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央诺布：夏格巴和西藏历史的觉醒（第一部分）

转自：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com/2012/02/blog-post.html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译者：John Lee

原文发表时间：2011年12月6日

原文网址：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11/12/06/shakabpa-and-the-awakening-of-tibetan-history/ 

因原文篇幅较长，译文将分为三部分先后贴出，文中涉及的原文注释和译者注将在最后一部分中统一提供。另，因翻译比较仓促尚未认真校对，恳请读者不吝指正，以利修订。——译者

感人肺腑或激动人心通常不是学院派的写作风格，不过凡事总有例外。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所著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恐怕是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休•特雷弗•罗珀语），同时又因其叙事明晰、讽刺尖刻、行文优雅而成为一部文学经典。这部作品唤醒人们用一种全新的视角观察古代，尤其是从与宗教体系发展（特别是基督教会）的关系角度。它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一部代表性著作。

孜本•旺秋德丹•夏格巴所著的《十万明月——高阶西藏政治史》所涉及的事件、地点、人物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来说显然没有如此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尤其在中国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的鼓噪在国际上铺天盖地的时刻，西藏问题已被付之阙如，似乎看上去比古君士坦丁堡竞技场里的一场战车竞技还要遥远和无足轻重。

但是，在不卑不亢的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地中，夏格巴的历史应该被看做是一部振聋发聩的力作，它让藏人看清了他们的历史过往，唤醒了被共产党的宣传和思想控制（洗脑）系统地也近乎行之有效地抹杀掉的历史记忆。

极权主义治下的西藏历史 

在中国的极权统治之下，藏人曾经被迫接受强制灌输，这种灌输运动让他们相信在1950年被解放军“解放”之前，他们除了关于农奴制【1】和如何野蛮的零星记述就没有任何自己的历史。除去日复一日接受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和心理灌输，所有人在差不多20多年（从1959年到80年代初）的时间里，时不时经受着饥饿、劳改、酷刑、处决和连续不断的群众运动的折磨，这些群众运动愈演愈烈终成那场野蛮化和毁灭性的“文化大革命”。到毛泽东死去的时候，藏人已经在文化上、知识上和精神上沦落到了近乎紧张性精神病的状态。

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年代里，也有些小道消息和零零碎碎的故事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到西藏之外，但充其量也只是些模糊不清和零星的信息。不过，随着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少许的开放，流亡首都达兰萨拉终于开始得到关于西藏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可靠消息。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西藏内部的人们终于被许可与海外的亲戚朋友进行交流。

一位流亡政府官员从他的一位在四川省担任共产党高干的堂兄那里得到了一个消息。这位干部参加了一个高层特别会议，会上讨论了夏格巴“伪造”的西藏历史。他听说“达赖反革命集团”（藏语：talé lokchoe shoga）在印度出版了一本非常危险和颠覆性的书。他请在印度的亲戚托付一位可靠的人秘密地给他寄一本。

这样那样偶然的事件让流亡政府意识到西藏内部的人希望读到夏格巴的历史著作。当时这本书由西藏文化出版社（Tibet Cultural Printing Press）在达兰萨拉印制。价格便宜但印刷和纸张质量都非常不堪。由于是厚厚的两卷本，因此也不便于以比较隐蔽的方式流传。不过还是有很多套被通过各种方式偷偷带进西藏。有人告诉我，专门为了便于在西藏内部流传，这本书后来合并为单卷本在日本重印。重印时使用了一种特殊的轻质纸，字体和开本也都进行了很大幅度的缩小。

后来几年，在与刚刚逃出西藏读过这本书的其他一些人交谈时，我获得一个明确的印象，就是夏格巴的这部书不仅仅是具有信息和知识上的启蒙功能，甚至还可能具备了一种心理治疗功能。一位从拉萨来的人这样描述他读了夏格巴的著作之后的感觉：“就如同从睡梦中被唤醒”（藏语：nye saypa nang-shing jhe song）。西藏著名学者、转世喇嘛Rakra Thupten Chodhar在一首赞颂夏格巴历史著作的诗中写道：“你吟唱着我们历史的纯洁颂歌，将众人从沉睡中唤醒。”

