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z Michael: 《西藏的地位》序言

在這本書裡,邁克爾.C.范沃爾特.范普拉赫對一個在西藏文獻中未曾加以充分闡明的問題進行了研究,這就是:西藏過去和現在的法律地位。對北京而言,西藏只不過是中國的一部分,官方稱之為「中國的西藏地區」:一種在想像上存在於整個歷史中的關係。西藏人則堅持認為西藏一直是完全獨立並與中國相分離的。現在是對史料加以 系統整理,並依據詳實可靠的文獻資料,對西藏過去和現在的法律地位進行立論嚴謹、論據充分的客觀論述的時候了。此書正是一本這樣的研究成果。

據七至九世紀的早期歷史記載,當時,由強有力的國王松贊干布及其繼承人所統治,他們統一了西藏,並將其勢力範圍擴展到中亞的大 部,其中包括中國領土。在此時期,西藏國王當然擁有和亞洲任何一位統治者平等的權力。歲月流逝,在西藏的統治者失去其軍事優勢後,同鄰邦統治者們之間的關係是經常變化的,有時也建立親密友好的關係。爭論主要在西藏統治者與中國歷代皇帝之間的關係上。

作為西藏的轉世活佛,先是十三世紀西藏佛教的薩迦派,而後是格魯派的諸世達賴喇嘛,曾分別和蒙古可汗元朝皇帝,明、清兩代漢、滿族皇帝建立了個人之間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可汗及皇帝為從十七世紀起統治西藏的達賴喇嘛的宗教及政權機構提供保護及援助,作為交換條件,西藏承擔從宗教方面為他們祈福禳災之責;這種關係,正如歐洲中世紀時教皇和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們之間的關係一樣,並不是一種依附關係。

為說明歐洲的情況,史學家們提出「雙劍」理論(Two Swor theory)。在西藏問題上,則以供施關係(Cho-yon)說明達賴喇嘛和歷朝皇帝之間的交往。然而無論是用「雙劍」說還是以因勢而變的「供施」 關係,都難以對現代意義的主權國家的概念加以界定。

滿洲皇帝在西藏的勢力於 1788 年至 1792 年間清軍保衛西藏、抵禦 尼泊爾侵略、而被稱之為廓爾喀戰爭時期達到巔峰。邁克爾 ‧C‧ 范沃 爾特 ‧ 范普拉赫在本書中評述了滿洲代表 – 兩位駐藏大臣以及從十八世紀起就駐守西藏的滿洲衛戍部隊的作用。有些學者將這種狀態下的西藏稱為滿洲的保護國,或稱之為滿洲對西藏(享有)的宗主權,這些都是模糊不清的概念,因為正如范沃爾特.范普拉赫所指出的那樣,用表 述現代國家關係的用語是無法說明當時的情況的。實際上,在清朝皇帝和西藏統治者之間無任何條約表明在他們的關係中有什麼具有法律意義 的變化。而且在過去兩個世紀內被誇大了的滿洲對西藏的影響在十九世紀末業已消融,並隨著 1911 年的中國革命而終止,繼之滿洲人被逐出西藏。

接著發生了西藏人民為爭取現代意義的獨立所進行的奮鬥,各國也都為實現其戰略目標而進行策劃,並將其通過當時的一個個條約,從法律上加以表述,最後是 1949 年共產黨的入侵及其後果。上述這些佔范 沃爾特 ‧ 范普拉赫這一研究成果的大部分篇幅,並以對西藏人所要求的自決以及對一些可供選擇的解決方法的討論作結束。

對歷史的回顧表明,中國共產黨聲稱有史以來西藏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本上是以對古代政教合一的掌權者和世俗統治者之間關係的一種曲解為基礎的。然而中國人對歷史的解釋還不僅如此,由於他忽視了中華帝國同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的根本差別,也就曲解了「中華帝國」的意識形態基礎。從概念上講,「中華帝國」意為它是一個世界性國家;的確,它包涵「普天之下」均受「中央王國」支配的思想,在這個「中央王國」裡,皇帝「受天之命」的統治人類,並設想其地位高於世上各國的國王及統治者,甚至其他地方的皇帝們也都像乾隆皇帝給英王喬治三世的信中所言,自願地渴望「來朝共享吾恩」。這至少說明,用現代意義的「民族結合」這一概念去解釋過去存在於中國的皇帝和中國本土之外其它政治首腦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與時代不相容的錯誤。中國人用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重新解釋中世紀的帝國關係,其目的是想有助於宣稱西藏人雖然從來不是漢族人的一部分,可是無論過去或是今天, 他們一向是中華「民族」內的一個少數民族,而實際上,這不過是企圖 為一種新形式的中國帝國主義作辯護罷了。

中國共產黨領袖們還以要把西藏人民從他們的宣傳中所描述的「中世紀的封建社會」和「奴隸制度」中解放出來為藉口,為他們入侵西藏 辯解。因此,全部宣傳文獻都旨在極力渲染西藏被佔領之前的、過去的黑暗情景。但范沃爾特.范普拉赫未著重論述這個問題,因為這與 西藏的法律地位無直接關係。然而應當提出的是,傳統的西藏並不是政治分析家和歷史分析家們通常所說的那種「封建」社會。統治西藏的是轉世繼承的達賴喇嘛以及主要由平民 – 通常是農民出身的僧侶所組成的宗教官僚集團。這種體制為人們社會地位的升遷變化提供了很大的 可能性。作為古代遺留下來的現象,西藏的貴族乃是一種服務性的貴族階層,每家貴族要推出一個兒子擔任數額不多的被指定給俗人的政府職務,而大量平民近乎是第三等級,他們是生活在城鎮中的商人或私人企業的經營者,他們屬於中產階級。在農村地區,土地分屬於國家的、寺院的和貴族的莊園,但農民和牧民並不是封建制度下的農奴。被迫在莊 園土地勞動的人或牧工大約占農村人口的一半稍多,他們擁有其自己的非世襲性土地和牲畜,他們過著小康生活,他們是「上層」群體的組成部分,地方頭目或領袖即由他們當中產生。大量的勞動者可以自由地出 賣他們的勞動力,把他們自己的私有企業遷往城鎮或像許多人所做的那 樣遷往農村居民區。

無論這種傳統體制的長處或短處是什麼,值得注意的是,在 1950 年中國接管以前,西藏既未經歷饑荒,也沒出現過農民造反的事;沒有 警察,也沒有多少軍隊(軍隊的存在完全是為了抵抗外部的進攻)。與 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自從中國佔領西藏並在那裏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 之後,西藏一再出現饑荒和民眾反抗,而軍隊則到處駐防。此外,由西 藏人自己在西藏內部發起的使西藏傳統制度現代化的努力遭到扼殺,而 被中國對西藏的社會主義改造所代替。但在散居於印度的西藏難民社區中,傳統制度的現代化在流亡中的達賴喇嘛領導下卻獲得了高度成功。

1950 年以來,中國人在向社會主義烏托邦前進的名義下,試圖摧毀西藏文化,其結果是,在總共六百萬人中就有一百萬以上的人喪失了生命;原有的六千多座廟宇和寺院,只有不到二十四座逃過劫難。可悲的是,在國際討論中,這一切卻被忽視了。所以,范沃爾特 ‧ 范普拉赫以詳盡的學術研究成果所提供的確切的法律依據就愈加重要了,西藏未來的自決將建在這樣的基礎之上。

Franz Michael(弗朗茲 ‧ 邁克爾)， 乔治华盛顿大学中苏关系研究院名誉教授。

（跋热. 达瓦才仁 根据西藏译本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