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西藏-中国 战略和谈判分析

作者：Tsewang Namgyal 翻译：davidpeng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败。
—–孙子

引言

西藏流亡政府（TGIE）已经做了许多正确的事情，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以与中国政府达成一项公正的协议。他们坚持非暴力，侧重于藏族教育发展，支持藏人的专业成长，游说国际社会利用其影响鼓励中国遵守国际法，与中国人民对话，民主化我们的流亡社区等等。我们的谈判代表，洛第嘉日，格桑嘉坚赞先生和他们的团队，他们的努力值得我们特别赞扬。

指责中国并赞扬我们的善意对于突破目前的僵局无济于事，就像一只苍蝇试图进入一个封闭的窗口一样。 依赖希望根本算不上什么战略。我注意到我们的领导层正在考虑替代路径。 我们知道，因为无法和中国政府取得任何实际进展，我们于2008年11月在达兰萨拉召开了特别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不少建议。在此基础上我想强调一段话，反映了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西藏人民的感情。由于缺乏新闻自由，我们无法充分理解在西藏的藏人的实际愿望，但我们已经尽了力。

“ 根据内外藏收到的对这一特别大会的建议，经过代表们坦诚的讨论，关于未来的西藏政策，我们一致决定根据不同时间的具体情况，继续接受达赖喇嘛的指导。大多数人同意继续中间道路的政策。此外，着眼于中国政府以往的行为，如果在不久的将来还没有结果，我们同样表示出强烈的意愿，停止派遣特使，追求完全独立或民族自决。”

考虑会议的结果和我们的谈判努力，我有我的想法，并着重分析制定一个全面的战略和谈判策略，以实现我们的目标。

由于我没有参与到实际的内部讨论，也没有把握充分的情况，我的想法可能有许多缺陷。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藏人，我曾经在西藏/中国和印度的难民社区生活/旅行，在金融部门工作过，在军队服过役，在人权/发展活动中担任志愿者和领导，这些经历使我对目前的局势有一些深入的了解。 之所以在公共论坛分享我的想法，是为了邀请其他人批评我，以便能够提供最佳的分析，给我们的领导人审议。

策略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排名第一） ，政治强国（其中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军事强国（ 排名第三）和经济大国（基于购买力平价排名第二）。

基于这一现实情况，我们西藏人取得成功的唯一方法是柔道战略。 这一战略涉及到，利用竞争对手的力量，转变为自己的优势。此外，一个相对较小的力量保持进攻态势，但不是针锋相对地做出反应。 我相信，如果我们谈判的策略结合这一柔道战略，将会带来至关重要的突破。

对于任何长期可持续性的协议，其关键点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

作为柔道策略，我们的重点应当是中国政府的薄弱环节。 我们可以想像，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得到最好的抓力把我们的对手摔倒。 继续这一比喻，为了获得更大的抓力，我们需要不断增强自己智力和经济实力。

对中国政府的相扑战略（以牙还牙）几乎是徒劳无功。我这样说不是从道德的角度，而是基于我们在力量和资源上和对手的差距。诉诸暴力等于自杀，并给极端民族主义中国军队最好的借口，屠杀藏人。

我的一位中国朋友提到，中国政府甚至愿意让藏人杀死几千名解放军官兵，以此证明他们实施了正义的“报应”。他还表示，与中国政府目前的军事现代化的计划（减少人数并侧重于技术）相应，任何暴力只会适合他们的整体军事战略。

由于中国的大小，以及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上的实力，排斥中国在经济/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努力，我们将很快耗尽有限的资源，中国可以很容易地花更多的钱，想更多的招数来击败我们。如果我们卷入一场无用的战斗，既不可能取胜，也不值得；我们能够不上钩已经是足够幸运的了。引用孙子的话， “知可以战与不可战者胜。 ”只有合理分配我们的资源，选择的我们有竞争力的战场，我们才能一“战” 。

我请读者分享，这一战略是否得当，考虑是否周全，战术行动是否适当。 更多关于柔道战略和孙子兵法的信息，可以从因特网上获得。

一个案例

2008年3月后，中国政府一些部门巧妙地在国内打起了种族牌。他们将藏人示威描绘成为汉人和藏人之间的斗争（而不是政治，宗教和经济权利）。由于缺乏新闻自由，这一策略将中国的民族主义提高到沸点。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或明或暗地支持政府的暴力镇压西藏人。只有少数几个勇敢的中国人试图澄清情况，因为他们从自己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知道中国政府有多诚实。

