able to make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wo decades ago.
We applaud this achievement and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is basic fact, democracy, is the strongest card Taiwan can play in building and strengthening its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strongest protection against outside interference in Taiwan’s internal affairs.
We are sure that you would agree with us that Taiwan’s young democracy can only grow and prosper if it is nurtured through good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freedom, democracy,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This would also adhere to both the letter and spirit of the two UN human rights covenants signed by you and ratified by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be enhanc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covenants into national la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dv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Taiwan has made major progress in each of these areas. It thus has been a dis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an erosion of justice, a weakening of checks and balances in the democratic system and a decline in press freedom in Taiwan.
These trends are reflected in the significantly downward ratings Taiwan received in the annual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Freedom House and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They are also reflected in the expressions of concern by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friends of Taiwan related to the flaws in the judicial proceedings against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陈水扁) and the apparent lack of neutrality in the continuing “investigations” and indictments of other prominent members of the former DPP government. We thus appeal to you again to ensure that measures are taken to ensure the impartiality and fairness of the judiciary.
Good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freedom, democracy,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are all the more essential now that your government is moving Taiwan on a path of closer economic ties with China. We believe that a decrease of tens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ould indeed be welcome, but emphasize that this should not be done at the expense of the hard-won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Taiwan itself.
Thus,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relations with your large neighbor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needs to be an open, deliberative and democratic process, in full consultation with both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the democratic opposition, and fully transparent to the general public.
We are thus pleased to hear that officials of your government have stated that any agreement with China would need to have both a domestic consensus, including approval by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acceptance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 trust this process will be open and consultative in ways that respect the democratic traditions begun so promisingly two decades ago. Indeed, we emphasize that a country can only grow and prosper if it has diversified ties —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 to other countries.
Too close an embrace with one neighbor will expose that country to the risks of volatility in the neighboring country, in particular if that neighbor remains authoritarian and openly disrespectful of Taiwan’s democratic achievements.
Mr. President, we wish to emphasize again that, as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writers who have followed, supported and applauded Taiwan’s impressiv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we feel strongly that Taiwan should be more fully acce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full and equal partner.
This can only be achieved if Taiwan ensures that its democratic achievements are safeguarded, that its sovereignty,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are protected, and that the democratic fabric of society is strengthened so the country is ready to meet the challenges ahead.
Respectfully yours,
NAT BELLOCCHI
Former chairman,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COEN BLAAUW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Washington
GORDON CHANG
Author,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EDWARD FRIEDMAN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ETER CHOW
Professor of economics,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STEPHANE CORCUFF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China and Taiw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yon
MICHAEL DANIELSEN
Chairman, Taiwan Corner, Copenhagen
JUNE TEUFEL DREYER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Miami
JOHN TKACIK
Former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nd former officer at the Taiwan Coordination Desk,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TERRI GILES
Executive director, Formosa Foundation, Los Angeles
MICHAEL RAND HOARE
Emeritus reader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CHRISTOPHER HUGHES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OMAS HUGHES
Former chief of staff to the late senator Claiborne Pell, Washington
BRUCE JACOBS
Professor of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RICHARD KAGAN
Professor emeritus of history, Hamline University
JEROME KEATING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retired).
David Kilgour
Former member of parliament and secretary of state for Asia-Pacific (2002-2003), Canada
ANDRE LALIBERT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Ottawa
DANIEL LYNCH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IU SHIH-CHUNG
Visiting fellow,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VICTOR MAIR
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ONALD RODGER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ustin College
CHRISTIAN SCHAFFERER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verseas Chine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ir of Austrian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Studies
SCOTT SIMON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Ottawa, Canada
MICHAEL STAINTON
York Center for Asia Research, Toronto
PERRY LINK
Professor emeritus of East Asian Studies,Princeton University
PETER TAGUE
Professor of law,Georgetown University
ARTHUR WALDRON
Lauder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VINCENT WEI-CHENG WANG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Richmond
GERRIT VAN DER WEES
Editor of “Taiwan Communique,” Washington
STEPHEN YATES
President of DC Asia Advisory and former deputy assistant to the US vic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Taipei Times 2009-11-13
2009-11-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这些远在美国、加拿大、亚洲、欧洲、澳洲的学者，三番五次（已是第五封公开信）写信，关心台湾前途，关注台湾人命运。那份对台湾的爱，那份对民主价值的捍卫，那份对台湾要被中国吞并的担忧，浸透在字里行间。
马英九刚上台一年多，就引起西方学者如此关注和不安，这麽多次发表公开联名信，说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台湾现状的危机性。而且这些学者多是懂中文，都是研究台海问题的专家。仅举我在会议上有过交往的几位，就强烈感觉到，他们对台湾的鼎力支持和担忧，缘於他们对台湾的深刻了解∶
叶望辉曾是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亚洲安全顾问，不仅能讲流利的中文，还会些台语。因他早年曾在台湾南部传道。正因为在南部，使他更了解台湾人的历史和情感。多年来，他一直为台湾仗义执言，以至他被中国列入黑名单。
谭慎格曾任职美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协调处，也是能讲流利中文。能在美国大报就台海问题发表长篇大论的学者相当有限，谭慎格是重要一员。他那种鼎力支持民主台湾的声音，实在很难得。
巴黎里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高格孚，也是知名的台湾问题专家。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写台湾外省人的国家认同转变，中译本（《风和日暖》）经台湾允晨出版後，很畅销。他也会讲中文，多年来一直关注台湾从独裁国家走向民主的进程。
迈阿密大学政治系主任金德芳教授，是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专家。她一向支持台湾，不久前在美国奥兰多台湾人夏令营上，她分析马政府全面倾中，对台湾的处境非常担忧。
章家敦的专著《即将崩溃的中国》曾在学界引起热烈讨论。多次在美国著名的保守派杂《评论》看到他的大块文章，深入分析台海两岸政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林蔚，也是经常在《评论》上撰文，分析海峡两岸，对台湾支持不遗馀力。章家敦和林蔚的妻子都是中国人，这大概也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
这次公开信中，新名字有林培瑞（Perry Link）。他在中国异议知识份子中可谓鼎鼎大名。这位前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早在1972年中国代表团访美，展开乒乓外交时，就被美政府选做中文翻译。他的中文好到可以“用字正腔圆的京腔登台讲中国相声”。他的妻子童屹，是当年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後逃亡美国。
这种“中国通”对台湾的担忧不是无的放矢。这些学者明白表示，“我们不偏袒岛内任何一方的政治争议，而是完全著眼於台湾的国际形象及信誉。”“因为我们强力支援台湾的民主，并深深关切、在意、并希望看到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得以持续茁长。”
对西方这些学者的警钟，马政府很可能一如既往地装聋作哑。但愿它能唤起更多台湾人心中的危机意识，奋起捍卫台湾这来之不易的民主自由。我只是用这篇专栏，再一次提醒大家，这是西方学者就台湾的民主法治倒退，陈水扁案的司法不公，发表的第五封公开信。这是一个很罕见的现象，它应该促使岛内反对党真正有所行动。
——原载《自由时报》2009年11月16日
附录∶
给马总统的公开信
马总统钧鉴∶
在过去一年来，来自美国、加拿大、亚洲、欧洲、澳洲等一群包括我们在内的国际学者，几度公开向贵政府表达我们对台湾目前的一些发展和走向的顾虑及关心。2008年11月6日及12月2日，在致贵法务部长王清峰的信件中，我们特别指出有关台湾司法倒退、制度上的瑕疵、以及行之于在野党成员的司法追究之滥权。
今年1月21日和5月21日，我们特撰两封公开信给您马总统，明确表达我们对司法公正、新闻自由及民主制衡的关切。新闻局长苏俊宾给我们的回复没有针对问题核心；我们也未见到贵政府拿出具体行动解决问题，令人深感遗憾。
此後的一些後续发展—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再次激励我们向您表达我们的意见。我们必须重申∶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些意见，是因为我们强力支援台湾的民主，并深深关切、在意并希望看到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得以持续茁长。我们也强调，我们不偏袒岛内任何一方的政治争议，而是完全著眼於台湾的国际形象及信誉。
有赖於台湾人民的努力和坚持，台湾在二十年前开始转型成为一个民主社会。这项成就值得肯定，我们也坚信「民主」是台湾在建立并强化其国际关系上，以及阻止外权干涉，最大的王牌。
我们相信您和我们有共识—台湾的民主幼苗能够成长茁壮，只有靠自由民主正义及人权的基本原则来培育，建立权责分明，公开透明的政治制度。此认知亦符合您今年签署，经立法院核准的两项联合国人权条款的内容和精神，希望能更进一步依照国际法律协会的建议制定为法律，在台湾实行。
在过去二十年，台湾在这些方面有相当的进步；也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对台湾今日的司法倒退、政治制衡力退化及民主、新闻自由受损而深感失望。在国际人权组织，如自由之家及无国界记者等，所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台湾的排名退步，恰恰反映了上述种种的负面发展。
同样的，这些负面发展也受到其他国际学者及友台人士的关注，尤其是有关针对陈前总统司法案件的处理，包括审理过程中的瑕疵、办案人员明显缺乏中立、无数的侦查延期、以及对前朝政府官员弹劾的手段。为此我们再次诉请您确保司法公正、公平、公义。
今天当您的政府正把台湾带向与中国更密切的经济合作路上，建立在自由民主正义及人权基本原则上的权责分明、公开透明的政治制度更形重要。我们肯定降低台海的紧张关系，但也要强调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及人权不容因此而被牺牲。
与对岸强邻关系改善的过程必须是公开的、审慎的、并遵循民主的过程，与立法院及在野党有完全沟通，对人民完全公开。我们欣闻贵政府官员公开表示∶与中国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得到国内的共识，以及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我们深信与中国对话的过程应会是公开的，谘询性的，并尊重台湾近二十年发展的民主传统为前提而进行。
我们在此强调，一个国家的成长及繁荣，其经济及政治关系必须保持国际多元化。但是与单一的邻国过度亲密，将迫使该国面临此单一邻国的不安稳所带来的风险，尤其当此邻国是一个藐视台湾民主成就的极权国家，此威胁更形严重。
马总统，我们以国际学者的身分观察台湾多年，支持并肯定台湾的民主成就，深信台湾有资格更加被国际社会接纳为平等的一员。要达到此目标，唯一的方式是台湾本身确保其民主成果，其主权、人权及基本自由有保障，社会民主更加巩固，台湾才有能力面对未来的挑战。
顺颂 钧安
2009年11月6日
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白乐崎等31人
1.Nat Bellocchi 白乐崎［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2.Coen Blaauw 昆布劳〔美国台湾人公共事务会 〕
3.Gordon G. Chang 章家敦〔「即将崩溃的中国」作者〕
4.Peter Chow 周巨原〔美国纽约市立学院经济学教授〕
5.Stephane Corcuff 高格孚〔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和台湾研究」政治学副教授〕
6.Michael Danielsen〔丹麦哥本哈根「台湾一角」主席 〕
7.June Teufel Dreyer金德芳〔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
8.Edward Friedman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和东亚研究教授〕
9.Michael Rand Hoare〔英国伦敦大学退休副教授〕
10.Christopher R. Hughes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教授 〕
11.Thomas G. Hughes 〔美国前参议员斐尔国会办公室主任〕
12.Terri Giles贾泰丽〔美国福尔摩莎基金会执行长〕
13.Bruce Jacobs家柏 〔澳洲蒙纳许大学亚洲语言和研究教授〕
14.Richard C. Kagan柯耕义〔美国翰林大学教授历史系荣誉教授〕
15.Jerome F. Keating祈润夫〔国立台北大学副教授（已退休）〕
16.David Kilgour〔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亚太国务卿〕
17.Andre Laliberte〔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副教授〕
18.Perry Link 林培瑞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退休教授〕
19.Daniel Lynch 〔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
20.Liu Shih-Chung刘世忠〔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21.Victor H. Mair〔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学系教授〕
22.Donald Rodgers〔美国德州奥斯丁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23.Christian Schafferer〔侨光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奥地利东亚研究协会主任，「当代东亚」主编〕
24.Scott Simon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副教授〕
25.Michael Stainton〔加拿大多伦多York Center for Asia Research〕
26.Peter Tague〔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律系教授〕
27.John Tkacik 谭慎格〔前美国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及前美国务院台湾事务协调处官员〕
28.Arthur Waldron林蔚〔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29.Vincent Wei-cheng Wang王维正〔美国里奇蒙大学政治学教授〕
30.Gerrit van der Wees韦杰理〔台湾公报编辑〕
31.Stephen Yates叶望辉 〔 DC Asia谘询顾问团主席，前美国副总统国家安全政策顾问〕
原载∶《Taipei Times》，《自由时报》翻译并转载 2009-11-13
◇◇◇◇◇◇◇◇◇
An open letter to Taiwan’s president
Friday, Nov 13, 2009,
Dear President Ma Ying-jeou (马英九),During the past year, we, the undersigned — scholars and writers from the US, Canada, Asia, Europe and Australia — have publicly expressed to your government our concerns about a number of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in Taiwan. On Nov. 6, 2008, and again on Dec. 2 in letters to Minister of Justice Wang Ching-feng (王清峰), we focused on the issues of erosion of justice, significant flaws in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judicial abuses against members of the democratic opposition.
On Jan. 21, 2009, and again on May 21, we addressed two open letters to you, Mr. President, expressing concern about the fairness of the judicial system, as well as erosion of press freedom and democratic checks and balances.
We regret to say that the responses received from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GIO) Minister Su Jun-pin (苏俊宾) did not adequately address the issues raised, nor have we seen any substantive ameliorative steps taken to correct the problems.
Since then, a number of developments have taken place — some positive and some negative — which prompted us to write to you again to express our views on these issues. We wish to reiterate that we raise these points as strong international supporters of Taiwan’s democracy who care deeply about the country and its future as a free and democratic nation.
We also emphasize that we do not take sides in internal political debates, but do have Taiwan’s international image and credibility as an international partner in mind. Because of the hard work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Taiwan was able to make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wo decades ago.
We applaud this achievement and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is basic fact, democracy, is the strongest card Taiwan can play in building and strengthening its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strongest protection against outside interference in Taiwan’s internal affairs.
We are sure that you would agree with us that Taiwan’s young democracy can only grow and prosper if it is nurtured through good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freedom, democracy,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This would also adhere to both the letter and spirit of the two UN human rights covenants signed by you and ratified by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be enhanc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covenants into national la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dv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Taiwan has made major progress in each of these areas. It thus has been a dis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an erosion of justice, a weakening of checks and balances in the democratic system and a decline in press freedom in Taiwan.
