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单增罗塞
“除了我典型的西藏人的像貌之外, 我更象一个印度人”
如果问我从哪里来, 我将永远找不到答案 , 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觉的我真正的属于过什么地方, 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家. 我出生在Manali, 但我父母却住在Karnataka. 在Himachal省的不同的两个学校完成我的学业后, 为了继续我的学习, 我来到了Madras, Ladakh,和Dharamsala. 我姐姐们在Varanasi, 但我哥哥们却住在Dharamsala. 我的登记证上清楚的说明了我是一个住在印度的外国人, 而我的居民身份却是藏族. 但是西藏作为一个国家在世界地图上却永远找不到. 我喜欢说藏语, 但我更喜欢用英语写作, 我喜欢唱印度歌曲, 但我的音调和发音却总是错的. 每次总有那么些时候当有人靠近我要求知道我从哪里来时, 我具有防御性的回答-TIBET-总是抬的高高的, 我被各种提问, 各式说明, 各种各样的猜测甚至同情攻击着, 但这一切却永远不能强调一个最简单的事实, 那就是我从来就没有过一个真正的我可以称作家的地方, 在这世界上我从来只是一个 “政治难民”.
当我们小时候在Himachal省的西藏流亡学校时, 我们的老师总是给我们讲很多西藏人在西藏受难的故事. 我们经常被说到我们是难民, 在我们的额头上深深烙印着一个大大的R字(英文中Refugee即难民以R字开头). 但这一切对于当时还是年少的我们来说似乎并不意味着什么, 我们仅仅希望老师能够快点结束他的演讲不要让我们长时间的站在这火辣辣的太阳下暴晒我们抹满头油的头发.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确实相信我们是一群特殊的额头上印有R字的人群, 而且我们看上去的确与学校周围居住的印度人有所不同, 与每天早上杀掉21只山羊的屠夫那一户不同, 与其他仅有的五户拥有果园的, 看上去似乎每天以不同的形式只吃苹果的本地居民不同! 在学校除了及少数拜访学校的老外, 我们每天见到的除了自己就是自己. 也许在学校我所学到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是难民, 我们不属于这个国家.
我还要试着读懂Jhumpa Lahiri的Interpreter of Maladies. 当她在一本杂志上谈到她的书时, 她说她的流亡与她同生, 这似乎也正发生在我身上. 从一大擂印度电影中, 我却在迫不亟待的等待一部由JP Dutta出品并导演的电影叫难民. 这部电影里有一部镜头生动地再现了我们现在的遭遇 --- 一位父亲带着他的家人逃到邻国. 他们在邻国的生活远远不是很舒坦的, 但至少他们还算是幸存者. 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在这位父亲与他的家人身上. 其中有一段镜头是这为父亲被当局抓捕, 在当局审问他的身份时这位父亲回答到: 我们在那里已经无法生活了,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 而现在这里也如此……难道作为难民是一种罪吗? 询问他的官员全都愣住无语了.
几个月前一帮在纽约的藏族人, 多数是年轻人, 发现他们处在一个很困难的处境中. 一位年轻藏人在纽约死了, 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懂得葬礼仪式. 他们相互对视, 此时他们突然间感到离家太远了.
来到西方国家的西藏难民也同很多从亚洲来的移民一样在西方这个高度机械化和非常竞争的环境中为生活而挣扎着. 一位老人得到了一份工作, 他因此非常高兴, 因为这份工作付给他足够的酬劳使他不用在成为他家人微薄收入的负担了. 他的工作是当他没次听到嘀的声音的时候就按一次扭. 整天做这份其实并不是很重要的工作老人却觉得却挺有意思. 因此, 一手拿着佛珠, 嘴里不停的念着佛经, 老人就整天做在那儿在他听到嘀的时候不时的按着扭. (请饶恕他佛祖, 因为他并不清楚他在作什么). 几天过后, 处于好奇老人问他的同时那扭是做什么用的. 老人被告知他每按一次扭, 一只鸡的 脖子就会被割掉. 老人当时就离开了他的工作.
