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坝僧人扎白当街自焚被枪杀

朱瑞摄于达兰萨拉（2009年2月26日藏历年初一）

阿坝僧人扎白当街自焚被枪杀
·唯色·

公历2月25日下午，在北京繁华的王府井，有三人自焚于新疆牌照的车里，至今不详三名自焚者的身份。外媒记者曾怀疑是否藏人，因为是藏历新年洛萨第一天。

但在洛萨第三天，竟有藏人自焚了！

这可能是境内藏人第一次用自焚来表达抗议！

听到这个消息，一时我说不出话也发不出声，心在痉挛，很痛很痛……眼前出现了一团燃烧的火焰，火焰中，是一个年轻的僧人，他高举着一张有雪山狮子旗和尊者达赖喇嘛的照片，他在喊，他在跑；他点燃浇了油的袈裟，他让自己像一团火焰冲在大街上，枪声响了！

我需要用新闻的方式来讲述这件事。

2月27日，在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安多著名大寺格尔登寺（藏语发音格底贡巴），约上千僧人聚集佛殿，欲举行祈愿法会，被阻止。寺管会要求僧人取消法会，以免遭到当局惩罚。僧众不得已返回僧舍。不久，下午1时40分，一位年轻僧人离开寺院，向寺院附近的县城中心走去。并且，突然高举一张有雪山狮子旗和尊者达赖喇嘛的照片，点燃浇了油的袈裟，一边呐喊一边奔跑。布满县城的军警立即向他开枪，据悉开了三枪。这位自焚的僧人中枪倒地，军警扑上来灭火之后，抬走了中弹的僧人。

这位年轻的僧人名叫扎白，年纪在25-30岁之间，家在格尔登寺院附近的村庄。

无法知道僧人扎白是否已经身亡。下午，有数百名僧人去僧人扎白家里，为僧人扎白举行超度法会。

而在去年，2008年3月27日，格尔登寺32岁的僧人洛桑金巴留下遗书后，在僧舍用绳子上吊自杀。他在遗书上说当局指控格尔登寺的罪名（领导和组织抗议活动；保存被中国军警枪杀者的尸体；对外界透露消息）都由他一人承担，与寺院和其他僧人无关；并且声明是他率领了抗议行动，他为此负责。遗书最后写到：“我不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压迫下，不要说一天，甚至一分钟也不愿意”，然后是他的签名。

去年，2008年4月16日晚上，格尔登寺29岁的僧人图松自杀。图松是一位盲人，自杀前他对家人说：“这样的日子不要说有眼睛的你们受不了，连我这个瞎了眼的人也受不了。”

2009年2月27日记录
来源：唯色博客

多维专访桑东仁波切：09年北京与藏人交手不同寻常

2009年2月11日11:0:22(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多维社记者万毅忠报导/“2月25日是藏历土牛年，我们知道西藏境内的藏人不愿意过传统藏历新年，除非被当局强迫。据我们了解，很多藏人已经关门闭户，举家赴远方朝圣，以避免被强制过年。”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接受多维访问时说。

09年一开年，北京中央政府和流亡藏人之间便有了不同寻常的交手：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人大将3月28日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十天之后，“藏青会”宣布“2009年是黑色之年”，以纪念“中国侵略和占据西藏50周年”；藏青会在宣布不举行藏历新年庆祝活动之外，更准备在2月23日起组织系列抗议活动，如组织签名并将签名交给联合国和欧盟，进行静坐绝食示威和烛光纪念活动等。

针对这些事态发展，多维记者通过达赖喇嘛驻美代表处，书面采访了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

多维：藏青会将今年定为“黑色之年”，并进行绝食及示威活动，流亡政府会怎样纪念即将到来的达赖喇嘛流亡五十周年？

桑东仁波切：流亡政府不能强行阻止包括藏青会等民间组织在内的任何活动，因为真理、非暴力和民主是西藏流亡政府一切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但是我们一向不支持任何暴力行动。从今年三月十日到明年三月十日，流亡政府将会在世界各地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其中包括宗教、文化和政治性的纪念活动，其中有些活动已确定，有些还正在筹备中。

多维：流亡政府如何看待中国设立的“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桑东仁波切：“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设立缘由及真正目的，除了中国当局知晓外，我们无法解释。不过，在1959年之前，西藏的状况与中国其他省份有所不同，西藏工农牧民的生活水准虽然不高，但也不至于贫困无助。

如果“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名符其实，值得纪念，就意味着这些翻身农奴目前的生活水准应该与那些在西藏的非藏人移民相同，可事实明摆着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只有少数藏人从西藏的经济发展中获得了好处，在广大乡村，基层农牧民的生活没有改善，他们被高压政策所苦，忍受着没有思想和行动自由的痛苦。

时间过去了整整五十年，中国政府决定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就像是往藏人的旧伤痕上加了新盐巴。08年，西藏三区各地发生了反政府示威游行，参与者都出身于普通农奴家庭的老百姓，不见一个来自于所谓的领主阶级家庭。如果农奴们在1959年就获得了解放，为什么在五十年后，他们会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去示威抗议，真相不言自明。所以，流亡政府认为中国政府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是当权者对藏人的再一次欺侮和骚扰，中国政府在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

多维：流亡政府是否担心藏人被分化？

桑东仁波切：中国政府一直都在想方设法分化藏人。在达赖喇嘛的正确领导和指导下，西藏流亡政府积极设法防止藏人在思想上的分裂，保障了藏人的团结。我们的事业是基于公平、平等、非暴力和双赢的原则，因此我们视敌为友，而非我胜你败。我们的途径是非暴力、忍耐、对话和真心诚意。所以，藏人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思想上团结一致，丝毫不会动摇。

多维：你们是否留意到国际社会对此有何反应？

桑东仁波切：首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到来之际，西藏境内的藏人因为身处高压之下，将不得不进行某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但就在几天前，西藏拉萨开始了“严打”活动，藏人在同一个地方和同一个时间内，被“纪念”又被“严打”，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活动，不正是令人震撼的矛盾和对立吗？设想如果西藏农奴真正获得了翻身解放，纪念活动必定会在自愿状态下进行，根本不需要以强制的方式来纪念。中国官方定下节日强制藏人纪念，必定会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从经济和军事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正迈向强国，但如果继续坚持不合世界潮流的极权主义，维持一个没有自由、平等、正义、开放和透明的社会，只会令中国在国际上进一步失去他人的尊敬和喜爱，激发人们更多的不满。

十四世達賴喇嘛對境內外藏人的新年賀詞 2009/02/25

朱瑞摄于瓦拉那西

在藏歷2136年第十七饒迥土牛新年來臨之際，我向西藏境內外所有藏人同胞說一聲扎西德勒！並祈請三寶加持吉祥圓滿，逐步實現我們的願望。

以日月星辰的運轉出現的時間變化，實際上不分新舊之別，然而一年結束之後舉行各式慶賀的風俗，還是流行於世界各地。在雪域西藏，同樣有藏曆一月一日舉行盛大教政慶祝活動的習俗。不過，去年整個西藏三區，因為對中共治藏政策的不滿而引起大規模的和平抗議，使數百名藏人失去了寶貴的生命；數以千計的人被逮捕並遭受殘酷虐待。鑑於如此悲境，境內外全體藏人同時表示在新的一年來臨之際，不宜像往常一樣舉行慶賀活動，我對他們的善舉深表理解。

在此，我們要努力去惡集善，累積資糧，祈願那些在去年的事件，以及過去50年為西藏教政事業獻出生命的同胞早日獲得佛的果位；祈願正在遭受蹂躪的同胞早日獲得自由，並且在增進西藏民族共同福德資糧的同時，為西藏問題早日獲得解決而奮鬥。

最近在西藏實行的「嚴打」中，武警和軍隊遍布了西藏三區，而藏人以和平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卻慘遭毒打、逮捕，特別是對寺院進行騷擾與監控；在西藏各地實施所謂「愛國愛教」運動；強行藏人慶祝藏曆新年；禁止外地遊客進入藏區等等。

中共對藏人進行種種挑釁和欺壓，使忍無可忍的藏人最終起來反抗，從而實現再次暴力鎮壓的預期目標。在此關鍵時刻，我鄭重呼籲所有藏人忍辱負重，珍惜寶貴的生命，儘可能避免遭受暴力虐待。