These trends are reflected in the significantly downward ratings Taiwan received in the annual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Freedom House and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They are also reflected in the expressions of concern by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friends of Taiwan related to the flaws in the judicial proceedings against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陈水扁) and the apparent lack of neutrality in the continuing “investigations” and indictments of other prominent members of the former DPP government. We thus appeal to you again to ensure that measures are taken to ensure the impartiality and fairness of the judiciary.
Good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freedom, democracy,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are all the more essential now that your government is moving Taiwan on a path of closer economic ties with China. We believe that a decrease of tens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ould indeed be welcome, but emphasize that this should not be done at the expense of the hard-won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Taiwan itself.
Thus,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relations with your large neighbor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needs to be an open, deliberative and democratic process, in full consultation with both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the democratic opposition, and fully transparent to the general public.
We are thus pleased to hear that officials of your government have stated that any agreement with China would need to have both a domestic consensus, including approval by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acceptance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 trust this process will be open and consultative in ways that respect the democratic traditions begun so promisingly two decades ago. Indeed, we emphasize that a country can only grow and prosper if it has diversified ties —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 to other countries.
Too close an embrace with one neighbor will expose that country to the risks of volatility in the neighboring country, in particular if that neighbor remains authoritarian and openly disrespectful of Taiwan’s democratic achievements.
Mr. President, we wish to emphasize again that, as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writers who have followed, supported and applauded Taiwan’s impressiv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we feel strongly that Taiwan should be more fully acce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full and equal partner.
This can only be achieved if Taiwan ensures that its democratic achievements are safeguarded, that its sovereignty,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are protected, and that the democratic fabric of society is strengthened so the country is ready to meet the challenges ahead.
Respectfully yours,
NAT BELLOCCHI
Former chairman,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COEN BLAAUW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Washington
GORDON CHANG
Author,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EDWARD FRIEDMAN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ETER CHOW
Professor of economics,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STEPHANE CORCUFF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China and Taiw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yon
MICHAEL DANIELSEN
Chairman, Taiwan Corner, Copenhagen
JUNE TEUFEL DREYER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Miami
JOHN TKACIK
Former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nd former officer at the Taiwan Coordination Desk,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TERRI GILES
Executive director, Formosa Foundation, Los Angeles
MICHAEL RAND HOARE
Emeritus reader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CHRISTOPHER HUGHES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OMAS HUGHES
Former chief of staff to the late senator Claiborne Pell, Washington
BRUCE JACOBS
Professor of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RICHARD KAGAN
Professor emeritus of history, Hamline University
JEROME KEATING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retired).
David Kilgour
Former member of parliament and secretary of state for Asia-Pacific (2002-2003), Canada
ANDRE LALIBERT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Ottawa
DANIEL LYNCH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IU SHIH-CHUNG
Visiting fellow,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VICTOR MAIR
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ONALD RODGER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ustin College
CHRISTIAN SCHAFFERER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verseas Chine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ir of Austrian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Studies
SCOTT SIMON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Ottawa, Canada
MICHAEL STAINTON
York Center for Asia Research, Toronto
PERRY LINK
Professor emeritus of East Asian Studies,Princeton University
PETER TAGUE
Professor of law,Georgetown University
ARTHUR WALDRON
Lauder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VINCENT WEI-CHENG WANG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Richmond
GERRIT VAN DER WEES
Editor of “Taiwan Communique,” Washington
STEPHEN YATES
President of DC Asia Advisory and former deputy assistant to the US vic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Taipei Times 2009-11-13
2009-11-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2009年11月14日星期六
朱维群的发飙耍泼与何方先生对民族政策的看法
文/朱瑞
朱维群：现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何方:前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根据北京要求，达然萨拉方面递交了《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中国政府称《备忘录》）。《建议》中，详尽而诚恳地表达了西藏民族对现任政权的期望和对自己未来的需求。几乎立刻，北京就召开了中外新闻发布会，朱维群副部长给《建议》下了定论：
“《备忘录》尽管借用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个别词句，进行了包装、点缀，但是，从标题到内容还是‘大藏区’‘高度自治’那一套，这就是我们早就指出的‘半独立’‘变相独立’，实质还是‘西藏独立’那一套……”
“我们严正指出……‘西藏流亡政府’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逃亡外国的产物，搞了几十年分裂破坏活动，它的存在就是非法的……”
“说得客气一点，你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合适宜的。说的直白一点，你们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的资格。”
但同时，朱维群副部长也肯定了第八轮会谈（北京方面称第九轮）：“总的气氛是坦城的”“……这次能够由杜青林部长第二次接见他们，这可是我们国家领导级干部，这难道不是一个进展吗？”
朱副部长这段强硬而逻辑混乱的讲话，为世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北京方面在彻底否定《建议》的同时，并没有拿出解决西藏问题的任何方案！《建议》，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在所有藏区真正实施宪法赋予的民族区域自治权利。
接下来，中国传媒纷纷撇开《建议》，集中曲解达赖喇嘛尊者在西藏和平抗暴五十周年记者会上的个别词句，并展开了文化大革命式的、几乎丧失理性的围攻。
为什么北京方面毫不掩饰地左顾右盼，诱导人们进入西藏问题的误区？2009年6月16日朱维群副部长在会见中东欧记者团时，再次露出端倪：“把这样一个已经被我们中央政府完全否定、已经顶回去的东西（指《建议》），作为今后接触商谈的前提和基础，这里有一点接谈的诚意吗？”显然，朱维群所有的表演，就为了一个目的：回避藏中接谈！
不言而喻，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如同《水浒传》孟州道十字坡孙二娘的酒店一样，不过是个幌子。当然，我不是说中共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专门以杀人为目的，这仅仅是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但是，老共产党员、曾在张闻天身边工作多年，前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何方先生在今年4月出版的《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中撰写的《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一文，分析得恰如其分：
“60年来，我们一直宣告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但这只是表面的和对外宣传用的，实际情况却是另一回事。因为所谓自治，就得允许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但我们实行的则是‘党管一切，汉人当政’。”
法国的古伯察先生在《鞑靼西藏行》中写道，“当列强入侵中国的时候，中国是那么让人同情，可是，当中国入侵周边的小国时，比那些列强还要残忍！”事实上，中共治下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质，就是对少数民族区域，尤其是西藏、新彊的毫不掩饰的掠夺。
然而，朱维群的发飙耍泼，还是着实让藏人尤其是尊者的特使嘉日洛珠坚参吃了一惊：“中共官员的言行犹如疯子？！”
中国已经没有了胡耀邦那样敢于承认和纠正错误，并愿意承担责任的领导人。目前的当政者，操心的是自己如何平稳地在独裁的椅子上，上演大国“崛起”的游戏。至于治藏的极左政策，那是没有必要担心的，只要枪杆子还握在手里，就可以遮蔽一切。因而，信息封锁，几乎成了现任中共领导人的宗教。这也是朱维群副部长为什么在藏人持续被抓、严重判刑（甚至死刑）的今天，仍然脸不红，心不跳地告诉世人：“当前西藏的形势很好，社会政治局势持续稳定。”“ 中央政府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西藏的广大群众是站在我们党和政府一边的，西藏的各族干部是能够经受严峻斗争考验的、是忠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藏传佛教绝大多数寺庙和僧尼是爱国爱教的。”
所以，不管流亡政府怎样声明做好与北京接谈的准备，希望北京方面拿出一个可以替代《建议》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而北京方面就是执著于上演贼喊捉贼，嫁祸于人的老戏。这次朱维群回答德国《焦点》杂志的问题，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他说：
“重新建立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才是他（达赖喇嘛）所追求的‘自治’。”（事实上，西藏流亡社区，早已建立了著名的民主政体，作为统战部副部长的朱维群，怕是比任何人都清楚。）
“单就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而言，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动乱的一个根源。”（既然这个政府是非法的，为什么还说谈判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并且已经与这个非法组织进行所谓的九轮会谈？）
“中国人民在60年前就已经当家作主了，历史事实也证明，我们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务。”（历史事实也证明，举世瞩目的西藏3月事件和新彊的7·5事件，就是面对中共的 枪杆子，甚至搬出死刑，两个民族也没有屈服！）
朱维群副部长，在西藏问题上无理取闹、胡搅蛮缠，让我们清楚了中共政权是认准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理，也就是在否定《建议》的同时，决不想拿出任何可以替代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然而，何方先生适时地在《胡耀帮与民族区域自治》中，指出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途径，简而言之，真正的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唯一出路！
首先，何先生认为，应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落实胡耀邦关于西藏问题的著名的三十一号文件；改正从列宁斯大林那里继承来的专政理论；改正从共产国际那里搬来的组织上的狭隘宗派主义思想；还有中国特色的历朝对待异民族的“以夏变夷”的传统。他写道：
“我们不仅在干部政策上不相信少数民族出身的人，更严重的是对整个少数民族不信任，实行明显的歧视，用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标准视察和处理问题。例如，为什么同一民族的香港就可以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对台湾还会更加放宽标准），不同民族的藏区就不允许‘藏人治藏，高度自治’呢？为什么港、澳、台可以实行‘一国两制’，而地处大陆的少数民族就只能和汉族‘一刀切’……要说对港、澳、台是由于情况不同，不得不做出让步，那不是有点‘欺软怕硬’，拿原则做交易吗？”
何方先生提供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不仅可以解决西藏问题，同时，也可以解决中印关系紧张问题，新疆问题，内蒙古问题等极左政策下出现的系列民族问题。也是树立中国在世界中的威望不可缺少的要素。
当然，不管以什么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藏中接谈，都是不可逾越的步骤，而直接同达赖喇嘛尊者会谈，借着尊者的慈悲、宽容的力量和深远的巨大影响，是解决西藏问题可遇而不可求的捷径。任何回避和施延，只能使中国在民族问题上，越来越被动，并堕落为历史的罪人。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Saturday, November 14, 2009
朱维群：现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何方:前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根据北京要求，达然萨拉方面递交了《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中国政府称《备忘录》）。《建议》中，详尽而诚恳地表达了西藏民族对现任政权的期望和对自己未来的需求。几乎立刻，北京就召开了中外新闻发布会，朱维群副部长给《建议》下了定论：
“《备忘录》尽管借用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个别词句，进行了包装、点缀，但是，从标题到内容还是‘大藏区’‘高度自治’那一套，这就是我们早就指出的‘半独立’‘变相独立’，实质还是‘西藏独立’那一套……”
“我们严正指出……‘西藏流亡政府’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逃亡外国的产物，搞了几十年分裂破坏活动，它的存在就是非法的……”
“说得客气一点，你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合适宜的。说的直白一点，你们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的资格。”
但同时，朱维群副部长也肯定了第八轮会谈（北京方面称第九轮）：“总的气氛是坦城的”“……这次能够由杜青林部长第二次接见他们，这可是我们国家领导级干部，这难道不是一个进展吗？”
朱副部长这段强硬而逻辑混乱的讲话，为世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北京方面在彻底否定《建议》的同时，并没有拿出解决西藏问题的任何方案！《建议》，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在所有藏区真正实施宪法赋予的民族区域自治权利。
接下来，中国传媒纷纷撇开《建议》，集中曲解达赖喇嘛尊者在西藏和平抗暴五十周年记者会上的个别词句，并展开了文化大革命式的、几乎丧失理性的围攻。
为什么北京方面毫不掩饰地左顾右盼，诱导人们进入西藏问题的误区？2009年6月16日朱维群副部长在会见中东欧记者团时，再次露出端倪：“把这样一个已经被我们中央政府完全否定、已经顶回去的东西（指《建议》），作为今后接触商谈的前提和基础，这里有一点接谈的诚意吗？”显然，朱维群所有的表演，就为了一个目的：回避藏中接谈！
不言而喻，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如同《水浒传》孟州道十字坡孙二娘的酒店一样，不过是个幌子。当然，我不是说中共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专门以杀人为目的，这仅仅是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但是，老共产党员、曾在张闻天身边工作多年，前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何方先生在今年4月出版的《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中撰写的《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一文，分析得恰如其分：
“60年来，我们一直宣告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但这只是表面的和对外宣传用的，实际情况却是另一回事。因为所谓自治，就得允许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但我们实行的则是‘党管一切，汉人当政’。”
法国的古伯察先生在《鞑靼西藏行》中写道，“当列强入侵中国的时候，中国是那么让人同情，可是，当中国入侵周边的小国时，比那些列强还要残忍！”事实上，中共治下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质，就是对少数民族区域，尤其是西藏、新彊的毫不掩饰的掠夺。
然而，朱维群的发飙耍泼，还是着实让藏人尤其是尊者的特使嘉日洛珠坚参吃了一惊：“中共官员的言行犹如疯子？！”
中国已经没有了胡耀邦那样敢于承认和纠正错误，并愿意承担责任的领导人。目前的当政者，操心的是自己如何平稳地在独裁的椅子上，上演大国“崛起”的游戏。至于治藏的极左政策，那是没有必要担心的，只要枪杆子还握在手里，就可以遮蔽一切。因而，信息封锁，几乎成了现任中共领导人的宗教。这也是朱维群副部长为什么在藏人持续被抓、严重判刑（甚至死刑）的今天，仍然脸不红，心不跳地告诉世人：“当前西藏的形势很好，社会政治局势持续稳定。”“ 中央政府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西藏的广大群众是站在我们党和政府一边的，西藏的各族干部是能够经受严峻斗争考验的、是忠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藏传佛教绝大多数寺庙和僧尼是爱国爱教的。”
所以，不管流亡政府怎样声明做好与北京接谈的准备，希望北京方面拿出一个可以替代《建议》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而北京方面就是执著于上演贼喊捉贼，嫁祸于人的老戏。这次朱维群回答德国《焦点》杂志的问题，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他说：
“重新建立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才是他（达赖喇嘛）所追求的‘自治’。”（事实上，西藏流亡社区，早已建立了著名的民主政体，作为统战部副部长的朱维群，怕是比任何人都清楚。）
“单就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而言，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动乱的一个根源。”（既然这个政府是非法的，为什么还说谈判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并且已经与这个非法组织进行所谓的九轮会谈？）
“中国人民在60年前就已经当家作主了，历史事实也证明，我们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务。”（历史事实也证明，举世瞩目的西藏3月事件和新彊的7·5事件，就是面对中共的 枪杆子，甚至搬出死刑，两个民族也没有屈服！）
朱维群副部长，在西藏问题上无理取闹、胡搅蛮缠，让我们清楚了中共政权是认准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理，也就是在否定《建议》的同时，决不想拿出任何可以替代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然而，何方先生适时地在《胡耀帮与民族区域自治》中，指出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途径，简而言之，真正的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唯一出路！
首先，何先生认为，应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落实胡耀邦关于西藏问题的著名的三十一号文件；改正从列宁斯大林那里继承来的专政理论；改正从共产国际那里搬来的组织上的狭隘宗派主义思想；还有中国特色的历朝对待异民族的“以夏变夷”的传统。他写道：
“我们不仅在干部政策上不相信少数民族出身的人，更严重的是对整个少数民族不信任，实行明显的歧视，用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标准视察和处理问题。例如，为什么同一民族的香港就可以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对台湾还会更加放宽标准），不同民族的藏区就不允许‘藏人治藏，高度自治’呢？为什么港、澳、台可以实行‘一国两制’，而地处大陆的少数民族就只能和汉族‘一刀切’……要说对港、澳、台是由于情况不同，不得不做出让步，那不是有点‘欺软怕硬’，拿原则做交易吗？”
何方先生提供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不仅可以解决西藏问题，同时，也可以解决中印关系紧张问题，新疆问题，内蒙古问题等极左政策下出现的系列民族问题。也是树立中国在世界中的威望不可缺少的要素。
当然，不管以什么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藏中接谈，都是不可逾越的步骤，而直接同达赖喇嘛尊者会谈，借着尊者的慈悲、宽容的力量和深远的巨大影响，是解决西藏问题可遇而不可求的捷径。任何回避和施延，只能使中国在民族问题上，越来越被动，并堕落为历史的罪人。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Saturday, November 14, 2009
2009年11月13日星期五
中国法律：抹不去的阶级性
文/杨莉藜
数十年前的中国，按照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观点，法律被定义为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阶级性是其本质属性。强调法的阶级性必然会否定法的全民性和社会性，实践中造成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不公正。因此，随着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至少在理论上，法的阶级性这个曾经无可置疑的“真理”，已经回归其谬论本原，除了极少数毛左外，没有人相信法律是统治阶级惩治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然而，理论上的长进往往和实践并不同步。仔细考究中国法律的执行情况，我们会失望地发现，现今的中国法律仍然没有抹去阶级性的烙印，中国的法律依然姓“共”。唯一的变化是三十多年前，统治者们处心积虑对付的是以地富反坏右为主体的敌对阶级，如今他们铁腕处治的则是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
量刑：轻重如天壤
从量刑上看，对异议人士的判决是就重不就轻，往往因为写了一两篇当局看不上眼的文章，或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动辄被判十数年、数十年。而为害一方的贪官污吏，偶有被抓到者，也都是从轻发落，走走过场而已。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共官员即使重判也很快找到些莫名其妙的借口减刑，实际刑期都相对较短。烟草巨贪褚时健，1999年被判无期，很快减刑为17年。“五毒书记”张二江2002年被判18年，入狱后撰写并出版了数本评注类书籍，2006年减刑一年，2007年又减刑两年半。按照这个速度，要不了多久，张书记就可以载誉归来了。
附加刑之一的剥夺政治权利，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对于中共的圈内人，除了死刑、死缓、无期徒刑等极刑外，剥夺政治权利这一附加刑十分鲜见。这些年不少中共贪官还没有出监狱，都差不多著作等身了。他们之所以能边服刑边出书，说明量刑中并没有剥夺政治权利这一款——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之一就是“剥夺出版、言论、示威、结社等权利。”反观中共对异议人士的判决，主刑之外的剥夺政治权利简直概无例外。显然，中共内心坚信让贪官污吏说话，比让异议人士说话更值得放心。那些中共的圈内人也算没有辜负主子的美意，河南贪官李剑华在狱中出版了数本小说，主题当然都是“弘扬主旋律”的。戴枷舐痂，主子定会投桃报李的。
刑罚：宽严若云泥
从刑罚上看，中共的监狱系统对于异议人士的惩罚之狠之重，远远甚于贪官。贪官们可以由死缓而无期而减刑而监外执行，不消数年功夫，又是一条“好汉”。而异议人士，如能按期出狱已经是奇迹。即使在狱中，官员们也可以吃喝玩乐，甚至宿花眠柳，逍遥不输活神仙。近年，先后锒铛入狱的大小贪官们，如曲德臣、张二江、王晓方、李剑华、邱晓华、周久耕……等等在狱中都在悠哉游哉地著书立说，有的，如上面提到的张二江，还因此获得多次减刑。
