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身乱世：流亡藏人访谈录》之安多尖扎藏人 洛日甲（二）

洛日甲，1928年生于西藏安多尖扎。1959年流亡印度。现居住在印度达兰萨拉。

唐注：1949年中共军队开始入侵西藏（图博特）康和安多等地区时，在安多遭到尖扎昂拉（即今中共行政区划青海省尖扎县昂拉乡）部落民的坚决抵抗，历时近三年未得以进入该地区，故当时尖扎昂拉被中国人称作“小台湾”。在中共官方记述中，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委之职的习仲勋，先后十数次“政治争取”昂拉部落首领项谦无效后，最终进行了“军事进剿”，从而“进一步政治争取”项谦的“归顺”。“争取青海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是习仲勋的统战理论在西北地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为此毛泽东赞扬他‘比诸葛亮还厉害’。”[中国共产党新闻>史海回眸>人物长廊>习仲勋与统一战线 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038/7650383.html ]

受访者洛日甲以一个普通部落民视角回忆了这段“统战”史。

3．残忍的一仗

1952年4月14日，汉人对昂拉采取了军事行动，打了残忍的一仗。（译注：受访者可能说的是藏历。中共官方记载：“１９５２年５月１日，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昂拉地区进军。５月２日，人民解放军进行全面清剿，仅１０天时间，项谦及马步芳残余苦心经营的‘小台湾’就土崩瓦解了。”）

汉人并没有从我们设了防守的地方进攻。当时我们在扎麦、上下龙巴山口、奥布拉卡、夏荣多等处设防，却没有防守黄河岸边，因为我们对黄河抱了太大幻想，以为汉人无法从黄河对岸过来。然而，汉人正是夜里从果里囊横渡了黄河，这里离昂拉村已经很近了。

汉人渡过黄河之后，兵分两路：一路前往拉莫（译注：地名，受访者安多语音译。以下地名同为音译。），直奔昂拉头人项谦的住处；另一路前往陆切，意图从那里围攻昂拉头人的指挥部，头人项谦当时就在陆切。据说汉人的计划是用两股军队包围昂拉头人项谦，从而迫使昂拉投降。但这个计划由于其中一路解放军迷路而被打乱了。朝拉莫来的汉人军队按计划抵达了目的地恰甲；朝陆切来的那股军队却迷路去了热沃，故而没能按计划天亮时抵达陆切。

按计划抵达到恰甲的这路解放军直接攻入了我们村。当时我在家里。头一天晚上我去给农田浇了水，整夜没有合眼，早上回家后我合衣躺着睡觉。突然听到三三两两的枪声，我翻身爬起来冲到院子里，急急忙忙煨了桑，赶紧冲出了院门。在门口我碰到了亲戚达耶，他对我说：“快逃吧，汉人已经来了！”这时同村的一个回民男人手持一把刀跑了过来，一边跑一边喊着：“汉人来啦，汉人来啦，头人肯定有办法，头人肯定有办法……”我也跟着跑，忽见前面有汉人士兵在开枪，我无法继续迎上，只好往下跳到一条小山沟里，山沟里已经躲藏了几个人。这时汉人士兵向我们开枪了，十几个士兵一齐向我们开枪，还有机关枪扫射。恐慌中我们根本跑不远，总在一个地方打转。这时候昂拉的抵抗者也开枪了，双方打了起来……

我们好不容易逃到了离村庄不远的山顶。从山顶上能看见昂拉人与汉人士兵还在相互射击。昂拉方面打的很猛，大约半小时后，不少汉人士兵被打死了，其他的被赶回了黄河岸边，差点就被赶进黄河了。汉人被驱赶到黄河岸时，我们又下山去捡取武器，然后跑到附近小山上。枪声仍不断传来，枪战还没有停下来，有的人说应该再去拿些武器什么的。这时汉人另外那支迷路的军队赶过来增援了，被赶回黄河边的那支军队也再次吹响了冲锋号……

从山上到村庄、从农田到每户人家，都被汉人军人塞满了，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知这么多军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这些解放军虽然是有经验的职业军人，而我们只是临时组织起来的，我甚至连武器也没有，但是汉人士兵成千上万密密麻麻，我们这边胡乱开几枪都会打死他们的人。汉人遭到我们这边开枪却不逃跑，挨枪的倒下了，其他士兵继续朝我们走；但如果我们用石头打，用“鼓尔朵”（译注：一种长条状羊毛或牦牛毛编织物，藏人放牧时用以投石驱赶牧群，也赶走狼豹等野兽）朝他们砸石头，他们就会跑，于是我们没有武器的人便用“鼓尔朵”朝他们飞石头，一个藏人要对付十个汉人，还有藏人不要命与解放军进行肉搏，所以汉人士兵死了很多。尽管如此，昂拉人终究还是无法抵挡汉人从两个方面的夹攻。当时据说共产党动用了八万士兵，有步兵、有骑兵，昂拉人怎么抵挡得住呢？抵抗者们开始溃退。　

我的同伴都是十多不到二十岁的小孩，共有六七个。我们看见一个叫索巴的人骑着马，背了一支枪过来。他大概五十多岁，走到我们跟前一句话也没有说直接向山上走了。索巴后面一个叫曲达的人又过来了，他大概六十多岁。曲达也没有跟我们说话，直接走了。我对同伴们说：“我们呆在这里好像不对劲，我们也走吧。”于是我们也跟着那两个人上了山。在路上碰到防守洛巴山口的人们都在往山上跑。我们走到一个叫雅洁山口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和各地撤回的抵抗者会合了。

会合之时，一个叫拉杰加的人正在讲话：“我们今天要战死在这里，要和汉人决一死战！”我们决定到拉加去部署反击，这时却发现我们已被从德钦和达瓦宫方向来的汉人军队包围了。见新情况对我们不利，头人命令撤离。这样一部分人先往山上撤，一部分人断后，边打边撤来到了措卡。我们本来计划从措卡去德钦寻找食物、衣服等补给的，但是德钦已经沦陷了！于是我们又只好往回撤。离我们不远处有前世嘉木央喜巴的驻锡地，撤到那里时，汉人已经占领了我们对面的一座大山，头人也马上派人去占领了另外一座山，双方相互射击了一整天。我们当时躲在森林里，所以相对安全。

到了晚上，头人让识途熟路的人带路，我们来到了一个叫采隆的村庄附近，在村旁的拉孜集合，当时大概有近一千人。昂拉头人项谦讲了一席话，他说：“如果有谁想去投降，就去投降吧。共产党是接受投降的，但投降后你不要说自己不该说的话。”大家一致表示不投降。然后，我们又继续赶路。

当走到一个叫扎盖智塘的地方时，听到了几声枪响。我记得从前面山上下来一个人，他对我们说：“别开枪，是自己人。我去取糌粑，你们先上山，我会赶快回来。”我们继续往前走，枪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多，当我们走到一个平滩上时，解放军开始向我们扫射了，机枪和布朗枪子弹如同下雨一样。如果要突围，就只有迎着汉人的扫射冲过去。我们大吼着直接冲向汉人，我们无人有马，都在拼命跑。当时我觉得所有人都肯定会被打死，无人能幸免。但我们冲过去的时候，汉人军人居然也闪开跑了，我们突破了他们的埋伏。但我们的人也跑散了。那次汉人没能抓住昂拉头人项谦，头人跑到山上去了。我和一些人跑到了果高，有些人跑到了德吉岗。从此我们就没能再汇合，也群龙无首了。汉人就这样把我们打垮了，昂拉就这样被攻下了。

（待续）

采访者：唐丹鸿
翻译：桑杰嘉
采访地点：达兰萨拉
采访时间：2010年8月

转自唐丹鸿博客：轮回中轮回的瞬间 http://moments-of-samsara.blogspot.ca/2013/07/blog-post_30.html

朱瑞：新一轮打压导致又一位藏人自焚

前段时间，香港《亚洲周刊》和多维新闻网等，释放“重启谈判解决涉藏问题”和“达赖法相可公开悬挂 ”等信息，使不少藏人奔走相告，以为中国政府会调整对藏政策。也许正因为如此，自焚抗议一度停止。然而，7月20日再次传来藏人自焚的惨讯。烈士名为贡确索南，若尔盖僧人，在燃烧时依然双手合十，念诵祈祷尊者达赖喇嘛的祈请文。据唯色博客介绍，贡确索南自焚前留下遗言：“在中共的高压统治下生活，才是极为痛苦的根源。” 