毫無疑問，境內同胞的勇氣、決心，以及奉獻精神是值得鼓勵與讚揚，但此時此刻獻出生命難以得到深孚眾望的預期結果。請保護自身的安全，並始終堅持非暴力的原則，這是我們無可捨棄的承諾。

再一次祈願在新的一年中，所有藏人能夠擺脫強權欺壓，獲得自由幸福！祈願眾生快樂！

釋迦比丘 達賴喇嘛丹增嘉措
西元2009年2月25日 藏曆土牛年1月1日

转自：http://www.dalailamaworld.com/topic.php?p=431#431

雪域上的血迹----关于中国边境藏民被射杀 （转载）

雪域上的血迹----关于中国边境藏民被射杀
作者:一平

来源：民主中国

一

这个消息已经好几天了，今天看到了录像，终于证实了，那是几位外国登山者偶然的记录--第三者的目击。雪山，矮小成串的人影，枪声，打头的人倒下，另一山脊中国士兵在射击，之后他们在雪地上拖拽尸体……。中国政府说，越境的藏人攻击边防军，军人是自卫。但是藏人并没有武器，而且士兵是在一公里外开枪。显然，受难的藏民是无辜的。

这一事件让人痛楚，而在此之外我还有愧疚。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属于射击者的一边。我为我的民族愧疚；为高山雪域间那一弱小、忍耐、趋于消失的民族而悲哀，为他们的不幸而沉痛。那些越境的藏民手无寸铁，为了他们的信仰、自由、尊严和民族古远的文化而逃离家乡。是的，他们是去投奔达赖，达赖是他们的信仰，他们古 老的历史、文明，他们的希望和寄托。但这有什么错吗？当他们的家乡被占领，他们不再是主人，他们不能逃亡吗？他们不是抵抗，而仅仅是逃亡啊。逃亡也是罪吗？他们也是人，也是一个民族。他们有他们的神祗、言语、生活、传说和荣誉。他们的逃亡是悲惨的事，不幸的事，却也是悲壮、让人敬意的事。

我知道，每年都有上千藏民逃离家园，穿越绵绵雪山，投奔达赖，男人、女人、老人、僧侣、孩子。他们中有的被抓捕，有的冻死病死，有的致残，那是朝圣之路、殉道之路。一位友人曾经访问达兰萨拉，那里有许多孩子是在逃亡中被冻掉了手脚，她都没敢去看望他们，因为不忍目睹。这些孩子们千辛万苦舍生忘死，为了什么？为了读书--他们的语言和教育。四十多年前，我还是小学生，看过一部电影"五彩路"，是讲几个藏族孩子穿越雪山寻找解放军的故事。我至今记得那雪山上绚丽的彩虹。现在我们清楚，这些贫苦的藏族儿童，穿越茫茫雪域是走向哪里，哪里有彩虹。

我们知道以色列出埃及的故事，却没有看到眼下我们身边的事。当整个世界扑向权力、军火、财富、欲望的时候，那一队"愚昧"的"土"人，缺衣少食，顶冒风雪、饥寒、生死，背向家园，寻找他们的精神、信仰、尊严、古远的文明和神。想想吧，他们在穿越什么，走向哪里？到底什么是文明？

二

我教过几十个藏族学生，的确，他们没我们"精明"、有"知识"，远不如我们"先进"；但是他们的质朴善良，一直感动着我。我几次去西藏，反复地想，到底谁更文明？我们，还是"落后"的藏民？中国也曾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但半个世纪以来，一切"人"的东西都破坏了，看看我们的身边，简单的礼貌也成了陌生的 事，而那些人类须臾不可缺的重要词语"道德"、"善良"、"诚实"、"高尚"、 "信义"、"信仰"等，也无不反意地使用。一个民族、社会需要格守的文明的常识被颠覆了。汉人已成为牛二民族，牛二精神是我们今天的民族精神。

在拉萨、日喀则、那曲、萨迦，藏民安祥谦和的目光让我羞愧，他们有信奉，有持守，有礼仪，善恶对他们像昼夜一样重要而分明。那些比邻的寺庙，冉冉香火，朝奉的藏民络绎不绝，他们的虔诚和谦卑感动世人；联想大跃进，万众狂呼和漫布全国的暴力，以及今日肆虐的腐败，到底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呢？谁又属于文明？ 居藏多年的朋友告诉我，藏民纯朴老实，当地坑蒙拐骗的坏事多是汉人干的，我不怀疑。

我不奢求，文明像人性一样有限，人性的边界就是它的边界。人有黑暗，文明亦然。每种文明都有它的暗影，就像昼夜相依。就是基督教也有它的火刑、异端审判和战争。布达拉宫下的野狗、乞丐、牢狱、污臭的泥泞，不是五十年代后才有的；神权并非不专制，农奴也并非幸福；有关西藏的酷刑也不全是虚构。西藏不是乐园，我们不必神话它。但是应该看到，西藏是一支文明，有自己的语言、宗教、民族、传统、文化，它是完整的，古老的，也是现今世界唯一保存下来的原态古老文明。它罕有而珍贵。对文明，我们需要谨慎，不夸张，但更不能随意否定，我们不能用今天衡量过去，也不能用此文明要求彼文明，如此是危险的。

文明不怕它有黑暗，而在它的另一面--挺立的躯干，迎向阳光的塔顶，还有那纷纷扬扬的花叶，那些无数年代所积累的：向善、肯定、道义、信仰、礼仪、勇气、宽容、尊重等等。如果我们把一种文明的正值全都颠覆了，那文明也就不再是文明，人也就会沦落到比动物更糟糕的地步。想一想，砸碎了仁义道德，中国还有什么？问一问自己，今天我们还相信什么？什么是我们的格守和信念？这是每个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一部文明被摧毁了，脚下是泥水和瓦砾，它昨天的狂乱杀戮和今天的糜烂是必然的。与之相比，"愚昧""落后"的藏族倒是在文明中，他们幸运地保有着他们的宗教、文化、礼仪、传统，甚至是服装。他们有达赖，达赖是西藏文明的象征，不能仅仅把他当为政治。

三

国家、种族的冲突，长久以往，贯穿人类全部历史，即使是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其后也还是国家和种族之争。东欧解体，中国也在变革，而潜伏的各种族、国家、宗教矛盾又烽烟突起，911是个象征。我对之哑口，明白那不会有好结局。

西藏，辽阔的疆域，那一支小小的民族，"落后"而微弱，艰困而渺茫，古老而遥远。印第安消失了，仅仅几个世纪前，他们还漫布美洲；澳洲、非洲的土著也无时不在消失；就是中国，一个多世纪来，也是受害者。文明犹如物种，有它自身的生命和特质。文明彼此交融，却也彼此侵蚀和吞噬。我的一个藏族学生，曾向我表示对 汉族的恐慌，"唉，挨着那么一个大家伙！"的确，没有什么能阻止那十几亿人的移动和渗透，汉人进藏像水漫向低地。

如果没有公路、汽车，茫茫戈壁和雪域是西藏天然的保护屏障，但如果有了，那就是灭顶之灾，就像近代航海和火兵器对于印第安人；而没这两样，中国也不会有鸦片战争。科技推动人类的进步，但也不全是益处。在这个星球，它在这一方面是好，在另一方面却是坏；它对某些物种是福音，对某些则是灾难。在人类的聪智创造之后，是大自然神秘的平衡法则。近代人类飞跃发展，而其脚下正是由海洋到森林，由昆虫到飞鸟的毁坏。科技进步是好事，关键是如何用？人是否走出黑暗，自觉地不将之用于侵犯和破坏，而用于文明的维护和建设？ 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做到？

我需要提及，西藏五十年代的那场灾难本是不该发生的；即使种族冲突是自然的神秘法则，但是那场灾难还是可以避免的。对于中国军队的进入，弱小的藏族屈从忍耐地接受了，甚至同意了"自动改革"，他们毕竟太弱小了。虽然如此，但毛还是背信弃义。那场所谓的民主改革，是内地土改在西藏的翻版，它是残酷的，是对西藏社会、传统、文化和宗教的暴力摧毁。藏人的反抗是正义的，中国的镇压造成十万藏民丧生、十万藏民和达赖一起出逃。对此，汉族欠下藏族一笔永久的债务，其需要怀有歉意和忏悔。