而在国际上，中国政府把局面扭转过来：他们并未维护他们的西藏政策，而是指责流亡社区煽动示威。我的一位中国朋友提到，他觉得我们藏人上了钩。他认为，我们在中国的指控面前更趋向防御。相反，他认为我们应该保持进攻态势，当媒体都集中在西藏时，我们应该质疑中国政府，让他们回答具体问题，如班禅喇嘛的情况，政府支持的定居项目，藏人的经济边缘化和缺乏宗教/政治自由等等。

我们领导层一个及时和战略性的回应是质疑中国，对示威的原因进行独立调查。当然，中国不回应这一质疑，而是继续保持攻势，提出进一步的指控，例如指责西藏青年大会是一个恐怖组织。

谁也不是事后诸葛亮。有句俗话说，如果有人骗你一次，他是个骗子；如果有人骗你两次，你是个傻子。目前，西藏问题相对平静，媒体关注减少。我们个人和组织应该推演各种不同局面。这样，当世界媒体再次集中在西藏时，我们已经做好了进攻准备。

一个建议

我国政府的薄弱点是腐败。正如他们打种族牌，推动中国人民盲目支持他们反对藏人，我们可以专注于腐败。面对这个共同的敌人（腐败），我们就这能够与中国人民甚至一些部门的政府官员甚至组成统一战线。我相信，这将比象民主这样的共同事业更有力。

腐败在中国盛行。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反腐败。直至今天，和我的中国朋友谈话，他们绝大多数对腐败问题非常愤怒，无论是在经济，政治和环境领域。

中国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富裕，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专制政权，少数人拥有的大部分的权力和财富。我相信，在现实中，腐败是很多藏人和中国人痛苦的原因。它是阻止西藏和中国的真正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揭露腐败将建立的反对它的愤怒力量，并要求政府的透明度。我相信这种压力将不断提升，迫使中国政府澄清许多问题，包括西藏的过去的历史和我们当前的情况。随着这些澄清，我相信会给藏人的事业带来自然而然的支持；这与白人支持公民权利和对殖民主义的愤怒并无二致。我相信最终，历史已经表明，人类离不开他们的良心。

谈判现状

以下是2009年3月31日格桑嘉坚赞先生向欧洲议会的发言。 （从网上复制–译者）

“双方之间的差异，对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也有着相当程度的冲击。为了双方对于现实状况能够有共识，所以2007年时我们建议，让我们有机会送进一个研究小组，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看看实际的情况。……此外，2002年4月18日当双方开始接触，我们曾写信给当时的江泽民主席，说明除了对话之外，我们的任务是实践达赖喇嘛尊者与中国领导人面对面的会晤。……达赖喇嘛尊者也曾公开表示，他希望能够在2006年访华，进行朝圣之旅。
… …

“对于我们所提出的建议和提案，没有一件是中方接受的，让我们深感失望。中方对于我们建立互信互重的建议，亦不曾有过任何善意的响应；或是提出自己的建议与提案，以致于没有任何的进展。这种单向的会谈自2002年开始以来，中方一直是采取不承认、不对等的立场，也没有任何的承诺、让步和妥协。虽然直至今日，他们仍信口旦旦的说，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是时至今日，他们一直实行着拖延战术，避免有任何的进展、决议和承诺。中国政体的缺乏政治诚意，清楚地在上一轮，去年11月的会谈中明显的呈现。
… …
“去年7月第七轮的谈判中，中方明确欢迎，达赖喇嘛尊者对于西藏的稳定与发展给予建议，并强调他们希望听到与了解我们所寻求的自治形态。因此，2008年10月31日，我们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我们的《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
… …
“不幸的是，中方断然拒绝我们《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全文所详述的基本需求。在一项我们所讨论的点上，中国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指出：‘即使你们备忘录的标题，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我们说了多少次了，达赖喇嘛没有权利谈论西藏的情况，或代表西藏人民？’当我们问他为什么把我们提出自主权的观点摆在首位，他的回答是：‘这是一个测试，看看你们对于中央政府立场和政策有多少的了解与认知。但是你们未能通过测试，所以只好草草收场。’”

分析

为完成任何交易，无论是购买家具，买房子或形成伙伴关系，双方需要（一）能力和（二）意愿。

格桑拉的声明反映，中国政府缺乏与藏人达成一项协议的意愿。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表明他们有这个能力。

人类心理学告诉我们，在缺乏意愿的情况下，试图迫使出售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适得其反。