再次出现自焚事件，显然与新一轮的打压是分不开的。

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原西藏安多地区）调研时，强硬宣称“旗帜鲜明地深入开展对达赖集团的斗争”，清楚地摆明，中国当局将一意孤行地在西藏推行残酷的殖民政策。俞正声甚至霸道地一口咬定达赖喇嘛尊者“背离了藏传佛教的传统”。 我们不免哑然失笑，这位对佛理一窍不通，完全信奉无神论逻辑的中共党员，有什么资格这样定性一位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佛教领袖？一位守戒如律如眼的清净修行人？

然而，到此并没有结束，俞正声进一步宣称，“要教育引导藏传佛教界人士在政治上划清同十四世达赖的界限，坚决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破坏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

接着，便在西藏境内展开了轰轰烈烈学习俞正声甘南调研讲话等活动，给正在承受殖民高压的藏人，火上浇油。

与此同时，朱维群，这位因吃反分裂饭而官运亨通的机会主义者，再次以标准的流氓形象偷梁换柱，扭曲西藏问题，激化汉藏矛盾。

首先，硬是把达赖喇嘛尊者退让的“中间道路”，说成“西藏独立分两步走”。那么，什么是中间道路？通俗地说，就是要西藏留在中国，不过，中国当局必须遵守中国宪法，尊重藏人文化。事实上，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互利两族、解决西藏问题的捷径。

其次，造谣达赖喇嘛尊者要从西藏境内“赶走2500万非藏人”。有目共睹，達賴喇嘛尊者在2008年12月4日歐洲議會上，已特别重申了：“我們清楚地表明了我們的目的，不是要驅逐非西藏人，我們關注的是大規模進藏的漢族，當然也有些其他民族，反過來讓西藏人在自己的家園邊緣化，並威脅到西藏脆弱的自然資源。”

再次，以“大西藏”的陈词滥调，误导中国民众。其实，簽定《十七條協議》之时，毛澤東和周恩來明確地承認了藏區存在的合理性。甚至在1950年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時候，還設立一個以藏人桑杰益西為主的委員會，專門研究如何將西藏納入一个統一的自治區。後來，由于康区的民主改革引发了西藏各地的抗暴，这项工作才中斷。

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西藏三省被分割為青海的六個藏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的兩個藏族自治州、還有雲南的迪慶藏族自治州。這十個藏族自治州加上西藏自治區，就是中國政府法定的十一個藏族聚居地，這也就是朱维群所說的“大藏區”，正是中国当局自己劃定的！

事实上，達賴喇嘛尊者不過是尋求在这些叫做“自治區”的地方，實現真正的自治。再说，藏区就是藏区，是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没有大小之分，在“藏区”或“西藏”前面加上“大”字，其目的，就是在撩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孤立藏民族，消灭藏民族，让西藏问题销声匿迹。

让朱维群这种缺少最起码良知的无赖出手，至少向西藏社会显示了一个信号：中国当局在西藏问题上，虽然理屈词穷，但仍会霸道地、固执地奉行极左的殖民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传来若尔盖僧人贡确索南自焚的惨讯，我们可以想像，西藏境内正在发生什么！可以说，贡确索南的牺牲，正是新一轮打压的结果，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中国当局。

转自藏人行政中央网：http://xizang-zhiye.org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访谈录》之：安多尖扎藏人 洛日甲（一）

洛日甲，1928年生于西藏安多尖扎。1959年流亡印度。现居住在印度达兰萨拉。

唐丹鸿注：1949年中共军队开始入侵西藏（图博特）康和安多等地区时，在安多遭到尖扎昂拉（即今中共行政区划青海省尖扎县昂拉乡）部落民的坚决抵抗，历时近三年未得以进入该地区，故当时尖扎昂拉被中国人称作“小台湾”。


在中共官方记述中，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委之职的习仲勋，先后十数次“政治争取”昂拉部落首领项谦，最终进行了“军事进剿”，从而“进一步政治争取”项谦的“归顺”。“争取青海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是习仲勋的统战理论在西北地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为此毛泽东赞扬他‘比诸葛亮还厉害’。”[中国共产党新闻>史海回眸>人物长廊>习仲勋与统一战线 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038/7650383.html ]受访者洛日甲以一个普通部落民视角回忆了这段“统战”史。

1．昂拉那时没有汉人

我今年82岁。我出生在西藏安多尖扎顿果村，我父亲叫夏吾，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我母亲是昂拉人。我们家有三个孩子，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我小时候的玩伴有诺斗、香莫加、夏吾卓玛等，我们那时爱玩过家家、射箭等游戏。

我七岁（译注：1935年）那年，我们家从顿果搬回到昂拉我母亲娘家去了，是我妈妈的弟弟、我的舅舅请我们搬回一起住的。舅舅是一个瑜伽士，没有孩子。搬家那天，我们家的所有东西都驮在马和骡子背上，而我是步行去的，那时我虽小但很能走路。我母亲娘家是个大户人家，家院很大，家里佛堂都有几间房子，也有榨油坊。从此我就开始了在昂拉的生活。

昂拉是一个千户部落，有八个雪巴（译注：下属行政管辖范围和行政机构官员）。昂拉头人已经延续了十二代。当时的头人项谦与我们住在同一个村寨，他大约五十多岁，是一个有很高名望的人，非常关心爱护属民，大家都喜欢他。项谦头人有两位夫人。大太太生了两个男孩，一个叫恰甲，一个叫晋美，女孩有拉措等。小太太也有好几个小孩，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头人还有七个兄弟姐妹，但他们不住在一个家里。我们不给头人缴税，每户每年给两斗粮食就可以了。也不给马步芳的政府缴税，但是在共产汉人快来的那段时间，马步芳开始收税了，之前根本没有缴税的说法。

昂拉四面环山，素有地势险峻难攻之名。现在想来也并不是很险峻，从热贡方向可以攻进来，从赤噶方向也可以攻进来，其实从很多方向都可以攻进昂拉。也有道路通往外界各地，除了通往赤噶和多帏的路比较狭窄外，其他的路都比较宽。这些路都并非商道。昂拉的人们从事农业和牧业，农业有水地和旱地两种。昂拉人主要靠农田维持生活，无人从事贸易经商。我家在昂拉的生活主要靠农业，此外家里还有榨油坊，耕田种地和榨油坊的工作是我们的日常事务。

我们村没有寺院，但是有一个叫昂拉色康的殿宇，这个殿宇的来历是：宗喀巴大师的师傅到我们昂拉时，在这个地方休息烧茶，并说我们村的三座小山上居有三世诸佛（过去燃灯佛、现世释迦牟尼佛、未来佛慈氏怙主），之后人们就在三座小山上修建了殿宇。小山顶上塑有三世诸佛的像，殿宇大门口有三个非常高的经幡。大门很大，门楣上有金顶。昂拉色康有旧经堂和新经堂，有未来佛殿，未来佛像有两层楼那么高，殿宇外有围墙。这是我们村三百来户人家的殿宇，是三百户人家朝拜、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我舅舅贡宝次丹是一名瑜伽士，他有渊博的学识，村里无人能比得过他。舅舅每天都要做瑜珈士的祈愿等法事活动，他有瑜珈士的所有法器，蓄有瑜伽士的长发瑜珈辫，不过他平时只穿俗装，也不去别人家里做法事、念经等。舅舅非常疼爱我，常常给我糖果。

搬回妈妈老家昂拉后没几年，我们家人病倒了。我们得的是一种传染病，发高烧，父亲、姐姐、舅舅很快差不多同时病死了。我也生了这病，半死不活昏迷了十五天左右，对他们去世的情况记得不太清楚了。不久，我母亲就由于过度伤心流泪，眼睛哭瞎了。我姐姐是个非常勤劳的女孩，她才十五岁就担负起了我们家里里外外的家务事，也非常能吃苦。可父亲、姐姐都病死了，舅舅不在了，妈妈眼睛瞎了，妹妹还小，从此所有的农活都落到了我肩上。那之前我本来什么事都不做，只是过小孩的生活。我家的农田都很大也很好，收成如何全凭自己的劳动能力。我虽年幼，也只能竭力承担所有家务，担负起这个家的责任，那时我面对着很大的困难。不过到了我十六七岁时（1944、45年），我们家的情况已经好转了很多。

