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8日星期一

廖志峰:台灣人的清明節

電影《竊聽風暴》(The Lives of Others)描述1984年,柏林圍牆倒蹋前5年東德社會的情景,重現東德情報局如何以紅色恐怖的霹靂手段,對異議份子、藝術家,長期進行監聽,蒐證,再以司法審判的手段入人於獄,瀰漫空氣中的凝止氛圍,噤聲的恐懼,讓人不寒而慄。只有對黨機器的效忠,而沒有人民和公民權的意識。誠如片中主角,東德祕密警衛斯勒所說:我們是黨的強盾與利劍。真是一針見血。以黨治國,這是最明白的證言。

影片中提到一些藝術家、作家被囚禁出獄之後,再也無法從事創作,平淡一生,或者自殺,這一點一滴累積的感受,讓主角從冷漠監聽的角色,轉而成為隱形的保護者,在恢復人性同情的過程中,也漸次剝離了黨性,放棄了黨賜予的特權。這是人性與黨機器齟齬的必然結果。

雖然只是電影情節,但台灣人對這部電影的情境並不陌生。應當保衛人民的國家機器,成了黨的禁衛軍,無所不在的恐怖,由此而來。台灣的藝術家、作家群中,也有實際的遭遇。當我看著這部電影,不禁想起已逝的畫家吳耀忠先生。但還有誰記得?誰在乎?被台灣國寶級大師李梅樹教授欽點的入室子弟,預言為他日最有資格修補他畫作的得意門生,卻被政治扼殺了,終止藝術創作。在充斥台商精神的台灣人眼中,不過是拂袖清風,與己無干;而我始終記得他畫的「少年鞋匠」,只是無法看得更多,生命早已停格。

在228前夕觀看這部電影,不免想起多本關於白色封印的白色恐怖著作,這些著作在今天還能喚起多少關注?我很懷疑。現今社會事不關己的氛圍其實為當初的施加者所樂見。我等中產階級早就用鄉愿的態度,以一種務實累積資產的算計,遁世在數位化的新時代,228 也不過是「The Lives of Others」,痛苦,記憶,暗夜忽然而來的扣門聲,和逐漸遠去終不復見的人影,留給當事者家屬,反諷地,有些直系或旁系家屬卻因此得到恩給的政治補償,加入施加者的隊伍,從此高官厚爵,位居顯要,十分後現代。是的,我們堅強地遺忘,然後,繼續向前走。

錢理群先生在《我的回顧與反思—北大的最後一堂課》特別引述魯迅的一段話,非常有意思:魯迅說,如果從奴隸生活尋出「美」來,讚嘆,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其實人奴之限界,就在義利之辨。以今日台灣社會各界觀之,不管是學術,政治,文化,媒體,企業,早已形成龐大的讚嘆隊伍,像唱詩班一樣,沛然莫之能禦。

寫作《走出白色恐怖》,享譽國際的知名學者,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的孫康宜教授,真的可以藉由書寫而走出了島國的白色陰影嗎?記憶228和重新審視過去的歷史,是讓我們警惕,提防黨國幽靈再以變形的手法借屍還魂,藉由軟調的文化媒體力量,和通俗流行的演藝代言,輔以硬調的檢警調封閉體系,重新對台灣人民鎖喉,我們一無所感,終而,無能為力,只能繼續從奴隸生活尋出「美」來,讚嘆,撫摩,陶醉,就像是魯迅所說,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偽民主的年代。

在清明之前,台灣人應該冷靜思考,如何才可以真正走出白色恐怖,建立屬於台灣人的清明生活,這樣,228的英靈或許可以稍慰吧。

228,台灣人的清明節。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