神经病学家奥利弗•萨克斯1973年在他的回忆录《唤醒》中讲述了上世纪20年代嗜睡病（昏睡型脑炎）患者的故事，这种传染病导致患者终生处于一种怪诞而高度精神紧张的状态中。萨克斯当时在一家专门针对这种患者的长期护理机构工作，他使用一种新药“左旋多巴”奇迹般地将他们从数十年的“沉睡”中唤醒。从这个意义上讲，夏格巴的著作成了藏人文化和精神上的“左旋多巴”，他们虽然在共产中国的统治下得以幸存，但是精神上却因那样的经历而遭到重创。

随后几年，境内藏人重新开始写作关于他们的历史、文学、文化和其他方面的作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这些作品总体上的高水准，还有这些流出西藏的书籍、杂志和文章是如此丰富多彩。要知道当时的政治高压气氛和政府审查虽然没有以前那么严厉，但依然是西藏精神景观的恒久（尽管有变化）特色。或许，把夏格巴的历史著作说成可能是一种像种子般的精神鼓舞是不会太离谱的，至少也是西藏巨大的精神和文化能量得以释放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高阶政治史》 

所有学习西藏历史的学生，尤其像我这样很遗憾地觉得读英语要比藏语来的容易的人，一直热情期盼着夏格巴两卷本《高阶西藏政治史》英文版（最初在1976年出版了藏文版）的出版发行。当然，我们手里已经有了耶鲁大学出版社在1967年出版的英文单卷本《西藏：一部政治史》。毫无疑问，这已经是我们能够读到的最为全面的西藏历史的单卷本著作。

尽管如此，由于《高阶西藏政治史》出版于67年耶鲁版《西藏：一部政治史》的9年之后，作者有充足的时间不仅可以对原来的作品进行修订、勘误和更新，还可以对内容进行大量的扩充。这两部著作的结构相当接近，但是《高阶西藏政治史》包含了大量更为详尽的细节和资料。《高阶西藏政治史》从容不迫的写作速度使得夏格巴可以对他掌握的各种原始材料进行详尽阐述，甚至可以时不时地“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一些特定的日期和事实上将这些材料进行对比，这非常有助于读者领会西藏历史写作的宏大和多样性。

长达100多页的第一章是关于“西藏的起源、文化和传统”，这一章本身就是一本关于西藏文明的内容充实的教科书，提供了大量让人震惊的宝贵资料，甚至当今有关这些课题的研究专家依然可以发现其中的价值。在这一章的众多段落中（当然所有的段落都令人着迷），“首都拉萨”是我最喜欢的一节，在这一节中夏格巴详细记述了（拉萨）每一处主要的庙宇、寺院、清真寺，教堂（过去的）、佛塔、公共建筑、法庭、纪念碑、玛尼堆、市场、道路、街巷、桥梁、水坝、运河、泉水，甚至记述那些高大的经幡柱（藏语dharchen）的历史，他们在昔日的拉萨是广为人知的地标，就如同被奥利弗•克伦威尔所毁的伦敦著名的孔希尔区（Cornhill）的五朔节花柱（Maypole）。

只有真正的藏人才会如此，夏格巴按照与佛教吉祥八宝（藏语，tashi-ta-gye）奇迹般的相似度来描述拉萨景观中各种各样的显著特征。而这些对于所有的藏人，尤其对于那些虔诚的朝圣者来说，都是他们对圣城的神圣（地理神秘主义的）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描写“拉萨的居民，无论来自上层、下层还是中层，都非常悠闲”时，他也没有忘记那些无处不在的乞丐，还记述了他们如何在上午乞讨食物，然后在大街上唱歌，而到了晚上便喝的醉醺醺，他认为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花费笔墨引述这些是为了让读者感觉到夏格巴对西藏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涵养，他传统的、非西方的视野，以及他的著作所贯穿的那种幽默和人情味。 

关于英文翻译 

这部著作英文译本的全名是“One Hundred Thousand Moons: An Advanced Political History of Tibet, by Tsepon Wangchuk Deden Shakabpa and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Derek.F. Maher”（《十万明月：高阶西藏政治史》，作者：孜本•旺秋德丹•夏格巴，翻译和注释：德里克•K• 马赫）。这部著作由“博睿西藏研究图书馆”（ Brill Tibetan Studies Library）于2010年在（荷兰）莱顿出版发行，马赫先生对原著进行了精心转译，他在东卡罗琳娜大学（East Carolina University）任副教授和宗教研究项目主任。