该提醒，发生在西藏的暴行也同样发生于内地。毛以同样的方式，甚至更残酷，摧毁了中国的社会、传统和文化，这里我不必例举那些运动了。总之他们相信，他们是开创人类的新纪元新世界。在此，汉藏两族又是同样的受害者，汉人的命运绝不比藏人更好。这个权力本不属于中国，他们到底来与哪里？他们的虚妄与残暴远远超 过了种族间惯常的冲突。我们看到，当权力解脱了传统的制约，借助于"进步"--科技与武器，会多么地虚妄和疯狂，会怎样地毁坏和残酷。

四

在今天，世界每种保留下来的文明都是珍贵的。现代不是坏事，但是如果我们将人类的命运都赌在科技与经济，而漠视"人"，那我们就是在重复上个世纪那些可怕的事情。在人类技能增长的同时，"人"的精神需要更多的重视，与物性达致平衡。由此人类以往所积蓄的人文文化，也就更加宝贵了。在人类突飞猛进的发明创造中，我们更加需要看看什么正趋于消失。达赖悲哀地看到了西藏未来的命运，他没有奢求，只是想保存西藏民族和文化。保护西藏不仅是藏族的责任，也是汉族的责任，也是全世界的责任。一部文明需要上千年时间的孕育成长，消失就不会复原，犹如这个星球上的物种。在此，那一小队逃亡的藏人是我们的榜样，在强权、争夺、利益、武器、艰困之下，他们指出另一文明的向度。

感谢印度，给予十万流亡的藏人一片小小的领地，使他们能以生存。这一队逃亡的人，有幸免除了六十年代那一场更大的灾难。在达兰萨拉，而不是在拉萨和日喀则，藏民完整地保存了他们的宗教和传统，达赖是象征。这是文明的一点幸运。请我们的同胞不要把逃亡的藏民视为偷渡者，这是对他们的亵渎。每个国家都有法律，可是在法律之上的是我们心中的善恶，是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尊重，是对勇气、道义、文明之光的敬慕。无论是谁，如果你遇到逃亡的藏人，请给他们以帮助，把他们作为兄弟，如果你无力帮助，那么请给他们以祝愿。我恳请我们的士兵，敬重逃亡的藏人，同情他们，如果你遇到他们，请转身，不要对他们举枪，如果你受令必须开枪，那么请将枪口举向空中。我也恳请中国政府，善待流亡与逃亡的藏人，

他们是受难者，是无辜的，他们有他们的尊严和心中的神祗，就算有政治、种族之对抗，那么也请给他们以人道。

我祝愿达赖喇嘛和流亡的藏人终能回到故乡，回到他们梦魂牵绕的西藏。这个希望是渺茫的，但我祝愿。西藏，是这个星球最后一支遗留的原态古老文明，保护西藏是全人类的责任。

我的那种流亡

作者：丹增尊珠
翻译：单增罗塞


“除了我典型的西藏人的像貌之外, 我更象一个印度人”

如果问我从哪里来, 我将永远找不到答案 , 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觉的我真正的属于过什么地方, 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家. 我出生在Manali, 但我父母却住在Karnataka. 在Himachal省的不同的两个学校完成我的学业后, 为了继续我的学习, 我来到了Madras, Ladakh,和Dharamsala. 我姐姐们在Varanasi, 但我哥哥们却住在Dharamsala. 我的登记证上清楚的说明了我是一个住在印度的外国人, 而我的居民身份却是藏族. 但是西藏作为一个国家在世界地图上却永远找不到. 我喜欢说藏语, 但我更喜欢用英语写作, 我喜欢唱印度歌曲, 但我的音调和发音却总是错的. 每次总有那么些时候当有人靠近我要求知道我从哪里来时, 我具有防御性的回答-TIBET-总是抬的高高的, 我被各种提问, 各式说明, 各种各样的猜测甚至同情攻击着, 但这一切却永远不能强调一个最简单的事实, 那就是我从来就没有过一个真正的我可以称作家的地方, 在这世界上我从来只是一个 “政治难民”.

当我们小时候在Himachal省的西藏流亡学校时, 我们的老师总是给我们讲很多西藏人在西藏受难的故事. 我们经常被说到我们是难民, 在我们的额头上深深烙印着一个大大的R字(英文中Refugee即难民以R字开头). 但这一切对于当时还是年少的我们来说似乎并不意味着什么, 我们仅仅希望老师能够快点结束他的演讲不要让我们长时间的站在这火辣辣的太阳下暴晒我们抹满头油的头发.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确实相信我们是一群特殊的额头上印有R字的人群, 而且我们看上去的确与学校周围居住的印度人有所不同, 与每天早上杀掉21只山羊的屠夫那一户不同, 与其他仅有的五户拥有果园的, 看上去似乎每天以不同的形式只吃苹果的本地居民不同! 在学校除了及少数拜访学校的老外, 我们每天见到的除了自己就是自己. 也许在学校我所学到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是难民, 我们不属于这个国家.

我还要试着读懂Jhumpa Lahiri的Interpreter of Maladies. 当她在一本杂志上谈到她的书时, 她说她的流亡与她同生, 这似乎也正发生在我身上. 从一大擂印度电影中, 我却在迫不亟待的等待一部由JP Dutta出品并导演的电影叫难民. 这部电影里有一部镜头生动地再现了我们现在的遭遇 --- 一位父亲带着他的家人逃到邻国. 他们在邻国的生活远远不是很舒坦的, 但至少他们还算是幸存者. 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在这位父亲与他的家人身上. 其中有一段镜头是这为父亲被当局抓捕, 在当局审问他的身份时这位父亲回答到: 我们在那里已经无法生活了,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 而现在这里也如此……难道作为难民是一种罪吗? 询问他的官员全都愣住无语了.

几个月前一帮在纽约的藏族人, 多数是年轻人, 发现他们处在一个很困难的处境中. 一位年轻藏人在纽约死了, 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懂得葬礼仪式. 他们相互对视, 此时他们突然间感到离家太远了.

来到西方国家的西藏难民也同很多从亚洲来的移民一样在西方这个高度机械化和非常竞争的环境中为生活而挣扎着. 一位老人得到了一份工作, 他因此非常高兴, 因为这份工作付给他足够的酬劳使他不用在成为他家人微薄收入的负担了. 他的工作是当他没次听到嘀的声音的时候就按一次扭. 整天做这份其实并不是很重要的工作老人却觉得却挺有意思. 因此, 一手拿着佛珠, 嘴里不停的念着佛经, 老人就整天做在那儿在他听到嘀的时候不时的按着扭. (请饶恕他佛祖, 因为他并不清楚他在作什么). 几天过后, 处于好奇老人问他的同时那扭是做什么用的. 老人被告知他每按一次扭, 一只鸡的 脖子就会被割掉. 老人当时就离开了他的工作.

2000年10月, 全世界都在瞩目悉尼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学校的宿舍里我们都挤在电视前观看奥林匹克开幕式的演出. 看到半场我突然觉的我在也看不清什么了, 我的脸湿润了, 我在流泪. 不, 那不是因为我希望我也能在悉尼, 或被现场的气愤, 或体育的精神所感染. 我尝试着向我周围的人解释, 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理解, 或试着去理解….他们怎么能这样? 他们属于一个国家, 他们永远不需要为自己失去了什么而多想, 他们永远不需要为他们的国家哭泣, 他们属于并拥有过他们自己的一片空间, 并不只是世界地图, 而且在奥林匹克运会上. 他们国家的国民能够骄傲的在那儿游行, 对他们自己的民族充满信心, 穿着他们自己民族的服装, 高高的举着他们自己国家的国旗. 我为他们而高兴.

“夜幕降临, 但天空中属于你那颗星却找不到”---Neruda

当我保持着沉默, 沉浸在泪水中, Neruda 为我说了话.

