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美国国务院主管公共事务局（Bureau of Public Affairs）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克劳利（Philip J. Crowley）就达赖喇嘛特使即将与中国官员举行新一轮会谈发表声明。以下是声明的中译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资讯局（IIP）翻译。
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办公室
即时发布
2010年1月25日
公共事务局助理国务卿菲利普.J.克劳利就达赖喇嘛特使与中国官员会谈发表声明
美国高兴地获悉达赖喇嘛的特使今天抵达中国，与中国官员举行第九轮会谈。双方曾於2008年11月在北京举行会谈。美国坚定地支援中国和达赖喇嘛的代表通过对话解决由来已久的分歧。本届政府希望此次会谈产生积极成果，为未来解决悬而未决问题进行的讨论奠定基础。
http://www.xizang-zhiye.org/gb/world/usa.html
2010年1月30日星期六
2010年1月29日星期五
关帝的脸为什么红了
作者：失传的咒
这两天看到个博文，出于一个凡人对神人的人文关怀，出来替神人辩白两句：
据我和历史所知：去年拉萨挂牌开张的所谓关帝庙，以前本是并且从来都是格萨尔庙，格萨王庙本无关帝。我断想：清国时，当时在藏以住藏大臣为首的汉人，老琢磨着要盖关帝庙，但是有钱盖庙，要地却没门的，于是就有大臣或有头脸的汉人贿赂了个别葛夏官员，讲了些段子、灌了些迷魂汤，说了诸如：关帝也是战神的啦，是汉地的格萨尔，借住格萨尔庙可给格萨尔做个陪伴，说说什么过五关斩六将的段子，还可以保佑你我发财...云云，（更可能就是申请盖庙未准，同意找个小庙寄宿），后来就准了。看布局，关帝偏座一旁，显得周仓是关帝的周仓，而关帝是格萨尔的周仓.....
白猫黑猫时代就有过吹风和媒体忽悠，说格萨庙也是关帝庙，我还以为会出来个关.格萨尔庙之类的庙名，再慢慢向关帝庙来个和谐过度，没成想，现如今直接就把门脸换了，石碑也都立了。虽然这里这种反客为主、鹊巢鸠占的事情太多了，但是当时关老爷子的脸还是刷的一下就红了，听最近见过他老爷子的人说，到现在老爷子脸还是绯红绯红的，毕竟人家关帝是忠义牌的，是有廉耻的。我申明：这事和关老爷子没关系，这都怪后人混的太惨，有钱无势，有名无份，早年也没征求关老爷子的意思，害的关帝寄神篱下，估计当时也不情愿，这次就更离谱了，听说关老爷子早年还来藏旅游，小住格萨尔庙2、3日，现在是无颜再来了。可以说现在这里是空庙，估计格萨尔也被拆迁了，也许还是光拆不迁（再没去过，我猜的），反正二位神仙都不在了，谁去你谁都供不着，那庙里你非得说供了什么，可能供的是“没羞神”。当然，如果你有随便给人借宿、借东西的坏毛病，定期去那里转转还是有好处的。
回头看历史总是很惊险--如果当时申请的是在大昭寺借个库房、偏房供奉孔子，现在的大昭寺只怕就成了孔庙了，，！...险哪！..汗啊！
http://danda-466572.tibetcul.com/769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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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農奴"翻身以後怎樣?
作者： 丁一夫
據新華網拉薩2009年１月１６日報導，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決議，將設立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決定提交人大表決。1月19日自治區人大通過了這一提案，從此，每年的3月28日是西藏的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為什麼定在3月28日呢？因為1959年3月28日是中央宣佈解散西藏政府的日子，百萬農奴的解放，就是從原西藏政府下面解放出來。五十年光陰，西藏和中國經歷了多少變化。五十年後突然要紀念翻身解放，此舉可圈可點，值得一番回顧。
解放西藏不解放農奴
“解放西藏”的主要戰役於1950年10月打響，“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定是1951年5月在北京簽署的，解放軍進入拉薩則是在1951年10月底。規定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為3月28日，源自於1959年3月28日解散西藏政府，言下之意就是，解放西藏，不管是和平解放也好，武力解放也好，都還不是百萬農奴得到解放。解放西藏和解放農奴，當中有七八年的時間。這七八年裏發生了什麼？
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在佔領中國大部，宣佈成立新政府以後，開入西藏已成大勢所趨。昌都戰役和十七條協議，一手大棒一手胡蘿蔔，這兩手都舞得非常成功。西藏政府實力單薄，實際上沒有多少可以選擇的餘地。而中央政府方面的策略，也並無多少新意，無非是有了歷史機遇來實現清末張蔭棠的方略：“整頓西藏非收回政權不可，欲收回政權非用兵不可”。不過，用兵是否就能收回政權，收權是否就能解決西藏問題，卻是一個到現在還沒有定論的問題。
這個時候的毛澤東等領導人，表現得異乎尋常的謹慎。解放軍一進藏，當時的西北 局第二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習仲勳就在報告中指出，入藏幹部應根據實際情況做好民族工作，防止過急過高要求，內地藏族聚居地區暫不進行土地改革，喇嘛寺的土地均以不動為好，特別是佛教寺院的土地不宜過早徵收，在遊牧區也不應提“反惡霸”口號，半農半牧區也不進行土改。
可是，這種謹慎基本上是出於實際條件和策略的考量。毛澤東1952年4月1日說，入藏後政治上要“採取極端謹慎態度”，“以待公路修通，生產自給並對藏民物質利益有所改善之後，方能談得上某些較大的改革。” “我們在目前不僅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物質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群眾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上層基礎，勉強實行，害多利少。”所以，“西藏至少在兩三年內不能實行減 租，不能實行土改。”
中國共產黨是高度意識形態指導下，有明確目標和全盤計畫進行革命的。這種目標和計畫不會輕易改變，只是在一定階段內，策略和做法上要非常謹慎收斂。可是這種謹慎收斂到了具體執行者那裏，尺度的掌握會出現差別。顯然是因為下面的人掌握不好政策，所以，1952年4月8日，在《有關西藏的重要問題由中央處理》的檔中強調，“必須認識藏族問題的極端嚴重性”， “我方和藏方發生的政治，軍事，外交，貿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談和處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決”。1954年3月在憲法起草委員會上，毛澤東說：“他們信達賴，土司比信我們信得厲害的多，你要動他是不得的。”“十七條協議不實行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一定要實行。但其中哪一條你們現在不願實行，可以暫時不實行，可以拖。因為協議上並沒有說哪年哪月哪天一定要實行。已經拖了三年，如要拖，可再拖三年。三年過去後，還可拖三年，拖它九年也可以。”
這最初的幾年，被西方藏學界稱為共產黨和達賴喇嘛的蜜月期。這時候是不談農奴解放的。在宣傳中，中央派解放軍進入西藏，是為了驅逐外國帝國主義勢力，是為了國家統一。這一蜜月期的高峰，是中央邀請19歲的達賴喇嘛于1954-55年訪問了北京和內地城市。1955年2月，毛對達賴喇嘛說：“請你們放心，我們不會強迫你們辦任何事情。”這個時候的達賴喇嘛也對內地發生的建設和進步甚有好感。
照美國著名藏學家M. Goldstein的說法，這是胡蘿蔔加大棒的時期，而共產黨讓胡蘿蔔看上去對西藏上層精英非常有吸引力。
可是，當達賴喇嘛在1956年應邀去印度參加慶祝佛誕2500年的時候，他就產生了留而不歸的念頭，只是在尼赫魯和周恩來的輪流勸說下，才回到拉薩。周恩來親自向達賴喇嘛保證，西藏在今後六年內不搞民主改革，六年以後，如果藏人不願意，就繼續延後。1956年12月16日，發出《關於西藏在六年內不實行改革的方針》的文件。1957年8月8日毛澤東給達賴喇嘛的信說，去年對實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機構也太大了，這是缺點，現在決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內不改革。這看上去挺好，為什麼藏人就在這個時候要“叛亂”了呢？
康區和安多的民主改革是59年拉薩事件的起因
毛澤東和周恩來向達賴喇嘛關於西藏延後改革的承諾，有一個來自於十七條的誤區：關於西藏的一切政策，只是就拉薩政府管轄之下的西藏地區而言，並不包括周邊雲南，四川，甘肅，青海四省的藏區，這周邊四省的領導人，不受十七條以及後來中央對達賴喇嘛的承諾之約束。儘管最初幾年也曾經決定這些藏區暫時不搞土改，但是到1956年，這些地方的幹部就忍不住了。這時候，內地農村都開始了合作化運動，這些藏區急著趕上來，土改和合作化幾乎緊跟著展開。和這樣的“民主改革”同時展開的是對佛教寺廟及其僧尼的騷擾。這些藏區的藏人性格剛烈，他們反抗外界強加于他們的新政是有傳統的。於是，四省藏區紛紛出現了藏人的“叛亂”。
1955年，以藏人稱之為康區為主的西康省被撤銷，併入四川省，歸李井泉領導。那時候，鄧子恢在合作化問題上剛挨了毛澤東的批，毛澤東批評他是“小腳女人”，於是李井泉就邁開了大步，直奔農業合作化，也在四川藏區開展稱為“民主改革“的土改，騷擾寺院，侮辱喇嘛，收繳槍支，激起藏民反抗。僅僅幾個月後，在甘孜州新龍縣，藏人稱為Nyarong，即 清代稱為“瞻對”的地區，爆發了康巴人的暴動。在理塘，解放軍“平叛”出動飛機轟炸寺廟，震驚了所有得到消息的藏民。
