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2日星期三

翻过唐古拉山

文/朱瑞

格尔木大街静悄悄的,凉风丝丝地吹着,想不到这是五月的最后一天。在我的家乡哈尔滨,正是丁香花盛开的时节。我扣紧了风衣帽子,向汽车站走去。

中午,旅客们陆续地上车了。每个人都提着矿泉水、可口可乐、雪碧……驾驶员的坐位上放着皮大衣,车门上卷着棉帘,铺位上迭着油腻的厚被子。司机来了-- 一共三个,都拿着毛衣绒衣和那种大型号的暖瓶,木头盖子还在冒着水汽。我紧张地打开背囊一层层地穿上所有的衣服。开车的时间到了,一个铺位还空着。大家焦急地看着窗外:一个小伙子匆匆跑来,上车时,什么东西掉在了我的脚上。我拣起来,递给了他。

“刚买到的氧气。”小伙子解释着。

“还需要这个?”我吃惊了。

“怎么不需要?车上只准备了8瓶。”坐在我身边的司机说话了。

笔直的青藏公路旁,只有偶尔的道班,孤伶伶地立在寂寥的旷野中,被人类抛弃了似的。过了5个小时左右,出现一个大弯,汽车缓慢地开过时,司机转身看了看我,又指指他的头:“这,疼吗?”

“不疼。”我迷惑地摸了摸太阳穴。

“好了,你没问题了!”司机笑了。

“好体格啊!”另外两个司机感慨着:“这儿是五道梁的最高处,有高原反应,就过不来了。”

“也怪,高原反应对妇女和小孩不重......”开着车的司机自言自语起来。

“难道青藏高原只接纳柔弱的灵魂?”我心里想着,泪水竟不自觉地流了下来,为我顺利地度过了高原缺氧的险关,为这片吸引了我多年的冥冥中的家园......。

车,停下了。路边不远处,一座土房的小木门上写着两个字:男女。是一个男女共享的厕所?我想向更远处走一走,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可是,脚下云里雾里的,就是走不快。“怎么了?”我自然自语,听到自己的声音像蚊子在嗡嗡,又细又轻。我看见最后上车的小伙子扶着汽车不敢迈步,直楞楞地盯着我,叨咕着什么。我深一脚浅一脚(虽然路很平展)地走近了他:“怎么像到了月球上,你也这样吗?”

“是的,是的,多么浪漫!”我感叹着。

他有气无力地笑了。

“到沱沱河什么时候?”我转身看着司机。

“晚上六、七点吧。”

“可以停车吗?”

“可以。”

“还有唐古拉山,我想在那里照几张照片。”

“到了那里,照多少都行,就是时间够用。”司机意味深长地掉开了目光。

车,又徐徐地开动了。前面没完没了地修路。没完没了地绕道。夜里十二点左右,司机推推我的枕头:“不是要看沱沱河吗?我们到桥上了,拿好相机。”
刚一动,就恶心起来,“想吐......”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像从遥远的山那边传来,只剩下了回声。

“挺一挺,挺一挺就好了。”

我说不出话了。

“像你这种情况还算好的呢。”司机不再叫我了。

旅客们都没有下车。

不知过了多久,蒙蒙中,车又停下了。看看表:五点整。这个季节在我的家乡,三点钟,就已晨光初照。但此刻的西藏高原,仍是漆黑一片。“过唐古拉山了吗?”我微弱的声音。我最担心的就是这海拔六千多米的高处。据说长期在西藏高原生活的人也受不了!据说前几天有个小女孩因为感冒就在这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刚刚到山下,山上的车没有一个下来的,大雪可能把路封死了,要么就是出车祸了,与其在山上等着,还不如在山下,大家好过些。”司机回应着我。

再没有人搭话了。车里静静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指一指氧气。司机熟练地把氧气瓶弄好,让我自己把输气管插进鼻孔。瞬间,我不再呕吐了,头也不疼了。虽然全身仍然无力。也许抽支烟的功夫吧,我就用了两瓶氧气。当我再要第三瓶时,司机摇摇头:“瓶子全空了。”

过了很长的时间,天渐渐亮了,当第一辆车从山上下来时,我们的车开始了爬山。海拔六千多米的皑皑雪中,所有的车都搁浅了。原来,从唐古拉山那边过来的一辆客车翻了,在又窄又滑的高山公路上,每个人都泡在焦急和痛苦中。

唐古拉山就在眼前,这六月的第一天,它显得磅礴而豪迈。它与众不同,冷静沉稳地立于藏北这片令人销魂的旷野之中,我仰慕了它多少年啊,却无力好好地看上一眼!我们的车在唐古拉山口停泊了十二个小时。十二个小时,我一直在吐。吃一块巧克力吐,喝一口可乐吐,喝一滴葡萄糖吐,喝一杯温水也吐......