译文当然还存在些瑕不掩瑜的错误，比如：“mepo dhampa甘地”不应该翻译为“祖父甘地”。因为“mepo dhampa”一词在藏语中通常的意思是“创建者”或“国父”。而“锡金总督（The governor of Sikkim）查尔斯•贝尔爵士来到拉萨并代表印度大使（the Indian Ambassador）递交了一封信件”一句应为“锡金政治代表（The Political Officer of Sikkim）查尔斯•贝尔爵士来到拉萨并代表印度总督（the Viceroy of India）递交了一封信件”。在“Annual taxes which Castle and estates had to pay…,”（城堡和庄园每年必须缴纳的税收……）中，应该用“district”或“district headquarters”代替“castle”。藏语中的“dzong”（宗）包含有castle的意思，但不是在这种语境下。“British government owner of India”一词应该是“government of British India”。还有，藏语“Makchi”的意思是“commander-in-chief”（总司令）而不是“minister of defense”（国防部长）。

马赫对夏格巴使用的一些缩略语的理解有些问题，当然即便是地道的说藏语的人，如果不熟悉原词对这些缩略语也会感到费解。比如，马赫将藏语“dochi”翻译为“Do governor”。而这个词实际上是“do-may chikyap”的缩写，即“the Governor-General of Eastern Tibet（东藏总督）”。同样，马赫应该将“do region”翻译为“Eastern Tibet（东藏）”或“Kham（康）”。而马赫将夏格巴对Chakpori（甲波日，即药王山）的缩写翻译为“Jakri mountain”，将Ramoche tsuglakhang（小昭寺）翻译为“Rache tsuglakhang”，这样的翻译容易在非藏语读者中引起误会。

英语对人名和地名的拼写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混乱。马赫或许本可以沿用耶鲁拼写系统，这个系统按照基本的表音系统拼写西藏人名，早期研究西藏的学者如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休•理查森（Hugh Richardson，即黎吉生）等人都在使用这个系统。耶鲁还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西藏人名的索引转写方法（威利（Wylie）转写系统），这个转写系统精确转写了藏语字母拼写。而马赫应该是采用了这个在当今通行的转写系统，并在索引中根据藏语的实际拼写进行了转写。

因而，13世达赖喇嘛的首席噶伦Shatra Paljor Dorje（夏札•班觉多杰）便被写成了Shedra 或Shedrawa Peljor Dorje。著名商人Pangdatsang（邦达仓）被分别不同地译成了Pomda、Pomdabu 和Bomdawu。达赖喇嘛的侄子Drumpa（珠帕）写成了Bhumpa，抵抗运动的领袖Andrug Gompo Tashi（恩珠•贡布扎西）写成了Amdruk Gompa Tashi，西藏的和硕特蒙古（Quoshot Mongol）统治者Lhasang (或Lhazang) Khan（拉藏汗）则写成了Lozang Khan。

藏语中“wa”（哇）或“pa”（巴）作为后缀出现在一个名字的后面只是表示“是……的”或“来自……地方”等意思，或许无需出现在翻译的英语文本中。只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加上这种后缀用法是例外情况。我把这种后缀加在括弧中说明这一问题：Shedra(wa) Peljor Dorje、 Ngapo(pa) Ngawang Jikme、 Namse’ Ling(pa)、Tsarong(pa), Gapzhi(wa)、Tretong(pa)和读起来很拗口的Troggawo(wa)。当然，这不是更正，只是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而提供的一个建议。

说到Tretong或者更准确的说是Tethong这样的名字，我认为，当今的西方（和中国）学者有责任遵从那些藏人自己（从上世纪初开始就）一直在使用的他们的名字具体的英文拼写，尤其是姓氏：Tethong、Tsarong、 Shatra、 Surkhang 、Pangdatsang等等。梅戈尔斯坦在他的《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也违背了这一原则，把Norbu写成Norbhu，把Chogten写成Cawtang，把Changlochen写成Canglocen，把Trijiang写成Tricang，把Jamyang写成Jayan，把Tethong 写成Trentong.

