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直否认杀害了120万藏人，那么，请看此文，数一数，仅仅在五十年代，仅仅一个所谓的“藏民团”就杀害了多少藏人？再看一看中共是怎样分裂西藏民族的？后来，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也以同样的手段分裂中国人，让夫妻之间、父子、母女、朋友之间，划清界线，相互背叛，中共用尽了卑劣的手段，挖掘人性的弱点。所以，在中国，即使最偏远的乡下，人们也都失去了本该拥有的善良和纯朴，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的中国，罪恶遍地。————朱瑞
1950年9月，中共中央西南局给西康区党委的复示“在军事上如果条件具备，创造一个由我党干部及先进分子掌握的藏族武装是必要的，这个武装属于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待遇与解放军相同。它既是军队，又是生产队，培养干部的学校”。接着又指示“组织藏族武装，其任务为战斗队、生产队、又是培养干部的学校，此事要同民族上层及各界人士协商取得共识。”同年十一月下旬经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一致赞同建立民族武装。军分区遂派出160余名干部到康定、丹巴、雅江、乾宁、道孚、炉霍、甘孜等县组建人民武装。1951年5月先后组建了康定、丹巴警卫营，道孚、炉霍、甘孜警卫连。1951年7月23日康定军分区奉命将上述分队编为团，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6团(即藏民团)”。任命藏族老红军，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兼经济处处长沙纳为团长。分区组织科长王质轩为政委，分区军训科长郭全政为团参谋长，自治区人民政府财政处副处长藏族地下党领导曾却扎为副参谋长，558团教导员薜跃廷为团政治处主任，贾生祯为团后勤主任，张海水(在运城离休)李惠才(太原海校政委，在青岛离休)为团司令部机要股股长。1951年7月下旬各营连集中康定地区。8月1日康定党政军民6500余人在庆人民解放军建军24周年之际，于康定飞机场(现军分区机关所在地)举行了隆重的藏民团成立大会。在会上分区司令员樊执中宣布命令，亲向沙团长、王政委授军旗、印章。团首长率全团干战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像庄严宣誓，自治区政府主席桑吉悦喜(天宝，中共七大候补委员)及军分区各位首长检阅藏民团部队。康定与巴塘、甘孜、道孚等地区上层僧俗向团首长敬献哈达、锦旗及礼品。群众载歌载舞庆藏族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会毕，藏民团开赴道孚驻防。1953年2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康军区藏民团，1955年西康军区撤消，改称成都军区藏民一团。
平叛战争
叛乱是西藏达赖集团蛊惑煽动策划的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改革与反改革之间的一场残酷较量。整个战争分两个阶段：1956年2月25日色达头人打着“维护民族、宗教”旗帜，狂嚣着“改革是汉人改藏人，改革是消灭宗教”滥调掀起围攻县、乡政府，随之扩大到全区21个县中的19个县，经全区部队、民兵和友邻军区部队解围，反击到1958年康南战役结束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为粉碎达赖集团再次挑起的1959年康北石渠、色达叛乱。
藏民团在平叛战争中始终是劲旅、骨干部队之一，机动于全区1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哪里匪患猖獗有大仗恶仗，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是常胜团。
反击解围。1956年2月29日新龙反动上层纠集2千余人攻打民改工作队、包围县城、断绝交通。副团长兼参谋长郭全政(后任分区司令)率3个连和参谋唐文襄、译电员鞠躬礼等前往解围。至石门坎沿雅砻江而下，不断遭到叛匪阻击、夹击，山上巨石、滚木砸击，因战斗不断3天的路走了1，3天，途中断粮以树叶、野菜充饥。战士们把抖糌粑口袋的一点面和一个藏族警卫员将舍不得吃，放了很久黑糊糊的十块糌粑硬塞给团首长，首长亲自将它与野菜拌煮成汤分送伤员。部队空腹扁扁，饥肠辘辘仍继续战斗。但遇无人牧场时却不宰杀一头牛。解上占、下占工作队、县城之围后，部队稍事休整便组织了吴西山战斗和甲拉西解围战。接着和兄弟团解炉霍、色达、九龙等被围县区乡政府与工作队。甲拉西工作队3名伤员被叛匪抢走，当围解除见到的竟是3个心肝眼被挖，耳鼻被割的尸体，真是惨不忍睹。4 月4连平息了康定木雅区普沙绒叛乱，5月7、8连平息了道孚“自卫队”叛乱，2连、5连同兄弟团平息了乾宁2、3区叛乱。6月4、5连抢渡雅砻江歼敌一股，活捉叛首。11月2、7连配属公安60团(一团)围歼炉霍3区叛匪，在冰天雪地中干战不少人患雪盲，手脚冻伤仍坚持战斗歼灭叛匪。
康南7个县5万多平方千米，有四个周在执行解围清剿任务，给养须从新都桥用牦牛运到理塘，再分别运到各团队。新、理之间400多里，须翻越4千多米以上的高尔寺、尖子弯、卡子拉等大山，须泅趟雅砻江、理塘河，且匪患不断、山高路险任务艰难。某团一个营担任掩护运输任务常遭伏击、袭击、抢劫。后调藏民团一个连接任，一直平安无事。
1957年为适应平叛需要新建的骑兵营初期机动于康藏公路(甘孜至德格段)巡逻、守点、保护交通安全畅通及掩护东俄洛、巴塘公路的勘察修建，不久即机动于康南、康北平叛。藏民团的同志生长在那里,自小会骑马，语言通，习性同，气候适，生活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觉悟了的农奴、娃子苦大仇深，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英勇顽强，有了座骑如虎添翼。藏民团在康区是劲旅，骑兵营是尖刀、矢石，在康北昌台、石渠、色达战役，炉霍罗柯马、甘孜大唐坝战斗，康南战役和理塘稻城之间的海子山、理塘的毛垭坝等战斗中屡立战功。
昌台战役。昌台为白玉县管，处白玉、义敦、甘孜、理塘、新龙5县结合部。叛首为曲麦多吉(义敦县长)，甲日尼马等叛匪1800余人，枪1200余支。胡国钧司令、白玉璋副司令率分区前指指挥，，参战部队3个整团另2个营，4个连。藏民团步、骑兵各一个营参战。时间为1957年8月19日_~11月 9日。战役分三个阶段，作战117次，歼敌1700余人(政治争取800余)收缴各种枪1200余支。第一阶段为奔袭合围；第二阶段为连续追歼向理义新3 县交界逃窜之敌；第三阶段为划片清剿阶段。在三个阶段中藏民团凭借先天优势和骑兵快速优势取得的战果最大。
康南战役
为歼灭盘踞在理塘拉波、濯桑、木拉等地以丁容阿称等为首的“五路民团”3000余人，以俄巴曲批(巴塘县长)段象贤(国民党中将潜伏特务)为首的“护教军 ”1500人盘踞在巴塘东、南两区。阿一多(稻城副县长)为首的1500人盘踞在稻城贡嘎岭区。冷龙达瓦(乡城县长)为首500人盘踞在乡城一区、五区。这些股匪统一了指挥机构，设置了政务、军务“总理”。统由国民党空降特务甲多旺堆领导，秉承西藏上层旨意，妄想在3万平方千米的地盘上建立基地和跨江活动，取得西藏和国外的支援长期与我对抗。为消灭这些敌人，我军投入9个团，1个营、2个连的兵力，由州委樊执中书记、分区政委惠占荣、副司令孔诚、白玉璋等组成康南前指党委和指挥部。
战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兵力歼灭甲多旺堆直接指挥的理塘、巴塘两股叛匪；第二阶段歼灭稻城、乡城两股叛匪。第一阶段分西线、东线。各部队于1958年4月15日分别向指定位置开进。
西线：云南126、西藏156团，康区4团。四团在中咱、芒多、王大龙、雷波、次巫等地战斗，毙巴塘大叛首俄巴曲批，活捉段象贤。西线趁敌群龙无首动摇混乱，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取得了很大战果。
东线：西藏154团，162团两个连，康区5、7、2、11、藏民团，三团一个营15日开始对盘踞在理塘拉波、木拉、喇嘛垭地区的甲多旺堆、丁容阿称等股匪实施奔袭合围。4月25日前藏民团骑兵营、5团l营封锁海子山、格木寺—线堵敌西逃，主力26日向合围目标进击。由于5团二营未按时到达千家通、本子通，叛匪从千家通逃到海子山一线。在海子山堵击的5团l营因兵力分散没留机动分队，当29日600余叛匪向一营海子山防线连续冲击4次后，从空隙中突围逃窜。前指首长立即令藏民团骑兵营、5团追歼，令126、4团各一部在波密、定波、东均、告乌一线截击，追击中歼敌敢死队50余人，截击部队歼敌200余人。粉碎了敌互相策应企图。叛首丁容阿称在桑堆、邓波地区周旋无法突围，随北返逃龚坝地区与毛垭、祟西叛匪会合，妄图窜过金沙江。骑兵营与兄弟团立即合围龚坝地区，并以162团3个连，2、3团各一部在曲登、下坝、章柯毛垭之间构成三道堵击线截击逃敌，部队采取堵击、出击、机动巡逻相结?了大股叛匪南逃北窜西过江迷梦，藏民团在战役中积极主动，完成任务坚决。特别是黄源大一仗，打得“五路民团”总指挥丁容阿称在走投无路和强大政治攻势下于拉波地区的子德西向藏民团投降。并将拒不投降的国民党空降特务甲多旺堆、泽旺多吉等悉数击毙。缴获电台密码、“雪山狮子”旗、印章等，宣告第一阶段结束。
第二阶段是7团，5团3营，11团1营，云南124团5个连采取分进合击围歼贡嘎岭赤土土司阿一多为首的云南中甸、西昌木里、乡城等一千余顽匪。重围之下，经过4个多小时的劝降阿匪不仅不降，还不断向喊话人射击，我军被迫发起攻击全歼该敌。在战斗中7团副团长37年老战士吴建民同志壮烈牺牲。赤土土司被歼以后，贡岭其他叛股惊恐动摇，各部展开政治攻势，很快平定了日瓦、东义、仲堆等地叛股，全歼乡城叛武500余，击毙叛首冷龙达娃(县长)宣告康南战役结束。
石渠色达战役 发生在1959年4月6日至7月21日。
地点：石渠色达。叛8000余，相邻县叛2000余。
我方投入兵力：康区l、2团、藏民团、9团，茂县分区8、10团，西藏骑兵团、154团，兰州军区骑一师，165、182、183团等共14个团又7个营。
分区司令孔诚、副司令白玉璋为前线总指挥。译电员韩庭芳，杜兴斌等跟随。战役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先平石渠叛乱，再东西夹击聚歼色达叛匪。藏民团4月6日由团长曾却扎，副团长席学周率团机关张海水股长、参谋和部队，从大唐坝的扎拉寺冒鹅毛没膝大雪向500里以外的巴颜喀拉山茶克年亚昼夜兼程堵敌东逃西窜北流。
为准时到达指定位置，以骑兵营为先锋边打边走爬山涉水，饮风餐雪，忍受饥渴。13日到达孟龙寺后，曾团长率团前指和一营担任孟龙寺、扎拉寺一线清剿，堵击及掩护押运粮弹、伤员转运任务。席副团长率2营继续向石渠北部巴颜喀拉山之茶克年亚前进。途中山高雪大，海拔4800米左右，空气稀薄，沟壑深险，没路没向导凭指北针和地图往前走，大家饥餐糌粑，渴饮冰雪，刨雪开道，不少干部战士浑身发肿仍坚持行军作战。骑兵营因没草料军马饿死170余匹，战士背着马鞍继续前进。19日8时部队先后到达汪郎麦至茶克年亚一线的雪峰山，构成了一条坚固的防线，截断了敌人东逃西窜之路。在大华山，2营4连5排包围住了5050高地羊格峰上的叛匪，但峰巅突兀，三面陡壁一条道，且敌垒重重。这时战士冲旺扎西和其他党团员组成突击队，在枪弹横飞大刀闪烁下攀上七、八十米悬崖和敌人展开血战，他身负三处伤不下火线，1人歼敌12名，终于将石渠拒不投降的阿日阿洛、亚朱翁利为首的160余顽匪歼灭。同时各部队予敌以毁灭性打击，随之大力开展政治争取，于6月底共歼敌5550余人，其中政治争取4500余人，第一阶段结束。
第二阶段聚歼色达叛匪。色达叛首为色达地区总头人(州政协副主席，色达县长)于1956年2月25日首先掀起叛乱，1958年下半年至1959年初再次叛乱，叛匪达3500人(本地2400，外地顽固骨干1100），枪2600余支，围攻县府，袭击邻县政府，杀害干部，破坏桥梁，阻塞交通，抢劫物资。战役总指挥和参战部队仍为石渠之战首长、部队。时间为1959年7月16日至9月中旬。战术手段为集中兵力，迅速勇猛，包围截堵，分进合击。头三天歼敌和争取一千余敌，缴枪800余支，尔后调整部署划区包干清剿。藏民团三连在错格多战斗中采取远程奔袭、交错推进，尖刀插入，腹心开花，打乱了叛匪部署，乘胜追击急进100余里与敌交战10次，歼敌93人，缴枪77支，部队无一伤亡。6、7连各一部发现敌人后，紧追不舍，步骑结合，猛追70余里击溃敌7次阻击，全歼色达叛匪总头头(仁真顿珠、充旺郎加，被击毙)所率46人。9连连续追击18小时，歼灭叛首恩登降错(活佛副县长，被俘)等20余人。l营营部通信班7 人在战斗中歼敌14人，缴枪8支，饲养班3人隐蔽设伏歼敌14人，缴枪5支。各部队歼敌和争取3千余，缴枪1900余支，4千多群众返乡，宣告石渠战役结束。
接着藏民团乘战役胜利之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作风，立即转战炉霍、道孚两县，平息以汪洛为首的叛匪。他们不断钻深山老林，翻越党岭山，在“把叛匪追垮、拖垮”口号下，步兵紧随骑兵跟踪追击七天七夜行程5百余公里，在益瓦柯歼敌大部，叛匪的大部牲畜物资被缴获，敌恐慌动摇，为逃避被歼，化整为零，四处逃窜，隐蔽活动。席副团长采取大圈套小圈的战术，外线严密包围控制要道，安钉扎点；内线以小分队纵横穿插分割突破，反复清剿。同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广泛宣传平叛“四不政策”(只要停止抵抗缴出武器，不论何人一律不杀、不叛、不关、不斗)。400多名叛匪纷纷瓦解投降，叛首汪洛(道孚县玉科土司，副县长) 见胞弟唐果(负责打仗)被击毙顿感大势已去，随向藏民团缴械投降。
1960年4月新龙县拉日马，5月理塘君坝、下坝再度发生叛乱。藏民团席团长亲率两个营从日马沿雅砻江直奔君坝、下坝，很快陕肃清了股匪。在平叛战争中，藏民团英勇善战，是劲旅、常胜团。
开荒生产的模范
民主改革是藏民族由封建农奴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伟大变革。开荒生产普及推广先进的生产工具、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提高藏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样是一场大变革。藏民团是这场变革的模范。
1951年藏民团成立伊始驻防道孚。为支援国家工农业生产，执行生产队任务，在道孚靠双手向亘古荒原开战，开垦1300余亩良田种青稞、小麦、试种各种蔬菜，推广使用新式农具和小麦新品种，改变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法提高产量。并请群众现场参观起到了示范作用。建营房自己动手伐木、采石、打土坯、烧砖、烧石灰。内地木工、泥瓦工工具，工艺的使用和推广使藏民兄弟大开眼界，纷纷效仿。
1952年部队精简整编两个连集体转业，分别到丹巴开采云母，到新都桥农场发展生产。翌年为帮群众发展生产将熟地600余亩和部分农具无偿赠送道孚城区附近无地少地贫苦农民。群众感激地说：“你们在春耕时送农具、种子，青黄不接时送洋芋，今天又送土地。真是藏民的子弟兵，贴心人。”
1961年完成平叛任务后，部队从康南返康北驻乾宁、道孚、炉霍、色达。为减轻国家和人民负担，战胜经济困难，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传统，一方面派人外出拾青杠子，野高梁，挖人参果(草根)，打猎捕鱼弥补主副食。一方面掀起大生产运动，向亘古荒原要粮和蔬菜。部队分别在乾宁惠远寺，道孚铜佛山，炉霍城区的鲜水河两岸和虾拉沱、扎加山、朱俄阿多坝子，色达河西乡共开垦4600余亩耕地，并在石渠、甘孜、德格三县交界处办了两个牧场，养牛6000余头、羊5000余只；粮食年产达八、九十万斤，高产年达120万斤。种植蔬菜年产200余万斤，黄瓜一根达三斤半，洋芋一个一、二斤，白萝卜一个十多斤，莲花白一棵20多斤，最大的一个南瓜重达40多斤(1962年我由康定到成都，首长派美造中吉普车送我时，让我顺便将这个瓜王带成都转北京参加全国农业展览）。粮食、疏菜，除留足种子和少部分用于部队生活外，每年向地方粮食部门上交粮食、肉类一百多万斤，还支援上级机关，兄弟单位。生产堪称模范。
培养干部的学校
培养民族干部、依靠民族干部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一项战略任务。从1952年至1954年多次组织藏族干、战到成都、重庆参观学习。开展向文化进军，藏族学汉语、汉文，汉族学藏语、藏文。汉族老同志言传身教，不到一年一批优秀藏族战士担任班、排长，三四年团、营、连军政干部中都有了一个民族干部，并向地方党政部门输送第一批班、排、连民族干部60名，此后每年输送，到1960年共输送700多名，六一年又向西藏选送300多名。
藏民团培养、锻炼成长的一批又一批民族干部输送到甘孜、阿坝州党政军部门，有任州、县、区、乡镇级职；有任师、团、营、连级职。三十多年还有数千名转业地方工作的干部和服役期满回乡的士官战士。他们都经过战备执勤和军队严格的组织纪律、生活锻炼，参加民主改革、平息叛乱，有着较强的党性、纪律性，工作勤奋敬业，吃苦耐劳，在哪个岗位都是骨干力量。藏民团是名副其实的“培养干部学校”。
藏民团在康区平叛战争中转战18个县，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做政治争取工作的团队，同时骑兵营副营长王树根、连长范柏明、李大贤，副连长包扬吾，副指导员马先体等210名排以上干部和战士献出了宝贵生命，还有许多同志伤冻致残。也涌现出了出席全军功臣模范、先进会议的宗珠、杨忠国等10名代表，并参加了国庆观礼。
藏民团1969年与茂县分区藏民二团换防，1983年缩编为独立营，1985年营撤消，完成了他34年的历史使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她没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确是“战斗队、生产队、培养干部的学校。”
2008-04-26中华网论坛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4/62/20080426/14808354.html
转载于《民间藏事》
2009年6月27日星期六
2009年6月26日星期五
翻译：西藏-中国 战略和谈判分析
作者：Tsewang Namgyal 翻译：davidpeng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败。
—–孙子
引言
西藏流亡政府（TGIE）已经做了许多正确的事情，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以与中国政府达成一项公正的协议。他们坚持非暴力，侧重于藏族教育发展，支持藏人的专业成长，游说国际社会利用其影响鼓励中国遵守国际法，与中国人民对话，民主化我们的流亡社区等等。我们的谈判代表，洛第嘉日，格桑嘉坚赞先生和他们的团队，他们的努力值得我们特别赞扬。
指责中国并赞扬我们的善意对于突破目前的僵局无济于事，就像一只苍蝇试图进入一个封闭的窗口一样。 依赖希望根本算不上什么战略。我注意到我们的领导层正在考虑替代路径。 我们知道，因为无法和中国政府取得任何实际进展，我们于2008年11月在达兰萨拉召开了特别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不少建议。在此基础上我想强调一段话，反映了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西藏人民的感情。由于缺乏新闻自由，我们无法充分理解在西藏的藏人的实际愿望，但我们已经尽了力。
“ 根据内外藏收到的对这一特别大会的建议，经过代表们坦诚的讨论，关于未来的西藏政策，我们一致决定根据不同时间的具体情况，继续接受达赖喇嘛的指导。大多数人同意继续中间道路的政策。此外，着眼于中国政府以往的行为，如果在不久的将来还没有结果，我们同样表示出强烈的意愿，停止派遣特使，追求完全独立或民族自决。”
考虑会议的结果和我们的谈判努力，我有我的想法，并着重分析制定一个全面的战略和谈判策略，以实现我们的目标。
由于我没有参与到实际的内部讨论，也没有把握充分的情况，我的想法可能有许多缺陷。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藏人，我曾经在西藏/中国和印度的难民社区生活/旅行，在金融部门工作过，在军队服过役，在人权/发展活动中担任志愿者和领导，这些经历使我对目前的局势有一些深入的了解。 之所以在公共论坛分享我的想法，是为了邀请其他人批评我，以便能够提供最佳的分析，给我们的领导人审议。
策略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排名第一） ，政治强国（其中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军事强国（ 排名第三）和经济大国（基于购买力平价排名第二）。
基于这一现实情况，我们西藏人取得成功的唯一方法是柔道战略。 这一战略涉及到，利用竞争对手的力量，转变为自己的优势。此外，一个相对较小的力量保持进攻态势，但不是针锋相对地做出反应。 我相信，如果我们谈判的策略结合这一柔道战略，将会带来至关重要的突破。
对于任何长期可持续性的协议，其关键点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
作为柔道策略，我们的重点应当是中国政府的薄弱环节。 我们可以想像，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得到最好的抓力把我们的对手摔倒。 继续这一比喻，为了获得更大的抓力，我们需要不断增强自己智力和经济实力。
对中国政府的相扑战略（以牙还牙）几乎是徒劳无功。我这样说不是从道德的角度，而是基于我们在力量和资源上和对手的差距。诉诸暴力等于自杀，并给极端民族主义中国军队最好的借口，屠杀藏人。
我的一位中国朋友提到，中国政府甚至愿意让藏人杀死几千名解放军官兵，以此证明他们实施了正义的“报应”。他还表示，与中国政府目前的军事现代化的计划（减少人数并侧重于技术）相应，任何暴力只会适合他们的整体军事战略。
由于中国的大小，以及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上的实力，排斥中国在经济/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努力，我们将很快耗尽有限的资源，中国可以很容易地花更多的钱，想更多的招数来击败我们。如果我们卷入一场无用的战斗，既不可能取胜，也不值得；我们能够不上钩已经是足够幸运的了。引用孙子的话， “知可以战与不可战者胜。 ”只有合理分配我们的资源，选择的我们有竞争力的战场，我们才能一“战” 。
我请读者分享，这一战略是否得当，考虑是否周全，战术行动是否适当。 更多关于柔道战略和孙子兵法的信息，可以从因特网上获得。
一个案例
2008年3月后，中国政府一些部门巧妙地在国内打起了种族牌。他们将藏人示威描绘成为汉人和藏人之间的斗争（而不是政治，宗教和经济权利）。由于缺乏新闻自由，这一策略将中国的民族主义提高到沸点。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或明或暗地支持政府的暴力镇压西藏人。只有少数几个勇敢的中国人试图澄清情况，因为他们从自己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知道中国政府有多诚实。
而在国际上，中国政府把局面扭转过来：他们并未维护他们的西藏政策，而是指责流亡社区煽动示威。我的一位中国朋友提到，他觉得我们藏人上了钩。他认为，我们在中国的指控面前更趋向防御。相反，他认为我们应该保持进攻态势，当媒体都集中在西藏时，我们应该质疑中国政府，让他们回答具体问题，如班禅喇嘛的情况，政府支持的定居项目，藏人的经济边缘化和缺乏宗教/政治自由等等。
我们领导层一个及时和战略性的回应是质疑中国，对示威的原因进行独立调查。当然，中国不回应这一质疑，而是继续保持攻势，提出进一步的指控，例如指责西藏青年大会是一个恐怖组织。
谁也不是事后诸葛亮。有句俗话说，如果有人骗你一次，他是个骗子；如果有人骗你两次，你是个傻子。目前，西藏问题相对平静，媒体关注减少。我们个人和组织应该推演各种不同局面。这样，当世界媒体再次集中在西藏时，我们已经做好了进攻准备。
一个建议
我国政府的薄弱点是腐败。正如他们打种族牌，推动中国人民盲目支持他们反对藏人，我们可以专注于腐败。面对这个共同的敌人（腐败），我们就这能够与中国人民甚至一些部门的政府官员甚至组成统一战线。我相信，这将比象民主这样的共同事业更有力。
腐败在中国盛行。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反腐败。直至今天，和我的中国朋友谈话，他们绝大多数对腐败问题非常愤怒，无论是在经济，政治和环境领域。
中国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富裕，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专制政权，少数人拥有的大部分的权力和财富。我相信，在现实中，腐败是很多藏人和中国人痛苦的原因。它是阻止西藏和中国的真正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揭露腐败将建立的反对它的愤怒力量，并要求政府的透明度。我相信这种压力将不断提升，迫使中国政府澄清许多问题，包括西藏的过去的历史和我们当前的情况。随着这些澄清，我相信会给藏人的事业带来自然而然的支持；这与白人支持公民权利和对殖民主义的愤怒并无二致。我相信最终，历史已经表明，人类离不开他们的良心。
谈判现状
以下是2009年3月31日格桑嘉坚赞先生向欧洲议会的发言。 （从网上复制–译者）
“双方之间的差异，对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也有着相当程度的冲击。为了双方对于现实状况能够有共识，所以2007年时我们建议，让我们有机会送进一个研究小组，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看看实际的情况。……此外，2002年4月18日当双方开始接触，我们曾写信给当时的江泽民主席，说明除了对话之外，我们的任务是实践达赖喇嘛尊者与中国领导人面对面的会晤。……达赖喇嘛尊者也曾公开表示，他希望能够在2006年访华，进行朝圣之旅。
… …
“对于我们所提出的建议和提案，没有一件是中方接受的，让我们深感失望。中方对于我们建立互信互重的建议，亦不曾有过任何善意的响应；或是提出自己的建议与提案，以致于没有任何的进展。这种单向的会谈自2002年开始以来，中方一直是采取不承认、不对等的立场，也没有任何的承诺、让步和妥协。虽然直至今日，他们仍信口旦旦的说，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是时至今日，他们一直实行着拖延战术，避免有任何的进展、决议和承诺。中国政体的缺乏政治诚意，清楚地在上一轮，去年11月的会谈中明显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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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第七轮的谈判中，中方明确欢迎，达赖喇嘛尊者对于西藏的稳定与发展给予建议，并强调他们希望听到与了解我们所寻求的自治形态。因此，2008年10月31日，我们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我们的《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
… …
“不幸的是，中方断然拒绝我们《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全文所详述的基本需求。在一项我们所讨论的点上，中国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指出：‘即使你们备忘录的标题，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我们说了多少次了，达赖喇嘛没有权利谈论西藏的情况，或代表西藏人民？’当我们问他为什么把我们提出自主权的观点摆在首位，他的回答是：‘这是一个测试，看看你们对于中央政府立场和政策有多少的了解与认知。但是你们未能通过测试，所以只好草草收场。’”
分析
为完成任何交易，无论是购买家具，买房子或形成伙伴关系，双方需要（一）能力和（二）意愿。
格桑拉的声明反映，中国政府缺乏与藏人达成一项协议的意愿。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表明他们有这个能力。
人类心理学告诉我们，在缺乏意愿的情况下，试图迫使出售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适得其反。
如何创造意愿？
为了创造意愿，我们必须遵守通用的销售策略。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包括，表现出绝望，给出了太多的信息，对没有兴趣一方时作报告，提出我们的最低报价，宣传我们愿意妥协（不给对方发言提供激励，他们将等待更低的报价）和对进程无法控制。
相对的，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包括，推销价值（不妥协），多听少说，裁剪我们的信息，倾听字里行间（而不是只言片语） ，（在提供信息之前）先获取信息 ，专注于我们的目标（不是不想干的事） ，不要情绪化，指定唯一的合格媒体发言人（否则，我们将互相矛盾） 。
在我们等待时，西藏流亡政府应集中努力，加强国内外藏人的智力和经济力量。此外，他们应继续代表在西藏的藏人发声，提请全世界注意中国的不文明行为，游说国际社会的支持（但不试图迫使中国谈判），并为最终谈判努力准备。
政治组织/支援组织应继续将重点放在攻击中国的品牌形象。只要我们不断提醒中国强权造成的不公正，他们就无法享受自己的成功。
