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惊悉又有三名藏人在四川色达自焚，自2009年以来藏区自焚者人数已上升至20人。此亘古未有之悲剧，亦亘古未有之壮举！无语问苍天，天理何日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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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chen Sadutsang（左）,夏格巴（中）和 嘉乐顿珠（右）在纽约 |
夏格巴作为一名传统历史学家得到藏人的珍视有着殊为重要的意义。夏格巴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成就说明了，他不是来自一个知识真空。相对那些反面的宣传，西藏具有一个悠久而成熟的历史写作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孜本•夏格巴正是基于这样的传统构建了自己的史学著作。
已故研究西藏和不丹的学者迈克尔•阿里斯（Michael Aris）曾经这样评价西藏的史学传统：“……很明显，相比很多其他东方或西方民族，他们（西藏人）拥有一种高度的历史意识，并且对依然鲜活的往事的生命力有着深切的感知。”【7】他还指出了西藏史学传统在知识上的严肃认真态度：“例如，在创作不朽史学巨著——完成于1865年《安多政教史——书志大海》时，作者智观•贡却【8】提供了一份列表，其中包含超过600条参考引用的资料来源。”
想要对如此浩如烟海的本土历史写作有所感受，人们可以浏览一下丹•马丁（Dan Martin）所著的《西藏史著》（Tibetan Histories）【9】，作者是已故塔泽仁波切的学生和成就斐然的西藏研究学者。这部史学编目为过去700多年的藏语历史著作提供了宝贵资料。这份目录中还不包括人物传记、有历史性质的古代藏语著作以及其他一些类似敦煌文献这样经常被引用的文献资料。此书已经脱印，不过可以在Google books网站上找到。作者一直在对他的作品进行修订和更新，并且已经追加了数百个条目。丹•马丁还多体裁各异的西藏历史著作进行了有用的分类，读者会因此而受益匪浅。在这一方面还有篇非常珍贵的作品，即范德康（Leonard W.J. Van der Kuijp）编写的《西藏史学》（Tibetan Historiography），它是文集《西藏文献：不同体例的研究》（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的一部分，这部文集是对于所有西藏学者、历史学家、诗人和作家而言值得推荐的一本随身参考读物。
吉本被称为“研究古罗马的第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的理由之一在于他空前广泛地运用了大量原始材料。夏格巴作品的无价之处也在于他获得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并在他的巨著中加以充分利用，而在他之前恐怕没有其他西藏历史学家更不用说西方学者能有机会利用这些材料。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来自拉萨和其他地方中心以及各个寺院的各类官方档案，流亡藏人和国际学者至今对这些档案依然难得一见，只是最近几年才向为数不多的中国和西藏学者部分地和不定期地开放。夏格巴还能够从其他一些渠道获得资料，这些渠道包括来自不丹、加德满都和锡金的皇家档案，巴特那（Patna）的比尔哈研究会图书馆（Bihar Research Society Library），新德里的国家档案馆和其他位于伦敦、纽约、华盛顿和巴黎的图书馆或档案馆。
尽管是一位传统学者，夏格巴还是结识了诸多国际专家并从他们身上吸取知识养分。这些专家学者包括彼得·奥弗施奈特（Peter Aufschnaiter），人类学家、希腊和丹麦王子彼得（Prince Peter of Greece and Denmark），黎吉生（Hugh Richardson），石泰安（R.A Stein），图齐（Guiseppe Tucci），罗侯罗（Rahul Sankrityayan），图瑞尔•威利（Turrell Wylie）以及卢西亚诺·伯戴克(Luciano Petech)。他还与马休•盖普斯坦（Mathew Kapstein）和大卫•杰克逊（David Jackson）——他惊喜地发现这两位学者可以用藏语与他交谈——这样一些当今学者有所往来。
当然，夏格巴能够接触到其他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西藏现代史上的重量级人士。但是，他甚至还能够与众多西藏杰出的学者和历史学家就他的著作进行商讨。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参加过西姆拉会议的他的叔叔噶伦赤门，还有曾经陪同13世达赖喇嘛前往大吉岭的御医Ngoshi Jampa Thubwang。还有后来的很多著名学者，比如赤江仁波切、Khunu Tenzin Gyaltsen仁波切、Dhingo Khentse仁波切、Dudjom Rimpoche仁波切以及Banyak Athing等等，夏格巴都在书中一一表达了谢意。
除了在开创性地运用原始资料方面与吉本的相似性，夏格巴的这部历史著作同样因其文学价值而得到赞誉。我没有资格在这方面进行评价，但是很多我所尊敬的从不信口开河的西藏知识分子，甚至著作的翻译者都惊叹于“这部著作的文辞相当优美，有大量充满诗意的描述，丰富多彩的语汇以及众多机智诙谐的谚语和比喻。藏文版中使用了大量的引证和流传若干世纪的历史故事，运用了很多藏语中与众不同的叙事风格。”
夏格巴的讲座
当然，就如同我的藏文阅读水平还不足以欣赏到夏格巴作为一名文学家的才华，有很多年轻藏人也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在厚重的《高阶史》面前畏缩不前，即便是面对英文译本。对于他们和那些通藏文但是阅读大部头的学术作品依然力不从心的年纪较长的藏人而言，我可以提供一个不仅方便愉快而且非常合乎西藏传统的方法。