我的头发不知在什么时候散开了,每一根发丝都在雪山的凉风中飞舞起来,手上脸上都是呕吐时流出的泪痕,凉风又吹出一道道黑迹,我俨然成了一个疯子。好在青藏高原是这样的:你富,没有人羡慕;你贫,穷没人轻蔑;你疯癫,当然,也没人好奇。

终于,停泊了一辈子的客车又慢慢地滑动了。司机说:“不是到唐古拉山顶照像吗,这就快了。”我苦笑着摇摇头,泪水又一次不听话地流了出来。在唐古拉山口,大家还是用尽力气把我周了起来。依稀地看一眼寒风中抖动的彩色经幡,我又开始了吐。车开一步,我就吐一口,车不停地开,我不停地吐。其实,除了苦汁早已什么都吐不出来了,嘴唇干裂得成了久旱的土地,甚至不敢碰一碰......我泪眼蒙蒙地向着前方凝视:拉萨啊,你真的存在吗?

过了唐古拉山口,地势开始缓慢地下降,虽然仍在海拔四、五千米,但是,大地出现了绿色,出现了牦牛、羊群、牧人。啊,看见了黑帐篷!正好车停下加水,我吃力而又坚定地背起了沉重的背囊下了车。“你要干什么?快回来!”司机大喊起来。“我要住在这里。”我义无反顾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那顶帐篷。帐篷前的藏人惊奇地看着我,牧羊犬伸长了脖子,每一双眼睛都在盯着我。

车开动了,我没有回头。

“离安木多就剩半小时了,到了安木多我给你找个可靠的人家,再坚持一下!”车又停下了,司机一边下车一边喊。

我毫无反应地挪着,朝着那顶亲切的帐篷。

“这儿太危险,再挺一挺,到安木多就好了。”后上车的小伙子也着急了。这时司机已走近我,一把抢过我的背包,硬是把我拉回了车上。车,开动了。

窗外下起了小雨,我苦苦的盼望也随之湿润起来。我知道许多人终生向往拉萨,却无幸看上一眼!像著名的藏学创史人乔玛、法国人吕推、诞生于费城的柔克义、英国女人安妮.泰勒……

到了安木多,毛毛细雨又转为雪粒。一走下汽车,就有了一种安慰。这时我只穿着薄衬衫和一个粗布马甲,可一点也不冷。藏北高原的雪,柔情地问候着我这个异乡人。我饿了。有了知觉。在安木多,一家小小的客栈里,我要了一碗白米饭泡水和一点咸辣椒。一次次添加的开水给了我继续走下去的愿望。我温柔地向着拉萨凝视。

前方的风景缓缓地走来又走去。黄昏时,路旁出现了三个藏人,看上去是一个家庭。男人高高地举起胳膊,左右摇动着,越来越快。司机师傅毫不减速,我不自主地恳求起来:“捎上他们吧。”

“不行,超载了。”对我百般照顾的司机,这时连看也不看我。

“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除了牧人谁会知道?”我无力地辩护着。

司机无语。

“你就是不想捎上他们,对吗?”我提高了声音。

“是的,我最恨这些藏族人,又脏又没文化。”他看了看我:“你太天真了。”

我无法说服他了,就把脸转向窗外:那男人的手臂仍然停在空中,嘴半张着,绝望地看这一车平静的人们,还有他的女人,他的孩子……

我的头又疼了,藏北高海拔而又广搏。我只得躺下。早晨五点钟,车速渐渐地减下来。“拉萨!”有人喊着。

车,停在了青藏公路的终点处。吉曲河默默的流动着,桑烟缭绕着香炉,又涌向远方。啊,拉萨,拉萨!在这将亮未亮的时刻,我的眼前出现了迷一般的高山,神奇地环绕着四周;一大团又一大团铅灰色的云,从这一个山顶移向另一个山顶,像忧郁而浩瀚的海洋,在天空里泛起万顷波浪;青色的石头屋顶上,五彩经幡在的风中颤抖着,像是在呼唤......

我背着行囊,终于到了布达拉宫脚下,人们正从不同的方向匆匆地走来,无论乞丐还是平民,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右手都拿着转经筒,顺时针地转动着。当他们把念珠和经筒放在路边,对着布达拉宫那扇特别的窗子,高高地举起双手,而后,整个身体匍匐的时候,我听到大地发出扑簌簌的声音,像是泪珠滴落。

写于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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