青海省循化縣，是班禪喇嘛的故鄉。1958年初，青海地區大反“小腳女人”，提出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一次完成。任副縣長的溫都寺活佛加乃化等藏族上層人士被集中到縣城“學習”，實質上就是給關了起來。加乃化活佛當過班禪喇嘛的經師，在當地藏民中威望很高。於是藏人就集結起來，砍斷電線杆，包圍工作組，要求釋放加乃化活佛。解放軍兩個團的兵力，渡過黃河，包圍“叛亂分子”，擊斃了五百餘人，直到發現這些叛亂分子毫無還擊能力才停止射擊。然後又實行了大搜捕，一共抓了二千五百餘人，而當時全縣藏人不過一萬一千多人。同一天，加乃化活佛在學習班得知消息，自殺身亡。這就是著名的循化事件。（降邊嘉措《十世班禪喇嘛傳記》）
循化事件之所以在當時藏區的“叛亂”事件中特別重要，是因為它上了中央文件，成為此後的工作指導。1958年8月，中央肯定了青海省委關於循化事件的報告，批轉全國，在批語中提出了“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這一指導原則：“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工作中，應當結合當地條件，堅定不移地貫徹階級路線，要時刻記住：在階級社會裏，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不把握階級實質，是不能夠徹底解決民族問題的。”
今日回頭看1958年，那是全國上下自我感覺奇好的時候，似乎全然不知即將到來的大饑荒，以及以後幾十年的折騰。1958年6月，毛澤東在批示中說：“青海反動派叛亂，極好，勞動人民解放的時機就到了。”“西藏應準備對付那裏的全局叛亂，亂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動派敢於發動全局叛亂，那裏的勞動人民就可以早日獲得解放，毫無疑義。”
在1956年到1958年的兩三年時間裏，中國農村從合作化進入人民公社，一時曾經以為糧食已經過關（新華社1958年8月10日電：毛澤東視察河北農村，指示要及早抓明年糧食規劃，還應該考慮生產這麼多糧食怎麼辦的的問題，見《文匯報》1958年8月11日）。在總路線，大躍進和三面紅旗的口號下，中國領導人以為，實現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原則下的西藏“民主改革”的條件已經具備了。於是就在周邊四省藏區加緊土改和合作化，逼迫藏民反抗。一旦藏人反抗，就有了棄十七條協議和對達賴喇嘛的承諾不顧的理由，予以武力“平叛”。
1959年3月的拉薩事件，就是這樣發生的。達賴喇嘛從主政以後就一直持同中央政府合作的態度，在局勢越來越惡化的情況下，面對多次政治衝突，秉承非暴力和避免流血的宗旨，對中央派駐西藏的軍政幹部作出讓步，一讓再讓，不惜引起其他藏人的不解。如今回頭看，年輕達賴喇嘛的善意和忍讓並不能避免後來的事態發展。中國革命式的“民主改革”已成定局，只是五十年代後期的“頭腦發熱”加快了這個進程而已。
拉薩事件導致達賴喇嘛被迫出走印度流亡海外，中央政府宣佈解散西藏政府。這是五十年後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來歷。在這場對抗中，雖然實力強大的中央政府占了上風，可是毛澤東的有些話，聽起來好像有點底氣不足。拉薩事件半個月後，毛澤東在1959年4月15日最高國務會議上說：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會開會，商量在藏族地區搞點民主改革，聽了一點風，立即就傳到原西康這個區域，一些人就舉行武裝叛亂。”
搞“點”民主改革，“聽了一點風”就舉行武裝叛亂，這樣的說法，和毛澤東一貫的說話風格恰成對照。
在藏人地區如此“平叛”，死傷藏人無數，必須得有個說法。這個說法就是，由於人民代表“商量”搞“點”民主改革，哪知叛亂在先，所以中央平叛在後。中央政府以後在西藏是為了解放農奴，一切都是為了要把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藏人挽救出來，給他們以幸福的新生活。可是這一說法能不能站住腳，毛澤東那時並沒有底。在此前一個星期，1959年4月7日，毛澤東在給時任統戰部副部長，國家民委副主任汪鋒的信中提出，要研究西藏的情況：金沙江以西的人口，面積，農奴制度的內容，農奴和貴族的關係，產品雙方各得多少，共有多少喇嘛，貴族對農奴的政治關係，貴族是否有殺人權，是否私立審判，使用私刑，喇嘛廟對所屬農奴的剝削壓迫情況，喇嘛廟內部的剝削壓迫情況，剝皮抽筋有無其事？叛亂者占總人口的百分比，有無百分之五。四省各有多少藏人，共有多少？四省藏地面積多少？青海甘肅四川喇嘛廟訴苦運動所表現的情況如何？有人說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屬實？（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
可是，僅僅一個星期後，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已經說：“我看，西藏的農奴制度，就像我們春秋戰國時代那個莊園制度，說奴隸不是奴隸，說自由農民不是自由農民，是介乎這兩者之間的一種農奴制度。” “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裏的反動農奴主對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幾歲女孩子的腳骨拿來作樂器，還有拿人的頭骨作飲器喝酒。”
這些後來都大力宣傳的事情，其實那時毛澤東手裏並沒有資料。一直要到幾十年以後，人們才可能陸續知道，後來的宣傳，並沒有堅實的事實依據。
就在這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還提出，對西藏貴族莊園主，是否可以像對待民族資本家一樣採取贖買政策。可是實際上，“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這一原則已經全面貫徹，“平叛”以後的西藏，開始大搞階級鬥爭。隨後，全國出現大饑荒，黨內政治出現危機。藏區全面展開的民主改革出現偏差，著名藏學大師喜饒嘉措在1962年的民族工作會議上向統戰部李維漢部長發難，班禪喇嘛提出了七萬言書直言上諫。這一切，都無法改變階級鬥爭被外力引入藏區以後，藏人所經歷的一切了。
1962年9月，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1963年2月毛澤東提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同年，電影《農奴》在全國放映。舞臺上和廣播裏出現的藏族歌舞，清一色歌頌農奴的翻身解放，感激共產黨的似海恩情。西藏百萬農奴翻身解放以後到底怎樣了，除了宣傳以外，藏地以外的人們，其實一無所知。
上世紀八十年代，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在訪問歐洲的時候，曾經和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談到西藏問題。希思和一些外國友人一樣，剛在中國政府安排下訪問過西藏。希思對達賴喇嘛說，西藏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特別是在民眾對達賴喇嘛的支持方面，如今已不是往昔了。尤其是在年輕一代裏，對達賴喇嘛的支持正在飛快消失。達賴喇嘛的自傳中說到，達賴喇嘛聽後向他解釋，“我關心的不是達賴喇嘛的地位，而是六百萬生活在被佔領西藏的人民的權利。然後，我告訴他，就我所知，年輕一代裏對達賴喇嘛的支持現在處於最高的高峰，我的流亡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把西藏人民聯合了起來。”
這真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農奴翻身以後到底怎樣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美國人類學家戈爾斯坦，在西藏西部的羌塘拿出了一份田野工作報告，多少回答了這個問題。
翻身以後的西藏牧民
美國人類學家，著名藏學家梅爾文·戈爾斯坦在經過幾年努力以後，獲准在西藏西部羌塘實地考察牧民。戈爾斯坦在西方學界有“pro-China”的名聲，他的研究經常得到中國政府的協助，能夠從中國政府方面拿到其他西方學者得不到的材料。1959年前的西藏社會是不是封建農奴制，西方學界還有爭議，戈爾斯坦卻持肯定意見，認為舊西藏在政治上是封建制，在經濟上是農奴制。他是一個資料工作做得比較好的學者，即使不同意他的觀點的人，也很重視他所收集的文獻和實地調查資料。對舊西藏的牧民社會，戈爾斯坦引用一位老人的話說：
“舊社會，我們帕拉的牧民是一個叫做拉格雅帕·伊荷強的政治大實體（領地）的一部分，這個實體由10個相鄰的牧民點組成，屬於班禪喇嘛（聖座）。這裏所有的牧區都屬於班禪喇嘛所有，他從我們（牧民）中間任命一些官員來處理糾紛和收稅，他是我們的領主，雖然他本人從未來過這兒，但我們受他的管轄。”
事實上，藏地並非如很多漢地群眾至今還認為的那樣，是一個貴族和僧侶橫行作惡而無法無天的地方。藏地法律有悠久的歷史，有相當發達和詳備的制度。（徐曉光著《藏族法制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地方上解決不了的爭端就呈請班禪和他的高級官員，如果班禪也無法作出滿意的裁決，從理論上講可以最終上訴到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政府”（戈爾斯坦《今日西藏牧民》）。
