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志峰：台灣人的清明節

電影《竊聽風暴》（The Lives of Others）描述1984年，柏林圍牆倒蹋前5年東德社會的情景，重現東德情報局如何以紅色恐怖的霹靂手段，對異議份子、藝術家，長期進行監聽，蒐證，再以司法審判的手段入人於獄，瀰漫空氣中的凝止氛圍，噤聲的恐懼，讓人不寒而慄。只有對黨機器的效忠，而沒有人民和公民權的意識。誠如片中主角，東德祕密警衛斯勒所說：我們是黨的強盾與利劍。真是一針見血。以黨治國，這是最明白的證言。

影片中提到一些藝術家、作家被囚禁出獄之後，再也無法從事創作，平淡一生，或者自殺，這一點一滴累積的感受，讓主角從冷漠監聽的角色，轉而成為隱形的保護者，在恢復人性同情的過程中，也漸次剝離了黨性，放棄了黨賜予的特權。這是人性與黨機器齟齬的必然結果。

雖然只是電影情節，但台灣人對這部電影的情境並不陌生。應當保衛人民的國家機器，成了黨的禁衛軍，無所不在的恐怖，由此而來。台灣的藝術家、作家群中，也有實際的遭遇。當我看著這部電影，不禁想起已逝的畫家吳耀忠先生。但還有誰記得？誰在乎？被台灣國寶級大師李梅樹教授欽點的入室子弟，預言為他日最有資格修補他畫作的得意門生，卻被政治扼殺了，終止藝術創作。在充斥台商精神的台灣人眼中，不過是拂袖清風，與己無干；而我始終記得他畫的「少年鞋匠」，只是無法看得更多，生命早已停格。

在228前夕觀看這部電影，不免想起多本關於白色封印的白色恐怖著作，這些著作在今天還能喚起多少關注？我很懷疑。現今社會事不關己的氛圍其實為當初的施加者所樂見。我等中產階級早就用鄉愿的態度，以一種務實累積資產的算計，遁世在數位化的新時代，228 也不過是「The Lives of Others」，痛苦，記憶，暗夜忽然而來的扣門聲，和逐漸遠去終不復見的人影，留給當事者家屬，反諷地，有些直系或旁系家屬卻因此得到恩給的政治補償，加入施加者的隊伍，從此高官厚爵，位居顯要，十分後現代。是的，我們堅強地遺忘，然後，繼續向前走。

錢理群先生在《我的回顧與反思—北大的最後一堂課》特別引述魯迅的一段話，非常有意思：魯迅說，如果從奴隸生活尋出「美」來，讚嘆，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其實人奴之限界，就在義利之辨。以今日台灣社會各界觀之，不管是學術，政治，文化，媒體，企業，早已形成龐大的讚嘆隊伍，像唱詩班一樣，沛然莫之能禦。

寫作《走出白色恐怖》，享譽國際的知名學者，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的孫康宜教授，真的可以藉由書寫而走出了島國的白色陰影嗎?記憶228和重新審視過去的歷史，是讓我們警惕，提防黨國幽靈再以變形的手法借屍還魂，藉由軟調的文化媒體力量，和通俗流行的演藝代言，輔以硬調的檢警調封閉體系，重新對台灣人民鎖喉，我們一無所感，終而，無能為力，只能繼續從奴隸生活尋出「美」來，讚嘆，撫摩，陶醉，就像是魯迅所說，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偽民主的年代。

在清明之前，台灣人應該冷靜思考，如何才可以真正走出白色恐怖，建立屬於台灣人的清明生活，這樣，228的英靈或許可以稍慰吧。

228，台灣人的清明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