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朝圣之心

 

九十年代末，我在甲波日（药王山）。

九十年代末，我在拉萨祖拉康（大昭寺）。

1997年6月2日，我第一次看见拉萨。这是一段很长的旅程。5月初，我从哈尔滨出发，先到西安，探访中原名胜，包括大、小雁塔和武则天墓等等，又从西安乘火车去了西宁，看到了青海湖、塔尔寺等图伯特安多地区的自然和人文风景，接下来又去了敦煌。

敦煌一带，曾被图伯特帝国统治了百年之久。那是从图伯特第三十三代君王松赞干布开始。松赞干布先派大臣噶尔. 东赞域松向尼泊尔求婚，娶了赤尊公主；又派同一位大臣向中国求婚。但作为唐朝属国的吐谷浑也向中国求婚，因此，松赞干布以吐谷浑阻挠作梗为由，于公元638年派兵打败了吐谷浑。后来，吐谷浑大臣素和贵投靠图伯特，并把其虚实提供噶尔.东赞域松，使图伯特于公元663年占领了吐谷浑全境。

敦煌属于吐谷浑。敦煌石窟中关于赞普、佛教和飞天等内容的壁画，就是图伯特统治敦煌佐证。但汉人学者往往把飞天看成中原文化，甚至叫“中原飞天”。其实，图伯特很早就有飞天壁画，比如札达县东噶寺的飞天图，再比如一些古老的玛尼堆中的石雕飞僧等都是飞天的原形。事实上，壁画是图伯特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有图伯特人的地方就有壁画。像近年在尼泊尔境内发现的木斯塘岩洞壁画，已为世界艺术珍品。

但我抵达敦煌时，只有几个石窟在开放。这也是中国风景区的一贯特色，把好的都藏起来，像参观故宫博物院，也总有那么几个宝贝房间是不对外的。不过，这有限开放的几个石窟，足以让我感到西藏艺术之非凡：仅色彩，已让我惊心动魄。因此，我对西藏的渴望更强烈了。很快地，我从敦煌启程到了格尔木，又从格尔木坐汽车进入西藏高原。

抵达拉萨后，我发现自己对西藏一无所知，虽然启程前读了不少关于西藏的书。当时，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西藏与中国截然不同。尽管历史教课书一直告诉我们“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且不谈历史，仅从这一目了然的风俗、建筑、地理，就与中国完全是两回事儿。

首先，人与人一见面就是朋友，而在中国，人与人一见面就设防，都矜持而冷漠，不过，一旦发现对方是个有用之人，又使出浑身解数套近乎，阿姨奉承，处处是心计，累死人。而我在西藏是轻松的，当时有位哈尔滨的作家朋友打来电话问候，我说：“我每天都处于热泪盈眶状态”。

其次，西藏建筑。这是我在中国，乃至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喜马拉雅地区）都没有见过的。那红色的边麻墙，那黑色的窗边，那由外向里略微倾斜的石头墙壁，像是从大地上长出来的，与整个喜马拉雅相谐相依，但奇怪的是，这些独居一格的建筑，很多只剩下了残垣断壁，尤其是甘丹寺，就是一片废墟！

再次，西藏地理。我从没有在中国见过这样雄伟的高山大川，更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湖泊、温泉、冷泉，且都十分自然，没有任何画蛇添足的亭台楼阁。在藏南，我还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瀑布，这是我在中国连想也没有想过的。倒不是我没有见过瀑布，而中国的瀑布都是“景点”，不仅得买门票才能一见，还要走很远的路才能接近。而这里的瀑布就在路边，伸手可及，没有人探访参观，也没有名字。

在西藏，我一待就是一个月。离开前，大昭寺的僧人尼玛次仁从觉康的释迦牟尼前，拿起那珍贵的经过加持的哈达给了我。

回到哈尔滨后，我走火入魔般写下了这些经历，如，《看见了西藏》《翻过唐古拉山》《纳木措之行》《桑耶寺不在》《甘丹寺废墟》《萨迦》《雅砻河谷》《卓木拉日》《亚东》，等等。

写作时，我阅读了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法国古伯察的《鞑靼西藏行》，藏人达仓宗巴. 班觉桑布的《贤者喜乐赡部洲明鉴》，还有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诗集等与西藏相关的书藉。

1998年，我再次启程西藏。到了拉萨后，直接住进­­­­­­达瓦的同事的阿妈啦家。阿妈啦的父母曾为商人，在冲赛康附近购置了房产，但中国入侵西藏后，以动迁为名，推倒了阿妈啦从前的房子，盖起了一个三层的“凹”形楼房，阿妈啦仅得到很小的四个房间。我被按排住在紧里面的佛堂。但是楼里没有自来水，喝水的话，就得到院子中间的水井去接，每家每户也都没有室内厕所，只有一个公厕。