外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应不断地表达自己对中国西藏政策的不满，对西藏流亡政府/国际支援组织提供支持。
华人社区应发挥领导作用，敦促中国政府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和我们的领导正在进行出色的工作，深入到华人中间，解释我们的形势。我们必须清楚地向中国人民解释，解决西藏问题不仅依靠中国人民的善意，也是中国的自身利益所在。
我们必须在这里指出，中国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驱动的国家。在这方面的证据是，大多数的中国企业的业主是中共领导人的子女。这不是好的或坏的事情，这只是一个现实。如果我们把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驱动的政权而战，我们的对手不存在。
我有一些中国朋友，他们了解一些中国政坛的内部生态。正如美国政府内部有许多权力斗争一样，中国也没有太大的不同。那些象赵紫阳先生一样的理想主义者已经淡出，掌权的只有一些“实用主义者”。这些人不会冒险威胁他们自己的权力或家庭成员。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除非解决西藏问题反映中国人的的利益，没有政治家愿意承担任何个人风险。
最终通过这种多管齐下的办法，并多些耐心，最有可能在中国的领导层，创造解决西藏问题的意愿。
条件/意愿测试
为了测试中国的意愿，我们应该给任何未来的对话设一个先决条件。这项条件应该合理，易于理解且有利于达成最终协议。一个这样的条件可以是一个独立的调查，调查是否中国宪法中确定的各项政治，经济，教育和宗教政策/权利，是否真正给予了藏人。
作为背景，1982年12月4日第5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该宪法的一个关键设计师是邓小平先生。邓先生与中国的领导人努力工作，完成了这部宪法。在毛时代，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民不必要的死亡；这部宪法使得如此灾难性的政策不再重演。
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和示威自由。此外，2004年3月14号通过了保障人权的宪法修正案。像所有的国家，中国在实践宪法中做了许多好的事情的，也犯了许多错误。因此，一个独立的评估将使其受益。欲了解更多的宪法背景，我建议读者分析了《真正自治的备忘录》和《一个藏族革命者：平措汪杰的政治生活》第25章。
邓小平先生曾经说：“除了西藏独立，什么都可以谈。”我们的领导层将此意见作为目前的谈判的出发点。中国直到最近还没有贬低这种说法，但最近却强烈否认这些话。现在，质疑中国，以评估藏人是否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他们应该无法拒绝。此外，这是邓小平本人推崇的宪法，所以我们应该利用中国最高领导人来对付他们。
准备，立场/利益和条款说明书
在谈判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应涉及的问题包括，理解问题；讨论、确定我们非常重要的项目；考虑对我们不重要，可以讨价还价的项目；标明对手认为对我们很重要但实际上的次要项目；最后，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推演他们会如何准备。当我们等待中国表明他们的谈判意愿之时，我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来进行准备工作。
除了有关西藏未来的独立或中国的一个真正的自治区这样的根本性的问题，审慎的做法是，把相关的利益问题量化，以此产生善意，信任和基础。
在谈判中，明智的一方往往区分立场与利益。迄今为止进行的谈判中，我们的立场是，所有西藏三个省份应该置于单一的行政管理之下。这里的假设是，这已是保护西藏的文化的最好的机会。我注意到这一立场也许政治上正确和正当的。
中国的立场，反过来，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声称，这离要求西藏独立只有一步之遥，并害怕最终将导致中国的分裂。我个人认为，如果中国真的给予藏人的适当的尊重，藏人会更倾向于是中国的一部分；正如东欧国家想成为欧盟的一部分一样，二者没有太大的不同。
将来，如果中国表明其意愿，双方继续坚持目前的立场；这对双们各自的支持者而言是政治上正确的，但却有可能没有任何突破。
相反，我相信最初的谈判应该集中于我们各自的利益。现实情况是藏人和中国人民对于他们各自的利益，有着不同的优先级。 为了进一步澄清这个概念，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共同的故事，这个故事经常被用在谈判课程中。
两个厨师争夺一个橙子，来准备各自的菜肴。双方的立场是他们想要这个橙子以完成其菜肴。如所有“文明”的人一样，双方都做出妥协，把橙子一分为二。一位厨师挤压橙汁做酱汁，但还不够；另一位剥了一半橙皮，研磨后用来做蛋糕，但也不够。如果双方谈论他们对橙子感兴趣的部分，而不是他们的立场，他们可以达成一个更有利的协议，一方得到橙皮，另一方得到橙肉。
同样，在中藏双方声明他们各自的立场之前，他们有很多可能感兴趣的领域，值得讨论。我认为主要有：（一）教育（如设立学校/学院和培训计划，以协助藏人适应现代经济）;（二）经济学（如划分给地方当局的税收收入百分比，当地领导人制定按照本地需求制定经济政策的能力，下放更多的权力以使西藏地方官员能够决策政府资金，藏人在关键的管理职位的配额，设立了一个社会投资基金）;（三）文化问题（寺院机构研究/实践宗教的自由，对西藏手工艺品项目减税和在媒体上尊重达赖喇嘛）;（四）政治问题（村一级的选举和赋予藏人真正的政治权力）; 和（五）环境（如建立自然公园，保护土地/水/空气的环保政策和提高区域内公众的环保意识的工作） 。
在商业上，这种各自的兴趣组成我们称之为条款说明书的表格。一旦确定关键条款，我们能够将其法制化为文档，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内执行。随着严格的时间表制定后，我们应在规定期限后，举行类似魁北克的全民公投；所有三个省份的有资格的藏人应该被允许参加投票。全民公投的条款可能包括：（一）西藏三省是否应联合、和（ ii ）西藏是否独立。
我理解许多建议在这里可能令人倒胃口。然而，我认为这反映目前的形势中，我们自己的长处、弱点、威胁和机会，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
最后我相信，一旦双方都表明他们的能力和意愿，整个问题都可以在一年之内结束。否则，历经无数世代，我们将仍然停留在同一页上，伤害藏人和中国人民。
结论
身为一个佛教徒，推荐现代的谈判策略有时有点令人尴尬，因为表面上他们与佛教的价值观相矛盾。有时候我不禁想疑惑，我们的领导人这个政治经济世界中运作，一定非常困难；它更象是一盘棋，而不是为了一个服务他人的目标所驱动。对于在佛教价值中成长的人，不难向我们领导人强调这一点，特别是那些受过比丘戒的人。然而，我认为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了解游戏和遵守游戏的现有规则（如果不能改变它），这是符合佛教原则的。谁是这些武装主席批评我认为应该三思而后行，特别是在判断是否有人利用我们的领导的努力，可能不会出现，以满足佛教原则。我们领导层的有些努力表面上看起来不符合佛教原则，我建议，在做出评判之前，那些抱着书生之见的人应当三思。
首先，我们更大的动机是合理的，因为它最终利益他人。其次，我认为，这属于世俗谛。据龙树菩萨在《中观论》中所说，“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深佛法，不知真实义。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磐。”据我了解，我们的老师认为，世俗谛虽然没有表现现实的真正性质，我们理解它仍然是很关键的。
在达赖喇嘛一次传法中，他建议将世俗谛看作一位狡猾和欺骗的邻居。他认为，因为我们要和人打交道，知道他人可能欺骗，能够保护自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我们不被我们的邻居的欺骗所愚弄，我们将是安全的。
最后，我认为也不能保证采纳这些谈判的概念将一定能管用。然而，我认为注重结果，并采纳这些已验证的技术能提供更大的成功机会。这符合西藏、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最佳利益。
作者是国际雷鸟国际管理学院的MBA毕业生（BGS荣誉会员），在纽约城投资银行领域工作。Tsewang是自由西藏国际学联的创始董事，第一个正 式加入美国军队的藏人，2007-2008年间担任纽约藏人社区中心项目的执行董事。他的电邮是densang123@yahoo.com。
Disclaimer: the author Tsewang Namgyal has provided authorization to translate it but has not verified the translation since he is not literate in Chinese.
Written by davidpeng
An Anachronist’s Life
转自：《民间藏事》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败。
—–孙子
引言
西藏流亡政府（TGIE）已经做了许多正确的事情，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以与中国政府达成一项公正的协议。他们坚持非暴力，侧重于藏族教育发展，支持藏人的专业成长，游说国际社会利用其影响鼓励中国遵守国际法，与中国人民对话，民主化我们的流亡社区等等。我们的谈判代表，洛第嘉日，格桑嘉坚赞先生和他们的团队，他们的努力值得我们特别赞扬。
指责中国并赞扬我们的善意对于突破目前的僵局无济于事，就像一只苍蝇试图进入一个封闭的窗口一样。 依赖希望根本算不上什么战略。我注意到我们的领导层正在考虑替代路径。 我们知道，因为无法和中国政府取得任何实际进展，我们于2008年11月在达兰萨拉召开了特别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不少建议。在此基础上我想强调一段话，反映了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西藏人民的感情。由于缺乏新闻自由，我们无法充分理解在西藏的藏人的实际愿望，但我们已经尽了力。
“ 根据内外藏收到的对这一特别大会的建议，经过代表们坦诚的讨论，关于未来的西藏政策，我们一致决定根据不同时间的具体情况，继续接受达赖喇嘛的指导。大多数人同意继续中间道路的政策。此外，着眼于中国政府以往的行为，如果在不久的将来还没有结果，我们同样表示出强烈的意愿，停止派遣特使，追求完全独立或民族自决。”
考虑会议的结果和我们的谈判努力，我有我的想法，并着重分析制定一个全面的战略和谈判策略，以实现我们的目标。
由于我没有参与到实际的内部讨论，也没有把握充分的情况，我的想法可能有许多缺陷。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藏人，我曾经在西藏/中国和印度的难民社区生活/旅行，在金融部门工作过，在军队服过役，在人权/发展活动中担任志愿者和领导，这些经历使我对目前的局势有一些深入的了解。 之所以在公共论坛分享我的想法，是为了邀请其他人批评我，以便能够提供最佳的分析，给我们的领导人审议。
策略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排名第一） ，政治强国（其中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军事强国（ 排名第三）和经济大国（基于购买力平价排名第二）。
基于这一现实情况，我们西藏人取得成功的唯一方法是柔道战略。 这一战略涉及到，利用竞争对手的力量，转变为自己的优势。此外，一个相对较小的力量保持进攻态势，但不是针锋相对地做出反应。 我相信，如果我们谈判的策略结合这一柔道战略，将会带来至关重要的突破。
对于任何长期可持续性的协议，其关键点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
作为柔道策略，我们的重点应当是中国政府的薄弱环节。 我们可以想像，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得到最好的抓力把我们的对手摔倒。 继续这一比喻，为了获得更大的抓力，我们需要不断增强自己智力和经济实力。
对中国政府的相扑战略（以牙还牙）几乎是徒劳无功。我这样说不是从道德的角度，而是基于我们在力量和资源上和对手的差距。诉诸暴力等于自杀，并给极端民族主义中国军队最好的借口，屠杀藏人。
我的一位中国朋友提到，中国政府甚至愿意让藏人杀死几千名解放军官兵，以此证明他们实施了正义的“报应”。他还表示，与中国政府目前的军事现代化的计划（减少人数并侧重于技术）相应，任何暴力只会适合他们的整体军事战略。
由于中国的大小，以及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上的实力，排斥中国在经济/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努力，我们将很快耗尽有限的资源，中国可以很容易地花更多的钱，想更多的招数来击败我们。如果我们卷入一场无用的战斗，既不可能取胜，也不值得；我们能够不上钩已经是足够幸运的了。引用孙子的话， “知可以战与不可战者胜。 ”只有合理分配我们的资源，选择的我们有竞争力的战场，我们才能一“战” 。
我请读者分享，这一战略是否得当，考虑是否周全，战术行动是否适当。 更多关于柔道战略和孙子兵法的信息，可以从因特网上获得。
一个案例
2008年3月后，中国政府一些部门巧妙地在国内打起了种族牌。他们将藏人示威描绘成为汉人和藏人之间的斗争（而不是政治，宗教和经济权利）。由于缺乏新闻自由，这一策略将中国的民族主义提高到沸点。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或明或暗地支持政府的暴力镇压西藏人。只有少数几个勇敢的中国人试图澄清情况，因为他们从自己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知道中国政府有多诚实。
而在国际上，中国政府把局面扭转过来：他们并未维护他们的西藏政策，而是指责流亡社区煽动示威。我的一位中国朋友提到，他觉得我们藏人上了钩。他认为，我们在中国的指控面前更趋向防御。相反，他认为我们应该保持进攻态势，当媒体都集中在西藏时，我们应该质疑中国政府，让他们回答具体问题，如班禅喇嘛的情况，政府支持的定居项目，藏人的经济边缘化和缺乏宗教/政治自由等等。
我们领导层一个及时和战略性的回应是质疑中国，对示威的原因进行独立调查。当然，中国不回应这一质疑，而是继续保持攻势，提出进一步的指控，例如指责西藏青年大会是一个恐怖组织。
谁也不是事后诸葛亮。有句俗话说，如果有人骗你一次，他是个骗子；如果有人骗你两次，你是个傻子。目前，西藏问题相对平静，媒体关注减少。我们个人和组织应该推演各种不同局面。这样，当世界媒体再次集中在西藏时，我们已经做好了进攻准备。
一个建议
我国政府的薄弱点是腐败。正如他们打种族牌，推动中国人民盲目支持他们反对藏人，我们可以专注于腐败。面对这个共同的敌人（腐败），我们就这能够与中国人民甚至一些部门的政府官员甚至组成统一战线。我相信，这将比象民主这样的共同事业更有力。
腐败在中国盛行。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反腐败。直至今天，和我的中国朋友谈话，他们绝大多数对腐败问题非常愤怒，无论是在经济，政治和环境领域。
中国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富裕，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专制政权，少数人拥有的大部分的权力和财富。我相信，在现实中，腐败是很多藏人和中国人痛苦的原因。它是阻止西藏和中国的真正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揭露腐败将建立的反对它的愤怒力量，并要求政府的透明度。我相信这种压力将不断提升，迫使中国政府澄清许多问题，包括西藏的过去的历史和我们当前的情况。随着这些澄清，我相信会给藏人的事业带来自然而然的支持；这与白人支持公民权利和对殖民主义的愤怒并无二致。我相信最终，历史已经表明，人类离不开他们的良心。
谈判现状
以下是2009年3月31日格桑嘉坚赞先生向欧洲议会的发言。 （从网上复制–译者）
“双方之间的差异，对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也有着相当程度的冲击。为了双方对于现实状况能够有共识，所以2007年时我们建议，让我们有机会送进一个研究小组，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看看实际的情况。……此外，2002年4月18日当双方开始接触，我们曾写信给当时的江泽民主席，说明除了对话之外，我们的任务是实践达赖喇嘛尊者与中国领导人面对面的会晤。……达赖喇嘛尊者也曾公开表示，他希望能够在2006年访华，进行朝圣之旅。
… …
“对于我们所提出的建议和提案，没有一件是中方接受的，让我们深感失望。中方对于我们建立互信互重的建议，亦不曾有过任何善意的响应；或是提出自己的建议与提案，以致于没有任何的进展。这种单向的会谈自2002年开始以来，中方一直是采取不承认、不对等的立场，也没有任何的承诺、让步和妥协。虽然直至今日，他们仍信口旦旦的说，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是时至今日，他们一直实行着拖延战术，避免有任何的进展、决议和承诺。中国政体的缺乏政治诚意，清楚地在上一轮，去年11月的会谈中明显的呈现。
… …
“去年7月第七轮的谈判中，中方明确欢迎，达赖喇嘛尊者对于西藏的稳定与发展给予建议，并强调他们希望听到与了解我们所寻求的自治形态。因此，2008年10月31日，我们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我们的《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
… …
“不幸的是，中方断然拒绝我们《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全文所详述的基本需求。在一项我们所讨论的点上，中国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指出：‘即使你们备忘录的标题，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我们说了多少次了，达赖喇嘛没有权利谈论西藏的情况，或代表西藏人民？’当我们问他为什么把我们提出自主权的观点摆在首位，他的回答是：‘这是一个测试，看看你们对于中央政府立场和政策有多少的了解与认知。但是你们未能通过测试，所以只好草草收场。’”
分析
为完成任何交易，无论是购买家具，买房子或形成伙伴关系，双方需要（一）能力和（二）意愿。
格桑拉的声明反映，中国政府缺乏与藏人达成一项协议的意愿。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表明他们有这个能力。
人类心理学告诉我们，在缺乏意愿的情况下，试图迫使出售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适得其反。
如何创造意愿？
为了创造意愿，我们必须遵守通用的销售策略。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包括，表现出绝望，给出了太多的信息，对没有兴趣一方时作报告，提出我们的最低报价，宣传我们愿意妥协（不给对方发言提供激励，他们将等待更低的报价）和对进程无法控制。
相对的，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包括，推销价值（不妥协），多听少说，裁剪我们的信息，倾听字里行间（而不是只言片语） ，（在提供信息之前）先获取信息 ，专注于我们的目标（不是不想干的事） ，不要情绪化，指定唯一的合格媒体发言人（否则，我们将互相矛盾） 。
在我们等待时，西藏流亡政府应集中努力，加强国内外藏人的智力和经济力量。此外，他们应继续代表在西藏的藏人发声，提请全世界注意中国的不文明行为，游说国际社会的支持（但不试图迫使中国谈判），并为最终谈判努力准备。
政治组织/支援组织应继续将重点放在攻击中国的品牌形象。只要我们不断提醒中国强权造成的不公正，他们就无法享受自己的成功。
外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应不断地表达自己对中国西藏政策的不满，对西藏流亡政府/国际支援组织提供支持。
华人社区应发挥领导作用，敦促中国政府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和我们的领导正在进行出色的工作，深入到华人中间，解释我们的形势。我们必须清楚地向中国人民解释，解决西藏问题不仅依靠中国人民的善意，也是中国的自身利益所在。
我们必须在这里指出，中国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驱动的国家。在这方面的证据是，大多数的中国企业的业主是中共领导人的子女。这不是好的或坏的事情，这只是一个现实。如果我们把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驱动的政权而战，我们的对手不存在。
我有一些中国朋友，他们了解一些中国政坛的内部生态。正如美国政府内部有许多权力斗争一样，中国也没有太大的不同。那些象赵紫阳先生一样的理想主义者已经淡出，掌权的只有一些“实用主义者”。这些人不会冒险威胁他们自己的权力或家庭成员。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除非解决西藏问题反映中国人的的利益，没有政治家愿意承担任何个人风险。
最终通过这种多管齐下的办法，并多些耐心，最有可能在中国的领导层，创造解决西藏问题的意愿。
条件/意愿测试
为了测试中国的意愿，我们应该给任何未来的对话设一个先决条件。这项条件应该合理，易于理解且有利于达成最终协议。一个这样的条件可以是一个独立的调查，调查是否中国宪法中确定的各项政治，经济，教育和宗教政策/权利，是否真正给予了藏人。
作为背景，1982年12月4日第5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该宪法的一个关键设计师是邓小平先生。邓先生与中国的领导人努力工作，完成了这部宪法。在毛时代，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民不必要的死亡；这部宪法使得如此灾难性的政策不再重演。
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和示威自由。此外，2004年3月14号通过了保障人权的宪法修正案。像所有的国家，中国在实践宪法中做了许多好的事情的，也犯了许多错误。因此，一个独立的评估将使其受益。欲了解更多的宪法背景，我建议读者分析了《真正自治的备忘录》和《一个藏族革命者：平措汪杰的政治生活》第25章。
邓小平先生曾经说：“除了西藏独立，什么都可以谈。”我们的领导层将此意见作为目前的谈判的出发点。中国直到最近还没有贬低这种说法，但最近却强烈否认这些话。现在，质疑中国，以评估藏人是否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他们应该无法拒绝。此外，这是邓小平本人推崇的宪法，所以我们应该利用中国最高领导人来对付他们。
准备，立场/利益和条款说明书
在谈判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应涉及的问题包括，理解问题；讨论、确定我们非常重要的项目；考虑对我们不重要，可以讨价还价的项目；标明对手认为对我们很重要但实际上的次要项目；最后，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推演他们会如何准备。当我们等待中国表明他们的谈判意愿之时，我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来进行准备工作。
除了有关西藏未来的独立或中国的一个真正的自治区这样的根本性的问题，审慎的做法是，把相关的利益问题量化，以此产生善意，信任和基础。
在谈判中，明智的一方往往区分立场与利益。迄今为止进行的谈判中，我们的立场是，所有西藏三个省份应该置于单一的行政管理之下。这里的假设是，这已是保护西藏的文化的最好的机会。我注意到这一立场也许政治上正确和正当的。
中国的立场，反过来，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声称，这离要求西藏独立只有一步之遥，并害怕最终将导致中国的分裂。我个人认为，如果中国真的给予藏人的适当的尊重，藏人会更倾向于是中国的一部分；正如东欧国家想成为欧盟的一部分一样，二者没有太大的不同。
将来，如果中国表明其意愿，双方继续坚持目前的立场；这对双们各自的支持者而言是政治上正确的，但却有可能没有任何突破。
相反，我相信最初的谈判应该集中于我们各自的利益。现实情况是藏人和中国人民对于他们各自的利益，有着不同的优先级。 为了进一步澄清这个概念，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共同的故事，这个故事经常被用在谈判课程中。
两个厨师争夺一个橙子，来准备各自的菜肴。双方的立场是他们想要这个橙子以完成其菜肴。如所有“文明”的人一样，双方都做出妥协，把橙子一分为二。一位厨师挤压橙汁做酱汁，但还不够；另一位剥了一半橙皮，研磨后用来做蛋糕，但也不够。如果双方谈论他们对橙子感兴趣的部分，而不是他们的立场，他们可以达成一个更有利的协议，一方得到橙皮，另一方得到橙肉。
同样，在中藏双方声明他们各自的立场之前，他们有很多可能感兴趣的领域，值得讨论。我认为主要有：（一）教育（如设立学校/学院和培训计划，以协助藏人适应现代经济）;（二）经济学（如划分给地方当局的税收收入百分比，当地领导人制定按照本地需求制定经济政策的能力，下放更多的权力以使西藏地方官员能够决策政府资金，藏人在关键的管理职位的配额，设立了一个社会投资基金）;（三）文化问题（寺院机构研究/实践宗教的自由，对西藏手工艺品项目减税和在媒体上尊重达赖喇嘛）;（四）政治问题（村一级的选举和赋予藏人真正的政治权力）; 和（五）环境（如建立自然公园，保护土地/水/空气的环保政策和提高区域内公众的环保意识的工作） 。
在商业上，这种各自的兴趣组成我们称之为条款说明书的表格。一旦确定关键条款，我们能够将其法制化为文档，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内执行。随着严格的时间表制定后，我们应在规定期限后，举行类似魁北克的全民公投；所有三个省份的有资格的藏人应该被允许参加投票。全民公投的条款可能包括：（一）西藏三省是否应联合、和（ ii ）西藏是否独立。
我理解许多建议在这里可能令人倒胃口。然而，我认为这反映目前的形势中，我们自己的长处、弱点、威胁和机会，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
最后我相信，一旦双方都表明他们的能力和意愿，整个问题都可以在一年之内结束。否则，历经无数世代，我们将仍然停留在同一页上，伤害藏人和中国人民。
结论
身为一个佛教徒，推荐现代的谈判策略有时有点令人尴尬，因为表面上他们与佛教的价值观相矛盾。有时候我不禁想疑惑，我们的领导人这个政治经济世界中运作，一定非常困难；它更象是一盘棋，而不是为了一个服务他人的目标所驱动。对于在佛教价值中成长的人，不难向我们领导人强调这一点，特别是那些受过比丘戒的人。然而，我认为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了解游戏和遵守游戏的现有规则（如果不能改变它），这是符合佛教原则的。谁是这些武装主席批评我认为应该三思而后行，特别是在判断是否有人利用我们的领导的努力，可能不会出现，以满足佛教原则。我们领导层的有些努力表面上看起来不符合佛教原则，我建议，在做出评判之前，那些抱着书生之见的人应当三思。
首先，我们更大的动机是合理的，因为它最终利益他人。其次，我认为，这属于世俗谛。据龙树菩萨在《中观论》中所说，“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深佛法，不知真实义。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磐。”据我了解，我们的老师认为，世俗谛虽然没有表现现实的真正性质，我们理解它仍然是很关键的。
在达赖喇嘛一次传法中，他建议将世俗谛看作一位狡猾和欺骗的邻居。他认为，因为我们要和人打交道，知道他人可能欺骗，能够保护自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我们不被我们的邻居的欺骗所愚弄，我们将是安全的。
最后，我认为也不能保证采纳这些谈判的概念将一定能管用。然而，我认为注重结果，并采纳这些已验证的技术能提供更大的成功机会。这符合西藏、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最佳利益。
作者是国际雷鸟国际管理学院的MBA毕业生（BGS荣誉会员），在纽约城投资银行领域工作。Tsewang是自由西藏国际学联的创始董事，第一个正 式加入美国军队的藏人，2007-2008年间担任纽约藏人社区中心项目的执行董事。他的电邮是densang123@yahoo.com。
Disclaimer: the author Tsewang Namgyal has provided authorization to translate it but has not verified the translation since he is not literate in Chinese.