相对于中共的这些“自己人”，被视为敌对力量的异议人士处境十分悲惨。湖南三勇士之一的喻东岳承受了种种酷刑，最终被折磨成精神失常，至今生活无法自理。新青年学会的徐伟、靳海科在狱中罹病，至今得不到有效治疗，还要拖着病体从事各种强制劳动。
当然，中共对付他们的“敌人”，也经常用法外刑罚。比如用牢头狱霸、地痞流氓来对付文弱的异议人士。这些下三滥的手法并不在中共的法律之中，但却是中共监狱里无处不在的潜规则。
人道：予夺分敌我
现代国家的刑罚，即使再严酷，也有其人道的考量。中国立法中当然也考虑到了罪嫌的人道待遇问题，尽管他们叠床架屋地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是，中共当局对于罪嫌人道待遇的予夺，往往是以其长久不变的敌我思维来论定。比如监外执行，就很少给予系狱的异议人士。较早点儿的喻东岳、郭起真、陈光诚、力虹、郭飞雄、严正学和最近的王荣清、胡佳、范燕琼等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都因种种疾病申请过保外就医，但毫无例外地遭到当局的断然拒绝。与此相反，中共官员陈希同判刑16年，刚坐满一半就获保外就医，过起逍遥自在的日子来。朱小华判刑15年，入狱四年之后也获保外就医。按照法律，保外就医只是监外执行，疾病治愈之后，应该继续回监狱服刑。而对于中共的圈内人来说，保外就医几乎等于无罪释放，彻底告别监狱。前面提到的烟草巨贪褚时健，1999年判无期，后又减刑为17年，入狱三年就以糖尿病为由获得保外就医，从此开始“二次创业”，水果种植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至少现在还没有听说要结束监外执行重回监狱服刑。
广东当局回复郭飞雄家人的保外就医申请时说：郭飞雄的情况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和《监狱法》第二十五条的条件，因此不予批准。不知道广东当局为什么只提《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而不提更为直接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事实上，《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才是处理保外就医问题的更直接规约。
《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四条规定：“对累犯、惯犯、反革命犯的保外就医，从严控制……”。《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颁布于1990年底，当时的“反革命犯”就是现在的“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政治罪犯。由此可以看出，人道待遇的予夺，中共的立法中已明确要按敌我定夺，而不是按罪嫌的实际需要。
从量刑、刑罚、人道待遇诸方面看，虽然中共的立法和司法经过了三十年的所谓改革，其阶级斗争的遗存依旧赫然在目。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这类陈词滥调在中共官员的脑袋里头仍然是执法的准则——贪官虽贪，仍是他们的社会基础，要辣手惩治自己的手足，中共目前还下不了这个狠心。异议人士虽然只是纸笔唇舌获罪，但在中共的眼里他们才是政权的最大敌人，而体现着统治者意志的法律势必会以最恶毒的敌意对其加以惩处。
一个一党营私的国家，法律的公正只能是镜花水月。
──《观察》首发
Friday, November 13, 2009
数十年前的中国，按照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观点，法律被定义为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阶级性是其本质属性。强调法的阶级性必然会否定法的全民性和社会性，实践中造成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不公正。因此，随着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至少在理论上，法的阶级性这个曾经无可置疑的“真理”，已经回归其谬论本原，除了极少数毛左外，没有人相信法律是统治阶级惩治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然而，理论上的长进往往和实践并不同步。仔细考究中国法律的执行情况，我们会失望地发现，现今的中国法律仍然没有抹去阶级性的烙印，中国的法律依然姓“共”。唯一的变化是三十多年前，统治者们处心积虑对付的是以地富反坏右为主体的敌对阶级，如今他们铁腕处治的则是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
量刑：轻重如天壤
从量刑上看，对异议人士的判决是就重不就轻，往往因为写了一两篇当局看不上眼的文章，或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动辄被判十数年、数十年。而为害一方的贪官污吏，偶有被抓到者，也都是从轻发落，走走过场而已。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共官员即使重判也很快找到些莫名其妙的借口减刑，实际刑期都相对较短。烟草巨贪褚时健，1999年被判无期，很快减刑为17年。“五毒书记”张二江2002年被判18年，入狱后撰写并出版了数本评注类书籍，2006年减刑一年，2007年又减刑两年半。按照这个速度，要不了多久，张书记就可以载誉归来了。
附加刑之一的剥夺政治权利，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对于中共的圈内人，除了死刑、死缓、无期徒刑等极刑外，剥夺政治权利这一附加刑十分鲜见。这些年不少中共贪官还没有出监狱，都差不多著作等身了。他们之所以能边服刑边出书，说明量刑中并没有剥夺政治权利这一款——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之一就是“剥夺出版、言论、示威、结社等权利。”反观中共对异议人士的判决，主刑之外的剥夺政治权利简直概无例外。显然，中共内心坚信让贪官污吏说话，比让异议人士说话更值得放心。那些中共的圈内人也算没有辜负主子的美意，河南贪官李剑华在狱中出版了数本小说，主题当然都是“弘扬主旋律”的。戴枷舐痂，主子定会投桃报李的。
刑罚：宽严若云泥
从刑罚上看，中共的监狱系统对于异议人士的惩罚之狠之重，远远甚于贪官。贪官们可以由死缓而无期而减刑而监外执行，不消数年功夫，又是一条“好汉”。而异议人士，如能按期出狱已经是奇迹。即使在狱中，官员们也可以吃喝玩乐，甚至宿花眠柳，逍遥不输活神仙。近年，先后锒铛入狱的大小贪官们，如曲德臣、张二江、王晓方、李剑华、邱晓华、周久耕……等等在狱中都在悠哉游哉地著书立说，有的，如上面提到的张二江，还因此获得多次减刑。
相对于中共的这些“自己人”，被视为敌对力量的异议人士处境十分悲惨。湖南三勇士之一的喻东岳承受了种种酷刑，最终被折磨成精神失常，至今生活无法自理。新青年学会的徐伟、靳海科在狱中罹病，至今得不到有效治疗，还要拖着病体从事各种强制劳动。
当然，中共对付他们的“敌人”，也经常用法外刑罚。比如用牢头狱霸、地痞流氓来对付文弱的异议人士。这些下三滥的手法并不在中共的法律之中，但却是中共监狱里无处不在的潜规则。
人道：予夺分敌我
现代国家的刑罚，即使再严酷，也有其人道的考量。中国立法中当然也考虑到了罪嫌的人道待遇问题，尽管他们叠床架屋地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是，中共当局对于罪嫌人道待遇的予夺，往往是以其长久不变的敌我思维来论定。比如监外执行，就很少给予系狱的异议人士。较早点儿的喻东岳、郭起真、陈光诚、力虹、郭飞雄、严正学和最近的王荣清、胡佳、范燕琼等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都因种种疾病申请过保外就医，但毫无例外地遭到当局的断然拒绝。与此相反，中共官员陈希同判刑16年，刚坐满一半就获保外就医，过起逍遥自在的日子来。朱小华判刑15年，入狱四年之后也获保外就医。按照法律，保外就医只是监外执行，疾病治愈之后，应该继续回监狱服刑。而对于中共的圈内人来说，保外就医几乎等于无罪释放，彻底告别监狱。前面提到的烟草巨贪褚时健，1999年判无期，后又减刑为17年，入狱三年就以糖尿病为由获得保外就医，从此开始“二次创业”，水果种植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至少现在还没有听说要结束监外执行重回监狱服刑。
广东当局回复郭飞雄家人的保外就医申请时说：郭飞雄的情况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和《监狱法》第二十五条的条件，因此不予批准。不知道广东当局为什么只提《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而不提更为直接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事实上，《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才是处理保外就医问题的更直接规约。
《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四条规定：“对累犯、惯犯、反革命犯的保外就医，从严控制……”。《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颁布于1990年底，当时的“反革命犯”就是现在的“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政治罪犯。由此可以看出，人道待遇的予夺，中共的立法中已明确要按敌我定夺，而不是按罪嫌的实际需要。
从量刑、刑罚、人道待遇诸方面看，虽然中共的立法和司法经过了三十年的所谓改革，其阶级斗争的遗存依旧赫然在目。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这类陈词滥调在中共官员的脑袋里头仍然是执法的准则——贪官虽贪，仍是他们的社会基础，要辣手惩治自己的手足，中共目前还下不了这个狠心。异议人士虽然只是纸笔唇舌获罪，但在中共的眼里他们才是政权的最大敌人，而体现着统治者意志的法律势必会以最恶毒的敌意对其加以惩处。
一个一党营私的国家，法律的公正只能是镜花水月。
──《观察》首发
Friday, November 13, 2009
2009年11月12日星期四
一个汉人佛教徒2008年的藏地旅行记
文/乐慧
红旗与红衣僧侣（上集）
引言
我，一个汉人，分别在中国和德国度过生命中一半的时光。在这两个国家和两种文明中，我都不感到快乐。年岁越大，我越感到生命是苦，苦海无边。几年前，我接触到藏传佛教并屡次旅行到藏地，在雪域高原上，和藏人在一起，我终於获得了回家的温暖的感觉并充满了离苦得乐的希望。然而，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个民族和它的文化正在被中国政府强硬的殖民政策所吞噬，我非常担忧它还能存活多久。2008年3月14日西藏发生抗议以来，我更加密切地关注著藏族人的命运并日夜为他们祈祷。四月底，我从居住地北京出发，途径成都进入四川藏区甘孜州，访问了我所皈依的甯玛派藏传佛教的故乡康定、甘孜、甘孜某县、德格、白玉等地。
4月28日，成都
堪布
堪布是甘孜某县人，大学毕业後出家修行已有二十多年，现在在成都自费编辑整理和印刷一些行将失传的藏文经书。堪布汉语水平极好，曾译介数本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的传记和开示，编撰汉语的藏传佛教学习范本。
一年多没有联系，电话里，堪布的声音一如既往地热情，一听说我要去藏区，他答应立即见我。
一个十几平方的房间，里面有六七台电脑，几个穿藏装的姑娘坐在电脑前工作，萤幕上显示的是藏文，我上次来的时候她们也是这样坐在电脑前的。
我向她们说：“阿弥陀佛＂
她们腼腆地对我笑笑，算是对我打招呼。
屋子中央是一个藏式的沙发和一个玻璃茶几，两个穿红色喇嘛服的八九岁男孩坐在沙发边上就著茶几在本子上写字。我认出那个年龄小一些的眼睛透出聪慧机敏劲儿的是堪布的侄儿，上次我见到他时，他矮小得多，刚刚被甘孜某县家里送到成都来跟随堪布学习，（藏族家庭常常将家中至少一个孩子送到寺庙或交由当喇嘛的长辈教育），当时他还没穿喇嘛服，看来经过这段时间，他已经受戒出家了。
这小喇嘛也还记得我，他站起身迎接我，请我坐下，汉语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上次他还一句汉话都不会说呢。我坐在沙发上，看清楚两个男孩是在作业本上练习写简单的英语单词。我请小喇嘛念一念他写的内容，他大方地念朗读起来，发音居然不错。
堪布来了，穿的是便服，上装是绛红色的。我本该向堪布顶礼，可是堪布随和亲切的寒喧使我免了这套礼节。时间不多，我问堪布可不可以和他单独谈话，他把我带到隔壁的一套公寓，小喇嘛跟在我们身後，轻声请求我把鞋子脱了。
这套房子里地上密集地摆著地铺，红色木地板泛出洁净的光亮，地铺上支起帐篷式的白色尼龙蚊帐，房里显得比摆满电脑的工作室还要拥挤。堪布把我带到房子尽头的一间小屋子，这里只有一个地铺，没放蚊帐，紧挨地铺一头的窗户边有个蒲团，堪布在那上面坐了，看来那是他平时打坐的位置。
我坐在堪布的对面，地铺的另一头，小喇嘛也在我身边的门框下面坐下来。
“堪布，藏区目前情势怎样，我很想知道。现在记者和外国人都无法进入藏区了，外界无法了解在藏区每天都在发生什麽事情。我想进去了解真实情况，向外界报道。您是我想采访的第一个物件。能告诉我，面对这个局面，您都想些什麽吗？我能做笔记吗？＂
“有关藏族人目前的情况，我们就这样口头谈谈不要纪录了吧。我害怕。
我是1960年出生在已经属於中国的大藏区的藏族人，从小共产党让我领受的就是恐惧。我来自一个上师传承的家庭，我的父母亲戚上师被他们关进了监狱，我去看望他们，去给他们送饭，要麽得不到许可，要麽在监狱持枪的汉人和藏人面前吓得发抖。我的亲人们被他们毒打、虐待，有时候连还是小孩子的我也会遭受他们毒打、威胁、侮辱，我给亲人送的饭撒在地上，挨饿的亲人眼看著食物而吃不到。我们的寺庙全都被他们摧毁了。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就在恐惧中度过。後来我上了大学，想在毕业後为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做点事情，可是，毕业後我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分配给我的工作我不想做。他们让我当统战干部，让藏族更听话地接受这个政府的统治，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乾脆就出了家。我想，当和尚最能继承和发扬我们藏族的文化传统，当了和尚也没有人来要求我当政府部门的干部了。
我本是西藏人，可是，今天，如果有人问我是哪国人，我也只能说，我是中国人。已经没有西藏这个国家了。现实就是这样。正因为如此，达赖喇嘛也不会要求独立，更不会为了独立而策划暴力行动，他只是要求中国政府将大藏区作为一个象香港那样的特别行政区来对待，在这个特别行政区中，藏族人管理自己的内政，中国人管理外交和军事。这应该是一个对双方都现实的要求。让他们把西藏完全交还给我们，这是不现实的，他们已经统治我们太长时间了。我们佛教徒可以由於慈悲的缘故而为他人献出自己的手臂，献出自己的生命，但他们不是佛教徒，他们大部分人也不喜欢佛教，他们只喜欢权力、金钱和自己的利益，象你这样的喜欢藏传佛教的汉人太少了。
他们在媒介竭力丑化达赖喇嘛的形象，说他搞什麽“达赖集团＂，说他在搞藏独和暴力活动。他们这样做，其实对他们自己的形象不利。达赖喇嘛天天在国际上露面，说话，很多国家的领导人物都和他接触过，都听见他是怎麽说的，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有一回，克林顿总统在上海会见江泽民时还对江说，江应该和达赖喇嘛见面、交朋友，因为达赖喇嘛是一个很有人格光辉的人，这个镜头中央台播过一回，就再也没播出了，但是人们毕竟看见了、听见了。
他们应该和达赖喇嘛对话。达赖喇嘛已经七十多岁了，趁他还活著，他们应该和他一起解决这个几十年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西藏问题。现在，新的一代藏族人成长起来了，不论印度还是这里藏区的年轻人，宗教对他们的影响都越来越少，他们看见达赖喇嘛主张的非暴力手段至今没起作用，觉得这不是办法，他们已迫不及待，不想听达赖喇嘛的了。我恐怕，一旦达赖喇嘛圆寂，这些新一代的藏族人就会闹得更凶，冲突会变得更加频繁，更加激烈，结果真是难以想象。
在这个情形下，我能做什麽？我什麽也不能做。我是一个和尚，一方面，我不主张暴力和流血冲突，我不可能去参与同胞们反抗中国政府的斗争；另一方面，我也不能走到我的同胞之中，告诉他们，他们应该走达赖喇嘛指引的非暴力道路，他们不可能听我的，他们连达赖喇嘛的话也不听了嘛。作为一个和尚，我只能禅坐并祈祷，我为我们民族的前途祈祷，为那些为了我们民族的自由与权利献出了生命的藏人祈祷，但也为了那些在冲突中死去和受伤的汉人士兵与警察祈祷。我想，双方都一定死了比政府公布数位多得多的人。
我已习惯把自己完全沈浸到工作中去。几年来我一直在做编辑出版经书的工作，还有两三个月，这个工作就结束了，我就可以离开成都回藏地了。我不喜欢生活在城市。回不回我原来修行的寺庙，现在还说不准，反正是一定想回藏地的，到时候再说，谁知道到那时情况怎样呢，到时我们藏族喇嘛能不能自由旅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现在藏族喇嘛旅行已经受限制了。＂
“怎样的限制？＂
“我也是听说的，你进去就会知道了。＂
堪布是一个大忙人，而我也忙於坐车进藏，简短的谈话之後，我匆忙地告别了堪布，临别时堪布叮嘱我不要携带任何可以当作把柄的文字资料与照相机之类，免得惹麻烦。
4月29日雅安－康定
路途军车
头天从堪布那里出来，我去药店买防止高原反应的藏药“红景天＂，药店店员不解地问，这个时候，除了当兵的，怎麽还有人要去藏区？她说，这药这一向都是部队的来买，很少有老百姓买了。
买药後打车去新南门长途汽车站，赶上一班去介於成都与康定中间的雅安市的大巴，夜歇雅安车站旁一旅馆。第二天清晨七时登上一辆雅安至康定的大巴。
大巴座位只坐满一半人就开了，除了我和几个带了大袋物品及一只公鸡、看似去康定做小生意的汉人外，车上坐的都是藏人。这是些汉服穿得乾乾净净、脸上有高原红的女人及一泼穿藏装、头戴珊瑚玛瑙松雀石的康巴汉子和女子，从後者身上发出在藏区总能闻到的酥油味。
司机头顶的电视萤幕上出现了多年来我在藏区旅行总会看见听见的流行藏歌MTV，仍然是我已耳熟能详的《青藏高原》《青海湖》一类的曲目，汉藏歌词交替，画面上是红红绿绿的、模糊的草原与雪山与穿长袖长统靴舞蹈的藏族男女。
山越来越大，因有泥石流挡道，车不得不绕道走了好长一段老公路。
半新的国产车车窗被振动得劈啪作响。窗外是青葱稠密的丛林，春天的新绿鲜艳欲滴。
坐在我斜後面的两位穿得很整洁的藏族姑娘先是小声跟著MTV里哼著歌曲，既而大声唱了起来，她们声音变大後，我才发现她们唱的和MTV里的不一样，不是流行歌曲，而是那种我在藏区的村庄里听到过的简单但调子很悠长的歌儿，一种走在村路上禁不住发出欢叫的朴素民歌。好一会儿，旅客们都象我一样安静地听她们唱，她们一个声音细高一些，一个声音低沈有力些，搭配起来就象两道溪流汇聚到一起，自成一条独立的较为粗壮的河流，动听地汩汩流淌著。
到天全县城前，车又开到了好路上。同时，一批大型军用货车也劈面开了过来，声势浩浩荡荡。“嗖，嗖，嗖＂，军车插窗而过，没完没了，车牌均为成都军区多少多少号。
第一次，传说中的军队出现在视野里，不禁有惊心动魄之感。
藏族姑娘的歌声变得柔弱而模糊起来。
为了给自己和大家壮胆，我向她们投去微笑：“你们唱得太好听了！请唱大声一点吧！＂
那个声音细一些的年轻姑娘脸上飞起红晕，把额头抵在前排座位的靠背上。声音低沈、三十多岁的女子则向我点点头，说，等会儿再唱，好不好？
康巴汉子们开始用藏语大声向她俩打趣，是为了让我听懂吧，其中有人用四川话凑和：
“就是，唱吧，唱吧，大声点，大声点！＂
有人甚至为她们起了一首歌的头，但她们并没有接著唱，而是和大家聊起天来。年纪大的那个女的说，她俩是巴塘人，她们那里的人都喜欢唱歌，一天不唱歌，就觉得憋闷。
在闲聊中送走第一批车不一会，又有第二批军用卡车迎面开来了，伫列更长，这一次我看清它们挡风玻璃右上方贴著白底红字的编号，最後一辆车上有“尾车＂字样，编号为70。我也看清了，在挡风玻璃更上方的位置，每辆车都贴有白底红字的标语口号：“坚决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人民武警爱人民，人民武警为人民！＂“……（上联没来得及读），全面稳控局势＂，“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严整社会秩序，确保平安奥运！＂等等。
过二郎山隧道前，车子停下来午休，大家都在一路边餐馆吃午饭。又有军用货车从雅安方向开往康定方向。餐馆的服务员说，这些货车是去“外面＂为军队采购物资的，“里面＂住了那麽成千上万的士兵和武警，天天要吃饭，天天都有这样的货车开进来开出去。我们大巴的司机在我旁边吃饭，他接著服务员的话说，这几辆货车算得了什麽，三月份“里面＂出事後，开进去的军车那才算多呢，军队自己的车都开完了，不得不租用他们车站的车，把武警送进去。
“估计从这条路进去的军队有多少？＂我问。
“谁知道？五、六位数吧，反正只要你进到里面，就会看见公路上、每个县城、大一点的镇子都守满了武警，还看得见解放军野战部队驻扎在野外，搭著帐篷。＂司机说。
泸定桥
二郎山隧道两公里长。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康定时，这个隧道还没打通，那时，汽车翻越二郎山需半天，盘山公路的道路也很危险。现在，二三分钟即可穿越二郎山隧道。过得二郎山来，就到了属於甘孜州的大渡河边的泸定县。
汽车沿险峻的山路走著，万丈深渊之下就是大渡河，河水呈浑浊的黄红色。就象不一会儿前连续不断的军车挡住了我的视线一样，现在，白雪皑皑的贡嘎山在车窗左前方河谷的尽头向我昭示：啊，贡嘎山，甘孜藏区第一座雪山，7500多米之高，它巍然耸立在蓝天之下，一如既往地美丽，美得冰清玉洁、高不可攀。（登上过世界最高峰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的人已有无数，但据说登上过贡嘎山顶的人还没有，曾有几位日本职业登山家尝试过这项冒险，结果全都遇难了。在云南香格里拉境内的梅里雪山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贡嘎山和梅里雪山都是藏族人膜拜的神山，他们围著神山转经，朝拜，有的甚至磕著等身长头从遥远的地方来转山。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它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藏族人不喜欢有人在神山上进行攀登或采矿一类的活动，所以说，神山“高不可攀＂。）
泸定县城。当年红军长征曾经过此地，“飞跃大渡河＂是一部家喻户晓的歌颂红军从泸定开始摆脱国民党部队追踪长征进入胜利阶段的电影。此刻，我们的公共汽车就从横跨大渡河的著名的泸定桥头开过。那是已被当作博物馆来卖票供游人参观的一座铁索桥，看得见一队队穿校服、打著小幅红旗的学生正在排队等待走上铁索桥。
这一定是学校组织的活动，泸定桥附近学校的学生，想来也每年必来一趟泸定桥受教育吧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学生为本地人民英雄纪念碑扫墓，至今，学校仍还保持著这个革命传统。在经济资本主义化、全社会一味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的今天，学校这样的机构还没有忘记向下一代灌输共产党如何伟大的革命历史，汉语教科书上还充斥著讲述革命烈士丰功伟业的文章，政治学习和党史课仍在继续进行著，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吧。新的一代除了被鼓励往上爬、和整个社会一样追求名誉、金钱和地位的同时，也在继续被培养成不能独立思考的、“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的意识形态产物，这就是中国，我从小就熟悉的“新中国＂：人人都要成为能够被拧进同一个螺母的、规格相同的螺丝钉。
过了二郎山，就离开了汉人居住的地方，在二郎山和康定之间的泸定一带，汉藏杂居，民风已比纯汉人的地方纯朴。路边蹲著许多穿著朴素的当地人，在他们的面前摆著装满樱桃的竹篮，人人以期待的眼神瞅著过路的车辆，但没有一辆车停下来。
吃完中午饭上得车来以後，旅客之间已经有熟人的气氛了，大家互相闲聊著。我的邻座是一位矮小的梳两个辫子的农村妇女，她一直不大开腔，但是一看见樱桃，她变得活跃起来，她对我说她们家的樱桃也熟了，该摘了：“我们那里的樱桃比泸定这边的甜多了。＂她自豪地说。
我本以为她是汉族，交谈之下，才获知她也是藏族，来自康定前面一个镇子姑咱，她说她有两个孩子，竟和我同龄，四十出头，我原以为她起码有五十岁呢。我问她会不会说藏话，她说不会。她的儿女呢？“也不会。＂“你父母呢，会不会？＂“他们只会听。＂“你们村里的人都不会藏语了吗？＂“都不会。我们乡、我们这边方圆好多里的人都不会，只有到康定去才听得见人说藏话。＂她老实地说。“那你们还算藏族吗？＂唱歌的巴塘女的问她，“就是！你们这样的算什麽藏族！＂康巴人里的一些也付和著用开玩笑的口气和她打趣。“我们就是藏族嘛，祖祖辈辈都是！我们身份证上都是这样写的，你们要不要看我身份证？＂可怜的女人急了，一味分辨。“你们就是为了孩子考学校可以少分儿才报的藏族吧？＂还是有人不饶她。
“请你们俩再唱几支歌来听吧，下了车，你们可没我这麽忠实的听众了！＂我扭头对两个巴塘女的说。年龄大一些那位爽快地说：“唱！唱！唱！＂她咳嗽两声，清清嗓子，大方地唱了起来。不久，年轻的那位也吐出了口香糖，跟著唱起来。
她们唱得太好听了，所有人又都安静地听她俩唱，有时候康巴汉子们也跟著唱。这回，司机头上的电视也哑了，不再看得见有MTV画面。
下午二时许，大巴进入康定前，从车窗里老远就看见两个身穿迷彩服、头戴钢盔、手持长长的机关枪的军人笔挺地站在路边。车子减速，停下。
姑娘们的歌唱嘎然而止。
我看清站在两个军人前面的还有一个穿深蓝色便服、样子带点文气的男子。车门打开，便服男子跳上车，例行公事地向司机打招呼後，面向旅客，用机警的眼光一个个扫视我们。我以为他要检查身份证了，可是并没有，打量完我们每个人後，这人跳下车去，戴白色手套的手往康定城方向一挥：“走吧！＂
车子重新启动後，有旅客大声问司机，他们要检查谁？检查什麽东西呀？
“和尚，尼姑，还有外国人。＂司机说。
“为啥子要检查外国人呢？电视里不是说捣蛋的是和尚吗？没有说过外国人呀！＂那位旅客又问。看来这些人只看电视不读报纸，除了“里面＂和尚闹事了，更多的事情他们不知道。
“外国人是支援那些和尚的，为了那些和尚，外国人给奥运会找麻烦，在奥运会上做文章呢！所以现在不让他们进来了，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外国人来管，他们要管，就不许他们进来，懂不懂？＂司机说。
司机明显是汉人，不知道那些藏族旅客听见这些话怎麽想？从他们平淡的表情上，我什麽也看不出。
康定城
上一次我来康定是2004年，这次，康定车站一如四年前，小，旧，黑暗，脏，冷清，作为一个州府的车站，比内地县份的车站它都不如。除了刚下车的我们这车旅客外，车站里也没看见几个人。往常那些兜旅馆和往县份上去的私车生意的人不知道哪里去了，往常，旅客下车後总是会被他们围住，现在，我站在路边，连计程车都难看见，等了好一会儿，才等来了一辆小小的长安奥托计程车。
我有学佛的汉人朋友住在康定，他们是一对医生夫妇，在医院里工作，为了学习藏传佛教的缘故，他俩从华西医科大学毕业後就主动要求来藏区工作了。四年前，我来康定时，住的是他们家。可是，这次，我知道我最好不要住在他们家了。因为，在电话里，他们已力劝我不要在这个时候进藏，他们说，情势那麽紧张，现在在“里面＂工作和做生意的汉人，能“出去＂的都“出去＂了，连他俩，放五一节假的时候都要多请几天假去成都呆一段时间呢。
我让计程车开到金刚寺招待所去。更早些年我来康定时，就住在那里。招待所就在金刚寺前面，很安静，也有一些寺庙的磁场，住在那很让人安心。在金刚寺也能碰见一些有意思的人，就是在那里，我认识了杜衍，一个修习藏传佛教的江南人，美国加州某大学人类学学者。通过杜衍，我认识了在甘孜州档案局工作的泽仁邓珠，此人是《西藏通史》的作者，是康定首屈一指的知识份子；通过杜衍，我还认识了一些活佛和藏区的高僧大德。
金刚寺位於康定城的北面，与车站各据一头，计程车穿城而过。
康定仍和四年前差不多，不象内地城市有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这里，全中国猛烈发展的局势突然不见了，给人感觉仿佛时间停滞不前了。不过，很快我就发现这感觉是不对的，这里已从2004年进入了另一种时间，另一个时代了：到处是穿迷彩服的武警，到处是在街上巡逻的警车，往昔常见的穿红衣的喇嘛和尼姑们几乎看不见了，外国游客更是踪影全无。
金刚寺招待所已面目全非，车还未开上坡去，我已听见大城市酒吧里常放的那种摇滚乐，招待所已改成“背包族之家＂了，接待我的女服务员说自己是从成都来的，我便跟她讲四川话，可她还是和我讲普通话。她说，她们早就承包了这里了，早就按照现代化办店的方针来吸引我这样的背包客了。我说，在安静的寺庙前面，这样喧嚣的流行音乐好象并不能吸引我呵。她生硬地回答，那就没有办法了。
我只好退出来，重新坐上了计程车。时间在康定还是变化的，摇滚乐已然压住了念经和法器的声音，打破了藏区的宁静，全球化的乐曲已然在甯玛派藏传佛教的寺庙前奏响。
计程车路过“武警招待所＂，我灵机一动，让车停下，下车走到宽大的玻璃门前，这才看见门从里面用自行车锁锁上了，一名年轻的武警站在厅里，看见我，向我走过来，从门缝里对我喊：“不对外！＂
“为什麽？＂
“不为什麽，就是不对外！＂
又上得计程车来。司机开始不耐烦地抱怨了，他说，如果我没有目标的话，下车想好了再打别的车吧。
“为啥子？你这样开著我，表不是在走吗？我照付钱就是。＂
“我们康定计程车里程价低，就靠起步价挣钱，今年游客特别少，都到五一节了，还没有游客，生意难做啊！＂
听司机这麽一说，我觉得自己好象欠了他的似的，很快在前面一处有“某某宾馆＂字样的街边下了车。
某某宾馆，标准间打折後100元。
宾馆停车场停了好几辆有部队牌照的车，还有公安的车。噢，也有当兵的住在这个宾馆里！
汉人大夫王，藏传佛教修习者
晚饭与王一起在一富顺豆花餐馆吃。豆花、紫油菜、豌豆尖：我们都是素食者。汉人大夫王，藏传佛教修习者三、四年以後，我和王琳终於不是在电话里而是面对面谈话了。然而，王老谈一些工作和家庭的事情，谈这些事情使我感到无聊，我本不是一个喜欢谈论日常生活的人，我一向认为日常生活太琐碎，光做就行了，不值得浪费时间去说它，往常在电话里，我总是喜欢和王谈修行的事情，现在，她好象不想谈这方面的事了，於是越谈我越没有话说。
吃完饭，我们还是去了她家。她老公已经带著孩子去了成都，她明天也要出去。看见客厅里电脑开著，我问她可以看看电子邮件吗，她说行。我当然没有带电脑。看完电子邮件，我顺便浏览了一下“法兰克福汇报＂，这段时间以来我总是看该报两个驻京记者和那些发自达兰萨拉的关於西藏问题的报道。这次，有一篇有关中共愿意与达赖喇嘛接触的报道，还附有达赖喇嘛的照片，我很高兴获悉这个消息，说给王听了，我还说，她要感兴趣的话，我可以翻译给她听。
王并没表示想听我翻译，但我们终於就此谈起西藏的话题来。
“乐慧呀，你没象我们一样在里面生活这麽些年，和藏族人相处可难了，他们中很多蛮不讲理呢，医院的病人常常找医院麻烦，最近我们还被他们勒索了90万元呢，他们宣称，如果不给他们，他们就要围攻医院，要闹事，你还不知道，这次闹得可凶了，州政府为了息事宁人，命令我们把钱给他们，我们医院不得不吃这一大笔钱的亏哩。再说医院里的藏族领导和同事吧，好多也不是好相处的，蛮横得很，裙带关系又严重，我们这些没有背景的人，说话做事都得谨小慎微，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什麽人他们所有人都跟你没完。说真的吧，藏族人，除了那些真正修行好的高僧大德，没什麽人值得敬重的。达赖喇嘛应该是一个修行的大成就者，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可是，我不明白他为什麽要支援那些藏青会的藏独分子搞那些打砸抢的事情……＂
“王，你是修习藏传佛教的，你怎麽也相信中国媒体上宣传的那一套？达赖喇嘛一生都致力於以非暴力形式解决西藏问题，并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自三月十四日以来，我每天看德国媒体的报道和照片，事实上，达赖喇嘛一直在达兰萨拉呼吁和劝说他的藏族同胞冷静，不要使用暴力。德国记者是亲临现场後才发回了这些采访和摄影报道的，要知道，中国的媒介并没有派记者到印度、到达赖喇嘛那里去采访，他们连他一张照片都不登……＂
“我的消息来源不只是中国的媒体，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台湾出版的达赖喇嘛的书，比如他的自传，还有DVD带子，比如他在时轮金刚法会上的讲话，我觉得他有些观点看法就太过分了，有问题，我不明白怎麽作为观世音菩萨化身的他，可以讲那麽极端的话……＂
“哦，我很感兴趣，一直强调走中道的他什麽话讲得过分了？比如说？＂
“……他具体怎麽说的，一时我也想不起了。＂
“他的自传，比如《流亡中的自在》，你看了吗？我是看过的，看得很仔细，我还看了一切能找到的他的书，台湾、香港出的，德语的，我都看了，没有发现一句我不能接受的话，相反，在读他的书时，我觉得他是那样慈悲、理性、智慧，他从来都主张中间道路，主张通过对话来解决冲突，我相信，如果不是作为领袖人物的他这样克制，西藏问题早比现在糟糕了。＂
“乐慧，你受西方媒体的影响太深了！＂
“是吗？有如说是西方的影响，不如说是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的影响，我对达赖喇嘛的人格有足够的信任，你知道，我亲眼见过他，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会不会，是你受中国媒体的影响太深了？我觉得，是相信佛陀和他的化身还是相信共产党政府的宣传，目前这是一个问题，尤其对我们学习藏传佛教的汉人来说。也许，你看达赖喇嘛的书还不够多，当然，我也理解你，你们一直在内地，没有机会接触国际社会，没有我那麽多机会见到他本人和看到他更多的书，这次出来带这些书不方便，不然我一定会带几本给你……＂
“不管如何，藏人目前闹事是毫无意义的。不要说这个民族，就是佛法都要灭亡的，我们已经进入了末法时代，这你也清楚吧？早就有授记表明，藏传佛教有一天要断送在一个样子很象毛泽东的人手里，闹有什麽作用呢？还不如接受，大家过稳定的平常日子……＂
“……＂