2000年10月, 全世界都在瞩目悉尼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学校的宿舍里我们都挤在电视前观看奥林匹克开幕式的演出. 看到半场我突然觉的我在也看不清什么了, 我的脸湿润了, 我在流泪. 不, 那不是因为我希望我也能在悉尼, 或被现场的气愤, 或体育的精神所感染. 我尝试着向我周围的人解释, 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理解, 或试着去理解….他们怎么能这样? 他们属于一个国家, 他们永远不需要为自己失去了什么而多想, 他们永远不需要为他们的国家哭泣, 他们属于并拥有过他们自己的一片空间, 并不只是世界地图, 而且在奥林匹克运会上. 他们国家的国民能够骄傲的在那儿游行, 对他们自己的民族充满信心, 穿着他们自己民族的服装, 高高的举着他们自己国家的国旗. 我为他们而高兴.
“夜幕降临, 但天空中属于你那颗星却找不到”---Neruda
当我保持着沉默, 沉浸在泪水中, Neruda 为我说了话.
静静的看完剩下的节目, 我整个人很沉重, 无法呼吸. 他们在谈论无国界, 在谈论以体育的精神构造兄弟情感. 从他们舒适的房屋里他们在谈论走到一起来建设一个共同的人类, 共同的国界. 但是, 我, 作为一个难民, 除了抱有一个回家的愿望外又能做什么呢?
家对我来说是真实的, 是旨在近尺的, 但我却离他很远. 那是个我的祖父母们, 我的父母们留在西藏的家. 那是个坐落在山谷中间的家, 那里我的爷爷, 我的奶奶曾经拥有他们的农田还有很多的牦牛, 那里是我的父母在他们儿童时玩耍的地方. 现在我的父母住在Karnataka的难民居点, 他们被分给了房子, 一块耕种的土地. 他们每年耕种玉米, 那是他们一年下来的收成. 每几年一次我会在放假时短暂的拜访他们. 每次当我和他们在一起时我都向他们问起我们在西藏的家. 他们总是会提起命中住定的那天, 当他们在姜塘绿悠悠的草原上边玩耍边放牧时, 他们是如何简单的收拾行李逃离村庄的. 每个人都在逃离他们的村庄, 甚至有人说中国士兵在他们进军的路上正在枪杀所有的人. 寺院正在被炮轰, 盗窃猖獗, 所有的一切都在一片混乱当中. 在远处的村庄里可以看到黑黑的浓烟升起, 山谷中可以听到有人在尖叫. 当他们真正离开村庄时, 他们要翻越万丛叠丈的喜玛拉亚山然后到印度. 当时他们还是孩子, 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既兴奋又胆战的逃亡之路.
在印度我父母那一代主要在Masumari, Bir, Kullu和Manali以修路为生的. 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从Manali 到Ladakh全长约几百公里的公路网是由藏族人建设的. 我父母告诉我很多藏族人在来到印度的头几个月里死掉了, 因为他们承受不了印度炎热的夏天, 而且每次雨季的来临使他们的身体变得很虚弱. 但是修路的队伍却继续生存着, 而且随着公路的延伸而移动着. 就是在这漫长的修路旅程中, 我出生在路边一个简单搭起的帐篷里. 当我问起母亲我的出生日期时, 她总是回说：＂当每个人都很肌饿疲乏的时候, 谁还有时间记录新生儿的出生日期.” 那是我在入学的第一天我才被给了一个出生日期. 此后又在不同的单位的登记记录上我又有了不同的出生日期. 现在我有三个不同的出生日期, 但我从来没有庆祝过我的生日.
雨季对我们的农田来说是受欢迎的, 但对于我们的房子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每次雨季来临是, 我们那有40年屋龄的瓦片屋顶总是漏雨.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是, 一家人就开始忙碌着将家里的锅腕瓢盆之类的全都那出来接雨水. 当我父亲爬到房顶上试着去填补漏洞和调换破碎的瓦片时, 父亲从来没有想到过用一些好一点的材料把整个房顶重修一下, 因为他总是说: “不久我们将会回到西藏, 那里才有我真正的家.” 因此 除了我们家的牛棚被稍微的修补了, 院子里的茅草屋顶每年都会被换一次, 被虫咬的到处是洞的木梁搁年也回被修理一下外, 一切依然如故.