Written by davidpeng
An Anachronist’s Life
转自：《民间藏事》
2009年6月24日星期三
强烈抗议北京当局逮捕刘晓波先生的声明
独立中文笔会
独立中文笔会惊悉，北京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正式逮捕本会理事和前会长、著名作家刘晓波博士，本会对当局这种无视国内外舆论而变本加厉推行以言论罪的行径极为愤慨，为此再次提出强烈抗议。
新华社在6月24日电讯称：据公安机关侦查掌握，近年来，刘晓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晓波立案侦查，2009年6月23日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经初步审查，刘晓波已对公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悉，刘晓波博士的妻子刘霞也于今日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逮捕刘晓波的通知书。
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博士主要因为起草和发起《08宪章》被警方从家中带走，此后一直下落不明。北京当局在没有告知任何涉嫌罪名的情况下，违法将其“监视居住”在不明地点直至目前通知正式逮捕。
刘晓波博士作为一名秉持独立思想和践行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在过去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通过自己的著述不断呼吁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并因此多次失去人身自由。《08宪章》作为一份凝聚了各阶层希冀国家实行政治民主化变革共识的文本，其温和、理性和建设性已在海内外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赞同。刘晓波博士的个人命运也因此日益受到更多的关注，他的自由与否已经成为检验北京当局是否刻意和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对着干的重要标志。
独立中文笔会强烈要求北京当局遵守中国宪法和早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博士。
转自：http://www.observechina.net
独立中文笔会惊悉，北京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正式逮捕本会理事和前会长、著名作家刘晓波博士，本会对当局这种无视国内外舆论而变本加厉推行以言论罪的行径极为愤慨，为此再次提出强烈抗议。
新华社在6月24日电讯称：据公安机关侦查掌握，近年来，刘晓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晓波立案侦查，2009年6月23日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经初步审查，刘晓波已对公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悉，刘晓波博士的妻子刘霞也于今日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逮捕刘晓波的通知书。
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博士主要因为起草和发起《08宪章》被警方从家中带走，此后一直下落不明。北京当局在没有告知任何涉嫌罪名的情况下，违法将其“监视居住”在不明地点直至目前通知正式逮捕。
刘晓波博士作为一名秉持独立思想和践行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在过去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通过自己的著述不断呼吁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并因此多次失去人身自由。《08宪章》作为一份凝聚了各阶层希冀国家实行政治民主化变革共识的文本，其温和、理性和建设性已在海内外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赞同。刘晓波博士的个人命运也因此日益受到更多的关注，他的自由与否已经成为检验北京当局是否刻意和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对着干的重要标志。
独立中文笔会强烈要求北京当局遵守中国宪法和早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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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22日星期一
达赖喇嘛：藏人要欢迎民主的制度
作者：RFA
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六发表讲话，呼吁藏人融入世界潮流，拥戴民主制度和民选领导人。
73 岁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达赖喇嘛在讲话中表示，在过去的四五百年中，达赖喇嘛一直是藏人的精神领袖。不过，当今世界民主是最好的制度。如果将所有重任都放在达赖喇嘛一个人身上，那是危险的，应该由民选的政治领袖来领导藏人。据悉，达赖喇嘛身后的继承人问题目前逐渐受到关注，中国官方坚持按照传统的方式选择新的达赖喇嘛并由北京审定。而达赖喇嘛认为，他的继承者可以在中国境外选定，此外，藏人可以用投票的办法来决定是否继续采取选择达赖喇嘛的传统。
—— 原载: RFA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June 21, 2009
2009年6月21日星期日
达赖喇嘛尊者的特使说：中共统战部朱副部长的言行犹如疯子
达赖喇嘛尊者的特使——嘉日落珠坚参
【挪威西藏之声6月19日专访报导】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近日再次否决达赖喇嘛尊者特使团于去年11月份递交的《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并指责达赖喇嘛尊者在说谎，对此问题，尊者特使嘉日洛珠坚参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的言行犹如疯子。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驻美国特使嘉日洛珠坚参于昨天（18日）就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有关西藏问题的言论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表示，（录音）他看了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就西藏问题言论的有关报道，其实没什么新意，包括朱维群部长在内的很多中国领导人都在胡扯。
嘉日洛珠坚参表示，（配音）“我过去也提过，其实我们之间在过去五、六年时间里进行多次会面，双方的观点与立场不合是另一个问题，但总是认为他（朱维群）是一个的合格的人，从去年第八轮藏中会谈进行后，其言行犹如疯子一样，我这不是在蔑视他，为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目的，大肆歪曲和造假事实真相，对此根本不足为奇。”
嘉日洛珠坚参还表示，在藏中问题上，正义就在西藏方面，因此，正义就像太阳一样，不可能被双手遮住。
嘉日洛珠坚参特使在朱维群部长就双方的接谈是由达赖喇嘛方面中断之言论上向本台表示，（配音）“我们从来没说过中国政府中断了双方接谈，朱维群说第八轮藏中会谈时达赖喇嘛特使方面宣布不再接谈，这一言论不大属实，因为当时特使团方面按照中国政府在第七轮藏中会谈时所提出的要求，向中方递交了有关西藏实现自治的书面建议，但遭到了中共代表的随意否决，所以，我当时的确没有向中方提及下一轮或第9轮藏中会谈的相关事情，但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或西藏流亡政府、达赖喇嘛特使团方面从来没说过要中断双方接谈，更没说过中国政府方面中断了双方的接谈。”
嘉日洛珠坚参继续表示，有些人误认为达赖喇嘛特使向中国政府递交的自治建议，是提高了原有的自治诉求或者降低了谈判条件等，但是，他们向中方递交的自治建议，其实就是达赖喇嘛一贯提倡的藏中双利的自治建议，只是为了方便了解制定成书面文件而已。他说，（录音）有关涉及全体藏人的前途问题上，藏中和谈筹备小组根本没有任何决定权，其最终的决定权在于达赖喇嘛。
嘉日洛珠坚参最后表示，不管中共领导人怎样歪曲和造假西藏历史，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正确领导，西藏三区民众坚定不移的信念，全球各国政府和首脑，以及国际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对西藏问题的加大关注等趋势来看，他对解决西藏问题仍然持乐观的态度。
另外，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还表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是正确的，西藏人民内心向中国政府，并对西藏的未来充满信心。对此问题，西藏流亡政府台湾办事处代表、藏中和谈筹备小组成员达瓦次仁则反驳说，中共对西藏只有军队的控制和把握。他说：（录音）“这个问题，他（朱维群）说西藏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等等，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一种说法，到现在为止，虽然它们每过几年都说犯了很大很大错误，但每一次它又说这些错误的纠正都是共产党的恩德等等，所以说共产党从来都不会承认它们犯过什么错误，而且西藏人民是不是真的拥护它们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西藏的现状就会知道，就像他（朱维群）所说的对西藏未来有把握，这种把握是建立在西藏境内强大的那个军队和武警，靠着这种暴力来去所有所谓的把握，以及对人民的镇压，靠这样一种方式去维持或者说是延续的统治， 当然这种把握不是以现代的民主或现代的人权，以及以现代社会的观念来所说的把握，而指得是原来那种军事专制统治下的那种军队的控制和把握。”
朱维群还指责西藏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是达赖喇嘛或某些国外势力，对此达瓦次仁则表示，（录音）“中国共产党理论里面有一个叫内因决定外因，所以说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在西藏的统治或控制的这种压迫性，人民为什么会站出来反对？更主要的是就像我们以前看到，温家宝一字一句地向全世界宣布，他们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达赖喇嘛和境外势力，对此进行了什么煽动、策划和破坏，但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都公开声明，欢迎中国政府到印度来调查，也要求对他们的言论负责任地提供证据，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来证明境外的势力，不管是达赖喇嘛或西藏流亡政府，或者其他的势力参与了这些活动，所以，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虽然中国政府逮捕了几千名藏人，他们都是农牧民，所有这些行为都是由境内人民自发的跟境外的没有关系，当然中国政府为了推卸责任，一直都会强调，中国过去的所有的一些罪责都跟境外敌对势力或国际势力的破坏一样，中国政府把这些都推向这些势力一样，现在它也会这样做，这没有什么。”
2009年6月20日星期六
西藏流亡50週年紀念日致印度政府與人民的感謝函
達賴喇嘛尊者
座落於聖地印度北方喜馬拉雅山脈之上的西藏雪域，曾受本師釋迦牟尼佛加持並授記為佛法興盛的地區；為印度古老諸教派為主的內外道眾所瞻望的岡底斯山以及心靈之湖——瑪旁雍措湖的所在地；並且是流經印度、匯入大海的四大河川之源頭。由地勢上來說，被印度許多大德稱為「三十三天」的吐蕃西藏，像是印度的頂端。另從人類或地底下出土的文物來看，已有上萬年的歷史；然而在苯教典籍中則有比這個還早的史料記載。根據孟加拉學者般若洼瑪（Prajna Varma）的說法：在摩訶婆羅多戰爭（the Mahabharata War）時，南方的儒巴帝（Rupati）國王以及其臣民逃亡到雪域後，定居並世代繁衍。雪域第一位國王則出現於約西元前一百五十年，一位曼嘎達王子被放逐、流亡到西藏時，被西藏人民稱為聶赤贊普並擁立為王；從此，公認為西藏王朝世系的開始。所以，無論以源流或歷史來看，西藏與印度二者在地理、人種、王族等任何方面，關係都非常密切。
西元七、八世紀時，許多西藏小孩被送到印度學習。當時，仿照天承體字型，改良以往的祥雄瑪爾字體，進而創造出藏文字型；並參照梵文語法，著作藏文文法典籍。自此，西藏社會不僅逐漸繁榮興盛，而且佛教開始流傳。特別在西元八世紀時，有位孟加拉王子出家成為那爛陀無比的大學者——寂護大阿闍梨，蒞臨西藏並建立僧團。接著，來自印度西方的蓮花生大阿闍梨，令密續教法廣佈。隨後，寂護大阿闍梨的重要弟子（心子）蓮花戒阿闍梨入藏，整頓教派等等。由於他們的恩德，匯集了三乘和四部密續的佛陀教誡——三藏，及以龍樹、無著兩位開派大師為主的十七位大學者等、無數的印度賢哲所著作的經續等眾多典籍，皆被譯為藏文。那爛陀、維夸瑪希拉、沓喀希拉、歐丹它鋪日等大寺院的傳統——齊備無誤的佛陀教法，皆被廣大流傳到西藏。
西藏的大學者：薩迦五祖、馬爾巴、密勒日巴、塔波拉杰三師、種敦巴父子、宗喀巴大師父子、隆欽大師、閔林伏藏師、司徒‧卻吉窮乃大學者、珀東大學者、五世達賴喇嘛等諸多賢哲，皆是依據印度的佛教理論而著述。所以，現今能將印度的傳統正確完整保存者，除了西藏以外，已無其他任何的地區；不僅如此，甚至在印度，佛教亦已衰敗沒落。
以譯師源流而言，西元第七世紀時，吐彌‧桑布札大譯師譯有「觀音廿一部顯密經典」、《寶星陀羅尼經》、《十萬般若》等。《布敦佛教史》指出：從法藏、 拉隆朵杰至雷悲羅綴大譯師為止，西藏的譯師大學者共有一百九十二位，大阿闍梨有九十三位。實際上，印藏譯師、中國的桑希譯師、中國和尚摩訶衍、圓測、法戒等上百位譯師、以及大阿闍梨，將以梵文為主的各種印度文和中文等大量經論翻譯成藏文。彼等翻譯數量最多，品質最好，難有能與之相較的其他文字翻譯典籍；此乃西藏的語言和文法係參照梵文創造而來的緣故。
西藏雖然地勢高峻、路途艱難，卻有無數賢哲專為教法與學術，遠從印度而來；其中，如喀什米爾學者釋迦室利跋陀羅、念智稱班智達、阿底峽尊者等許多享譽聲名的大學者。不僅如此，西藏亦有上千位賢達前往印度學習，大部分學成即返回西藏；也有一些留在印度，成為受人尊重的知名大師，例如：扎米‧桑杰扎巴譯師曾在菩提迦耶擔任住持。後來，印度諸寺院遭受突厥軍隊破壞時，也曾有不少學者逃往西藏的例子。總之，印藏的教法、學術、文化的關係，彼此融合、無二無別。
已過世的摩饒吉得賽伊（Morarji Desai）給我的一封書信當中，曾說：「印藏兩地，就像同一棵菩提樹的兩根樹枝。」真是符合實情的比喻！依據上述的情況，我經常說：「印度是我們的師長，而我們是印度的學生。」這並不是虛情假意，而是自性的流露。自從印度佛教衰微之後，雖然在教法與學術上與西藏中斷交流，同時社會的聯繫似乎也隔絕了；但是，西藏到印度佛教聖地的朝聖者、以及印度來岡底斯山與瑪旁雍措湖等的朝聖者，依然絡繹不絕。直至一九五九年為止，兩地不需要執照、通行證等，即可自由往來和隨意居住。與西藏比鄰的地區，從拉達克（Ladakh）到阿魯納洽爾邦（Arunachal Pradesh）為止，邦嘎拉、烏它札.帕得夏、喜瑪洽爾、烏它札喀納達等地，不但邊界的貿易繼續維持，並且與邊境各小國於重點事項上訂定協議書；另外，從西藏到邊境的廣大地區，仍舊持續有常態性的弘化制度等。二十世紀時，佛學大師喳乎桑喀理椏央（Rahul Sankrityayan）曾三次進出西藏，帶回許多印度已遺失的梵文原版佛典，對於中興佛教起了莫大效用。
從政治角度來說，一九Ο四年英國的進軍以及停戰協定的簽署，一九一Ο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逃難到印度，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簽訂「希姆拉條約」，並規定每十年例行重新審議條約內容，其中包括：西藏與印度之間的貿易關係、經商道路、護衛隊進駐西藏、郵政與電信路線、於拉薩設立印度使節館等。於彼此關係深入發展之際，一九四七年三月，印度過渡政府邀請西藏使節出席「亞洲關係協商」。而印度獲得獨立後，以我和班禪仁波切為主的許多西藏高僧大德，受邀參加一九五六年本師釋迦牟尼佛圓寂二千五百周年紀念活動；當時為了讓所有與會藏人到各大佛教聖地朝聖，還給予火車票半價優惠等的許多幫助。我在印度的那段期間，不僅朝拜許多內外道的各大聖地，且在參訪印度諸多建設基地時，心有所感而生起新的觀點。特別是與許多印度的領導人碰面時，獲得極為受用的指點；尤其，現已過世的尼赫魯總理慈悲給予的親密指導，對藏人的要務具有長遠深廣之效益。當時，我選擇不留在印度尋求庇護，卻返回西藏；如今回顧，從政教二方面來看，都是正確無誤的決定。我回到西藏後，不僅完成格西學位等教法上的許多重要儀式；並且費心爭取，再次獲得與中國諸領導者接觸的協商機會。
眾所周知，在「十七條協議」之下，我和西藏地方政府致力於中藏和平共處，卻徒勞無功。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拉薩發生不得不舉行和平示威活動的緊急狀況；當時我也曾多方努力，設法消弭緊張，以期不要發生鎮壓行動，卻未成功。最後，在三月十七日夜晚，連同噶廈(西藏政府)以及重要官員，秘密前往藏南地區。那時雖曾再度設法與中國政府接觸作商討，但是從三月十九日夜晚起，中國開始在拉薩展開無限度的鎮壓，以至於在兩天當中，有兩萬多名無辜的藏人被殺戮、傷害、逮捕入獄等。由於情勢所迫，除了暫時前往印度避難，已別無他方；因此日以繼夜，終於在三月三十一日抵達邊界，抵達印度境內，解除了生命危難，並獲得自由生存的機會。那不僅是我一生當中最重要的一天，對西藏民族的歷史而言，也是重大的轉捩點。
中共無情的鎮壓遍及西藏整個地區；那一年，將近十萬名藏人經由門隅、不丹逃難到印度。當他們抵達時，印度立即在阿三姆省的米薩嬤立和編郭省的靶薩卓洼兩地準備暫時的居住營地，提供食物、衣服、臥具、醫療等所有援助設施。爾後，逐步依據各個僧尼的才能而給予經教學習，讓孩童接受教育，設置安養院安頓老年人，提供有能力工作者謀生行業。總之，全體西藏難民於食物、衣服、臥具等暫時不虞匱乏，並且能盡心致力於維護宗教與文化的延續，保存西藏民族的本質。
尤其是尼赫魯總理親示，讓流亡的西藏人民能夠不分散地共同生活在許多新建立的農業居住區；而且為了使所有西藏孩童能夠在學習現代知識的同時，亦能有學習西藏語文、教法、文化的環境，特地設立一些藏人學校。這些措施允為高瞻遠矚。
總而言之，西藏人在過去五十年的流亡歲月當中，約十萬名的藏人與印度本地人享有同樣的社會福利；而目前藏人也已延續到第三代。此段期間，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執政團體雖有輪替，但是針對藏人福祉而實施的照顧政策，卻始終不變。特別是民眾本身所給予的關愛與重視，讓大部份的藏人沒有太多遠離家園、投靠異鄉的感覺。不論在公職與謀生工作上，只要自己具有知識才能，便能與印度本地人享有同等的機會；此乃是值得隨喜之處。總之，印度不管自身在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面臨多大的艱辛與困難，仍全面支持與協助西藏難民，為吾等最大的護持者。從過去五十年的經驗，讓現今全部的西藏難民都深切相信：「我們尋求庇護的地區，並沒有錯！」
同樣的，在印度群眾當中，不分種族、教派、政治團體，成立許多以「印藏友好協會」、「印藏關係論壇」、「印藏之友」等為代表的支持西藏事務組織。另外，有無數的人對西藏難民的幸福和西藏要務的關懷遠勝於己身利益，且人數持續增加中。此乃印度不共的文化，是師長關愛學生的表現！於西藏民族的本質、以及透過印度而產生的藏人社會聲望等，於此存亡界線的轉變時刻，印度人們給予如此偉大的助益，真的如同英文格言所說：「患難之交才是真正的朋友。」
由於語言、風俗習慣等的不相同，可能給當地人民帶來辛勞與困擾。但是在五十年當中，除了零星小事件之外，整體上藏人與本地人之間，不曾發生嚴重的紛爭；此點值得讚嘆，也是印度文化寬容的一種表現。相較於其他鄰國投靠印度的難民，西藏難民雖數量上最少，卻獲得政府與民眾最大的協助和認同。除了印度政府提供的小型農地外，冬季時經營小本生意的藏人也在印度大部分的城市、鄉鎮裡販售毛衣。這不僅協助西藏難民謀生，也是促進印藏人民彼此互動與了解的良機。現今大多數的西藏難民雖能自力更生，但我们仍感謝印度政府大力支援藏人的各個學校和其他西藏文化制度。
以我個人而言，能自由安穩、無憂無慮地修持本師釋迦牟尼佛所善加宣說的正法，並且藉此能為成辦世間眾生的利益而奉獻微薄之力，這是來自印度的恩澤；因此，我將我的新自傳命名為《流亡中的自由》。我作為人類的一份子，乃將道德的推廣當成最大的責任，我覺得那是個人、家庭、社會等幸福的來源。而身為一位修行人，我的第二個職責是：促進不同宗教彼此間的和睦。不論見解與宗義異同，所有的宗教對於仁慈、愛心、忍耐、知足、戒律等的教誡都一樣，引導進入人生幸福道路的能力也相同。第三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方面，在這個歷史進程最險峻艱難的時代裡，西藏人民依然持續對我抱著期待與信賴，因此我身負特別的責任。西藏人民的幸福是我經常關心的事。因為自己處在自由地區，所以，我覺得自己是受壓迫之西藏人的代言人。
在過去五十年的歲月中，我從無數印度高層官員、社會志工、大學者等處獲得極親切的支持與援助，特別是在許多公私事務上給予指導，和擁有值得信賴的友伴情誼；那些人真是非常寶貴、無法忘懷的益友。雖然人數很多無法道盡，但在今天，仍僅略舉幾位的名字以表感恩：饒價郭帕拉洽理（Rajagopalachari）、饒偕達.帕莎醫師（Dr Rajendra Prasad）、潘帝.迦哇哈爾拉.內魯（Pandit Jawaharlal Nehru）、阿洽亞.威娜巴.巴衛（Acharya Vinobha Bhave）、迦椏帕咖斯.納饒亜（Jayaprakash Narayan）、阿洽亞.喀帕拉尼（Acharya Kripalani）等。感念之意由衷懇切；而在此沒有唸出的人名絕非較不重要，乃因數量超過能一一說出的極限。
