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1日星期二

朱瑞:我与图伯特

有位藏人与我握手告别时,把一枚西藏从前的钱币(章嘎)和一张邮票,塞入了我的手里……


我出生的果园

我是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出生在中国北方一座不通火车的小县城。小时候,我家有一片很大的果园,香宾果、黄海棠、樱桃、灯笼果等,应有尽有。果园的四周是榆树环绕的高墙,一扇对开的木门,永远紧关着。每当我透过门缝,羡慕地看着街上的孩子们玩耍时,奶奶就会过来,拍着我的脑门:“不能出去跟那些野孩子玩哟,都学坏了!”

我就规规矩矩地待在家里。我家的房前,也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果树,不过,没有后园大,树木之间,座落了两间土坯房,房里装满了书。我最喜欢的是姑姑们用过的文学课本。那时,我识的字不多,主要看插图,看着看着,就忘了外面的世界。偶尔,我也到后园,看着姑姑们在香槟果树的荫凉里打乒乓球;还会沿着后园的羊肠小路,试着骑自行车。那时,我家有两台自行车,其中的一台较矮,我们叫“二流子”,可我的腿伸得笔直,也够不到“二流子”的大梁,只能“掏裆”,就是右腿从那大梁下的三角架里穿过,踩上右边的车蹬,这样,“二流子”就跑了起来,也跑得飞快。

我很少走出大门,基本上不接触别的孩子。这,养成了我长大后,也不太跟人往来的习惯。当然,朋友还是有的,多为诗人、画家,我们都有着相似的审美、相似的人文主义寻求。我承认,我还从没有见过像盛雪这样玩黑道的。


前世的家

去西藏的想法,不记得是怎么产生的了。像冥冥中的召唤,让我整天坐不稳站不牢的。印象中,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准备行装,还整天跑图书馆寻找关于西藏的书。

我差不多走遍了中国的风景名胜,但在我看来,那些风景区都成了沦陷区,被彻底商业化了,也可以说,真品都被祸害成了赝品。探访之余,除了后悔,没剩下别的。 但是,西藏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不是说西藏没有被破坏,不,只是被破坏以后,还没有被“建设”。透过那些残垣断壁, 我看到了一个正在被蹂躏的,与中国截然不同的世界。

第一次抵达拉萨时,是个将亮未亮的早晨。在布达拉宫前,我首先看到一些手摇经筒的人们,从不同的方向汇集而来,而后,对着那扇有着黄色窗帘的窗子全身匐伏。“那是达赖喇嘛尊者居住过的房间。”有人告诉我。后来,我常站在布达拉宫前,仰望那扇黄色小窗,再后来,我也情不自禁地磕起了等身长头。

我也常去祖拉康(大昭寺)。一天,我正坐在祖拉康的售票台阶上和几位僧人喝着甜茶时,来了一伙人,他们背着照相机、扛着摄影架,一看就是新闻单位的人,腰板也挺得笔直。

“里面不允许照相。”守门僧人立刻从我们喝茶的台阶上跳了下去。

“我们是自治区热地书记派来拍片的。”其中一个理直气壮。

“觉康前照相,一张五百元。”那僧人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像早就准备好了似的,对方立刻掏出了一打人民币,守门僧人二话没说,收下了。我就想了,在觉康前,甚至在觉仁波切的膝前,我拍过多少张照片啊,可从来也没有人要跟我收钱,甚至这位守门僧人,还亲自给我拍过照呢。这才发现,我正在被西藏毫无保留地接纳着。

有一次,在哲蚌寺的甘丹颇章,碰到几位朝佛的藏人,其中的一个,看上去尤为虔敬。我久久地注视着他在五世达赖喇嘛像前,一次次弯下衰弱的身子,忍不住泪水上涌。后来,我们一起转了措钦大殿,并在石板地上坐下来休息。我问他:“您从哪里来的?”

“监狱。”他平静地说。

“监狱?”我瞪大了眼睛,“您犯了什么罪?”

“他们在我的家搜出了达兰萨拉那边的书。”

“您有工作吗?”我又问。

“我是木工。”他喃喃着,“像我这样被抓起来的太多了......”