戈爾斯坦相當簡明而清晰地描述了舊時的西藏牧民社會：“牧民家庭擁有自己的牲畜，可按自己的意願進行管理和處置。但是他們不能隨便離開這片土地，或帶著牲畜搬到另一個領地去，即使那裏歡迎他們也不行，他們世世代代被束縛在帕拉，受制于他們的領主。如果某種情況的出現使一個家庭感到非得帶著牲畜投奔一個新的領主時，新領主一般必須與原領主協商後支付一筆款子，以賠償損失。”
“從本質上說，所有的土地都屬於拉薩的西藏政府，但是幾百年來，都已劃歸貴族家族，大活佛和寺廟所有，以此作為其修繕費和維持生計的來源。……從本質上看，給予領主的領地于中世紀歐洲，沙俄和封建日本時代的采邑非常相似。”
“然而，被限制在一個領主的領地上並不意味著農牧民永遠不能離開原來的村莊和牧點，一般家庭只要完成對領主所盡地義務便可，也可雇用他人來替自己盡責。至於牧民外出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無論是串門，做生意或朝聖，領主只關心領地上源源而來的貢品，而不干涉臣民日常生活的具體安排。”
此外，當臣民（“農奴”）並不意味著貧窮。在伊荷強，班禪喇嘛的許多臣民都很富有，有的擁有幾千隻綿羊和山羊以及好幾百頭犛牛。鑒於這一點，在傳統的遊牧社會中發現明顯的階級差別實屬意料之中，例如，牧民中的貧苦階層可以成為富裕牧民的專職僕人或雇工，儘管雙方都是班禪喇嘛的臣民。”
“領主的臣民不僅負有義務而且也享有權利，只要臣民對班禪喇嘛盡了責，他就既不能驅逐他們也不能禁止他們進入他的牧場。……總的說來這是一種鬆散的制度，領主並不干涉牧民的日常生活。”
1959年“平叛”以後，由於這裏是班禪喇嘛的屬地，中央部分接受了班禪喇嘛的勸告，在這裏不搞內地的激進土改，實行逐步改革的方式。從1960年起，“所有的家庭都被按上一個正式的‘階級’成分”，儘管在這裏找不出馬克思主義定義下的“剝削”階級，被定為富裕戶或農奴主代理人的牧民家庭，只有一個前牧民官員，因為支持達賴喇嘛，受到沒收財產的懲罰。整個西藏的貴族及寺院喇嘛失去了他們的領地。伊荷強的寺院全部關閉，喇嘛被遣送回家，牧民只能在自己家裏設置佛堂，私下舉行儀式和禱告。
從1961年開始實施了“互助”計畫。從1960年到1966年，帕拉牧民的生活方式受到的破壞還比較輕。文化大革命開始延伸到這偏遠藏地，階級鬥爭開始強行實行，大搞鬥爭大會，宗教活動被禁止，經濟上開始迅速改為人民公社所有制。這意味著牧民將失去宗教自由，失去牲畜，失去自由安排放牧和做買賣的權利，這使他們無法忍受，於是借著文革中的派別鬥爭而起來反抗。隨後，解放軍進入帕拉牧區，擊潰牧民造反派武裝。帕拉牧區全面實行公社制度。
與此同時，在牧民中重新劃分“貧窮”“中等”和“富裕”三種成份，“富裕”牧民被定性為“剝削”，是“階級敵人”。這讓筆者想起，當年“插隊”到黑龍江省小興安嶺的鄂倫春族地區，文革中那裏的鄂倫春獵民也要劃分成分，於是有“貧下中獵”這樣的辭彙出現。
階級鬥爭被引入西藏牧民以後發生的事情，戈爾斯坦紀錄了一些採訪來的實例。作為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中國人，復述這樣的故事會引起生理上的不適和痛苦。有些牧民為了避免戴上壞分子的帽子，只好揭發批判自己的配偶或父母。而公社化使得牧民由私人牧主變成公社財產的入股人，恰如一個牧民所指出的：
“我們不過是公社的僕人而已，公社拿走了我們所有的牲畜和生產工具如擠奶桶和攪奶器，我們只好聽他們的使喚。”
牧區公社化以後，牧民生產發生的最大變化是失去了安排自己的勞動的自由，也失去了支配自己的勞動成果的自由：“牧民每週勞動7天，無冬無夏從不間斷，還附帶大量‘公益勞動”專案，實在沒有活兒幹時，就用石頭砌牆分割牧場。人們無法支配自己的生活，面對新主子的隨意調遣使喚，他們一籌莫展，只覺得自己如同奴隸一般。有個在舊社會很窮的牧民一語破的道出了牧民的普遍感受：‘在公社成立之前，要是你沒有吃至少總可以找點活幹，替人家放牧，幫傭，或乾脆要飯。但公社成立後，你餓了也只好幹熬。’”
這是公社化時期中國農民的普遍生活狀態，從那個時期過來的人如今應該還記得。不過，我們可能完全不知道，對藏人來說，這種生活的痛苦還更深一層，因為這是完全打碎了他們的傳統文化和民族心理，從外界強行引入階級和階級鬥爭，以此來毀滅他們的宗教和精神世界。於是，“農奴翻身以後怎樣”的問題有了下面戈爾斯坦給出的描述：
“牧民憎恨公社制度，不僅是出於他們經濟上的貧困，更多的是因為他們痛恨階級鬥爭大會，痛恨徹底摧毀了他們社會中的一切佛教遺跡。……他們認為這段時期北京的政策是謀求保持畜牧業生產，同時取消牧民傳統生活方式的社會和文化結構。因此，牧民深感他們成了被剝削的臣民階級，其境遇遠比在舊社會的‘農奴制度’下差得多。”
尼木事件
2009年，戈爾斯坦又出版了一本新書《西藏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尼木事件》（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ibet: The Nyemo Incident 1969）。文革史在中國一直是一個有禁忌有爭議的領域，西藏的文革史更是資料匱乏。文革中曾經發生過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可是對西藏的類似“武鬥”，尤其是傳說中的尼木事件等，外界幾乎一無所知。戈爾斯坦這本書，收集了中國政府方面的大量官方檔案檔，還收集了很多當事人的口述歷史，是迄今為止對尼木事件最為詳盡最為嚴謹的研究。
根據官方定性，尼木事件是文革武鬥期間發生在西藏尼木縣的一次“反革命叛亂”。當地一派群眾組織“造總”的成員，在一位叫做赤列曲珍的尼姑的動員下，攻擊解放軍支左工作隊，殺死了十幾個解放軍戰士。幾個星期後，解放軍出動鎮壓，逮捕並槍決了赤列曲珍等“叛亂”為首分子。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尼木事件的起因是什麼。
戈爾斯坦用大量資料講述文革中的西藏農民的經濟地位和遭遇。1959年以後，土改在西藏逐步展開，農民分到了屬於自己的土地，不再需要像歷史上那樣向政府，寺院或領主繳納租金，廢除了歷史上遺留的債務，廢除了差役，這些改革是“翻身農奴”所歡迎的。可惜的是，那時漢地已經人民公社化了，於是西藏在土改後迅速進入合作化，在文革開始前後組織人民公社。分給翻身農奴的土地，轉眼又讓人民公社收了去。比之解放前租種寺院或領主土地更不如的是，公社化後的農民們不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來耕作土地，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來處理土地上的產出。
根據全國統一的政策，人民公社土地上生產出來的糧食，首先要無償地繳納一部分給政府，這叫做“愛國公糧”。這其實就是土地稅。從這一點來說，農民和土地的關係，並沒有好過舊時代。土地的實際所有權並不屬於農民，本質上是屬於政府的。
對於農民來說，更糟糕的是，繳納了“愛國公糧”以後，剩下的糧食也不能自由處理。國家已經有了嚴格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人民公社如果要出售自己的糧食，只有一條路，就是賣給政府的糧站，這叫做“賣餘糧”。問題在於價格是由政府預先確定的，而且是掠奪性地低廉。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民們當然不願意廉價地出售自己的糧食，既然糧食價格這麼低，那就儘量先讓自己有足夠的糧食吃，實在有多餘才賣。可惜這個時候，農民都成了公社社員，已經不能自己做主了。公社幹部是吃計畫糧的國家幹部，多賣餘糧是他們的政績，他們要代農民做主，以公社和生產隊的名義，過量地向國家低價出售農民的糧食。所以，雖然賣餘糧從理論上講是“自願”的，實際上賣了餘糧以後，種地的農民自己竟不夠吃了。
在尼木一帶，翻身以前的農奴，歷史上每年每人一般可以有18克（克是西藏的計量單位，一克合十四公斤）糧食，合252公斤。公社化以後，每人每年的留糧只有12克，合168公斤，比舊時代減少了三分之一。其他酥油和肉類食品減少的幅度更大。對於公社社員來說，自己不僅不能決定怎麼種地，而且，生產出來的糧食，自己還沒有吃飽，就讓幹部做主交了愛國公糧，低價賣了餘糧。於是，公社化以後的中國農民，普遍失去了生產的積極性。生產積極性低了，產量就會下降，產量下降以後，愛國公糧還是要交，幹部們還遍刮浮誇風，虛報產量，強迫多賣餘糧，農民們的口糧就更低了。
所以，公社化時期的中國農民，處境是其歷史上最糟糕的，這種說法並不過分。而西藏的翻身農奴，還更多了一份艱難。西藏是一個地域廣袤而人口稀疏交通不便的地方。由於氣候原因，穀物在倉庫裏可以儲存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壞。西藏又是一個自然環境比較嚴酷的地方，出現地域性的自然災害造成糧食減產或牲畜死亡是經常有的事情。歷史上，農民除了向寺廟或領主莊園繳納糧食以外，還經常會把多餘的糧食和錢財捐獻給寺廟。一旦遇到自然災害，農民們就向寺廟借糧借錢。所以西方有學者認為，藏地的寺廟，還有類似西方社會銀行的功能。可見，作為佛法僧三寶之一的寺廟，不僅支持了藏民的精神世界，也是世俗社會物質生活的一個重要支柱。外人沒有生活在那個世界裏，往往理解不了，為什麼寺廟這樣的一個宗教設施，在藏民生活中有那麼重要的受人敬重的地位。
然而，公社化時期，藏地寺廟經過摧殘以後，全面萎縮。藏地一旦出現地域性的自然災害，當地寺廟和僧尼已經沒有能力解藏民之燃煤之急。外援即使存在，也可能因交通困難而無法送達。於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饑荒的藏地，出現了饑饉。歷史上從來沒有餓肚子的地方，也出現了餓死人的事情。
戈爾斯坦引用王力雄的話，指出公社化和糧食政策是尼木事件能發動起來的一個重要原因。戈爾斯坦在提供了尼木事件前因後果的詳盡資料以後，想證明一個結論，即尼木事件不是一個民族反抗事件，和漢藏問題沒有關係。他指出，尼木事件的形成，一方面是文革中群眾組織的派性，這和全國各地風行的武鬥一樣；另一方面，是一派群眾組織“造總”的個別頭頭，利用了藏民對轉世神靈的迷信，來達到為這一派群眾組織奪權的目的。這就要說到尼木事件中最富神秘色彩的部分，阿尼赤列曲珍。