静静的看完剩下的节目, 我整个人很沉重, 无法呼吸. 他们在谈论无国界, 在谈论以体育的精神构造兄弟情感. 从他们舒适的房屋里他们在谈论走到一起来建设一个共同的人类, 共同的国界. 但是, 我, 作为一个难民, 除了抱有一个回家的愿望外又能做什么呢?

家对我来说是真实的, 是旨在近尺的, 但我却离他很远. 那是个我的祖父母们, 我的父母们留在西藏的家. 那是个坐落在山谷中间的家, 那里我的爷爷, 我的奶奶曾经拥有他们的农田还有很多的牦牛, 那里是我的父母在他们儿童时玩耍的地方. 现在我的父母住在Karnataka的难民居点, 他们被分给了房子, 一块耕种的土地. 他们每年耕种玉米, 那是他们一年下来的收成. 每几年一次我会在放假时短暂的拜访他们. 每次当我和他们在一起时我都向他们问起我们在西藏的家. 他们总是会提起命中住定的那天, 当他们在姜塘绿悠悠的草原上边玩耍边放牧时, 他们是如何简单的收拾行李逃离村庄的. 每个人都在逃离他们的村庄, 甚至有人说中国士兵在他们进军的路上正在枪杀所有的人. 寺院正在被炮轰, 盗窃猖獗, 所有的一切都在一片混乱当中. 在远处的村庄里可以看到黑黑的浓烟升起, 山谷中可以听到有人在尖叫. 当他们真正离开村庄时, 他们要翻越万丛叠丈的喜玛拉亚山然后到印度. 当时他们还是孩子, 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既兴奋又胆战的逃亡之路.

在印度我父母那一代主要在Masumari, Bir, Kullu和Manali以修路为生的. 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从Manali 到Ladakh全长约几百公里的公路网是由藏族人建设的. 我父母告诉我很多藏族人在来到印度的头几个月里死掉了, 因为他们承受不了印度炎热的夏天, 而且每次雨季的来临使他们的身体变得很虚弱. 但是修路的队伍却继续生存着, 而且随着公路的延伸而移动着. 就是在这漫长的修路旅程中, 我出生在路边一个简单搭起的帐篷里. 当我问起母亲我的出生日期时, 她总是回说：＂当每个人都很肌饿疲乏的时候, 谁还有时间记录新生儿的出生日期.” 那是我在入学的第一天我才被给了一个出生日期. 此后又在不同的单位的登记记录上我又有了不同的出生日期. 现在我有三个不同的出生日期, 但我从来没有庆祝过我的生日.

雨季对我们的农田来说是受欢迎的, 但对于我们的房子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每次雨季来临是, 我们那有40年屋龄的瓦片屋顶总是漏雨.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是, 一家人就开始忙碌着将家里的锅腕瓢盆之类的全都那出来接雨水. 当我父亲爬到房顶上试着去填补漏洞和调换破碎的瓦片时, 父亲从来没有想到过用一些好一点的材料把整个房顶重修一下, 因为他总是说: “不久我们将会回到西藏, 那里才有我真正的家.” 因此 除了我们家的牛棚被稍微的修补了, 院子里的茅草屋顶每年都会被换一次, 被虫咬的到处是洞的木梁搁年也回被修理一下外, 一切依然如故.

当西藏人第一次来到Karnataka定居时, 他们决定只种玉米和一点蔬菜, 因为他们说靠达赖喇嘛的恩惠, 不出10年他们就可以回家了. 然而现在番石榴树都已经老了, 枯萎了; 他们种在后院的芒果种子现在都开始长出果实了; 屋子旁边的椰子树现在已经肩并肩的长成了仓天大树了. 当老人们手了拿着转经桶坐在太阳下, 一边喝着青稞酒或酥油茶一边谈论着过去在西藏那一段曾经有过的美好的岁月时, 几乎所有年轻的一代却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为学习, 为工作忙碌着. 这种无尽的等待似乎在重新解释永恒的含义……

前些时候我在Dharamsala见到我一位叫达瓦的朋友,他是几十年前从中国的监狱放出后逃到印度的. 他对我谈起他在监狱的感受. 他说他的一个和尚兄弟因张贴 “西藏自由”的传单而被捕. 在被严刑拷打时, 他的那为和尚兄弟把达瓦说漏了嘴, 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 达瓦被监禁了422天, 当时他才26岁. 达瓦曾经在中共官僚体系中工作过一段时间. 他还曾被带到北京接受正式的教育. 可如今达瓦笑谈中共以灌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对共产主义的崇拜, 以试图改变西藏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徒劳. 幸运的是在达瓦身上中共的努力并没有接出果实

两年前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收到了一封使他处于生命中最困难处境的来信. 这封信是他舅写给他的. 信中说他在西藏的父母得到了来尼泊尔的两个月签证. 因此扎西从Dharamsala的学校接走他在那儿上学的兄弟然后到尼泊尔去见他们两自从20年前逃离印度以来从未见面的父母. 在出发前扎西给我来了封信, 信中他说到：尊珠，我不知道我应该为终于能见到我父母而高兴，　还是应该哭泣，　因为我现在已经都记不起他们长的什么样了．．．当时我舅送我到印度的时候我仅仅是个孩子. 最近他又从他在尼伯尔的舅收到的另外封信, 信中说他的母亲一个月前在西藏去世了.

当我看到在倒塌的柏林墙上德国人在为他们破碎以久的家庭能够再次相见并拥抱而挥撒高兴的热泪时, 当我看到朝鲜人在为分割了南北朝鲜多年的边境线的融化而流出喜悦的泪水时, 我很害怕, 我害怕我们西藏破碎的家庭能否有团聚的一天. 我祖父们的兄弟姐妹被流在了西藏, 我的爷爷几年前以过世了, 将来的有一天我奶奶是否能够在见到她在西藏的兄弟姐妹们? 将来是否能有那么一天我能和我奶奶回家, 让她再带着我去看我们在那儿的家, 我们的那儿的农田?


作者简介 :

一位永不休息的年轻人, 在印度南方Madras大学毕业后, 打破所有的界限与管制, 独身一人冒着喜玛拉亚刺骨的风雪, 徒步穿越边境来到了西藏. 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亲眼看看中共统治下西藏的情况, 去寻找一个为西藏独立奋斗而能祝他一臂之力的途径. 他被中共边境警察抓住后, 整整3个月被关在拉萨的某个监狱里, 之后被遣送回了印度.

1970年早期, 那一段藏人流亡历史中最艰苦的时期, 单增尊珠出生于一个在Manali 和印度南方一带以修路为生的难民家庭中. 单赠尊珠前后转换过三次学校, 从Kollegal和Karnataka的西藏流亡政府学校到在Pathlikhul的西藏儿童村, 最后转到离达赖喇嘛居住地Dharamsala很近的另一所西藏流亡学校. 在Madras的Loyola 大学完成学士后, 在Mumbai大学继续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

单增尊珠是一位作家, 活动家, 是一位藏人流亡社区中难得的精英. 他的第一本书<穿越边境>是他在Madras上学时用他从朋友和同学那里要来和借来的钱出版的. 他对文学创作的精堪技艺使他的 既<我的那种流亡>获得由全印度900多人参加的 “Outlook-Picador”非幻想小说一等奖. 此外他的其他作品也相继在International Pen <国际笔会>, The Indian Pen<印度笔会>, The Times of India <印度时报>, The Hindustan Express<印度邮报> 等很多国际各大报纸和杂志上出版过.