更让我震惊的是,西藏人对所谓“香港回归”的态度。一天,祖拉康上面那遮当阳光的深褐色牦牛毛的帷幔被换了下来,挂上了崭新的白底绣花帘子。

“为什么帷幔换了下来?”我问一位迎面而来的僧人。

僧人的脸立刻阴了下来:“是上面硬让我们换的”。

“为什么?”我又问。

“庆祝香港回归呀,这个你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汉人?”僧人看着我。

正说着,有人从我们前面跑过,我和僧人的目光,立刻都转向了那人跑去的方向,只见两个便衣,拖着一个小伙子的胳膊,朝帕廓派出所走去。

“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我拽住了一位藏人。

“他喊西藏独立.....”对方欲言又止。

我和僧人面面相觑。“到我的家里坐吧。”僧人说着,引我来到了他的僧舍。啊,在那供佛的房间,在宗喀巴师徒三尊的两边,尽是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从少年到青年到现在,各个时期的照片都有,像一部传记。这时,僧人拿出了一张用塑料模装裱的写着藏文的黄色纸张,放在了我的面前。

“这是什么?”我问。

“我去过印度,见过嘉瓦仁波切啊!这是证明。”

“你去过达兰萨拉?”我又问。

“当然。”僧人的脸上掠过一丝红润,是幸福还是忧伤?

那以后,我们常提到达兰萨拉,提到达兰萨拉的甜茶比西藏的好喝,提到达兰萨拉的佛学院比西藏教得的规范;尤其提到,在达兰萨拉想见嘉瓦仁波切就可以见到........

那种信任啊,像河,环拥着我。我不用像在中国那样选择朋友,很多藏人,一见面就是朋友,我住在冲赛康的阿妈拉家,住在扎囊县吉如乡日志卡村的农民家,还到过拉姆拉措的牧人家,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被欢迎的,那种被欢迎的程度啊,让我生生世世面对西藏时,必须说真话。


抵达达兰萨拉

离开拉萨时,有位藏人与我握手告别后,把一枚西藏从前的钱币(章嘎)和一张邮票,塞入了我的手里……

如今,每当我看着它们,就忍不住问自己,难道,我的藏人朋友那时就已看到了,从此我将努力以人的视角而不是汉人的视角写作图伯特?难道那时,他们就已看到了,有一天,我将告诉人们一个事实,图伯特(西藏)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是2008年10月,我拒绝参加杨建利在波士顿召开的群族研讨会不久,接受了另一个邀请,前往达兰萨拉 。我在飞机上写道:

一晃,我从一个为一片落叶而哀愁的诗人,变成了对秋天的到来和逝去都毫无知觉的麻木的人。我的心,早已被岁月磨砾得粗糙、迟钝了。可是,唯一没有变的,就是对“图伯特”一词的中枢感应,不管人们以哪种语言发出声音:英语、藏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甚至非洲方言,我都会立刻感到疼痛,心,在这时,回归到从前的敏感和细腻了......

初抵达兰萨拉时,有点失望。我的想像中,该是远远地,就可见每家屋顶上五色经幡飘动,桑烟缭绕。然而,到了近处,甚至下了车,我都不敢相信,这就是让我朝朝暮暮的达兰萨拉。说实话,乍看上去,达兰萨拉与印度的其他城镇没有区别:一样的建筑,一样的街道,只是那林立的店铺里,多为图伯特艺术品:经幡、藏香、西藏国旗、曲巴(藏服)、经筒等等。然而,住下来就不同了。我去儿童村采访,看到在流亡的艰辛中建立的教育体系,我去难民接待站采访,看到那些翻越大雪山,逃亡而来的图伯特难民,尤其是那些只有几岁的小孩,被亲人、朋友,甚至邻居带了过来,就为了在达赖喇嘛尊前接受正常教育.......常有泪水蒙上我的眼睛。这里,储蓄了太多的图伯特苦难,是一个不是图伯特,胜似图伯特的地方。

我住在修色阿尼贡巴开设的旅馆里,早晚都有经声陪伴,那是图伯特独有的声音,虽然从阿尼口中吐纳出来时,有些轻言细语,少了往日我在拉萨祖拉康(大昭寺)感受到的那种粗犷,但是,一样的颂佛,一样的虔敬…..很快地,我就和阿尼们都成了朋友: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一起去祖拉康朝佛。我也常去图伯特图书馆查找资料、去流亡政府外交部中文组喝甜茶,去职工食堂吃饭,我如鱼得水地在图伯特人中间,仿佛时光倒流,又与我在境内图伯特的岁月衔接起来了……

总之,我的生活一直是平静的,也可以说,我一直都生活在文学的金丝笼子里。因此,遇到盛雪时,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这股邪恶势力如此强大,可谓浊浪涛天。记得小时候老师常告诫我们,远离流氓,说,一旦被拽进去,一旦帮助流氓做一件小事,以后,就成了人家的把柄,想出也出不来了 。后来,我见到不三不四的孩子,总是拔腿就跑,或者藏起来,唯恐被流氓逮住。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就渐渐忘了老师的话,偶尔想起时,也觉得是吓唬人。



选自《见识江湖》第三章 我与图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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