根據戈爾斯坦的資料，赤列曲珍本來是一個普通的年輕僧尼，她對於民主改革毀壞寺廟是強烈不滿的，但也只是不滿而已。根據描述，她似乎還有一些健康或精神上的問題。文革中，她突然被周圍農民信奉為格薩爾王的一位姑姑，也是西藏的一個保護神的轉世，具有超乎異常的法力，能夠預言未來，保護信徒不受傷害。戈爾斯坦提供了一些當事人的口述，他們對於這位轉世神靈的法力深信不疑。群眾組織“造總”的頭頭，看到赤列曲珍的話具有發動群眾的不可替代的功效，認為利用赤列曲珍來爭取群眾的支持，是增加他們奪權成功的一個機會。就在赤列曲珍的發動下，發生了尼木事件這樣針對解放軍和政府的“暴動”。戈爾斯坦提供資料說明，“造總”的宣傳，理論，策略，領導人等等，都具有文革中典型的“革命群眾組織”的特徵，它的最重要的頭頭是個漢人。“造總”是文革的產物，而不是藏民族社會結構裏產生的東西。所以，戈爾斯坦認為，尼木事件本質上就是文革中在文化大革命宣傳下的派性武鬥事件，並不是藏民族的反抗事件，儘管參與者和事後被處決鎮壓的人大多是藏人，被殺死的解放軍大多是漢人，但是尼木事件不是一個民族問題。
可是，這個觀點受到了一些人的質疑。尼木事件中，赤列曲珍等積極參與者，喊出了“西藏獨立”和“達賴喇嘛萬歲”的口號，這恐怕很難說和民族問題一點沒有關係。而且，尼木事件之所以演變成殺死解放軍官兵的事件，無疑和赤列曲珍的發動，和她的追隨者處於一種狂熱狀態有關係。而赤列曲珍之所以有這樣的號召力，是因為她的追隨者相信，她是格薩爾王時代西藏一個保護神的轉世。這種信仰，這種精神因素，明顯帶有民族神話的特色。
這是有一點奇怪。戈爾斯坦是一位受人類學訓練的歷史學家，他當然不會不知道，神話在民族集體精神結構中的位置。像格薩爾王這樣的藏民族歷史神話，是藏民精神世界深層的一個重要部分。尼木事件中，參與“暴動”的人雖然打著“革命群眾造反組織”的旗幟，雖然舉著紅旗和毛澤東的像，但是內心裏鼓舞著他們的，還有藏民族的民族英雄格薩爾王。他們最終喊出“西藏獨立”的口號，不是偶然的。尼木事件的參與者，既有文革中群眾組織的外形，又有格薩爾王等轉世神靈的影子，那是被“翻身解放”和人民公社雙重“忽悠”了以後生活艱辛而感到憤怒的西藏農民。而尼木事件，和文革中同時期西藏的很多其他暴力事件，比如邊壩事件，日喀則事件一樣，是外來者把階級鬥爭強行引入藏地，在藏地社會強行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劃分階級，鼓吹“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而造成的惡性暴力事件。在這些事件中，受到最大傷害的顯然還是低層藏民，是“翻身農奴”。
農奴解放以後怎樣
農奴翻身以後的頭二十年，是藏地民眾處境最為艱難，精神最為痛苦的年代，他們不僅經歷了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長期饑饉，而且失去了他們生活中精神核心寺廟，失去了他們尊重和珍視的僧尼，失去了他們的領袖達賴喇嘛，甚至一度失去了曾經試圖和中央政府竭力合作的其他宗教領袖。這些是任何人無法否認的事實，因為這些事情，大多也是數億漢人農民的親身經歷。只不過對於高原上的藏民來說，由於寺廟的被毀和達賴喇嘛的出走，他們的苦難是雙重的，他們的痛苦更為深重。
於是，有了文革後撥亂反正時期中央對西藏政策的反省，總書記胡耀邦親自主持西藏工作會議，親自前往西藏，允諾給予藏人以更多自治權力。更重要的是，中央首先向境外的達賴喇嘛釋放善意，開啟達賴喇嘛回歸的談判，讓達賴喇嘛派出代表團前往藏地考察訪問。這個時候，中央政府主要領導人對藏民族所持的友好和善態度，是漢藏近百年歷史上最好的。
可是，誰也沒有料到，“翻身”頭二十年對藏地社會和精神上的破壞是那麼嚴重，在“翻身農奴”心底裏積累了那麼深的冤屈和不信任。達賴喇嘛代表團在藏地考察期間，藏族民眾的反應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令人大吃一驚。不幸的是，由於長期實行階級鬥爭，以對敵鬥爭的觀念來對待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使得中央和流亡藏人之間缺乏溝通管道，沒有及時形成處理微妙而脆弱的局面亟需的合作關係。藏地民眾爆發的悲情，直指中央政府“治藏”的合法性。只有達賴喇嘛能夠疏導平息藏人民眾中積累了二十年的冤屈，可惜雙方的溝通沒有能及時提供讓達賴喇嘛親自參與合作的機會，民眾有機會表達不滿而造成的政治風險卻提前呈現。八十年代後期，國內政治改革走向保守的同時，中央領導層放棄了打破漢藏關係僵局的決心，以八十年代後期漢藏兩地發生的不幸事件為標誌，結束了這短暫的第二次蜜月。內地政治改革和漢藏關係改善同時夭折，這也不是偶然的。
此後二十年，西藏政策又回到了歷史上中央政府“治”藏的傳統方略：經濟上實行補貼，建造更多的道路和房屋，以強調中央在西藏的“主權”存在，同時提高藏人的生活水準，改善藏地醫療教育；制度上實行“收權”，依靠文革中成長起來的左派管理，實權都掌握在中央派出的黨委書記手裏；精神上實行控制和改造，特別是對寺廟和僧尼的管理，政府用各種方式滲透控制，必要時不惜把軍隊開進寺廟。
從此以後，西藏政策的主導者，又漸漸地恢復了“敵情”觀念，在對待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方面，實際上又開始實行“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指導思想，特別是在對國內民眾的宣傳中，以極其惡劣的方式妖魔化達賴喇嘛。這種對達賴喇嘛的抹黑和侮辱，必定會引起藏人民眾中更深的悲情和冤屈。政府的對應方式則是禁止藏人表達對達賴喇嘛的崇拜和思念，用一種唯物主義者的傲慢來對待底層民眾的信仰。這就是最近二十年中央對西藏補貼越多，藏人卻仍不滿的內在原因。
由於當代物質進步和技術發展創造的條件，中央對西藏的掌控力度，超出了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代。運輸的改善，使得中央有能力在西藏維持任何數量的人力，保證“收回政權”的需要。可是，中央顯然還沒有重視，為什麼清末在藏地實行的“新政”改良無一例外地宣佈無疾而終。他們顯然還不理解，為什麼翻身以後半個世紀，農奴們還是不滿意。
如今的中央領導層，既沒有胡耀邦時代主政者反思西藏問題時的善意和決心，也缺乏那一代領導者的政治和道德權威。他們不可能像胡耀邦那樣，想明白了就下決心開創一個新局面。他們只會維持現狀。為此，除了胡蘿蔔，就是大棒。讓胡蘿蔔變得更吸引人，讓大棒變得更可怕。
為此，“階級鬥爭”又成了對藏政策的有機部分。無論是縱向比較幾百年歷史，還是橫向比較從印度次大陸到喜馬拉雅山區，從青藏高原到中國沿海這一大片土地上，從來沒有一個地方像如今的西藏那樣，有那麼多的軍警憲特在監視民眾的行動言論，有那麼多的政治壓力被強加於佛教寺廟。從來沒有哪個民族，像今日之藏人那樣，被如此粗暴地剝奪了信仰和精神的自由。
2008年3月的拉薩事件，讓所有人都看到，農奴解放半個世紀以後，他們仍然不幸福，他們感覺比以前更不幸福了。漢藏有識之士都指出，欲解決西藏問題，達賴喇嘛的回歸是一把鑰匙。只有藏人自己的精神領袖，能夠讓解放後的農奴得到心靈的歸宿。可惜，如今主政者更擔心的是中央“治藏”的合法性。於是，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出臺了。它強調農奴的解放，實際上還是在強調“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階級鬥爭的存在，是農奴需要“解放”的前提，也是在藏地搞鎮壓的合法性來源。然而，從歷史的長遠觀點來看，不管人們怎麼宣傳，百萬農奴“解放”固然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農奴解放以後怎樣，才能決定未來漢藏關係的走向。而階級鬥爭，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已經證明，那是一條災難之路。
你是不可能在階級鬥爭的道路上，走出一個祥和的社會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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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網拉薩2009年１月１６日報導，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決議，將設立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決定提交人大表決。1月19日自治區人大通過了這一提案，從此，每年的3月28日是西藏的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為什麼定在3月28日呢？因為1959年3月28日是中央宣佈解散西藏政府的日子，百萬農奴的解放，就是從原西藏政府下面解放出來。五十年光陰，西藏和中國經歷了多少變化。五十年後突然要紀念翻身解放，此舉可圈可點，值得一番回顧。
解放西藏不解放農奴
“解放西藏”的主要戰役於1950年10月打響，“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定是1951年5月在北京簽署的，解放軍進入拉薩則是在1951年10月底。規定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為3月28日，源自於1959年3月28日解散西藏政府，言下之意就是，解放西藏，不管是和平解放也好，武力解放也好，都還不是百萬農奴得到解放。解放西藏和解放農奴，當中有七八年的時間。這七八年裏發生了什麼？
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在佔領中國大部，宣佈成立新政府以後，開入西藏已成大勢所趨。昌都戰役和十七條協議，一手大棒一手胡蘿蔔，這兩手都舞得非常成功。西藏政府實力單薄，實際上沒有多少可以選擇的餘地。而中央政府方面的策略，也並無多少新意，無非是有了歷史機遇來實現清末張蔭棠的方略：“整頓西藏非收回政權不可，欲收回政權非用兵不可”。不過，用兵是否就能收回政權，收權是否就能解決西藏問題，卻是一個到現在還沒有定論的問題。