1985年，夏格巴在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档案馆（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LTWA）举行了一系列长篇讲座。从3月22日到5月18日，有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举办讲座。大概是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或4点，每天5个小时，每周5天。这不是那种西方学术概念上的系列讲座，倒更像是西藏喇嘛给信众们举办的那种佛法开示——拿一本比如像龙树菩萨的《菩提资粮论》（jangchup semdrel）那样的佛教经典，喇嘛先念诵几段经文随后进行长篇阐释。
我不知道有没有任何喇嘛在达兰萨拉像夏格巴这样举办过差不多长达250小时连续的长篇讲座。他从《高阶史》中读几段然后针对有关的事件和人物进行深入的分析阐述并且对采用的原始材料进行解释。他还对那些无法收录于书的存在争议的事情，有时甚至包括一些“流言蜚语”进行深入讨论。与宗教传法不同，夏格巴每天上午讲座开始的第一件事便是针对前一天讨论的内容接受提问。这真是一件让人心醉神迷的事情。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是LTWA对讲座进行了高质量的录音，现在可以买到这些录音的DVD或CD。
我在我的IPod上下载了电子文件，这样便可以在去健身房或开车，尤其是长途驾驶的时候听录音了。我强烈建议所有藏人从达兰萨拉买上一套CD。我知道很多在欧洲和美国的藏人，他们的父母生活在西方会感到无聊、迷失或孤独。甚至让我们假设，你们的阿爸或阿妈的文化水平不高，那么听听夏格巴的声音，听听他纯正的藏语和地道的拉萨口音便能给他们带来很多快乐。夏格巴不是个索然无味的老学究，相反他是一位非常风趣的人，装了一肚子关于西藏的让人惊奇的故事和趣闻轶事，很多可能都是人们闻所未闻的。有一次，夏格巴甚至唱起了一些老会计们的歌——他是在财政部门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他的声音稍微有些颤抖，不过考虑到他当时已经是78岁的高龄，他已经做的相当出色了。要想听得更有收获，一个笔记本和一只铅笔是必不可少的。他在讲座过程中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信息都会给知识的宝库增加一份财富。你知道西藏种过香蕉并被人们叫做“hangla”吗？
一个重要的意见分歧
要给一位让我获得如此多的知识和乐趣的作者挑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曾经一度，我不赞成夏格巴将龙和雪狮放在他的西藏动物志列表中，不过现在我很高兴看到他发掘出的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参考文献支持这些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其中之一甚至是由我的祖父出版发行的一部教本（pecha）——六世达赖喇嘛的一部传记，里面提到了他的一位随从曾经见到过这种异兽。
不过，倘若我一定要找出一件事情与夏格巴争论，那便是他关于“施供关系”（藏语，cho-yon）的观点。他认为，这种“施供关系”是自由和独立的西藏与蒙元王朝和后来的满清王朝之间保持的一种互利联盟。只是到了晚清和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和西藏之间的这种‘施供关系’被歪曲理解”，西藏的独立地位才受到侵犯。
毫无疑问，夏格巴在西藏独立问题上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那些仅仅要求西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个“自治实体”的“施供关系”的倡导者们截然不同。尽管如此，夏格巴没能把握的是，这是一种存在于一个军事和经济上处于强势的帝国和一个相对弱小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便后者得到某种形式的精神上的关照甚至是尊敬，但这种关系的本质依然是一种不平等的伙伴关系，一种宗主国与被保护国或是殖民地之间的关系。
当然，正如研究中藏关系的权威学者史伯岭（Elliot Sperling）曾经对我讲过的，在这种关系中可以找出一些例证说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控制是不存在的，比如明代朝廷和5世噶玛巴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有一个流亡政府的官方出版物中经常引用的历史例证，即顺治皇帝以平等的君主规格接待5世达赖喇嘛。但是这些例证在整个历史中属于例外情况。如“施供体系”这样一种有害的关系被西藏方面接受的最主要的原因，除了中国拥有的军事优势，还在于它提供给西藏宗教阶层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但是夏格巴作为一位传统学者，本着他的藏传佛教信仰，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在西方历史上也没有同例的关系，而且“……西方人处理政治事务的方法无法解释这种情况。”夏格巴有这样的信心或许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像迈克尔•范•瓦尔特（Michael Van Walt）这样的欧洲学者在写西藏历史时也宣称，西藏与蒙元和满清之间的这种“施供关系”（ Cho-Yon）是一种独具一格的关系，任何其他体系都没有渊源。范•瓦尔特引述了夏格巴的观点，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或许有必要读一读欧洲历史了。
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在论述罗马帝国的犹太行省时注意到，这个地区“……远在罗马时期以前，在塞琉西帝国（Selucids）统治下就形成了一种所谓的‘马赛克神权政体’，即由大祭司担任神职人员社团的领袖，默许外国的统治并宣布放弃原本护佑其信徒特殊性的国家形态，同时在保护国的支持下实行对信徒的控制。”【10】之后，历史见证了教皇权力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长期冲突，一出翻版的“施供关系”被搬上了欧洲政治舞台。直到墨索里尼时代，1929年《拉特兰条约》的签订才最终确定了教皇的主权范围、权力和地位，结束了“罗马问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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