谈话的後来，王已经很激动，三月份出事後我从北京给她打电话，我们在电话里吞吞吐吐的交谈已使我估计到见面後她会有诸如此类的言论，所以并不诧异，我只是对她一方面信奉藏传佛教，一方面对达赖喇嘛怀疑并对藏族人的命运如此冷漠感到无话可说。因我和《藏族通史》的作者泽仁邓珠先生约好了八点见面，於是抽身告辞了。
王把我送到宿舍楼外面，我说，我们拥抱一下吧，不知这一别又何时相见？她勉强笑著，接受了我的拥抱，接触到她的瞬间，我感到她身子很是僵硬。
藏族学者泽仁邓珠
情歌酒店，康定最好的酒店之一。白天从那里经过时看见好多辆军车和警车停在外面，一些个军人站在车辆之间，不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什麽。晚间这些车还停在那里，军人却不见了。
一进酒店门，却看见四五个穿蓝色警服的男女环坐在大堂一处正对著大门的沙发上，紧盯著进出酒店的客人。这时候进出酒店的人并没有几个，和泽仁邓珠约了在大门口见的我就成了他们多次打量的物件。
我穿得很一般，外套甚至是国产的，我没有穿从德国的户外登山店里买来的从头到脚装备得万无一失、足以对付藏区恶劣天气和道路的衣裤鞋袜，我穿得象一个县份上的汉人，到哪里都不可能引人注目，站在他们的视线里，我尽量让自己感到心安。过了不久，他们也觉得我没有什麽看头了，聊天嗑起瓜子来。
泽仁邓珠五十出头，看起来还象2004年见他时一样，精神气色都好，他的汉语普通话很流利，但一听就带了藏族说汉语的特有的口音。这口音堪布也有。
我们去了三楼茶室。相对而坐，我们先聊了一些熟人的事情，我获悉杜衍也回到了中国，而且也是在北京。看来，杜衍和我、和好多所谓的“海归＂一样，有一种“中国情结＂，可是，一回到中国来，事情就多了，复杂了，象现在，作为知识份子和藏传佛教的追随者，不得不考虑良心和立场的问题，杜衍一定和我一样有著同样的问题吧，回北京後一定要和他探讨。
眼前，我面对的却是一个藏族知识份子，在过去，我见过他几次，一起吃过饭，可从来没有和他讨论过这样敏感的话题。
乐：泽仁邓珠先生，藏区现在的情况怎麽样？
泽：除了官方电视报纸上的消息，我在这里得不到更多的消息。电话里人们都不敢谈这事，我的电话肯定是受监听的，自出事後杜衍就没给我来过电话了，我也没给他打，我们都知道通话不方便。这段时间很少有人从康定来来去去，能见到你我非常高兴。我早就认识你，和你谈可以，别的人我就不敢谈了，前段时间接到一个北京的电话，对方说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问我是不是“藏族通史＂的作者，想采访我，我说我看不见他们的记者证，这样推掉了他们的采访。
乐：这段时间你有没有感受到特别的压力，比如说单位呀，安全机构呀，有没有特别向你施加压力？
泽：好象没有，我正在致力於调动单位，我想从档案局转到师专去，这样可以更好地搞研究工作，我在甘孜州还算一个人物，没有人敢轻易动我吧，他们知道我又没有搞什麽政治活动，我只是从事学术研究而已。
乐：您知道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吗？您怎麽评判这些事件？
泽：大概知道吧。就是从拉萨的寺庙里开始的吧，一群喇嘛要求释放去年因庆祝达赖喇嘛被布希接见而抓起来受到非人待遇的喇嘛们，与警察发生了冲突，藏人长期的不满又一次被唤醒，发生了反抗，发展到整个藏区。这样的事件总是隔一些年来一次。他们说是达赖喇嘛策动的什麽“藏独＂，其实都是一些自发性的反抗活动。我知道在印度和国外，搞“藏独＂的人是有的，但他们和达赖喇嘛不是一回事，他们恰恰是反对达赖喇嘛的。至於在国内的藏区，想搞“藏独＂的人很少吧，普遍只是对一些民族政策不满而已，而这些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当然就会时不时地爆发出来。我在1995年自费出版了一本书，叫“我的心愿＂，我太太开的书店里还有这本书，你明天可以去买一本。当时，我把它寄给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我在里面谈到藏区不稳定的8个因素：
1 极少数分裂分子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支援和操纵下，在藏区进行煽动破坏，制造分裂祖国的活动，这是外因；
2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落不到实处；
3 民族间经济文化的差距；
4 藏语言文字得不到应有的地位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主要根源；
5 民族意识增强，关切本民族前途民运所表现出来的愿望和要求得不到解决而引起民族矛盾激化；
6 科技、教育、医药卫生处於困境；
7 官不为民引来离心力的增加；
8 民族歧视现象有所抬头引起民族隔阂。
後面七条是内因，我列举了很多数位来证明我的观点。针对这些不稳定因素，我提出了对策。可是，我的意见从来没有得到上面的答复，没有人要听我的，不过，有些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给我回了信，比如广西的壮族就在信中说，这也是他们的心声啊！
乐：康定的汉人对这个西藏问题怎麽看，比如您那些汉人同事？
泽：年轻的我不知道。你可以想象，人们在单位从不私下讨论这样的问题。但是，我知道，那些在康定生活时间长、了解藏族文化的汉人，比如我的一些老同事，他们的想法肯定跟藏族人一样，因为许多东西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只要是公正、正直、有良知的人，心里都明白真相嘛。
乐：记得好象在您的生平上读到过您是党员？
泽：是的。
乐：那，在现在这个时候，作为党员，同时又身为藏族人，您怎麽协调自己的内心？
泽：入党是工作的需要，我的感情却是藏族人的感情。有很多藏族干部都是党员，但他们的感情一定是站在藏族人一边的，包括那些在北京、在中央的藏族领导干部，一定也是这样，有机会你应当采访采访他们。你知道唯色吗？一个藏族女诗人、作家，祖籍德格，是我们藏族的才女，台湾出了她的《西藏笔记》，她为这本书惹了不小的祸。她在北京，通过她你可以接触到一些高层的藏族领导干部。不过，和这些人接触，你有两个障碍，一是你是汉人，他们信不信任你，说不说真话；二是，最能听见真话的场合是藏族在一起讨论的时候，而你不懂藏语。
乐：好，谢谢你，回去後我试试。我很好奇，您既是党员，还信佛吗？
泽：我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别人也这样问过我。我说，这麽说吧，我基本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同时也热爱我的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我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就是佛教的传统，所以呢，有时候我也烧香拜佛。
乐：您念经吗？打坐吗？
泽：不，我没有时间，我太忙了，我的研究工作都是在业余时间做的，整本“藏族通史＂都是在档案局白天工作之後，晚上写的。
乐：这是可能的吗？
泽：是呀，我後来写的另一本书也是业余时间写的。要知道，在我写出“藏族通史＂交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付印时，国家刚好也决定出一本“藏族通史＂，他们有一整班人马，拨款上千万元来做这件事呢！後来他们知道一个甘孜的藏族已经单枪匹马完成这个工作了，他们吃了一惊，把我找了去，一起讨论还有没有意义再编一本“藏族通史＂，我的意见是可以再编，因为他们的资料一定更全面，各方面条件比我更好，书一定会写得更完善，可是，他们就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耗资千万，是要再出一本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书呢，还是拿出一本严肃的符合史实的学术著作？据我所知，最终这个专案没有进行下去。
乐：哦，还有这段历史。
泽：但我的“藏族通史＂也只出了初次印刷的那两千册，就不许再印了，所以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有这麽一本书。
乐：什麽原因不能再印呢？
泽：我也不太清楚。西藏的话题总是敏感的，又是因不同的时间而变化的，以前没问题的内容，後来变得有问题，这都是可能的。
乐：记得您好像是不会读写藏语的，对吗？
泽：对，我只会说。我小时候学校里没有藏语课。
乐：那英语课就更没有了……那麽您做研究时，资料来源都是汉语的了？
泽：对。我知道这使我的研究很受限制，可是，为我们藏民族做一些事情总比不做好吧。
泽仁邓珠也问了一些我所知道的资讯，中共要在深圳和达赖喇嘛对话的消息他也已经从中国的媒体上了解到了，说到这，他的眼睛里闪著光，他的言语里对可能发生的改变充满了希望。
当我们走出茶楼，走到酒店大厅时，已是十点过，那几个警察男女还坐在同一个位置上。看见他们，泽仁邓珠条件反射似地小声说：“他们还在这里。＂他的眼睛顿时变得黯淡了，也不再说话。
我们穿过停在酒店前面的警车和军车，走到城市中心的河边，泽仁邓珠一直缄口不言。街上已看不见什麽人，只有穿城而过的康定河奔流的声音。好久不和外界联系，经过这两个小时的强化谈话，这位藏族学者的思绪一定很活跃很复杂吧，他在想什麽呢？我很想知道，但我已经向他提了足够多的问题，我不想再打扰他。
我伸出手去，和他告别：“谢谢你。我们都应该对未来有信心，让我们祈祷。＂
“也谢谢你，有你这样的汉人，我还是看得见一线希望的。一路平安！＂他紧紧握了一下我的手，声音重新变得中气实足。
4月30日
康定，“黑帐蓬＂旅馆
上午去泽仁邓珠妻子开的康巴书店。每次来康定，我都去这个书店，过去书店有许多汉语的藏族文化方面的书籍，现在汉语书却很少了，大部分是藏语书和经文。买了“我的心愿＂，回旅店在笔记本上记录这两天所见所闻。从书店回来的路上，见“黑帐蓬＂藏式旅馆所处位置在离河不远处，便走过去看了房，木质结构的房子住起来更舒服，旅馆很空，没什麽旅客，也没有警车停在这小小私人旅馆里，清静，於是午饭後搬至该旅馆。
下午三时往南无寺方向散步。沿旅馆後面的小巷上山，经过一单位门口，看见有簇新的鲜艳的红旗高高挂著，仔细看了看大门口字样，是甘孜州民政局。上到山坡上，钢筋水泥的房子少了，代之以藏式木质结构和粘土的小型农舍，这里属於农村了，墙壁上到处贴著标语：“坚决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分裂动乱是祸，团结稳定是福＂，“不造谣、不听谣、不信谣＂。再从高处往下面的城里看，好多大型一点的房屋上方都悬挂著红旗，看来那些都是国家机关了。
从南无寺下来，走到马路上，我吓了一跳：从金刚寺即折多山进城的三叉路口处站著三个手持机关枪的士兵，巨型阳伞下，他们背对背向三个方向站著，周围有我在电影里才看见过的半身高的工事保护著他们，那是用装了沙的生料袋垒起来的工事，工事成90度直角的方形的两边围著士兵们。头天去金刚寺，我也经过这条路，没有看见这一幕，是因为没有往路的左边看。
在离士兵和他们的工事几米远的地方，是街道上普通的店铺，人们很平常地坐在柜台边，顾客寥寥无几，有人头靠著玻璃柜台在打盹，有人在闲聊，女店员在织毛衣。
出於畏惧武器的本能，我不想从持枪的士兵前面的马路上走过，而是靠街边商店溜过了这个关口，走过去後，我才觉得自己有点可笑。我走到一个有公用电话的商店柜台前，往北京给女儿打了个长途。女儿十四岁，从小跟我一起接触藏族人和藏传佛教的上师，她跟我一样同情和关切藏族人的命运。电话里，我很想告诉她，在我的面前就站著持枪的士兵，如何吓人，但是，为了不让她担心和受惊吓，我只问了问她的情况，说了一些我很好之类的话，便放下了电话。
电话旁边的一条长凳上坐满了休闲聊天的的当地人，店铺里面有一桌汉人在打麻将。哦，在机关枪後面，一切都显得正常而和平。
5月1日
甘孜县城，一汉人旅馆
早上五时半起床，天蒙蒙亮，打开门，在阳台上即看见几十米远处的桥上停著一辆车顶上不断闪动著红灯的警车。提起行李出得旅馆来，一个好玩的念头浮起来：如果找不到计程车的话，就问警车能不能把我送到车站吧。不过，还没走到桥头，就有计程车开过来了。
早上六时的车站比我头天来时热闹多了，发往各个方向的车都在这个时候开，小小停车场停了上十辆大巴，是为了给发动机热身吧，车子都启动了发动机，场上一片喧嚣，空气里充满了废气味儿。去甘孜县城的车子已经坐满人了，只有开往甘孜方向的白玉的车还有座位，我用行李在这辆车上占了个座位，便走出车站去吃早餐。
六点半，人差不多坐满了，等在车前的司机让站在车下的我上车，司机随口问我是不是去“里面＂朝佛的，我回答是，他就说，那你坐在前排那个位置吧。我受宠若惊，一面坐上那个他为熟人准备的、全车最好的座位，一面问已坐上驾驶座的司机怎麽看出了我是“朝佛的＂，司机说，他开公共汽车这麽多年了，对哪种人是进里面来干什麽的了如指掌，“一看你的样子就象嘛。＂他说。我暗自吃惊，我身上没有任何标记啊，我连一串念珠都没戴，是因为我的外套是绛红色的、跟喇嘛装一个颜色吗？
车子驶出小小的康定城，破旧的IVECO象老牛拉破车一样翻越著海拔四千多米的折多山。山上还有很多的积雪，昨天下午在康定山上散步我就看见了这五月份还是雪山的折多山，它与跑马山後面一座疑是与贡嘎山一脉的雪山交相辉映，显得十分美丽壮观。翻过折多山，人就是在“里面＂了。
318国道。路矿很差，柏油路破烂不堪，到处是坑坑洼洼，司机不断地以大动作转动著方向盘，小心地避免掉到洞坑里去。近几年我在中国很多地区旅行过，已经很少看见这?烂的路了。汽车的车速大约是每小时三十公里。想起前天王琳抱怨甘孜州干部腐败时说到过修路的钱被贪污的事，我就问司机为啥这条国道竟然这麽差？司机说，修路的钱都落到各级头头们腰包里了，就是没有落到路上来把这些坑填满，就象修康定车站的钱一样，一分也没有花在车站上就没了。
“这是别人说给我听的啊，我可没有亲自看见哪个领导把钱放到腰包里啊。你们不要乱说这是我说的啊！＂司机回头大声向一车旅客说，大家哄笑起来。
来自江孜的统战干部
“嗡嘛呢呗……＂坐在我後面座位上的人在念六字真言，一直在念，象飞行的蜜蜂与生俱来就会发出一种声音，简单的六个字，只有藏人能念出那种好象是属於他身体机能之一部分的味道，只有念过一亿遍这个咒的人才能念出那种味道来吧，反正我迄今念不出那种味道来。
那是一个高大、气宇轩昂长相英俊的藏族男人，年纪可能和我差不多，上车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他，当时我就想，这个人气质不凡，是不是一个穿便服的喇嘛？
我回过头去，和他说话：“嗨，您好象一直在念咒？您很会利用时间嘛！＂
“嘴里念念有词，这对我们藏族人来说很正常。＂他用纯正的普通话回答我。
“您只念观音菩萨心咒，还是也念别的咒？＂我从四川话改成了普通话。“我也念莲花生大士心咒。你知道这个咒吗？Om A Hung Banza guru beima xidi hong。＂
“Om A Hun Banza guru peidma sidi hong。＂
我重复了一遍这个咒，我的发音和他的有点不一样，我是多年前在德国，在“西藏生死书＂的作者索甲仁波切的法会上学会这个咒语的。索甲仁波切来自东藏，康省，即现在的甘孜这一带，看来藏语发音和这个人的有细微的不同。
“您是喇嘛吗？＂我问。
“不！＂他笑了：“我是搞统战的。＂
听见“统战＂两个字，我可笑不起来。一切牛鬼蛇神和有港台、海外关系的人都属於被统战的物件，我这样的人肯定也属於。但见这人样子和善，口气平常，亲切，一点不“左＂的样子，看起来也很高兴和我聊天，我便很快消除了听见“统战＂两个字的瞬间产生的心理障碍，继续和他聊下去：
“您是哪里人？＂
“我是从西藏自治区的江孜来的。＂
“那可是後藏！很远哦！＂
“是有点远。我得坐汽车到拉萨，从拉萨乘火车经兰州到宝鸡，再转车到成都，再从成都乘一天大巴到康定，第二天再赶上这辆车。＂
“您要到哪里去？＂
“白玉县。＂
“出差吗？＂
“是的。我们那里一位觉母在白玉县的寺庙修行，我来把她接回去。＂
“为什麽要接她回去？＂
“你知道亚青寺吧？＂
“知道，和色达的五明佛学院一样出名，听说五明佛学院的法王彭错晋美圆寂後，很多修行人转到了亚青寺来，我这次旅行也有计划要去这个寺庙看看。＂我回答。
“那边修行的人上万，三月份藏区出事後，亚青寺好多人必须疏散，必须回原籍去。＂
“哦。接回去拿她怎麽办呢？会让她还俗吗？＂我知道逼迫喇嘛尼姑还俗的情况很多，所以这样问。
“我们会把他们集中起来政治学习。嘿，尼姑进行政治学习，可笑吧？可是有什麽办法呢？谁叫他们要闹呢？＂
“谁闹什麽了？＂
“就是从拉萨发展到四川、青海、甘肃藏区的事情呀，您不知道吗？＂
“知道一点。你们江孜也闹事了吗？＂
“没有。我们那里一直很安静，很稳定。他们这样一闹，对整个藏区的稳定、对谁都没有好处，大家都不得安生，你看，好多年以来都没有让和尚尼姑政治学习的，现在，好家夥，本该念经修行的时间，得用来受爱国主义教育了。＂
“既然派您来领这位尼姑回去，那您政治上一定很过硬了。您是党员吗？＂
“是的。＂
“那您还念经？信佛？＂
“党员是工作的需要，信佛是精神的需要。＂
“您家祖祖辈辈都信佛吧？＂
“那当然了。除了少数苯教的，所有藏族人祖祖辈辈都信佛，自从莲花生大士把佛教带到藏地来就是如此，已经一两千年了。＂
“您是怎麽成为统战干部的？您上过大学吗？您的普通话说得那麽标准，您一定受过比较高的教育。＂
“我只是中专毕业而已。毕业後做过专业工作，因为表现好，後来被派到统战部工作。我年轻时不信佛，虽然父母都信，但我没当回事儿，可是，过了三十岁以後，不知为什麽，自己就信起来，而且特别虔诚。二十几岁时，我对外面的物质世界很有兴趣，到成都去，很兴奋，到处转，什麽都想看，想知道，想尝试，可是，现在，一去成都，我办完事就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念经，就觉得念经比做什麽都好，可能因为我祖辈都是藏族的缘故吧，反正越来越信佛，不仅希望自己向善，也希望别人都向善，所以，藏区现在发生了这样的动乱，我觉得特别痛心。＂
“你们统战干部，有关这次的动乱，应该知道比外界更多的消息吧？＂
“可能有的消息我们知道得早一些，总的说来与媒体和大家知道的也差不多吧。＂
“您要说，路线是一致的，内容不一定一样，对吧？作为藏族，你相信政府宣传的是真相吗？＂
“当然是真相了。藏族人里就是有人要搞分裂，尤其是那些印度尼泊尔的藏人，他们一点都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就想闹事，想回来重建他们失去的天堂。其实，在国内，大家好好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闹什麽呢？＂＂
“您家庭出身是？＂＂
“我们家以前是农奴，从小我父母就教育我，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要不是他们，我们祖祖辈辈还在受农奴主的奴役。＂＂
哦，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农奴》里的主人公强巴的後代！《农奴》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宣传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的电影，家喻户晓，中国人对西藏的认识都是从这部电影里来的：共产党使西藏从落後的奴隶制一下就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使西藏省略了其他文化所要经过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西藏人民有福了。＂
“那你祖辈把达赖喇嘛看成自己的精神领袖吗？＂我问。＂
“当然了！我也把他看作是精神领袖，可是，就是这样一位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也有作为人的业力呀，有时候我睡不著觉，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地想不明白，为什麽他当初要叛逃，而现在又要策动藏独，我只能解释，这是业力的作用。＂＂
“哦，是这样吗？……我告诉你一些话，你想听就听，不想听就等於没听见，好不好？我想您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愿意信任你，＂
“您完全可以信任我。说吧。＂
“我也信佛。我在欧洲住过很多年，读过达赖喇嘛一些书，见到过他两次。三月中旬以来，我每天在网上用外语查阅关於他的活动与言论的新闻，我了解的都是第一手的资讯，配著很多崭新的照片，而不是政府灌输的、没有根据的宣传。我告诉你，达赖喇嘛并没有策动藏独，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主义者，自出事後，他在达兰萨拉一直在向你的同胞们强调非暴力，并向中共呼吁对话。＂
“……哦。可能，我们的资讯来源太少了，我没有机会看他的书，更没有机会见到他，甚至他的影像，我也是这次才在内部资料上看见了一两个录像镜头。你太有福了，你竟然亲自见过他！那麽，你看见的他是什麽样子，可以告诉我吗？＂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差不多二十年前，那时我才二十四、五岁。那是1990年六四运动纪念日，在当时的首都德国波恩哥德斯堡，中国海外民主运动人士把他请去了，和他进行了汉藏对话。民运人士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与中共截然不同，他们承认西藏的文化是独立的，认为中国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尊重西藏人的感情，让他们高度自治。到那时为止，除了在中国上学时被灌输的那些概念以外，我对西藏的真相一点也不了解。第一次，我听见一有中国人对西藏发表与中国政府不同的看法态度，并了解到西藏问题并不象共产党宣传的那样简单，我大吃一惊，深受震动。
但更使我受震动的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形象。当时会场上的人很多，有中国人、西藏人、德国人，上千人挤在一个会议厅，很多人站在门外，我站在离坐在台上的达赖喇嘛有四五十米远的地方吧，达赖喇嘛很放松地、笑眯眯地和民运人士说著话，幽默地回答著观众的提问，会场气氛很活跃，热烈，时不时爆发出笑声。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达赖喇嘛。虽然当时我对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一无所知，但我就是?达赖喇嘛的样子著迷。他当时五十岁出头吧，红色衣服里面露出一只手臂，他的脸熠熠生辉，散发著善良、慈悲，他整个的人既像小孩子一样单纯，又有智者的深度和力量，看著他，我就是觉得好，觉得美，我深深地感动。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非常特殊的体验。我唯愿有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把他当成敌人的汉人也能有见到他的机会和体验。记得当时我想过，要是我的父亲有一些他的特质，我会多麽高兴啊！我还想过，比较达赖喇嘛，中共中央的领导一个个形容委琐、丑陋无比，如果此刻他们和达赖喇嘛一起坐在台上，人们一定能自行区分，谁代表了真善美，谁代表了假丑恶。
第二次见到达赖喇嘛，是在去年夏天，在德国，那里举行了为期五天的他的法会，每天有七八千人参加，我只能从几十米远很远的座位上看见他，通过德国翻译听他讲空性和菩提心。每天开会前、散会後，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他进出会场的路上守候著，为的是能够近距离地看他一眼。欧洲人只有对他们的罗马教皇有这样的景仰，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能够赢得人们如此的尊重。＂
“啊，真是太羡慕你了，你太幸运了……我在录像上看见达赖喇嘛的样子，也能多少感受到你说的那种人格魅力。把他说成恐怖分子，我确实不能接受。＂
“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肆无忌惮地编造谎言作为宣传手段，这是共产党一贯的做法。那镜头有没有配他讲的话？＂
“没有。只有画面，都是一闪就过了。＂
“……这里也只有画面，你看！＂我看著窗外，示意给江孜人我们正在经过的一大片军营。
这里是新都桥，公路右侧广大的谷地上，离公路几十米远的山那个方向，停放著成百辆绿色的军用卡车，那後面隐约可见成片的绿色军用帐篷，隐约可见一些军人在车子和帐篷边做他们的事情，在公路与这个区域之间有铁丝网，有戴钢盔帽的荷枪实弹的站岗的卫兵。
江孜统战干部安静地目睹这个画面，先是一言不发，继而又小声念起观世音菩萨心咒来。
我在心里也跟著他默念著。哪一天，当我念过一亿遍後，也许，和平与快乐也会象器官一样生长在我身上了吧，而现在，我不能感到和平与快乐，我还连大圆满前行都没有修习完，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对我仍然是真实不虚的，我仍不能象《金刚经》里所说的，把这一切看得“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车开过新都桥，接著刚才关於达赖喇嘛的话题，我对统战干部说：“你想想，如果他煽动藏独和暴力，就一定会有很多这方面的言论，弄几句来放给大家听还不容易？我觉得我们不用担心达赖喇嘛的业力，藏族文化和整个藏民族正在被同化、正面临灭绝的危险这一点才是值得担心。＂
“藏族会被同化？藏族文化会灭绝？不可能！只有一个弱小的、没有生命力的文化才可能被其他文化同化，而我们藏族文化这样强大，汉文化是无法同化它的。＂统战干部的声音很乐观，他一定把我说的当成笑话在看。
“哦！是吗？请容许我提一个小小的问题：在江孜，你们这代人和你儿子或女儿这一代人掌握藏语的情况怎样？你的汉语普通话这?标准，发音甚至比很多汉人的强，你的藏语呢，也一样好吗？我很想知道，你能读、能写藏语吗？你的儿子或女儿藏语又怎样？＂
“……唔，听你这麽一说，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从小在学校学的只有汉语，我藏文读写都不行，我们干部的工作语言也是汉语，所有文件资料基本上是汉语的，所以，汉语不好的藏族人不可能当干部。到我儿子这代人，学校里开了藏语课，课时和汉语一样多，可是奇怪，孩子们对藏语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都不好，虽然我们在家里是讲藏语的。＂
“您想过这是为什麽吗？＂
“可能和升学与就业有关系吧。大家都知道，要升上更高的学校和将来找工作，汉语比藏文重要，学藏语没有多少实际的用途。＂
“藏族文化的精髓藏传佛教有大量的经书《甘珠尔》《丹珠尔》，有辉煌的文学作品如《格萨尔王传》等等，如果藏族人藏语不好，五十年後，这些经书和史诗恐怕就要成为甲骨文一样的只有少数人研究的古董了，你看，纳西族、白族这样的少数民族，虽然口头还讲自己的语言，但是文字却失传了，藏族如果步他们的後尘，我感到很可惜。＂
“哦，听你这麽一说，我心里还真发凉，这个问题我以前怎麽就没意识到呢？！这个问题很严重！我回去要好好想想。＂
“我相信，对藏族来讲，物质生活和对其他民族一样重要，可是，众所周知，上千年来，精神生活对你们来讲更重要，大部分汉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你们却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而信仰却不自由，宗教领袖被斥之为恐怖分子，在藏区不许供奉他的像片，这种情况下，你觉得藏族人的权利有保障吗？＂
“我是藏族人，但我的工作是统战干部，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有时确实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我一直相信，只要大家都听政府的，安定团结，就没事儿了。可你说的也有道理，而且是很有道理，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些问题……唔，看来我们那里太闭塞了，除了官方的资讯，其他的消息意见一点听不到……＂
“你不知道的事情可能还很多，国内的媒体都不会报道的，比如，大量向藏区移民，早在十年前，大西藏区汉人已超过藏人，汉人有七百万，藏人才只有六百万；比如，使用各种手段逼迫喇嘛还俗，减少藏区的僧众；比如，铁路修到拉萨，有没有针求当地藏人的意见？在藏区生产核武器、遗弃核能废料，你知道吗？有一个旅行到有核能废料藏区的外国人，告诉当地人那些核能废料有辐射，当即被抓起来，判了两年的徒刑。＂
“……＂
统战干部变得沈默了。我也突然觉得有点累，我们一直压著嗓子说话，我的脖子向後成100多度角已很长时间，有点酸，我扭正脑袋向前，不再说话，闭目养神。
车开到八美镇了，藏式的两层楼的房子错落有致，房子下部是粘土的颜色，第二层的木头墙漆成褚红色，房屋之间有刚发了芽的青黄青黄的树，镇子远处是肃穆多姿的八美雪山，一座神山，在它的映衬下，八美镇子从远处到近处都显得美丽到几近完美的程度。
这时的我，还懵然不知，如果车子直接开到八美神山下的话，就会看见由於历年开采矿产的缘故，山体已经千疮百孔，惨不忍睹了。
生活在书斋中，热衷於学佛的我，此时只是想起，在八美神山的某个山洞里，我所景仰、也和他还有些缘分的多木喇嘛闭关修行了三十多年，直到脊椎骨垮掉才被弟子们?到山下的塔公佛学院。
“不信佛＂的司机
车停在镇子上一家餐馆前吃饭，下车後，看见在我们之前所发的去甘孜和白玉、德格等地的车也都停在这里，看来和其他汉族地方一样，这里的司机也和这些餐馆有约，让旅客们没有选择地在这里的两家餐馆吃价格昂贵的饭，司机可以得到餐馆的回扣。
不知是不是因为我是“朝佛＂的人的缘故，司机对我很友好，邀请我和他一同进餐，我应允了。看见他吃的是肉食，我自己点了一个萝卜汤，一个烧豆腐。开餐馆的当然是内地来的汉人，那萝卜汤是大锅菜，只有很少几片白萝卜在汤里游泳，豆腐也很难吃。
饭间，司机很健谈。他是炉霍人，半个汉人，半个藏人，他说自己不信佛，但是可以说自己还是比那些从内地来的朝佛的人虔诚吧：
“内地学佛的人，好多都自私得不得了，贪生怕死。我不是说你啊，你咋个样，我还不晓得，反正，我遇到过一些北京来的就很让人看不起，他们包我的车去朝山，到了圣山，你想想，就是要做好事累积公德是不是？可是这些汉人，路上看见老弱病残，也不伸手帮一下，只晓得顾自己，我是陪他们去朝山，还不断在帮著掺扶小孩啊，老人啊，汉人朝佛的就只顾自己，有东西也不分给别人吃，到了危险的地方，怕死得要命，都是先要别人走了他们才敢走。更有甚者，那天天黑了，路上看见有个人要搭车，在我们藏区，搭人很正常，在路上跑的车很少，你不搭他他就只好在路上挨冻受饿，你自己心里也不安宁啊，可是这些人说，车是他们包的，不搭就是不搭。後来我听出他们是怕人家身上不乾净，一身酥油味道。我什麽话都没说，心里替他们难受，还学佛呢，差得远！希望你不是这样的一个学佛的啊！＂
司机话那麽多，吃饭还很快，吃完後没人收他的菜钱，我的菜连一碗饭他们收了17元，17元在北京那样贵的地方我也会吃得比这好。我听见其他旅客不断抗议这里收费太不合理了。
重新上得车来，我和江孜统战干部互相点了点头。他头仰著，眼皮向下，沈思地坐著，没听见他念咒了。我思量著，要不要把泽仁邓珠的“我的心愿＂给他翻阅，想了想，还是作罢。我不想在车上引起注意。
“你要去哪里？甘孜某县？啊，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去朝拜日巴寺多洛活佛的寺庙，是不是？内地来的汉人去日巴寺的最多了，那里原来有十几个汉人跟著多洛活佛修行，不过听说自从多洛活佛圆寂後，就走得差不多了！我好几年没去日巴寺了，不太清楚现在那边的情况。前些年我知道有个广州的修行的女的，到了日巴寺就住下来不走了，她老公还是广州海关副局长，地位和家境都是很好的，老公带著孩子来劝她回去，她就是不回去，跟多洛活佛不久，就出家了。多洛活佛最能摄受汉族弟子了，他本人就是一半汉人，一半藏人，他是泸定人。我还和多洛活佛有点缘分呢，那年他讲他前世下过地狱去的书还是我偷偷帮著运进来的呢！那个路才叫难走！不过要不是帮他们运了这些书，我还见不到多洛活佛呢！当时他老人家给了我五十块钱，我至今还舍不得用，放在家里呢。帮他们运书那天，我在一个修行的汉族女的那儿吃的饭，她也吃得太可怜了，只有一个素菜，真不明白你们这些大城市来的人怎麽要到这里的山卡卡里吃这个苦……＂
司机大声地和我聊著天，为了盖住发动机的声音，他对我不是说话而是喊话，他的话一车的人都听得见，有的旅客就跟著讲起多洛活佛的传奇来，说这位活佛有什麽什麽神通，怎麽怎麽了不起。
有很多汉人弟子跟随多洛活佛的事情，多年前我就听说过，我也一直很想去日巴寺，可一直没有机缘。现在，有机缘去的时候，活佛却已圆寂了。学习藏传佛教的汉人要找到一个与自己缘分好的上师是不容易的，这位多洛活佛看来特别适合做汉人的上师，我却错过了机缘。无常啊，俗人只想等到机缘成熟了再去学佛，再去走解脱之道，无常却每天都在对我们说，没有时间了，再等就晚了，就完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为什麽我们却还不觉悟呢？为什麽我还要居住在北京那样的烟尘满天、人欲横流的大城市，在俗世的痛苦中轮回呢？一万个理由都说明著人的贪、嗔、痴和对空无自我之执著啊，真是羞愧！
车过通往丹巴县城的岔路口，路边又是扎营的军队，他们的帐篷离路边很近，以致看得见帐篷边的锅碗瓢盆，当然有红旗飘扬在绿色帐篷上方。进入道孚县城之前，一个叫葛卡的美丽小镇左边，也看得见大批军队军车驻扎在一个单位的院墙之内，屋顶上高高升起一面红旗。
在道孚县城口子上，车停下来。既有绿色军队又有蓝色警察把守在岗哨边，旅客们被要求全部下车，手持身份证排队上车。一个蓝色警服的警察站在车子的方向盘旁边检查我们的身份证。一车的人没有一个没带身份证的，看来在里面大家都很有旅行经验了，没有一个人大惊小怪，无论是进来做生意的汉族、出去办事的藏族，大家都平心静气地下车又上车。
车一开，司机说他可是松了一口气，说幸好这车人里没有一个受怀疑的，否则就要等很久才能开车，烦死人。我问他一般谁是受怀疑的物件，他说当然是喇嘛尼姑了，喇嘛尼姑的东西会被翻来复去地检查，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会反复被查问，前後说得对不上的，就遭了，就只好留下来了，那样的话，车子也没法再等他说清楚了再往前走。
我往後面看了看我们这一车人，再次确定没有一个穿喇嘛服的。
“如果他是在康定车站买的票，那我就没法退钱给他了，如果他还没买票呢，我就只收他到这里的钱。物价越来越高，大家都不容易，你说是不是？＂
汽车司机应是“里面＂比较见多识广的比较“油＂的人，可是根据我在藏区旅行的经验，就是这些人，一般也是挺仗义的，没有什麽整人害人趁火打劫的心肠。
道孚县城看来不过是一条主街和几条横街罢了，房子比较稀疏，远没有康定的密集，从车窗里越过一些房屋又看见在房屋与後面的河流之间的谷地中驻扎有大面积的军队：绿色帐篷、绿色军车，重复的风景。
车子开出道浮县城时，又有一个关卡，车又停下来，不过，这一次，只是一个蓝制服警察上到车里，打量了我们一番，就下去了。
过了道孚，午後的烈日使车里温度升高，使人昏昏欲睡，车上旅客都睡著了。再也没有听见後座的统战干部念咒，他也睡著了吗？虽然起得很早，但我无法入睡。那些军队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一旦睡著，我定会马上做噩梦。