這個時候的毛澤東等領導人，表現得異乎尋常的謹慎。解放軍一進藏，當時的西北 局第二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習仲勳就在報告中指出，入藏幹部應根據實際情況做好民族工作，防止過急過高要求，內地藏族聚居地區暫不進行土地改革，喇嘛寺的土地均以不動為好，特別是佛教寺院的土地不宜過早徵收，在遊牧區也不應提“反惡霸”口號，半農半牧區也不進行土改。
可是，這種謹慎基本上是出於實際條件和策略的考量。毛澤東1952年4月1日說，入藏後政治上要“採取極端謹慎態度”，“以待公路修通，生產自給並對藏民物質利益有所改善之後，方能談得上某些較大的改革。” “我們在目前不僅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物質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群眾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上層基礎，勉強實行，害多利少。”所以，“西藏至少在兩三年內不能實行減 租，不能實行土改。”
中國共產黨是高度意識形態指導下，有明確目標和全盤計畫進行革命的。這種目標和計畫不會輕易改變，只是在一定階段內，策略和做法上要非常謹慎收斂。可是這種謹慎收斂到了具體執行者那裏，尺度的掌握會出現差別。顯然是因為下面的人掌握不好政策，所以，1952年4月8日，在《有關西藏的重要問題由中央處理》的檔中強調，“必須認識藏族問題的極端嚴重性”， “我方和藏方發生的政治，軍事，外交，貿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談和處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決”。1954年3月在憲法起草委員會上，毛澤東說：“他們信達賴，土司比信我們信得厲害的多，你要動他是不得的。”“十七條協議不實行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一定要實行。但其中哪一條你們現在不願實行，可以暫時不實行，可以拖。因為協議上並沒有說哪年哪月哪天一定要實行。已經拖了三年，如要拖，可再拖三年。三年過去後，還可拖三年，拖它九年也可以。”
這最初的幾年，被西方藏學界稱為共產黨和達賴喇嘛的蜜月期。這時候是不談農奴解放的。在宣傳中，中央派解放軍進入西藏，是為了驅逐外國帝國主義勢力，是為了國家統一。這一蜜月期的高峰，是中央邀請19歲的達賴喇嘛于1954-55年訪問了北京和內地城市。1955年2月，毛對達賴喇嘛說：“請你們放心，我們不會強迫你們辦任何事情。”這個時候的達賴喇嘛也對內地發生的建設和進步甚有好感。
照美國著名藏學家M. Goldstein的說法，這是胡蘿蔔加大棒的時期，而共產黨讓胡蘿蔔看上去對西藏上層精英非常有吸引力。
可是，當達賴喇嘛在1956年應邀去印度參加慶祝佛誕2500年的時候，他就產生了留而不歸的念頭，只是在尼赫魯和周恩來的輪流勸說下，才回到拉薩。周恩來親自向達賴喇嘛保證，西藏在今後六年內不搞民主改革，六年以後，如果藏人不願意，就繼續延後。1956年12月16日，發出《關於西藏在六年內不實行改革的方針》的文件。1957年8月8日毛澤東給達賴喇嘛的信說，去年對實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機構也太大了，這是缺點，現在決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內不改革。這看上去挺好，為什麼藏人就在這個時候要“叛亂”了呢？
康區和安多的民主改革是59年拉薩事件的起因
毛澤東和周恩來向達賴喇嘛關於西藏延後改革的承諾，有一個來自於十七條的誤區：關於西藏的一切政策，只是就拉薩政府管轄之下的西藏地區而言，並不包括周邊雲南，四川，甘肅，青海四省的藏區，這周邊四省的領導人，不受十七條以及後來中央對達賴喇嘛的承諾之約束。儘管最初幾年也曾經決定這些藏區暫時不搞土改，但是到1956年，這些地方的幹部就忍不住了。這時候，內地農村都開始了合作化運動，這些藏區急著趕上來，土改和合作化幾乎緊跟著展開。和這樣的“民主改革”同時展開的是對佛教寺廟及其僧尼的騷擾。這些藏區的藏人性格剛烈，他們反抗外界強加于他們的新政是有傳統的。於是，四省藏區紛紛出現了藏人的“叛亂”。
1955年，以藏人稱之為康區為主的西康省被撤銷，併入四川省，歸李井泉領導。那時候，鄧子恢在合作化問題上剛挨了毛澤東的批，毛澤東批評他是“小腳女人”，於是李井泉就邁開了大步，直奔農業合作化，也在四川藏區開展稱為“民主改革“的土改，騷擾寺院，侮辱喇嘛，收繳槍支，激起藏民反抗。僅僅幾個月後，在甘孜州新龍縣，藏人稱為Nyarong，即 清代稱為“瞻對”的地區，爆發了康巴人的暴動。在理塘，解放軍“平叛”出動飛機轟炸寺廟，震驚了所有得到消息的藏民。
青海省循化縣，是班禪喇嘛的故鄉。1958年初，青海地區大反“小腳女人”，提出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一次完成。任副縣長的溫都寺活佛加乃化等藏族上層人士被集中到縣城“學習”，實質上就是給關了起來。加乃化活佛當過班禪喇嘛的經師，在當地藏民中威望很高。於是藏人就集結起來，砍斷電線杆，包圍工作組，要求釋放加乃化活佛。解放軍兩個團的兵力，渡過黃河，包圍“叛亂分子”，擊斃了五百餘人，直到發現這些叛亂分子毫無還擊能力才停止射擊。然後又實行了大搜捕，一共抓了二千五百餘人，而當時全縣藏人不過一萬一千多人。同一天，加乃化活佛在學習班得知消息，自殺身亡。這就是著名的循化事件。（降邊嘉措《十世班禪喇嘛傳記》）
循化事件之所以在當時藏區的“叛亂”事件中特別重要，是因為它上了中央文件，成為此後的工作指導。1958年8月，中央肯定了青海省委關於循化事件的報告，批轉全國，在批語中提出了“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這一指導原則：“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工作中，應當結合當地條件，堅定不移地貫徹階級路線，要時刻記住：在階級社會裏，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不把握階級實質，是不能夠徹底解決民族問題的。”
今日回頭看1958年，那是全國上下自我感覺奇好的時候，似乎全然不知即將到來的大饑荒，以及以後幾十年的折騰。1958年6月，毛澤東在批示中說：“青海反動派叛亂，極好，勞動人民解放的時機就到了。”“西藏應準備對付那裏的全局叛亂，亂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動派敢於發動全局叛亂，那裏的勞動人民就可以早日獲得解放，毫無疑義。”
在1956年到1958年的兩三年時間裏，中國農村從合作化進入人民公社，一時曾經以為糧食已經過關（新華社1958年8月10日電：毛澤東視察河北農村，指示要及早抓明年糧食規劃，還應該考慮生產這麼多糧食怎麼辦的的問題，見《文匯報》1958年8月11日）。在總路線，大躍進和三面紅旗的口號下，中國領導人以為，實現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原則下的西藏“民主改革”的條件已經具備了。於是就在周邊四省藏區加緊土改和合作化，逼迫藏民反抗。一旦藏人反抗，就有了棄十七條協議和對達賴喇嘛的承諾不顧的理由，予以武力“平叛”。
1959年3月的拉薩事件，就是這樣發生的。達賴喇嘛從主政以後就一直持同中央政府合作的態度，在局勢越來越惡化的情況下，面對多次政治衝突，秉承非暴力和避免流血的宗旨，對中央派駐西藏的軍政幹部作出讓步，一讓再讓，不惜引起其他藏人的不解。如今回頭看，年輕達賴喇嘛的善意和忍讓並不能避免後來的事態發展。中國革命式的“民主改革”已成定局，只是五十年代後期的“頭腦發熱”加快了這個進程而已。
拉薩事件導致達賴喇嘛被迫出走印度流亡海外，中央政府宣佈解散西藏政府。這是五十年後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來歷。在這場對抗中，雖然實力強大的中央政府占了上風，可是毛澤東的有些話，聽起來好像有點底氣不足。拉薩事件半個月後，毛澤東在1959年4月15日最高國務會議上說：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會開會，商量在藏族地區搞點民主改革，聽了一點風，立即就傳到原西康這個區域，一些人就舉行武裝叛亂。”
搞“點”民主改革，“聽了一點風”就舉行武裝叛亂，這樣的說法，和毛澤東一貫的說話風格恰成對照。
在藏人地區如此“平叛”，死傷藏人無數，必須得有個說法。這個說法就是，由於人民代表“商量”搞“點”民主改革，哪知叛亂在先，所以中央平叛在後。中央政府以後在西藏是為了解放農奴，一切都是為了要把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藏人挽救出來，給他們以幸福的新生活。可是這一說法能不能站住腳，毛澤東那時並沒有底。在此前一個星期，1959年4月7日，毛澤東在給時任統戰部副部長，國家民委副主任汪鋒的信中提出，要研究西藏的情況：金沙江以西的人口，面積，農奴制度的內容，農奴和貴族的關係，產品雙方各得多少，共有多少喇嘛，貴族對農奴的政治關係，貴族是否有殺人權，是否私立審判，使用私刑，喇嘛廟對所屬農奴的剝削壓迫情況，喇嘛廟內部的剝削壓迫情況，剝皮抽筋有無其事？叛亂者占總人口的百分比，有無百分之五。四省各有多少藏人，共有多少？四省藏地面積多少？青海甘肅四川喇嘛廟訴苦運動所表現的情況如何？有人說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屬實？（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