對於過去二千多年的歷史當中，印度守護西藏的恩德，尤其是最近五十年的期間，印度政府與人民對西藏人慈悲守護撫育的恩情，真是無以回報。從我投靠到印度已經過五十年的今天，藉此時機，在這個只是象徵緬懷恩澤的會議上，經由親自蒞臨的諸位來賓傳遞，真心誠意地表達對印度政府與全體人民無比的感謝之意。
如前所述，約一千五百年前，佛教從印度流傳至西藏。雖然佛教繼而在發源地趨於衰微，但我們卻能得以保存佛法，並幫助他者受益於佛陀的教義。我們深感必須做些事回報印度的仁慈。若能恢復印度豐富的佛教遺產，我們將十分樂意襄助。為了實現這個夢，赫魯總理特別在錫金成立「藏學研究學院」、在拉達克設置「辯經學院」、以及在瓦拉那西設立「高級藏學研究學院」。將已經佚失的梵文原典，但仍保存於藏文中的那些經論，重新譯回如梵文等的印度語。這項重大計畫正陸續完成令人滿意的成果。到目前為止，藏人樂意將所保存的豐富文化恢復並計畫呈獻給印度的證明有：藏文的《甘珠爾》、《丹珠爾》，還有六十三部由藏文譯成梵文和超過一百五十種北印度語等等的書籍。
今天向各位報告的同時，我謹代表西藏內外所有的藏人向印度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全體印度人民，真心誠意地再三表達無上的感謝！
同時，我想起了與西藏比鄰而居的尼泊爾和不丹，這兩個國家在宗教、學術、社會等方面與我們關係密切；並且庇護了西藏流亡的人民。因此，我們亦向尼泊爾和不丹兩國的政府與人民致謝感恩！
此外，在世界任何地區——或多或少有西藏流亡人民所居住的各個國家，對其政府與全體人民亦獻上感激之意！
祈願一切有情獲得安樂！
釋迦比丘十四世達賴喇嘛 丹増嘉措
200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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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於聖地印度北方喜馬拉雅山脈之上的西藏雪域，曾受本師釋迦牟尼佛加持並授記為佛法興盛的地區；為印度古老諸教派為主的內外道眾所瞻望的岡底斯山以及心靈之湖——瑪旁雍措湖的所在地；並且是流經印度、匯入大海的四大河川之源頭。由地勢上來說，被印度許多大德稱為「三十三天」的吐蕃西藏，像是印度的頂端。另從人類或地底下出土的文物來看，已有上萬年的歷史；然而在苯教典籍中則有比這個還早的史料記載。根據孟加拉學者般若洼瑪（Prajna Varma）的說法：在摩訶婆羅多戰爭（the Mahabharata War）時，南方的儒巴帝（Rupati）國王以及其臣民逃亡到雪域後，定居並世代繁衍。雪域第一位國王則出現於約西元前一百五十年，一位曼嘎達王子被放逐、流亡到西藏時，被西藏人民稱為聶赤贊普並擁立為王；從此，公認為西藏王朝世系的開始。所以，無論以源流或歷史來看，西藏與印度二者在地理、人種、王族等任何方面，關係都非常密切。
西元七、八世紀時，許多西藏小孩被送到印度學習。當時，仿照天承體字型，改良以往的祥雄瑪爾字體，進而創造出藏文字型；並參照梵文語法，著作藏文文法典籍。自此，西藏社會不僅逐漸繁榮興盛，而且佛教開始流傳。特別在西元八世紀時，有位孟加拉王子出家成為那爛陀無比的大學者——寂護大阿闍梨，蒞臨西藏並建立僧團。接著，來自印度西方的蓮花生大阿闍梨，令密續教法廣佈。隨後，寂護大阿闍梨的重要弟子（心子）蓮花戒阿闍梨入藏，整頓教派等等。由於他們的恩德，匯集了三乘和四部密續的佛陀教誡——三藏，及以龍樹、無著兩位開派大師為主的十七位大學者等、無數的印度賢哲所著作的經續等眾多典籍，皆被譯為藏文。那爛陀、維夸瑪希拉、沓喀希拉、歐丹它鋪日等大寺院的傳統——齊備無誤的佛陀教法，皆被廣大流傳到西藏。
西藏的大學者：薩迦五祖、馬爾巴、密勒日巴、塔波拉杰三師、種敦巴父子、宗喀巴大師父子、隆欽大師、閔林伏藏師、司徒‧卻吉窮乃大學者、珀東大學者、五世達賴喇嘛等諸多賢哲，皆是依據印度的佛教理論而著述。所以，現今能將印度的傳統正確完整保存者，除了西藏以外，已無其他任何的地區；不僅如此，甚至在印度，佛教亦已衰敗沒落。
以譯師源流而言，西元第七世紀時，吐彌‧桑布札大譯師譯有「觀音廿一部顯密經典」、《寶星陀羅尼經》、《十萬般若》等。《布敦佛教史》指出：從法藏、 拉隆朵杰至雷悲羅綴大譯師為止，西藏的譯師大學者共有一百九十二位，大阿闍梨有九十三位。實際上，印藏譯師、中國的桑希譯師、中國和尚摩訶衍、圓測、法戒等上百位譯師、以及大阿闍梨，將以梵文為主的各種印度文和中文等大量經論翻譯成藏文。彼等翻譯數量最多，品質最好，難有能與之相較的其他文字翻譯典籍；此乃西藏的語言和文法係參照梵文創造而來的緣故。
西藏雖然地勢高峻、路途艱難，卻有無數賢哲專為教法與學術，遠從印度而來；其中，如喀什米爾學者釋迦室利跋陀羅、念智稱班智達、阿底峽尊者等許多享譽聲名的大學者。不僅如此，西藏亦有上千位賢達前往印度學習，大部分學成即返回西藏；也有一些留在印度，成為受人尊重的知名大師，例如：扎米‧桑杰扎巴譯師曾在菩提迦耶擔任住持。後來，印度諸寺院遭受突厥軍隊破壞時，也曾有不少學者逃往西藏的例子。總之，印藏的教法、學術、文化的關係，彼此融合、無二無別。
已過世的摩饒吉得賽伊（Morarji Desai）給我的一封書信當中，曾說：「印藏兩地，就像同一棵菩提樹的兩根樹枝。」真是符合實情的比喻！依據上述的情況，我經常說：「印度是我們的師長，而我們是印度的學生。」這並不是虛情假意，而是自性的流露。自從印度佛教衰微之後，雖然在教法與學術上與西藏中斷交流，同時社會的聯繫似乎也隔絕了；但是，西藏到印度佛教聖地的朝聖者、以及印度來岡底斯山與瑪旁雍措湖等的朝聖者，依然絡繹不絕。直至一九五九年為止，兩地不需要執照、通行證等，即可自由往來和隨意居住。與西藏比鄰的地區，從拉達克（Ladakh）到阿魯納洽爾邦（Arunachal Pradesh）為止，邦嘎拉、烏它札.帕得夏、喜瑪洽爾、烏它札喀納達等地，不但邊界的貿易繼續維持，並且與邊境各小國於重點事項上訂定協議書；另外，從西藏到邊境的廣大地區，仍舊持續有常態性的弘化制度等。二十世紀時，佛學大師喳乎桑喀理椏央（Rahul Sankrityayan）曾三次進出西藏，帶回許多印度已遺失的梵文原版佛典，對於中興佛教起了莫大效用。
從政治角度來說，一九Ο四年英國的進軍以及停戰協定的簽署，一九一Ο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逃難到印度，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簽訂「希姆拉條約」，並規定每十年例行重新審議條約內容，其中包括：西藏與印度之間的貿易關係、經商道路、護衛隊進駐西藏、郵政與電信路線、於拉薩設立印度使節館等。於彼此關係深入發展之際，一九四七年三月，印度過渡政府邀請西藏使節出席「亞洲關係協商」。而印度獲得獨立後，以我和班禪仁波切為主的許多西藏高僧大德，受邀參加一九五六年本師釋迦牟尼佛圓寂二千五百周年紀念活動；當時為了讓所有與會藏人到各大佛教聖地朝聖，還給予火車票半價優惠等的許多幫助。我在印度的那段期間，不僅朝拜許多內外道的各大聖地，且在參訪印度諸多建設基地時，心有所感而生起新的觀點。特別是與許多印度的領導人碰面時，獲得極為受用的指點；尤其，現已過世的尼赫魯總理慈悲給予的親密指導，對藏人的要務具有長遠深廣之效益。當時，我選擇不留在印度尋求庇護，卻返回西藏；如今回顧，從政教二方面來看，都是正確無誤的決定。我回到西藏後，不僅完成格西學位等教法上的許多重要儀式；並且費心爭取，再次獲得與中國諸領導者接觸的協商機會。
眾所周知，在「十七條協議」之下，我和西藏地方政府致力於中藏和平共處，卻徒勞無功。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拉薩發生不得不舉行和平示威活動的緊急狀況；當時我也曾多方努力，設法消弭緊張，以期不要發生鎮壓行動，卻未成功。最後，在三月十七日夜晚，連同噶廈(西藏政府)以及重要官員，秘密前往藏南地區。那時雖曾再度設法與中國政府接觸作商討，但是從三月十九日夜晚起，中國開始在拉薩展開無限度的鎮壓，以至於在兩天當中，有兩萬多名無辜的藏人被殺戮、傷害、逮捕入獄等。由於情勢所迫，除了暫時前往印度避難，已別無他方；因此日以繼夜，終於在三月三十一日抵達邊界，抵達印度境內，解除了生命危難，並獲得自由生存的機會。那不僅是我一生當中最重要的一天，對西藏民族的歷史而言，也是重大的轉捩點。
中共無情的鎮壓遍及西藏整個地區；那一年，將近十萬名藏人經由門隅、不丹逃難到印度。當他們抵達時，印度立即在阿三姆省的米薩嬤立和編郭省的靶薩卓洼兩地準備暫時的居住營地，提供食物、衣服、臥具、醫療等所有援助設施。爾後，逐步依據各個僧尼的才能而給予經教學習，讓孩童接受教育，設置安養院安頓老年人，提供有能力工作者謀生行業。總之，全體西藏難民於食物、衣服、臥具等暫時不虞匱乏，並且能盡心致力於維護宗教與文化的延續，保存西藏民族的本質。
尤其是尼赫魯總理親示，讓流亡的西藏人民能夠不分散地共同生活在許多新建立的農業居住區；而且為了使所有西藏孩童能夠在學習現代知識的同時，亦能有學習西藏語文、教法、文化的環境，特地設立一些藏人學校。這些措施允為高瞻遠矚。
總而言之，西藏人在過去五十年的流亡歲月當中，約十萬名的藏人與印度本地人享有同樣的社會福利；而目前藏人也已延續到第三代。此段期間，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執政團體雖有輪替，但是針對藏人福祉而實施的照顧政策，卻始終不變。特別是民眾本身所給予的關愛與重視，讓大部份的藏人沒有太多遠離家園、投靠異鄉的感覺。不論在公職與謀生工作上，只要自己具有知識才能，便能與印度本地人享有同等的機會；此乃是值得隨喜之處。總之，印度不管自身在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面臨多大的艱辛與困難，仍全面支持與協助西藏難民，為吾等最大的護持者。從過去五十年的經驗，讓現今全部的西藏難民都深切相信：「我們尋求庇護的地區，並沒有錯！」
同樣的，在印度群眾當中，不分種族、教派、政治團體，成立許多以「印藏友好協會」、「印藏關係論壇」、「印藏之友」等為代表的支持西藏事務組織。另外，有無數的人對西藏難民的幸福和西藏要務的關懷遠勝於己身利益，且人數持續增加中。此乃印度不共的文化，是師長關愛學生的表現！於西藏民族的本質、以及透過印度而產生的藏人社會聲望等，於此存亡界線的轉變時刻，印度人們給予如此偉大的助益，真的如同英文格言所說：「患難之交才是真正的朋友。」
由於語言、風俗習慣等的不相同，可能給當地人民帶來辛勞與困擾。但是在五十年當中，除了零星小事件之外，整體上藏人與本地人之間，不曾發生嚴重的紛爭；此點值得讚嘆，也是印度文化寬容的一種表現。相較於其他鄰國投靠印度的難民，西藏難民雖數量上最少，卻獲得政府與民眾最大的協助和認同。除了印度政府提供的小型農地外，冬季時經營小本生意的藏人也在印度大部分的城市、鄉鎮裡販售毛衣。這不僅協助西藏難民謀生，也是促進印藏人民彼此互動與了解的良機。現今大多數的西藏難民雖能自力更生，但我们仍感謝印度政府大力支援藏人的各個學校和其他西藏文化制度。
以我個人而言，能自由安穩、無憂無慮地修持本師釋迦牟尼佛所善加宣說的正法，並且藉此能為成辦世間眾生的利益而奉獻微薄之力，這是來自印度的恩澤；因此，我將我的新自傳命名為《流亡中的自由》。我作為人類的一份子，乃將道德的推廣當成最大的責任，我覺得那是個人、家庭、社會等幸福的來源。而身為一位修行人，我的第二個職責是：促進不同宗教彼此間的和睦。不論見解與宗義異同，所有的宗教對於仁慈、愛心、忍耐、知足、戒律等的教誡都一樣，引導進入人生幸福道路的能力也相同。第三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方面，在這個歷史進程最險峻艱難的時代裡，西藏人民依然持續對我抱著期待與信賴，因此我身負特別的責任。西藏人民的幸福是我經常關心的事。因為自己處在自由地區，所以，我覺得自己是受壓迫之西藏人的代言人。
在過去五十年的歲月中，我從無數印度高層官員、社會志工、大學者等處獲得極親切的支持與援助，特別是在許多公私事務上給予指導，和擁有值得信賴的友伴情誼；那些人真是非常寶貴、無法忘懷的益友。雖然人數很多無法道盡，但在今天，仍僅略舉幾位的名字以表感恩：饒價郭帕拉洽理（Rajagopalachari）、饒偕達.帕莎醫師（Dr Rajendra Prasad）、潘帝.迦哇哈爾拉.內魯（Pandit Jawaharlal Nehru）、阿洽亞.威娜巴.巴衛（Acharya Vinobha Bhave）、迦椏帕咖斯.納饒亜（Jayaprakash Narayan）、阿洽亞.喀帕拉尼（Acharya Kripalani）等。感念之意由衷懇切；而在此沒有唸出的人名絕非較不重要，乃因數量超過能一一說出的極限。
對於過去二千多年的歷史當中，印度守護西藏的恩德，尤其是最近五十年的期間，印度政府與人民對西藏人慈悲守護撫育的恩情，真是無以回報。從我投靠到印度已經過五十年的今天，藉此時機，在這個只是象徵緬懷恩澤的會議上，經由親自蒞臨的諸位來賓傳遞，真心誠意地表達對印度政府與全體人民無比的感謝之意。
如前所述，約一千五百年前，佛教從印度流傳至西藏。雖然佛教繼而在發源地趨於衰微，但我們卻能得以保存佛法，並幫助他者受益於佛陀的教義。我們深感必須做些事回報印度的仁慈。若能恢復印度豐富的佛教遺產，我們將十分樂意襄助。為了實現這個夢，赫魯總理特別在錫金成立「藏學研究學院」、在拉達克設置「辯經學院」、以及在瓦拉那西設立「高級藏學研究學院」。將已經佚失的梵文原典，但仍保存於藏文中的那些經論，重新譯回如梵文等的印度語。這項重大計畫正陸續完成令人滿意的成果。到目前為止，藏人樂意將所保存的豐富文化恢復並計畫呈獻給印度的證明有：藏文的《甘珠爾》、《丹珠爾》，還有六十三部由藏文譯成梵文和超過一百五十種北印度語等等的書籍。
今天向各位報告的同時，我謹代表西藏內外所有的藏人向印度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全體印度人民，真心誠意地再三表達無上的感謝！
同時，我想起了與西藏比鄰而居的尼泊爾和不丹，這兩個國家在宗教、學術、社會等方面與我們關係密切；並且庇護了西藏流亡的人民。因此，我們亦向尼泊爾和不丹兩國的政府與人民致謝感恩！
此外，在世界任何地區——或多或少有西藏流亡人民所居住的各個國家，對其政府與全體人民亦獻上感激之意！
祈願一切有情獲得安樂！
釋迦比丘十四世達賴喇嘛 丹増嘉措
2009/3/31
转自：
http://www.dalailamaworld.com/
重返西藏
──拉达克散记
拔热·达瓦才仁
飞机从新德里机场起飞，向北飞过 无垠的恒河平原，半个小时左右後 进入山区中，不久便开始 飞越冰峰 叠嶂、白雪皑皑的 喜马拉雅山脉，滚滚 白云从中，群峰突迭起。
我开始看到一些我非常熟悉的景象，也难怪，用一般的常识来讲，印度和西藏以横亘万历的喜马拉雅山脉为界，形成两个在地理上完全不同的差异极大的世界，因此，飞机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後就应该是进入了西藏──当然，仅仅是作为地理、民族、文化、宗教、传统、历史等概念上的西藏──因为，飞机将要降落的那片“ 西藏＂ 已经并入 印度的克什米尔自治邦 ，人们一般称之为拉达克。
在西藏，有一座极为有名山叫冈底斯山，是西藏佛教徒和印度教徒共同尊奉的圣山，环绕著这座圣山的是四条著名河流的源头，即哺育了古老印度文明的印度河的源头僧格卡巴（狮泉河）、被印度教徒视为圣水的恒河源头玛夏卡巴（孔雀河）、灌溉肥沃的膀哲普平原的萨特累吉河之源头朗青卡巴（象泉河）以及哺育了西藏民族和西藏文明之雅鲁藏布江的源头达秋卡巴（马泉河）。以冈底斯山为中心象雄（《全唐书》等称之为羊同）是西藏最古老之本教文明的发祥地，位于僧格卡巴流域的拉达克在历史上属于象雄的一部分，赞普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後，这一地区被称为“象雄廓＂或上、下象雄万户 。
大约公元845年，西藏发生由于王室争权而引起的全面内战，并导致强大的吐蕃王朝的解体，西藏历史上将这段长达四百余年的时期称之为“分裂时期＂。西藏史书在介绍分裂时期的西藏时，常常以“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四如下部多康六冈＂作为概括，这种概括方式言简意明，朗朗上口，也因此变得家喻户晓。在此，所谓上部阿里三围中，阿里是领土、国土之意，在王室争夺中失败的赞普吾松的後代吉德尼玛贡逃到象雄割据，并以｀阿里＇来泛指其所辖地域，“阿里＂似乎由此逐渐成为这一地区专名的；吉德尼玛贡将辖地分封给三个儿子，其中由长子班吉贡繁衍出 拉达克王系、由次子扎西 贡的封地 繁衍出 古格、普兰、亚泽三个王朝（他的後代将地方再次分封下去） ，由幼子 德祖?狈毖艹錾８潞捅系伲ㄡ岵⑷肜锟耍? 现并入印度喜玛谐尔邦），因此统 称之为阿里三围（ 三围相当于 三个辖区之意）；三围中 现在仍在西藏境内的不过次子扎西贡封地中的古格和普兰等地域而已。（注）
中部卫藏四如，指的是西藏没有分裂时期对卫藏地区的行政划分，“卫＂中心之意，现拉萨为中心的地区；“藏＂即以现日喀则为中心的地区，大约相当于现日喀则专区）。下部多康六冈指的是安多与康巴地区，由以上的称呼可知阿里三部在分裂时期的西藏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公元1253年，藏传佛教萨迦派在蒙古帝国的扶持下统一西藏以来，与当时萨迦王朝统治的区域相适应，藏人对西藏的概括开始变为至今仍广为流传的“西藏三区＂的划分，即卫藏法区，康地人区、安多马区，在这个新的对西藏的概括中，在西藏历史上曾占据过重要位置的阿里三围已经被包括在卫藏之中，这除了说明西藏的宗教文化政治中心已经从分裂时期的阿里三围转移到了卫藏等传统的中心地带，同时也是对这些地区分裂于西藏区域之外的事实的反映──从吐蕃王朝分裂以来，一直到约1681年为止，阿里三围的大部分地区与前後建立在西藏的中央政权虽然仍有著极为频繁的宗教， 文化等诸方面 的接触，但在政治上似乎并没有形成明显的从属关系。
西藏历史上的分裂时期，是政治上分裂割据，文化上统一、协调、繁荣发展时代，在这一奠定未来西藏文明走向的文化复兴时期， 阿里 三围曾经是西藏文化与宗教的中心，大约位于象泉河中上游一带的古格，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当时的古格王益喜沃修建了著名的托登寺，派遣留学生前往印度学习，学成归国的大翻译家仁青桑布翻译了大量的显密经典，开创了“上路教律＂，并成为西藏历史上划分新旧密宗经典教法 的分界线 。
1042年，古格王以献身佛教邀请阿底峡至托登寺讲经说法举行盛大的法会，史称“火笼年阿里大法会＂，掀起了西藏佛教後宏期的宗教热潮，并由阿底峡传出西藏佛教的噶当派（即格鲁派前身），当时，托登寺成为西藏宗教和文化中心，由于这一中心的形成，阿里一直在西藏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作为阿里三围之一的拉达克又被称为麻域，即麻地方之意，大约十二世纪末，当时的拉达克国王拉青恩珠派人向止贡派的创始人交巴吉丹贡·保仁青巴献上大量的贡品，并派拉达克僧人到止贡学经，从此拉达克僧人赴止贡学经就成为惯例，因此，拉达克在历史上一般是信仰藏传佛教噶举派中的分支之一止贡派，当然这仅仅是一般而言，和西藏其他地区一样，拉达克也有其他教派，如十五世纪初，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就曾派人前往拉达克并在拉达克首府列城创建了格鲁派寺院柏图寺。
十六世纪，当时的拉达克国王才旺郎嘉曾征服阿里三围中的其他地区如古格、普兰、（两地现在西藏阿里地区）佐朗、洛（两地现并入尼泊尔境内｀ 洛＇即木斯塘地方，主要信奉藏传佛教萨迦派， 六、七十年代，流亡藏人曾在此建立游击基地），是拉达克王朝最强盛时期。
到十七世纪，与拉达相邻的古格国王赤扎西巴登改变祖先尊扬佛教，为佛教施主的传统，允许并纵容化装成商人潜入的葡萄牙籍天主教传教士神甫德·安瑞特等人在辖境内传教，传教士不仅处处攻击佛教，并于1626年借助国王的支持，拆毁民房修建起西藏历史上第一座天主教堂，从印度召来更多的传教士，并试图劝说古格国王夫妇正式改信天主教，强迫喇嘛还俗等，由此引起由出家为僧之国王弟弟所领导的虔诚信仰佛教的当地藏人的反抗，作为兄弟之邦的拉达克国王僧格朗嘉（1595----1645）乘此之际，于1635年派兵在当地佛教徒的支援下，攻入古格，杀死国王，驱逐传教士，如此，曾经作为西藏文明之中心的古格王朝至此灭亡。国王赤·扎西扎巴试图改变具有深厚基础的佛教文化而引进新的宗教，终于在西藏传统力量面前遭到殒命亡国的下场。
僧格朗嘉还继续 派兵至西热、嘉嘉（现约 在日喀则专区范围内）一带，强迫当时的西藏国王丹增旺波交纳金银茶叶多箱。
他的孙子德列南嘉（ 1675----1705年在位）乘西藏与不丹交战之际，挥兵攻占了古格、普兰等地。
1679年，五世达赖喇嘛派出一支藏 军，由蒙古部 达赖汗的堂弟扎西伦布寺僧嘎登旺泽率领收复失地， 击败长期占据阿里的 拉达克军队，并 挥兵攻入其都城──列 ，拉达克转而投靠并引来｀卡其纳瓦＇（中文中有不同的译法，如莫卧尔国、蔑粟车国的纳瓦 等， 此用藏语音译），两军联合反攻，开始获胜，但最终 仍为藏军所败，故不得不 向西藏求和，和谈结果规定拉达克每年要向西藏政府进贡，史称“拉达克年贡＂，西藏则答应向拉达克提供一定数量的茶叶。
到十八世纪中叶，拉达克王才旺朗嘉和朋措朗嘉兄弟争夺王位，分别向西藏政府投诉，七世达赖喇嘛于 1753年派遣噶举派高僧噶托·才旺洛布以及两位阿里地方长官前往解决，规定拉达克王位由长子继承，其他兄弟出家担任柏
1822年印度锡克王国控制下的导格拉侵入拉达克，并扶持才旺绕丹为拉达克王， 1842年，导格拉人废黜了拉达克最後的国王贡噶朗嘉，由导格拉·古拉辛格统治拉达克，至此拉达克正式灭亡并入印度锡克王国中。
1948年，英国人退出印度，印巴分治时期， 统治 拉达克的克什米尔国主宣布并入印度，但 因克什米尔 居民多穆斯林，在印度军队开?肟耸裁锥耐保突固咕右部耄纱艘⒘死粘志玫? 印巴冲突，位于停战线印度一边的拉达克被并入克什米尔自治邦。 其他原为 阿里三围之区域的 巴尔蒂、珠夏等地， 则被分隔在克什米尔停战线的 巴基斯坦 一边，仍称巴蒂尔。
历史上，这些地区是西藏的地域，至今这里的人们仍然说藏语，住著被现在的西藏还要传统的藏式房间，遵循著西藏最古老的传统，一切都似乎 没有改变，只有 西藏在强邻分割下，早已经 是面目全非了。
拉达克现状
当飞机降落在一片荒漠之中时，我才醒悟到已经到了 拉达克的首府──列。列位于僧格卡巴旁的一个缓坡地带，除了市区有绿色而外，七月盛夏的拉达克竟依然是一片荒凉，从飞机上往下鸟瞰， 喜马拉雅崇山峻岭中，瞩目所及全是雪山和寸草不生的荒山漠地， 只有偶尔出现的顺著河沟呈狭长形延伸的绿洲地带，那点点星星地 分布在雄伟但荒凉且无边无际的雪山冰峰中的绿洲 ，仿佛海洋中的一叶漂舟，实在是太渺小了，可是这就是拉达克人生存的依托，几千年来，他们就是依靠这断断续续点点星星的绿洲延续其种族、文化的，那拉达克和西藏的有人类生存的绝大部分地方是无法比较的，虽然拉达克在地理、文化、种族等仍然是西藏的一部分，但那无疑是西藏气候或 环境最恶劣的一部分，西藏的农业区大部分也 是顺著几条大河流呈狭长形分布，但 其他 地区现在这个时候已经 是绿油葱葱，一片盎然。
在拉达克有几千 名流亡藏人客居，大部分都在列城附近居住，形成六、 七个自然村 ，在街上与 一位藏人邂逅相遇，他领我到僧格卡巴河畔说这是从西藏雪山脚下 流出来的 水，他特别强调是没有汇合其他河流的直接来自西藏的水，我用双手掬水喝下一口略带浑浊的河水，一股熟悉、彻骨的清凉，哦！那久违的清凉甘甜，撩拨起了我悠悠 的乡愁。