我们昂拉那时没有汉人。但我小时候听说过，汉人离我们并不远。大家议论汉人，认为汉人不好。若谁家的男人或女人与汉人结婚会受到斥责和歧视，大家会笑话。因为藏人和汉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博是博，加是加”（译注：藏是藏，汉是汉）。解放军到嘎多之前，我也听说过解放军与国民党在打仗之类的传言。

2．昂拉头人号令抵抗汉人

1948年我二十岁时，听说汉人到了噶多。当得知汉人已到噶多的消息后，昂拉头人项谦召集八个雪巴的负责人，在昂拉头人家里开了一个会，决定哪怕男尽女绝也要抵抗。当时我们说抵抗汉人，并不分解放军、国民党什么的。我们只会认为是汉人来了，汉人军队来了。汉人攻下昂拉之后我们才知道他们叫解放军这个名字。

会后各雪巴负责人就向民众介绍了开会的内容，宣布了会上的决定，开始布置昂拉与外界各通道上的防守。我是从我们昂拉头人项谦那里听说汉人已经到了噶多的，他通知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人都要出力，防守各通道。所有与外界连接的通道全部安排人不分昼夜的防守，别说汉人，连外边的藏人也禁止进入昂拉。只有我们自己的人可以进出，出去是为了买武器。

这是我们昂拉头人的号令，我们当然要去。我回家对母亲和妹妹说我要去防守通道时，她们都很支持。我们昂拉所有的男人都去了。其实虽称防守，我们却没有像样的武器，除了个别人有藏枪外，大多数人没有武器，带的是矛和刀。我是拿刀去的。除了两三个通道比较远外，其他的都很近。我们轮换防守几个通道，也轮流换班。近的地方一天换一次，守一个晚上后可以轮班回家，最远的大概需要十五天换一次。我第一次去防守的地方叫多瓦山口，也在唐嘎日的地方防守了十天。汉人没有强来，他们绕道去了卡岗。

就这样防守了三年！我们没有让汉人进来。这三年里也与汉人发生过小规模的冲突，但没有大规模打仗。共产党十几次派人前来谈判，派来的是藏人，而且是一些官衔较高的藏人，但昂拉人没有让他们进入昂拉地盘，只在边界说话，然后叫他们回去了。

最后一次大约在1952年，共产党派了一个官衔最高的藏人官员扎西旺秀来谈判。当时我们已经非常清楚打不过汉人，所以昂拉方面也很想谈判，希望通过和谈解决问题。汉人提出的要求是在昂拉成立一个合作社和贸易公司。我们很清楚如果成立了合作社和贸易公司，汉人就要在昂拉扎根。我们无法抵挡汉人，因而不得不让汉人进来。但是昂拉方面希望汉人不要干扰藏人自由安静的生活，合作社仅出售食物，贸易公司仅出售布料百货，可见我们有满足汉人的准备。双方说好了谈判时间，地点在尖扎麻科塘，现在是尖扎县政府所在地。

那天，在会谈的地方我们搭好了帐篷，铺好了地毯卡垫迎候。谈判代表除了昂拉头人项谦，还有我们地方的拉莫夏荣噶如大喇嘛、色赤仓等各大喇嘛和头人参加，加上围观的，我们的人大概有一百来人，当天我也在场围观。代表汉人前来的是扎西旺秀，陪同他的有十名士兵。扎西旺秀到了后，我们头人项谦与他握了手。扎西旺秀当时是藏人中官衔最高的，所以大家内心深处对和谈抱了很大的希望，我们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对抗共产党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和谈成功双方都不必死人。

他们在帐篷里坐了一会儿，大概五分钟左右，然后头人项谦邀请扎西旺秀到家里谈。他说：“我们去我家谈吧。”说着站了起来，走出帐篷吩咐说：“来一个人，牵一下扎西旺秀的马……”这时我们却看见扎西旺秀上前跨上了他的马，飞奔而去！没跑多远他的帽子也给风吹走了。

扎西旺秀跑走大概两三分钟后，跟他一起来的几个警卫士兵也离开了。我们一片静默看着他们跑走。喇嘛拉莫夏荣噶如随即骑马追赶，追了一段路后赶上了扎西旺秀。拉莫夏荣噶如请求扎西旺秀回去，扎西旺秀却说我们要杀他。喇嘛拉莫夏荣噶如对扎西旺秀说：“您别怕，不会有问题的，请您回去我们继续谈。一定要把这事情谈好。”但是扎西旺秀说：“今天我就像羊进了狼口，并非你们没有杀我，而是我逃脱了。”就这样扎西旺秀没有回来。

这是汉人最后一次与昂拉谈判，昂拉方面也确实想解决问题，但由于扎西旺秀逃跑了，未能谈成。我们的防守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我们知道汉人总有一天会来的。很多年长的人都说：“今年汉人一定会来。如果汉人打过来我们这些男人就得上山抵抗，所以要给老人、小孩和女人们准备好足够的食物和暖和的衣物。要是我们上山了，方能保证他们在家里不冷、不饿。”

扎西旺秀回到西宁后对汉人说：“昂拉的人想谋杀我，我是逃脱出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昂拉非常危险……”等等，做了很多负面的宣传。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当时在场，昂拉方面无论民众还是头人都希望谈判，和平解决这种对持的僵局。没有人想杀他，杀他有什么用？如果他当时不跑的话，昂拉的事情应该解决得很好，不至发生双方死人的事。可是扎西旺秀这样一来，促使了汉人决定攻打昂拉。
（待续）

采访者：唐丹鸿
翻译：桑杰嘉
采访地点：达兰萨拉
采访时间：2010年8月

茉莉：出埃及的孩子走进瑞典文学院

当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公布一位新院士的名字：托马斯·里亚德（Tomas Riad ），电波里传来埃及人的欢笑声。“Riad”这个阿拉伯姓氏，在阿拉伯语里是花园和庭院的意思。其时正是2011年12月，阿拉伯之春浪潮如火如荼。于是人们笑曰：“阿拉伯的春天也来到了瑞典文学院。”

◎ 继承母系语言天赋

托马斯·里亚德于1959年出生于埃及，他的父亲是一位埃及人。在里亚德五岁时，埃及总统纳赛尔把埃及变成一个恐怖的警察国家。父亲因为他的基督徒身份受到歧视和打压，他们家无法继续在埃及生活下去。里亚德的瑞典母亲带着孩子回到了瑞典，而父亲，只好跟随一位瑞典船长偷渡逃离埃及。父亲家族的其他亲戚则移民到加拿大和美国，成为医生或工程师。

这位自幼出埃及的孩子，后来成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授，一位优秀的北欧语言学专家。埃及给他留下的深刻记忆，是一所法国修道院学校里的体罚，那里的孩子，就像动物园放出来的疯狂猛禽。时至今日，里亚德对自己忘记了童年时代所学的阿拉伯语而深感遗憾。

他继承了瑞典母亲家族的语言天赋。母亲伊娃是一位语言学家和闪米特语言专家。母亲的外祖父纳特汉·瑟德布洛姆(Nathan Soderblom），则是这个家族最具传奇性的人物。瑟德布洛姆在学生时代就展示了惊人的语言才能，后来成为大主教，给瑞典带来了神学复兴。因为写作宗教历史、宗教心理学和宗教哲学等方面的书籍，瑟德布洛姆曾于1921年到31年间担任瑞典文学院院士。1930年，瑟德布洛姆因努力谋求世界和平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 编号第六的文学院椅子

那是一个周四的下午，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英格伦致电里亚德，通知他文学院的选择：他，托马斯·里亚德，将要在文学院获得一个院士的位置。那编号第六的椅子，是已故的女作家Birgitta Trotzig留下的座位。

其时，里亚德正从一个冗长的会议中走出来，精神疲乏，刚接到常务秘书的电话时，他的口气不很高兴，但他马上就不加思索地就表示了同意。他说：“如果他们请求我做国王或者其他名人，那样的工作我肯定无法承担。”但是，瑞典文学院的语言学任务，对他这样的北欧语语言学家来说并不陌生。