可是，僅僅一個星期後，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已經說：“我看，西藏的農奴制度，就像我們春秋戰國時代那個莊園制度，說奴隸不是奴隸，說自由農民不是自由農民，是介乎這兩者之間的一種農奴制度。” “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裏的反動農奴主對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幾歲女孩子的腳骨拿來作樂器，還有拿人的頭骨作飲器喝酒。”
這些後來都大力宣傳的事情，其實那時毛澤東手裏並沒有資料。一直要到幾十年以後，人們才可能陸續知道，後來的宣傳，並沒有堅實的事實依據。
就在這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還提出，對西藏貴族莊園主，是否可以像對待民族資本家一樣採取贖買政策。可是實際上，“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這一原則已經全面貫徹，“平叛”以後的西藏，開始大搞階級鬥爭。隨後，全國出現大饑荒，黨內政治出現危機。藏區全面展開的民主改革出現偏差，著名藏學大師喜饒嘉措在1962年的民族工作會議上向統戰部李維漢部長發難，班禪喇嘛提出了七萬言書直言上諫。這一切，都無法改變階級鬥爭被外力引入藏區以後，藏人所經歷的一切了。
1962年9月，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1963年2月毛澤東提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同年，電影《農奴》在全國放映。舞臺上和廣播裏出現的藏族歌舞，清一色歌頌農奴的翻身解放，感激共產黨的似海恩情。西藏百萬農奴翻身解放以後到底怎樣了，除了宣傳以外，藏地以外的人們，其實一無所知。
上世紀八十年代，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在訪問歐洲的時候，曾經和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談到西藏問題。希思和一些外國友人一樣，剛在中國政府安排下訪問過西藏。希思對達賴喇嘛說，西藏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特別是在民眾對達賴喇嘛的支持方面，如今已不是往昔了。尤其是在年輕一代裏，對達賴喇嘛的支持正在飛快消失。達賴喇嘛的自傳中說到，達賴喇嘛聽後向他解釋，“我關心的不是達賴喇嘛的地位，而是六百萬生活在被佔領西藏的人民的權利。然後，我告訴他，就我所知，年輕一代裏對達賴喇嘛的支持現在處於最高的高峰，我的流亡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把西藏人民聯合了起來。”
這真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農奴翻身以後到底怎樣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美國人類學家戈爾斯坦，在西藏西部的羌塘拿出了一份田野工作報告，多少回答了這個問題。
翻身以後的西藏牧民
美國人類學家，著名藏學家梅爾文·戈爾斯坦在經過幾年努力以後，獲准在西藏西部羌塘實地考察牧民。戈爾斯坦在西方學界有“pro-China”的名聲，他的研究經常得到中國政府的協助，能夠從中國政府方面拿到其他西方學者得不到的材料。1959年前的西藏社會是不是封建農奴制，西方學界還有爭議，戈爾斯坦卻持肯定意見，認為舊西藏在政治上是封建制，在經濟上是農奴制。他是一個資料工作做得比較好的學者，即使不同意他的觀點的人，也很重視他所收集的文獻和實地調查資料。對舊西藏的牧民社會，戈爾斯坦引用一位老人的話說：
“舊社會，我們帕拉的牧民是一個叫做拉格雅帕·伊荷強的政治大實體（領地）的一部分，這個實體由10個相鄰的牧民點組成，屬於班禪喇嘛（聖座）。這裏所有的牧區都屬於班禪喇嘛所有，他從我們（牧民）中間任命一些官員來處理糾紛和收稅，他是我們的領主，雖然他本人從未來過這兒，但我們受他的管轄。”
事實上，藏地並非如很多漢地群眾至今還認為的那樣，是一個貴族和僧侶橫行作惡而無法無天的地方。藏地法律有悠久的歷史，有相當發達和詳備的制度。（徐曉光著《藏族法制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地方上解決不了的爭端就呈請班禪和他的高級官員，如果班禪也無法作出滿意的裁決，從理論上講可以最終上訴到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政府”（戈爾斯坦《今日西藏牧民》）。
戈爾斯坦相當簡明而清晰地描述了舊時的西藏牧民社會：“牧民家庭擁有自己的牲畜，可按自己的意願進行管理和處置。但是他們不能隨便離開這片土地，或帶著牲畜搬到另一個領地去，即使那裏歡迎他們也不行，他們世世代代被束縛在帕拉，受制于他們的領主。如果某種情況的出現使一個家庭感到非得帶著牲畜投奔一個新的領主時，新領主一般必須與原領主協商後支付一筆款子，以賠償損失。”
“從本質上說，所有的土地都屬於拉薩的西藏政府，但是幾百年來，都已劃歸貴族家族，大活佛和寺廟所有，以此作為其修繕費和維持生計的來源。……從本質上看，給予領主的領地于中世紀歐洲，沙俄和封建日本時代的采邑非常相似。”
“然而，被限制在一個領主的領地上並不意味著農牧民永遠不能離開原來的村莊和牧點，一般家庭只要完成對領主所盡地義務便可，也可雇用他人來替自己盡責。至於牧民外出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無論是串門，做生意或朝聖，領主只關心領地上源源而來的貢品，而不干涉臣民日常生活的具體安排。”
此外，當臣民（“農奴”）並不意味著貧窮。在伊荷強，班禪喇嘛的許多臣民都很富有，有的擁有幾千隻綿羊和山羊以及好幾百頭犛牛。鑒於這一點，在傳統的遊牧社會中發現明顯的階級差別實屬意料之中，例如，牧民中的貧苦階層可以成為富裕牧民的專職僕人或雇工，儘管雙方都是班禪喇嘛的臣民。”
“領主的臣民不僅負有義務而且也享有權利，只要臣民對班禪喇嘛盡了責，他就既不能驅逐他們也不能禁止他們進入他的牧場。……總的說來這是一種鬆散的制度，領主並不干涉牧民的日常生活。”
1959年“平叛”以後，由於這裏是班禪喇嘛的屬地，中央部分接受了班禪喇嘛的勸告，在這裏不搞內地的激進土改，實行逐步改革的方式。從1960年起，“所有的家庭都被按上一個正式的‘階級’成分”，儘管在這裏找不出馬克思主義定義下的“剝削”階級，被定為富裕戶或農奴主代理人的牧民家庭，只有一個前牧民官員，因為支持達賴喇嘛，受到沒收財產的懲罰。整個西藏的貴族及寺院喇嘛失去了他們的領地。伊荷強的寺院全部關閉，喇嘛被遣送回家，牧民只能在自己家裏設置佛堂，私下舉行儀式和禱告。
從1961年開始實施了“互助”計畫。從1960年到1966年，帕拉牧民的生活方式受到的破壞還比較輕。文化大革命開始延伸到這偏遠藏地，階級鬥爭開始強行實行，大搞鬥爭大會，宗教活動被禁止，經濟上開始迅速改為人民公社所有制。這意味著牧民將失去宗教自由，失去牲畜，失去自由安排放牧和做買賣的權利，這使他們無法忍受，於是借著文革中的派別鬥爭而起來反抗。隨後，解放軍進入帕拉牧區，擊潰牧民造反派武裝。帕拉牧區全面實行公社制度。
與此同時，在牧民中重新劃分“貧窮”“中等”和“富裕”三種成份，“富裕”牧民被定性為“剝削”，是“階級敵人”。這讓筆者想起，當年“插隊”到黑龍江省小興安嶺的鄂倫春族地區，文革中那裏的鄂倫春獵民也要劃分成分，於是有“貧下中獵”這樣的辭彙出現。
階級鬥爭被引入西藏牧民以後發生的事情，戈爾斯坦紀錄了一些採訪來的實例。作為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中國人，復述這樣的故事會引起生理上的不適和痛苦。有些牧民為了避免戴上壞分子的帽子，只好揭發批判自己的配偶或父母。而公社化使得牧民由私人牧主變成公社財產的入股人，恰如一個牧民所指出的：
“我們不過是公社的僕人而已，公社拿走了我們所有的牲畜和生產工具如擠奶桶和攪奶器，我們只好聽他們的使喚。”
牧區公社化以後，牧民生產發生的最大變化是失去了安排自己的勞動的自由，也失去了支配自己的勞動成果的自由：“牧民每週勞動7天，無冬無夏從不間斷，還附帶大量‘公益勞動”專案，實在沒有活兒幹時，就用石頭砌牆分割牧場。人們無法支配自己的生活，面對新主子的隨意調遣使喚，他們一籌莫展，只覺得自己如同奴隸一般。有個在舊社會很窮的牧民一語破的道出了牧民的普遍感受：‘在公社成立之前，要是你沒有吃至少總可以找點活幹，替人家放牧，幫傭，或乾脆要飯。但公社成立後，你餓了也只好幹熬。’”
這是公社化時期中國農民的普遍生活狀態，從那個時期過來的人如今應該還記得。不過，我們可能完全不知道，對藏人來說，這種生活的痛苦還更深一層，因為這是完全打碎了他們的傳統文化和民族心理，從外界強行引入階級和階級鬥爭，以此來毀滅他們的宗教和精神世界。於是，“農奴翻身以後怎樣”的問題有了下面戈爾斯坦給出的描述：
“牧民憎恨公社制度，不僅是出於他們經濟上的貧困，更多的是因為他們痛恨階級鬥爭大會，痛恨徹底摧毀了他們社會中的一切佛教遺跡。……他們認為這段時期北京的政策是謀求保持畜牧業生產，同時取消牧民傳統生活方式的社會和文化結構。因此，牧民深感他們成了被剝削的臣民階級，其境遇遠比在舊社會的‘農奴制度’下差得多。”
尼木事件
2009年，戈爾斯坦又出版了一本新書《西藏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尼木事件》（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ibet: The Nyemo Incident 1969）。文革史在中國一直是一個有禁忌有爭議的領域，西藏的文革史更是資料匱乏。文革中曾經發生過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可是對西藏的類似“武鬥”，尤其是傳說中的尼木事件等，外界幾乎一無所知。戈爾斯坦這本書，收集了中國政府方面的大量官方檔案檔，還收集了很多當事人的口述歷史，是迄今為止對尼木事件最為詳盡最為嚴謹的研究。