转载：http://bar.hexun.com/d/B17_6366_1848195.html

丹增尊珠诗三首

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

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生于印度，获孟买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著有英文诗集《穿越边界》,散文诗《转圣地：一个故事和11首诗》，杂文集《Semshook》等。

丹增尊珠诗三首

朱瑞译

背叛

我的父亲死了
为了保卫我们的家
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图博特

我太想制造战争
但是，我们是信奉佛的人
上师说，我们应该和平，还有非暴力

我就原谅了我的敌人
只是，有些时候，我感到
我在背叛我的父亲

2009-2-11译


地平线

从家里出发
抵达了地平线
走啊
从这里到那里

从那里到下一个那里
从下一个那里再到下一个那里
从地平线到地平线
每一步都是地平线

数着这些脚步
然后记住这个数字

拾起白色的小卵石
还有古怪而陌生的树叶
标出
走过的曲线和峭壁
你可能需要
沿着它，有一天
踏上归途

2009-2-18译


达兰萨拉下雨的时候

达兰萨拉下雨的时候
戴着拳击手套的雨滴
成千上万地
降落
捶打着我的房间
在铁皮房顶的下面
我的房间
哭了
我的床湿了
还有我的那些稿子

机灵的雨
有时从我房间的背后抄袭
不可信赖的墙壁抬起
允许一股细流
从墙根涌入

坐在我岛国的床上
观看着我的国家被淹没
包括为了自由而写的纸条
对监狱日子的回忆
来自学院朋友们的书信
面包的碎稍
蓬勃地鼓涨着浮在表层的方便面
像是所有忘却的记忆
突然复原了

受尽折磨的三个月
针叶松在雨中的季节
喜玛拉雅被洗得纯净
落日闪亮

直到雨镇静下来
停止捶打我的房间
我才去安慰
我的那个
自英国殖民时期
就履行义务的铁皮房顶
房顶之下
从那时起
就成了许多无家人的
避难所

现在除了被鹅，鼠，蜥蜴和蜘蛛占领以外
还有一部分被我租下了
一个租来的家
简陋的生存

我的克什米尔女房东
80岁了，无法皈依故乡
我们常常争论
克什米尔和西藏
那个更美

每一个黄昏
回到我租来的房间
我都在想，我不能就这样死去
必须有一个出路
我不能像我的房间一样
哭泣
我已经哭得太多了
在监狱里
还有一个又一个短暂的绝望

这里必须有一个出路
我不能哭
我的房间已经太湿了

2009年2月19日译

“我有信心”——朱瑞专访达赖喇嘛尊者*

多维新闻网首发

采访：2008年12月30日；完稿：2009年1月27日

尊者：这次来达兰萨拉有什么感受？

朱瑞：人们听说我出生在中国大陆，都觉得新鲜，也很友善，甚至在这里我不怕没有钱，也不怕衰老和死亡。这里，是世界上唯一让我没有恐惧的地方。但同时，我也很难过地想到一些问题。

尊者：什么问题？

朱瑞：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质，不过是瓜分了一切可以瓜分的东西。面对饥饿的中国，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越来越显得重要。据说，西藏除了丰富的水源，还储藏了大量的石油，金矿，银矿，甚至铀矿等，在这种情况下，您还有信心争取到真正的自治吗？

尊者：我有信心。我一直认为，汉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只是在中国，到目前，仍然没有一个透明的信息来源，中国民众，只能得到一半的信息，也就是一方面的信息，这样，一些人就产生了盲目的民族自尊，尤其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尊。如果真正地热爱这个国家，就应该要求有一个平等地对待所有民族的领导人。这个共和国里有那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是一个大家庭，优秀的文化传统都应该体现出来，所以，在信息透明时，也就是能够对外界的状况全面、完整的了解时，汉民族应该首先想到，让这个大家庭自治，发展民族文化，这是很重要的。

现在，人们能够得到的信息，仅仅是政府对西藏的大量投资和帮助。但是，2008年出现的问题，说明了再多的投资也没有办法满足藏人的心。认为只要让藏人在物质上富裕，就会实现对西藏的成功控制，我看，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同样，作为流亡者，当我们的物质有了明显改善，吃、穿都没有任何忧虑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已经满足了。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重视西藏文化和宗教的传承。同样，境内的藏人，在需求物质的同时，一定还会思念自己的文化和宗教。

援藏方面，表面看起来投了很多的钱，但实际情况和宣传的，也就是外表看到的不一样。就像上次你们来的时候我说的那个例子（1），他的幸福仅仅是表面的。所以，在中国，尤其需要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比如，你作为个体，在西藏看到了一些问题，却没有办法讲出来。有一天，当中国人知道了西藏的完整情况，就会理解藏人，希望能够在西藏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

朱瑞：第八轮会谈后，您提倡的中间道路，目前被中国政府蛮横地攻击为“变相独立”，在这种情况下，藏中会谈还会继续吗？

尊者：最后的决定权应该在民众选举出的噶伦赤巴，首相那里。我个人认为，这次我们的建议，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奇怪的是这样具体的、诚恳的建议，却被说成计谋、独立和变相独立，遭到蛮横无理的拒绝，我也无奈。

强要我们承认由中共官方认定的历史，是困难的。历史就是历史，它是不可以按照个人的意愿改写的。我一直在讲，过去的历史不管怎么样，不要纠缠，关键是未来，我们愿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之内，发展西藏，同时，如果能够实现真正的自治，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欧洲是个很好的例子，即使独立的国家，都可以组成一个联盟。

朱瑞：尽管中国政府指责您把西藏问题国际化，但是，奥运之后，特别是藏中第八轮会谈结束，中共刻意地把西藏问题国际化，特别派遣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以及斯塔等人率团进入澳洲、英国、法国、美国等，宣传会谈结果及中共对藏政策，对此，您有何看法？

尊者：媒体对我到国外访问的关心程度越来越高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政府的抗议。抗议越大，关心的程度也就越高。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和当地大使馆的压力，我到任何一个国家，可能都是很平常的事。我讲过，中国政府是在帮助西藏做宣传工作（笑），并且，对于中共官方的话，在国外，人们是带着疑问的。

朱瑞：尽管台湾民众，尤其是佛教徒，长久以来，强烈地期盼您莅临台湾，可是，自马英九先生执政以来，台、中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您还会顺利地前往台湾弘扬佛法吗？

尊者：目前，很多大陆游客都可以顺利地到台湾访问，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前两次我到台湾，都是以完全的宗教身份。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和民进党的有关负责人讲过，西藏不争取独立，另外，我也希望台湾和大陆之间，建立特殊的关系，这样，即可以使台湾保持现有的经济繁荣，也可以保证国防安全。我是以完全的宗教身份访问那里的，根本不存在台独、藏独合谋之说。

两次去台湾，我都跟马英九先生见过面。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刚好是台北市市长，我们之间有着很好的友情。目前，他成为总统，和以往比较，地位更加敏感，我理解他的困难，但是，我个人觉得，以完全的宗教身份前去台湾，应该可以实现。

朱瑞：您提到对中国政府的信心越来越小，希望和中国民众展开对话，那么，三月西藏抗暴以后，恰恰是中国民众表现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对藏民族苦难的熟视无睹，您是否有信心看到中国民众，有一天真的会认识到，汉民族其实和藏民族一样，都是中共暴政的受害者，并且藏民族在争取民主和自治的漫长的岁月中，事实上，为中国民众开辟了一条血路，从而理解和支持藏民族的事业？

尊者：对西藏的真实情况不了解，就没有办法理解西藏的三月事件。中共一直宣传废除了农奴制，把藏人从过去的苦难中解救出来，解放了西藏，以及他们在建设西藏的过程中，牺牲了多少人等，尤其是大量宣传对西藏的金钱援助，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中国人，产生了“我们对西藏这么好，他们不仅没有任何报答，还要反抗？”的想法，情有可原。同样的，中国民众得到的来自境内其它地区的信息，也是不完整的。争取民主和自治，不仅仅是藏人，应该是所有的人，包括广大的中国人在内的共同事业。我相信中国人有一天会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能不能实现民主，关键在于中国人。十三亿人口中，少数民族还不到一亿。不过，有些汉人有这样一种习惯，上面一下令，就说“拉索，拉索。”这是藏语，和过去中国皇帝一说话，下面的人就喊“喳、喳”是一个道理（笑）。可能这和孔夫子文化有些联系。比如，孔夫子教导人们孝敬父母，但没有说怎么孝敬，所以，不管父母说什么，都盲目地遵从。然而，在佛教里，释尊说，我们要敬仰上师，不过，上师说出的话，如果是不如法的，一定要批驳。我经常和别人讲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没有这两个批评，就如同鱼脱离水一样。

在胡锦涛领导之下，应该有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很重要，最后不要把自己的花都砍掉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能有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中国会有很大的帮助。中国的一些基层乡村，是有一点点的民主选举的。胡锦涛也一直在讲民主、民主。“十七大”的时候，听说他讲的“民主”是最多的一次。不该在口头上，还应该实践它，试一试它。中国的改变，最好是共产党带头。只想发展经济，不想改革政治，那是错误的。