如何创造意愿？

为了创造意愿，我们必须遵守通用的销售策略。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包括，表现出绝望，给出了太多的信息，对没有兴趣一方时作报告，提出我们的最低报价，宣传我们愿意妥协（不给对方发言提供激励，他们将等待更低的报价）和对进程无法控制。

相对的，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包括，推销价值（不妥协），多听少说，裁剪我们的信息，倾听字里行间（而不是只言片语） ，（在提供信息之前）先获取信息 ，专注于我们的目标（不是不想干的事） ，不要情绪化，指定唯一的合格媒体发言人（否则，我们将互相矛盾） 。

在我们等待时，西藏流亡政府应集中努力，加强国内外藏人的智力和经济力量。此外，他们应继续代表在西藏的藏人发声，提请全世界注意中国的不文明行为，游说国际社会的支持（但不试图迫使中国谈判），并为最终谈判努力准备。

政治组织/支援组织应继续将重点放在攻击中国的品牌形象。只要我们不断提醒中国强权造成的不公正，他们就无法享受自己的成功。

外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应不断地表达自己对中国西藏政策的不满，对西藏流亡政府/国际支援组织提供支持。

华人社区应发挥领导作用，敦促中国政府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和我们的领导正在进行出色的工作，深入到华人中间，解释我们的形势。我们必须清楚地向中国人民解释，解决西藏问题不仅依靠中国人民的善意，也是中国的自身利益所在。

我们必须在这里指出，中国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驱动的国家。在这方面的证据是，大多数的中国企业的业主是中共领导人的子女。这不是好的或坏的事情，这只是一个现实。如果我们把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驱动的政权而战，我们的对手不存在。

我有一些中国朋友，他们了解一些中国政坛的内部生态。正如美国政府内部有许多权力斗争一样，中国也没有太大的不同。那些象赵紫阳先生一样的理想主义者已经淡出，掌权的只有一些“实用主义者”。这些人不会冒险威胁他们自己的权力或家庭成员。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除非解决西藏问题反映中国人的的利益，没有政治家愿意承担任何个人风险。

最终通过这种多管齐下的办法，并多些耐心，最有可能在中国的领导层，创造解决西藏问题的意愿。

条件/意愿测试

为了测试中国的意愿，我们应该给任何未来的对话设一个先决条件。这项条件应该合理，易于理解且有利于达成最终协议。一个这样的条件可以是一个独立的调查，调查是否中国宪法中确定的各项政治，经济，教育和宗教政策/权利，是否真正给予了藏人。

作为背景，1982年12月4日第5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该宪法的一个关键设计师是邓小平先生。邓先生与中国的领导人努力工作，完成了这部宪法。在毛时代，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民不必要的死亡；这部宪法使得如此灾难性的政策不再重演。

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和示威自由。此外，2004年3月14号通过了保障人权的宪法修正案。像所有的国家，中国在实践宪法中做了许多好的事情的，也犯了许多错误。因此，一个独立的评估将使其受益。欲了解更多的宪法背景，我建议读者分析了《真正自治的备忘录》和《一个藏族革命者：平措汪杰的政治生活》第25章。

邓小平先生曾经说：“除了西藏独立，什么都可以谈。”我们的领导层将此意见作为目前的谈判的出发点。中国直到最近还没有贬低这种说法，但最近却强烈否认这些话。现在，质疑中国，以评估藏人是否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他们应该无法拒绝。此外，这是邓小平本人推崇的宪法，所以我们应该利用中国最高领导人来对付他们。

准备，立场/利益和条款说明书

在谈判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应涉及的问题包括，理解问题；讨论、确定我们非常重要的项目；考虑对我们不重要，可以讨价还价的项目；标明对手认为对我们很重要但实际上的次要项目；最后，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推演他们会如何准备。当我们等待中国表明他们的谈判意愿之时，我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来进行准备工作。

除了有关西藏未来的独立或中国的一个真正的自治区这样的根本性的问题，审慎的做法是，把相关的利益问题量化，以此产生善意，信任和基础。

在谈判中，明智的一方往往区分立场与利益。迄今为止进行的谈判中，我们的立场是，所有西藏三个省份应该置于单一的行政管理之下。这里的假设是，这已是保护西藏的文化的最好的机会。我注意到这一立场也许政治上正确和正当的。

中国的立场，反过来，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声称，这离要求西藏独立只有一步之遥，并害怕最终将导致中国的分裂。我个人认为，如果中国真的给予藏人的适当的尊重，藏人会更倾向于是中国的一部分；正如东欧国家想成为欧盟的一部分一样，二者没有太大的不同。