收到春梅的短信。春梅是我的金刚道友，汉人，在甘孜某县某寺庙慈善医院工作。自我从成都出来後，她一直翘首盼望著我的到来。看来，她没有收到我发给她的数个短信，不知道是什麽原因。现在，我给她打了个电话，告知她我已过道孚。
道孚至下一个县城炉霍的路上，老百姓的土木结构传统藏式的房子修得巨大，漂亮，色彩鲜艳，一座比一座风光，和那些军队的帐篷一样冲击人的视觉。真是美丽而富庶的高原国度啊！炉霍这边有好几位高僧大德和一些著名的宁玛派寺庙，佛法历来很兴盛，如果没有这麽多军队给人意识里造成罔罔的威胁，这里简直就谈得上是田园牧歌的天堂了。
沈默很久的统战干部也终於又说话了：“谑，简直跟宫殿一样，这里老百姓怎麽会这麽有钱！＂
“你们那里人的房子没有这麽好吗？＂我问。
“没有！我一路上很少看见藏区有这麽好的地区的！＂
炉霍是司机的家乡，应该问问司机为啥这里人这麽富裕，可他一直在打电话。
炉霍县城。和康定、道孚大同小异的荷枪实弹的武警关卡。到达炉霍县城车站前，已两次停车检查身份证。第二次停车时，我发现走在我们前面那辆去甘孜的车停在关卡前面，看样子已经检查完毕，人们正在上车。由於我们的车今晚要在炉霍歇宿，而我想今天赶到甘孜，下车後我便跑到那辆车前面去和坐在驾驶台前司机说话，得知那辆车已有人下车，有空位，我赶紧回到开往我们的车那边，针得这辆车司机的同意，付了车钱－他果然只收了我至炉霍的80元车钱，而没有收到我原来的目的地甘孜－这样我得以继续向甘孜进发。我想快点到春梅那里。
临上这另一辆车前，我留意到站在远处的统战干部在向我这个方向看，这个同龄人，他会不会也象我一样想过，今晚大家宿炉霍的话，我们还可以交流很多资讯和想法？带点遗憾地，我向他挥了挥手，表示道别。越过众人，他也向我友好地挥了挥手。
便衣武警
这是一辆大型的国产大巴，比前辆车新一些，旅客也比前辆车多了一倍。旅客中汉人比藏人多。甘孜县城是“里面＂最?发达的县城，居住著的汉人也比周围县城的汉人多。发动机上方隆起一个台子，所有国产的公共汽车里都有这?个堡垒，我的行李包被垒在那上面的其他行李上，它因太大、太圆而不断掉落。我坐在右前排一个显然不属於汽车固有设施而是运输公司自己搭起来的长凳上，面向司机和他後面的座位上一位穿著藏装皮肤黝黑一脸皱纹的老藏人，由於没有靠背和扶手，汽车遇到有坑的路面成弧形开行或者抖起来的时候，我就被摇晃得蹭到旁边人身上，也不得不接受坐在我旁边打盹的那个人蹭到我身上来，同时还要拥抱不时往下滑的行李包并把它放回去。
汽车不断向高处走，坡度虽然小，但是一直在向上，海拔越来越高了。去过藏地多次，我有以尽可能多喝水来应对高原反应的经验，现在，虽然不断喝水，我还是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感到头昏脑胀。早上，过海拔5000来米的折多山时，有一小会儿我也曾有过不舒服的感觉，不过下了折多山就慢慢没事儿了。现在，我知道海拔不会低下来了，看见车里有旅客在服用小瓶玻璃装的葡萄糖一类的液体（属於抗高原反应的办法之一），我也拿出“红景天＂胶囊来，吞下了两颗。
开阔的高地。被铁丝网拦起来的草场。已是五月初了，草还没有绿，地还是黄的。在平地上和成弧形起伏的山坡上，星星点点地散落著大多是黑色、也夹杂有白色和黄色的犁牛，它们全都在勤奋地低头寻吃。荒芜的草地上究竟有什麽可吃的呢？我的旅藏知识告诉我，犁牛现在能吃到的东西确实很少，所以，到现在这个时候，犁牛们最瘦了，也没有人要杀犁牛，人也没有犁牛肉可吃了，只能吃糌粑。藏地的冬天长达半年，这麽长的时间，就象其他动物冬眠一样，犁牛们只是在草原上散步，静静地等待著大自然把草变绿，等待大自然赐给它们赖以生存的夏季。唉，犁牛，这些独一无二的高原动物，它们就跟它们那生活在地球上这块最难以生存的地域的主人们一样呵，坚忍而有耐力。
又是雪山。地图上，这座雪山叫卡瓦洛日雪山，海拔将近6000米高。雪山给高原的美境以画龙点睛之笔，雪山使这块土地显得圣洁、神圣，也净化了我这个目击者的眼睛和心灵：一段时间，我在心里念著Oma ni bei mei hum，生起进入禅定状态的美好感觉。
将卡瓦洛日雪山甩到背後，公共汽车便翻上了道路的最高点。山那面的景观给人一个惊喜：嘿，又是一排更美丽更灿烂的雪山！看吧，挡风玻璃正前方，远处，蓝天下，夕阳中，这些雪山群峰荟萃、连绵起伏，象一群我十四岁的女儿那样的侥佻少女，丰姿卓约地相互比美著。在那山和我们所处的这山之间，是广大的谷地，看得见小小的甘孜县城就座落在谷地中央。坐了十个多小时车後，我今天的目的地终於快到了。
然而，汽车没有滑向甘孜县城，而是嘎然停车，发动机也熄火了。又要检查了，这里有一条通往色达县城的岔路。在色达，有著名的五明佛学院，那里有上万喇嘛和修行人－在宣传中最危险的藏人。
两个大约5x8米大的绿色军用帐篷并排搭在路的左边。帐篷上照例支著红旗，只见里面和外面东倒西歪地坐著几个士兵，帐篷边放著一些铝合金和不锈钢的锅碗瓢盆。不知在这样的帐篷里一共能住多少士兵？路的右边，也就是通往色达的窄小公路的岔路口上，停著一辆公安的大众牌轿车和一辆武警部队的丰田山地吉普车。旅客被通知拿好身份证下车，下车後，有个穿军装的持枪的武警组织我们排好队站到丰田吉普车前，那里有个穿蓝色制服的公安人员拿著笔记本和圆珠笔一个个地登记我们身份证上的名字和号码。
迄今的检查还没有严格到这个程度，这样登记後，到甘孜县的人个个都有据可查了，看来甘孜是个重镇了。
我是第一个下车的，第一个被登记，也第一个回到车上来。上得车来，即看见有一名武警正在检查车上的行包。他这个包摸摸，那个包捏捏，没有上锁的包他都打开拉链来看看。看见这个情景，我心里顿时很不是滋味。
我的行李包没有上锁，他已经检查过了我的包了吗？我这行李包是一个Eagle Creek牌挎包，是我在德国的著名户外用品店Glober Trotter买的，它质地讲究，售价不菲。它本来是黑色的，还很新，经过这两天在几辆公共汽车过道里的折腾，眼下已变成了土色，虽然我也爱乾净，但此刻，我对它变成这个样子很满意。这包是我在这趟旅程中唯一显眼的物品，识货的人可能会因此而对它的主人产生兴趣。我的包里有一本弘一法师和一本圣严法师的书，是准备送给春梅的礼物，还有就是泽仁邓珠那本《我的心愿》。此刻，在担心这些书会不会给我引来麻烦的同时，我也深感作为人的尊严被侵犯了。我站在车门口，不知该如何反应。
他至少应该当著旅客的面做这件事！
别激动，这不是在德国，没有人会尊重你的隐私权的，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告诉自己。
武警检查完後面那些留在座位上的行包，就回转身，径直走向门口来。我被动地侧了侧身体，让过他。
武警下车後，看见车箱最後那排座位上坐著一个穿白色背心的小夥子，我走过去，一面问他後面还有没有空位，一面也想和他聊聊他对如此检查旅客行包有什麽感受。
小夥子告诉我还有座位，就不说话了。
我纳闷，他怎麽没有下车接受身份证检查呢？就问他。
小夥子说：“我用不著。＂
我更纳闷了。他是什麽意思？难道他和我一样反感检查这一套，居然敢原地不动抗拒检查吗？……？
抑制不住好奇心，我就再问他为什麽用不著检查。
“我和他们是一夥儿的！明白了吧？＂他不耐烦地掏出一个证件来在我眼前一晃。
哦，原来他也是武警。
我不禁打了个寒战，走回我原来的座位去，坐下，又不安心地下了车，走到很远的荒野上去，最後找了个地方蹲下方便。
我从不知，排泄还有如此这般的排解郁闷的作用。
漫长的登记过程。那个做登记的公安对写字实在不太在行，字写得很慢，很丑。
一辆公安的蓝白相间的警车从色达方向开过来，停在路口，有穿制服的人下车，从後座上取出用塑胶口袋装的一些速食饭盒子，他是来给这些辛勤工作的警察送饭的，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在这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山岭上，他们的速食饭从哪里来的呢？这附近一定有大型的兵营吧。
他们饿了，我也饿了，饥饿使高原反应更加难以忍受。
文化大革命又来了
车终於重新?动後，我往车箱後面看了看，那个便衣武警还坐在原位。
他每天都在车上上班吗？这一路的公共汽车上有多少这样的便衣？想起我在前一辆车上和统战干部的谈话，我不禁感到後怕。
我告诫自己缄口不言直到甘孜，可是，车开後，坐在我旁边的男子不再打盹，开始和我聊起天来。他问我是不是有高原反应，说我脸色不好。一旦我回答了他，这人就象所有健谈的中国人一样，打开了话匣子。
聊起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这辆车的第二个司机，每天往返于康定和甘孜之间。这人可能五十几岁，对我说话的口气俨然是我的长辈：
“非常时期，你还进来看啥子朋友哟？形势这麽紧张，大家都怕得很哪，你朋友没有告诉你到处有骚乱到处在抓人吗？什麽？放五一节假？今年谁还进来过五一节？只有现在有时间？要是我，就不会进来，哪里不可以去嘛，外面好玩的地方多得很。单独一个女的，你胆子好大哟！你要看的朋友是个男朋友吧？真是色胆包天！什麽，你已经有两个孩子了？真看不出来。有两个孩子也可以有男朋友嘛！不是男朋友？是女朋友？那你是不是同性恋哟？哈哈哈。
对不起，我是开玩笑，你不要生气呵。我可是要警告你，这一路不仅检查得严得很，说话做事也要小心哟！那天在炉霍，墙上发现了藏独反标，有个小夥子，还是汉族的，在一旁说了句“共产党是吃素的＂风凉话，被人检举了，就给公安局抓走了，听说现在还没有放出来。＂
“听你这样说，好象这里面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说。
“哎，就是那个味道哟，人心惶惶的。你没见那麽多军队拿枪比著？进到里面去，军队更多了，光甘孜县城就驻扎了四千五百人。＂司机大声武气地说，从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到这里他这种成天跑在路上的人，全中国，凡是开车的，肚子里都有好多故事，说话也都绘声绘色，一般来说，我喜欢和他们聊天。
“在炉霍，在110（当地警察）工作的藏人与武警部队之间发生了冲突（！），一个18岁的武警士兵被打死了，他的父母从内地来领尸，哭得死去活来。在色达，有汉族士兵被割了耳朵。你说吓不吓人？到处都有事，只有五明佛学院还没有出过事。其实武警部队也开到五明佛学院去了，那里负责的活佛说，你们如果驻扎在这里，出了事你们负责，你们如果撤走呢，出了事情由我负责。武警最後撤走了。五明佛学院有上万的人哩，出事的话可不得了。＂司机讲这些时，经常把头转向他身後的其他旅客，已然是在向全车的人讲段子了。
“武警是对付藏人，保护汉人的吧？汉人不用怕吧？＂我瞅瞅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个老藏民，好象听见过他说汉话。老藏民怀里抱著一长卷用布包好的东西，可能是唐卡。他一直一动不动，我这句话并没引起他特殊的表情。
“难说哟。现在在里面有几类人不受欢迎，第一类当然是和尚尼姑，第二类是其他藏独分子和他们的家属，第三类是记者，第四类，思想落後的汉人。＂
哦，“四类分子＂，这个文革中经常听见的词又复活了，从前那是我出身不好的父母的标记，如今，我也该算在其中了：“思想落後＂，从读中学起，我每学期的通知书上都有这样的评语，在大学里，我也一直被指责为“思想落後＂，由於这个原因，学习成绩很好的我，毕业分配到一个不怎麽样的单位，工作一年後，由於同样的原因而没被转正。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想起来还感到不堪回首。
“现在这个时代，咋个判断哪个人思想落後呢？＂我问这位说他原籍是成都双流的汉人司机。
“你说话或者打电话被人听见，人家不就可以判断，给你定罪了吗？
就象那个炉霍的青佝子娃娃，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不晓得厉害。我跟你说呵，不光跟人说话，就是你打电话可也要小心些啊，尽量不要说那些在里面看见听见的和藏独有关的敏感事情，我们里面的人，哪个都知道，凡是从里面打出去的电话都要被监听的。我看你刚刚进来，一副憨胆大的样子，怕你不小心闯了祸就麻烦了，才跟你说这麽多。我说的是真的呵，不是吓你的呵，千万小心呵！＂
“现在人人有手机，进来做生意的，出去打工的人那?多，每天那麽多电话，他们怎麽监听啊？＂我想知道这个司机的知识究竟有多少，问道。
“哼！那还不容易，卫星电话的时代，一切都用电脑和数位程式控制，电视里面还播放过这方面的科技知识呢！就是你的手机关机，别人也可以通过它听见你说的话哩！只要你有一个手机，就等於为窃听你的人随身带了一个窃听器。这个你不晓得吧？＂
手机关著也能被窃听，这我确实不知道。我不禁对这个司机肃然起敬起来，心里也开始打鼓，想起前两年描写东德国家安全局特务窃听艺术家的德国电影《他人的生活》来。嗯，迄今我在电话里说了多少可以惹麻烦的话了？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用德语向德国老公和德国朋友说的，国安局有专门的德语人才来分析我的电话录音吗？那可是件耗时耗财的工作呵。他们很难找到德语听力那麽好的中国人吧，我可是花了二十年，德语才说这麽好的呢！一面害怕著，一面我还作如是想。有点幽默感，害怕也少一些。
“如果把电池取掉，卫星就没法了吧？＂我问司机。我的脑筋使劲转，一时连高原反应也没了。
“那没关系，只要你身上有一个电话卡，监测中心就有办法接通你的号码，用卫星监测出你当前所在的位置。＂司机认真地说。
见我愿意听他的，司机开始讲童话了。非专业技术人员的中国人对科技的信仰有时候达到迷信的程度，让人啼笑皆非，这我经常遇见。
我想起後面坐的那个便衣武警，很想问问这司机知不知道有这种人在车上？但想到司机身上的手机和我自己身上的手机，我欲言又止了，转而跟司机开玩笑：
“根据你说的这些话，我觉得你也有点思想落後。＂
“我？良民百姓一个，天天在这路上跑，路上关卡的武警都认得我们。你这种人才值得怀疑哩，你是不是记者哟？只有记者这一类人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人家最不安逸（四川话，意为喜欢）记者进来後出去乱写了 说老实话，不管你是干啥子的，我劝你，是非之地，莫要久留，耍几天就赶快出去了！＂说到最後，司机压低了声音，好象为了保护非记者莫属的我。P ALIGN="justify"> 而我，想象他说这些话已经通过手机传到国安局了，不禁噤若寒蝉，从此闭紧了嘴巴。
甘孜县城
一个形同於牌坊的不伦不类的建筑物 驾於街道两边，代替了古代的城门。“牌坊＂下方的街道上横著一跟铁制栏杆挡住了道路，这就是所谓的关卡。牌坊西边的人行道上，有个象邮局报亭那样的活动房，活动房里里外外站著警察和武警。中国人多，人人需要一碗饭吃，吃警察饭和武警饭看来跟吃其他饭的一样人满为患。
我们的车又一次停下来。一个武警上车来，这次，大家只需把身份证拿在手上给他看看就可以了。
车沿主街穿过几条横街，就驶进在县城较中心位置的车站。这车站倒满新的，规模跟内地的乡镇车站差不多。
又有警车停在那里等待我们。
高原反应，累，饿。我第一个跳下车，扛著挎包，径直往车站外走。
还好，没有警察过来询问我的身份证，他们只是在监察嫌疑人员吧，而我看来不象嫌疑人员。
再走几步，经过与车站拥有同一巷口的一个满高级的宾馆：天哪，里面全是军队！宾馆的铁栅栏大门紧闭，栅栏上空，一根旗杆高高支起一面红旗，大门後面挺立著两位面向外持枪站岗的士兵，他们很象我小时候看见过的一张雷锋的照片的样子，眼神无辜而空虚。士兵後面的庭院里停满绿色军用吉普和越野车，一些穿军服的人站在院子里，一些正在进出宾馆楼门，从打开的窗户看得见士兵在房间里活动，听得见他们说话。
一走出车站，好几位从内地来的女人包围了我，热切地向我递上来她们开的旅馆的照片。我挑了一个面相较值得信任的女人，问了她房间的价格和地点，就跟她走了。
十字路口，靠车站的那边，有一个士兵的岗亭，三个持枪士兵背抵背沿不同方向站著，各自把持120度角，在他们面前有一个类似在德国卖草莓的亭子，上方有个三角形尖顶，当然是绿色的，亭子中部挂著白底红字的横幅，“士兵神圣不容侵犯＂八个汉字醒目耀眼。
帮我为行李包的旅馆服务员领著我若无其事地从那个岗亭前绕过，好象我们无非是绕过一个被围起来的高压电线桩。
一个带卫生间的单间，房间很乾净，明亮，70元一天。我很满意。
第一件事当然是洗澡。电热器里出来的热水很不错。在藏区这是应该值得珍惜的，明天到春梅那里，就没有洗澡的地方了，我长时间地享受热水。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但是没有热水、一个月不能洗澡对我是个问题。在电话里，春梅说她最多一个月从乡下来一次甘孜县城，有时间的话，她才去这里的温泉洗澡。她说，藏区空气很乾净，高原紫外线又强，细菌感染不那麽快，人不用象在内地城市里那麽勤洗澡。她还说，有的长期闭关修行者，从不洗澡，身上还发出香气呢。我愿意相信她说的，但是在还没有达到那一步前，我还是很欢喜能洗澡。
洗完澡回到房间。唉呀，窗户外面三四米远的楼里，有个士兵正在向我房间这边瞅呢！幸好我身上裹著浴巾，我赶紧走到窗户边，把茶色玻璃窗推到原来敞开的一边，那士兵即刻从他站的窗户边消失了。
穿好衣服後，临出门前，我又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伸头看後面那幢楼：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兵站，占地有一个学校那?大，从我的角度只看得见操场的一部分，那里秩序井然地停著一些军车，有士兵三三两两站在一起聊天或休息。
虽然高原上日照时间长，但我走上街时，天色已暗下来了，8点来锺，在内地正是灯火阑珊、人们饭後上街散步和购物的时候，这里街上却已经十分冷清了，没什麽人，除了一辆明显是在街上巡逻的亮著红色信号灯的警车外，没看见什麽车。只有很少一些店铺还开著，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正在打烊的药店，买了葡萄糖口服液，在店铺里当即服下了，以对治高原反应。
“士兵神圣不可侵犯＂的岗亭那边还是站著三个士兵，这回我看清离他们几米远，往车站走的人行道上还有一个迷彩活动房，里面亮著灯，有几个士兵进进出出。
一个成都平原来的汉人开的餐馆，在一个不起眼的二楼上，宽绰而乾净。就当地水平来讲，是很不错了，也很中我的意。但是太冷清了，一个老板，二个服务员和厨房里不知有几位厨师全都为我一个人服务，而我吃得很简单：我只要了一碗面条和一个蔬菜。
在里面，汉人对汉人总有一种亲切感，至少不象人们在内地除了赚钱以外对其他东西很漠然。听说我是今天才进来的，并且是从成都来，那个比我年轻一些的老板热情地亲自为我服务，可能也是因为他非常需要倾诉的缘故：
“大姐呀，在里面做生意不容易呀，今年特别不容易。去年五一节前前後後，旅游的人，各单位的宴席，忙都忙不过来，今年过年後我们花了好多钱装修餐馆，刚刚整好就发生了动乱，就没有生意了，五一节，单位的人都得把守在岗位上，旅游的一个都没见进来。唉，这世道，怎麽说变就变呢？早知道我们就不装修了，压力也就不会这麽大了，现在连每个月的房租都挣不够。＂
这就是佛教讲的“无常＂呀，可是，跟这些人说这些东西恐怕没用，即使他们生活在佛国，看来离佛法还是很远。我就只好劝慰他耐心等待，说非常时期过去後生意一定会好起来。
“你知道这个非常时期会有多久吗？明年是达赖喇嘛出逃五十周年，藏人一定不会安静的，到里面来的军队得到的命令是驻扎两年哩。两年，对我们做生意的是啥子概念？好多人都没信心熬下去，退了约回内地了，要是没装修，我也想回去了……＂
我不知道再怎样安慰他，看他想说话，就请他在我对面坐下来“摆摆龙门阵＂。然後我获知他来这里已经七年了，开始的时候生意还是好做的，因此他才会开上这里最大最好的餐馆，可近年进来开餐馆的人越来越多，竞争大了。
“餐馆顾客还是汉人多，在单位上工作的藏人也来。藏人大部分都很好处，有些喝酒太多了，有时就有麻烦，不过嘛，在内地，在哪里，人都有好有坏嘛，喝醉酒都一样麻烦。我不觉得藏族有啥不好，在里面大家处得挺好嘛，所以一听说藏人闹事，我还不相信，後来自己亲眼看见拿雪山狮子旗、撒藏独传单的喇嘛，尼姑，才信了。＂
“你知道他们为什麽要闹吗？＂
“谁知道？反正，在中国的地盘上，他们想独立，肯定是不行的，越闹结果越糟糕，就象现在，大家都遭殃，他们头上比著枪，我们生意做不成。＂
三句话不离生意，吃完饭，我得出结论：这个生活在这里面这麽长时间的汉人，对藏人的问题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但他的饭菜质量是很不错的。
转自《西藏之页》
红旗与红衣僧侣（上集）
引言
我，一个汉人，分别在中国和德国度过生命中一半的时光。在这两个国家和两种文明中，我都不感到快乐。年岁越大，我越感到生命是苦，苦海无边。几年前，我接触到藏传佛教并屡次旅行到藏地，在雪域高原上，和藏人在一起，我终於获得了回家的温暖的感觉并充满了离苦得乐的希望。然而，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个民族和它的文化正在被中国政府强硬的殖民政策所吞噬，我非常担忧它还能存活多久。2008年3月14日西藏发生抗议以来，我更加密切地关注著藏族人的命运并日夜为他们祈祷。四月底，我从居住地北京出发，途径成都进入四川藏区甘孜州，访问了我所皈依的甯玛派藏传佛教的故乡康定、甘孜、甘孜某县、德格、白玉等地。
4月28日，成都
堪布
堪布是甘孜某县人，大学毕业後出家修行已有二十多年，现在在成都自费编辑整理和印刷一些行将失传的藏文经书。堪布汉语水平极好，曾译介数本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的传记和开示，编撰汉语的藏传佛教学习范本。
一年多没有联系，电话里，堪布的声音一如既往地热情，一听说我要去藏区，他答应立即见我。
一个十几平方的房间，里面有六七台电脑，几个穿藏装的姑娘坐在电脑前工作，萤幕上显示的是藏文，我上次来的时候她们也是这样坐在电脑前的。
我向她们说：“阿弥陀佛＂
她们腼腆地对我笑笑，算是对我打招呼。
屋子中央是一个藏式的沙发和一个玻璃茶几，两个穿红色喇嘛服的八九岁男孩坐在沙发边上就著茶几在本子上写字。我认出那个年龄小一些的眼睛透出聪慧机敏劲儿的是堪布的侄儿，上次我见到他时，他矮小得多，刚刚被甘孜某县家里送到成都来跟随堪布学习，（藏族家庭常常将家中至少一个孩子送到寺庙或交由当喇嘛的长辈教育），当时他还没穿喇嘛服，看来经过这段时间，他已经受戒出家了。
这小喇嘛也还记得我，他站起身迎接我，请我坐下，汉语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上次他还一句汉话都不会说呢。我坐在沙发上，看清楚两个男孩是在作业本上练习写简单的英语单词。我请小喇嘛念一念他写的内容，他大方地念朗读起来，发音居然不错。
堪布来了，穿的是便服，上装是绛红色的。我本该向堪布顶礼，可是堪布随和亲切的寒喧使我免了这套礼节。时间不多，我问堪布可不可以和他单独谈话，他把我带到隔壁的一套公寓，小喇嘛跟在我们身後，轻声请求我把鞋子脱了。
这套房子里地上密集地摆著地铺，红色木地板泛出洁净的光亮，地铺上支起帐篷式的白色尼龙蚊帐，房里显得比摆满电脑的工作室还要拥挤。堪布把我带到房子尽头的一间小屋子，这里只有一个地铺，没放蚊帐，紧挨地铺一头的窗户边有个蒲团，堪布在那上面坐了，看来那是他平时打坐的位置。
我坐在堪布的对面，地铺的另一头，小喇嘛也在我身边的门框下面坐下来。
“堪布，藏区目前情势怎样，我很想知道。现在记者和外国人都无法进入藏区了，外界无法了解在藏区每天都在发生什麽事情。我想进去了解真实情况，向外界报道。您是我想采访的第一个物件。能告诉我，面对这个局面，您都想些什麽吗？我能做笔记吗？＂
“有关藏族人目前的情况，我们就这样口头谈谈不要纪录了吧。我害怕。
我是1960年出生在已经属於中国的大藏区的藏族人，从小共产党让我领受的就是恐惧。我来自一个上师传承的家庭，我的父母亲戚上师被他们关进了监狱，我去看望他们，去给他们送饭，要麽得不到许可，要麽在监狱持枪的汉人和藏人面前吓得发抖。我的亲人们被他们毒打、虐待，有时候连还是小孩子的我也会遭受他们毒打、威胁、侮辱，我给亲人送的饭撒在地上，挨饿的亲人眼看著食物而吃不到。我们的寺庙全都被他们摧毁了。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就在恐惧中度过。後来我上了大学，想在毕业後为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做点事情，可是，毕业後我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分配给我的工作我不想做。他们让我当统战干部，让藏族更听话地接受这个政府的统治，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乾脆就出了家。我想，当和尚最能继承和发扬我们藏族的文化传统，当了和尚也没有人来要求我当政府部门的干部了。
我本是西藏人，可是，今天，如果有人问我是哪国人，我也只能说，我是中国人。已经没有西藏这个国家了。现实就是这样。正因为如此，达赖喇嘛也不会要求独立，更不会为了独立而策划暴力行动，他只是要求中国政府将大藏区作为一个象香港那样的特别行政区来对待，在这个特别行政区中，藏族人管理自己的内政，中国人管理外交和军事。这应该是一个对双方都现实的要求。让他们把西藏完全交还给我们，这是不现实的，他们已经统治我们太长时间了。我们佛教徒可以由於慈悲的缘故而为他人献出自己的手臂，献出自己的生命，但他们不是佛教徒，他们大部分人也不喜欢佛教，他们只喜欢权力、金钱和自己的利益，象你这样的喜欢藏传佛教的汉人太少了。
他们在媒介竭力丑化达赖喇嘛的形象，说他搞什麽“达赖集团＂，说他在搞藏独和暴力活动。他们这样做，其实对他们自己的形象不利。达赖喇嘛天天在国际上露面，说话，很多国家的领导人物都和他接触过，都听见他是怎麽说的，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有一回，克林顿总统在上海会见江泽民时还对江说，江应该和达赖喇嘛见面、交朋友，因为达赖喇嘛是一个很有人格光辉的人，这个镜头中央台播过一回，就再也没播出了，但是人们毕竟看见了、听见了。
他们应该和达赖喇嘛对话。达赖喇嘛已经七十多岁了，趁他还活著，他们应该和他一起解决这个几十年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西藏问题。现在，新的一代藏族人成长起来了，不论印度还是这里藏区的年轻人，宗教对他们的影响都越来越少，他们看见达赖喇嘛主张的非暴力手段至今没起作用，觉得这不是办法，他们已迫不及待，不想听达赖喇嘛的了。我恐怕，一旦达赖喇嘛圆寂，这些新一代的藏族人就会闹得更凶，冲突会变得更加频繁，更加激烈，结果真是难以想象。
在这个情形下，我能做什麽？我什麽也不能做。我是一个和尚，一方面，我不主张暴力和流血冲突，我不可能去参与同胞们反抗中国政府的斗争；另一方面，我也不能走到我的同胞之中，告诉他们，他们应该走达赖喇嘛指引的非暴力道路，他们不可能听我的，他们连达赖喇嘛的话也不听了嘛。作为一个和尚，我只能禅坐并祈祷，我为我们民族的前途祈祷，为那些为了我们民族的自由与权利献出了生命的藏人祈祷，但也为了那些在冲突中死去和受伤的汉人士兵与警察祈祷。我想，双方都一定死了比政府公布数位多得多的人。
我已习惯把自己完全沈浸到工作中去。几年来我一直在做编辑出版经书的工作，还有两三个月，这个工作就结束了，我就可以离开成都回藏地了。我不喜欢生活在城市。回不回我原来修行的寺庙，现在还说不准，反正是一定想回藏地的，到时候再说，谁知道到那时情况怎样呢，到时我们藏族喇嘛能不能自由旅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现在藏族喇嘛旅行已经受限制了。＂
“怎样的限制？＂
“我也是听说的，你进去就会知道了。＂
堪布是一个大忙人，而我也忙於坐车进藏，简短的谈话之後，我匆忙地告别了堪布，临别时堪布叮嘱我不要携带任何可以当作把柄的文字资料与照相机之类，免得惹麻烦。
4月29日雅安－康定
路途军车
头天从堪布那里出来，我去药店买防止高原反应的藏药“红景天＂，药店店员不解地问，这个时候，除了当兵的，怎麽还有人要去藏区？她说，这药这一向都是部队的来买，很少有老百姓买了。
买药後打车去新南门长途汽车站，赶上一班去介於成都与康定中间的雅安市的大巴，夜歇雅安车站旁一旅馆。第二天清晨七时登上一辆雅安至康定的大巴。
大巴座位只坐满一半人就开了，除了我和几个带了大袋物品及一只公鸡、看似去康定做小生意的汉人外，车上坐的都是藏人。这是些汉服穿得乾乾净净、脸上有高原红的女人及一泼穿藏装、头戴珊瑚玛瑙松雀石的康巴汉子和女子，从後者身上发出在藏区总能闻到的酥油味。
司机头顶的电视萤幕上出现了多年来我在藏区旅行总会看见听见的流行藏歌MTV，仍然是我已耳熟能详的《青藏高原》《青海湖》一类的曲目，汉藏歌词交替，画面上是红红绿绿的、模糊的草原与雪山与穿长袖长统靴舞蹈的藏族男女。
山越来越大，因有泥石流挡道，车不得不绕道走了好长一段老公路。
半新的国产车车窗被振动得劈啪作响。窗外是青葱稠密的丛林，春天的新绿鲜艳欲滴。
坐在我斜後面的两位穿得很整洁的藏族姑娘先是小声跟著MTV里哼著歌曲，既而大声唱了起来，她们声音变大後，我才发现她们唱的和MTV里的不一样，不是流行歌曲，而是那种我在藏区的村庄里听到过的简单但调子很悠长的歌儿，一种走在村路上禁不住发出欢叫的朴素民歌。好一会儿，旅客们都象我一样安静地听她们唱，她们一个声音细高一些，一个声音低沈有力些，搭配起来就象两道溪流汇聚到一起，自成一条独立的较为粗壮的河流，动听地汩汩流淌著。
到天全县城前，车又开到了好路上。同时，一批大型军用货车也劈面开了过来，声势浩浩荡荡。“嗖，嗖，嗖＂，军车插窗而过，没完没了，车牌均为成都军区多少多少号。
第一次，传说中的军队出现在视野里，不禁有惊心动魄之感。
藏族姑娘的歌声变得柔弱而模糊起来。
为了给自己和大家壮胆，我向她们投去微笑：“你们唱得太好听了！请唱大声一点吧！＂
那个声音细一些的年轻姑娘脸上飞起红晕，把额头抵在前排座位的靠背上。声音低沈、三十多岁的女子则向我点点头，说，等会儿再唱，好不好？
康巴汉子们开始用藏语大声向她俩打趣，是为了让我听懂吧，其中有人用四川话凑和：
“就是，唱吧，唱吧，大声点，大声点！＂
有人甚至为她们起了一首歌的头，但她们并没有接著唱，而是和大家聊起天来。年纪大的那个女的说，她俩是巴塘人，她们那里的人都喜欢唱歌，一天不唱歌，就觉得憋闷。
在闲聊中送走第一批车不一会，又有第二批军用卡车迎面开来了，伫列更长，这一次我看清它们挡风玻璃右上方贴著白底红字的编号，最後一辆车上有“尾车＂字样，编号为70。我也看清了，在挡风玻璃更上方的位置，每辆车都贴有白底红字的标语口号：“坚决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人民武警爱人民，人民武警为人民！＂“……（上联没来得及读），全面稳控局势＂，“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严整社会秩序，确保平安奥运！＂等等。
过二郎山隧道前，车子停下来午休，大家都在一路边餐馆吃午饭。又有军用货车从雅安方向开往康定方向。餐馆的服务员说，这些货车是去“外面＂为军队采购物资的，“里面＂住了那麽成千上万的士兵和武警，天天要吃饭，天天都有这样的货车开进来开出去。我们大巴的司机在我旁边吃饭，他接著服务员的话说，这几辆货车算得了什麽，三月份“里面＂出事後，开进去的军车那才算多呢，军队自己的车都开完了，不得不租用他们车站的车，把武警送进去。
“估计从这条路进去的军队有多少？＂我问。
“谁知道？五、六位数吧，反正只要你进到里面，就会看见公路上、每个县城、大一点的镇子都守满了武警，还看得见解放军野战部队驻扎在野外，搭著帐篷。＂司机说。
泸定桥
二郎山隧道两公里长。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康定时，这个隧道还没打通，那时，汽车翻越二郎山需半天，盘山公路的道路也很危险。现在，二三分钟即可穿越二郎山隧道。过得二郎山来，就到了属於甘孜州的大渡河边的泸定县。
汽车沿险峻的山路走著，万丈深渊之下就是大渡河，河水呈浑浊的黄红色。就象不一会儿前连续不断的军车挡住了我的视线一样，现在，白雪皑皑的贡嘎山在车窗左前方河谷的尽头向我昭示：啊，贡嘎山，甘孜藏区第一座雪山，7500多米之高，它巍然耸立在蓝天之下，一如既往地美丽，美得冰清玉洁、高不可攀。（登上过世界最高峰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的人已有无数，但据说登上过贡嘎山顶的人还没有，曾有几位日本职业登山家尝试过这项冒险，结果全都遇难了。在云南香格里拉境内的梅里雪山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贡嘎山和梅里雪山都是藏族人膜拜的神山，他们围著神山转经，朝拜，有的甚至磕著等身长头从遥远的地方来转山。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它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藏族人不喜欢有人在神山上进行攀登或采矿一类的活动，所以说，神山“高不可攀＂。）
泸定县城。当年红军长征曾经过此地，“飞跃大渡河＂是一部家喻户晓的歌颂红军从泸定开始摆脱国民党部队追踪长征进入胜利阶段的电影。此刻，我们的公共汽车就从横跨大渡河的著名的泸定桥头开过。那是已被当作博物馆来卖票供游人参观的一座铁索桥，看得见一队队穿校服、打著小幅红旗的学生正在排队等待走上铁索桥。
这一定是学校组织的活动，泸定桥附近学校的学生，想来也每年必来一趟泸定桥受教育吧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学生为本地人民英雄纪念碑扫墓，至今，学校仍还保持著这个革命传统。在经济资本主义化、全社会一味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的今天，学校这样的机构还没有忘记向下一代灌输共产党如何伟大的革命历史，汉语教科书上还充斥著讲述革命烈士丰功伟业的文章，政治学习和党史课仍在继续进行著，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吧。新的一代除了被鼓励往上爬、和整个社会一样追求名誉、金钱和地位的同时，也在继续被培养成不能独立思考的、“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的意识形态产物，这就是中国，我从小就熟悉的“新中国＂：人人都要成为能够被拧进同一个螺母的、规格相同的螺丝钉。
过了二郎山，就离开了汉人居住的地方，在二郎山和康定之间的泸定一带，汉藏杂居，民风已比纯汉人的地方纯朴。路边蹲著许多穿著朴素的当地人，在他们的面前摆著装满樱桃的竹篮，人人以期待的眼神瞅著过路的车辆，但没有一辆车停下来。
吃完中午饭上得车来以後，旅客之间已经有熟人的气氛了，大家互相闲聊著。我的邻座是一位矮小的梳两个辫子的农村妇女，她一直不大开腔，但是一看见樱桃，她变得活跃起来，她对我说她们家的樱桃也熟了，该摘了：“我们那里的樱桃比泸定这边的甜多了。＂她自豪地说。
我本以为她是汉族，交谈之下，才获知她也是藏族，来自康定前面一个镇子姑咱，她说她有两个孩子，竟和我同龄，四十出头，我原以为她起码有五十岁呢。我问她会不会说藏话，她说不会。她的儿女呢？“也不会。＂“你父母呢，会不会？＂“他们只会听。＂“你们村里的人都不会藏语了吗？＂“都不会。我们乡、我们这边方圆好多里的人都不会，只有到康定去才听得见人说藏话。＂她老实地说。“那你们还算藏族吗？＂唱歌的巴塘女的问她，“就是！你们这样的算什麽藏族！＂康巴人里的一些也付和著用开玩笑的口气和她打趣。“我们就是藏族嘛，祖祖辈辈都是！我们身份证上都是这样写的，你们要不要看我身份证？＂可怜的女人急了，一味分辨。“你们就是为了孩子考学校可以少分儿才报的藏族吧？＂还是有人不饶她。