马赫对一些具体地名的拼写也有些问题：Phari（帕里）写成了Pakri；Shigatse（日喀则）写成了Zhikatse，把Thuna写成了Du..ne，把Tashilhunpo（扎什伦布）写成了Trashi lhunpo，把Golok（果洛）写成了Gulok。另外，藏语发音的中国和印度地名不应该按照藏语翻译为英语，比如：把Lanzhou（或Lanchow，兰州）翻成Lendru；把Chongqing（或Chungking，重庆）翻成Drungchin；把Chengdu（成都）翻译成“Drintu”。虽然马赫准确地把夏格巴用的缩略语Ka-Bug翻成了Kalimpong（噶伦堡），却又将大吉岭（Darjeeling）地区的Kurseong（格尔西扬）误译为Kharshang。在英国官员的人名翻译上也存在些问题。夏格巴提到的Mr. Pal 和Mr. War可能是A. W. Paul 和J. C. White。

马赫还没能避免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甚至是藏人自己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便是在印刷文字中错误间隔，这个问题有时会让人们把前缀误读为其他词的后缀（或是相反）。马赫译文中的Elha Gyari应该是E’ Lhagyari，Tögar Pön Gapzhi 应该是Tö Garpon Gapzhi, Gartong Tsen 应该是 Gar Tongtsen  而 Lhato Tori Nyentsen则应该是 Lha-totori-Nyentsen 

历史学家的目的 

夏格巴在本书的《前言》中，清楚地表明了写作这部历史的目的。他没有将这部历史仅仅看成是一部“中立”的学术著作，而是当做让世界了解西藏真实的独立地位的一种手段。我的这一说法或许会受到质疑，但是我深信这样爱国主义的写作意图的声明赋予夏格巴的著作以明确的精神定位和力量。无论你是否同意他这样或那样的叙述或观点，有一点是明确的：夏格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他也没有宣称自己的作品具备某种不偏不倚的“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正是不少研究西藏的学者们在进行写作时所一贯标榜的。这种标榜我觉得只是证明了鲁迅的敏锐观察：“谁要是说自己是客观的，他必定已经是喝的半醉了。”

夏格巴在《前言》中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写作历史的动机是出于爱国主义。1946年，印度独立的前一年，在争取自由的风口浪尖上，他携家人前往印度和尼泊尔朝圣。夏格巴在孟买时正遇上印度国大党在“印度之门”（ Gateway of India）前组织盛大的政治集会，尼赫鲁（Nehru）、帕特尔（Sardar Vallabhbhai Patel）、沙拉金尼·奈都（Sarojini Naidu）等人在那里向无数集会民众发表演讲。这样的经历以及印度民众的激情和献身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夏格巴。随后，夏格巴第一次形成了创作一部西藏政治史的想法。

1931年，他当时在拉萨还只是一名低级官员。有一次他的叔叔首席噶伦赤门（Trimon）召见他并送给他一条古色古香的哈达和一大批有关1914年西姆拉会议的文件，赤门曾作为当时首席噶伦夏札的助手参加了会议。经过一番长谈，赤门告诉他年轻的侄子他应该研究这些重要文件并考虑写作一部西藏政治史。夏格巴说过他喜欢阅读人物传记、历史和《格萨尔史诗》，但是他当时并没有认真考虑他叔叔的请求。他后来在印度的经历使得他最终集中精神开始考虑创作一部西藏政治史。

现在或许是向读者简要介绍一下夏格巴从政生涯的恰当时机。他于1939年担任孜本或称财政秘书，同时还兼任设在扎基（Drapchi）的国家造币厂厂长。1947年，他带领西藏贸易代表团出访印度、中国、美国和英国，代表团肩负着“发展与西方国家贸易往来和宣传西藏独立的事实的双重任务。”【3】他与圣雄甘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艾森豪威尔、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将军、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利以及蒋介石委员长等世界领袖进行了会谈。1950年9月，夏格巴受西藏政府派遣与中国开启谈判，试图阻止共产党中国对西藏迫在眉睫的入侵。但是他的努力终归徒劳，一个月之后的1950年10月6日，“人民解放军”向势单力孤的昌都藏军发起进攻。中国入侵西藏后，夏格巴滞留印度并开始写作他的西藏政治史。