当然，我更 关心的是现实的拉达克人对 西藏的认识，自然也希望他们依然认为自己是西藏人，为此 问一些拉达克人，你们是西藏人还是拉达克人？他们说，“ 我们原来是西藏人，现在是拉达克人＂。我对其中一人问：为什麽现在不是西藏人？ 这话显然使对方为难，但他还是回答说：“ 如果我们是 西藏人，就不免中国人的侵暴，我们也 要和你们一样流亡世界各地，家乡就不属于我们了 ＂，一位藏人也说拉达克人过得已经很好了， 认同藏人又 何苦呢？这不免让我产生一丝淡淡的失望。
其实，不仅仅是拉达克，原阿里三围划并其他国家的也都差不多，原来同属于 阿里三围之一的亚泽王系（ 又称之为宗朗王），其辖区包括跺沃（波） 、孟巴、列米等，现在都已经并入尼泊尔王国，但在历史上， 历代亚泽王不仅 是止贡派僧人在冈底斯山修行之僧人（历史上，止贡派有派人到冈底斯山修行的传统， 多则上千，少则五百以上） 的施主，与止贡派关系密切，其境内有列米德青寺、根宗寺、孟日绰、哆沃（波 ）协多杰宗等止贡派寺院，而且五世达赖喇嘛建立噶登颇章政权时，亚泽王纳然森哈曾亲赴拉萨拜谒并贡献丰富的贡品，此後的历代亚泽王每年都要向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通信 问安，并贡献银两等。
但到十八世纪中，亚泽内战四起 ，而亚泽的最後两个国王又强迫人民放弃佛教信仰，改信印度教的一些神，由此内部人心涣散，这时新兴的尼泊尔廓尔喀军队又不时侵入，六世达赖喇嘛时期，西藏政府曾在亚泽和尼泊尔之间划定界限，但大约在西藏遭受内忧外患之 七世达赖喇嘛统治时期，尼泊尔人又占据了大量亚泽的辖土， 在此忧患之时，作为?腹奈鞑匾蚕仁? 陷入内乱，接著又是尼泊尔的入侵， 满清政府又 乘机插手西藏事务，使西藏自顾不暇，自然无力 顾及亚泽。
1792年，满清协助西藏反击尼泊尔的入侵并打败尼泊尔军队 ，当时亚泽王曾向西藏政府申诉，要求西藏政府 做主恢复六世达赖喇嘛时期确定的边界，西藏政府虽欲乘机解决之，但遭到满清官员的阻止。不久，在侵略西藏遭到失败的尼泊尔却在西藏的另一边获得补偿，他们不断 侵入亚泽领土，并于 1801年吞并了全部亚泽领土，吐蕃赞普後裔建立的亚泽也就这样被并入尼泊尔境内。我从西藏逃亡印度时，途径这些地区，尼泊尔是个贫穷的农业国家，当地人大部分依然以 藏语为第一母语 ，虔诚信仰藏传佛教止贡和萨迦等教派，而且大部分地方至今和西藏农村一样没有电灯，但他们也和拉达克一样并不急著认祖归宗，如果说历史上曾为上国之西藏 令人羡慕，则现代 西藏人凄惨的 命运已经没有了那点优越，落下的只有被同情的份，当然也就提不起认同的任何兴趣，特别是对照西藏人的命运，他们都更加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权利。
列城虽然位于高原荒漠之中，但街道的繁荣不仅是西藏任何县城所不能比，甚至可以和拉萨的八廓街相媲美，更重要的是他们极大限度的 掌握著自己的命运，在拉萨乃至西藏的任何城市，开店经营者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但是在拉达克，我发现 开商店或经营生意的绝大多数是当地拉达克人，由 于环境使然，拉达克传统的贸易和文化、 宗教等联系渠道的西藏现在已经 有几十万中国驻军严守，其北面是印度的宿敌巴基斯坦，往南是横亘千里的喜马拉雅山脉，只有往西尚 能与印属克什米尔地区进行交往活动。 由于这些限制，当地物资相对 仍比较缺乏，停电也是 常有的事，但在从环境到交通都比西藏目前 几乎任何有人类生存 地区都要恶劣的拉达克，却为什麽会比西藏的任何县城都要繁荣呢？答案很简单，拉达克人努力开发的旅游业 推动了 拉达克的繁荣发展。另一件让我纳闷的是 在这样一个正在欣欣向上的 旅游区， 印度人经商的又为什麽这样少呢？ 因为据我的了解， 只要有机会，和中国人一样，他们也一定 会一边诅咒不便的交通和气候，一边住下来经商，疑问很快就得到答案， 那就是印度的民主制保障了拉达克人的权益，由于印度的民主制度允许各自治地区制定适合本地区 的各项法规，因此使拉达克人有权利和机会 制定一些规章，以保持本族人在自己土地上的优势地位，而 拉达克人鉴于许多地区的前车之鉴， 规定 任何人不准向非拉达克人出售土地，土地的买卖只能在拉达克人 之间进行，这一权利使拉达克人避免了西藏的命运。
在拉达克，另一个让我大开眼界的是自治，因为拉达克在印度也是一个自治的地区，说起来， 我们藏人实行中共式的“ 民族自治＂也有年头了，因此，一说到自治，藏人首先想到的 就是自己所 熟悉的自治，於是马上就会产生 一种反感；可印度政府允许的自治却是让我羡慕万分，拉达克的行政机关是一个称为“拉达克自治发展政务会＂ 的在行使 教育、水电、 公路以及经济 发展等一切政府权利， 政府首长清一色的全是经过人民投票选举产生的当地人，他们穿著传统的服装，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愿望邀请达赖喇嘛，并用传统的、 西藏人正在慢慢流逝的礼节欢迎 一切藏文明所 含盖之 地域和国家的领袖达赖喇嘛； 虽然作为母语的 藏语尚未成为印度政府正式承认的文字之列，而且由于拉达克长期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下，佛教文化和记录佛教文化的藏语遭到打击，但在拉达克藏语的 教学已经 开始起步，商店门匾上歪歪扭扭尚谈不上正规的藏字表明著他们的认同和执著。一些西藏最古老的传?痴谄占埃? 在一个当地喇嘛募捐建立的简易学校中，当 几十个六、 七岁的幼童唱著我们家乡只有一些年老的人才会唱的颂歌迎接达赖喇嘛时，作为藏人，我真是感到汗颜。
我在拉达克看到的这些，其实 就是西藏人目前不惜上街游行坐牢牺牲生命而争取的 ，在拉达克，人们根据民主制，自动的享有这些权利。 在中国统治下的西藏，即使 仅仅 让你在会议上说两句藏语，中国官员也会 摆出一副宽容赐恩的模样，一些藏人官员也就自觉或奉命在电视上亮相， 摆出一副 感激涕 的样子以歌颂党的好政策， 叩谢 浩荡皇恩；但在拉达克，人们不必感激谁而可以挺起胸膛享受法律给予自己的权利，也许，这就是民主与专制的区别──民主强调拥有的权利，专制强调赐予── 让你活著本身就是 大王的恩德。
我突然想到，如果有一天，西藏灭亡了，只要印度仍然保持民主制度，拉达克一定是最後的西藏，那时如果我还活著，那就 只好移民到拉达克了。
离开西藏文化而生存，对我永远是痛苦。
短短四天的拉达克之行结束了，虽然仅仅是走马看花，所得印象也是浮光掠影，但在我 已觉得 我已经 了解了拉达克人为什麽不认祖归宗的道理，是民主制使他们“数典忘祖＂，我们西藏人又能埋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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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据《安多政教史》和《苯 教流源》记载，在吐蕃时期，就有阿里三围之称，当时的阿里三围是：普兰（现西藏境内）、 麻域（拉达克） 桑嘎（现并入印度喜玛谐尔邦和拉达克）为一围；里域（今新疆和田） 巴尔蒂、 珠夏（两地分别在拉达克的北面， 现划并巴基斯坦占领之克什米尔）为一围；象雄（指以古格扎让卡为中心的地区）、上赤代（冈底斯山以北现噶尔、日土、革吉县一带）下赤代（冈底斯山以东地带现仲巴和玛旁玉措湖周围） 为一围。
说明：本文有关阿里三围的资料主要引自 尊胜的《分裂时期的阿里诸王世系》一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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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民主中国》(美国)
2009年6月19日星期五
又见达赖喇嘛尊者
文/朱瑞
我是在西藏首府拉萨买下这身藏服的，那时，万万没想到有一天会穿着它，晋见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尊者。生活在五星红旗下，怎敢奢望拜见一位独裁政权认定的分裂分子头目，一尊忍辱负重的佛，一轮流浪的太阳！
感谢命运，一个最不可能发生的，又在潜意识里朝朝暮暮期待的奇迹出现了。这是继2008年11月22日，我和十多位汉人一起晋见尊者后，又一次走进尊者的宫邸。这一天是2008年12月30日星期二。
几位印度人已等在外间的客厅了，并遵照藏人的习惯，捧着叠好的哈达，端坐在舒适而朴素的藏式矮椅上。有一对夫妇还带来了一个七、八岁左右的小女孩，她好奇地盯着墙上装裱在彩缎中间的佛祖画像，而后，又走到镶嵌在墙壁里的书柜旁，那些厚厚的佛教经典迷惑了她。一忽儿，小姑娘又转到了客厅中间的小桌旁，仰视那盆盛开的兰花。不知道中国的宫廷是否允许小孩子进入，而在这里，差不多成了惯例。尤其藏人朝圣的时候，不管刚学走路的，还是怀里吃奶的，都要带上。现在，外国人也喜欢带着孩子前来游览这第二个拉萨或参加尊者在这里举办的法会。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人们，都渴望自己的下一代在成长中得到尊者的指引和祝福。
轮到我晋见了。尊者已站在了会客室门前，微笑着。我弓身走近时，尊者拉起我的手，一同进入了会客室。当然，这是尊者让我们这些感到紧张的人，在他面前放松的一种方式。在茶几后面的长沙发中间，尊者示意我坐。我没有坐，并绕过茶几，向会客室中间挪去。尊者看出了我的目的，攥住我的手不放，我还是执著地到了地毯中间，对着尊者，磕了三个等身长头。
“哪里学的？”尊者笑着问。
是啊，哪里学的？十一年前，当我第一次站在布达拉宫前，看见年龄不等的藏人从各个方向汇集而来，有的还放下经筒，对着尊者住过的房间，匐伏时，无论如何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也会不能自已地磕长头，并且领略到，只有磕长头，才能表达我甚深的感激和尊敬。然而，从哪里开始的？只记得在西藏、美国、加拿大，只要有可能，我就对着尊者的照片，或是遥远地对着尊者本人匐伏，泪水流淌。
尊者示意我坐在长沙发的右侧，离他最近的地方。
当尊者说到中国不能只想发展经济，还需要相应的政治改革时，问我，“对不对？”
我说，“对。”
“ 对？”尊者笑了，那是一种没有任何尘埃的纯粹的笑声，无法想象我们的话题，是关于那个残暴的共产主义政权。如同在显微镜下观察宇宙间的一粒微尘，尊者面对它时，是客观的，完整的，有距离的。“可是，那个龙在云的上面，听不见我们的话。我们需要拽它的尾巴，再拽一下，”尊者抬起头，伸出右手朝上拉了两下，像是那里真的有条龙，而那不可一世的尾巴，被戏剧性地拽住了。
有一瞬间，趁才嘉先生翻译，尊者站了起来，走到空调下，拿起遥控器， “你接着翻译，接着翻译。”看到才嘉先生要站起来，尊者轻声地说着，打开空调，似乎觉得大了一些，又调了两次，暖气柔如春风。
“很早以前，西藏就有文化大革命。”尊者回到沙发上，严肃地看着我。
“西藏……有文化大革命？”我吃惊了。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破坏，这个不是，是文化上的改革。比如，早期西藏的宗教是苯教，后来佛教传到了西藏，对苯教有了很大的革新。”
“啊——”我恍然。
尊者笑了：“你出生在哪里？”
“中国东北。”
尊者立刻想到了满族的前车之鉴，说，“面对十二亿汉人，少数民族的存在，在中国应该是一个严肃问题。”
是的，关心所有的弱势族群，是尊者与生俱来的品德。我早已从流亡社区的老人之家、托儿所、幼稚园的完备设施中，特别地感受到了。
还有，在瓦拉那西（鹿野苑）讲经期间，几乎所有的印度乞丐，都集聚起来，沿着瓦拉那西西藏高级学院门前的长路，坐成了一排。最后一天，当尊者移到佛陀初转法轮的神圣之处时，乞丐们也跟到了那里，坐在听众的边缘。这是那些从没有过深层精神体验的中共领导人们，永远不可能理解和承认的。“不仅富有的人，就是乞丐，也在跟随达赖喇嘛，他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一位美国人感叹道。
当我谈到和中国比较，西藏的历史相对稳定时，尊者指出了朗达玛时期的动荡。“不过，”尊者说，“藏人在对佛教的研究上从没有停止过”，并谈到“普度众生”这个词，在他自己的修持中特别的力量，还不假思索地对我讲到德绒喇嘛的书和祈愿——“让我把写此书的善果，献给所有的众生：愿他们脱离轮回，早日成佛，我自己宁愿下到地狱，世世代代承受痛苦。”
“这不是口头说的，他发了这个愿，就要实际去做。”说完，尊者陷入了沉思，过一会儿，尊者看着前方，自然自语：“有些时候，我也这样想，如果能够真正地帮助痛苦中的众生，我一个人到地狱里，也没有关系，这是佛陀的教诲。”
整个采访都是才嘉先生翻译的，尊者最后担心起来了：“你的英语怎么样？”“还在学习吗？”“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一定要学会。”
我请求尊者为不久前天下杂志出版的《达赖喇嘛教你认识自己》一书签名留念，尊者打开第一页，立刻在淡蓝色的空白处写下了，
为朱瑞啦：
愿你虔诚为他人做事的功德圆满！
愿你利益众生之心日益辽阔！
达赖喇嘛
2008年12月30日
合上书站起来时，尊者正拿着一尊黄绸子包起来的释迦牟尼铜像，左手托着底部，右手抚着背部，佛像如同从来都在尊者的手里，已经和尊者的生命融在了一起：“他是我的老板，”尊者说着，举起佛像，轻触自己的头顶，而后，放进我的双手。
想起当年，荣赫鹏从甘丹池巴洛桑坚赞手里接过佛像的时候，已从内部发生了质变。应该说，从某种程度上，他已从一个侵略者变成了保护者，甚至后来荣赫鹏还成立了世界佛教协会。二战期间，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捧着那尊佛像。那么，从尊者手中接过这尊佛像，将给我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质变呢？
纳摩古汝呗（顶礼上师）
纳摩布达雅（顶礼佛）
纳摩达日玛雅（顶礼法）
纳摩桑葛雅（顶礼僧）。
我在心中默念着，已把佛法僧供奉在了头顶！
尊者展开了一条长长的纯白色哈达，太长了，几乎触到了地面，为我围上后，又绕了一圈，而后，拉起我，站在会客室的佛龛前，就这样，我又一次如愿地和尊者一起照了相。比较那些五十年来一直期盼着在有生之年能看一眼尊者的境内藏人，身为汉人的我，太幸运了。
告别尊者，我退着一步一步地离开，每多看尊者一眼，就多一份安全感。我理解了藏人，为什么把尊者的照片摆在家里，挂在胸前；我也理解了，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街小巷，每当尊者归来，或是启程，人们都会放下一切，等在路边，不仅仅藏人，还有当地印度人，欧洲人，美洲人，华人……有一次我正在买衣服，那位女店主说，“我不能卖你了！”“为什么？”我吃惊地看着她。“嘉瓦仁波切就要来了！”说着，她为孩子和自己点燃了几柱藏香。我们出来时，路边已站满了人。那天，是印度前总统来达兰萨拉看望尊者，而尊者亲自去迎接。人们自愿地等在尊者必经的路上，举着燃香、哈达，当尊者的车经过时，都不自主地弯下腰，那种根深蒂固的虔诚、敬仰、爱戴，是任何宣传无能为力的。
那么多的印度商店、克什米尔商店里，甚至没有他们自己领袖的照片，却悬挂着尊者的肖像，连印度设在达兰萨拉的银行也不例外，很明显，尊者就是人们心中的佛。
不仅在达兰萨拉，在美洲、欧洲、大洋洲，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当尊者出现时，都有数不尽的人们，千山万水地蜂拥而去。人们敬仰尊者，因为他是这个时代慈悲的典范，永远以善报恶。我的一位白人朋友说，“见教皇之前，我要首先拜见达赖喇嘛尊者。”
甚至连毛泽东那样杀人如麻的人，对于尊者的流亡，也以劫持为名，为尊者敞开了中国的大门。而目前，观世音化身的尊者连朝圣文殊菩萨的圣地五台山都难以成行，可见当权者，已失去了自信的底线。
我并不吃惊，几乎所有拜见过尊者的人，都更加坚定地支持西藏的正义事业，我更不吃惊，中共的领导人，正在极力地躲避与尊者会谈，他们实在害怕，在见到尊者的那一瞬间，可能突然意识到一个词，叫做恶贯满盈——他们承受不起否定自己的打击。
完稿于2009年月6月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Friday, June 19, 2009
http://www.observechina.net
我是在西藏首府拉萨买下这身藏服的，那时，万万没想到有一天会穿着它，晋见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尊者。生活在五星红旗下，怎敢奢望拜见一位独裁政权认定的分裂分子头目，一尊忍辱负重的佛，一轮流浪的太阳！
感谢命运，一个最不可能发生的，又在潜意识里朝朝暮暮期待的奇迹出现了。这是继2008年11月22日，我和十多位汉人一起晋见尊者后，又一次走进尊者的宫邸。这一天是2008年12月30日星期二。
几位印度人已等在外间的客厅了，并遵照藏人的习惯，捧着叠好的哈达，端坐在舒适而朴素的藏式矮椅上。有一对夫妇还带来了一个七、八岁左右的小女孩，她好奇地盯着墙上装裱在彩缎中间的佛祖画像，而后，又走到镶嵌在墙壁里的书柜旁，那些厚厚的佛教经典迷惑了她。一忽儿，小姑娘又转到了客厅中间的小桌旁，仰视那盆盛开的兰花。不知道中国的宫廷是否允许小孩子进入，而在这里，差不多成了惯例。尤其藏人朝圣的时候，不管刚学走路的，还是怀里吃奶的，都要带上。现在，外国人也喜欢带着孩子前来游览这第二个拉萨或参加尊者在这里举办的法会。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人们，都渴望自己的下一代在成长中得到尊者的指引和祝福。
轮到我晋见了。尊者已站在了会客室门前，微笑着。我弓身走近时，尊者拉起我的手，一同进入了会客室。当然，这是尊者让我们这些感到紧张的人，在他面前放松的一种方式。在茶几后面的长沙发中间，尊者示意我坐。我没有坐，并绕过茶几，向会客室中间挪去。尊者看出了我的目的，攥住我的手不放，我还是执著地到了地毯中间，对着尊者，磕了三个等身长头。
“哪里学的？”尊者笑着问。
是啊，哪里学的？十一年前，当我第一次站在布达拉宫前，看见年龄不等的藏人从各个方向汇集而来，有的还放下经筒，对着尊者住过的房间，匐伏时，无论如何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也会不能自已地磕长头，并且领略到，只有磕长头，才能表达我甚深的感激和尊敬。然而，从哪里开始的？只记得在西藏、美国、加拿大，只要有可能，我就对着尊者的照片，或是遥远地对着尊者本人匐伏，泪水流淌。
尊者示意我坐在长沙发的右侧，离他最近的地方。
当尊者说到中国不能只想发展经济，还需要相应的政治改革时，问我，“对不对？”
我说，“对。”
“ 对？”尊者笑了，那是一种没有任何尘埃的纯粹的笑声，无法想象我们的话题，是关于那个残暴的共产主义政权。如同在显微镜下观察宇宙间的一粒微尘，尊者面对它时，是客观的，完整的，有距离的。“可是，那个龙在云的上面，听不见我们的话。我们需要拽它的尾巴，再拽一下，”尊者抬起头，伸出右手朝上拉了两下，像是那里真的有条龙，而那不可一世的尾巴，被戏剧性地拽住了。
有一瞬间，趁才嘉先生翻译，尊者站了起来，走到空调下，拿起遥控器， “你接着翻译，接着翻译。”看到才嘉先生要站起来，尊者轻声地说着，打开空调，似乎觉得大了一些，又调了两次，暖气柔如春风。
“很早以前，西藏就有文化大革命。”尊者回到沙发上，严肃地看着我。
“西藏……有文化大革命？”我吃惊了。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破坏，这个不是，是文化上的改革。比如，早期西藏的宗教是苯教，后来佛教传到了西藏，对苯教有了很大的革新。”
“啊——”我恍然。
尊者笑了：“你出生在哪里？”
“中国东北。”
尊者立刻想到了满族的前车之鉴，说，“面对十二亿汉人，少数民族的存在，在中国应该是一个严肃问题。”
是的，关心所有的弱势族群，是尊者与生俱来的品德。我早已从流亡社区的老人之家、托儿所、幼稚园的完备设施中，特别地感受到了。
还有，在瓦拉那西（鹿野苑）讲经期间，几乎所有的印度乞丐，都集聚起来，沿着瓦拉那西西藏高级学院门前的长路，坐成了一排。最后一天，当尊者移到佛陀初转法轮的神圣之处时，乞丐们也跟到了那里，坐在听众的边缘。这是那些从没有过深层精神体验的中共领导人们，永远不可能理解和承认的。“不仅富有的人，就是乞丐，也在跟随达赖喇嘛，他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一位美国人感叹道。
当我谈到和中国比较，西藏的历史相对稳定时，尊者指出了朗达玛时期的动荡。“不过，”尊者说，“藏人在对佛教的研究上从没有停止过”，并谈到“普度众生”这个词，在他自己的修持中特别的力量，还不假思索地对我讲到德绒喇嘛的书和祈愿——“让我把写此书的善果，献给所有的众生：愿他们脱离轮回，早日成佛，我自己宁愿下到地狱，世世代代承受痛苦。”
“这不是口头说的，他发了这个愿，就要实际去做。”说完，尊者陷入了沉思，过一会儿，尊者看着前方，自然自语：“有些时候，我也这样想，如果能够真正地帮助痛苦中的众生，我一个人到地狱里，也没有关系，这是佛陀的教诲。”
整个采访都是才嘉先生翻译的，尊者最后担心起来了：“你的英语怎么样？”“还在学习吗？”“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一定要学会。”
我请求尊者为不久前天下杂志出版的《达赖喇嘛教你认识自己》一书签名留念，尊者打开第一页，立刻在淡蓝色的空白处写下了，
为朱瑞啦：
愿你虔诚为他人做事的功德圆满！
愿你利益众生之心日益辽阔！
达赖喇嘛
2008年12月30日
合上书站起来时，尊者正拿着一尊黄绸子包起来的释迦牟尼铜像，左手托着底部，右手抚着背部，佛像如同从来都在尊者的手里，已经和尊者的生命融在了一起：“他是我的老板，”尊者说着，举起佛像，轻触自己的头顶，而后，放进我的双手。
想起当年，荣赫鹏从甘丹池巴洛桑坚赞手里接过佛像的时候，已从内部发生了质变。应该说，从某种程度上，他已从一个侵略者变成了保护者，甚至后来荣赫鹏还成立了世界佛教协会。二战期间，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捧着那尊佛像。那么，从尊者手中接过这尊佛像，将给我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质变呢？
纳摩古汝呗（顶礼上师）
纳摩布达雅（顶礼佛）
纳摩达日玛雅（顶礼法）
纳摩桑葛雅（顶礼僧）。
我在心中默念着，已把佛法僧供奉在了头顶！
尊者展开了一条长长的纯白色哈达，太长了，几乎触到了地面，为我围上后，又绕了一圈，而后，拉起我，站在会客室的佛龛前，就这样，我又一次如愿地和尊者一起照了相。比较那些五十年来一直期盼着在有生之年能看一眼尊者的境内藏人，身为汉人的我，太幸运了。
告别尊者，我退着一步一步地离开，每多看尊者一眼，就多一份安全感。我理解了藏人，为什么把尊者的照片摆在家里，挂在胸前；我也理解了，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街小巷，每当尊者归来，或是启程，人们都会放下一切，等在路边，不仅仅藏人，还有当地印度人，欧洲人，美洲人，华人……有一次我正在买衣服，那位女店主说，“我不能卖你了！”“为什么？”我吃惊地看着她。“嘉瓦仁波切就要来了！”说着，她为孩子和自己点燃了几柱藏香。我们出来时，路边已站满了人。那天，是印度前总统来达兰萨拉看望尊者，而尊者亲自去迎接。人们自愿地等在尊者必经的路上，举着燃香、哈达，当尊者的车经过时，都不自主地弯下腰，那种根深蒂固的虔诚、敬仰、爱戴，是任何宣传无能为力的。