从六年前开始，文学院就聘用里亚德做北欧语言方面的研究工作。他的论文在学术界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的专长是音韵学——语言的声音。这位典型的学者沉迷于自己专业，他发现研究瑞典语的语音是如此有趣。在美国人和英国人听来，瑞典语有一种歌唱般的声调。里亚德的研究包括瑞典语特殊功能的规律，如何利用词语不同的重音位置来区别意义。

在对文学院的常务秘书立即回答了“yes”之后，里亚德回家了。这时候，他的心脏才因为吃惊而急剧地跳起来。成为文学院院士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但这样的好事居然落在他头上。文学院要求他在公开宣布之前严格保密，他甚至不能将这一消息告知自己的太太。于是里亚德失眠了，他感到筋疲力尽，才两天时间就瘦了一公斤。

◎ 一口气读二十本作品

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批准了文学院对新院士的提名，随后消息公之于众。里亚德购买了新的燕尾服。按照规矩，他要在进入文学院坐上那第六号椅子时，向文学院全体院士做一个演讲。在场聆听他演讲的，还有国王和王后。

那么，里亚德的生活是否因此要做出很大的改变？里亚德对记者说，他还是要保留大学里的教授位置，并继续从事教学。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只是一项荣誉职务，并不是一份有薪水的工作。院士们只有一点小小的辛苦补偿：在出席每周的例会时，可以拿到一块银币（价值约150克朗）。每年参加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院士，可以获得一块小金币。

本职工作不减少，里亚德还要继续撰写自己的学术著作，而文学院的工作包括大量的阅读、研究和讨论，那么，这位新院士将怎样安排他的时间呢？里亚德首先阅读自己的前任——于2011年5月去世的女作家Birgitta Trotzig的著作。他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在家里或在地铁上阅读，一口气读了二十本文学作品。

文学院的位置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平台，他觉得生活因此有了新的动力。以前，他觉得文学不如语言学有趣，而现在，读文学作品对他来说是一种奢侈，一种特权。他好像进入了一个读书小组——瑞典文学院。他的前任Trotzig曾经在那个座位上发表过很多精彩的意见。

从此，他要重新分配自己的时间了。每年的夏季假期，都是这位新院士阅读各位文学奖候选人作品的时候。

◎ 瑞典文学院成立的初衷

年仅五十二岁的里亚德进入瑞典文学院，给这个已经老化的机构注入了新血。由于文学院的院士终身制，现有的院士平均年龄已超过70岁，最年长的一位已94岁。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新的文学发现，年迈的文学院可能善于保持传统，却难以适应新的时代。

里亚德的北欧语言学专业，对瑞典文学院是非常重要的。1786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在创立文学院时，就将文学院最主要的工作任务定为：使瑞典语成为一种纯净、高雅、有力的语言。古斯塔夫三世有一个宏大的心愿：让瑞典语成为欧洲文化语言中有品位的一种。最初，所有的院士都参与编撰瑞典文大辞典。

然而，古斯塔夫三世的初衷在文学院成立一百多年之后，发生了一点变化。1897年，瑞典文学院应诺贝尔遗嘱执行人之请求，接受了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任务。从此，本为繁荣本国语言和文学而创立的文学院，成为世界性的文学法庭，开始影响全世界的作家和文学。

当年，在讨论是否接受诺贝尔遗嘱委托的任务时，曾有两位院士提出过反对意见。他们质疑瑞典文学院是否确有能力接受这个任务，是否有能力去考察和判决全世界众多的文学产品。今天看来，这个质疑不是没有道理的。

像里亚德这样年轻的学术精英，他掌握的是研究语言的科学方法，这与符号学有关，即中国人所说的“咬文嚼字”。例如在读女作家Trotzig的小说时，里亚德注意的是作家用词的精确与句子的结构。这就是说，即使是在读文学作品，他仍然戴着语言研究者的特殊眼镜。

但文学却要广阔得多。按照瑞典人对文学的理解，文学就是人学，它包括人的心灵及其一切社会活动。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认为，文学最深刻的意义在于研究人的灵魂。因此，擅长咬文嚼字的语言学家里亚德，在为世界作家的作品做裁判时，恐怕会力有不逮。

里亚德说自己是一朵迟开的花，他在学生时代的成绩并不是很好，毕业后曾一度放弃语言学研究，去追随自己的音乐兴趣。他参加合唱团演唱，还曾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里演奏过小提琴，有半年时间以音乐谋生。这位阿拉伯的“花园”终于在语言学上开花结果，大器晚成的他，成为老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所期待的文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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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台湾《中国时报》艺文新闻 2013－07－14

唯色：消失的冲赛康的前世

拍摄于2013年5月初，此处名为冲赛康，正在被改建为“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陈列馆”。

拍摄于2013年6月29日，具有改写历史用途的“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陈列馆”已经落成。耐人寻味的是，将在两天后即7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生日这天开馆。难道这满清驻藏大臣是中共党员的前生吗？

著名的冲赛康（Tromsikhang）位于八廓北街，在著名的朗孜厦（西藏噶厦政府原拉萨市政厅）斜对面，约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六世达赖喇嘛时期建造，是拉萨城内的颇章（宫殿）建筑，六世达赖喇嘛曾住过。故而“有寺院和高贵宅院的结合风格：沿中心线严格对称，且为从下至上按等级的（最上层楼上有大阳台和富丽的内部装饰）。”在屋顶，有染成绛红色的边玛墙作条带，“表明其居住的是喇嘛住宅的意向用途。”当时名为“平措绕旦班觉”。还曾被控制拉萨的和硕特首领拉藏汗住过。而之后的历史就复杂了，是激烈的历史事件不断上演的场所。

西藏历史上，外力的介入导致外族的进入往往与很多复杂的因素有关。比如五世、六世、七世达赖喇嘛时代，为巩固达赖喇嘛政教合一的权力或者早在迎请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等过程中，蒙古人（如和硕特部与准噶尔部等）与满洲人接踵趁虚而入，实际上“一直未能脱离摄政时期诡谲多端与危机四伏的政治局势”。而六世与七世达赖喇嘛期间，藏事纷乱，满清雍正皇帝趁机派出第一任驻藏大臣，这是1727年。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驻藏大臣”的说法只见于中文史料。藏文史料称其为“安班”（ཨམ་བན་）。而“安班”是满语“大人”的音译，专指派驻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等地的满洲皇帝代表，又称驻扎大臣，正职为办事大臣，副职为帮办大臣，一般由满洲人、蒙古人充任，也偶尔有汉人充任，但基本上是副职。在满清中叶以后，不少赴藏安班“是因事挂职被贬职人员”。在西藏民间则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安班”是英语Ambassador（大使）的藏语发音，不是什么大臣，而是大使。这个说法被证明为附会，但流传甚广，反映出藏人集体意识中对外来者的抵触。大臣也罢，大使也罢，不过是鞭长莫及的满清皇帝的官方代表。

曾因赶走蒙古准噶尔部在藏势力而立下大功并任甘丹颇章首席噶伦的康济鼐，以平措绕旦班觉为府邸。就在两位安班去往拉萨的迢迢路上，康济鼐被其他三位争权夺利的噶伦于大昭寺内谋杀，他的两位妻子则在平措绕旦班觉府内被杀。

之后，另一位深具野心的噶伦颇罗鼐将三位谋杀康济鼐的噶伦擒获，与借口护送七世达赖喇嘛回拉萨的安班合作。安班趁势携众兵而入，并在布达拉宫前的修赤林卡（法座园林）以满清盛行的“凌迟”酷刑当众处死三位噶伦，拉萨民众从上至下从未见过“凌迟”，精神上备受惊吓与折磨。摄持藏政的摄政王颇罗鼐余生为之忏悔，在大昭寺供金灯为死者祷，而由安班带来的若干外来刑具虽然极少使用，日后却成了中共不停“揭批”有关旧西藏如何残酷的“证据”。藏人历史学家夏格巴•旺秋德丹所著的《西藏政治史》如是评说颇罗鼐：“为了保存自己的权力，过分与中国和好，造成满洲的安班和以所谓（七世）达赖喇嘛警卫为名的中国军队进驻藏地，致使政务出现了如珠之脱串般的许多失误，曲解藏汉供施关系的原义，最后造成了至今存在于汉藏之间的仇恨和争斗，使藏地不得安宁”。 （注：夏格巴原著为1976年出版的藏文版，后由中国藏学中心翻译为中文，属以供批判的内部资料。此处引述的是该内部资料译文。）