在噶伦堡，他与嘉乐顿珠以及另一位官员合作创建了“西藏福利组织”（ Tibetan Welfare Organization），在境外开展自由斗争。这个秘密组织成功地为西藏境内的抵抗力量提供了支持，并且第一次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了联系。1959年起义之后，夏格巴和嘉乐顿珠前往纽约，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有关西藏问题的报告。由爱尔兰和马来亚两国发起，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下，联合国最终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三项决议。1963年，夏格巴辞去所有官方职务，专心完成《西藏政治史》的写作。他于1989年2月23日逝世。 

“民族主义”历史学家？ 

由于我上文提到的夏格巴明确的“爱国主义写作意图”，以及他的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对西藏的挚爱，我有一次听到有人带着含而不露的轻蔑语气把夏格巴说成是一位“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我想，这种观点不仅混淆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而且表现出缺乏对生活在前现代社会（pre-modern society）民众的政治心态的理解。奥威尔曾经写道，“……抛弃了叙史以忠的理念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有现象”，奥威尔所指的时代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时代——是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的时代——甚至包括当今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时代：从官方的“民族主义”到民间“愤青”现象。

夏格巴所属的时代要远远早于奥威尔文中谈论的世界大战的时代，这当然不是从时间上讲，而是从传统西藏社会和政府的前工业化和中世纪特质上分析。夏格巴是一位如此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并且他的作品最初是以英文发表的，很多的读者想当然地以为他一定受过现代或西方教育。而这也正是阅读夏格巴的著作总让我心醉神迷的地方。

他的爱国主义是老式的，没有现代民族主义者自以为是的尖酸刻薄的腔调。他的写作也没有当今针对西藏历史的汉语写作中比比皆是的刻意的弄虚作假、咄咄逼人甚至恶语相加。夏格巴是这样一位老派人物，哪怕是谈到中国的皇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甚至是遭人痛恨的满清驻藏大臣，他也要在他们的名字前加上适当的头衔并且避免使用过分的言辞或随意贴上意识形态标签，而这些在“民族主义”史学中是一个普遍现象，甚至在西方关于西藏的历史学术写作中都有时会不经意地流露出这些问题。

和拉萨其他贵族一样，夏格巴似乎也卷入了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派系争斗。在40年代，他属于支持大扎摄政的团体，反对前任摄政热振。不过，在他的著作中，他本着良心公平地对待两个阵营，就如黎吉生所言：“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先入为主地看做一位重要官员而且还是在1940年被前摄政无端解职的Changkyim bKa’-lon bla-ma同族亲戚，孜本•夏格巴还是提供了详细而均衡的资料。”【4】

后来在噶伦堡的时候，夏格巴与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成为盟友，他们和流亡的首席噶伦鲁康娃之间时常出现些分歧甚至争斗。不过，夏格巴不仅用很长的篇幅描写鲁康娃在拉萨如何勇敢地面对共产党的种种事迹，还记述了他后来在噶伦堡如何致力于团结西藏难民和流亡者，并请求印度政府接纳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我提到这点是因为我曾经撰文批评流亡政府（包括夏格巴和嘉乐顿珠）给予鲁康娃的恶劣待遇，尤其是在他去世前的那段时间。【5】

勘误和修订是每一个学者的“知识食谱”的一部分，不过，碰到那些必须要强调先前的错误的部分就恐怕不那么令人愉悦了。但是夏格巴总是痛苦地坚持对历史的忠实。举个例子，在《高阶史》中夏格巴“供认”了他在先前的作品中的一个错误：“我写过德木摄政（Regent Demo）被怀疑患有间歇性 精神错乱。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那个被称做‘疯子德木’的人的生卒年代看来是在1825年到1860年。他没有担任过摄政。”【6】

我们接触到的 20世纪来自非洲、印度、中东甚至是中国的本土历史学家都具有哪怕不是西方的也至少是现代的教育背景。恐怕夏格巴是我们所知的唯一一位完全在自己传统社会中接受教育并成长起来的非西方的当代历史学家。在这一点上，他真的是一位应该属于前民族主义时代（pre-nationalistic age）的旷世奇珍和天才——在那个时代，尽管有林林种种的缺点不足，但是至少象奥威尔在他的文章《回顾西班牙内战》中写道的：“叙史以忠”的理念还没有完全被抛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