这个龙在云的上面，所以我们的话，龙听不见（笑）。如果能拉一下它的尾巴，再拉一下……

朱瑞：《08宪章》就是在拉它的尾巴！

尊者：海外民运人士，应该联合起来声援《08宪章》，还有海外的华人，也应该起来支持。如果中国能真正地成为一个法制的共和国，那是太好了。你觉得怎么样？

朱瑞：在中国，所谓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是独裁者们把中国贫穷的劳动者廉价地卖给国际商人，从中渔利；另一方面，就是瓜分了一切可以瓜分的资源。因此，当人类资源和物质资源疲乏或者消耗殆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必然会出现危机，甚至是亘古未有的危机。目前，中国社会的政治矛盾已十分尖锐，仅仅2008年，就出现了多起抗议中共暴政的事件，我个人认为，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会发生变化或者出现一场比八九年更成熟的民主运动。

尊者：你出生在哪里？

朱瑞：中国东北。

尊者：是不是跟满族有关系？

朱瑞：我的父母都是汉族，就算我是满族的话，我也是汉族，因为真正的满族已经消失了。

尊者：你们把满族吃掉了啊！

朱瑞：这是汉民族的悲哀。一个以同化其它民族为目的的民族，不是宽容的和有着广阔前景的民族。

尊者：毛泽东讲的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是很好的，这也是中间道路（笑），是符合哲理的。在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里，这很重要。特别在中国境内，刚刚我们讲的，在十二亿汉人的状况下，少数民族的存在，应该是很严肃的问题。之前，满族存在的时候，也就是清政府时期，满族人口是多少？

朱瑞：准确的数字我说不好，但是，整个东北，差不多都是满族。

尊者：在孙中山的思想里，满族算是外国人哪……还有什么问题？

朱瑞：请您谈一谈对《08宪章》的看法。

尊者：听到《08宪章》的消息时，我正在波兰，立刻就表示了支持，并公开发表了声明（注2），同时，我也呼吁释放胡佳。

多年来，为了实施民主，我做了很大的努力，自己也觉得有一些成果。我尊重民主的普世价值，因此，不管哪个地方，包括中国，只要有民主运动，我都会支持，这是我自己的理念。1950年，我开始担负西藏政治事务的那年年底，到了亚东；51年，我回到拉萨；52年，我就成立了一个改革委员会，西藏开始走向民主。当时，对发展民主，继续建立学校等，我很有信心；54年到中国，55年夏天回到拉萨；然后56年开始，整个西藏的局势，尤其在康区，就动荡起来了；同时，56我到了印度一次，57年从印度回到西藏时，动荡越来越激烈，基本上没有了实施民主的空间，也没有办法想到民主，想到的就是这种动荡动会发展成什么。然后，59年就发生了那场大事件（注3）。

57年我回到西藏后，因为要参加拉让巴格西学位的考试，看书的时间也很紧。从57年春天我从印度回到拉萨直到58年，近两年的时间，我一直在看各种经典（注4），花了很大的时间。虽然过去也在看经典，但没有那么努力（笑）。现在，阅读五部大论，每年完成一部，就很了不起了。

朱瑞：听说，一个很努力的学生，要花九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五部大论。三大寺的那些格西，有的要花15年，20年，甚至30年，才能完成五部大论！

尊者：为了应付考试，我抓住时间是两年多。那两年是真正的看，真正的思考，真正的很努力。之前，是没有那么努力了（笑）。从印度回来后，我就没有停止看这些经典。包括现在，只要有时间，我就看这些经典。刚刚这个话题来自我们的民主。我是说，从我小的时候，就觉得民主很有价值，一直都在想，如何在西藏建立民主制。经济、社会的观点，我比较倾向马克思主义。如果有经济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制度上的民主就太好了。

朱瑞﹕您剛剛提到的改革委員會﹐藏語該怎麼說﹖

尊者﹕列居列空。當時改革委員會的組長是阿沛﹐因為他的思想比較新。這個委員會成立以後﹐我們減免了許多舊的債務。

朱瑞﹕這些信息﹐是我在中共的宣傳裡永遠聽不到的﹐體現了1959年以前﹐西藏噶廈政府的真正性質。我將寫一篇文章﹐介紹流亡社區民主政體的建立過程。

尊者﹕最關鍵是公正﹐要真正地反映事實。除此﹐對我來說﹐不論見什麼人﹐都沒有區別。不管是當官的﹐有錢的﹐還是乞丐﹐都一樣﹐都是人﹐關鍵一點﹐要有愛心﹐信賴﹐這是最好的。每個人的狀況都是臨時的﹐這沒有什麼價值﹐所以﹐我對一個人談話﹐和對幾千人談話都是一樣的。別人對我的尊敬和喜歡﹐可能來自于我對人類的這個看法。真正的講﹐漢人﹑藏人﹑印度人﹐在我看來﹐都是人﹐沒有任何區別。有什麼對我批評的﹐你講﹖毛澤東說﹐要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笑）。

朱瑞﹕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齊（注5）把人的生命分為三個層面﹐一為自然層﹐二為社會層﹐三為文化層。西藏歷史上有著近兩千多年的相對穩定時期﹐盡管也出現過動蕩﹐但沒有像中國那樣﹐平民起義（中共的課本裡稱為農民起義）居世界之首﹐皇帝更換無以計數。

相對穩定的西藏社會﹐使藏人的物質和精神﹐都得到了相應的發展﹐也使大多數藏人的生命﹐進入了裴斯泰洛齊所說的第三個層面﹐即文化層面。

和藏人比較﹐大多數中國人﹐甚至在今天﹐還處于整日為肉體忙碌的自然層﹐最多在為社會和國家掙扎。基于這一點﹐在我看來﹐1959年以前的西藏社會﹐不僅不是黑暗的﹐落後的﹐恰恰相反﹐是和諧和幸福的﹐光明和進步的。藏人的精神世界﹐早已十分豐滿﹐這也許是近一個世紀以來﹐全世界各種膚色的人們對西藏文化產生濃厚興趣的原因吧﹐因為大家在這裡找到了共同的精神皈依。

尊者﹕在西藏歷史上﹐松贊干布時代﹐阿裡地區和贊普之間也發生過戰爭﹐後來﹐松贊干布統一了整個西藏。朗達瑪時期﹐贊普分裂後﹐西藏社會也有過一些動蕩（注6）。但是﹐在佛法哲學的研究方面﹐藏人一直沒有間斷。千百年來﹐西藏出現了很多智者。有人說﹐西藏有智慧的人﹐甚至超過了那蘭多大學﹔在知識的水平上﹐他們也可以和那蘭多的學者媲美。總之﹐盡管西藏在歷史上﹐也有過動蕩不安的時候﹐但是﹐整個西藏社會﹐對佛教的研究﹐始終在延續和深入。比如﹐佛教傳入中國比西藏早幾百年﹐中國的人口也比西藏多很多﹐但是﹐在佛法哲理方面﹐可能西藏學者們的著述﹐多于中國。西藏人在宗教文化方面一直很努力。六百年前﹐宗喀巴（注7）大師著述的《辨了不了義論》﹐這是一部解釋佛陀思想的關鍵著作﹐已由一位印度的佛學家和藏人的佛學家﹐在二十年前﹐共同翻譯了出來。有一回﹐我問那位印度譯者﹕“宗喀巴大師的學問﹐可不可以跟那蘭多大學的佛教大師相比﹖”他立刻回答﹐“不僅可以比得上那蘭多大學的學者﹐還是他們中第一流的﹗”

六十年代﹐有一批西藏的學生到瓦拉納西學習﹐當時﹐印度的老師說﹐這些學生看起來像是一個人﹐不過﹐我要把他們培養成真正的人。後來﹐這些藏人度過了語言的難關﹐變成了非常好的學者和老師。比如梵文裡的佛經﹐印度的很多人﹐沒有辦法解釋﹐要靠這些西藏大師。盡管當初他們覺得這些藏人﹐只是有著人的身子﹐但是實現語言勾通以後﹐就不一樣了。當時這些西藏學者中﹐有些人連簽名也不會﹐蓋印的時候﹐只能用手。可一旦讓他們坐下來﹐問他們佛學問題的時候﹐他們根本不需要看書﹐幾乎所有的經典都能倒背如流。這是他們花了30多年學習經﹑律得到的果位。他們的智慧﹐是西藏文化的真正傳承。