死于谋杀的康济鼐的府邸——平措绕旦班觉府，被摄政王颇罗鼐改名为“冲赛康”，赠与留驻拉萨的安班，成为安班最早的住处，汉史中写“通司冈”，意思是看得见街市的房子，也即临街之厦。

1750年，由于颇罗鼐之子、继续摄持藏政的摄政王达拉巴图尔•居美朗杰（中文史籍写“珠墨特那木扎勒”），因要求清帝撤回在西藏不断滋事生非的安班及其军队，结果被两位满人安班——傅清和拉布敦设计在冲赛康内卑鄙诱杀，引发藏人愤怒，围攻冲赛康，安班傅清自杀，安班拉布敦及其随从、汉商百多人被杀，冲赛康成为血腥之地。

然而，藏史与汉史对此事件的叙述完全迥异，后者把安班的卑鄙诱杀称之为“正法”，而在夏格巴•旺秋德丹所著的《西藏政治史》里，摄政王居美朗杰“是一位敢于为西藏佛教和政治牺牲生命的胆识过人的国家英雄”，因为他在四年执政期间“能使其父亲时期因失策而引来的中国人官兵大部撤走，并从满洲皇帝那里得到了留下的官兵也不准对西藏的内外政治进行任何干预的文件。不仅如此，还致力于将留下者在短时期内驱逐，并一直主张在本土建立必要的武装力量”。于韶华之年喋血冲赛康、丧命自家门口的西藏摄政之王居美朗杰，实际上根本不是被中文史籍、今朝御用学者百般诋毁的那种“余孽”、“叛首”。

两个安班的暴死，使得之后的安班再也不敢嚣张。继任的安班来到拉萨后，在冲赛康的南面修建了一座小佛堂，以纪念杀人反杀己的俩安班，称其为“双忠祠”，“肖像以祀”，后任安班还要“春秋致祭”。或许继任的安班不敢再住血腥弥漫的冲赛康，而是搬至名为“桑珠康萨”的宅院，属于被前任安班诱杀的摄政王居美朗杰遗下的府邸，可能有雪恨之意吧。

此图翻拍于《拉萨建筑文化遗产》一书，该碑被称为“双忠祠碑”。

1792年，清将福康安受邀入藏与尼泊尔廓尔喀人作战获胜，而后为他的叔叔——诱杀摄政王居美朗杰的安班傅清立碑，据记载是六块碑碣，分别镶嵌在冲赛康入口门廊的东西两侧的石壁下部，有介绍说用满文、汉文、蒙文、藏文四种文字分别记载了摄政王居美朗杰被安班“正法”、安班“殉难”的“事迹”。直至1997年拆毁冲赛康时，还有五块碑碣犹存。随后，碑碣被挪走，收藏于拉萨市文物局。有资料说其中三块汉文两块满文，字迹有的清楚有的不存，并未提及有蒙文和藏文。而这五块碑碣，如今都被中共当局派上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新用场。

这才是使用时间最长的“驻藏大臣衙门”，位于今拉萨朵森格路1号，为西藏军区第二招待所。

随福康安入藏，时任安班的和琳用“桑珠康萨”换下位处大昭寺西南方的“梅朵吉彩”（鲜花游乐园），属拉萨贵族多仁的林卡（园林），在此修建了自称的“衙门”，并在门口立了一对石狮，故被藏人称此处为“朵森格”，即藏语的石狮，类似普通地名，并无今日宣传的含有敬畏之意。1959年被中共设为西藏军区警卫营驻地。1980年代，改成了西藏军区第二招待所。

鉴于进藏之安班在185年间约一百多任总计138人，在拉萨的遗址还有几处，据说一处在今天的西藏自治区政府大院，可谓古为今用，倒也算是继承满清之衣钵，一处在今西藏话剧团后面，当年那可是杂草丛生的野地。安班还住过扎基寺附近的清军驻地，可能就是今天关押政治犯为主的扎基监狱所在地吧。

最多住过六或七任安班的冲赛康，在安班搬走之后作了何用？冲赛康最初只有一座大庭院，由于有三个院门，所以有东院“节古夏”、中院“节古几”、西院“节古鲁”之称，而东西两院相通，中院之门最大。据知，后来西院曾是从属西藏的不丹的官方代表每年来拉萨致敬和送礼时的住所。东院为邮政驿站，故冲赛康又被称为“扎康”，即邮局之意。一层有数间尼泊尔人或尼泊尔藏裔开的店铺。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拉萨发生“驱汉事件”，冲赛康改为拉萨警察营，同时也有多户藏人居民居住于内。1960年代以后则成了民居和居民合作社所在地，至2012年底启动“整治”拉萨老城区之前，冲赛康内约有近百户人家居住，仅西院就有40多户人家。

我之所以要查证、转载这么多与冲赛康相关的资料，是因为想要知道，以“拉萨老城区保护工程”为名的“整治”，将对冲赛康意图如何。

2013/6/11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广播节目，分两次广播，转载请注明。）

转自唯色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7/blog-post.html

被插遍五星红旗、被汉化的帕廓街

一位西藏朋友寄来了在拉萨帕廓一带拍下的照片，并附有说明，转贴如下：

1、按照中国政府的话说，帕廓街修缮一新，但给人的感觉是商业气息比以前更浓重了，目前帕廓街两边的摊位还没有搬过来，据说原来的那些摊位要搬到新建的商城里，要交转让费、租金、管理费等等，这对摊主来说估计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2、帕廓街里转经的人比以前少多了，游客居多，没有了以前那种人挤人但虔诚的感觉了。

3、新增了个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很刺眼。

4、帕廓街两边的藏式房屋窗户重新翻修了，说是藏式的，但看起来怪怪的。

5、打听了一下，很多帕廓街的住户都被迫搬走了，很多房屋都被改造成家庭旅馆、青年客栈，失去了帕廓街特有的生活气息。

6、两边建了很多大型商城，倒霉的是普通人，不知又有哪个贪官污吏发大财了。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访谈录》之：安多果洛藏人 卓洛（四）

卓洛：１９３１年生于西藏安多果洛；１９５８年跟随部落逃亡，辗转五年后到了印度。现居住在印度德拉顿。



14．丈夫抢了一条枪

在羌塘辗转逃跑的路上，经过一片草场。听说当地人的枪支都被共产汉人没收了，可有一个叫改则阿多的人，他家的枪没有被发现，所以没被收缴去。我们于是打听这户人家的住处，被告知很远。走了两天，又打听到再走一天就可以到改则阿多家了，我们就停了下来。这个地方有羚羊，有人在那里成群成群地杀羚羊，草原上到处有捕羚羊的陷阱。我们骑马走了三、四天，一路上都遇到这种陷阱，对我们来说简直比解放军还危险。

我们的头领也在打改则阿多的枪的主意。有一天，我丈夫对兄弟董萨仁布切说：“头领也在打听那支枪。我今天就带人去找这支枪，我要带部落里那个聪明能干的小子一起去。”丈夫要董萨仁布切给占卜看看，仁布切说：“我占卜不准。”我丈夫赌气说：“不占卜也好。”转身去煮肉吃，吃完肉就带着那个聪明小子走了。

后来听我丈夫说，他们走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才到了改则阿多家。走到门口举枪下马，朝改则阿多家喊话。那家的女人一见我丈夫和聪明小子，惊呼一声：“果洛土匪来了！”就从帐篷底下钻出去跑掉了。帐篷里还有两三个男人，也钻出去跑掉了。我丈夫他们继续喊：“帐篷里若有人就出来，不然我们要开枪了！”有一个老人出来了，说别开枪，帐篷里没有人了。我丈夫就对聪明小子说：“你抓好马缰，我进去看看，你当心点，别相信他们。”我丈夫走进帐篷探看，里面的确没有人了。帐篷里的食物堆得像一座小山。我丈夫逼那老头把枪交出来，说不然就要杀了他。老头连说有枪有枪。