那么多的印度商店、克什米尔商店里，甚至没有他们自己领袖的照片，却悬挂着尊者的肖像，连印度设在达兰萨拉的银行也不例外，很明显，尊者就是人们心中的佛。
不仅在达兰萨拉，在美洲、欧洲、大洋洲，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当尊者出现时，都有数不尽的人们，千山万水地蜂拥而去。人们敬仰尊者，因为他是这个时代慈悲的典范，永远以善报恶。我的一位白人朋友说，“见教皇之前，我要首先拜见达赖喇嘛尊者。”
甚至连毛泽东那样杀人如麻的人，对于尊者的流亡，也以劫持为名，为尊者敞开了中国的大门。而目前，观世音化身的尊者连朝圣文殊菩萨的圣地五台山都难以成行，可见当权者，已失去了自信的底线。
我并不吃惊，几乎所有拜见过尊者的人，都更加坚定地支持西藏的正义事业，我更不吃惊，中共的领导人，正在极力地躲避与尊者会谈，他们实在害怕，在见到尊者的那一瞬间，可能突然意识到一个词，叫做恶贯满盈——他们承受不起否定自己的打击。
完稿于2009年月6月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Friday, June 19, 2009
http://www.observechina.net
2009年6月18日星期四
支持分裂就是爱国
作者：朱瑞
如果在自己的房子里
按照先祖的习惯迎接日出和日落
就是分裂
如果唱一支歌
献给人间那独一无二的如意珍宝
就是分裂
如果寻求平等就是分裂
如果赞颂慈悲就是分裂
如果传继忠诚就是分裂
如果梦寐和平就是分裂
我就忍不住要对
每一位良知未泯的中国人说
请都来支持分裂
而日月星辰终将证明
支持分裂就是深沉地爱着自己的心识
和我们那堕落的、丑态百出的祖国
写于2009年6月17日夜
如果在自己的房子里
按照先祖的习惯迎接日出和日落
就是分裂
如果唱一支歌
献给人间那独一无二的如意珍宝
就是分裂
如果寻求平等就是分裂
如果赞颂慈悲就是分裂
如果传继忠诚就是分裂
如果梦寐和平就是分裂
我就忍不住要对
每一位良知未泯的中国人说
请都来支持分裂
而日月星辰终将证明
支持分裂就是深沉地爱着自己的心识
和我们那堕落的、丑态百出的祖国
写于2009年6月17日夜
2009年6月16日星期二
珠穆朗玛
摄影：朱瑞（1999年5月）
在绒布寺附近的食杂品里，我们几个素不相识的人，一起海阔天空
旗云飘动的珠穆朗玛的早晨
旗云飘飘的珠穆朗玛的正午
在珠穆朗玛峰脚下，西藏登山队员在登山之前，首先竖起经幡，他们始终承继着祖辈虔诚的传统
牦牛、经幡，还有珠穆朗玛
云雾笼罩的珠穆朗玛
绒布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庙（1）
绒布寺，世界上海拨最高的寺庙（2）
在绒布寺附近的食杂品里，我们几个素不相识的人，一起海阔天空
旗云飘动的珠穆朗玛的早晨
旗云飘飘的珠穆朗玛的正午
在珠穆朗玛峰脚下，西藏登山队员在登山之前，首先竖起经幡，他们始终承继着祖辈虔诚的传统
牦牛、经幡，还有珠穆朗玛
云雾笼罩的珠穆朗玛
绒布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庙（1）
绒布寺，世界上海拨最高的寺庙（2）
2009年6月15日星期一
西藏的地名
文/朱瑞
每次拿起地图，我都迫不及待地寻找“西藏”那一页。经常抚触、经常凝视，如今随意一翻，都是西藏的世界。一个个独特的地名连接着我一幕幕的渴望和经历，真不知道人生还有没有比读着这些地名更让我充实沉醉忧伤了？
其实，中国也有好地名。像我居住的黑龙江省就有哈尔滨、佳木斯、木兰、伊春、牡丹江……这些地名是满语演变来的，黑龙江是满人的故乡，清代努尔哈赤编收八旗军以前，满族人口密集，部落众多，因而山川江湖城镇村屯都以满语命名。但是民国军阀时代、日伪统治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改掉了许多满语称谓的地名，出现了：前进、换新天、创业、红兴隆、东方红、好河山……这样的地名。从地名学角度看，地名的综合性极强，融入了历史、地理、语言、民族以及政治等诸多因素，如果仅仅从政治的单一角度人为地制定或更改地名，终会因政治的变化而过时而可笑而淘汰。它是片面的，束缚人们的想象，是时髦的僵硬的标语，空洞而势力，人的柔软而温暖的心灵，容易在这时变得坚硬而冷漠，这个世界就容易出现刀光剑影。
我出生在一座没有铁路的小县城，视野狭小，一直以为所有的地名都是这一类的口号。看到人们相互摧残和践踏（我的童年正遭遇文化大革命），我的心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恐惧。可是，有一年家里来了一位客人，他浓浓的外乡口音吸引了我。我问，“您的家在哪儿？”“湖北大悟”。他说。“大悟？”我重复着，并说，“好听的地名啊！”他说，“是当年陈毅取的名字。原来我们那儿不叫这个。”他说了原来的名字，可是我觉得还是“大悟”好。当然这里也含有一定的政治因素，不过从逻辑学上讲，它的外延极宽，留给人们广阔的想象空间。后来我才知道，好地名太多了，像河南、河北、湖南、云南、青海、宁夏……再后来，我就看见了那片深褐色的高原，看见了西藏那些令我惊异而又倍感亲切的地名。
西藏的地名，大多是藏语（也有蒙语、梵语）的译音。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给它以适合心灵的释解，但我更喜欢从这里探寻藏语（包括蒙语、梵语）的原义。我的视线停留在这些地名上时，我的精神就超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琐屑、复杂、焦躁和飘浮，登上了澄澈而宁静的天地，拂面而来的是高原清爽的微风。
对西藏地名的理解，我是从表面的汉语开始的（可卑的是我不懂藏语）。独特的发音和几个第一次组合起来的汉字，形成了平和、新鲜、朴素又是迷一样的世界。它们不受时事左右，也排除了一切矫揉造作，是永恒的。无论哪个作家诗人即使在梦中也会望尘莫及。它们是和西藏高原一起托出特提斯古海的，是大自然送给人类的礼物。你看：拉萨、日喀则、琼结雪、当雄、萨迦、墨脱、米林、嘉黎、岗巴雪、墨竹工卡、楚古、南木林、羊卓雍措、雅鲁藏布、玛旁雍措、喜马拉雅、岗仁波钦、纳木措……
读着这些名字，我的心灵湿润，柔情荡漾，想象无边。西藏成了飘飘袅袅的梦。到我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我才知道，梦，其实是引导和暗示啊！我被一个个地名指引着，踏上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过于艰辛的道路，但是，我看见了人类最善良最本色也最苦难的地方。
后来当我坐在写字台前，弄清了她们的藏语（包括蒙语梵语）含义时，我更感到兴奋，她们是同藏民族生活和心理状态相联的，也是和地理特征、自然环境相联的，她们的原意和存在的形式是一样的：朴朴素素，安安静静，像西藏的蓝天山川河流湖泊，没有杂音没有污染。
汉译音 原义
拉萨： 圣地，佛地。
日喀则： 土质最好的庄园。
琼结雪：悬起之意。初为松赞干布的孙子芒松芒赞房名。
当雄： 挑选的草滩。
萨迦： 灰白色的土壤。
墨脱： 花朵。
米林： 药洲。
嘉黎： 神山。
岗巴雪：雪山近旁。雪为下边、下部、下方。
墨竹工卡：“墨竹色青”神往的中间白地。
楚古： 渡口。
南木林：全胜洲。
羊卓雍措：上部牧区碧玉湖。
雅鲁藏布：清净无垢流向很远的大水。
玛旁雍措：不败碧玉湖。
喜马拉雅：梵文译音。雪之家，雪巢，雪山。
岗仁波钦：雪山之王，灵雪山，雪的宝贝。
纳木措： 天湖。蒙语为腾格里海。
……
如今，这些地名已从我梦的雾幔中走出，变成了清晰的美景：那是耸入云天的雪山下奔跑的牦牛，是微风中飘起的五色经幡，是一双双没有欲望的平静的目光，是从心灵深处吐纳的六字真言……她们构成了我心中的圣地－－西藏。我渴望着还能前去朝拜，用那些小小的石头，搭出我来世的家园。
然而，西藏那些自古以来的地名，正在被粗暴地抹去！比如：从前的卓木，已被亚东替代；结塘，中甸，变成了哗众取宠的香巴拉；在工布，甚至出现了八一这样的怪延地名。不知道有一天，当我如愿以偿地回到那片我梦寐的高原时，将看到的是西藏还是黑龙江？
修改于2009年6月14日
每次拿起地图，我都迫不及待地寻找“西藏”那一页。经常抚触、经常凝视，如今随意一翻，都是西藏的世界。一个个独特的地名连接着我一幕幕的渴望和经历，真不知道人生还有没有比读着这些地名更让我充实沉醉忧伤了？
其实，中国也有好地名。像我居住的黑龙江省就有哈尔滨、佳木斯、木兰、伊春、牡丹江……这些地名是满语演变来的，黑龙江是满人的故乡，清代努尔哈赤编收八旗军以前，满族人口密集，部落众多，因而山川江湖城镇村屯都以满语命名。但是民国军阀时代、日伪统治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改掉了许多满语称谓的地名，出现了：前进、换新天、创业、红兴隆、东方红、好河山……这样的地名。从地名学角度看，地名的综合性极强，融入了历史、地理、语言、民族以及政治等诸多因素，如果仅仅从政治的单一角度人为地制定或更改地名，终会因政治的变化而过时而可笑而淘汰。它是片面的，束缚人们的想象，是时髦的僵硬的标语，空洞而势力，人的柔软而温暖的心灵，容易在这时变得坚硬而冷漠，这个世界就容易出现刀光剑影。
我出生在一座没有铁路的小县城，视野狭小，一直以为所有的地名都是这一类的口号。看到人们相互摧残和践踏（我的童年正遭遇文化大革命），我的心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恐惧。可是，有一年家里来了一位客人，他浓浓的外乡口音吸引了我。我问，“您的家在哪儿？”“湖北大悟”。他说。“大悟？”我重复着，并说，“好听的地名啊！”他说，“是当年陈毅取的名字。原来我们那儿不叫这个。”他说了原来的名字，可是我觉得还是“大悟”好。当然这里也含有一定的政治因素，不过从逻辑学上讲，它的外延极宽，留给人们广阔的想象空间。后来我才知道，好地名太多了，像河南、河北、湖南、云南、青海、宁夏……再后来，我就看见了那片深褐色的高原，看见了西藏那些令我惊异而又倍感亲切的地名。
西藏的地名，大多是藏语（也有蒙语、梵语）的译音。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给它以适合心灵的释解，但我更喜欢从这里探寻藏语（包括蒙语、梵语）的原义。我的视线停留在这些地名上时，我的精神就超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琐屑、复杂、焦躁和飘浮，登上了澄澈而宁静的天地，拂面而来的是高原清爽的微风。
对西藏地名的理解，我是从表面的汉语开始的（可卑的是我不懂藏语）。独特的发音和几个第一次组合起来的汉字，形成了平和、新鲜、朴素又是迷一样的世界。它们不受时事左右，也排除了一切矫揉造作，是永恒的。无论哪个作家诗人即使在梦中也会望尘莫及。它们是和西藏高原一起托出特提斯古海的，是大自然送给人类的礼物。你看：拉萨、日喀则、琼结雪、当雄、萨迦、墨脱、米林、嘉黎、岗巴雪、墨竹工卡、楚古、南木林、羊卓雍措、雅鲁藏布、玛旁雍措、喜马拉雅、岗仁波钦、纳木措……
读着这些名字，我的心灵湿润，柔情荡漾，想象无边。西藏成了飘飘袅袅的梦。到我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我才知道，梦，其实是引导和暗示啊！我被一个个地名指引着，踏上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过于艰辛的道路，但是，我看见了人类最善良最本色也最苦难的地方。
后来当我坐在写字台前，弄清了她们的藏语（包括蒙语梵语）含义时，我更感到兴奋，她们是同藏民族生活和心理状态相联的，也是和地理特征、自然环境相联的，她们的原意和存在的形式是一样的：朴朴素素，安安静静，像西藏的蓝天山川河流湖泊，没有杂音没有污染。
汉译音 原义
拉萨： 圣地，佛地。
日喀则： 土质最好的庄园。
琼结雪：悬起之意。初为松赞干布的孙子芒松芒赞房名。
当雄： 挑选的草滩。
萨迦： 灰白色的土壤。
墨脱： 花朵。
米林： 药洲。
嘉黎： 神山。
岗巴雪：雪山近旁。雪为下边、下部、下方。
墨竹工卡：“墨竹色青”神往的中间白地。
楚古： 渡口。
南木林：全胜洲。
羊卓雍措：上部牧区碧玉湖。
雅鲁藏布：清净无垢流向很远的大水。
玛旁雍措：不败碧玉湖。
喜马拉雅：梵文译音。雪之家，雪巢，雪山。
岗仁波钦：雪山之王，灵雪山，雪的宝贝。
纳木措： 天湖。蒙语为腾格里海。
……
如今，这些地名已从我梦的雾幔中走出，变成了清晰的美景：那是耸入云天的雪山下奔跑的牦牛，是微风中飘起的五色经幡，是一双双没有欲望的平静的目光，是从心灵深处吐纳的六字真言……她们构成了我心中的圣地－－西藏。我渴望着还能前去朝拜，用那些小小的石头，搭出我来世的家园。
然而，西藏那些自古以来的地名，正在被粗暴地抹去！比如：从前的卓木，已被亚东替代；结塘，中甸，变成了哗众取宠的香巴拉；在工布，甚至出现了八一这样的怪延地名。不知道有一天，当我如愿以偿地回到那片我梦寐的高原时，将看到的是西藏还是黑龙江？
修改于2009年6月14日
2009年6月12日星期五
绿坝系统提醒你，以下内容包含不良信息
作者：韩寒
最近，工信部发布了一条毫无公信力的消息，就是要在国产和进口到中国销售的电脑上强制安装低等流氓过滤软件，绿坝，目的是为了保护青少年。
众所周知，保护青少年从来是我们国家进行文化管制的最好借口，我们的青少年，仿佛是一看见露点照片就要上街强奸的，一看见第一滴血就要拔刀捅人的，一看见历史真相就要暴力游行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都别让他们看见。又因为无法就一个特定群体进行操作，所以索性就大家都别看见了。
有理由相信，我们国家做过的最后悔的决定是开放了互联网。在这点上，我相信我们的政府是非常眼红朝鲜的，这的确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因为我们的相关部门的特点就是不专业，所以，更有理由相信，在十几年前，国#%%&院，文化部，信息产业部，中@#*& ;部，科技部，农业部等部门召开过一个座谈会（绿坝系统提醒你，以上内容包含不良信息），座谈会的内容就是关于在中国开放互联网可行不可行。
可以想象，当时激烈的分成了三派的意见，一派的意见是，如果要坚持改革开放，那就最好开放互联网。
另外一派的意见是，开放了互联网，群众们都知道的太多，队伍就不好带了，而且我们苦心经营的新闻管制系统也将全部洗牌，所以不能开放。
第三派的意见时，啥子是互联网嘛，这种东西，不成气候的，一阵风而已，讨论个鸟啊。
讨论的结果是，互联网是要开放的，最好能开发一种只能在中国互联的网，不要链接到其他国家去，当然，朝鲜还是可以作为友情链接的。
但是，技术上很快就反馈下来，这个有点难。
最后，上头又退了一步，那我们可以对一些敌人进行屏蔽，在国内也加以管理，比如说新闻网站，采取和纸媒一样的标准，或者不给他们做新闻的权利，只让他们变成报纸的电子版，一切不就OK了么。
于是，互联网就开放了。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领导们忽略了一个重大的事实，我#%@*&！（绿坝系统提醒你，以上内容包含不良信息）电脑是自带键盘的！
于是，每个人都可以上传东西到互联网上，信息的传播无法进行有效的控制，虽然后来出现了五毛们和管理员们，但五毛因为其智商太低以及工作不带感情色彩，服务太过于机车，所以很容易被大家识辨，而版主和管理员也没有办法做到一心向%&#%（绿坝系统提醒你，以上内容包含不良信息），而且不能实时监控，往往导致越删越流行，越删越火爆，所以也非常的不得力。这两年，随着言论的越发自由，监督的越发广泛，人肉的越发迅速，深深的让@#%（绿坝系统提醒你，以上内容包含不良信息）感到不安。
在这个时候，绿坝软件的推出是及时的，有重大意义的。当美国人正在研究如何用电脑代替士兵可以打仗的时候，我们研发出了全世界最强大的洗脑武器，绿坝，它就像一顶绿帽，紧紧的扣在你我的头上，时刻告诉你，你现在还是一个抬不起头直不起身的人而已。其实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绿坝软件能把自己的界面设计的漂亮一点么，不要那么像小霸王八位游戏机界面。就像死，我也希望死在美女手里一样，所以请用一个漂亮的界面来洗我脑吧。
——原载作者博客
最近，工信部发布了一条毫无公信力的消息，就是要在国产和进口到中国销售的电脑上强制安装低等流氓过滤软件，绿坝，目的是为了保护青少年。
众所周知，保护青少年从来是我们国家进行文化管制的最好借口，我们的青少年，仿佛是一看见露点照片就要上街强奸的，一看见第一滴血就要拔刀捅人的，一看见历史真相就要暴力游行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都别让他们看见。又因为无法就一个特定群体进行操作，所以索性就大家都别看见了。
有理由相信，我们国家做过的最后悔的决定是开放了互联网。在这点上，我相信我们的政府是非常眼红朝鲜的，这的确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因为我们的相关部门的特点就是不专业，所以，更有理由相信，在十几年前，国#%%&院，文化部，信息产业部，中@#*& ;部，科技部，农业部等部门召开过一个座谈会（绿坝系统提醒你，以上内容包含不良信息），座谈会的内容就是关于在中国开放互联网可行不可行。
可以想象，当时激烈的分成了三派的意见，一派的意见是，如果要坚持改革开放，那就最好开放互联网。
另外一派的意见是，开放了互联网，群众们都知道的太多，队伍就不好带了，而且我们苦心经营的新闻管制系统也将全部洗牌，所以不能开放。
第三派的意见时，啥子是互联网嘛，这种东西，不成气候的，一阵风而已，讨论个鸟啊。
讨论的结果是，互联网是要开放的，最好能开发一种只能在中国互联的网，不要链接到其他国家去，当然，朝鲜还是可以作为友情链接的。
但是，技术上很快就反馈下来，这个有点难。
最后，上头又退了一步，那我们可以对一些敌人进行屏蔽，在国内也加以管理，比如说新闻网站，采取和纸媒一样的标准，或者不给他们做新闻的权利，只让他们变成报纸的电子版，一切不就OK了么。
于是，互联网就开放了。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领导们忽略了一个重大的事实，我#%@*&！（绿坝系统提醒你，以上内容包含不良信息）电脑是自带键盘的！
于是，每个人都可以上传东西到互联网上，信息的传播无法进行有效的控制，虽然后来出现了五毛们和管理员们，但五毛因为其智商太低以及工作不带感情色彩，服务太过于机车，所以很容易被大家识辨，而版主和管理员也没有办法做到一心向%&#%（绿坝系统提醒你，以上内容包含不良信息），而且不能实时监控，往往导致越删越流行，越删越火爆，所以也非常的不得力。这两年，随着言论的越发自由，监督的越发广泛，人肉的越发迅速，深深的让@#%（绿坝系统提醒你，以上内容包含不良信息）感到不安。
在这个时候，绿坝软件的推出是及时的，有重大意义的。当美国人正在研究如何用电脑代替士兵可以打仗的时候，我们研发出了全世界最强大的洗脑武器，绿坝，它就像一顶绿帽，紧紧的扣在你我的头上，时刻告诉你，你现在还是一个抬不起头直不起身的人而已。其实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绿坝软件能把自己的界面设计的漂亮一点么，不要那么像小霸王八位游戏机界面。就像死，我也希望死在美女手里一样，所以请用一个漂亮的界面来洗我脑吧。
——原载作者博客
2009年6月11日星期四
创伤难愈—从董乐山的骨灰谈起
文/茉莉
深为人们爱戴的中国著名翻译家和学者董乐山先生，临死前留下一个令人震惊的遗言：骨灰不留在中国。董乐山的儿子董亦波在一篇题为《与命运抗争》的序文中告知世人：“1999年3月的一天，董乐山的家人将他的骨灰带离祖国。他在这片土地上的使命已经结束。”
在人们的印象中，董乐山先生是一位温文尔雅、睿智深沉的人。如同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他在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及其写作方面成绩卓越。但直到他去世之后，我们才从这样一句遗言中，瞥见这位老右派心灵上的那一道从未愈合的流血伤痕。正如尼采哀叹的：“经历带来了太深的伤害，回忆是一道化脓的伤口。”
◎ “只有同亡者一起食罂粟……”
创伤(trauma)一词包括对人的情感、精神的一切损害。从心理学角度看，由于人类的脆弱性，自然或人为的灾难可以给人的心灵带来强烈而持久的影响。深重的心理创伤，是医生和药物也无法治愈的。
董乐山所经历的“反右运动”以及后来的“文革”，是当代中国社会创伤最深、最持久的两次灾难，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的两次集体性的残害运动。这种可怕事件给群体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生性正直、心灵热情敏感的学人董乐山，因为在整风中给共产党提了意见，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入狱、下乡二十年，在劳动改造中左臂折断。身患癌症即将辞世时，董乐山在《病中遥答方晓蓝兄》一文中说：“即使人可以再活一遍，你肯放弃你的工作，与我交换受一辈子屈辱，坐一辈子冷板凳吗？”
生前，董乐山很少向人诉说他的心灵痛苦。即使他的亲哥哥董鼎山从美国归来，想要了解弟弟所遭受的苦难，乐山也只是稍微讲了一些皮毛，“此后就封口”。然而，闭口不言正是创伤幸存者的问题所在，使之不能有效地获得心理疏泄。就像忧郁成疾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有时这个天才变得很晦暗，沉浸在他心的苦井中。”
董乐山的忧郁、焦虑症状是再明显也不过了。其兄董鼎山和其侄董森林都在他们的回忆中，谈到董乐山的一些表现：“沉默寡言，唯恐万一失言招来麻烦”。“好以有种有苦难言的神态，他的愁眉苦脸好似已经成型，笑颜难开。”即使到美国旅行探亲，他也常常陷入忧思，对观光毫无兴趣。
遗憾的是，董乐山的亲友都未能意识到，董乐山的抑郁症不但需要心理专业和药物的帮助，更需要亲友的深切理解。我们相信，他的亲友都曾经尽力理解他、安慰他。但是，对于董乐山这样博学深沉的人，一般的理解是不够的。如果人们对他没有感同身受的深层理解，不能参与他的痛苦，他宁可独自默默地把痛苦吞咽下去。
对于他人的苦难，深入其境的参与感是如此重要。但在董乐山去世十年之时，人们对他的理解仍然不够。诗人里尔克的这句诗，告诉我们应如何悲悯他人：“只有同亡者一起食罂粟/ 食他们罂粟的人/ 才不会使这最微弱的韵调/ 再度遗失”
◎ 袒露一个桀骜不驯的真诚灵魂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董乐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虽然他遭受过长期的磨难，但艰苦的岁月激励他更深入地思考，更勤奋地翻译有价值的西方名著，因此在平反后声名远扬。如其兄董鼎山所说：“他在文化界名气如此响亮，很容易地替我在出版方面打出道路来。”这简直就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有了这样的“后福 ”，董乐山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但是，董乐山不是那种功名心很强的人，他没有浅薄到当局给他一点优待好处就买帐的地步。不少右派在平反之后，感谢“党妈妈”挽救被错打了的孩子，并以其遭受的苦难作为追逐名利的资本。在中国那种社会氛围之下，即使在老右派中也不乏告密者。董乐山这样清高脱俗的理想主义者，除了冷眼相向之外，他还能和谁去说呢？这就难怪董乐山要缄口不语了。