“请你们俩再唱几支歌来听吧，下了车，你们可没我这麽忠实的听众了！＂我扭头对两个巴塘女的说。年龄大一些那位爽快地说：“唱！唱！唱！＂她咳嗽两声，清清嗓子，大方地唱了起来。不久，年轻的那位也吐出了口香糖，跟著唱起来。
她们唱得太好听了，所有人又都安静地听她俩唱，有时候康巴汉子们也跟著唱。这回，司机头上的电视也哑了，不再看得见有MTV画面。
下午二时许，大巴进入康定前，从车窗里老远就看见两个身穿迷彩服、头戴钢盔、手持长长的机关枪的军人笔挺地站在路边。车子减速，停下。
姑娘们的歌唱嘎然而止。
我看清站在两个军人前面的还有一个穿深蓝色便服、样子带点文气的男子。车门打开，便服男子跳上车，例行公事地向司机打招呼後，面向旅客，用机警的眼光一个个扫视我们。我以为他要检查身份证了，可是并没有，打量完我们每个人後，这人跳下车去，戴白色手套的手往康定城方向一挥：“走吧！＂
车子重新启动後，有旅客大声问司机，他们要检查谁？检查什麽东西呀？
“和尚，尼姑，还有外国人。＂司机说。
“为啥子要检查外国人呢？电视里不是说捣蛋的是和尚吗？没有说过外国人呀！＂那位旅客又问。看来这些人只看电视不读报纸，除了“里面＂和尚闹事了，更多的事情他们不知道。
“外国人是支援那些和尚的，为了那些和尚，外国人给奥运会找麻烦，在奥运会上做文章呢！所以现在不让他们进来了，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外国人来管，他们要管，就不许他们进来，懂不懂？＂司机说。
司机明显是汉人，不知道那些藏族旅客听见这些话怎麽想？从他们平淡的表情上，我什麽也看不出。
康定城
上一次我来康定是2004年，这次，康定车站一如四年前，小，旧，黑暗，脏，冷清，作为一个州府的车站，比内地县份的车站它都不如。除了刚下车的我们这车旅客外，车站里也没看见几个人。往常那些兜旅馆和往县份上去的私车生意的人不知道哪里去了，往常，旅客下车後总是会被他们围住，现在，我站在路边，连计程车都难看见，等了好一会儿，才等来了一辆小小的长安奥托计程车。
我有学佛的汉人朋友住在康定，他们是一对医生夫妇，在医院里工作，为了学习藏传佛教的缘故，他俩从华西医科大学毕业後就主动要求来藏区工作了。四年前，我来康定时，住的是他们家。可是，这次，我知道我最好不要住在他们家了。因为，在电话里，他们已力劝我不要在这个时候进藏，他们说，情势那麽紧张，现在在“里面＂工作和做生意的汉人，能“出去＂的都“出去＂了，连他俩，放五一节假的时候都要多请几天假去成都呆一段时间呢。
我让计程车开到金刚寺招待所去。更早些年我来康定时，就住在那里。招待所就在金刚寺前面，很安静，也有一些寺庙的磁场，住在那很让人安心。在金刚寺也能碰见一些有意思的人，就是在那里，我认识了杜衍，一个修习藏传佛教的江南人，美国加州某大学人类学学者。通过杜衍，我认识了在甘孜州档案局工作的泽仁邓珠，此人是《西藏通史》的作者，是康定首屈一指的知识份子；通过杜衍，我还认识了一些活佛和藏区的高僧大德。
金刚寺位於康定城的北面，与车站各据一头，计程车穿城而过。
康定仍和四年前差不多，不象内地城市有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这里，全中国猛烈发展的局势突然不见了，给人感觉仿佛时间停滞不前了。不过，很快我就发现这感觉是不对的，这里已从2004年进入了另一种时间，另一个时代了：到处是穿迷彩服的武警，到处是在街上巡逻的警车，往昔常见的穿红衣的喇嘛和尼姑们几乎看不见了，外国游客更是踪影全无。
金刚寺招待所已面目全非，车还未开上坡去，我已听见大城市酒吧里常放的那种摇滚乐，招待所已改成“背包族之家＂了，接待我的女服务员说自己是从成都来的，我便跟她讲四川话，可她还是和我讲普通话。她说，她们早就承包了这里了，早就按照现代化办店的方针来吸引我这样的背包客了。我说，在安静的寺庙前面，这样喧嚣的流行音乐好象并不能吸引我呵。她生硬地回答，那就没有办法了。
我只好退出来，重新坐上了计程车。时间在康定还是变化的，摇滚乐已然压住了念经和法器的声音，打破了藏区的宁静，全球化的乐曲已然在甯玛派藏传佛教的寺庙前奏响。
计程车路过“武警招待所＂，我灵机一动，让车停下，下车走到宽大的玻璃门前，这才看见门从里面用自行车锁锁上了，一名年轻的武警站在厅里，看见我，向我走过来，从门缝里对我喊：“不对外！＂
“为什麽？＂
“不为什麽，就是不对外！＂
又上得计程车来。司机开始不耐烦地抱怨了，他说，如果我没有目标的话，下车想好了再打别的车吧。
“为啥子？你这样开著我，表不是在走吗？我照付钱就是。＂
“我们康定计程车里程价低，就靠起步价挣钱，今年游客特别少，都到五一节了，还没有游客，生意难做啊！＂
听司机这麽一说，我觉得自己好象欠了他的似的，很快在前面一处有“某某宾馆＂字样的街边下了车。
某某宾馆，标准间打折後100元。
宾馆停车场停了好几辆有部队牌照的车，还有公安的车。噢，也有当兵的住在这个宾馆里！
汉人大夫王，藏传佛教修习者
晚饭与王一起在一富顺豆花餐馆吃。豆花、紫油菜、豌豆尖：我们都是素食者。汉人大夫王，藏传佛教修习者三、四年以後，我和王琳终於不是在电话里而是面对面谈话了。然而，王老谈一些工作和家庭的事情，谈这些事情使我感到无聊，我本不是一个喜欢谈论日常生活的人，我一向认为日常生活太琐碎，光做就行了，不值得浪费时间去说它，往常在电话里，我总是喜欢和王谈修行的事情，现在，她好象不想谈这方面的事了，於是越谈我越没有话说。
吃完饭，我们还是去了她家。她老公已经带著孩子去了成都，她明天也要出去。看见客厅里电脑开著，我问她可以看看电子邮件吗，她说行。我当然没有带电脑。看完电子邮件，我顺便浏览了一下“法兰克福汇报＂，这段时间以来我总是看该报两个驻京记者和那些发自达兰萨拉的关於西藏问题的报道。这次，有一篇有关中共愿意与达赖喇嘛接触的报道，还附有达赖喇嘛的照片，我很高兴获悉这个消息，说给王听了，我还说，她要感兴趣的话，我可以翻译给她听。
王并没表示想听我翻译，但我们终於就此谈起西藏的话题来。
“乐慧呀，你没象我们一样在里面生活这麽些年，和藏族人相处可难了，他们中很多蛮不讲理呢，医院的病人常常找医院麻烦，最近我们还被他们勒索了90万元呢，他们宣称，如果不给他们，他们就要围攻医院，要闹事，你还不知道，这次闹得可凶了，州政府为了息事宁人，命令我们把钱给他们，我们医院不得不吃这一大笔钱的亏哩。再说医院里的藏族领导和同事吧，好多也不是好相处的，蛮横得很，裙带关系又严重，我们这些没有背景的人，说话做事都得谨小慎微，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什麽人他们所有人都跟你没完。说真的吧，藏族人，除了那些真正修行好的高僧大德，没什麽人值得敬重的。达赖喇嘛应该是一个修行的大成就者，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可是，我不明白他为什麽要支援那些藏青会的藏独分子搞那些打砸抢的事情……＂
“王，你是修习藏传佛教的，你怎麽也相信中国媒体上宣传的那一套？达赖喇嘛一生都致力於以非暴力形式解决西藏问题，并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自三月十四日以来，我每天看德国媒体的报道和照片，事实上，达赖喇嘛一直在达兰萨拉呼吁和劝说他的藏族同胞冷静，不要使用暴力。德国记者是亲临现场後才发回了这些采访和摄影报道的，要知道，中国的媒介并没有派记者到印度、到达赖喇嘛那里去采访，他们连他一张照片都不登……＂
“我的消息来源不只是中国的媒体，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台湾出版的达赖喇嘛的书，比如他的自传，还有DVD带子，比如他在时轮金刚法会上的讲话，我觉得他有些观点看法就太过分了，有问题，我不明白怎麽作为观世音菩萨化身的他，可以讲那麽极端的话……＂
“哦，我很感兴趣，一直强调走中道的他什麽话讲得过分了？比如说？＂
“……他具体怎麽说的，一时我也想不起了。＂
“他的自传，比如《流亡中的自在》，你看了吗？我是看过的，看得很仔细，我还看了一切能找到的他的书，台湾、香港出的，德语的，我都看了，没有发现一句我不能接受的话，相反，在读他的书时，我觉得他是那样慈悲、理性、智慧，他从来都主张中间道路，主张通过对话来解决冲突，我相信，如果不是作为领袖人物的他这样克制，西藏问题早比现在糟糕了。＂
“乐慧，你受西方媒体的影响太深了！＂
“是吗？有如说是西方的影响，不如说是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的影响，我对达赖喇嘛的人格有足够的信任，你知道，我亲眼见过他，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会不会，是你受中国媒体的影响太深了？我觉得，是相信佛陀和他的化身还是相信共产党政府的宣传，目前这是一个问题，尤其对我们学习藏传佛教的汉人来说。也许，你看达赖喇嘛的书还不够多，当然，我也理解你，你们一直在内地，没有机会接触国际社会，没有我那麽多机会见到他本人和看到他更多的书，这次出来带这些书不方便，不然我一定会带几本给你……＂
“不管如何，藏人目前闹事是毫无意义的。不要说这个民族，就是佛法都要灭亡的，我们已经进入了末法时代，这你也清楚吧？早就有授记表明，藏传佛教有一天要断送在一个样子很象毛泽东的人手里，闹有什麽作用呢？还不如接受，大家过稳定的平常日子……＂
“……＂
谈话的後来，王已经很激动，三月份出事後我从北京给她打电话，我们在电话里吞吞吐吐的交谈已使我估计到见面後她会有诸如此类的言论，所以并不诧异，我只是对她一方面信奉藏传佛教，一方面对达赖喇嘛怀疑并对藏族人的命运如此冷漠感到无话可说。因我和《藏族通史》的作者泽仁邓珠先生约好了八点见面，於是抽身告辞了。
王把我送到宿舍楼外面，我说，我们拥抱一下吧，不知这一别又何时相见？她勉强笑著，接受了我的拥抱，接触到她的瞬间，我感到她身子很是僵硬。
藏族学者泽仁邓珠
情歌酒店，康定最好的酒店之一。白天从那里经过时看见好多辆军车和警车停在外面，一些个军人站在车辆之间，不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什麽。晚间这些车还停在那里，军人却不见了。
一进酒店门，却看见四五个穿蓝色警服的男女环坐在大堂一处正对著大门的沙发上，紧盯著进出酒店的客人。这时候进出酒店的人并没有几个，和泽仁邓珠约了在大门口见的我就成了他们多次打量的物件。
我穿得很一般，外套甚至是国产的，我没有穿从德国的户外登山店里买来的从头到脚装备得万无一失、足以对付藏区恶劣天气和道路的衣裤鞋袜，我穿得象一个县份上的汉人，到哪里都不可能引人注目，站在他们的视线里，我尽量让自己感到心安。过了不久，他们也觉得我没有什麽看头了，聊天嗑起瓜子来。
泽仁邓珠五十出头，看起来还象2004年见他时一样，精神气色都好，他的汉语普通话很流利，但一听就带了藏族说汉语的特有的口音。这口音堪布也有。
我们去了三楼茶室。相对而坐，我们先聊了一些熟人的事情，我获悉杜衍也回到了中国，而且也是在北京。看来，杜衍和我、和好多所谓的“海归＂一样，有一种“中国情结＂，可是，一回到中国来，事情就多了，复杂了，象现在，作为知识份子和藏传佛教的追随者，不得不考虑良心和立场的问题，杜衍一定和我一样有著同样的问题吧，回北京後一定要和他探讨。
眼前，我面对的却是一个藏族知识份子，在过去，我见过他几次，一起吃过饭，可从来没有和他讨论过这样敏感的话题。
乐：泽仁邓珠先生，藏区现在的情况怎麽样？
泽：除了官方电视报纸上的消息，我在这里得不到更多的消息。电话里人们都不敢谈这事，我的电话肯定是受监听的，自出事後杜衍就没给我来过电话了，我也没给他打，我们都知道通话不方便。这段时间很少有人从康定来来去去，能见到你我非常高兴。我早就认识你，和你谈可以，别的人我就不敢谈了，前段时间接到一个北京的电话，对方说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问我是不是“藏族通史＂的作者，想采访我，我说我看不见他们的记者证，这样推掉了他们的采访。
乐：这段时间你有没有感受到特别的压力，比如说单位呀，安全机构呀，有没有特别向你施加压力？
泽：好象没有，我正在致力於调动单位，我想从档案局转到师专去，这样可以更好地搞研究工作，我在甘孜州还算一个人物，没有人敢轻易动我吧，他们知道我又没有搞什麽政治活动，我只是从事学术研究而已。
乐：您知道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吗？您怎麽评判这些事件？
泽：大概知道吧。就是从拉萨的寺庙里开始的吧，一群喇嘛要求释放去年因庆祝达赖喇嘛被布希接见而抓起来受到非人待遇的喇嘛们，与警察发生了冲突，藏人长期的不满又一次被唤醒，发生了反抗，发展到整个藏区。这样的事件总是隔一些年来一次。他们说是达赖喇嘛策动的什麽“藏独＂，其实都是一些自发性的反抗活动。我知道在印度和国外，搞“藏独＂的人是有的，但他们和达赖喇嘛不是一回事，他们恰恰是反对达赖喇嘛的。至於在国内的藏区，想搞“藏独＂的人很少吧，普遍只是对一些民族政策不满而已，而这些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当然就会时不时地爆发出来。我在1995年自费出版了一本书，叫“我的心愿＂，我太太开的书店里还有这本书，你明天可以去买一本。当时，我把它寄给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我在里面谈到藏区不稳定的8个因素：
1 极少数分裂分子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支援和操纵下，在藏区进行煽动破坏，制造分裂祖国的活动，这是外因；
2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落不到实处；
3 民族间经济文化的差距；
4 藏语言文字得不到应有的地位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主要根源；
5 民族意识增强，关切本民族前途民运所表现出来的愿望和要求得不到解决而引起民族矛盾激化；
6 科技、教育、医药卫生处於困境；
7 官不为民引来离心力的增加；
8 民族歧视现象有所抬头引起民族隔阂。
後面七条是内因，我列举了很多数位来证明我的观点。针对这些不稳定因素，我提出了对策。可是，我的意见从来没有得到上面的答复，没有人要听我的，不过，有些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给我回了信，比如广西的壮族就在信中说，这也是他们的心声啊！
乐：康定的汉人对这个西藏问题怎麽看，比如您那些汉人同事？
泽：年轻的我不知道。你可以想象，人们在单位从不私下讨论这样的问题。但是，我知道，那些在康定生活时间长、了解藏族文化的汉人，比如我的一些老同事，他们的想法肯定跟藏族人一样，因为许多东西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只要是公正、正直、有良知的人，心里都明白真相嘛。
乐：记得好象在您的生平上读到过您是党员？
泽：是的。
乐：那，在现在这个时候，作为党员，同时又身为藏族人，您怎麽协调自己的内心？
泽：入党是工作的需要，我的感情却是藏族人的感情。有很多藏族干部都是党员，但他们的感情一定是站在藏族人一边的，包括那些在北京、在中央的藏族领导干部，一定也是这样，有机会你应当采访采访他们。你知道唯色吗？一个藏族女诗人、作家，祖籍德格，是我们藏族的才女，台湾出了她的《西藏笔记》，她为这本书惹了不小的祸。她在北京，通过她你可以接触到一些高层的藏族领导干部。不过，和这些人接触，你有两个障碍，一是你是汉人，他们信不信任你，说不说真话；二是，最能听见真话的场合是藏族在一起讨论的时候，而你不懂藏语。
乐：好，谢谢你，回去後我试试。我很好奇，您既是党员，还信佛吗？
泽：我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别人也这样问过我。我说，这麽说吧，我基本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同时也热爱我的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我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就是佛教的传统，所以呢，有时候我也烧香拜佛。
乐：您念经吗？打坐吗？
泽：不，我没有时间，我太忙了，我的研究工作都是在业余时间做的，整本“藏族通史＂都是在档案局白天工作之後，晚上写的。
乐：这是可能的吗？
泽：是呀，我後来写的另一本书也是业余时间写的。要知道，在我写出“藏族通史＂交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付印时，国家刚好也决定出一本“藏族通史＂，他们有一整班人马，拨款上千万元来做这件事呢！後来他们知道一个甘孜的藏族已经单枪匹马完成这个工作了，他们吃了一惊，把我找了去，一起讨论还有没有意义再编一本“藏族通史＂，我的意见是可以再编，因为他们的资料一定更全面，各方面条件比我更好，书一定会写得更完善，可是，他们就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耗资千万，是要再出一本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书呢，还是拿出一本严肃的符合史实的学术著作？据我所知，最终这个专案没有进行下去。
乐：哦，还有这段历史。
泽：但我的“藏族通史＂也只出了初次印刷的那两千册，就不许再印了，所以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有这麽一本书。
乐：什麽原因不能再印呢？
泽：我也不太清楚。西藏的话题总是敏感的，又是因不同的时间而变化的，以前没问题的内容，後来变得有问题，这都是可能的。
乐：记得您好像是不会读写藏语的，对吗？
泽：对，我只会说。我小时候学校里没有藏语课。
乐：那英语课就更没有了……那麽您做研究时，资料来源都是汉语的了？
泽：对。我知道这使我的研究很受限制，可是，为我们藏民族做一些事情总比不做好吧。
泽仁邓珠也问了一些我所知道的资讯，中共要在深圳和达赖喇嘛对话的消息他也已经从中国的媒体上了解到了，说到这，他的眼睛里闪著光，他的言语里对可能发生的改变充满了希望。
当我们走出茶楼，走到酒店大厅时，已是十点过，那几个警察男女还坐在同一个位置上。看见他们，泽仁邓珠条件反射似地小声说：“他们还在这里。＂他的眼睛顿时变得黯淡了，也不再说话。
我们穿过停在酒店前面的警车和军车，走到城市中心的河边，泽仁邓珠一直缄口不言。街上已看不见什麽人，只有穿城而过的康定河奔流的声音。好久不和外界联系，经过这两个小时的强化谈话，这位藏族学者的思绪一定很活跃很复杂吧，他在想什麽呢？我很想知道，但我已经向他提了足够多的问题，我不想再打扰他。
我伸出手去，和他告别：“谢谢你。我们都应该对未来有信心，让我们祈祷。＂
“也谢谢你，有你这样的汉人，我还是看得见一线希望的。一路平安！＂他紧紧握了一下我的手，声音重新变得中气实足。
4月30日
康定，“黑帐蓬＂旅馆
上午去泽仁邓珠妻子开的康巴书店。每次来康定，我都去这个书店，过去书店有许多汉语的藏族文化方面的书籍，现在汉语书却很少了，大部分是藏语书和经文。买了“我的心愿＂，回旅店在笔记本上记录这两天所见所闻。从书店回来的路上，见“黑帐蓬＂藏式旅馆所处位置在离河不远处，便走过去看了房，木质结构的房子住起来更舒服，旅馆很空，没什麽旅客，也没有警车停在这小小私人旅馆里，清静，於是午饭後搬至该旅馆。
下午三时往南无寺方向散步。沿旅馆後面的小巷上山，经过一单位门口，看见有簇新的鲜艳的红旗高高挂著，仔细看了看大门口字样，是甘孜州民政局。上到山坡上，钢筋水泥的房子少了，代之以藏式木质结构和粘土的小型农舍，这里属於农村了，墙壁上到处贴著标语：“坚决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分裂动乱是祸，团结稳定是福＂，“不造谣、不听谣、不信谣＂。再从高处往下面的城里看，好多大型一点的房屋上方都悬挂著红旗，看来那些都是国家机关了。
从南无寺下来，走到马路上，我吓了一跳：从金刚寺即折多山进城的三叉路口处站著三个手持机关枪的士兵，巨型阳伞下，他们背对背向三个方向站著，周围有我在电影里才看见过的半身高的工事保护著他们，那是用装了沙的生料袋垒起来的工事，工事成90度直角的方形的两边围著士兵们。头天去金刚寺，我也经过这条路，没有看见这一幕，是因为没有往路的左边看。
在离士兵和他们的工事几米远的地方，是街道上普通的店铺，人们很平常地坐在柜台边，顾客寥寥无几，有人头靠著玻璃柜台在打盹，有人在闲聊，女店员在织毛衣。
出於畏惧武器的本能，我不想从持枪的士兵前面的马路上走过，而是靠街边商店溜过了这个关口，走过去後，我才觉得自己有点可笑。我走到一个有公用电话的商店柜台前，往北京给女儿打了个长途。女儿十四岁，从小跟我一起接触藏族人和藏传佛教的上师，她跟我一样同情和关切藏族人的命运。电话里，我很想告诉她，在我的面前就站著持枪的士兵，如何吓人，但是，为了不让她担心和受惊吓，我只问了问她的情况，说了一些我很好之类的话，便放下了电话。
电话旁边的一条长凳上坐满了休闲聊天的的当地人，店铺里面有一桌汉人在打麻将。哦，在机关枪後面，一切都显得正常而和平。
5月1日
甘孜县城，一汉人旅馆
早上五时半起床，天蒙蒙亮，打开门，在阳台上即看见几十米远处的桥上停著一辆车顶上不断闪动著红灯的警车。提起行李出得旅馆来，一个好玩的念头浮起来：如果找不到计程车的话，就问警车能不能把我送到车站吧。不过，还没走到桥头，就有计程车开过来了。
早上六时的车站比我头天来时热闹多了，发往各个方向的车都在这个时候开，小小停车场停了上十辆大巴，是为了给发动机热身吧，车子都启动了发动机，场上一片喧嚣，空气里充满了废气味儿。去甘孜县城的车子已经坐满人了，只有开往甘孜方向的白玉的车还有座位，我用行李在这辆车上占了个座位，便走出车站去吃早餐。
六点半，人差不多坐满了，等在车前的司机让站在车下的我上车，司机随口问我是不是去“里面＂朝佛的，我回答是，他就说，那你坐在前排那个位置吧。我受宠若惊，一面坐上那个他为熟人准备的、全车最好的座位，一面问已坐上驾驶座的司机怎麽看出了我是“朝佛的＂，司机说，他开公共汽车这麽多年了，对哪种人是进里面来干什麽的了如指掌，“一看你的样子就象嘛。＂他说。我暗自吃惊，我身上没有任何标记啊，我连一串念珠都没戴，是因为我的外套是绛红色的、跟喇嘛装一个颜色吗？
车子驶出小小的康定城，破旧的IVECO象老牛拉破车一样翻越著海拔四千多米的折多山。山上还有很多的积雪，昨天下午在康定山上散步我就看见了这五月份还是雪山的折多山，它与跑马山後面一座疑是与贡嘎山一脉的雪山交相辉映，显得十分美丽壮观。翻过折多山，人就是在“里面＂了。
318国道。路矿很差，柏油路破烂不堪，到处是坑坑洼洼，司机不断地以大动作转动著方向盘，小心地避免掉到洞坑里去。近几年我在中国很多地区旅行过，已经很少看见这?烂的路了。汽车的车速大约是每小时三十公里。想起前天王琳抱怨甘孜州干部腐败时说到过修路的钱被贪污的事，我就问司机为啥这条国道竟然这麽差？司机说，修路的钱都落到各级头头们腰包里了，就是没有落到路上来把这些坑填满，就象修康定车站的钱一样，一分也没有花在车站上就没了。
“这是别人说给我听的啊，我可没有亲自看见哪个领导把钱放到腰包里啊。你们不要乱说这是我说的啊！＂司机回头大声向一车旅客说，大家哄笑起来。
来自江孜的统战干部
“嗡嘛呢呗……＂坐在我後面座位上的人在念六字真言，一直在念，象飞行的蜜蜂与生俱来就会发出一种声音，简单的六个字，只有藏人能念出那种好象是属於他身体机能之一部分的味道，只有念过一亿遍这个咒的人才能念出那种味道来吧，反正我迄今念不出那种味道来。
那是一个高大、气宇轩昂长相英俊的藏族男人，年纪可能和我差不多，上车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他，当时我就想，这个人气质不凡，是不是一个穿便服的喇嘛？
我回过头去，和他说话：“嗨，您好象一直在念咒？您很会利用时间嘛！＂
“嘴里念念有词，这对我们藏族人来说很正常。＂他用纯正的普通话回答我。
“您只念观音菩萨心咒，还是也念别的咒？＂我从四川话改成了普通话。“我也念莲花生大士心咒。你知道这个咒吗？Om A Hung Banza guru beima xidi hong。＂
“Om A Hun Banza guru peidma sidi hong。＂
我重复了一遍这个咒，我的发音和他的有点不一样，我是多年前在德国，在“西藏生死书＂的作者索甲仁波切的法会上学会这个咒语的。索甲仁波切来自东藏，康省，即现在的甘孜这一带，看来藏语发音和这个人的有细微的不同。
“您是喇嘛吗？＂我问。
“不！＂他笑了：“我是搞统战的。＂
听见“统战＂两个字，我可笑不起来。一切牛鬼蛇神和有港台、海外关系的人都属於被统战的物件，我这样的人肯定也属於。但见这人样子和善，口气平常，亲切，一点不“左＂的样子，看起来也很高兴和我聊天，我便很快消除了听见“统战＂两个字的瞬间产生的心理障碍，继续和他聊下去：
“您是哪里人？＂
“我是从西藏自治区的江孜来的。＂
“那可是後藏！很远哦！＂
“是有点远。我得坐汽车到拉萨，从拉萨乘火车经兰州到宝鸡，再转车到成都，再从成都乘一天大巴到康定，第二天再赶上这辆车。＂
“您要到哪里去？＂
“白玉县。＂
“出差吗？＂
“是的。我们那里一位觉母在白玉县的寺庙修行，我来把她接回去。＂
“为什麽要接她回去？＂
“你知道亚青寺吧？＂
“知道，和色达的五明佛学院一样出名，听说五明佛学院的法王彭错晋美圆寂後，很多修行人转到了亚青寺来，我这次旅行也有计划要去这个寺庙看看。＂我回答。
“那边修行的人上万，三月份藏区出事後，亚青寺好多人必须疏散，必须回原籍去。＂
“哦。接回去拿她怎麽办呢？会让她还俗吗？＂我知道逼迫喇嘛尼姑还俗的情况很多，所以这样问。
“我们会把他们集中起来政治学习。嘿，尼姑进行政治学习，可笑吧？可是有什麽办法呢？谁叫他们要闹呢？＂
“谁闹什麽了？＂
“就是从拉萨发展到四川、青海、甘肃藏区的事情呀，您不知道吗？＂
“知道一点。你们江孜也闹事了吗？＂
“没有。我们那里一直很安静，很稳定。他们这样一闹，对整个藏区的稳定、对谁都没有好处，大家都不得安生，你看，好多年以来都没有让和尚尼姑政治学习的，现在，好家夥，本该念经修行的时间，得用来受爱国主义教育了。＂
“既然派您来领这位尼姑回去，那您政治上一定很过硬了。您是党员吗？＂
“是的。＂
“那您还念经？信佛？＂
“党员是工作的需要，信佛是精神的需要。＂
“您家祖祖辈辈都信佛吧？＂
“那当然了。除了少数苯教的，所有藏族人祖祖辈辈都信佛，自从莲花生大士把佛教带到藏地来就是如此，已经一两千年了。＂
“您是怎麽成为统战干部的？您上过大学吗？您的普通话说得那麽标准，您一定受过比较高的教育。＂
“我只是中专毕业而已。毕业後做过专业工作，因为表现好，後来被派到统战部工作。我年轻时不信佛，虽然父母都信，但我没当回事儿，可是，过了三十岁以後，不知为什麽，自己就信起来，而且特别虔诚。二十几岁时，我对外面的物质世界很有兴趣，到成都去，很兴奋，到处转，什麽都想看，想知道，想尝试，可是，现在，一去成都，我办完事就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念经，就觉得念经比做什麽都好，可能因为我祖辈都是藏族的缘故吧，反正越来越信佛，不仅希望自己向善，也希望别人都向善，所以，藏区现在发生了这样的动乱，我觉得特别痛心。＂
“你们统战干部，有关这次的动乱，应该知道比外界更多的消息吧？＂
“可能有的消息我们知道得早一些，总的说来与媒体和大家知道的也差不多吧。＂
“您要说，路线是一致的，内容不一定一样，对吧？作为藏族，你相信政府宣传的是真相吗？＂
“当然是真相了。藏族人里就是有人要搞分裂，尤其是那些印度尼泊尔的藏人，他们一点都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就想闹事，想回来重建他们失去的天堂。其实，在国内，大家好好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闹什麽呢？＂＂
“您家庭出身是？＂＂
“我们家以前是农奴，从小我父母就教育我，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要不是他们，我们祖祖辈辈还在受农奴主的奴役。＂＂
哦，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农奴》里的主人公强巴的後代！《农奴》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宣传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的电影，家喻户晓，中国人对西藏的认识都是从这部电影里来的：共产党使西藏从落後的奴隶制一下就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使西藏省略了其他文化所要经过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西藏人民有福了。＂
“那你祖辈把达赖喇嘛看成自己的精神领袖吗？＂我问。＂
“当然了！我也把他看作是精神领袖，可是，就是这样一位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也有作为人的业力呀，有时候我睡不著觉，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地想不明白，为什麽他当初要叛逃，而现在又要策动藏独，我只能解释，这是业力的作用。＂＂
“哦，是这样吗？……我告诉你一些话，你想听就听，不想听就等於没听见，好不好？我想您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愿意信任你，＂
“您完全可以信任我。说吧。＂
“我也信佛。我在欧洲住过很多年，读过达赖喇嘛一些书，见到过他两次。三月中旬以来，我每天在网上用外语查阅关於他的活动与言论的新闻，我了解的都是第一手的资讯，配著很多崭新的照片，而不是政府灌输的、没有根据的宣传。我告诉你，达赖喇嘛并没有策动藏独，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主义者，自出事後，他在达兰萨拉一直在向你的同胞们强调非暴力，并向中共呼吁对话。＂
“……哦。可能，我们的资讯来源太少了，我没有机会看他的书，更没有机会见到他，甚至他的影像，我也是这次才在内部资料上看见了一两个录像镜头。你太有福了，你竟然亲自见过他！那麽，你看见的他是什麽样子，可以告诉我吗？＂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差不多二十年前，那时我才二十四、五岁。那是1990年六四运动纪念日，在当时的首都德国波恩哥德斯堡，中国海外民主运动人士把他请去了，和他进行了汉藏对话。民运人士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与中共截然不同，他们承认西藏的文化是独立的，认为中国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尊重西藏人的感情，让他们高度自治。到那时为止，除了在中国上学时被灌输的那些概念以外，我对西藏的真相一点也不了解。第一次，我听见一有中国人对西藏发表与中国政府不同的看法态度，并了解到西藏问题并不象共产党宣传的那样简单，我大吃一惊，深受震动。
但更使我受震动的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形象。当时会场上的人很多，有中国人、西藏人、德国人，上千人挤在一个会议厅，很多人站在门外，我站在离坐在台上的达赖喇嘛有四五十米远的地方吧，达赖喇嘛很放松地、笑眯眯地和民运人士说著话，幽默地回答著观众的提问，会场气氛很活跃，热烈，时不时爆发出笑声。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达赖喇嘛。虽然当时我对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一无所知，但我就是?达赖喇嘛的样子著迷。他当时五十岁出头吧，红色衣服里面露出一只手臂，他的脸熠熠生辉，散发著善良、慈悲，他整个的人既像小孩子一样单纯，又有智者的深度和力量，看著他，我就是觉得好，觉得美，我深深地感动。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非常特殊的体验。我唯愿有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把他当成敌人的汉人也能有见到他的机会和体验。记得当时我想过，要是我的父亲有一些他的特质，我会多麽高兴啊！我还想过，比较达赖喇嘛，中共中央的领导一个个形容委琐、丑陋无比，如果此刻他们和达赖喇嘛一起坐在台上，人们一定能自行区分，谁代表了真善美，谁代表了假丑恶。
第二次见到达赖喇嘛，是在去年夏天，在德国，那里举行了为期五天的他的法会，每天有七八千人参加，我只能从几十米远很远的座位上看见他，通过德国翻译听他讲空性和菩提心。每天开会前、散会後，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他进出会场的路上守候著，为的是能够近距离地看他一眼。欧洲人只有对他们的罗马教皇有这样的景仰，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能够赢得人们如此的尊重。＂
“啊，真是太羡慕你了，你太幸运了……我在录像上看见达赖喇嘛的样子，也能多少感受到你说的那种人格魅力。把他说成恐怖分子，我确实不能接受。＂
“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肆无忌惮地编造谎言作为宣传手段，这是共产党一贯的做法。那镜头有没有配他讲的话？＂
“没有。只有画面，都是一闪就过了。＂
“……这里也只有画面，你看！＂我看著窗外，示意给江孜人我们正在经过的一大片军营。
这里是新都桥，公路右侧广大的谷地上，离公路几十米远的山那个方向，停放著成百辆绿色的军用卡车，那後面隐约可见成片的绿色军用帐篷，隐约可见一些军人在车子和帐篷边做他们的事情，在公路与这个区域之间有铁丝网，有戴钢盔帽的荷枪实弹的站岗的卫兵。
江孜统战干部安静地目睹这个画面，先是一言不发，继而又小声念起观世音菩萨心咒来。
我在心里也跟著他默念著。哪一天，当我念过一亿遍後，也许，和平与快乐也会象器官一样生长在我身上了吧，而现在，我不能感到和平与快乐，我还连大圆满前行都没有修习完，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对我仍然是真实不虚的，我仍不能象《金刚经》里所说的，把这一切看得“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车开过新都桥，接著刚才关於达赖喇嘛的话题，我对统战干部说：“你想想，如果他煽动藏独和暴力，就一定会有很多这方面的言论，弄几句来放给大家听还不容易？我觉得我们不用担心达赖喇嘛的业力，藏族文化和整个藏民族正在被同化、正面临灭绝的危险这一点才是值得担心。＂
“藏族会被同化？藏族文化会灭绝？不可能！只有一个弱小的、没有生命力的文化才可能被其他文化同化，而我们藏族文化这样强大，汉文化是无法同化它的。＂统战干部的声音很乐观，他一定把我说的当成笑话在看。
“哦！是吗？请容许我提一个小小的问题：在江孜，你们这代人和你儿子或女儿这一代人掌握藏语的情况怎样？你的汉语普通话这?标准，发音甚至比很多汉人的强，你的藏语呢，也一样好吗？我很想知道，你能读、能写藏语吗？你的儿子或女儿藏语又怎样？＂