一些西方學者認為﹐西藏佛教大師﹐對大乘佛法做了最准確﹐最詳盡的解釋﹔藏語﹐也是解釋大乘佛法中最好的語言﹐任何概念在藏語裡都可以得到最恰當的闡述。當中國人了解這些事實後﹐漢﹑藏兩個民族﹐一定會和睦﹐友愛。中文裡的很多論著﹐還沒有翻譯成藏文﹐同樣﹐在藏文裡有很多的經論﹐有些也還沒有翻譯成中文﹐能夠相互彌補﹐多好。臺灣一直在做這些事。

很早以前﹐西藏也發生過文化大革命。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破壞﹐這個不是﹐是文化上的改革。比如﹐早期西藏的宗教是苯波教﹐後來佛教傳到了西藏﹐對苯波教有了很大的革新。所以你剛剛提到的瑞士的這位教育家﹐他講的有道理。西藏文化傳承是自古而來的﹐是一種延續。你看﹐在西藏東部的康區和安多﹐很多人對政治是不管的﹐不管誰在統治我﹐中國也好﹐西藏也好﹐我關鍵就是學佛﹐一心延續佛法的傳承。

朱瑞﹕所以我認為﹐在中共軍隊攻入西藏以前﹐藏人的生活是在一種文化境界裡﹐也是人類最有質量的生存方式。

尊者﹕從大乘佛法的角度講﹐有些藏人確是在實修的時候﹐得到了這個果位。就是一般修行的時候﹐所有的藏人﹐不管他修行的深﹐還是淺﹐嘴裡講的和心裡想的﹐一定都是為了一切如母的有情眾生。眾生這個詞﹐在我的修行和工作上﹐都有很大的幫助。當我想到為了眾生的時候﹐我沒有想到他﹐你﹐或者我。眾生﹐是沒有分別的。大約一百年前﹐有一位西藏仁波切﹐德絨喇嘛﹐他寫了一本論著﹐在西藏﹐高僧大德寫論著的時候﹐最後都有一個回向文。德絨喇嘛的回向文是﹕“讓我把寫此書的善果﹐獻給所有的眾生﹕願他們脫離輪回﹐早日成佛﹐我自己寧願下到地獄﹐世世代代承受痛苦。”這不是口頭說的﹐他發了這個願﹐就要實際做（停頓）。有些時候﹐我也這樣想﹐如果能夠真正地幫助痛苦中的眾生﹐我一個人到地獄裡﹐也沒有關系﹐這是佛陀的教誨。


注释：

1，指2008年11月22日我和十位民运人士一起晋见达赖时，达赖讲到：一位境外藏人回到藏区，全体村民都去看望他，当着大家的面，一个人说，共产党来了，给了他幸福，他很感激。可是，夜里，同是一个人，又到了这位境外藏人面前，哭着说，他的内心，其实非常痛苦。“为什么你还要说那样的话呢？”境外藏人问。“我是说给别人听的，不得不说啊……”

2，指2008年12月12日达赖喇嘛达赖发表的《08宪章》声明，详细内容请查看达赖喇嘛官网站：http://www.dalailamaworld.com/

3，指1959年，四水六岗起义。

4，指五部大论：即《因明論》、《般若論》、《中觀論》、《俱舍論》、《律論》。为西藏佛教教学中，考取拉让巴格西的必修课。

5﹐裴斯泰洛齊﹕即Jon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瑞士著名的教育理論家和實踐家。著有《隱士的黃昏》﹑《林哈德與葛篤德》﹑《葛篤德怎樣教育她的子女》和《天鵝之歌》等。

6﹐指869年﹐藏歷土牛年﹐君主威宋二十八歲時﹐發生的平民起義﹐是西藏歷史上僅有的一次平民起義。

7﹐宗喀巴﹕西藏佛教格魯教派的創始人。于藏歷第六繞迥之火雞年（1357年）10月25日誕生“宗喀”地方（今青海省湟中縣塔爾寺所在地）﹐因而﹐稱為宗喀巴。著有《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廣論》《菩提道次第略論》《菩提道次第心論》《菩提道次第攝受求加持頌》《大乘修心七義論貫注》《緣起贊五十八頌》《入中論善解密意疏》《辨了不了義論》等。


*说明：我在这里更正了多维首发此稿时，在称呼上的改动。

達賴喇嘛接見漢人作家

『國際西藏郵報2008年12月30日達蘭薩拉報導』達賴喇嘛尊者在今天接見了漢人作家朱瑞，並回答了有關中國和西藏之間部分引人關注的問題。此次會面，完全符合達賴喇嘛尊者在12月4日歐洲議會上所說的，應該增進對漢人的友誼和瞭解。

歷史上，探索民心的歸向是一項重要課題。達賴喇嘛尊者多次表示，“雖然對中國政府沒有足夠的信心，但對中國人民卻信心十足”。儘管一些媒體報導，中國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們，支援包括西藏在內的一個中國，但是，由中國知識分子、藝術家，農民，學生等起草和簽名的“ 08憲章”，卻呼籲在中國實施聯幫制，人權，法制，和自由，並結束一黨專制的獨裁統治。為此，達賴喇嘛尊者在12月12日發表聲明，給予稱讚和鼓勵。

此次會面，達賴喇嘛尊者回答的問題包括：在臺北與北京的關係日益改變的情況下，是否仍有可能滿足廣大臺灣僧眾的意願，親臨弘法？面對饑餓的中國，西藏豐富的自然資源，顯得越來越重要，這種情況下，可否有信心繼續爭取西藏真正的自治？怎樣看待中國政府在指責達賴喇嘛尊者把西藏問題國際化的同時，他們自己卻派出統戰部官員，專門到世界各地宣傳西藏問題？等等。

國際西藏郵報已然期待著朱瑞即將完成的有關與達賴喇嘛尊者第二次會面的詳細內容的文章。

朱瑞女士小傳：漢人，曾在拉薩《西藏文學》雜誌社擔任編輯和記者。現居加拿大。出版過散文集，詩集，中短篇小說等。大部分作品以西藏為內容。2008年3月以後，在互聯網上發表了大量的文章，揭露西藏現存問題，展示藏民族的苦難。奧運期間，發表了《致達賴喇嘛尊者的公開信》。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reaching out to Chinese people

(Dharamshala: TibetPost-30-12-2008) -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met with Zhu Rui today, a Chinese writer, to answer questions regarding Tibetan relations with China. This meeting is in line with a policy His Holiness laid out before the EP in December to personally meet and understand bette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popular sentiment in China.

Measuring popular sentiment is an important exercise at this point in history. His Holiness has said on many occasions that he has “no confidence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t lots of confidence in the Chinese people”.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reports of some Chinese nationalists that seem to be coming out in favor of a China which includes Tibet. This stands in contrast against the recent “Chinese Charter 2008”, a proposal put forth by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tists, and other prominent Chinese figures that makes the argument for provincial autonomy, human rights ,an independent legal system, the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ending the monopoly of China’s one party rule. It is a call for reform that H.H. the Dalai Lama referred to as “admirable.”

The discussion included talks of the possibility of H.H the Dalai Lama. Visiting Taiwan in light of a renewed warming of relations between Taipei and Beijing, also discussed the increasing value of Tibetan natural resources to a China quickly running short of its own. The discussion moved on to talks of the ongoing probability of Tibetan autonomy in the face of negative attitude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se are exemplified by official Chinese delegations being sent to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to teach a uniquely Chinese version of Tibetan history and current Tibetan issues. Ironical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ways faulted H.H. the Dalai Lama for exporting local issues to the world stage.

The Tibet Post International eagerly awaits the up-coming article by Zhu Rui in which she describes in greater detail what has been her second meeting with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Chinese writer, Ms Zhu Rui had worked in Tibet as a journalist and editor, but is now based in Canada. Most of her articles focus on Tibet. She recently sent an ‘Open Letter’ To H.H. the Dalai Lama, available on this site. Zhu Rui keeps a blog, (http://zhu-ruiblog.blogspot.com) and has written some novels, short stories, poetry, and essays, all published in Chinese, some of which have been translated in English.