枪被裹了一层又一层，一时还打不开。我丈夫又让老头交出子弹，老头说：“没有，子弹绝对没有。”我丈夫在帐篷里翻找，发现了一皮口袋的珊瑚等珍宝。我丈夫就对老头说：“你要是不交出子弹，我就把这些珍宝拿走。”老头马上说：“朋友啊，有子弹、有子弹……”他拿出了两个羊褡裢，里面装满了子弹。我丈夫接着问：“还有子弹没有拿出来吗？”那老头发誓说没了，我丈夫就把那袋珍宝还给了他。其实对我们来说，那些珊瑚玛瑙毫无用处。我丈夫说我们要食物，老头给了他一些酥油、糌粑、肉等，我丈夫和聪明小子把这些东西驮上马走了。回来的路上，又看到一户人家，他俩又进了这户人家，说要牦牛。主人说没有多少牦牛，给了他俩三头,还配了鞍子。他俩驮上食物往回赶。走了一段后，停下来休息、煮肉，还玩枪打靶，最后干脆就地过了一夜！胆子真够大！我丈夫的同伴说：“我才不敢睡呢，一整夜都没合眼，他倒睡得很香，动都没动一下！”

我丈夫他们去找枪时，我们跟着部落继续赶路。两天后我丈夫他们追上了我们。我们头领有点不高兴，说：“噢，你搞到了那条好枪咯。听说你去了，我就算了。”后来我丈夫用这条枪，杀了很多解放军，也打了很多猎。嗡玛尼呗哞弘！

15. 头领要部落返回羌塘

那时我们不知道应该直接往印度跑。就这样东奔西窜逃亡了五年。腿部中枪的多贡仁布切死在了羌塘草原上。中枪以后，他的伤口肿了好几个月，后来溃烂了，露出了陷在肉里的两个弹头，取出弹头后他的腿就痊愈了。他不是死于枪伤，而是有一次在羌塘，吃肉没能消化，病死的。我婆母和他都死得很好，没有死在汉人手中。

后来，我们遇到了囊谦鲁持部落的逃难者（译注：参见吉桑的访谈），他们大概有70户人家。他们的武器、马匹等都很好。鲁持部落的头人鲁持.索南扎巴和我丈夫是拜把兄弟。鲁持头人说：“我的奶奶和妈妈都死在逃亡路上了，没能得到喇嘛超度。”他希望我丈夫的兄弟董萨喇嘛为他奶奶和妈妈超度祈福，并供养给仁布切一个玛尼筒，是他奶奶遗留下的。这个玛尼筒非常精致，上面镶有珊瑚和黄金。现在我手中转的这个玛尼筒，就是鲁持头人当年供养给董萨仁布切的。

有一天我们在一处扎营休息。带路的人对我们说：“继续往前，你们将会遇到一条公路，过了公路往前走一段有一个汉人的军营，过来这个军营就不再有汉人了，再继续往前就是印度边境。”这时我们部落的头领对大伙儿说：“如今我们捡了这么多逃难人丢弃的牲畜，靠放牧这些牲畜就可以养活我们了，所以我们不用去印度了。我们要返回羌塘，在水草丰富的地方居住下来。”

丈夫得知头领决定不去印度后，说：“我得问问我家喇嘛的意见，才能做决定。”我家董萨喇嘛说：“我是不会返回羌塘的。既然如此我就和鲁持部落一起走，无论生死。”也有人来请求喇嘛看“扎”（译注：一种占卜？？？），看看是去印度好还是回羌塘好。董萨喇嘛降扎非常准，他看扎后说：“去印度绝对顺利。我从扎中看到一条白色的路通向远方，在这条路上有很多白色的人排着队走，还下着雨，鲜花盛开。那好像就是印度。虽然有一座黑山和一些黑人，但我们可以绕过他们。如果回羌塘的话，扎显示了一座黑山，后面有很多黑人，所有的路都是黑色的，很危险。”最后，我们家决定与鲁持部落一起去印度。丈夫对部落领头的说：“我们跑了这么些年，已经来到了这里。我们全家决定继续和鲁持部落一起走。咱们多年一起逃亡，亲如一家，大家还是一起走吧。”领头的说：“不，我们绝对不再往前迈出一步了。”

鲁持部落第二天就要出发，我们便在鲁持部落附近扎帐。晚上，我们部落的头领带着三四个人，来劝说我丈夫和我家喇嘛。喇嘛对他们说：“我决定了不再返回羌塘。我们已经一起逃了这么多年，我们应该一起往印度走。” 头领非常生气地回去了。第二天，我们全家跟着鲁持部落一起往印度方向走了。两天后，我们部落头领又带了几个人追来，再次请求我们不要去印度，我们还是没有答应。他们非常气愤地回去了。

走了几天后，鲁持部落的头人鲁持.索南扎巴说：“后面有几个骑马的，好像不是汉人。”大家回头仔细一看，是我们部落的人。鲁持头人认为，那是我们部落的头领来报复我们了。鲁持头人决定晚上扎营，派人保护我们。我丈夫说：“我们连外敌汉人都不怕，更不会怕内敌。不需要保护我们。”

晚上我们在一座小山边扎营。我丈夫对家里其他人说：“今晚要多加警惕，枪声响时你们要抓好各自的马缰绳。”（译注：“抓好马缰绳”意思是准备逃离）晚上，我们部落的头领果然来了，但他们没有攻击我们，只远远地转了一圈后就回去了。多丢脸啊，我们差点内部打起来！这么多年同甘共苦，自己人之间竟这样！

第二天，鲁持部落头人得知了此事。此后扎营时，坚持让我们把帐篷搭在中央，其他帐篷搭在周围。我们继续往前走，遇到了带路人说的那个汉人军营。汉人没有走出军营，也没有开枪阻止我们。可我们上山后，大雪封山了，我们就翻了另一座没有路的大山。一路艰辛，但没有危险，我们顺利地翻过了那座大山。

16.我们部落的人都被杀了

七、八天以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大湖边。鲁持部落的头人决定在湖边扎营过夜。我们家董萨喇嘛客气地对头人说：“头人啊，这个地方扎营虽好，可要是解放军追了上来，就会把我们堵在这儿无路可逃，最后活活赶到湖里去。”鲁持头人说：“对对，仁布切说的很对，我没有考虑到这一点。那就一个晚上，应该没事吧？”接下来鲁持部落的人就开始降神，想知道扎营有没有危险。当时我还跟我丈夫开玩笑说：“神不会知道什么的，与其问神，不如晚上睡觉时拽着马缰绳。神在神界，看不见人间的，不然我们离乡背井受这么多苦，神为何看不见！”我丈夫说：“你别胡说。”

果然，天黑以后，就听人喊：“汉人来了！汉人在那边烧火！”大家立刻像炸了锅一样，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摸黑收拾东西，摸黑牵马赶牛羊，乱成了一团。终于收拾好往山上跑，摸黑跑了整整一夜。天亮时却发现，其实还在湖的附近。鲁持部落的头人提议烧茶休息一会儿。正准备烧茶时，又有人喊：“汉人来了！汉人来了！”这个报信的人说，他看见一大片汉人正朝我们的方向过来。我们马上掀锅盖火，鲁持头人宣布：“今天我们要打仗。男人们分成两队各占两边山头，不许拖家带口！”

我看见远远地解放军朝我们过来了，一大片黄色，加上草地也是黄色，很难分辨人和草。接着双方就打了起来，啊哟那个枪声啊，把我耳朵都给震聋了！男人们在打仗，我们家的喇嘛在一旁念经祈祷。念完经以后，喇嘛也准备加入打仗。我丈夫说：“您别来，您带着咱家里的老小跑吧！”我们逃的时候，鲁持部落头人的一个兄弟跟我们在一起，他是一个像牦牛一样勇猛的人。他已经受了伤，膝盖给打碎了，骑在马上腿甩来甩去。鲁持头人派了两个人护送他，他却命那两个护送的人回去接着打，说：“我不要护送！你们不要管我！回去多杀几个汉人给我报仇就行了！我可以管我自己！”厉害的人就是不一样！