“……唔，听你这麽一说，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从小在学校学的只有汉语，我藏文读写都不行，我们干部的工作语言也是汉语，所有文件资料基本上是汉语的，所以，汉语不好的藏族人不可能当干部。到我儿子这代人，学校里开了藏语课，课时和汉语一样多，可是奇怪，孩子们对藏语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都不好，虽然我们在家里是讲藏语的。＂
“您想过这是为什麽吗？＂
“可能和升学与就业有关系吧。大家都知道，要升上更高的学校和将来找工作，汉语比藏文重要，学藏语没有多少实际的用途。＂
“藏族文化的精髓藏传佛教有大量的经书《甘珠尔》《丹珠尔》，有辉煌的文学作品如《格萨尔王传》等等，如果藏族人藏语不好，五十年後，这些经书和史诗恐怕就要成为甲骨文一样的只有少数人研究的古董了，你看，纳西族、白族这样的少数民族，虽然口头还讲自己的语言，但是文字却失传了，藏族如果步他们的後尘，我感到很可惜。＂
“哦，听你这麽一说，我心里还真发凉，这个问题我以前怎麽就没意识到呢？！这个问题很严重！我回去要好好想想。＂
“我相信，对藏族来讲，物质生活和对其他民族一样重要，可是，众所周知，上千年来，精神生活对你们来讲更重要，大部分汉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你们却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而信仰却不自由，宗教领袖被斥之为恐怖分子，在藏区不许供奉他的像片，这种情况下，你觉得藏族人的权利有保障吗？＂
“我是藏族人，但我的工作是统战干部，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有时确实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我一直相信，只要大家都听政府的，安定团结，就没事儿了。可你说的也有道理，而且是很有道理，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些问题……唔，看来我们那里太闭塞了，除了官方的资讯，其他的消息意见一点听不到……＂
“你不知道的事情可能还很多，国内的媒体都不会报道的，比如，大量向藏区移民，早在十年前，大西藏区汉人已超过藏人，汉人有七百万，藏人才只有六百万；比如，使用各种手段逼迫喇嘛还俗，减少藏区的僧众；比如，铁路修到拉萨，有没有针求当地藏人的意见？在藏区生产核武器、遗弃核能废料，你知道吗？有一个旅行到有核能废料藏区的外国人，告诉当地人那些核能废料有辐射，当即被抓起来，判了两年的徒刑。＂
“……＂
统战干部变得沈默了。我也突然觉得有点累，我们一直压著嗓子说话，我的脖子向後成100多度角已很长时间，有点酸，我扭正脑袋向前，不再说话，闭目养神。
车开到八美镇了，藏式的两层楼的房子错落有致，房子下部是粘土的颜色，第二层的木头墙漆成褚红色，房屋之间有刚发了芽的青黄青黄的树，镇子远处是肃穆多姿的八美雪山，一座神山，在它的映衬下，八美镇子从远处到近处都显得美丽到几近完美的程度。
这时的我，还懵然不知，如果车子直接开到八美神山下的话，就会看见由於历年开采矿产的缘故，山体已经千疮百孔，惨不忍睹了。
生活在书斋中，热衷於学佛的我，此时只是想起，在八美神山的某个山洞里，我所景仰、也和他还有些缘分的多木喇嘛闭关修行了三十多年，直到脊椎骨垮掉才被弟子们?到山下的塔公佛学院。
“不信佛＂的司机
车停在镇子上一家餐馆前吃饭，下车後，看见在我们之前所发的去甘孜和白玉、德格等地的车也都停在这里，看来和其他汉族地方一样，这里的司机也和这些餐馆有约，让旅客们没有选择地在这里的两家餐馆吃价格昂贵的饭，司机可以得到餐馆的回扣。
不知是不是因为我是“朝佛＂的人的缘故，司机对我很友好，邀请我和他一同进餐，我应允了。看见他吃的是肉食，我自己点了一个萝卜汤，一个烧豆腐。开餐馆的当然是内地来的汉人，那萝卜汤是大锅菜，只有很少几片白萝卜在汤里游泳，豆腐也很难吃。
饭间，司机很健谈。他是炉霍人，半个汉人，半个藏人，他说自己不信佛，但是可以说自己还是比那些从内地来的朝佛的人虔诚吧：
“内地学佛的人，好多都自私得不得了，贪生怕死。我不是说你啊，你咋个样，我还不晓得，反正，我遇到过一些北京来的就很让人看不起，他们包我的车去朝山，到了圣山，你想想，就是要做好事累积公德是不是？可是这些汉人，路上看见老弱病残，也不伸手帮一下，只晓得顾自己，我是陪他们去朝山，还不断在帮著掺扶小孩啊，老人啊，汉人朝佛的就只顾自己，有东西也不分给别人吃，到了危险的地方，怕死得要命，都是先要别人走了他们才敢走。更有甚者，那天天黑了，路上看见有个人要搭车，在我们藏区，搭人很正常，在路上跑的车很少，你不搭他他就只好在路上挨冻受饿，你自己心里也不安宁啊，可是这些人说，车是他们包的，不搭就是不搭。後来我听出他们是怕人家身上不乾净，一身酥油味道。我什麽话都没说，心里替他们难受，还学佛呢，差得远！希望你不是这样的一个学佛的啊！＂
司机话那麽多，吃饭还很快，吃完後没人收他的菜钱，我的菜连一碗饭他们收了17元，17元在北京那样贵的地方我也会吃得比这好。我听见其他旅客不断抗议这里收费太不合理了。
重新上得车来，我和江孜统战干部互相点了点头。他头仰著，眼皮向下，沈思地坐著，没听见他念咒了。我思量著，要不要把泽仁邓珠的“我的心愿＂给他翻阅，想了想，还是作罢。我不想在车上引起注意。
“你要去哪里？甘孜某县？啊，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去朝拜日巴寺多洛活佛的寺庙，是不是？内地来的汉人去日巴寺的最多了，那里原来有十几个汉人跟著多洛活佛修行，不过听说自从多洛活佛圆寂後，就走得差不多了！我好几年没去日巴寺了，不太清楚现在那边的情况。前些年我知道有个广州的修行的女的，到了日巴寺就住下来不走了，她老公还是广州海关副局长，地位和家境都是很好的，老公带著孩子来劝她回去，她就是不回去，跟多洛活佛不久，就出家了。多洛活佛最能摄受汉族弟子了，他本人就是一半汉人，一半藏人，他是泸定人。我还和多洛活佛有点缘分呢，那年他讲他前世下过地狱去的书还是我偷偷帮著运进来的呢！那个路才叫难走！不过要不是帮他们运了这些书，我还见不到多洛活佛呢！当时他老人家给了我五十块钱，我至今还舍不得用，放在家里呢。帮他们运书那天，我在一个修行的汉族女的那儿吃的饭，她也吃得太可怜了，只有一个素菜，真不明白你们这些大城市来的人怎麽要到这里的山卡卡里吃这个苦……＂
司机大声地和我聊著天，为了盖住发动机的声音，他对我不是说话而是喊话，他的话一车的人都听得见，有的旅客就跟著讲起多洛活佛的传奇来，说这位活佛有什麽什麽神通，怎麽怎麽了不起。
有很多汉人弟子跟随多洛活佛的事情，多年前我就听说过，我也一直很想去日巴寺，可一直没有机缘。现在，有机缘去的时候，活佛却已圆寂了。学习藏传佛教的汉人要找到一个与自己缘分好的上师是不容易的，这位多洛活佛看来特别适合做汉人的上师，我却错过了机缘。无常啊，俗人只想等到机缘成熟了再去学佛，再去走解脱之道，无常却每天都在对我们说，没有时间了，再等就晚了，就完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为什麽我们却还不觉悟呢？为什麽我还要居住在北京那样的烟尘满天、人欲横流的大城市，在俗世的痛苦中轮回呢？一万个理由都说明著人的贪、嗔、痴和对空无自我之执著啊，真是羞愧！
车过通往丹巴县城的岔路口，路边又是扎营的军队，他们的帐篷离路边很近，以致看得见帐篷边的锅碗瓢盆，当然有红旗飘扬在绿色帐篷上方。进入道孚县城之前，一个叫葛卡的美丽小镇左边，也看得见大批军队军车驻扎在一个单位的院墙之内，屋顶上高高升起一面红旗。
在道孚县城口子上，车停下来。既有绿色军队又有蓝色警察把守在岗哨边，旅客们被要求全部下车，手持身份证排队上车。一个蓝色警服的警察站在车子的方向盘旁边检查我们的身份证。一车的人没有一个没带身份证的，看来在里面大家都很有旅行经验了，没有一个人大惊小怪，无论是进来做生意的汉族、出去办事的藏族，大家都平心静气地下车又上车。
车一开，司机说他可是松了一口气，说幸好这车人里没有一个受怀疑的，否则就要等很久才能开车，烦死人。我问他一般谁是受怀疑的物件，他说当然是喇嘛尼姑了，喇嘛尼姑的东西会被翻来复去地检查，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会反复被查问，前後说得对不上的，就遭了，就只好留下来了，那样的话，车子也没法再等他说清楚了再往前走。
我往後面看了看我们这一车人，再次确定没有一个穿喇嘛服的。
“如果他是在康定车站买的票，那我就没法退钱给他了，如果他还没买票呢，我就只收他到这里的钱。物价越来越高，大家都不容易，你说是不是？＂
汽车司机应是“里面＂比较见多识广的比较“油＂的人，可是根据我在藏区旅行的经验，就是这些人，一般也是挺仗义的，没有什麽整人害人趁火打劫的心肠。
道孚县城看来不过是一条主街和几条横街罢了，房子比较稀疏，远没有康定的密集，从车窗里越过一些房屋又看见在房屋与後面的河流之间的谷地中驻扎有大面积的军队：绿色帐篷、绿色军车，重复的风景。
车子开出道浮县城时，又有一个关卡，车又停下来，不过，这一次，只是一个蓝制服警察上到车里，打量了我们一番，就下去了。
过了道孚，午後的烈日使车里温度升高，使人昏昏欲睡，车上旅客都睡著了。再也没有听见後座的统战干部念咒，他也睡著了吗？虽然起得很早，但我无法入睡。那些军队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一旦睡著，我定会马上做噩梦。
收到春梅的短信。春梅是我的金刚道友，汉人，在甘孜某县某寺庙慈善医院工作。自我从成都出来後，她一直翘首盼望著我的到来。看来，她没有收到我发给她的数个短信，不知道是什麽原因。现在，我给她打了个电话，告知她我已过道孚。
道孚至下一个县城炉霍的路上，老百姓的土木结构传统藏式的房子修得巨大，漂亮，色彩鲜艳，一座比一座风光，和那些军队的帐篷一样冲击人的视觉。真是美丽而富庶的高原国度啊！炉霍这边有好几位高僧大德和一些著名的宁玛派寺庙，佛法历来很兴盛，如果没有这麽多军队给人意识里造成罔罔的威胁，这里简直就谈得上是田园牧歌的天堂了。
沈默很久的统战干部也终於又说话了：“谑，简直跟宫殿一样，这里老百姓怎麽会这麽有钱！＂
“你们那里人的房子没有这麽好吗？＂我问。
“没有！我一路上很少看见藏区有这麽好的地区的！＂
炉霍是司机的家乡，应该问问司机为啥这里人这麽富裕，可他一直在打电话。
炉霍县城。和康定、道孚大同小异的荷枪实弹的武警关卡。到达炉霍县城车站前，已两次停车检查身份证。第二次停车时，我发现走在我们前面那辆去甘孜的车停在关卡前面，看样子已经检查完毕，人们正在上车。由於我们的车今晚要在炉霍歇宿，而我想今天赶到甘孜，下车後我便跑到那辆车前面去和坐在驾驶台前司机说话，得知那辆车已有人下车，有空位，我赶紧回到开往我们的车那边，针得这辆车司机的同意，付了车钱－他果然只收了我至炉霍的80元车钱，而没有收到我原来的目的地甘孜－这样我得以继续向甘孜进发。我想快点到春梅那里。
临上这另一辆车前，我留意到站在远处的统战干部在向我这个方向看，这个同龄人，他会不会也象我一样想过，今晚大家宿炉霍的话，我们还可以交流很多资讯和想法？带点遗憾地，我向他挥了挥手，表示道别。越过众人，他也向我友好地挥了挥手。
便衣武警
这是一辆大型的国产大巴，比前辆车新一些，旅客也比前辆车多了一倍。旅客中汉人比藏人多。甘孜县城是“里面＂最?发达的县城，居住著的汉人也比周围县城的汉人多。发动机上方隆起一个台子，所有国产的公共汽车里都有这?个堡垒，我的行李包被垒在那上面的其他行李上，它因太大、太圆而不断掉落。我坐在右前排一个显然不属於汽车固有设施而是运输公司自己搭起来的长凳上，面向司机和他後面的座位上一位穿著藏装皮肤黝黑一脸皱纹的老藏人，由於没有靠背和扶手，汽车遇到有坑的路面成弧形开行或者抖起来的时候，我就被摇晃得蹭到旁边人身上，也不得不接受坐在我旁边打盹的那个人蹭到我身上来，同时还要拥抱不时往下滑的行李包并把它放回去。
汽车不断向高处走，坡度虽然小，但是一直在向上，海拔越来越高了。去过藏地多次，我有以尽可能多喝水来应对高原反应的经验，现在，虽然不断喝水，我还是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感到头昏脑胀。早上，过海拔5000来米的折多山时，有一小会儿我也曾有过不舒服的感觉，不过下了折多山就慢慢没事儿了。现在，我知道海拔不会低下来了，看见车里有旅客在服用小瓶玻璃装的葡萄糖一类的液体（属於抗高原反应的办法之一），我也拿出“红景天＂胶囊来，吞下了两颗。
开阔的高地。被铁丝网拦起来的草场。已是五月初了，草还没有绿，地还是黄的。在平地上和成弧形起伏的山坡上，星星点点地散落著大多是黑色、也夹杂有白色和黄色的犁牛，它们全都在勤奋地低头寻吃。荒芜的草地上究竟有什麽可吃的呢？我的旅藏知识告诉我，犁牛现在能吃到的东西确实很少，所以，到现在这个时候，犁牛们最瘦了，也没有人要杀犁牛，人也没有犁牛肉可吃了，只能吃糌粑。藏地的冬天长达半年，这麽长的时间，就象其他动物冬眠一样，犁牛们只是在草原上散步，静静地等待著大自然把草变绿，等待大自然赐给它们赖以生存的夏季。唉，犁牛，这些独一无二的高原动物，它们就跟它们那生活在地球上这块最难以生存的地域的主人们一样呵，坚忍而有耐力。
又是雪山。地图上，这座雪山叫卡瓦洛日雪山，海拔将近6000米高。雪山给高原的美境以画龙点睛之笔，雪山使这块土地显得圣洁、神圣，也净化了我这个目击者的眼睛和心灵：一段时间，我在心里念著Oma ni bei mei hum，生起进入禅定状态的美好感觉。
将卡瓦洛日雪山甩到背後，公共汽车便翻上了道路的最高点。山那面的景观给人一个惊喜：嘿，又是一排更美丽更灿烂的雪山！看吧，挡风玻璃正前方，远处，蓝天下，夕阳中，这些雪山群峰荟萃、连绵起伏，象一群我十四岁的女儿那样的侥佻少女，丰姿卓约地相互比美著。在那山和我们所处的这山之间，是广大的谷地，看得见小小的甘孜县城就座落在谷地中央。坐了十个多小时车後，我今天的目的地终於快到了。
然而，汽车没有滑向甘孜县城，而是嘎然停车，发动机也熄火了。又要检查了，这里有一条通往色达县城的岔路。在色达，有著名的五明佛学院，那里有上万喇嘛和修行人－在宣传中最危险的藏人。
两个大约5x8米大的绿色军用帐篷并排搭在路的左边。帐篷上照例支著红旗，只见里面和外面东倒西歪地坐著几个士兵，帐篷边放著一些铝合金和不锈钢的锅碗瓢盆。不知在这样的帐篷里一共能住多少士兵？路的右边，也就是通往色达的窄小公路的岔路口上，停著一辆公安的大众牌轿车和一辆武警部队的丰田山地吉普车。旅客被通知拿好身份证下车，下车後，有个穿军装的持枪的武警组织我们排好队站到丰田吉普车前，那里有个穿蓝色制服的公安人员拿著笔记本和圆珠笔一个个地登记我们身份证上的名字和号码。
迄今的检查还没有严格到这个程度，这样登记後，到甘孜县的人个个都有据可查了，看来甘孜是个重镇了。
我是第一个下车的，第一个被登记，也第一个回到车上来。上得车来，即看见有一名武警正在检查车上的行包。他这个包摸摸，那个包捏捏，没有上锁的包他都打开拉链来看看。看见这个情景，我心里顿时很不是滋味。
我的行李包没有上锁，他已经检查过了我的包了吗？我这行李包是一个Eagle Creek牌挎包，是我在德国的著名户外用品店Glober Trotter买的，它质地讲究，售价不菲。它本来是黑色的，还很新，经过这两天在几辆公共汽车过道里的折腾，眼下已变成了土色，虽然我也爱乾净，但此刻，我对它变成这个样子很满意。这包是我在这趟旅程中唯一显眼的物品，识货的人可能会因此而对它的主人产生兴趣。我的包里有一本弘一法师和一本圣严法师的书，是准备送给春梅的礼物，还有就是泽仁邓珠那本《我的心愿》。此刻，在担心这些书会不会给我引来麻烦的同时，我也深感作为人的尊严被侵犯了。我站在车门口，不知该如何反应。
他至少应该当著旅客的面做这件事！
别激动，这不是在德国，没有人会尊重你的隐私权的，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告诉自己。
武警检查完後面那些留在座位上的行包，就回转身，径直走向门口来。我被动地侧了侧身体，让过他。
武警下车後，看见车箱最後那排座位上坐著一个穿白色背心的小夥子，我走过去，一面问他後面还有没有空位，一面也想和他聊聊他对如此检查旅客行包有什麽感受。
小夥子告诉我还有座位，就不说话了。
我纳闷，他怎麽没有下车接受身份证检查呢？就问他。
小夥子说：“我用不著。＂
我更纳闷了。他是什麽意思？难道他和我一样反感检查这一套，居然敢原地不动抗拒检查吗？……？
抑制不住好奇心，我就再问他为什麽用不著检查。
“我和他们是一夥儿的！明白了吧？＂他不耐烦地掏出一个证件来在我眼前一晃。
哦，原来他也是武警。
我不禁打了个寒战，走回我原来的座位去，坐下，又不安心地下了车，走到很远的荒野上去，最後找了个地方蹲下方便。
我从不知，排泄还有如此这般的排解郁闷的作用。
漫长的登记过程。那个做登记的公安对写字实在不太在行，字写得很慢，很丑。
一辆公安的蓝白相间的警车从色达方向开过来，停在路口，有穿制服的人下车，从後座上取出用塑胶口袋装的一些速食饭盒子，他是来给这些辛勤工作的警察送饭的，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在这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山岭上，他们的速食饭从哪里来的呢？这附近一定有大型的兵营吧。
他们饿了，我也饿了，饥饿使高原反应更加难以忍受。
文化大革命又来了
车终於重新?动後，我往车箱後面看了看，那个便衣武警还坐在原位。
他每天都在车上上班吗？这一路的公共汽车上有多少这样的便衣？想起我在前一辆车上和统战干部的谈话，我不禁感到後怕。
我告诫自己缄口不言直到甘孜，可是，车开後，坐在我旁边的男子不再打盹，开始和我聊起天来。他问我是不是有高原反应，说我脸色不好。一旦我回答了他，这人就象所有健谈的中国人一样，打开了话匣子。
聊起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这辆车的第二个司机，每天往返于康定和甘孜之间。这人可能五十几岁，对我说话的口气俨然是我的长辈：
“非常时期，你还进来看啥子朋友哟？形势这麽紧张，大家都怕得很哪，你朋友没有告诉你到处有骚乱到处在抓人吗？什麽？放五一节假？今年谁还进来过五一节？只有现在有时间？要是我，就不会进来，哪里不可以去嘛，外面好玩的地方多得很。单独一个女的，你胆子好大哟！你要看的朋友是个男朋友吧？真是色胆包天！什麽，你已经有两个孩子了？真看不出来。有两个孩子也可以有男朋友嘛！不是男朋友？是女朋友？那你是不是同性恋哟？哈哈哈。
对不起，我是开玩笑，你不要生气呵。我可是要警告你，这一路不仅检查得严得很，说话做事也要小心哟！那天在炉霍，墙上发现了藏独反标，有个小夥子，还是汉族的，在一旁说了句“共产党是吃素的＂风凉话，被人检举了，就给公安局抓走了，听说现在还没有放出来。＂
“听你这样说，好象这里面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说。
“哎，就是那个味道哟，人心惶惶的。你没见那麽多军队拿枪比著？进到里面去，军队更多了，光甘孜县城就驻扎了四千五百人。＂司机大声武气地说，从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到这里他这种成天跑在路上的人，全中国，凡是开车的，肚子里都有好多故事，说话也都绘声绘色，一般来说，我喜欢和他们聊天。
“在炉霍，在110（当地警察）工作的藏人与武警部队之间发生了冲突（！），一个18岁的武警士兵被打死了，他的父母从内地来领尸，哭得死去活来。在色达，有汉族士兵被割了耳朵。你说吓不吓人？到处都有事，只有五明佛学院还没有出过事。其实武警部队也开到五明佛学院去了，那里负责的活佛说，你们如果驻扎在这里，出了事你们负责，你们如果撤走呢，出了事情由我负责。武警最後撤走了。五明佛学院有上万的人哩，出事的话可不得了。＂司机讲这些时，经常把头转向他身後的其他旅客，已然是在向全车的人讲段子了。
“武警是对付藏人，保护汉人的吧？汉人不用怕吧？＂我瞅瞅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个老藏民，好象听见过他说汉话。老藏民怀里抱著一长卷用布包好的东西，可能是唐卡。他一直一动不动，我这句话并没引起他特殊的表情。
“难说哟。现在在里面有几类人不受欢迎，第一类当然是和尚尼姑，第二类是其他藏独分子和他们的家属，第三类是记者，第四类，思想落後的汉人。＂
哦，“四类分子＂，这个文革中经常听见的词又复活了，从前那是我出身不好的父母的标记，如今，我也该算在其中了：“思想落後＂，从读中学起，我每学期的通知书上都有这样的评语，在大学里，我也一直被指责为“思想落後＂，由於这个原因，学习成绩很好的我，毕业分配到一个不怎麽样的单位，工作一年後，由於同样的原因而没被转正。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想起来还感到不堪回首。
“现在这个时代，咋个判断哪个人思想落後呢？＂我问这位说他原籍是成都双流的汉人司机。
“你说话或者打电话被人听见，人家不就可以判断，给你定罪了吗？
就象那个炉霍的青佝子娃娃，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不晓得厉害。我跟你说呵，不光跟人说话，就是你打电话可也要小心些啊，尽量不要说那些在里面看见听见的和藏独有关的敏感事情，我们里面的人，哪个都知道，凡是从里面打出去的电话都要被监听的。我看你刚刚进来，一副憨胆大的样子，怕你不小心闯了祸就麻烦了，才跟你说这麽多。我说的是真的呵，不是吓你的呵，千万小心呵！＂
“现在人人有手机，进来做生意的，出去打工的人那?多，每天那麽多电话，他们怎麽监听啊？＂我想知道这个司机的知识究竟有多少，问道。
“哼！那还不容易，卫星电话的时代，一切都用电脑和数位程式控制，电视里面还播放过这方面的科技知识呢！就是你的手机关机，别人也可以通过它听见你说的话哩！只要你有一个手机，就等於为窃听你的人随身带了一个窃听器。这个你不晓得吧？＂
手机关著也能被窃听，这我确实不知道。我不禁对这个司机肃然起敬起来，心里也开始打鼓，想起前两年描写东德国家安全局特务窃听艺术家的德国电影《他人的生活》来。嗯，迄今我在电话里说了多少可以惹麻烦的话了？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用德语向德国老公和德国朋友说的，国安局有专门的德语人才来分析我的电话录音吗？那可是件耗时耗财的工作呵。他们很难找到德语听力那麽好的中国人吧，我可是花了二十年，德语才说这麽好的呢！一面害怕著，一面我还作如是想。有点幽默感，害怕也少一些。
“如果把电池取掉，卫星就没法了吧？＂我问司机。我的脑筋使劲转，一时连高原反应也没了。
“那没关系，只要你身上有一个电话卡，监测中心就有办法接通你的号码，用卫星监测出你当前所在的位置。＂司机认真地说。
见我愿意听他的，司机开始讲童话了。非专业技术人员的中国人对科技的信仰有时候达到迷信的程度，让人啼笑皆非，这我经常遇见。
我想起後面坐的那个便衣武警，很想问问这司机知不知道有这种人在车上？但想到司机身上的手机和我自己身上的手机，我欲言又止了，转而跟司机开玩笑：
“根据你说的这些话，我觉得你也有点思想落後。＂
“我？良民百姓一个，天天在这路上跑，路上关卡的武警都认得我们。你这种人才值得怀疑哩，你是不是记者哟？只有记者这一类人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人家最不安逸（四川话，意为喜欢）记者进来後出去乱写了 说老实话，不管你是干啥子的，我劝你，是非之地，莫要久留，耍几天就赶快出去了！＂说到最後，司机压低了声音，好象为了保护非记者莫属的我。P ALIGN="justify"> 而我，想象他说这些话已经通过手机传到国安局了，不禁噤若寒蝉，从此闭紧了嘴巴。
甘孜县城
一个形同於牌坊的不伦不类的建筑物 驾於街道两边，代替了古代的城门。“牌坊＂下方的街道上横著一跟铁制栏杆挡住了道路，这就是所谓的关卡。牌坊西边的人行道上，有个象邮局报亭那样的活动房，活动房里里外外站著警察和武警。中国人多，人人需要一碗饭吃，吃警察饭和武警饭看来跟吃其他饭的一样人满为患。
我们的车又一次停下来。一个武警上车来，这次，大家只需把身份证拿在手上给他看看就可以了。
车沿主街穿过几条横街，就驶进在县城较中心位置的车站。这车站倒满新的，规模跟内地的乡镇车站差不多。
又有警车停在那里等待我们。
高原反应，累，饿。我第一个跳下车，扛著挎包，径直往车站外走。
还好，没有警察过来询问我的身份证，他们只是在监察嫌疑人员吧，而我看来不象嫌疑人员。
再走几步，经过与车站拥有同一巷口的一个满高级的宾馆：天哪，里面全是军队！宾馆的铁栅栏大门紧闭，栅栏上空，一根旗杆高高支起一面红旗，大门後面挺立著两位面向外持枪站岗的士兵，他们很象我小时候看见过的一张雷锋的照片的样子，眼神无辜而空虚。士兵後面的庭院里停满绿色军用吉普和越野车，一些穿军服的人站在院子里，一些正在进出宾馆楼门，从打开的窗户看得见士兵在房间里活动，听得见他们说话。
一走出车站，好几位从内地来的女人包围了我，热切地向我递上来她们开的旅馆的照片。我挑了一个面相较值得信任的女人，问了她房间的价格和地点，就跟她走了。
十字路口，靠车站的那边，有一个士兵的岗亭，三个持枪士兵背抵背沿不同方向站著，各自把持120度角，在他们面前有一个类似在德国卖草莓的亭子，上方有个三角形尖顶，当然是绿色的，亭子中部挂著白底红字的横幅，“士兵神圣不容侵犯＂八个汉字醒目耀眼。
帮我为行李包的旅馆服务员领著我若无其事地从那个岗亭前绕过，好象我们无非是绕过一个被围起来的高压电线桩。
一个带卫生间的单间，房间很乾净，明亮，70元一天。我很满意。
第一件事当然是洗澡。电热器里出来的热水很不错。在藏区这是应该值得珍惜的，明天到春梅那里，就没有洗澡的地方了，我长时间地享受热水。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但是没有热水、一个月不能洗澡对我是个问题。在电话里，春梅说她最多一个月从乡下来一次甘孜县城，有时间的话，她才去这里的温泉洗澡。她说，藏区空气很乾净，高原紫外线又强，细菌感染不那麽快，人不用象在内地城市里那麽勤洗澡。她还说，有的长期闭关修行者，从不洗澡，身上还发出香气呢。我愿意相信她说的，但是在还没有达到那一步前，我还是很欢喜能洗澡。
洗完澡回到房间。唉呀，窗户外面三四米远的楼里，有个士兵正在向我房间这边瞅呢！幸好我身上裹著浴巾，我赶紧走到窗户边，把茶色玻璃窗推到原来敞开的一边，那士兵即刻从他站的窗户边消失了。
穿好衣服後，临出门前，我又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伸头看後面那幢楼：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兵站，占地有一个学校那?大，从我的角度只看得见操场的一部分，那里秩序井然地停著一些军车，有士兵三三两两站在一起聊天或休息。
虽然高原上日照时间长，但我走上街时，天色已暗下来了，8点来锺，在内地正是灯火阑珊、人们饭後上街散步和购物的时候，这里街上却已经十分冷清了，没什麽人，除了一辆明显是在街上巡逻的亮著红色信号灯的警车外，没看见什麽车。只有很少一些店铺还开著，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正在打烊的药店，买了葡萄糖口服液，在店铺里当即服下了，以对治高原反应。
“士兵神圣不可侵犯＂的岗亭那边还是站著三个士兵，这回我看清离他们几米远，往车站走的人行道上还有一个迷彩活动房，里面亮著灯，有几个士兵进进出出。
一个成都平原来的汉人开的餐馆，在一个不起眼的二楼上，宽绰而乾净。就当地水平来讲，是很不错了，也很中我的意。但是太冷清了，一个老板，二个服务员和厨房里不知有几位厨师全都为我一个人服务，而我吃得很简单：我只要了一碗面条和一个蔬菜。
在里面，汉人对汉人总有一种亲切感，至少不象人们在内地除了赚钱以外对其他东西很漠然。听说我是今天才进来的，并且是从成都来，那个比我年轻一些的老板热情地亲自为我服务，可能也是因为他非常需要倾诉的缘故：
“大姐呀，在里面做生意不容易呀，今年特别不容易。去年五一节前前後後，旅游的人，各单位的宴席，忙都忙不过来，今年过年後我们花了好多钱装修餐馆，刚刚整好就发生了动乱，就没有生意了，五一节，单位的人都得把守在岗位上，旅游的一个都没见进来。唉，这世道，怎麽说变就变呢？早知道我们就不装修了，压力也就不会这麽大了，现在连每个月的房租都挣不够。＂
这就是佛教讲的“无常＂呀，可是，跟这些人说这些东西恐怕没用，即使他们生活在佛国，看来离佛法还是很远。我就只好劝慰他耐心等待，说非常时期过去後生意一定会好起来。
“你知道这个非常时期会有多久吗？明年是达赖喇嘛出逃五十周年，藏人一定不会安静的，到里面来的军队得到的命令是驻扎两年哩。两年，对我们做生意的是啥子概念？好多人都没信心熬下去，退了约回内地了，要是没装修，我也想回去了……＂
我不知道再怎样安慰他，看他想说话，就请他在我对面坐下来“摆摆龙门阵＂。然後我获知他来这里已经七年了，开始的时候生意还是好做的，因此他才会开上这里最大最好的餐馆，可近年进来开餐馆的人越来越多，竞争大了。
“餐馆顾客还是汉人多，在单位上工作的藏人也来。藏人大部分都很好处，有些喝酒太多了，有时就有麻烦，不过嘛，在内地，在哪里，人都有好有坏嘛，喝醉酒都一样麻烦。我不觉得藏族有啥不好，在里面大家处得挺好嘛，所以一听说藏人闹事，我还不相信，後来自己亲眼看见拿雪山狮子旗、撒藏独传单的喇嘛，尼姑，才信了。＂
“你知道他们为什麽要闹吗？＂
“谁知道？反正，在中国的地盘上，他们想独立，肯定是不行的，越闹结果越糟糕，就象现在，大家都遭殃，他们头上比著枪，我们生意做不成。＂
三句话不离生意，吃完饭，我得出结论：这个生活在这里面这麽长时间的汉人，对藏人的问题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但他的饭菜质量是很不错的。
转自《西藏之页》
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转载）
画、文/陈丹青
1976年秋初，我以知青身份有幸被西藏自治区“美术摄影办公室”——文革期间各省唯一的美术机构——借去画画，同行者另有南京艺术学院老师陈德曦和王孟奇。9月1日到拉萨，我们落宿幸福东路12号二楼，短暂的高原适应后，天天散在街头画速写。
9月9日午后，我们正收拾画具，负责安排活动的“美影办”主任屠思华上楼进屋，并不看着我们，说：“这样子，下午不出去了。四点钟电台有重要广播。”旋即离开。
我们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静。那么，是毛主席死了。
活在1976年的人明白那是怎样一种感觉，那是怎样的一年。元月周恩来殁，仲夏是朱德的死，“人心惶惶”，不准确，那年，人心是在默然等待，暗暗地猜……拉萨阳光猛烈，我记得屋里的静，三个人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孪，只怕瘁不及防，笑出来——“那一瞬间，他没有能够使他的脸色适应于他的过失……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痴愚的微笑。”《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这样描写阿卡谛维奇偷情后被妻子发现的一瞬。不合时宜的表情！文革翌年家里接到一封报丧的信，是父亲有位老同学干校瘁死，我先拆看了，递给父亲时，也曾忽然发笑，其时14岁——1976年我满23岁，已知事关重大，然而9月9日下午我们竭力抑制的正是托尔斯泰捕捉的那种笑，虽则理由大异，但何其危险：笑是可怕的证据，门虽关着，三个彼此信赖的人，可是一笑之后怎样收场？说什么？说什么都不宜。
确凿的经验无法确凿描写，我确凿记得那天下午怎样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时心生恐惧。四点钟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哀乐、回放，那些年城乡遍布高音喇叭。几天后，拉萨广场庞大的葬礼，万人默哀，所有警报气笛齐声鸣响。今年，汶川地震再度全国举丧，我伫立街头，从风中肃然辩听远近四外的机械哀鸣，想起三十二年前。三十二年后，此刻我斗胆写出当年的真实，就是：我们等待最高领袖逝世的这一天，等很久了。
此后我不再目击千百人颠扑号叫的壮观。葬礼中陆续有人昏倒，被抬出行列。那年十月我画成的大油画便是一组痛哭的脸。这万民痛哭的理由，是大悲痛、大忧患、大解脱，或者，仅只因为恐惧，因恐惧而趁势放声一哭。我确知人民哀伤，我同样确信，那时，许多人，包括中南海诸公，都在暗暗等待终结的一刻，只是没人知道此后中国将会上演什么剧情……当我混在挤挤挨挨的葬礼行列中用力低垂头颅，周围数百人的号哭一阵阵如爆炸般轰鸣，怎么办？那些年我为种种理由感伤泣涕，可现在只剩几个人便轮到我上前鞠躬，眼中还是没有泪，怎么办，我绝非无动于衷，但此刻必须痛哭！疯狂搜索悲酸的记忆，忽然想起“美影办”资料中一幅老照片，是当纳粹占领巴黎，有位街头观看的法国绅士被屈辱扭歪胖脸，老泪溢出……一阵眼热，下腭趁势抽搐，几秒种后，我成功地哭起来。
演员罗勃·狄·尼罗曾主演一位嗜好歌剧的黑帮教父，他的手下潜入剧场悄声通知：警长已被击杀。正为咏叹调感动而泪流满面的狄·尼罗在哭的抽搐中，裂嘴笑了，同时继续痛哭。我又曾读到于是之的自白，他说，每当在《茶馆》第三幕规定情境流下泪来，他就心中默念：“没演砸、没演砸”。我岂是演员，大葬礼那天的急不择泪绝对不是表演、不是假装，当然，诸位，我也不是真的在哭：哭毛泽东。
这篇文字被指定从1969年到1979年，描述“七十年代”。其实，1976年9月9日之后，在中国，“七十年代”已告终结。此后数年，全国上下的百般骚动不过是为八十年代开始了种种铺垫和预演。
人忆述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其实难。记忆是内心的“视像”，封存无为；回想，则近于“思考”，不安分，试图有为了；一旦转成文字，被人读，就有要人相信的意思了。
我爱读各种回忆文字，然而苛求。近年读过的最平实的回忆文字竟是上下卷《吴法宪回忆录》，一五一十，充满细节——那不是在回忆，而是如获罪的共产党人，“老实交代”——譬如他被逮捕的场景若不写出，谁能想象呢：先是他与黄、李、邱几位被带进人民大会堂，一排藤椅，每把藤椅后站一位“彪形大汉”，不久周恩来、叶剑英等老总鱼贯进入，宣布停止各人职务：“给你们每人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反省。”此下吴法宪写道：
周恩来又对我说“你把空军搞成这个样子，你不要出问题啊，会给出路的。”我明白周恩来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杀……周恩来说：“你去吧”，然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和我紧紧握手，让杨俊生把我带了下去。
这一幕哪像是现代政治？帮派才如此处理人事，地点在国家殿堂：“紧紧握手”！然后吴法宪开始了不断变更地点的漫长囚禁。
党政人物的回忆，千般机密，牵动亿万人，而亿万人浑然不知。1971林彪事败，我正从江西回沪，赖着，混着，忽一日，与数百名无业青年被居委会叫到静安区体育馆聆听传达。气氛先已蹊跷，文件又短，念完，静默良久，居委会头目带领鼓掌，全场这才渐次响起由疏而密的集体掌声。散场后我们路过街头某处宣传橱窗，群相围看一副未及撤除的图片：那是江青上一年为林副主席拍摄的彩色照片，罕见地露出统帅的秃顶，逆光，神情专注，捧着毛选。
那年月没有任何电影海报或商业广告，所有公开的图片都是党政首脑。众人凑近细看，一声不响，然而那一刻人心的幡然突变，尤甚于几年后毛的死亡：毛总会死的，可谁曾想林彪谋乱，且是这种死法。后来内部传阅飞机在蒙古失事的黑白照片，人民赫然目睹统帅被烧焦的头颅和肉体，形同煤炭——那是林彪在公众记忆中的最后图像。
