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群：现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何方:前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根据北京要求，达然萨拉方面递交了《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中国政府称《备忘录》）。《建议》中，详尽而诚恳地表达了西藏民族对现任政权的期望和对自己未来的需求。几乎立刻，北京就召开了中外新闻发布会，朱维群副部长给《建议》下了定论：
“《备忘录》尽管借用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个别词句，进行了包装、点缀，但是，从标题到内容还是‘大藏区’‘高度自治’那一套，这就是我们早就指出的‘半独立’‘变相独立’，实质还是‘西藏独立’那一套……”
“我们严正指出……‘西藏流亡政府’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逃亡外国的产物，搞了几十年分裂破坏活动，它的存在就是非法的……”
“说得客气一点，你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合适宜的。说的直白一点，你们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的资格。”
但同时，朱维群副部长也肯定了第八轮会谈（北京方面称第九轮）：“总的气氛是坦城的”“……这次能够由杜青林部长第二次接见他们，这可是我们国家领导级干部，这难道不是一个进展吗？”
朱副部长这段强硬而逻辑混乱的讲话，为世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北京方面在彻底否定《建议》的同时，并没有拿出解决西藏问题的任何方案！《建议》，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在所有藏区真正实施宪法赋予的民族区域自治权利。
接下来，中国传媒纷纷撇开《建议》，集中曲解达赖喇嘛尊者在西藏和平抗暴五十周年记者会上的个别词句，并展开了文化大革命式的、几乎丧失理性的围攻。
为什么北京方面毫不掩饰地左顾右盼，诱导人们进入西藏问题的误区？2009年6月16日朱维群副部长在会见中东欧记者团时，再次露出端倪：“把这样一个已经被我们中央政府完全否定、已经顶回去的东西（指《建议》），作为今后接触商谈的前提和基础，这里有一点接谈的诚意吗？”显然，朱维群所有的表演，就为了一个目的：回避藏中接谈！
不言而喻，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如同《水浒传》孟州道十字坡孙二娘的酒店一样，不过是个幌子。当然，我不是说中共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专门以杀人为目的，这仅仅是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但是，老共产党员、曾在张闻天身边工作多年，前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何方先生在今年4月出版的《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中撰写的《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一文，分析得恰如其分：
“60年来，我们一直宣告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但这只是表面的和对外宣传用的，实际情况却是另一回事。因为所谓自治，就得允许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但我们实行的则是‘党管一切，汉人当政’。”
法国的古伯察先生在《鞑靼西藏行》中写道，“当列强入侵中国的时候，中国是那么让人同情，可是，当中国入侵周边的小国时，比那些列强还要残忍！”事实上，中共治下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质，就是对少数民族区域，尤其是西藏、新彊的毫不掩饰的掠夺。
然而，朱维群的发飙耍泼，还是着实让藏人尤其是尊者的特使嘉日洛珠坚参吃了一惊：“中共官员的言行犹如疯子？！”
中国已经没有了胡耀邦那样敢于承认和纠正错误，并愿意承担责任的领导人。目前的当政者，操心的是自己如何平稳地在独裁的椅子上，上演大国“崛起”的游戏。至于治藏的极左政策，那是没有必要担心的，只要枪杆子还握在手里，就可以遮蔽一切。因而，信息封锁，几乎成了现任中共领导人的宗教。这也是朱维群副部长为什么在藏人持续被抓、严重判刑（甚至死刑）的今天，仍然脸不红，心不跳地告诉世人：“当前西藏的形势很好，社会政治局势持续稳定。”“ 中央政府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西藏的广大群众是站在我们党和政府一边的，西藏的各族干部是能够经受严峻斗争考验的、是忠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藏传佛教绝大多数寺庙和僧尼是爱国爱教的。”
所以，不管流亡政府怎样声明做好与北京接谈的准备，希望北京方面拿出一个可以替代《建议》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而北京方面就是执著于上演贼喊捉贼，嫁祸于人的老戏。这次朱维群回答德国《焦点》杂志的问题，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他说：
“重新建立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才是他（达赖喇嘛）所追求的‘自治’。”（事实上，西藏流亡社区，早已建立了著名的民主政体，作为统战部副部长的朱维群，怕是比任何人都清楚。）
“单就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而言，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动乱的一个根源。”（既然这个政府是非法的，为什么还说谈判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并且已经与这个非法组织进行所谓的九轮会谈？）
“中国人民在60年前就已经当家作主了，历史事实也证明，我们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务。”（历史事实也证明，举世瞩目的西藏3月事件和新彊的7·5事件，就是面对中共的 枪杆子，甚至搬出死刑，两个民族也没有屈服！）
朱维群副部长，在西藏问题上无理取闹、胡搅蛮缠，让我们清楚了中共政权是认准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理，也就是在否定《建议》的同时，决不想拿出任何可以替代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然而，何方先生适时地在《胡耀帮与民族区域自治》中，指出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途径，简而言之，真正的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唯一出路！
首先，何先生认为，应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落实胡耀邦关于西藏问题的著名的三十一号文件；改正从列宁斯大林那里继承来的专政理论；改正从共产国际那里搬来的组织上的狭隘宗派主义思想；还有中国特色的历朝对待异民族的“以夏变夷”的传统。他写道：
“我们不仅在干部政策上不相信少数民族出身的人，更严重的是对整个少数民族不信任，实行明显的歧视，用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标准视察和处理问题。例如，为什么同一民族的香港就可以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对台湾还会更加放宽标准），不同民族的藏区就不允许‘藏人治藏，高度自治’呢？为什么港、澳、台可以实行‘一国两制’，而地处大陆的少数民族就只能和汉族‘一刀切’……要说对港、澳、台是由于情况不同，不得不做出让步，那不是有点‘欺软怕硬’，拿原则做交易吗？”
何方先生提供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不仅可以解决西藏问题，同时，也可以解决中印关系紧张问题，新疆问题，内蒙古问题等极左政策下出现的系列民族问题。也是树立中国在世界中的威望不可缺少的要素。
当然，不管以什么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藏中接谈，都是不可逾越的步骤，而直接同达赖喇嘛尊者会谈，借着尊者的慈悲、宽容的力量和深远的巨大影响，是解决西藏问题可遇而不可求的捷径。任何回避和施延，只能使中国在民族问题上，越来越被动，并堕落为历史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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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November 1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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