打了很久，有一辆军车冲了过来。我丈夫和鲁持部落头人，还有头人的女婿同时向军车开火，把司机的脑袋给打爆了。从车上跳下来三个人，其中两个被打死，一个跑掉了。那一大片解放军开始后退，我们从山上看到，解放军扔下车和被打死的解放军的尸体，排着队回去了。鲁持头人也让打仗的部落男人们撤离。这些打仗的男人们追上了先撤离的家眷们。我丈夫的腿受了伤。幸好三宝保佑，只打穿了肉，没伤着骨头。后来从我丈夫穿的藏袍里，还发现了很多粒子弹头，竟没伤着身体！

晚上我们就在这座山上扎了营，第二天继续跑。三、四天后，鲁持部落头人的那个腿受伤的兄弟死了。几天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这里只有很少几丛灌木，没有草。再往上就是雪山了。我们翻过了一座大山，山那边有一座军营。听说军营里有军人，我们向军营开了枪，可是没有反应。再继续走，第二天天亮时，看见了一片草地，牛羊在阳光下吃草。我们已经到了印度拉达克，再不用害怕了。

到拉达克后不久，又来了一批逃难过来的人。这些人告诉我们：“路上我们看到有一群你们安多果洛人，被汉人杀了。这些安多果洛人在返回羌塘途中休息，放松了警惕。他们宰牛杀羊、玩枪打靶，遭到了汉人的围剿。虽然他们拼命反击，但最终全部被杀了。其中有两个十来岁的少年，非常勇猛，他们的父母先被打死，这两个小子一直跟汉人打 ，打到最后子弹打完了才死的。”这些人对两个少年非常敬佩。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正是返回羌塘的我们的部落！

17．我做不到为汉人祈祷

我们的逃亡一路都充满恐惧，只知道就算汉人今天没追杀过来，明天也会追上来的，我们是在绝望中逃跑。我们在羌塘的那些痛苦只在地狱里才有，我至今无法忘记。虽然过了这么多年，我仍然会做噩梦。在梦中挨饿、打仗、逃亡、惊喊汉人来啦，恐惧异常……

在1980年以前，我没有家人的任何消息，他们也不知道我的情况。那时我孙子常常问我家乡的人怎么了，我根本不知道。直到1980年，我才得以回乡探亲。

我父母生有七个孩子，两个男孩，五个女孩。现在我家里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两位姐姐对我讲了我们离散后的情况：

我们部落的头人死在了监狱中。他自从被汉人召集去开会后，就再也没能回来。我的姐姐们遭到了批斗。他们说我们家是牧主，不借给我们粮食，不让我们的牲畜吃草……有一个姐姐的手被捆绑折断了，后来的一次批斗中，有两个姐姐被揪着辫子拖着翻过了两座山口，折磨死了。

我们母亲是饿死的。大饥荒的时候，汉人让姐姐去採人参果，晚上交给汉人。他们会让她解开腰带检查，如果藏有人参果就会遭殴打。有时候姐姐在半路上偷偷藏一点人参果，交完汉人的差再带回家。那时汉人不能看到人家烟囱里冒烟。若发现哪户人家的烟囱冒烟，就会来搜查，发现吃食物就要惩罚。姐姐在家里挖了一个地坑，在那里烧人参果给母亲吃。后来由于没能偷偷藏下人参果，母亲就饿死了。母亲死后，姐姐与尸体同睡了两天。我有个僧人叔叔，他来我们家发现母亲已经死了。母亲去世前曾说过，希望自己的尸体被送到离我们家不远处的一座小山坡上。叔叔要把母亲的尸体送走，姐姐说：“不，你不能送走妈妈的尸体，我要陪她。”叔叔说：“可怜见的呀，不要这样！等天黑后让我把尸体送过去吧。”晚上，叔叔把尸体送到了小山上，第二天给天葬了。

我的一个叔叔也死在了监狱中。杀汉人抢枪的大哥，“时事翻转”时在监狱里，被关押了18年后释放回来了；剩下的两个姐姐，一个有三个孩子，另一个有两个孩子。孩子们都已经成家立业。

我回乡探亲时，家乡情况比我想象的好。在家里，以前的用具一件都看不到了，穿的都是仿皮的。储存的酸奶、奶酪等没有以前那么多，酥油是用搅拌器打的，不好吃；奶酪也是机器做的，也不好吃。家里奶酪不是用来吃的，而是卖给汉人，价格很高，听说汉人用来做丝绸的一种材料。为了让我吃到老式做法的酸奶和奶酪，姐姐专门亲手为我做。

据姐姐讲，果洛来了很多汉人，他们把藏人的活路做了，专门开厂做奶粉，做得非常好，发了财，藏人却没活干了。老家的家人们都不会说汉话。我们家住在牧区很高的地方，一般汉人不会来，只有少量汉人偶尔过来做盖牲畜圈、屠宰牛羊等活；也有一些汉人鞋匠和汉人乞丐。

来世能否降生成人，谁都不知道。我这一世最大的痛苦是无法与家人团聚，我回不去，他们不能到这里。

世界上有很多人支持达赖喇嘛和藏人，我非常感恩。可是我一点也不喜欢汉人，我恨汉人。我一辈子都无法忘掉所遭受的痛苦，我们的痛苦和苦难都是他们制造的，这是世人皆知的事。他们摧毁了我们藏人的佛教，杀了我们的喇嘛，制造了我们家破人亡的悲剧。汉人应该知道这一点。

按说我们应该为众生念经祈祷。但我每天念经祈祷时，无法为汉人祈祷。不是我们藏人请求他们来西藏的，是他们强行来制造痛苦的。而且，他们还在继续到处撒谎骗人。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他们祈祷。

（卓洛访谈完）采访者：唐丹鸿
翻译：桑杰嘉
采访地点：达兰萨拉
采访时间：2010年8月

转自：http://moments-of-samsara.blogspot.ca/2013/07/blog-post.html?spref=tw

曹长青：中藏“17条”的签署真相

5月23日，是西藏和中国签署所谓“17条”的周年日。每到这个日子，中国政府就喜欢做文章，强调北京统治西藏的合法性。但北京不敢允许媒体报导西藏历史真相，更禁止人们自由讨论西藏问题。

事实上，“17条”仅是西藏人和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签署的两个正式条约之一。最早的条约签署於唐朝时期，两国签署了“蕃汉盟约”（西藏当时被称为“蕃”），确定蕃唐是两国国家，互不侵犯。唐朝还向藏王松赞干布献上妃子（文成公主），以求世代和好。

1951年春签署的“17条”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西藏主权从此归中国（解放军进藏，国防、外交等由中央政府负责）；二是西藏高度自治（达赖喇嘛的政教领袖地位不变，西藏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结构等不变）。这个协议可以说是最早雏形的“一国两制”。

当时藏人所以同意签约，因为中共兵临城下，邓小平属下的野战军已攻占西藏康区首府昌都，直逼拉萨。解放军有五百多万，而当时西藏全部人口才三百多万，藏人根本无法抵抗。

由於藏人代表不同意北京提出的协议草案，最後双方另拟了“附件”，条款有藏军不改编，达赖喇嘛如逃到外国，任何时候回来都是西藏的最高政教领袖等。但中共违背承诺，没有把附件和17条一起发表。至今也没有公布这个附件。

1997年我在伦敦的“汉藏会议”上采访到当年参加“17条”谈判的藏人翻译达拉．澎措扎西（P. T. Takla，曾担任达赖喇嘛的警卫团长和西藏流亡政府国安部长）。他说∶当时中国政府谈判代表拍桌子恐吓，说如果不签字，解放军就开始进攻，动武的。最後藏人谈判代表被迫签字，五名藏人代表在协议上盖的私人印章，是北京方面事先刻好的；达赖喇嘛是在拉萨从收音机中听到17条内容，事先并不知情。仅从这些细节就可看出，这个协议并非双方充分协商的结果。

但即使这样的协议，中共也没有遵守。解放军进藏不久，就违背了17条中不改变西藏宗教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承诺，对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此激发了西藏人民在1959年起义。起义遭到严酷镇压，达赖喇嘛和八万多藏人逃亡到印度。

中共对西藏实行的殖民统治，可从过去几十年来西藏“一把手”的人选看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国华、曾雍雅、任荣、阴法唐、伍精华、胡锦涛、陈奎元，及後来上任的郭金龙等，全部领导人，都不是西藏人。