只有在和侄儿董森林的一次谈话中，乐山先生才偶然袒露心迹。这位侄儿回忆道：“一九九八年，三叔病重，我去京探视。……那天他精神尚好，对我说，二十世纪是黑暗、恐怖、杀人、专制的世纪。他一生追求社会公正、公平的理想已付之东流。”
值得注意的是，董乐山说上面这段话的时间是1998年。如果说，像他这样在八十年代平反的老右派，在当时还曾对共产党的改革寄托过一点希望的话，到了“六四”镇压之后，他对那个政权已经彻底绝望。
一个桀骜不驯的真诚灵魂就这样袒露出来。虽然本人功成名就，但董乐山从青年时代就跟随的那个政党，制造了巨大的社会罪恶。这位后来翻译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九八四》、《奥威尔文集》、《苏格拉底的审判》等著作的学者，已经浸濡于人文主义价值观，深明极权主义之祸害。他需要清算他原来参与的那个政党的罪恶，实现自己对社会公正的追求。
如果没有一个彻底的清算，如果社会理想付之东流，觉得自己人生受骗的他，就只能继续沉入心灵的苦井。为此，董乐山留下遗言，让孩子把自己的骨灰带出中国，以让灵魂获得安宁。清人有咏梅诗云：“老死空山人不见，也应强似洛阳花。”
◎ 民族集体心理创伤的典型
由此可知，董乐山的痛楚，不是个人之痛，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之痛。正因为痛得这样切肤，痛得这样剜心，所以他才会因为董鼎山的一篇书评，厉声把其兄大骂一顿，斥为“帮中共讲话”。直到乐山逝世十年之后，董鼎山先生仍然为此事感到很委屈。笔者认为，个性耿直的乐山如此暴怒，看似不近情理，却在情理之中。
还是他们共同的侄儿董森林比较公允：“要让出身殷实家庭，毕业于教会大学，留美五十年的鼎山叔，真正了解今日中国的真实面目，几乎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事。 ”这一对至爱兄弟晚年隔膜甚至不和，其原因在于他们天渊之别的两种经历。要超越个人经历的局限，去理解在极权社会里受难并留下深刻烙印的人，这对董鼎山这位西方知识分子来说，是太困难了一点。
西方左派常用理性去同情他人的痛苦，但人是感情的动物，深深的伤害已经进入感情深处，这种创伤无法用理性去治愈。就如一些从纳粹集中营出来的犹太人，包括一些优秀的作家、诗人，他们在获得了自由之后，却不得不选择自杀。那些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怀着一颗破碎的心，没法再幸存下去。
幸存下来的董乐山，可视为民族集体心理创伤的一个典型个例。当代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历史厄运，政府侵犯人权的恶行导致无数人的创伤后遗症，却没有人去做集体反思，也没有人去治疗人心的创伤。由于治疗创伤必须进行真实的灾难回顾，而真实的回顾必然引起人们对中共统治合法性的质疑，所以当局只给一些受迫害者表面上的平反，却继续限制人们去做真实深入的回顾。
为安抚历次政治运动的创伤后遗症患者，中共当局往往采取了物质补偿的手法，例如，给在反右、文革和六四中被严重挫伤的知识分子以金钱地位的利诱。一般人往往认为，物质赔偿可以弥补心理的伤害。这就大大低估了心理伤害的严重性，更回避了社会制度对人的心理伤害问题。
董乐山拒绝把骨灰留在中国这一决绝行为，给予我们心理学、社会政治学等各方面的启发和警醒。作为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创伤后遗症患者中的一员，茉莉谨以此文，向已故的董乐山先生表达深挚的敬意。
－－－－－－－－－－－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9年6月号
深为人们爱戴的中国著名翻译家和学者董乐山先生，临死前留下一个令人震惊的遗言：骨灰不留在中国。董乐山的儿子董亦波在一篇题为《与命运抗争》的序文中告知世人：“1999年3月的一天，董乐山的家人将他的骨灰带离祖国。他在这片土地上的使命已经结束。”
在人们的印象中，董乐山先生是一位温文尔雅、睿智深沉的人。如同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他在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及其写作方面成绩卓越。但直到他去世之后，我们才从这样一句遗言中，瞥见这位老右派心灵上的那一道从未愈合的流血伤痕。正如尼采哀叹的：“经历带来了太深的伤害，回忆是一道化脓的伤口。”
◎ “只有同亡者一起食罂粟……”
创伤(trauma)一词包括对人的情感、精神的一切损害。从心理学角度看，由于人类的脆弱性，自然或人为的灾难可以给人的心灵带来强烈而持久的影响。深重的心理创伤，是医生和药物也无法治愈的。
董乐山所经历的“反右运动”以及后来的“文革”，是当代中国社会创伤最深、最持久的两次灾难，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的两次集体性的残害运动。这种可怕事件给群体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生性正直、心灵热情敏感的学人董乐山，因为在整风中给共产党提了意见，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入狱、下乡二十年，在劳动改造中左臂折断。身患癌症即将辞世时，董乐山在《病中遥答方晓蓝兄》一文中说：“即使人可以再活一遍，你肯放弃你的工作，与我交换受一辈子屈辱，坐一辈子冷板凳吗？”
生前，董乐山很少向人诉说他的心灵痛苦。即使他的亲哥哥董鼎山从美国归来，想要了解弟弟所遭受的苦难，乐山也只是稍微讲了一些皮毛，“此后就封口”。然而，闭口不言正是创伤幸存者的问题所在，使之不能有效地获得心理疏泄。就像忧郁成疾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有时这个天才变得很晦暗，沉浸在他心的苦井中。”
董乐山的忧郁、焦虑症状是再明显也不过了。其兄董鼎山和其侄董森林都在他们的回忆中，谈到董乐山的一些表现：“沉默寡言，唯恐万一失言招来麻烦”。“好以有种有苦难言的神态，他的愁眉苦脸好似已经成型，笑颜难开。”即使到美国旅行探亲，他也常常陷入忧思，对观光毫无兴趣。
遗憾的是，董乐山的亲友都未能意识到，董乐山的抑郁症不但需要心理专业和药物的帮助，更需要亲友的深切理解。我们相信，他的亲友都曾经尽力理解他、安慰他。但是，对于董乐山这样博学深沉的人，一般的理解是不够的。如果人们对他没有感同身受的深层理解，不能参与他的痛苦，他宁可独自默默地把痛苦吞咽下去。
对于他人的苦难，深入其境的参与感是如此重要。但在董乐山去世十年之时，人们对他的理解仍然不够。诗人里尔克的这句诗，告诉我们应如何悲悯他人：“只有同亡者一起食罂粟/ 食他们罂粟的人/ 才不会使这最微弱的韵调/ 再度遗失”
◎ 袒露一个桀骜不驯的真诚灵魂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董乐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虽然他遭受过长期的磨难，但艰苦的岁月激励他更深入地思考，更勤奋地翻译有价值的西方名著，因此在平反后声名远扬。如其兄董鼎山所说：“他在文化界名气如此响亮，很容易地替我在出版方面打出道路来。”这简直就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有了这样的“后福 ”，董乐山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但是，董乐山不是那种功名心很强的人，他没有浅薄到当局给他一点优待好处就买帐的地步。不少右派在平反之后，感谢“党妈妈”挽救被错打了的孩子，并以其遭受的苦难作为追逐名利的资本。在中国那种社会氛围之下，即使在老右派中也不乏告密者。董乐山这样清高脱俗的理想主义者，除了冷眼相向之外，他还能和谁去说呢？这就难怪董乐山要缄口不语了。
只有在和侄儿董森林的一次谈话中，乐山先生才偶然袒露心迹。这位侄儿回忆道：“一九九八年，三叔病重，我去京探视。……那天他精神尚好，对我说，二十世纪是黑暗、恐怖、杀人、专制的世纪。他一生追求社会公正、公平的理想已付之东流。”
值得注意的是，董乐山说上面这段话的时间是1998年。如果说，像他这样在八十年代平反的老右派，在当时还曾对共产党的改革寄托过一点希望的话，到了“六四”镇压之后，他对那个政权已经彻底绝望。
一个桀骜不驯的真诚灵魂就这样袒露出来。虽然本人功成名就，但董乐山从青年时代就跟随的那个政党，制造了巨大的社会罪恶。这位后来翻译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九八四》、《奥威尔文集》、《苏格拉底的审判》等著作的学者，已经浸濡于人文主义价值观，深明极权主义之祸害。他需要清算他原来参与的那个政党的罪恶，实现自己对社会公正的追求。
如果没有一个彻底的清算，如果社会理想付之东流，觉得自己人生受骗的他，就只能继续沉入心灵的苦井。为此，董乐山留下遗言，让孩子把自己的骨灰带出中国，以让灵魂获得安宁。清人有咏梅诗云：“老死空山人不见，也应强似洛阳花。”
◎ 民族集体心理创伤的典型
由此可知，董乐山的痛楚，不是个人之痛，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之痛。正因为痛得这样切肤，痛得这样剜心，所以他才会因为董鼎山的一篇书评，厉声把其兄大骂一顿，斥为“帮中共讲话”。直到乐山逝世十年之后，董鼎山先生仍然为此事感到很委屈。笔者认为，个性耿直的乐山如此暴怒，看似不近情理，却在情理之中。
还是他们共同的侄儿董森林比较公允：“要让出身殷实家庭，毕业于教会大学，留美五十年的鼎山叔，真正了解今日中国的真实面目，几乎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事。 ”这一对至爱兄弟晚年隔膜甚至不和，其原因在于他们天渊之别的两种经历。要超越个人经历的局限，去理解在极权社会里受难并留下深刻烙印的人，这对董鼎山这位西方知识分子来说，是太困难了一点。
西方左派常用理性去同情他人的痛苦，但人是感情的动物，深深的伤害已经进入感情深处，这种创伤无法用理性去治愈。就如一些从纳粹集中营出来的犹太人，包括一些优秀的作家、诗人，他们在获得了自由之后，却不得不选择自杀。那些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怀着一颗破碎的心，没法再幸存下去。
幸存下来的董乐山，可视为民族集体心理创伤的一个典型个例。当代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历史厄运，政府侵犯人权的恶行导致无数人的创伤后遗症，却没有人去做集体反思，也没有人去治疗人心的创伤。由于治疗创伤必须进行真实的灾难回顾，而真实的回顾必然引起人们对中共统治合法性的质疑，所以当局只给一些受迫害者表面上的平反，却继续限制人们去做真实深入的回顾。
为安抚历次政治运动的创伤后遗症患者，中共当局往往采取了物质补偿的手法，例如，给在反右、文革和六四中被严重挫伤的知识分子以金钱地位的利诱。一般人往往认为，物质赔偿可以弥补心理的伤害。这就大大低估了心理伤害的严重性，更回避了社会制度对人的心理伤害问题。
董乐山拒绝把骨灰留在中国这一决绝行为，给予我们心理学、社会政治学等各方面的启发和警醒。作为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创伤后遗症患者中的一员，茉莉谨以此文，向已故的董乐山先生表达深挚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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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9年6月号
2009年6月10日星期三
我支持藏人的理由之二
——为了他们像祖辈一样自由地沉浸在那个由莲花织成的王国
照片拍摄：朱瑞
在祖拉康祈祷的老人
在人去楼空的乃琼寺转玛尼堆
德中寺转塔
在药王山上，面对法王的宫殿祈祷和读经
祖拉康里参加火供的藏人
即使老态龙钟，穷困潦倒，每天最重要的还是转动麻尼
在江央贡却辫经之前，阅读经书的哲蚌寺僧人
在警察和便衣的严密监视下，仍有浩如烟海的藏人，在萨嘎达瓦期间，默默地转林廓
在帕廓的小巷里，贫穷的艺人一边献艺，一边乞讨
我在这位阿妈拉家居住过三个月。她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为尊者念长寿经。她一分一分地攒钱，就为了有一天，朝圣尊者。此刻，我正在帮助她擦净水的圣碗。 此照片为阿妈拉的女儿德吉啦拍摄
罗布林卡格桑颇章上面打阿嘎土的人们，他们的歌声，在那时格外嘹亮，因为那是尊者，他们的王住过的地方
三位天葬师正在帮助死去的人们，把最后留在世上的可见的物质，布施给另外的生命——秃鹫。那一天，我看到有三具尸体被背到止贡提天葬台，这是西藏最为神圣的天葬台，据说，在这里天葬，灵魂可以直接进入善趣道。
照片拍摄：朱瑞
在祖拉康祈祷的老人
在人去楼空的乃琼寺转玛尼堆
德中寺转塔
在药王山上，面对法王的宫殿祈祷和读经
祖拉康里参加火供的藏人
即使老态龙钟，穷困潦倒，每天最重要的还是转动麻尼
在江央贡却辫经之前，阅读经书的哲蚌寺僧人
在警察和便衣的严密监视下，仍有浩如烟海的藏人，在萨嘎达瓦期间，默默地转林廓
在帕廓的小巷里，贫穷的艺人一边献艺，一边乞讨
我在这位阿妈拉家居住过三个月。她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为尊者念长寿经。她一分一分地攒钱，就为了有一天，朝圣尊者。此刻，我正在帮助她擦净水的圣碗。 此照片为阿妈拉的女儿德吉啦拍摄
罗布林卡格桑颇章上面打阿嘎土的人们，他们的歌声，在那时格外嘹亮，因为那是尊者，他们的王住过的地方
三位天葬师正在帮助死去的人们，把最后留在世上的可见的物质，布施给另外的生命——秃鹫。那一天，我看到有三具尸体被背到止贡提天葬台，这是西藏最为神圣的天葬台，据说，在这里天葬，灵魂可以直接进入善趣道。
2009年6月9日星期二
我支持藏人的理由之一
——为了这些风景不再消逝或者被曲解
照片拍摄：朱瑞
哲蚌寺岩画
根培乌孜山谷的真言
德中山谷里的真言
修行洞，位于从日喀则去樟木的路上
色拉寺的宗喀巴大师岩画
2000年萨嘎达瓦节期间，藏人在拉萨河对岸的崩巴布山。当时很多的便衣和警察就站在人群的两边
还是2000年萨喀达瓦节期间的崩巴布山
同上
残垣断壁，显现在从日喀则去樟木的路上
同上
同上
水磨糌粑，敏珠林寺附近
已被改造得不伦不类的宗角禄康，仍然可以从这些老树之间，想像出1959年以前的美景
衰落的哲蚌寺
一座小寺的两个护法形象 尼玛次仁摄
照片拍摄：朱瑞
哲蚌寺岩画
根培乌孜山谷的真言
德中山谷里的真言
修行洞，位于从日喀则去樟木的路上
色拉寺的宗喀巴大师岩画
2000年萨嘎达瓦节期间，藏人在拉萨河对岸的崩巴布山。当时很多的便衣和警察就站在人群的两边
还是2000年萨喀达瓦节期间的崩巴布山
同上
残垣断壁，显现在从日喀则去樟木的路上
同上
同上
水磨糌粑，敏珠林寺附近
已被改造得不伦不类的宗角禄康，仍然可以从这些老树之间，想像出1959年以前的美景
衰落的哲蚌寺
一座小寺的两个护法形象 尼玛次仁摄
哈达的由来及用途
文/华锐岗噶
哈达的由来:哈达既不是什么人发明的,又不是从哪个民族中传来的,而是，佛教传入雪域高原后,人们因朝圣的需要而特意制作的表达内心世界的精神供品。若要硬说发明、确定、传播这一习俗的原由的话，那很简单：发明人是一位藏族老奶奶，确定者是莲花生大师，传播者是藏族的先民。
相传，莲花生大师传教来到雪域高原，有一天，传教弘法大会结束后，为教化的子民灌顶摸拜。同时，内心得到洗礼的先民，为大师的弘法大业施财施物，以示自己的虔诚。当时，有一位远道前来听法的老奶奶，看到此情此景十分感动，身上除了遮体的长袍外，就拿不出什么象样的表达虔诚的财物。只好解下系在腰间的褴褛长带，洗净凉干后，献给了大师。大师看到老奶奶虔诚而又无奈的眼神后对她说：“老奶奶，从你干净透亮的长带间，我看见了你对佛虔诚，佛要的就是你那颗印在长带里的洁白无暇的善心”。听大师的一番话，令所有在场人的恍然大悟，佛所求的就是你那颗普天下人纯洁、虔诚的善心。佛光照富人也穷人，照好人也照坏人，普照天底下的一切生灵。后来，为消除人们在朝圣路上的富贵、贫贱（意思是说：佛除了希望你有一颗虔诚的善心之外，别无所求），将长带作为一种对佛、对人的诚心、诚信，在世间传播使用开来了。
哈达的工艺并不要求十分精致，一般都是麻制品，简单粗糙，目的在于人人都可以拥有，卖的起。后来在延用过过程中，逐渐由单一的白色，演变为白色、蓝色和黄色。
哈达的用途一般在颜色上进行区分的。白色表示吉祥、纯净、诚心、诚信。通用于朝圣、庆典等各种社交事务和场合，使用范围很广；蓝色表示吉祥、纯净、深情、威严。多用于有酒的婚庆、祭祀山神、护法神等事务和场合，俗名：羌哈达，意为酒哈达；黄色表示吉祥、纯净、尊贵、神圣。多用于宗教活动的最高礼节，俗名：嘉达，即：朝圣用的哈达。俗人接待中一般不常用。三种哈达在使用时，将哈达叠成双折，开口处朝向被敬献者，折叠处朝自己，用双手奉献于他人，表示敬上之意。除了活佛，俗人不可以将哈达直接搭在被奉献者的脖子上。
华锐部落的先民，从雪域高原的阿里三围地区，来到此地已有千余之久，将此俗带到这里延用至今。通常用于佛事活动、重大庆典、日常往来之中。一条哈达足以带代表一个人诚心和诚信、善心。
这就是我们华锐地区对哈达由来的解释，使用的讲就。说的不一定准确，不在理的地方，望海涵。
谢谢朋友们的关心和提醒，里面的错误，我已作了修正，以免误导他人。再次深表感谢！
转自：http://qhhbnwrq.tibetcul.com/60181.html
哈达的由来，还有一种说法：
一种是像雪山一样圣洁，一种是指心灵的纯洁。据说，在很早以前，有两个孩子非常友好，但其中的一个去世了，另一个就把仅有的雪白的羊毛献给他，表达一种深厚的情谊，后来羊毛渐渐演变成了哈达，人们沿袭了这种方式，用洁白的哈达表达自己的情感。她的洁白代表雪域西藏和藏民族虔诚善良以及对朋友的真诚和友爱。哈达是藏人送给朋友和亲人的必不可少礼物。 ——朱瑞
哈达的由来:哈达既不是什么人发明的,又不是从哪个民族中传来的,而是，佛教传入雪域高原后,人们因朝圣的需要而特意制作的表达内心世界的精神供品。若要硬说发明、确定、传播这一习俗的原由的话，那很简单：发明人是一位藏族老奶奶，确定者是莲花生大师，传播者是藏族的先民。
相传，莲花生大师传教来到雪域高原，有一天，传教弘法大会结束后，为教化的子民灌顶摸拜。同时，内心得到洗礼的先民，为大师的弘法大业施财施物，以示自己的虔诚。当时，有一位远道前来听法的老奶奶，看到此情此景十分感动，身上除了遮体的长袍外，就拿不出什么象样的表达虔诚的财物。只好解下系在腰间的褴褛长带，洗净凉干后，献给了大师。大师看到老奶奶虔诚而又无奈的眼神后对她说：“老奶奶，从你干净透亮的长带间，我看见了你对佛虔诚，佛要的就是你那颗印在长带里的洁白无暇的善心”。听大师的一番话，令所有在场人的恍然大悟，佛所求的就是你那颗普天下人纯洁、虔诚的善心。佛光照富人也穷人，照好人也照坏人，普照天底下的一切生灵。后来，为消除人们在朝圣路上的富贵、贫贱（意思是说：佛除了希望你有一颗虔诚的善心之外，别无所求），将长带作为一种对佛、对人的诚心、诚信，在世间传播使用开来了。
哈达的工艺并不要求十分精致，一般都是麻制品，简单粗糙，目的在于人人都可以拥有，卖的起。后来在延用过过程中，逐渐由单一的白色，演变为白色、蓝色和黄色。
哈达的用途一般在颜色上进行区分的。白色表示吉祥、纯净、诚心、诚信。通用于朝圣、庆典等各种社交事务和场合，使用范围很广；蓝色表示吉祥、纯净、深情、威严。多用于有酒的婚庆、祭祀山神、护法神等事务和场合，俗名：羌哈达，意为酒哈达；黄色表示吉祥、纯净、尊贵、神圣。多用于宗教活动的最高礼节，俗名：嘉达，即：朝圣用的哈达。俗人接待中一般不常用。三种哈达在使用时，将哈达叠成双折，开口处朝向被敬献者，折叠处朝自己，用双手奉献于他人，表示敬上之意。除了活佛，俗人不可以将哈达直接搭在被奉献者的脖子上。
华锐部落的先民，从雪域高原的阿里三围地区，来到此地已有千余之久，将此俗带到这里延用至今。通常用于佛事活动、重大庆典、日常往来之中。一条哈达足以带代表一个人诚心和诚信、善心。
这就是我们华锐地区对哈达由来的解释，使用的讲就。说的不一定准确，不在理的地方，望海涵。
谢谢朋友们的关心和提醒，里面的错误，我已作了修正，以免误导他人。再次深表感谢！
转自：http://qhhbnwrq.tibetcul.com/60181.html
哈达的由来，还有一种说法：
一种是像雪山一样圣洁，一种是指心灵的纯洁。据说，在很早以前，有两个孩子非常友好，但其中的一个去世了，另一个就把仅有的雪白的羊毛献给他，表达一种深厚的情谊，后来羊毛渐渐演变成了哈达，人们沿袭了这种方式，用洁白的哈达表达自己的情感。她的洁白代表雪域西藏和藏民族虔诚善良以及对朋友的真诚和友爱。哈达是藏人送给朋友和亲人的必不可少礼物。 ——朱瑞
2009年6月8日星期一
他们擅长念诗歌讲道德
———中共新专制主义的平衡术
文/茉莉
莎士比亚笔下的暴君理查三世公开宣称，他要做一个不择手段的歹徒；而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屠杀民众的职业刽子手却赋予自己以“人民领袖”的称号。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熟读莎士比亚著作，又经历了两次极权主义——纳粹和匈牙利共产党的统治，仔细观察了共产党独裁制度的运转，得出了这个结论：自命为 “人民领袖”的共产党，比理查三世那种暴君更虚伪，更具欺骗性。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奇迹般地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它的谎言也就格外美丽，格外圆融。当今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的表演更有特色。一方面，他们穿西装打领带，吸收对自己有利的西方因素；另一方面，他们大力宣传传统的道德荣耻观，引用古典诗词。不管其统治如何腐败低效，也不管人们如何怀疑并公开嘲笑他们的作秀，但他们仍然矫揉造作地以诗歌和泪水推销谎言，玩弄权术愚弄人民，以平衡政治。
◎ “新专制主义”如何改头换面？
之所以把胡温的统治称为“新专制主义”，是因为，与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的老式极权主义相比，这个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有学者把当今中共统治称为“新极权主义”，其理由是，当今中共的“政治压迫”和老极权主义一样，仍然利用意识形态运作这一独特的方法，不允许人民自由地思想。这个命名有一定道理，但还是可以商榷的。
按照阿伦特的论述，极权主义是反文明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野蛮。“极权主义统治的目的是废除自由，甚至是消灭一般人类天性。”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们，都经历过那个极端的年代，极权主义强行管辖人们的一切生活领域，包括衣食住行和恋爱结婚。而专制主义则不同，专制主义的本质在于统治者的权力不受法律的制约，它“取消臣民参与政治现实的自由，但不关心臣民之间非政治的共同联系”。