当西藏人第一次来到Karnataka定居时, 他们决定只种玉米和一点蔬菜, 因为他们说靠达赖喇嘛的恩惠, 不出10年他们就可以回家了. 然而现在番石榴树都已经老了, 枯萎了; 他们种在后院的芒果种子现在都开始长出果实了; 屋子旁边的椰子树现在已经肩并肩的长成了仓天大树了. 当老人们手了拿着转经桶坐在太阳下, 一边喝着青稞酒或酥油茶一边谈论着过去在西藏那一段曾经有过的美好的岁月时, 几乎所有年轻的一代却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为学习, 为工作忙碌着. 这种无尽的等待似乎在重新解释永恒的含义……
前些时候我在Dharamsala见到我一位叫达瓦的朋友,他是几十年前从中国的监狱放出后逃到印度的. 他对我谈起他在监狱的感受. 他说他的一个和尚兄弟因张贴 “西藏自由”的传单而被捕. 在被严刑拷打时, 他的那为和尚兄弟把达瓦说漏了嘴, 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 达瓦被监禁了422天, 当时他才26岁. 达瓦曾经在中共官僚体系中工作过一段时间. 他还曾被带到北京接受正式的教育. 可如今达瓦笑谈中共以灌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对共产主义的崇拜, 以试图改变西藏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徒劳. 幸运的是在达瓦身上中共的努力并没有接出果实
两年前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收到了一封使他处于生命中最困难处境的来信. 这封信是他舅写给他的. 信中说他在西藏的父母得到了来尼泊尔的两个月签证. 因此扎西从Dharamsala的学校接走他在那儿上学的兄弟然后到尼泊尔去见他们两自从20年前逃离印度以来从未见面的父母. 在出发前扎西给我来了封信, 信中他说到：尊珠，我不知道我应该为终于能见到我父母而高兴， 还是应该哭泣， 因为我现在已经都记不起他们长的什么样了．．．当时我舅送我到印度的时候我仅仅是个孩子. 最近他又从他在尼伯尔的舅收到的另外封信, 信中说他的母亲一个月前在西藏去世了.
当我看到在倒塌的柏林墙上德国人在为他们破碎以久的家庭能够再次相见并拥抱而挥撒高兴的热泪时, 当我看到朝鲜人在为分割了南北朝鲜多年的边境线的融化而流出喜悦的泪水时, 我很害怕, 我害怕我们西藏破碎的家庭能否有团聚的一天. 我祖父们的兄弟姐妹被流在了西藏, 我的爷爷几年前以过世了, 将来的有一天我奶奶是否能够在见到她在西藏的兄弟姐妹们? 将来是否能有那么一天我能和我奶奶回家, 让她再带着我去看我们在那儿的家, 我们的那儿的农田?
作者简介 :
一位永不休息的年轻人, 在印度南方Madras大学毕业后, 打破所有的界限与管制, 独身一人冒着喜玛拉亚刺骨的风雪, 徒步穿越边境来到了西藏. 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亲眼看看中共统治下西藏的情况, 去寻找一个为西藏独立奋斗而能祝他一臂之力的途径. 他被中共边境警察抓住后, 整整3个月被关在拉萨的某个监狱里, 之后被遣送回了印度.
1970年早期, 那一段藏人流亡历史中最艰苦的时期, 单增尊珠出生于一个在Manali 和印度南方一带以修路为生的难民家庭中. 单赠尊珠前后转换过三次学校, 从Kollegal和Karnataka的西藏流亡政府学校到在Pathlikhul的西藏儿童村, 最后转到离达赖喇嘛居住地Dharamsala很近的另一所西藏流亡学校. 在Madras的Loyola 大学完成学士后, 在Mumbai大学继续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
单增尊珠是一位作家, 活动家, 是一位藏人流亡社区中难得的精英. 他的第一本书<穿越边境>是他在Madras上学时用他从朋友和同学那里要来和借来的钱出版的. 他对文学创作的精堪技艺使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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