我是依赖“观看”的动物。倘若不给我“看见”，记忆失去依凭。景物，人事，如今七十年代的生活遗迹几乎消逝尽净，到处变样了。标志性宏大建筑如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都还在，“四五”、“六四”全在这里发生，但周围新楼阻断了完整的七十年代景观——“祖国大地”也被大肆猥亵、践踏、整容了，除非是我落户的穷乡僻壤，荒山溪流不值钱，总不至拆毁吧。常听说老知青结队回到曾经流放的省区，我知道，非得哪天沿着昔年的山径一程一程走回去，站在山脚、村口，这才可能给我的眼睛找回“七十年代”。
那十年有限的电影、图画，无一给予七十年代的日常真实，直到九十年代初终于看了那部文革中被声讨的意大利记录片《中国》。导演，老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尼，2004年被请到中国，重申自己当年的委曲。我也现在明白，为什么西方左翼尊敬欣赏红色中国，可是他们来过，走了，在中国的生存者，是我们——我盯着看，很久难以接受这就是记忆中的七十年代，但每一影像对我说，承认吧，你就在这如蚁的人流中。灰色的人流。到处空旷贫瘠，城市，乡村，因为荒败，居然尚称洁净，简直优美。在北方一座村落中，镜头所及，村民争相走避，同时回看镜头。我找不到词语形容那眼神，因久在国外，九十年代我亦不免习染了他者的目光，凝视这幅员辽阔的前现代国家——我的前半生——片尾，一群乡村小学生在操场上列成方阵玩跑步接力赛，大太阳照着，贫穷而顽强，如我落户的荒山中那些石粒和野果般粗韧。
这一幕，确曾捕捉了整代人的无知与生命力。《中国》是我迄今所见唯一逼真记录七十年代的影像：一位外国人的作品。
七十年代被指令观看的大量官方记录片，倒也留存部分真实：毛、林、周，江青，红卫兵，批斗会，誓师大会，还有庞大的党代会……影像比文字无情，无情才能真实：年代久远，这些电影不再能够行使党政宣传而俨然转成历史的证据，而时间改变同一影像，改变人。四十多年前瞧着天安门广场千万人仰望领袖，欢呼雀跃——1966年，中国的七十年代其实从那时开始——我们，十几岁的孩子，以为理所当然。如今平静目睹这光天白日的疯狂，我们长大了。人需要年龄。现在我瞧着周恩来的脸，这才读出他的表情，明白他虽笑着，心中何其警策而焦虑。黎明曙色中，当身穿军装的毛泽东被团团簇拥走下金水桥，断然步入沸腾的广场人群，这一刻，镜头摇晃模糊，我也能读到这个曾叫做毛润之的人——仅仅作为一个人——正怀抱心中的绝决和庞大阴谋，决定挥霍亿万人性，闯开这历史的弥天大祸。
镜头没有偏见，但当年我们读不懂，如同盲人。
印象最深是外事记录片，那是七十年代绝无仅有目睹外国人的机会。各国首脑照例被周恩来陪伴着进入那间书房，毛瘫在他的沙发上，困难地转侧脸面，收蓄口水。自幼及长，我们年年月月在所有图像中愈万次看这张脸，他是唯一的明星，超级明星——很久以后，我们也才知道扶持他的女子名叫张玉凤——但这类电影一律关闭领袖与宾客的对话，只有配音解说，还有音乐，与七十年代猛烈叫嚣的革命音乐不同，这种配乐亲和、优美，我喜欢听，至今没有文献告诉我音乐作者是谁。
在电影院的黑暗中我总会闪过一念：他还要活多久？
进到那间书房的国家元首都死了：戴高乐、尼克松、铁托、金日成……布托死于绞刑，齐奥赛斯库被好几条枪扫射毙命，马柯斯暗杀政敌后，携夫人流亡夏威夷，客死异邦。那年，八亿人民从电影屏幕目击毛在寓所的过道中与客人拍照时，捉起马柯斯夫人的手，俯嘴亲吻。夫人身边的公子典型七十年代西方装扮：蓄长发，穿着腰身紧窄领口夸张的白衬衫，虽然他是亚洲人，但那是我文革记忆中与我同龄的外国少年。
我仍留存着七十年代的中山装，因为件数少，终年穿着，洗到发白。如今男人们学会穿西装了，偶然看见零星来自乡镇的老人、穷汉、乞丐，一身中山装，辗转尘埃，甚至还戴着那时的干部帽，破旧不堪。我曾在哈佛大学听赵元任女儿说，海外华侨最是记得1972年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美国电视播出乔冠华率团走下飞机，一律黑色中山装：“好精神啊，那真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京城好几处豪华餐馆雇来导引宾客车位的英俊青年，寒夜风中，倒是个个穿着笔挺的中山装：那已成了仆役和下人的体面。
除非县干部，七十年代的乡民装束大致仍是民国款式的遗风：文革初大串联，上海街头走过成群的北方红卫兵，来自鲁、冀、晋、豫，黑粗布棉袄，圆口棉鞋；江南农夫则如鲁迅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中那样穿着传统短褂，农妇们一身青布衫裤，蓝围裙，入冬，个个裹着绣满彩花的头巾；赣南山民是如清末图画中的耕夫，粗布短打，元宝领、盘扣、窄袖，只是溃烂污浊，不成形状——现在成衣批量倾销，电视中瞧见汶川震区乡下孩子的衣装，个个无异于城里人，而九十年代从江西乡下走出的女孩吕燕，早已被法国人捧为著名时装模特了。
那时的成衣业十分有限，仅在大城市。七十年代上海人的夏装经已流行“的确凉”，春秋衣料大致是卡其布与混纺织品，冬衣，则包括棉毛衫、羊毛衫，绒衣出现高领——深秋风寒，在坡地或谷场，农家老少围拢来，显然从未见过细密编织的绒衣，他们轮番抚摸，喃喃地说：“多软，多暖和！这么好的东西！”山民们甚至连鞋袜也没有，为了御寒，不过是单衣外再穿一件同样破烂的单衣，拦腰捆着草绳，双手擎一枚小炉，炉中是温热的灰烬。我不记得哪位山民穿过中山装，也不记得在农家见过像样的棉被，多半絮花累累，经年的破烂，不辨颜色。
我所在宁都县是老红区，村中有老农见过项英和瞿秋白。四次反围剿战事均在县内的深山老林：“林子密得瞧不到天啊，老虎，野猪，”老人们回忆：“大跃进，老树全砍了，现在连个獐子都找不见。”三十年代他们也这般赤贫么？很久后我才读到在苏维埃地区发生什么：数万人被认作“AB”团成员，在我落户的区域被砍杀，被活埋。1934年，成千上万赣南红区的壮丁跟随长征，一路死伤，活着走到延安的人有于都县农民黄永胜，还有兴国县人吴法宪。
贫贱、暴力，已成遗传：从三十年代的苏维埃到五十年代土改，再到文革事起，除了批斗，游村，便是毒打。村长张万策那张脸，畜生般野蛮而温顺，对我说，文革时他被公社派来的土红卫兵吊在屋梁上彻夜痛打，不给吃饭，不给喝水。我们惊讶，贫农干部被吊打？张老叔叫道：“是啊！革命嘛！”随即解开腰上的布条，缠绕双手，作出被吊打的姿势，同时朗声暴笑。
歇晌了，也是万策老叔，重重叹一口气，绽开惨笑，狰狞而善良：“你看，解放前给地主做，三餐干饭，尽吃，现在谁都吃不饱啊！”他环顾村人，快乐地吼道：是不是啊？！
我在赣南山中的第一年即学会吃辣，剧烈的辣。农忙时节，田间的饭菜是每人带一小瓶炝熟的辣椒，拌着粗盐，连同密集的辣椒仔，狼吞虎咽。知青的农事多是失败的，直到我离开那里，仍然只会栽种空心菜。空心菜不必照看，自会蔓延，饲料是我们自己的尿，提着尿桶在溪边兑了水，然后撒向菜园——不知是为年轻还是饥饿，我们似乎每时每刻低头觅食，仿佛猪狗。赣南沙土适合种植山芋和花生，收获时，每个人掰断连根带泥的果实，大口啃着，生吃，满嘴辛涩的甘甜。邻家的猫被狗咬断一只耳朵，横在墙角，翌日死了。不记得谁剥了皮，由我拎着去小溪冲洗。溪流清澈湍急，一只剥了皮的猫，脑袋、爪子已被斩去……忽然我撒手，眼瞧血肉模糊的小兽尸出没清波，漂浮着，旋即被飞速奔临的草狗叼上溪岸，迟来的狗们，一拥而上。
仲夏抢收与冬末春节，一年两次，村民得以饱餐。呜呼！我至今不再尝到那来自泥土的鲜美：新割的稻米、池里的活鱼、才从菜园割取的菜蔬——洗过，碧青，热锅水沸，炉膛山柴爆响，烈焰熊熊——还有，清晨宰杀的猪！那猪，没命嘶叫，我亲眼瞧着几条壮汉怎样拦截，怎样对准喉头一刀刺入、退出，鲜血如注。当全猪被滚水冲刷过，昂然倒挂，庖丁解牛也便如此吧：屠夫，一位沉默的中年人，温柔体贴，只轻轻一刀，缓缓顺下来，晶莹热烫的心、肝、腰、肠，蒙着如炊烟般青蓝的透明的膜，成堆坠落。当着围观的男女老少，屠夫于是一刀一刀分解、取出，秤和案板，就在边上。
后来读到文革初年广西大肆杀人的记载：河滩边，死者的心肝、眼珠、脑，也被这样一件件割取，给守候的村民夺了去，回家煮食，以为治病——绍兴城的人血馒头还算斯文的，此事怎样秉告鲁迅？而我在村中听说的往事，是当鲁迅在世的年代：临村有位壮汉的父亲，小地主，红军撤走，他成了寻仇的人。村民在七十年代仍然啧啧惊叹他的体魄与彪焊：怎样喝退左右，徒手杀猪，徒手杀人，那办法，是握紧仇家的双腿，高高拎起，使对方倒悬的脑袋对准山石，频频顿挫，连连撞击，直到死。
他的儿子三十多岁了，没人愿意嫁给他，因他的父亲是被枪毙的反革命。他常在山腰发呆，女人走过他便解开裤档，远远笑着，笑意粗野而妩媚，活像周润发。
在七十年代的幸福记忆中，我看见自己混入上海小菜场排队行列，春节前夕，彻夜守候。天没亮，每个菜场布满黑压压骚动嘈杂的市民，曙色初露，人声鼎沸。排队！那是六七十年代的终年记忆。春节前知青大抵回城，无业，无事，我在队伍中享受无比的温馨，傍晚菜市加班销售，拉出电线，点亮灯，尤其动人。我愿几小时排队，寻看路过的漂亮女孩，欣然绝望，默认自己是户口迁出上海的人。
一年一度，家家户户会在春节领到特许的食品票证，人群盯着菜场案板冰冻的整猪、鸡鸭、黄鱼、乌贼……开秤了，队伍纠结形同暴动：鸡鸭总有大小，每户一份，没选择，凶悍的男女奋勇抢夺，声嘶力竭：“我操你的老娘啊、操你阿妹！”同一句咒骂，强者声色俱厉，失败者叫来是悠扬婉转，仿佛哭丧……花生、蜜饯、瓜子、黄澄澄的豆芽，件件是一年分配一次，我记得豆芽每人半斤，四分钱。自领到票证，家人无数次从抽屉深处取出，清点，商量，然后深藏，当轮到付钱的一刻，四分钱票据被一把撕去——再等明年。
食品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被暗中买卖。人民不远千里万里捎带腊肉、咸鱼、菜干、糖果，和各种土产，火车上，被绑缚的公鸡忽然在人堆里啼叫司晨……我转去江苏插队时，每次回沪背几十斤大米，因江苏不限制糙米大米的购粮比例，而上海限制。到七十年代，城市居民常年使用食品副食品票证已历二十年，亲友赠送粮油票，等于钞票——顺便一说，除了特权阶层，七十年代全中国没有富人。有限的工薪差异不是如今的贫富差别：六十年代末文革事起，全国资本家除了招致迫害的阶级标签，家产资产一律被没收冻结了。
亿万农民无票无证，口粮仍被严格限定。虽然史书记载历朝历代的灾荒饥馑，口粮限制仍是千年未有的记忆。我每月口粮二十九斤，当被省出版社借去画政治宣传画，必须暂借粮票，然后择时坐长途车一整天回县城，再翻山越岭走到本村，以稻谷秤满数月的口粮。粮库的大锁被榔打开，我记得会计的手与秤陀怎样颤抖，记得村里派送的挑夫，我跟在后面，到得公社，眼看那份谷子流泄无声，没入公社粮站的巨大谷堆。挑夫的酬劳是一块钱，农民难见现钞，欢喜接过，浑身大汗陪我到粮管所转换粮票，清点后仔细端详，递给我。我给他叫一斤米饭、一盘猪血、一碗波菜猪肝汤——顷刻尽净。
1975年当我流窜到苏北二度插队，再次面对当地村官的无奈：他们在田里商量，争吵，拖延，用力吐唾，每个脚趾缝涌出江北松软的泥，走上田埂，不看我，狠狠喝令会计批发口粮。我又被领到粮库，出来时，村民老####成一圈，瞧着这个据说是知青的外地人，分食全村的口粮。
上海老家早已拆毁。如今要拍摄石库门弄堂的最后影像，须得撞见临近街区的断墙残壁。我穿行其间，有时一惊，依稀认出这是哪位老同学在七十年代的家。
每间陋室人去楼空，屋顶掀开，一地烂家当。这非人的居所并非命该被毁，只因万千私房从五十年代被充公、被改制，承受几代不具产权的住户，繁衍、膨胀、溃烂，丧尽尊严。我在瓦砾堆中几次踩到屋主的家庭照片，污损蒙尘，凝着微光：黑白照片大致摄于五十到七十年代，民国的爹妈和他们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依隈着，红领巾、红宝书，幸福而愚昧；彩色照片始于八十年代迄今，同一家人，大的大了，老的老了，口红、烫发，廉价的西装与时装，更其愚昧而幸福。
三五上年纪的人在废墟间踯躅，显然是老住户，看去与我同龄，那么七十年代正当年轻，就近上学玩耍，及长，务工务农，八十年代成家立业，直到拆迁。平庸的悲剧悲喜莫辨，被驱逐的补偿是他们远在郊外的新公寓。三十多年前当我们爬上屋顶伫立风中，猖狂而茫然，谁曾想连绵弄堂万瓦鳞毗，有一天会成废墟，更不曾想老来有住进公寓的命——煤气，冰箱、彩电、冷热水，抽水马桶，七十年代的民居完全没有这些，因为没有，事事理所当然：洗刷年夜饭后的油腻锅碗，用冰凉的水；冬日清晨抖瑟瑟升燃煤球炉，看炉火逐渐变蓝；挨家挨户的马桶等候粪车时，娘姨们和车夫打情骂俏……很久很久没用双手自己洗衣，一件件穿过竹杆，晾出去。移居纽约的母亲至今不肯放弃手洗的积习，只不必与邻里等候同一个水槽。
前现代生活并非地狱，时或简直天堂。没电视，但五十年代全国的小朋友从无线电聆听慈蔼的孙敬修老爷爷（七十年代他消失了）；贫家没有收音机，但隔壁弄堂的板车夫大叔常在家门口给大家讲桃园三结义，声若洪钟（七十年代谁敢当众讲古）。今日街巷不再有望之无边的乘凉人群，人人裎膀露腿，无耻而坦然。不过革命少女当街熟睡，深宵时分被人剪开瀣裤的遭遇，时有所闻，肇事者的下场当然是逮捕枪毙。
文革初，芸芸弄堂一夜间沦为惨剧的舞台：这里那里的人家，门窗洞开，昼夜抄家，邻里屏息息谛听：呵斥、咆哮、嚎哭、抗辩，沉重的家当连续扔出窗外，砰然碎裂，殴打的声响惊心动魄。几乎每天听闻谁家有人失踪或自杀：上吊、割腕、开煤气……有位老太太居然攀上屋顶，爬着，寻到羞辱她的那一户顶层，跳下去。活着的罪人低头走过，身首凝着他人的唾沫。我眼看对门那位穿旗袍的母亲当众发疯，声若游丝，缓缓移步，缓缓煽动展开的双臂，一脸令人惊怵的狂喜。
是的。只要看见残存的七十年代民居，我知道每个门洞后有过什么故事。记忆是该捣毁，如今京沪的神奇，是除了我党恩赐的伧俗繁华，看过去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
历史在原来发生的地方消失了。我心里时常望见七十年代的上海夜晚，掌灯时分，熄灭希望的家家户户被十五或二十支光灯泡照亮，团坐吃饭，温馨而凄凉。六十年代末的暴y已告缓和，七十年代仿佛一张被轮番痛打的脸，宁静了，渐有活色。公园店铺熙熙攘攘，爱俏的男女偷偷裁减衣装，电影院停业多年后开始放映几部革命电影，阁楼或天井传出小提琴声，不事声张的体育比赛恢复了，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时髦——1971年林彪事变后的莫大事变，是翌年基辛格尼克松相继访华，美帝国主义长驱直入。我小学所在的茂名北路直通锦江饭店，“上海公报”即在那里签署，沿途所有住户因此招致严厉监管，包括晾晒的衣裤不得移出窗外。外宾被指定经过的街市一时货品充盈，春节才供应的全猪全鸡密匝匝堆出来，通体冰霜，只给看，不卖，美国人一走，当夜撤回——今岁京城举办奥运会的全套把戏早在36年前精彩预演，只是琳琅道具可比那时阔气太多了。
统治，监管，如今的招数与七十年代相比，各有胜擅。父亲，戴帽右派，文革十年每年春节不许出门，于是大年初一将自行车扛到楼上，拆一地，细细擦拭——五类分子总算废除了，现在被各地官员层层扣押者是前仆后继的上访人员，再就是管不胜管的盲流人口，数千万。前几年坐火车北上，尾端两节车厢挤挤挨挨坐满民工，据说没有暂住证，集体遣返，年纪最小的十三四岁，看守的武警也是农村孩子脸——九十年代上海黄蜀芹执导连续剧《孽债》，一开头便是横七竖八挤满乘客的昏暗车厢，几位被知青遗弃的小孩混票上车，北上寻亲，被查出，逮起来。镜头移出窗外，黑夜，车声隆隆，呼啸转弯：这一刻，我猛然撞见常年流离的七十年代。
现在车站送旅人，站台空寂。1992年从纽约初次回国，若有所失：车窗改成封闭式，送者廖廖，每一车门下站着女列车员。这就对了，但于老知青却是记忆的错位：七十年代站台送别永远是在列车无声启动的刹那，人群轰然暴哭，无数手臂扯紧又掰开，同时吵闹着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音乐……电影可能是火车生涯的最佳叙述，除了画面，车轮的密集音响才是记忆的神助：阔别神州十一载，那年回国头一次坐火车，清晨六点我被列车播音吵醒：杂音喧嚣的起始乐“东方红”，接着是播音员傲慢的诵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势虚张，和过去一样，但那熟悉的非人腔调给我近乎刺痛的亲切：不是记忆，而是感官，我发现自己仍是七十年代的人质。
七十年代的记忆被火车贯穿：文革十年，亿万人民不准迁徙，没有旅行，出行和返回一律需要公家证明，除非政治或商业性质的差旅，被准予在“祖国大地”往来南北的群体，是上千万知青：被赋予光荣的革命身份，却没有户口和单位的人。那时我在深山徒然羡慕靠近公路的村落，扒车混票，出得山来，路近省城一眼望见铁轨，思家之念汹涌难抑。筹划票钱是父母的大笔预算，贫家儿数年回不得家。赣州，宁都，地方知青也得下乡，也想回家。与我同村熬着一对赣州兄弟，吃苦、乖巧，不知家中什么事故，哥哥暗中筹划离开，没钱，决定一路帮工步行回家。忽一日我看他挑着行李疾步过村，远远大叫：“保重啊丹青，你也要想办法走啊！”同时泪流满面——赣南山区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砖砌凉亭，予人歇息，墙上残留红军时代直到文革的标语。我久在山中学会长途跋涉，走啊走，人会平静坚毅。荒径草长，蛇！惊人地美丽，瞳仁与我对视刹那，倏忽逸走了，嘶嘶有声，遗下一窝蠕动的小蛇。
七十年代没有国道，没有立交桥，没有高速公路，除了自行车，没有任何人拥有私家车，火车、公车、大卡车、拖拉机，全部属于国家（直到八十年代，汽车司机还曾是民女的最佳求偶对象）。军人，囚犯，中南海的人，是七十年代另三类被严格保密的移动群体：多年后，我从境外书刊获知毛在七十年代的数度出行：忽然起意备车，忽然中途改道，忽然在车厢逐一招见当地省官——“你们要对我说实话”，这位伟大的谎言家威胁并恳求他的属下——这些属下有吉普专车，不过与今日玩高尔夫球的省官们的进口车，不可比了。
七十年代有飞机的故事吗，现在首都机场仍然保留周恩来迎候尼克松的小小机场。那时几乎没有民用航空业，我唯一的空中旅行是1976.
辽阔、贫荒、昏沉，七十年代远未梦见日后中国的路途，1949年后的政治变局从未如此密集，接踵而来，以持续阻断的形态联结七十年代——
1969年，分送各省农村的大规模遣散，启动了，世称“干校”，名单中囊括当时全国重要的文人和艺术家。上山下乡号令经已发布一年，数百万老三届初高中生以半数比例发配边省，我所属69届的遣送比例，则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定为百分之百。
1970年，我与数万名初中生被发配赣南、皖北、云南、黑龙江，三月注销户口，四月初塞满一系列专程火车，喧哗哭叫，离开上海。
1971年，当毛主席将他的专列停靠南昌郊外约来省委书记进车厢秘谈时，我在当年他和红军盘据的深山学会砍柴做饭，认定此生将永远落户农村。九月，林彪事败。
1972年初，我从蚊帐收听到美国人来了，局势缓和，五月，由江青作主恢复歌舞表演和全国美展。
1973年，各省出版业渐次恢复，我有幸被江西省出版社借调绘制连环画，走出山沟，去到南昌。同年，中央美院两位才子：描绘《开国大典》的内控右派董希文，描绘土地改革，来自延安的革命画家王式廓，盛年夭折。
1974年我被告知仍须回乡务农，邓小平被安排去井冈山做革命“怀旧”之旅，意谓复职在即，年底，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斗胆宣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那年我混票赴京，为观看全国美展。首都空旷宁静，古意苍苍，正是意大利人被允许入境拍摄《中国》期间。
1975年邓小平施政展开，其中包括有限放宽并调整下放人员政策，我的私人变动是转赴江北落户，趋近上海，南京就在长江对岸。
1976年元月周恩来死，三月邓小平下台，四月，南京北京相继爆发庞大骚动——我目击金陵城数十万工人借周恩来之死游行抗议，一路花圈高及树顶，浩浩荡荡——入夏是唐山地震。九月，毛主席逝世，乃有本文开始的一幕。不久华国锋上台，十月，四人帮就捕。
1977年我回到江北，不久全国恢复高考。四五天安门运动被中央适时正名，历年积欠累累冤案的平凡昭雪，闪现希望：毛终于走了，为文革时期乃至上溯1957年反右运动数百万旧案的一举重议，在是年中央文件中显露契机。
1978年秋，北上就学。深秋，西单民主墙贴出第一份民间政论，并呼吁邓小平复出。冬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宣布告别政治运动。年底，中美正式建交。
1979年春，中越开战，西单墙被封。文革末期临刑时被切断喉管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忽然成为是年被隆重宣扬的人物，中国美术馆为之举办专展，纪念活动随即被抑制，相关连环画禁止出版。秋初，北京《星星》在野艺术团伙亮相受阻，上街游行。
这是一份被重复无数次的大事记，倒退三十多年，其中每件私事，无不仰赖国事的松紧与宽严，攸关亿万人的命运：命运就是公章——平反、出狱、回城、复职、退赔私产、准予高考、作品开禁……工人的奖金、农民的集市，终告合法，半合法半地下的琐屑事物，包括用稀有盒式磁带辗转录制邓丽君的歌声……离散的人团圆了，到处是追悼会和骨灰安葬仪式（刘少奇平反大会迟至1980年），控诉、涕泣、失态、过度惊喜、卑怯的感激——总之，一切的一切取决于公章和准许盖章的命令。农场朋友曾描述这等传奇：场部抽屉锁着公章，如玉玺，万难启用。1977年允许回城的国家指令下达了，为一拨拨申请人分别盖章，不胜烦，场部用一根长长的橡皮筋栓住图章，吊起来，大门洞开，四乡来人随时进入，一把扯下，自行盖章，盖妥了，命运的皮筋随即弹回原位。
自1976年底到1979年期间，虽然各省旧案的审断仍将案犯执行枪决，其中许多怨鬼稍后便属革命英雄。然而那时国家陶醉其间的总情绪可以概括为获颁大赦令，而党的语言甚至将1976年喻为1949年以来的“第二次解放”——若非严厉的讽刺，显然这是全党共识：当年拯救人民的大救星必须陨灭、身死，这才换来二次大解放——“解放后”的成年人个个扬眉吐气，悲从中来。久违的文艺名流陆续出台，苍老、衰败，动辄哭笑，引吭高歌，近于疯颠——我们的好总理啊！你在哪里——扮演白毛女的老区歌手王昆同志在演唱中几度哽咽，收音机长时间录播她的泣不成声，还有超长的不断被自己打断的感言。
1978年，华尔兹舞曲带动第二次解放感带来的集体晕旋，在场地中央狂舞的男女全部五十岁上下，我辈不会跳，对这一延安时期和建国初年流行的西洋舞蹈，惟贴墙围观。第一学期的课外记忆是终日寻看内部上映的西方电影——凡事略微开禁，中国人的活力火速窜升：文革末期各省已闷着偷看若干“内部电影”——第一次目击全裸女子的彩色电影是墨西哥片，我的裤档登时鼓起；卓别林《城市之光》笑得是肠胃抽筋，我强忍绞痛，以全部体能继续狂笑。
那年最庄严的单项记忆是中央电视台首播李德伦指挥贝多芬第五交响乐。虽然早就偷听古典音乐，但中国人玩弄的西洋弓弦在我错觉中似乎只为《沙家浜》伴奏——非常好听——此刻这些弓弦在中国奏响原本发自它的语言。不久，傅聪与小泽征尔被郑重请到，以亚洲脸作为视觉过渡，在七十年代初开国门面对西方时，可谓入情入理，我接连三场混在红塔礼堂聆听排练《第九交响乐》，当“四海之内皆兄弟”排山倒海唱起来，忽然我想起赣南的村民与荒山。
那时，贝多芬已逝世150多年——七十年代世界范围的太多剧情，很久以后才知道，才了解：当我在山溪冲洗那只无头死猫，巴黎五月W潮、美国嘻皮士运动、伍斯达克露天摇滚乐大会、安迪·沃霍遇刺、毕加索逝世、萨特全瞎……这些人事均在1970年前后发生，柯波拉的《现代启示录》、斯柯西斯的《出租车司机》、帕索里尼的《天方夜谭》、彼得·鲁奇的《1900年》等经典电影均摄于七十年代。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长串的名单，他们，都在七十年代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我不想描述七十年代我与知识和艺术的可怜纠缠，当我后来去到域外，总算明白自己几乎是野蛮人。因此1978年上学后的发现值得一说：原来京城文革期间竟有诗人团伙、地下艺术家，以及早就试图谋反或治国的少年匹夫。至今的相关传说，最集中，最传奇，几乎获得唯一的叙述与被叙述者，是北京群体。他们在七十年代的流传书单，江南闻所未闻：《麦田的守望者》、《二十二条军规》，还包括猫王与约翰·伦农的唱片……首都文艺高干子弟可能是这个圈子的背景甚至核心，乱世聚散，他们是共和国第一拨青苗，也是头一代忤逆的人，他们和父辈一样，天生渴望事功，天生不安分，诚哉居江湖之远而思庙堂之高，看来儒与我党的混合基因，不绝如缕——在几位老高中生的文革回忆中，他们研读内部刊行的西方政治、历史与经济译作，年纪青青，七十年代即以国务院的眼光思路，在边村油灯下摆弄未知的国家棋局了。
而当时代转亮，有人活着看到以上一切，然而怀抱纯净的绝望，熄灭了：1976年12月，穆旦写出七十年代无可替代的诗作，《冬》，翌年二月死去。此刻，我不知该接引他的哪一句：“但如今，突然面对坟墓”，还是“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我默念，不像读诗，而是面对死者的遗物：放回1976年，心情全出，那是七十年代极深处的真实，以性命承受这真实感，并非我辈，而是上一代人。
诸位：倘若我们当年不是十七八岁，而是身为父辈或祖父辈的老人，该怎样讲述七十年代？会不会愿意讲述？
在各种文革回忆文字中，我留心受难者的年龄和死去的年份。淹灭的平民算不清，没人说，广西河滩被分食的冤鬼，就有老人在——却说拿天下的一代，1970年前后，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相继恨恨而死，火葬时不具名姓，惟有编号。问题不在寿数，而是：有谁在七十年代进入晚年么？那是老来遭遇的大劫、地狱、没顶之灾，且无可逃遁。穆旦，还有不及活到1976年的顾准，当他们在七十年代写着诗与文，正是我们现在的年龄：现在，七十年代早已退远，我们苦尽甘来，但对于穆旦顾准，那十年是迎面而来的深渊：并非死亡，而是覆灭，“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
冯友兰，梁漱溟、胡风、周扬、沈从文、巴金……不少高寿的人物活下来，经落实政策，有人敬，有人伺候，坐在京城哪个院子或公寓深处，但看晚岁照片，给很深很深的绝望堵着，吐不出，咽不下，郁结为神色，显然难以消化七十年代的巨恶与毁劫；他们过去各自守护的主义、志业，似乎无助于七十年代给予的大绝望。严厉整人从无笑脸的周扬，晚年词汇总算出现“人道”，这迟来的良知，等同空话，令我厌恶，其实和以上几位曾在他鄙视与掌控范围的人相比，他的文革遭遇更坏：秦城监狱蹲了九年。
“这世界会好吗？”在生命终点，梁淑溟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双目，如是说。
如今回来分羹的海龟人士有福了。悬想四五十年代自英美苏联回来报效祖国的前辈，除非会弄核子飞弹之类，老舍，傅雷，即选择自我了断，不肯熬到七十年代。我现在知道他们在外面黄油面包吃过，回来是什么意思，什么感觉，他们真的爱国家。我辈的品学怎与前代比呢，他们中有人便这样收场了。
穆旦还参加过抗日远征军，并曾留学美国。
比穆旦辈小一代的中年人，七十年代晚期大约四十多岁吧，留得一命，固然重拾尊严，得享晚年，但我记得1966年文革风动，父亲日常答非所问，心事重重。他在病榻向我口授书信，其中一句：“今年四十岁了，一事无成”说这话时，文革才刚开始——诸事有成的中年人遭遇七十年代，也无非虎被犬欺。中央美院教授候一民先生，仪表非凡，学生时期即地下党员，文革初被侮辱痛殴时年仅三十多岁，几乎死，而父兄俱死。1978年初见我，他端详片刻，说：你们可没给耽误啊！
是的。1976年后的中年长辈与悲观和时间展开持续博弈，或委身才学之外的去处。但那种奋然豁达，在深处，仍出于七十年代无可挽回的失败感——上一册《八十年代》叫来我辈谈论，这本书的叙述者仍是我们，这是一种权利么？七十年代的苦雨殃及所有人，若是人人痛说，本书不过滴水。要寻求别种辈份的叙述，却也为难：晚生的七十年代印象，模糊不确，中南海几代主事者则大不情愿，他们苦心给政权换一付面孔，即巴望甩脱七十年代的阴霾——以七十年代揣想毛周一辈，那是无尽凄惨，临了个个不得欢颜：从南昌井冈山一路铁血，那是他们的最后岁月了，幸有邓小平收拾整合，遂有后来。他曾以七十高龄徒步登攀黄山，可是请邓公谈谈七十年代，怕也沉默吧。1973年我听南昌郊区来人说，亲见邓小平整日在被迫蛰居的院子里负手踱步，团团转，小孩跨墙朝他扔石子，他只停下望望，不吱声，继续走。
欧美人谈起七十年代，至今神往：不论文艺、哲学、越战，还是民权、金融、科技，那是战后资本主义阵营重建信念、开拓价值的好时光，是人家进入二次现代化的响亮时代；日本干干净净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台湾九十年代初组织文人议述的七十年代专题，读来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们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阳光灿烂”么？不是说不像，而是如今叙述七十年代的人即当年失学撒野的小孩子，小孩子心眼中，四出耍闹的青春戏，竟可以是天堂。
谈论七十年代就是谈论文革。我们迄今尚未获致追究文革的堂堂共识，尤难找到准确的语言——西方反刍历史的思想工具，嫌太丰富：譬如汉娜·艾伦特剖析纳粹文化，头头是道，以赛亚·伯林痛陈民粹主义的百般迷障，尤其深广——他对艾伦特不以为然——在海德格尔、马丁·瓦尔泽、君特·格拉斯那里，同一历史公案持续展开强劲的道德纬度，紧张而饱满……然而西方的训诫总难契入我们的痛感，更与中国七十年代的灾相与祸源，大有所隔。我读《古拉格群岛》和奥斯维辛的故事，无话可说，然而劳改营和焚尸工程，毕竟呈现为一种人类罪恶的“行政架构”和“专业景观”，足使后人的指控有根有据，揭示历史脉迹的所以然。如此看看，中国人的浑浑噩噩若无其事，简直亿万活神仙。
而纳粹与前苏联的罪孽在西方无论如何是定了性了，那是反省与锐变的大前提——旧时代的帐目远未结清，簇新的时代改头换面，出发上路了：这伟大的民族真会“向前看”，而至今毛的大肖像和大寝陵停在首都心脏，供人瞻拜……中国人的不治而愈，不愈而活，耿介如西洋人，弄不懂的，类似的历史修辞，他们没有。而中国修辞的古老历史，及这修辞所能涵括的人文与道德，自先秦到民国，经五四开裂溃散，也还残破苟延至于五六十年代初，进入七十年代，行至终点。
此后，种种“底线”的大规模丧失过程，于焉开始，直到现在。现在，这民族的万般活力与事功，已令世界瞠目，这倒是幸赖七十年代的大教训，然而，图强求变的活力与国家的元气，不是一回事——此番便是这样的将七十年代匆匆表过，淹在书肆里，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及上溯四十年代之前的岁月人事，如何打发？那都是历史的坏帐滥帐糊涂帐，不追究前因的前因、后果的后果，我们活该世代幼稚——实在说，七十年代的人质无分年龄，那十年的癌细胞早经内化为众人的心理与生理结构，深藏而细腻，并抓住每一种理由，对内心说：忘却七十年代。
不是么？有关文革的讲述久已在芸芸多数那里，大悖时宜，我听说近有高端学术论坛中的少壮豪杰，西装领带，当面申斥在场人士省思文革的发言。难怪，这类国家主义逻辑，早经根植于将历史活埋的七十年代。
朝露，翠岭，鹧鸪声从深壑间歇传来，灯油尽了，熄灭前，火苗忽然那么一亮，轻轻炸响，还有，雨后暴涨的山溪——在私人记忆中，我从未停止怀念七十年代。除了以上污浊纷乱的描述，假如我有过最为优美的内心体验，是在那十年。什么能替代一个人在少年时分的所见所感？村头的溪蜿蜒出山了，汇入两条宁都县境的清流，单是名字就那么好听：琴江与梅江，“秋来江水绿如兰”。
刻划常态时期的种种恶，容易，讲述罪孽时代的片刻欢悦，很难，而且不宜。流落的滋味，容我直说，另有田园诗意，而自强的过程总会被解作浪漫。吃苦受罪的最佳时段是在青少年时代，倘若争气，日后赔得起，看得开。回顾七十年代的艰难是在个人经历与政治事件、青春细节与国家剧情，两相重叠，难分难解——这篇长稿的命题不是私人履历，而是“七十年代”。
截止目前，我仍未打算回去赣南或苏北兀自怀旧。好在是十六七岁上遭遇流放，不懂事，仅有命运的触觉。七十年代算得天地不仁，终于拿青春没奈何。幸亏年轻！这题目，是为我辈侥幸，也为那时代无数被吞没的人。
2009年11月9日星期一
廖志峰：因為中國，我遇見索爾孟
經濟學家們總是能夠預測，壞的政策必定會招致災難——索爾孟
從2006年開始，四年中來台灣五次，旋風一樣的到訪，清風一樣的離去，這個足跡遍及歐美亞三大洲，像古典知識貴族的法國重量級學者索爾孟，始終在台灣激不起太多的漣漪和迴響，是因為題材？還是書寫策略——不採簡單的構句，反而著力在文句的深刻，思辨的細膩，以及涵蓋面的範圍太大所致？我經常思索這個問題。雖然我也深深明白，在講究行銷策略的年代，文本是輔，名聲是王。
我總想到在現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咖啡。你可以花35元或40元買一杯美式咖啡，或更便宜的三合一即溶咖啡，足夠讓人醒腦，開始一天的工作，誰有如許寶貴的時間，用酒精燈慢煮一杯虹吸式的咖啡，再細細品嚐？知識的重量、濃度和咖啡當然不能如此類比，突然興起這樣的念頭，多少感覺在這個資訊太過擁擠，小腦臃腫，大腦貧乏的時代，有些更細密的東西被排擠掉了。眾聲喧嘩，這是民主；瓦釜雷鳴，媚俗成王道。但這是讀者受眾的選擇。我曾對索爾孟說，嗯嗯嗯，你寫得有點……難。他不同意。其實，我應該說，你寫的東西太豐厚，要有一整週沉澱的心情細讀和反芻。但現代人寸陰寸金，一天已太多，七天實在太奢侈，誰有時間？
話說回來，一本經過長期思索、深度造訪的計畫性寫作，不該如此用心去品讀嗎？美食家面對精心烹調的飲譔會用同樣虔敬的心情享用，但知識的文本，很少被如此對待。索爾孟的書寫總帶著歷史縱深的反省，沿著他法國前輩托克維爾的腳步，考察美國，伊斯蘭，和來不及造訪的印度。而中國，則延續十七世紀耶穌會教士的探索，但是，不幸地，他看到裾除幻想的真實中國。在完全傾中的歐洲漢學界中很難找到知音，他對中國的感喟，反映在西蒙．雷思（Simon Leys）的一段話：西方一群國家元首及商人，將很快就會絡驛不絕前往北京，再度參加血腥兇手的宴會。其實，加入這個行伍的，還有無數政客和文化人：逶迤千城，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
我和索爾孟的相遇十分偶然。他花了一整年在中國的旅行，之後寫成《謊言帝國——雞年中國紀行》，但在中國無法出版；我想知道更全面的中國，在台灣也渺不可得。就這樣，因為中國，我們相遇，我並不預知我會持續出版他的書，他的書寫淵博迷人，每一本書都開啟我不同的視野，引發不同程度的思索，讓人無法停止追隨這樣的探索。我或許曾說過，讀他的書，像在讀他的法國前輩，著名的人類學家李維史陀寫的《憂鬱的熱帶》，相同的是高度的人道主義；不同的是，人類學的考察步履，轉換成更俗世的文明思索和關懷。我曾希望他可以寫得少些，和多用些簡單句，但這不是索爾孟的風格。比起他眾所皆知的啟蒙導師雷蒙．阿宏，在廣大的華文讀者中，索爾孟更像是孤獨的歐洲騎士，展示饒富深度廣度的主題探索和書寫樣貌，風采懾人。不管對作者或出版者，某種程度說來，我們都有一座要去挑戰成規，破除迷思的磨坊風車，像……唐吉訶德。
這次，索爾孟的全球經濟旅行，穿梭在嚴酷的全球金融風暴中，沒有托克維爾做伴，只有他的法國理性，和數十年長期浸淫探究的思想中軸做指引，為我們拉開全球化下，不同思維運作的經濟帷幕︰在經濟學的世界裡，到底有沒有經濟的日不落國？敬陪亞洲四小龍之末的台灣，應該仔細探究，也許可以從中得窺台灣明天的機會。經濟不說謊。
转自允晨文化电子报 出版日期：2009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