根據官方定性，尼木事件是文革武鬥期間發生在西藏尼木縣的一次“反革命叛亂”。當地一派群眾組織“造總”的成員，在一位叫做赤列曲珍的尼姑的動員下，攻擊解放軍支左工作隊，殺死了十幾個解放軍戰士。幾個星期後，解放軍出動鎮壓，逮捕並槍決了赤列曲珍等“叛亂”為首分子。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尼木事件的起因是什麼。
戈爾斯坦用大量資料講述文革中的西藏農民的經濟地位和遭遇。1959年以後，土改在西藏逐步展開，農民分到了屬於自己的土地，不再需要像歷史上那樣向政府，寺院或領主繳納租金，廢除了歷史上遺留的債務，廢除了差役，這些改革是“翻身農奴”所歡迎的。可惜的是，那時漢地已經人民公社化了，於是西藏在土改後迅速進入合作化，在文革開始前後組織人民公社。分給翻身農奴的土地，轉眼又讓人民公社收了去。比之解放前租種寺院或領主土地更不如的是，公社化後的農民們不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來耕作土地，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來處理土地上的產出。
根據全國統一的政策，人民公社土地上生產出來的糧食，首先要無償地繳納一部分給政府，這叫做“愛國公糧”。這其實就是土地稅。從這一點來說，農民和土地的關係，並沒有好過舊時代。土地的實際所有權並不屬於農民，本質上是屬於政府的。
對於農民來說，更糟糕的是，繳納了“愛國公糧”以後，剩下的糧食也不能自由處理。國家已經有了嚴格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人民公社如果要出售自己的糧食，只有一條路，就是賣給政府的糧站，這叫做“賣餘糧”。問題在於價格是由政府預先確定的，而且是掠奪性地低廉。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民們當然不願意廉價地出售自己的糧食，既然糧食價格這麼低，那就儘量先讓自己有足夠的糧食吃，實在有多餘才賣。可惜這個時候，農民都成了公社社員，已經不能自己做主了。公社幹部是吃計畫糧的國家幹部，多賣餘糧是他們的政績，他們要代農民做主，以公社和生產隊的名義，過量地向國家低價出售農民的糧食。所以，雖然賣餘糧從理論上講是“自願”的，實際上賣了餘糧以後，種地的農民自己竟不夠吃了。
在尼木一帶，翻身以前的農奴，歷史上每年每人一般可以有18克（克是西藏的計量單位，一克合十四公斤）糧食，合252公斤。公社化以後，每人每年的留糧只有12克，合168公斤，比舊時代減少了三分之一。其他酥油和肉類食品減少的幅度更大。對於公社社員來說，自己不僅不能決定怎麼種地，而且，生產出來的糧食，自己還沒有吃飽，就讓幹部做主交了愛國公糧，低價賣了餘糧。於是，公社化以後的中國農民，普遍失去了生產的積極性。生產積極性低了，產量就會下降，產量下降以後，愛國公糧還是要交，幹部們還遍刮浮誇風，虛報產量，強迫多賣餘糧，農民們的口糧就更低了。
所以，公社化時期的中國農民，處境是其歷史上最糟糕的，這種說法並不過分。而西藏的翻身農奴，還更多了一份艱難。西藏是一個地域廣袤而人口稀疏交通不便的地方。由於氣候原因，穀物在倉庫裏可以儲存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壞。西藏又是一個自然環境比較嚴酷的地方，出現地域性的自然災害造成糧食減產或牲畜死亡是經常有的事情。歷史上，農民除了向寺廟或領主莊園繳納糧食以外，還經常會把多餘的糧食和錢財捐獻給寺廟。一旦遇到自然災害，農民們就向寺廟借糧借錢。所以西方有學者認為，藏地的寺廟，還有類似西方社會銀行的功能。可見，作為佛法僧三寶之一的寺廟，不僅支持了藏民的精神世界，也是世俗社會物質生活的一個重要支柱。外人沒有生活在那個世界裏，往往理解不了，為什麼寺廟這樣的一個宗教設施，在藏民生活中有那麼重要的受人敬重的地位。
然而，公社化時期，藏地寺廟經過摧殘以後，全面萎縮。藏地一旦出現地域性的自然災害，當地寺廟和僧尼已經沒有能力解藏民之燃煤之急。外援即使存在，也可能因交通困難而無法送達。於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饑荒的藏地，出現了饑饉。歷史上從來沒有餓肚子的地方，也出現了餓死人的事情。
戈爾斯坦引用王力雄的話，指出公社化和糧食政策是尼木事件能發動起來的一個重要原因。戈爾斯坦在提供了尼木事件前因後果的詳盡資料以後，想證明一個結論，即尼木事件不是一個民族反抗事件，和漢藏問題沒有關係。他指出，尼木事件的形成，一方面是文革中群眾組織的派性，這和全國各地風行的武鬥一樣；另一方面，是一派群眾組織“造總”的個別頭頭，利用了藏民對轉世神靈的迷信，來達到為這一派群眾組織奪權的目的。這就要說到尼木事件中最富神秘色彩的部分，阿尼赤列曲珍。
根據戈爾斯坦的資料，赤列曲珍本來是一個普通的年輕僧尼，她對於民主改革毀壞寺廟是強烈不滿的，但也只是不滿而已。根據描述，她似乎還有一些健康或精神上的問題。文革中，她突然被周圍農民信奉為格薩爾王的一位姑姑，也是西藏的一個保護神的轉世，具有超乎異常的法力，能夠預言未來，保護信徒不受傷害。戈爾斯坦提供了一些當事人的口述，他們對於這位轉世神靈的法力深信不疑。群眾組織“造總”的頭頭，看到赤列曲珍的話具有發動群眾的不可替代的功效，認為利用赤列曲珍來爭取群眾的支持，是增加他們奪權成功的一個機會。就在赤列曲珍的發動下，發生了尼木事件這樣針對解放軍和政府的“暴動”。戈爾斯坦提供資料說明，“造總”的宣傳，理論，策略，領導人等等，都具有文革中典型的“革命群眾組織”的特徵，它的最重要的頭頭是個漢人。“造總”是文革的產物，而不是藏民族社會結構裏產生的東西。所以，戈爾斯坦認為，尼木事件本質上就是文革中在文化大革命宣傳下的派性武鬥事件，並不是藏民族的反抗事件，儘管參與者和事後被處決鎮壓的人大多是藏人，被殺死的解放軍大多是漢人，但是尼木事件不是一個民族問題。
可是，這個觀點受到了一些人的質疑。尼木事件中，赤列曲珍等積極參與者，喊出了“西藏獨立”和“達賴喇嘛萬歲”的口號，這恐怕很難說和民族問題一點沒有關係。而且，尼木事件之所以演變成殺死解放軍官兵的事件，無疑和赤列曲珍的發動，和她的追隨者處於一種狂熱狀態有關係。而赤列曲珍之所以有這樣的號召力，是因為她的追隨者相信，她是格薩爾王時代西藏一個保護神的轉世。這種信仰，這種精神因素，明顯帶有民族神話的特色。
這是有一點奇怪。戈爾斯坦是一位受人類學訓練的歷史學家，他當然不會不知道，神話在民族集體精神結構中的位置。像格薩爾王這樣的藏民族歷史神話，是藏民精神世界深層的一個重要部分。尼木事件中，參與“暴動”的人雖然打著“革命群眾造反組織”的旗幟，雖然舉著紅旗和毛澤東的像，但是內心裏鼓舞著他們的，還有藏民族的民族英雄格薩爾王。他們最終喊出“西藏獨立”的口號，不是偶然的。尼木事件的參與者，既有文革中群眾組織的外形，又有格薩爾王等轉世神靈的影子，那是被“翻身解放”和人民公社雙重“忽悠”了以後生活艱辛而感到憤怒的西藏農民。而尼木事件，和文革中同時期西藏的很多其他暴力事件，比如邊壩事件，日喀則事件一樣，是外來者把階級鬥爭強行引入藏地，在藏地社會強行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劃分階級，鼓吹“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而造成的惡性暴力事件。在這些事件中，受到最大傷害的顯然還是低層藏民，是“翻身農奴”。
農奴解放以後怎樣
農奴翻身以後的頭二十年，是藏地民眾處境最為艱難，精神最為痛苦的年代，他們不僅經歷了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長期饑饉，而且失去了他們生活中精神核心寺廟，失去了他們尊重和珍視的僧尼，失去了他們的領袖達賴喇嘛，甚至一度失去了曾經試圖和中央政府竭力合作的其他宗教領袖。這些是任何人無法否認的事實，因為這些事情，大多也是數億漢人農民的親身經歷。只不過對於高原上的藏民來說，由於寺廟的被毀和達賴喇嘛的出走，他們的苦難是雙重的，他們的痛苦更為深重。
於是，有了文革後撥亂反正時期中央對西藏政策的反省，總書記胡耀邦親自主持西藏工作會議，親自前往西藏，允諾給予藏人以更多自治權力。更重要的是，中央首先向境外的達賴喇嘛釋放善意，開啟達賴喇嘛回歸的談判，讓達賴喇嘛派出代表團前往藏地考察訪問。這個時候，中央政府主要領導人對藏民族所持的友好和善態度，是漢藏近百年歷史上最好的。
可是，誰也沒有料到，“翻身”頭二十年對藏地社會和精神上的破壞是那麼嚴重，在“翻身農奴”心底裏積累了那麼深的冤屈和不信任。達賴喇嘛代表團在藏地考察期間，藏族民眾的反應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令人大吃一驚。不幸的是，由於長期實行階級鬥爭，以對敵鬥爭的觀念來對待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使得中央和流亡藏人之間缺乏溝通管道，沒有及時形成處理微妙而脆弱的局面亟需的合作關係。藏地民眾爆發的悲情，直指中央政府“治藏”的合法性。只有達賴喇嘛能夠疏導平息藏人民眾中積累了二十年的冤屈，可惜雙方的溝通沒有能及時提供讓達賴喇嘛親自參與合作的機會，民眾有機會表達不滿而造成的政治風險卻提前呈現。八十年代後期，國內政治改革走向保守的同時，中央領導層放棄了打破漢藏關係僵局的決心，以八十年代後期漢藏兩地發生的不幸事件為標誌，結束了這短暫的第二次蜜月。內地政治改革和漢藏關係改善同時夭折，這也不是偶然的。
此後二十年，西藏政策又回到了歷史上中央政府“治”藏的傳統方略：經濟上實行補貼，建造更多的道路和房屋，以強調中央在西藏的“主權”存在，同時提高藏人的生活水準，改善藏地醫療教育；制度上實行“收權”，依靠文革中成長起來的左派管理，實權都掌握在中央派出的黨委書記手裏；精神上實行控制和改造，特別是對寺廟和僧尼的管理，政府用各種方式滲透控制，必要時不惜把軍隊開進寺廟。
從此以後，西藏政策的主導者，又漸漸地恢復了“敵情”觀念，在對待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方面，實際上又開始實行“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指導思想，特別是在對國內民眾的宣傳中，以極其惡劣的方式妖魔化達賴喇嘛。這種對達賴喇嘛的抹黑和侮辱，必定會引起藏人民眾中更深的悲情和冤屈。政府的對應方式則是禁止藏人表達對達賴喇嘛的崇拜和思念，用一種唯物主義者的傲慢來對待底層民眾的信仰。這就是最近二十年中央對西藏補貼越多，藏人卻仍不滿的內在原因。