许多年来，达赖喇嘛一直强调不主张西藏独立，仅要求高度自治，要求的内容并没有超过“17条”。但北京政府不仅闭门拒绝和达赖喇嘛谈判，并故意指责达赖喇嘛“分裂祖国”，愚弄无法得到自由信息的中国民众。但这种拒绝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问题的愚蛮，只能导致国际社会更关注和同情西藏人民的处境，使西藏问题更加国际化。

原载2011年5月18日《大纪元网》，原题∶殖民统治下的西藏
转自曹长青网站：http://www.caochangqing.com

朱瑞：揭開西藏被埋藏的秘密

《赤色的護身符》是旅居法國的藏人普瓊，以漢文寫就的自傳體小說。重現了藏日喀則地區，文革期間發生的一場又一場泯滅人性的風暴。幾十年來，那都是未知的世界，且被中國人，以各種猜測作了註釋。

如今，當事人說話了。小心翼翼地字字恐懼地，糾正著那些注釋。你的心，驟然間掀起巨浪，顫抖，不知所措，又不忍放下這部書。

主人公的經歷，就是那個時代每個藏人的命運。無論是橫遭厄運的，還是春風得意的，實質上都是一樣在被摧殘，在被漢人殖民者的階級鬥爭邏輯鉗制著，不得不順從俗世，背離自己的文化。作者只是進行了沉默地描繪，動感地展現著那些並不簡單的歷史場景和一系列被時間埋藏的秘密，不移動那個時代的一塊磚一個草葉，當然，他也無法改變那個充滿了惡意、卑劣和愚蠢的世界。

札什倫布寺的秘密

歷史上，廓爾克入侵西藏時，掠走了不少札什倫布寺的奇珍異寶，不過，戰敗後都予歸還。珍寶遠近聞名。並且，中國入侵和占領西藏後，儘管六千多座寺院所剩無幾，但是，因為第十世班禪大師的緣故，札什倫布寺得以保存了下來，直到文革遭到破壞。

可能有人會說，這是藏人自己幹的。但是，誰可以與強大的社會抗衡？守住獨有的價值觀，是深刻的思想家才能做到的，而這樣的人，總是像金子一樣稀少。大多數普通人，都會隨波逐流， 失去了對美醜善惡的分辯能力，偏離正常的規範，成為勢力小人、陷害者、告密者，甚至殺人犯，成了文明的敵人。

那個時代，造反被視勇敢的行為，人們便爭先恐後地造反了。首先摧毀了宗山古堡，接下來，札什倫布在劫難逃。而班禪大師這時已被押送北京批鬥，進了監獄。失去了主人的家園，只能任意被凌辱了：

我們走進寺廟大門，抬頭一看，不遠處的寺廟經堂上上下下、裡裡外外全是揮鍬掄錘的喜孜人，他們拆掉寺廟的金頂，拆走了經堂的門窗，那些在古老的經堂內打坐多少年的菩薩們被喜孜人抬著抱著從經堂裡扔出來，那些殘牆斷壁的經堂像神話故事中的鬼哭狼嚎的廢墟一樣，慢慢從煙霧中顯現出來⋯⋯

幾十年來，搶劫札什倫布寺的事實，一直少有人描繪，就像甘丹寺成為廢墟一樣，因此被劫的具體過程是最為重要的。著名西藏作家唯色，曾經採訪過那時代的不同角色，向我們展現了甘丹寺的冰山一角，現在，普瓊又向我們再現札什倫布寺的秘密，實在彌足珍貴。

出身「領主」的秘密

幾千年來，西藏社會的恬淡和安全感，尤其是對眾生的關愛，在階級鬥爭的大背景下，被徹底毀掉了。個體生命，越來越微不足道，甚至比螺絲釘還廉價。 作為「領主」出身的主人公一家，就是這樣成了犧牲品。

災難，首先降臨到了主人公的母親頭上。因為出身不好，她被沒完沒了地批鬥。終因忍受不了各種侮辱，跳井自殺。主人公的哥哥，也因出身不好，在學校裡被誣寫反動標語，受盡了精神和肉體的摧殘，以至於回到家裡時，還無法走出那噩夢：

屋裡漆黑漆黑的，在這黑夜的保護下，我不自主地喘過一口氣。過了好久，哥哥突然大聲叫了一聲。嚇得我趕緊問哥哥：「哥，怎麼啦？」說著，我又把桌上的蠟燭點著，往哥哥那邊一看，哥哥正在全身哆嗦著，眼睛睜得大大的。

最後，主人公的哥哥一個人跑到山洞裡，再也沒有出來。作者描寫的情真意切，恰好和那個冷漠的僵硬的世界形成對比：

晚上，我躺在被窩裡流淚，除了流淚沒有任何辦法，哥哥那張慘白的臉和手上的血一直在我眼前，我心裡有些害怕。半夜時，我聽到了裡屋有個響聲，嚇得我停止了哭泣，悄悄掀掉臉上的被子偷偷往裡屋的門那邊看去，尋思著裡屋是不是進了貓？沒一會兒，裡屋的門輕輕開了，我差點兒叫出來了，可突然間，我又想到了麥麥曾經講過的故 事。麥麥說有時貓觸碰了屍體，屍體會站起來走路的，如果這時候突然叫喚，屍體會當場倒下，就這樣倒下的死者永遠也不會轉世到人生。我在想，我叫了，哥哥倒下了，他就再也不能轉世成人了，我不能叫。我趕緊把被子塞進嘴裡，緊緊地咬住了。

命運變化無常，卻永遠是厄運。接下來，主人公的姐姐，一位從小被送到中國讀書的少女回來了，看到家裡的慘狀，幾次嘗試給中國領導人周恩來寫信，因為她在北京讀書時被周恩來接見過，心中充滿了對周的信任，她認為，周恩來會主持公道的。然而，信還沒有發出，她就被當地的公安強姦了，接下來，姦夫的妻子又對她當眾毒打和羞辱，而生下的孩子也被姦夫一家搶走，最後，她被折磨致死。

啞女乞丐的秘密

主人公一直羡慕舅舅一家，能跟隨達賴喇嘛尊者越過喜馬拉雅去印度。當年，要不是哥哥哭鬧著堅決不離開，母親也會帶著他們跟隨舅舅一起過上自由的日子。母親沒有握住人生的關鍵時刻，所以，這一家陷入了災難。他常想像舅舅和表姐們生活在印度的幸福情景，他多想偷渡到那裡啊。然而，卻不知，她的表姐就是常常倦縮在他家門前的那位啞女乞丐。

直到七十年代的某一天，這位啞女乞丐，以「德慶旺姆」之名，被中國當局「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時，他才發現，她並不啞，也不是乞丐，只是流亡政府派遣過來的「特務」。他一直沒有認出來，她就是他思念的表姐。只是感到，她被拉到刑場槍決的瞬間，她盯著他的眼神，那樣不同尋常。直到八十年代，他到了達蘭薩拉，才發現有關她的資料：

德吉央宗，西藏拉薩人，一九五九年到印度，先後在巴沙難民營、麥蘇日孤兒院和麥蘇日難 民子弟學校生活、學習，她努力學習、愛憎分明，長大後被政府派到美國學習，從美國完成學業回來後改名為德慶旺姆。她裝扮成一名要糌粑的乞丐，三次潛入西藏境內，為我們政府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情報資料。一九七二年在日喀則被捕，在承受長時間的折磨後於一九七三年八月九日在日喀則被漢 人處⋯⋯

總之，此書向我們展露了很多歷史秘密，包括李鐵映到日喀則參加十世班禪大師的靈塔開光儀式時，那些虛假的迎接人群、那被警察的摩托車撞倒的老師的慘死等等，都是我們今天研究西藏文化大革命史，研究西藏被侵略史，以及研究西藏文學史的寶貴線索。

普瓊的文字樸素而細膩，洞悉了錯綜複雜的人性，使具體場景更富有暗示性，更有深度和動感，讀來栩栩如生。普瓊的寫作經驗，屈指算起來，已有幾十年了，遠在拉薩時，他就在《西藏文學》等雜誌發表作品，出國後，又在《自由寫作》網刊經常發表小說和散文等，是一位寶貴的西藏作家。

首发《开放》2013年7月：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1402

我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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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