将来，如果中国表明其意愿，双方继续坚持目前的立场；这对双们各自的支持者而言是政治上正确的，但却有可能没有任何突破。

相反，我相信最初的谈判应该集中于我们各自的利益。现实情况是藏人和中国人民对于他们各自的利益，有着不同的优先级。 为了进一步澄清这个概念，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共同的故事，这个故事经常被用在谈判课程中。

两个厨师争夺一个橙子，来准备各自的菜肴。双方的立场是他们想要这个橙子以完成其菜肴。如所有“文明”的人一样，双方都做出妥协，把橙子一分为二。一位厨师挤压橙汁做酱汁，但还不够；另一位剥了一半橙皮，研磨后用来做蛋糕，但也不够。如果双方谈论他们对橙子感兴趣的部分，而不是他们的立场，他们可以达成一个更有利的协议，一方得到橙皮，另一方得到橙肉。

同样，在中藏双方声明他们各自的立场之前，他们有很多可能感兴趣的领域，值得讨论。我认为主要有：（一）教育（如设立学校/学院和培训计划，以协助藏人适应现代经济）;（二）经济学（如划分给地方当局的税收收入百分比，当地领导人制定按照本地需求制定经济政策的能力，下放更多的权力以使西藏地方官员能够决策政府资金，藏人在关键的管理职位的配额，设立了一个社会投资基金）;（三）文化问题（寺院机构研究/实践宗教的自由，对西藏手工艺品项目减税和在媒体上尊重达赖喇嘛）;（四）政治问题（村一级的选举和赋予藏人真正的政治权力）; 和（五）环境（如建立自然公园，保护土地/水/空气的环保政策和提高区域内公众的环保意识的工作） 。

在商业上，这种各自的兴趣组成我们称之为条款说明书的表格。一旦确定关键条款，我们能够将其法制化为文档，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内执行。随着严格的时间表制定后，我们应在规定期限后，举行类似魁北克的全民公投；所有三个省份的有资格的藏人应该被允许参加投票。全民公投的条款可能包括：（一）西藏三省是否应联合、和（ ii ）西藏是否独立。

我理解许多建议在这里可能令人倒胃口。然而，我认为这反映目前的形势中，我们自己的长处、弱点、威胁和机会，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

最后我相信，一旦双方都表明他们的能力和意愿，整个问题都可以在一年之内结束。否则，历经无数世代，我们将仍然停留在同一页上，伤害藏人和中国人民。

结论

身为一个佛教徒，推荐现代的谈判策略有时有点令人尴尬，因为表面上他们与佛教的价值观相矛盾。有时候我不禁想疑惑，我们的领导人这个政治经济世界中运作，一定非常困难；它更象是一盘棋，而不是为了一个服务他人的目标所驱动。对于在佛教价值中成长的人，不难向我们领导人强调这一点，特别是那些受过比丘戒的人。然而，我认为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了解游戏和遵守游戏的现有规则（如果不能改变它），这是符合佛教原则的。谁是这些武装主席批评我认为应该三思而后行，特别是在判断是否有人利用我们的领导的努力，可能不会出现，以满足佛教原则。我们领导层的有些努力表面上看起来不符合佛教原则，我建议，在做出评判之前，那些抱着书生之见的人应当三思。

首先，我们更大的动机是合理的，因为它最终利益他人。其次，我认为，这属于世俗谛。据龙树菩萨在《中观论》中所说，“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深佛法，不知真实义。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磐。”据我了解，我们的老师认为，世俗谛虽然没有表现现实的真正性质，我们理解它仍然是很关键的。

在达赖喇嘛一次传法中，他建议将世俗谛看作一位狡猾和欺骗的邻居。他认为，因为我们要和人打交道，知道他人可能欺骗，能够保护自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我们不被我们的邻居的欺骗所愚弄，我们将是安全的。

最后，我认为也不能保证采纳这些谈判的概念将一定能管用。然而，我认为注重结果，并采纳这些已验证的技术能提供更大的成功机会。这符合西藏、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最佳利益。

作者是国际雷鸟国际管理学院的MBA毕业生（BGS荣誉会员），在纽约城投资银行领域工作。Tsewang是自由西藏国际学联的创始董事，第一个正 式加入美国军队的藏人，2007-2008年间担任纽约藏人社区中心项目的执行董事。他的电邮是densang123@yahoo.com。

Disclaimer: the author Tsewang Namgyal has provided authorization to translate it but has not verified the translation since he is not literate in Chinese.

Written by davidpeng

An Anachronist’s Life

转自：《民间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