是否反资本主义和反对功利考量？这是区别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一个关键。在极权主义社会，统治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要求人民放弃自己的利益。而当今新专制主义只是在表面上仍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在现实中却大搞权贵资本主义，穷奢极欲，糜烂色情，并且用金钱物质等利益换取人们对它的效忠。
这种改头换面的新专制主义，比老式的极权主义更具实用性、灵活性。看起来人们已经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被允许拥有更多的私利。但是，当执政者叫喊“筑牢抵制西方多党制的防线……”、“……决不搞三权分立，多党执政那一套”时，就露出了麒麟皮下的马脚，原来所有的与时俱进，只是为了巩固和延续其一党专制。既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又固守中国千年来的专制传统，新专制主义在这种畸形的发展中，仍然顽固地排拒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
◎ 用伪善的道德话语来平衡政治
缺乏道德性是中国新专制主义最大的问题。不管拥有多大的经济势力，这个权力来源不合法的政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仍然是一个不道德形象。为了维护权力，新专制主义希望人民在物质生活中麻醉，庸俗堕落下去。即使中国偶然出现像胡佳那样有着崇高道德品质的人，他们也难免成为新专制主义残酷迫害与打击的对象。
就在中国人道德最沦丧的时期，一个毫无道德感的政权开始热衷于推销道德。这几年，中共媒体大肆宣传胡锦涛的“八个为荣、八个为耻”，要求中国人保持道德纯洁。比起胡记“八荣八耻”道德观，温家宝的道德宣教更富于诗意，他说：“道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道德的光芒甚至比阳光还要灿烂。”“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虽然这种明显的伪善甚为可笑，但我们不能轻视“道德经”对新专制主义统治的功用。首先是平衡政治的作用。当今中国诸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官僚腐败、社会不公、贫富分化和环境破坏等问题，其根子本来就在这个腐败无能的政府，但胡温通过大讲道德，以正义者身份自居，掩盖自己的失职和腐化，推卸了应该承担的责任。
除了推卸责任之外，胡温的“道德经”还有颇有收买人心的作用。在一个这样糜烂的社会里生活，受官僚欺负的人们是痛苦的，喝毒奶吃毒米的人们是不满的。这时，那些在中南海享受“特供”的领导人，以貌似真诚的表情，大力呼吁道德，这对那些不知情的小百姓来说，多少有一点心理安慰作用，所以他们才被人亲昵地称为“ 胡哥”和“宝宝”。
这是一场抢占道德高地的游戏。玩这种虚伪游戏的人，继承的是中国历史上专制怀柔的传统。鲁迅曾从历史满纸的仁义道德字缝里，读出“吃人”的要害来。这种中国传统的统治权术，西方也有古已有之，例如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就特别重视权衡统治术，主张“君主不必具备各种美德，但在表面上必须装成具备这些美德。”
◎ 诗歌和泪水把专制主义人情化
如果仅仅把胡温等新专制主义领导人视为技术官僚，是不太公平的。水利专业出身的胡锦涛，早在清华大学做学生时就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组长，显示出会编台词会导演节目的才艺。地质专业出身的温家宝，自称最爱读经典著作，例如《贞观之治》和《唐书》，以及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所著的《沉思录》。
一个人的人格和良心，能不能靠读书读出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管怎样，被捧为“诗人总理”温家宝，经常在公开场合风雅地背诵诗书，并动辄热泪盈眶，给他们所推行的冷酷的专制主义，涂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例如，“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这是从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化出来的句子，温家宝用来塑造自己清廉爱民的总理形象。然而，只要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打压上访的地震遇难学生家长，怎么抓捕那些调查真相的人权人士，就可知道，他们津津乐道的“爱民”，正是他们最缺乏的东西。
同时，温家宝还被视为“泪水总理”，电视上频频出现他流泪的镜头。在发生灾难的场合他哭，在欢迎法国总理的时刻也哭，更善于引用关于哭泣的诗歌。例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这样的哭声多了，很难不让人产生“审泪疲劳”，以致中国的新左派学者都讥讽温家宝流泪是“亲民秀”。
问题在于，为什么温家宝一个大男人要动辄就哭？在中国历史上，强势的统治者是不需要哭泣的，例如曹操、毛泽东，他们不屑使用这种“动之以情”的手段，专横霸气的他们有足够的权威震慑人民，有足够的自信主宰天下。而温家宝这种小秘书出身的人，侥幸被党挑选出来作为维护国家机器的大管家，他获得了莫大的恩宠，却又缺乏足够的才能、威望和理论水平，就只能以情胜理，以丢书袋、擦眼泪来动员情感资源。
例如四川地震时，温家宝流泪之外，对救灾部队领导说了一句莫明其妙的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在党指挥枪的中国，温家宝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第三号人物，国防部就在他掌管的国务院管辖之下，但温家宝却只能诉诸于感情。这令人想起“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除了在镇压异议人士方面异常强悍凶狠之外，这个弱势中央政权管不住自己的军队与官员，已经是尾大不掉了。
◎ 圆通权变策略为使人民驯服
上述中国领导人的表现，可以看出他们继承的是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官场文化。为什么延续了千百年的专制主义至今仍有顽固的生命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历代统治者积累了丰富的统治术，例如圆通权变，使用平衡术转移视线，使用情感方式策略性地安抚百姓，平时装出一副忠厚务实的道德面孔，使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狰狞，这就能使人民更为驯服地接受统治。
由于新专制主义擅长权术，富于欺骗性，它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性就更大。它不像极权主义那样完全禁人欲，而是让人们满足于声色犬马，不问政治也不问价值，沉溺于物质生活，在消费刺激下苟活。还有些丧失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人，回避中国仍然是不民主国家这个根本问题，走向狂妄的民族主义。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 “解放一个习惯于被奴役的民族比奴役一个习惯于自由的民族更难。”长期做专制皇帝的“子民”，中国人仍然在专制意识形态的陷阱里难以自拔。因此，我们需要对新专制主义的伪善做更透彻的揭露，需要以自由思想对抗新专制主义的政治控制，否则，中国将无法建立起一个有正常规范的民主社会，中国人民也无法成为有尊严的大写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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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6月号
文/茉莉
莎士比亚笔下的暴君理查三世公开宣称，他要做一个不择手段的歹徒；而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屠杀民众的职业刽子手却赋予自己以“人民领袖”的称号。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熟读莎士比亚著作，又经历了两次极权主义——纳粹和匈牙利共产党的统治，仔细观察了共产党独裁制度的运转，得出了这个结论：自命为 “人民领袖”的共产党，比理查三世那种暴君更虚伪，更具欺骗性。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奇迹般地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它的谎言也就格外美丽，格外圆融。当今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的表演更有特色。一方面，他们穿西装打领带，吸收对自己有利的西方因素；另一方面，他们大力宣传传统的道德荣耻观，引用古典诗词。不管其统治如何腐败低效，也不管人们如何怀疑并公开嘲笑他们的作秀，但他们仍然矫揉造作地以诗歌和泪水推销谎言，玩弄权术愚弄人民，以平衡政治。
◎ “新专制主义”如何改头换面？
之所以把胡温的统治称为“新专制主义”，是因为，与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的老式极权主义相比，这个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有学者把当今中共统治称为“新极权主义”，其理由是，当今中共的“政治压迫”和老极权主义一样，仍然利用意识形态运作这一独特的方法，不允许人民自由地思想。这个命名有一定道理，但还是可以商榷的。
按照阿伦特的论述，极权主义是反文明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野蛮。“极权主义统治的目的是废除自由，甚至是消灭一般人类天性。”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们，都经历过那个极端的年代，极权主义强行管辖人们的一切生活领域，包括衣食住行和恋爱结婚。而专制主义则不同，专制主义的本质在于统治者的权力不受法律的制约，它“取消臣民参与政治现实的自由，但不关心臣民之间非政治的共同联系”。
是否反资本主义和反对功利考量？这是区别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一个关键。在极权主义社会，统治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要求人民放弃自己的利益。而当今新专制主义只是在表面上仍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在现实中却大搞权贵资本主义，穷奢极欲，糜烂色情，并且用金钱物质等利益换取人们对它的效忠。
这种改头换面的新专制主义，比老式的极权主义更具实用性、灵活性。看起来人们已经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被允许拥有更多的私利。但是，当执政者叫喊“筑牢抵制西方多党制的防线……”、“……决不搞三权分立，多党执政那一套”时，就露出了麒麟皮下的马脚，原来所有的与时俱进，只是为了巩固和延续其一党专制。既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又固守中国千年来的专制传统，新专制主义在这种畸形的发展中，仍然顽固地排拒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
◎ 用伪善的道德话语来平衡政治
缺乏道德性是中国新专制主义最大的问题。不管拥有多大的经济势力，这个权力来源不合法的政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仍然是一个不道德形象。为了维护权力，新专制主义希望人民在物质生活中麻醉，庸俗堕落下去。即使中国偶然出现像胡佳那样有着崇高道德品质的人，他们也难免成为新专制主义残酷迫害与打击的对象。
就在中国人道德最沦丧的时期，一个毫无道德感的政权开始热衷于推销道德。这几年，中共媒体大肆宣传胡锦涛的“八个为荣、八个为耻”，要求中国人保持道德纯洁。比起胡记“八荣八耻”道德观，温家宝的道德宣教更富于诗意，他说：“道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道德的光芒甚至比阳光还要灿烂。”“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虽然这种明显的伪善甚为可笑，但我们不能轻视“道德经”对新专制主义统治的功用。首先是平衡政治的作用。当今中国诸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官僚腐败、社会不公、贫富分化和环境破坏等问题，其根子本来就在这个腐败无能的政府，但胡温通过大讲道德，以正义者身份自居，掩盖自己的失职和腐化，推卸了应该承担的责任。
除了推卸责任之外，胡温的“道德经”还有颇有收买人心的作用。在一个这样糜烂的社会里生活，受官僚欺负的人们是痛苦的，喝毒奶吃毒米的人们是不满的。这时，那些在中南海享受“特供”的领导人，以貌似真诚的表情，大力呼吁道德，这对那些不知情的小百姓来说，多少有一点心理安慰作用，所以他们才被人亲昵地称为“ 胡哥”和“宝宝”。
这是一场抢占道德高地的游戏。玩这种虚伪游戏的人，继承的是中国历史上专制怀柔的传统。鲁迅曾从历史满纸的仁义道德字缝里，读出“吃人”的要害来。这种中国传统的统治权术，西方也有古已有之，例如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就特别重视权衡统治术，主张“君主不必具备各种美德，但在表面上必须装成具备这些美德。”
◎ 诗歌和泪水把专制主义人情化
如果仅仅把胡温等新专制主义领导人视为技术官僚，是不太公平的。水利专业出身的胡锦涛，早在清华大学做学生时就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组长，显示出会编台词会导演节目的才艺。地质专业出身的温家宝，自称最爱读经典著作，例如《贞观之治》和《唐书》，以及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所著的《沉思录》。
一个人的人格和良心，能不能靠读书读出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管怎样，被捧为“诗人总理”温家宝，经常在公开场合风雅地背诵诗书，并动辄热泪盈眶，给他们所推行的冷酷的专制主义，涂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例如，“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这是从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化出来的句子，温家宝用来塑造自己清廉爱民的总理形象。然而，只要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打压上访的地震遇难学生家长，怎么抓捕那些调查真相的人权人士，就可知道，他们津津乐道的“爱民”，正是他们最缺乏的东西。
同时，温家宝还被视为“泪水总理”，电视上频频出现他流泪的镜头。在发生灾难的场合他哭，在欢迎法国总理的时刻也哭，更善于引用关于哭泣的诗歌。例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这样的哭声多了，很难不让人产生“审泪疲劳”，以致中国的新左派学者都讥讽温家宝流泪是“亲民秀”。
问题在于，为什么温家宝一个大男人要动辄就哭？在中国历史上，强势的统治者是不需要哭泣的，例如曹操、毛泽东，他们不屑使用这种“动之以情”的手段，专横霸气的他们有足够的权威震慑人民，有足够的自信主宰天下。而温家宝这种小秘书出身的人，侥幸被党挑选出来作为维护国家机器的大管家，他获得了莫大的恩宠，却又缺乏足够的才能、威望和理论水平，就只能以情胜理，以丢书袋、擦眼泪来动员情感资源。
例如四川地震时，温家宝流泪之外，对救灾部队领导说了一句莫明其妙的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在党指挥枪的中国，温家宝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第三号人物，国防部就在他掌管的国务院管辖之下，但温家宝却只能诉诸于感情。这令人想起“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除了在镇压异议人士方面异常强悍凶狠之外，这个弱势中央政权管不住自己的军队与官员，已经是尾大不掉了。
◎ 圆通权变策略为使人民驯服
上述中国领导人的表现，可以看出他们继承的是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官场文化。为什么延续了千百年的专制主义至今仍有顽固的生命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历代统治者积累了丰富的统治术，例如圆通权变，使用平衡术转移视线，使用情感方式策略性地安抚百姓，平时装出一副忠厚务实的道德面孔，使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狰狞，这就能使人民更为驯服地接受统治。
由于新专制主义擅长权术，富于欺骗性，它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性就更大。它不像极权主义那样完全禁人欲，而是让人们满足于声色犬马，不问政治也不问价值，沉溺于物质生活，在消费刺激下苟活。还有些丧失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人，回避中国仍然是不民主国家这个根本问题，走向狂妄的民族主义。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 “解放一个习惯于被奴役的民族比奴役一个习惯于自由的民族更难。”长期做专制皇帝的“子民”，中国人仍然在专制意识形态的陷阱里难以自拔。因此，我们需要对新专制主义的伪善做更透彻的揭露，需要以自由思想对抗新专制主义的政治控制，否则，中国将无法建立起一个有正常规范的民主社会，中国人民也无法成为有尊严的大写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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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6月号
2009年6月7日星期日
神圣的拉蒙拉措
照片拍摄：朱瑞(除了前两张照片）
租了一匹马，从琼果节出发去拉蒙拉措 （一位不知名的牧羊女拍摄）
我在马背上走了差不多四个小时 （一位不知名的牧羊人拍摄）
吉祥的石堆
吉祥的石头阵
路上我遇到的唯一一户人家（牧人）的牦牛
没有路的路
翻过这个带豁口的山，就看见拉蒙拉措了
五月，拉蒙拉措还结着一层薄冰
我甚至怀疑，她不会向我暗示什么，她是如此平静，含而不露
我不相信我看到的，因为当时天空还有云
......她就在雪山之间，有种意想不到的平凡，如果不是寻她而来，甚至发现不了她。她静静的，小小的，像天地间的一滴露水，没有溪流的汇入，也没有江河的汇入，我担心，她要蒸发了，散在了空气里。我闭上眼睛，好一会儿，睁开时，她依然在雪山之间，静静的，小小的，朴素得一如刚刚诞生。但是，她是不灭的，她是护法神班丹拉姆的灵魂湖，神秘地以独有的语言，暗示着我们的前生和来世,尤其在神圣的达赖喇嘛认定的时候.
我把洁白的哈达系在经幡之间。这时，我想起一位西藏老人说过：不要急着走，你要好好祈祷，安安静静地看，仔细地看，轻轻地看，慢慢地看，能看到大象，还能看到水牛，一般人都看不到，心地善良的人能看到。如果你看到寺庙，来世就是出家人。于是，我在悬崖峭壁之间坐好，目不转睛地看着湖水。
看着看着，也不知看了多长时间,边上的冰层变了，变成了蓝色，蓝色在蔓延，向对面蔓延，冰层消融了。四周又换成了浅蓝色，向里伸展，接着，出现了褐红色，褐红色又向里流动，色彩斑斓的帷幕拉开了，现在，水的中间，出现一块白色，白色在移动，移动......我没有看到大象，水牛，也没有看到寺庙，啊，我看见了，看到了另一翻景象......
我又一次闻到了一种气息，那是清静如月、远离尘嚣的女神的气息。
选自我的长篇散文《抵达拉蒙拉措》
租了一匹马，从琼果节出发去拉蒙拉措 （一位不知名的牧羊女拍摄）
我在马背上走了差不多四个小时 （一位不知名的牧羊人拍摄）
吉祥的石堆
吉祥的石头阵
路上我遇到的唯一一户人家（牧人）的牦牛
没有路的路
翻过这个带豁口的山，就看见拉蒙拉措了
五月，拉蒙拉措还结着一层薄冰
我甚至怀疑，她不会向我暗示什么，她是如此平静，含而不露
我不相信我看到的，因为当时天空还有云
......她就在雪山之间，有种意想不到的平凡，如果不是寻她而来，甚至发现不了她。她静静的，小小的，像天地间的一滴露水，没有溪流的汇入，也没有江河的汇入，我担心，她要蒸发了，散在了空气里。我闭上眼睛，好一会儿，睁开时，她依然在雪山之间，静静的，小小的，朴素得一如刚刚诞生。但是，她是不灭的，她是护法神班丹拉姆的灵魂湖，神秘地以独有的语言，暗示着我们的前生和来世,尤其在神圣的达赖喇嘛认定的时候.
我把洁白的哈达系在经幡之间。这时，我想起一位西藏老人说过：不要急着走，你要好好祈祷，安安静静地看，仔细地看，轻轻地看，慢慢地看，能看到大象，还能看到水牛，一般人都看不到，心地善良的人能看到。如果你看到寺庙，来世就是出家人。于是，我在悬崖峭壁之间坐好，目不转睛地看着湖水。
看着看着，也不知看了多长时间,边上的冰层变了，变成了蓝色，蓝色在蔓延，向对面蔓延，冰层消融了。四周又换成了浅蓝色，向里伸展，接着，出现了褐红色，褐红色又向里流动，色彩斑斓的帷幕拉开了，现在，水的中间，出现一块白色，白色在移动，移动......我没有看到大象，水牛，也没有看到寺庙，啊，我看见了，看到了另一翻景象......
我又一次闻到了一种气息，那是清静如月、远离尘嚣的女神的气息。
选自我的长篇散文《抵达拉蒙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