冲赛康曾为第一任驻藏大臣的住所。十八世纪中叶，颇罗乃之子珠尔默特写信驻藏大臣和乾隆，认为西藏军队完全能够保护达赖喇嘛和西藏安全，要求驻藏大臣及其卫队撤出西藏，同时，珠尔墨特还悄悄准备组建一支军队，恢复和蒙古准噶尔的接触。驻藏大臣得知后，报告了乾隆。于是，1750年11月11日，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以邀请珠尔墨特接受皇帝赏赐为名，在冲赛康，由拉布顿拔刀刺死了珠尔墨特。接下来，珠尔默特的支持者包围了冲赛康，战斗持续几个小时，最后傅清和布拉顿以及百名汉兵被杀，冲赛康也被一把火烧毁。

几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当局如今挑衅地把冲赛康变成了“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陈列馆”，于2013年开放。不知阿妈啦是否又被中国当局搬迁？现在怎么样了？

当时，我在冲赛康的阿妈啦家一住就是三个月。这里离帕廓很近，我常与阿妈啦一起转帕廓。但有时我也到西藏的乡下或牧区住上几天。这段经历，使我后来写下了《阿妈啦》《住在日志卡村》《滞留荣布寺》《前往拉姆拉措》《樟木》《拉孜温泉》《经过纳塘》等。

写作的时候，我接受了西藏自治区文联提供的工作机会，再次启程西藏。我先在“西藏网”工作，后到了《西藏文学》，但我的住处却在文化厅院里，上下班，常常经过拉鲁庄园。据说，从第三十四代藏王芒松芒赞起，拉鲁就已为乐园了，六世达赖喇嘛曾在此居住，后来，又成为八世和十二世达赖喇嘛父亲的庄园。过去的歌谣唱道：“拉萨啊拉萨美，拉鲁比拉萨还要美。”

但我看到的拉鲁是一片颓败，且沙化严重，过去的建筑，仅剩下一个摇摇欲坠的小小颇章。而这几乎是除了布达拉宫以外，绝大多数西藏老建筑的命运。更为凄惨的是西藏寺院建筑，在民主改革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完全被破坏和糟蹋。而那千百年来，寺庙供奉的精制佛像和法器，有的被砸毁，有的被熔化，据说，为了熔炼从图伯特掳掠的各类贵金属，中国人民银行专门在青海格尔木设立了“造币厂格尔木分厂”。

中国很乐意谈的一个话题就是“援藏”和开革开改以来，拔了多少款项支援西藏建设。但从来不谈他们在西藏的收入，比如掠夺了多少黄金白银，开挖了多少矿藏，如何在西藏建坝，造成南亚的水位下降，甚至干旱而利益中国……有收入才有支出，但中国为什么只荒谬地谈支出？

“中国西藏网”有篇文章题为《漫话桑耶寺壁画及保护》，谈到“1982年恢复开放以来，国家先后拨款120多万元，黄金近5万克用于寺庙维修和壁画、佛像修复等。1985年以后再次重新修复部分壁画。”既然谈支出，作者也有义务公开一下桑耶寺原来的宗教艺术珍品有多少？文化大革命中被砸毁破坏的损失有多少？维修所花的费用有多少？修复了多少？修复后的价值与原来的价值是否对等？但是，这些数字成了永远的迷。

西藏的今昔变化，让我更想了知原貌。于是我开始采访，先调查拉鲁湿地的缩减。也许因为我的汉人面孔和记者证，使我顺利地在环保部门得到了几个数据，但这远远不够，我又采访了拉鲁庄园过去的管家丹增和贵族夏札.甘丹班觉先生等，并写下了《西藏问题》，后来2008西藏全民抗暴时，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唯色博客上，标题为《藏人为何要抗义？——也谈西藏问题》。

我的散文越写越少了，忧虑和难过渐渐替代了初见西藏时的“热泪盈眶”。我真怕这独有的西藏之美，最终被中国当局彻底毁掉。于是，我更多地采访，期望能够恢复一点点西藏的原貌。这期间，我在西藏文联的同事（朋友），比如唯色、加央西热、噶雪.伦珠朗杰等，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我，使我后来写下了《我和唯色在江央贡却》《加央西热》《噶雪.伦珠朗杰》《恰巴.格桑旺堆》《西藏贵族夏札.甘丹班觉》等。

2001年，我移居加拿大。有机会多次前往印度达兰萨拉，看到了流亡西藏社会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也目睹了数以万计的藏人冒着生命危险，偷越边境，不得不背井离乡的现实……

总之，我对西藏的认识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以游人的视野看西藏；第二，以写作者的视野体验西藏，第三，努力以藏人的视野，感受和触摸西藏的苦难。而这一过程，也把我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了有神论者，让我对西藏文化满怀朝圣之心。

完稿于2020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