Article compiled by John Uyeno, contributing writer to Tibet Post International

modified 31 December

首相桑东仁波切谈西藏流亡社会民主政体的建立

首相桑东仁波切 Yeshe Choesang 拍摄

我与桑东仁波切   旺贞拉姆拍摄 

翻译：贡噶扎西
采访：朱瑞

桑东仁波切‧罗桑丹增：现任西藏流亡政府噶伦赤巴（首相）。1959年流亡印度，同年，在菩提伽耶达赖喇嘛座前受比丘戒。1968年获得拉让巴格西学位，1969年获得密乘格西学位。曾任印度瓦拉纳斯西藏文化学院院长，议员，议长等职。

朱瑞：您是第一位由流亡藏人投票选举的噶伦赤巴（首相），听说您当时的选票达到百分之八十五之多；应该说，您是流亡社会民主制的成果，也是绝大多数藏人，尤其是流亡社会藏人的代言人。因此，特别想听您谈一谈您所经历的西藏流亡社会民主政体的建立过程。

桑东仁波切：详细地谈西藏流亡社会的整个民主进程，会很长，我只能概括地说一下。十七、八世纪开始，西方社会出现了民主制。从那时起到现在，在人类社会经历的政治体制中，普遍认为最好的就是民主制。不过，二千五百多年前，在印度，有五、六个没有国王的小国，实行的就是民主管理。可以说，在西方还没有出现民主制度之前，印度等地的一些佛教国家，已经在实施民主了。

以西藏为例，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的甘丹颇章王朝政权，和当时的中国及其他国家比较，西藏实行的就是民主制度。支撑着达赖喇嘛的是一个转世制度，和世袭的国王不一样。并且，在甘丹颇章王朝建立的同时，也建立了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春都杰措”，就是西藏大会，由各寺院代表，商人，农民，牧人等不同阶层的民众组成。寺院代表一般来说是堪布（主持），堪布换了以后，代表也跟着换，但是，其他的，比如商人代表，牧人代表，农民代表，都是世袭的。尽管构成不是那么理想，但在当时来说，仅仅西藏有这样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

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十三世达赖喇嘛一直希望实行像英国那样的民主制度。还派出了一些学生到国外学习英文，技术等。但是，由于一部分贵族和其他势力的阻碍，使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想法没有完全实现。

十四世达赖喇嘛小的时候，就希望在西藏建立一个有宪法的民主制度。当他年仅十六岁开始执政时，西藏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问题，比如：是否签订十七条协议等。从那时候起，西藏基本上就失去了一个自由的建立尊者所希望的民主制度的环境。不过，一九五二年，尊者还是成立了列居列空，就是改革委员会。主要讨论了如何在西藏实行有宪法的民主制度、免去百姓的债务，以及减少或减免乌拉和赋税等。后来，由于中国军队的进入，除了解决一部分债务问题以外，改革委员会的很多想法，比如，为没有土地的人提供土地等，都无法实现了。

1959年，我们开始了被迫流亡，四月底，到达默苏里时，才有了一个自由的环境，尊者立刻着手建立有宪法的民主制度：成立了各个机关，比如以前没有的宗教部，教育部，安全部，经济部等。同时，尊者还指示成立国会，要求议员必须由民众选举产生。当年的十二月，达赖喇嘛尊者到菩提伽耶朝圣时，汇集了一千多藏人。尊者在菩提伽耶停留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59年12月到60年1月）里，我的记忆中，召开了许多会议。后来，又决定成立西藏三区的议会：每个区有两位代表，各教派也有一名代表。

朱瑞：有笨波教的代表吗？

桑东仁波切：没有，当时笨教的人数很少。由于藏人很分散，选举出来的代表没办法集中在一起，直到1960年的9月，才有可能聚集在达兰萨拉。因此9月2日，我们成立了第一届西藏流亡政府的国会。这一天，就被定为流亡藏人民主节，这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次投票。

回顾当时的投票方式，并不完美。好像每届定为三年，后来是五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笨波教的代表，是从第四届或者第五届时出现的。

1961年，我们起草了《未来西藏宪法》的简写部分。1963年完成了《未来宪法》的完整部分。不过，到1990年，还没有完全实现达赖喇嘛尊者所希望的一个有宪法的纯粹的民主制度。比如，当时看来，与行政机构的权力相比，立法机构的权力比较小。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实行了民主制度，但并不完善。我的感觉是，尊者等不及了，因此，1990年，召开了一个特别大会，解散了当时的国会和噶厦政府，选举产生了临时政府。当时的要求是，选票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才能当选噶伦。选举产生的三位噶伦，就组成了临时政府，期限是一年。当时还成立了《流亡藏人宪法》起草小组，因为尊者认为，《未来西藏宪法》不能执行，因为是未来宪法，还必须要有一个流亡藏人的宪法。那时，宪法起草小组的组长是解散中噶厦的首席噶伦土丹朗杰，我也是起草小组的成员之一。1991年开始，选举了新的国会，由原来的十六、七人，扩大到四十六人。

那是十一届国会，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起草的《流亡藏人宪章》，当时国会的四十六人中，有三人是尊者指派的，我就是他指派的三人中的一个。他觉得需要一个熟悉讨论背景的人，也就是曾在流亡藏人宪法起草小组工作的人。我们的民主制度，就这样，从1991年开始，向前迈了一大步。现在的三权分立，其最高的决定权在国会。国会的立法由噶厦（最高行政机构）负责执行。噶伦（部长）在执行过程中，必须负责民众选举的国会。

在不违背当地宪法的情况下，我们有自己的最高法院，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这三个机构的各自义务，责任都非常清楚。同时十一届议会还制定了各个机关的条例等。

在一个民主的制度里，行政机关向立法机关负责是很重要的，而且，最高的权力是立法机关。不过，行政机关里同时也有几个是非常重要的机构，比如我们成立了独立的审计署，监督各行政机关的运作模式，预算，支出等业务方面的问题；另外，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主要是选举问题，我们成立了干部选举委员会，以及提拔委员会等，在挑选和提拔中，都不受行政机构的影响。干部选举委员会，提拔委员会，以及审计署，是三个独立的机构，向立法机关负责，但是，不需要向噶厦负责，因为它是独立的，否则，就是不干净的民主。

《流亡藏人宪章》通过之后，由国会议员选出噶厦时，其中的一个条件是，票数要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个标准太高了，当时的噶厦只有两、三个嘎伦，这是我们面临的困难，后来就修改了宪法，把百分比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由于有七个行政部门，需要七位噶伦。当时由尊者提出十四位候选人，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就可以当选噶伦。

这样的情况连续几年以后，尊者觉得由他提名，然后国会选举通过，虽然是民主，但不是完全的民主；而且流亡政府的政治领袖，仅仅由四十六位国会议员选举，也不算是彻底的民主。因此，2001年，尊者提议，流亡政府的政治领袖，不要局限于由国会的四十六人投票，应该由全体藏人自己选举产生。选举产生的噶伦赤巴，有权提出组阁名单，而后，上报国会通过。

2001年，流亡社会的民主，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现在，除了没有国家和土地以外，流亡藏人的民主制度，已达到了一个高度。当初《流亡藏人宪法》制定的时候，有一个规定，即对重大的紧急事件，不局限于国会，必须征求全体民众的意见，所以，今年召开了全体藏人的特别大会。我要讲的就是这些。
朱瑞：谢谢仁波切耐心的回答。在特别大会期间，我看到来自世界14个国家的560名代表聚集在达兰萨拉，听说，一万七千多人，对西藏未来的走向，提出了意见，包括西藏和中国各地的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政府各行各业的干部、职员、退休人员、各藏区寺院的仁波切、格西、堪布，农人，牧人，商人等，显而易见，一个真正的高度的民主，在流亡社区又有了雄厚的基础。

采访时间：2008年月12月26日
完稿于2009年1月26日 达兰萨拉

[首发民主中国：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f/200902/2009020307360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