由於當代物質進步和技術發展創造的條件，中央對西藏的掌控力度，超出了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代。運輸的改善，使得中央有能力在西藏維持任何數量的人力，保證“收回政權”的需要。可是，中央顯然還沒有重視，為什麼清末在藏地實行的“新政”改良無一例外地宣佈無疾而終。他們顯然還不理解，為什麼翻身以後半個世紀，農奴們還是不滿意。
如今的中央領導層，既沒有胡耀邦時代主政者反思西藏問題時的善意和決心，也缺乏那一代領導者的政治和道德權威。他們不可能像胡耀邦那樣，想明白了就下決心開創一個新局面。他們只會維持現狀。為此，除了胡蘿蔔，就是大棒。讓胡蘿蔔變得更吸引人，讓大棒變得更可怕。
為此，“階級鬥爭”又成了對藏政策的有機部分。無論是縱向比較幾百年歷史，還是橫向比較從印度次大陸到喜馬拉雅山區，從青藏高原到中國沿海這一大片土地上，從來沒有一個地方像如今的西藏那樣，有那麼多的軍警憲特在監視民眾的行動言論，有那麼多的政治壓力被強加於佛教寺廟。從來沒有哪個民族，像今日之藏人那樣，被如此粗暴地剝奪了信仰和精神的自由。
2008年3月的拉薩事件，讓所有人都看到，農奴解放半個世紀以後，他們仍然不幸福，他們感覺比以前更不幸福了。漢藏有識之士都指出，欲解決西藏問題，達賴喇嘛的回歸是一把鑰匙。只有藏人自己的精神領袖，能夠讓解放後的農奴得到心靈的歸宿。可惜，如今主政者更擔心的是中央“治藏”的合法性。於是，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出臺了。它強調農奴的解放，實際上還是在強調“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階級鬥爭的存在，是農奴需要“解放”的前提，也是在藏地搞鎮壓的合法性來源。然而，從歷史的長遠觀點來看，不管人們怎麼宣傳，百萬農奴“解放”固然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農奴解放以後怎樣，才能決定未來漢藏關係的走向。而階級鬥爭，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已經證明，那是一條災難之路。
你是不可能在階級鬥爭的道路上，走出一個祥和的社會來的。
http://www.tibet.org.tw/com_detail.php?com_id=344
2010年1月28日星期四
嘉央諾布：圖伯特往昔的野生動物和自然保育
圖伯特鳥禽之王杜鵑鳥，下圖為飛翔之姿。
WILDLIFE AND NATURE CONSERVANCY IN OLD TIBET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
译者：台湾悬钩子
九零年代末期有一天傍晚在梅洛甘济，一些最近从拉萨来的我的朋友，带着达札仁波切来我家。他是1951年左右圆寂的前摄政王的转世化身。仁波切在五九年起义的时候，还只是个小男孩，但在其后的镇压里，他也跟一些年轻的朱古一起被囚禁：热振仁波切、康卓仁波切（Khardo Rimpoche）、直贡法王（Drigung Kyapgon）（译注1）等都一起被关在一个特别的处所进行劳动改造。邓小平的“自由化”后，这些年轻的喇嘛都被释放，而且得“平反”。达札被任命为西藏佛教协会的副主任之一。当然，仁波切从拉萨来到达兰萨拉，是为了朝见尊者，然而他年纪尚轻又很活泼外向，所以我的拉萨朋友们认为他也许会喜欢跟我聊聊。
那是个值得回味的晚上。仁波切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可以讲，虽然他只喝茶，但那天他就像我们这些喝啤酒与甜酒的人一样兴致高昂。仁波切与其他年轻的朱古被关押在一个特殊的处所，他们在那里不只像其他博巴一样必须挖沟渠、拖拉“夜土”（用来作肥料的人类粪便，译注2），在中国人典型的“虐待兼教训”的方式指定下，他们还必须做屠夫与渔夫，以亲身体会佛教徒悲悯心乃谬误虚伪之马列主义教育。仁波切变成一位渔夫，并且在羊卓雍措与羌塘瑰伟的纳木措水里捕鱼。在许多故事中，他告诉我们，有一天晚上他们的渔网被一个极大的生物缠住，弄得他们的汽船几乎翻船，然后那不知是什么的生物挣破网逃走了。
“俊”的好渔夫
仁波切也讲起他在“俊”（Jun）区捕鱼的事情。该地区崎岖多岩，土壤贫瘠，所以居民必须捕鱼为生。我知道那个地区，是因为该地方的人在五九年前，一向有自己的藏戏（ache-lhamo）剧团。仁波切说他遇到一些当地的渔夫，他们使用传统牦牛毛编织而成的渔网。他注意到他们渔网编织的方式，特别是网眼很大这一点，他问他们，为什么不用中国人用的尼龙网，网眼小多了。
其中一位年纪比较大的俊巴（Jun-pa，俊人）告诉仁波切，过去的图伯特政府规定他们渔网的网眼大小。当地的地方官员会定期来“俊”检查渔夫的渔网，以确保政府规定几个手指头（我忘了究竟几个）可以穿过的网眼尺寸确实受到遵守。官员也会向当地百姓们宣读某种像是诏令的文字，还告诉他们，网里面不准抓小鱼、鱼苗，好让小鱼们可以成长繁衍，不然的话，最后就没有大鱼，对俊地区人民的生计（tsowa）有负面的影响。达札仁波切似乎对于俊地区的渔民被灌输了十年西藏邪恶旧社会（chitso nyingpa）的共产主义宣传，却还是相信他们的老作法才是正确的，也还是相信图伯特政府的规定才是对的，而感到印象深刻。
讲这个故事时，我有点太啰嗦了，但我希望读者们能充分领会这个环境故事的现实面。我们博巴对我们这个民族长久以来，不仅对动物仁慈，而且不会像中国人现在那样，以惊人盲目又贪婪的方式，剥削利用我们的野生动物与自然环境，而感到骄傲当然是没错的。然而，在此同时，我们却一直没有办法把我们社会与文化里这一个正面又值得欣赏的面向，以一种有助我们的要求的方式来呈现－－我们的要求就是自己统治自己、自己照顾我们的土地与环境。
我感觉到我们错了，我们把我们的情况，几乎完全以宗教情感的方式来呈现，我们把我们自己描绘成甚至连一只蚊子也不忍心杀死的那一类人，对我来说，大体上所强调的，似乎是我们官方意识形态所主张的那种和平安静主义。这一点反映在电影《西藏七年》里面一幕让人颇感尴尬的场景：电影中，博巴工人与僧人狂热地从一个建筑工地拯救蚯蚓，而整个尊胜寺（Namgyal Monastery）忙着为那些虫的亡灵举行超渡法会（“在前世，这条无辜的虫是你的妈妈、你的爸爸。请不要再伤害它们了！”）。这一幕值得上《周末夜现场》的场景在银幕上播出时，我很想钻到椅子底下躲起来。
图伯特政府并不是告诉俊的子民（mi-ser）说打渔是一种不符佛教精神的作为。此区的人民当然也必须营生、缴税。所以虽然传统上图伯特对于打渔这件事，有宗教情感上无法认同的倾向(1)，却必须对俊巴、以及其他拥有类似情形的人网开一面。所以图伯特政府立法定则，以确保渔民（还有农民、牧民、采金矿者与其他人）都不会滥用资源，不会过度到破坏当地环境、甚至影响到其他所有人－－还有他们自己－－生计的程度。俊的渔夫也获准许，得以在拉萨与其他市镇村庄出售他们的渔获。然而为了遵守宗教礼节，小贩们会叫着“chu-labu say”（卖水萝卜）。当然没有人会因此被骗，但礼仪就此遵守了。某些拉萨人挺喜欢在吃糌粑的时候，来上一碟nyap-jen（生鱼片），以蒜头跟辣椒调味。
不管图伯特种种环保习惯背后的宗教观念如何崇高，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图伯特政府、宗教、社会机构，皆以实际又具体的方式来实践这些措施：透过立法、道德规章、年度庆典、风俗习惯、与保育机构等，而这些都被勤勉地纪录在政府的档案里，并定期向图伯特人民宣传公布。这大概使得图伯特变成世界上少数几个在二十世纪之前，就以这种出人意料的现代方式，从事长期生态保育计划的国家之一。
《山谷令》
图伯特政府努力宣传、并使老百姓都明晓的、有关于野生动物保育的法律与惯例，就是《山谷令》（(ri-lung tsatsik）。这份诏令每年在拉萨默朗钦莫庆典（祈愿大法会）举行以后颁布，其副本并发送到图伯特各地，每个地区的政府里去。专门研究图伯特法学的学者，蕾贝卡‧法兰奇（Rebecca French）访谈了“达赖喇嘛私人办室的一位前职员，他在数年的公职生涯里，腾抄了数百次（该份诏令）……。”政府文员腾写数百份诏谕的工作“……在新年结束后立刻开始。”他也“证实该诏令长达四十五行，使用最优美的书法，质量最佳的纸张书写，诏令的上方与底下还盖红色的大印。”(2)
当此诏令送到地区政府的总部时，地区裁判官／长官“宗本”必须首先把此份折叠好的文件放在头上。然后再把它放在柏枝与桑（译注3）所产生的熏烟上净化，才打开文件阅读。第二天，该地区的居民会受召前来，在地区政府所在的宗堡（Dzong）或城堡前的庭院里聚集。宗本接着会对他们高声朗读整份诏令，再念达赖喇嘛或摄政王的全名以及头衔、颁布诏令的藏历年份与日期，然后再提到文件上盖的官方印玺。接下来他会警告大家，如果违反诏令的话，会有处罚，而且大家不能以不知道这件事作借口，因为大家都已经听到此令的内容了。接着，宗本会把文件挂在“宗堡大门楣上的一块木板上头”。有时候此令是展示在帐篷（canape）下、或一个有掩蔽的空间里。一旦官员回到城堡里，所有的人就会聚集在诏令旁边，阅读诏令上的文字，或者用头碰触它，藉此得到达赖喇嘛的祝福，因为大型红色官玺就代表他。
圖說：在石製公佈欄裏《山谷令》。照相：休‧理查森。
这份文件大概四十英吋宽、八十至一百英吋长，使用的是单张无接缝、为此目的而特别制造的藏纸。其上的书法无一例外总是非常优美，并且总是使用朱匝（druk-tsa）体来书写。这些诏令有许多都以吉祥的符号来装饰。我看到的其中一份，纸张的最上头饰有金色的佛塔屋顶、文字的两旁还画着从两个宝瓶（bhumpa）里长出来、延着两根长柱蜿蜒而上的花朵图案。在达赖喇嘛或摄政王的印玺下面，有时还画着一小朵莲花，而这朵莲花有时候是握在一只雪狮或是大鹏金翅鸟（garuda）的爪子里。
这种诏令有标准的开场白，它首先描述图伯特是“雪域”，是佛陀的教诲受到遵守的地方，并且概括描述每位博巴所拥有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它也指示政府官员，不论中央或地方，要以无私的态度公平审判，并告诫他们不可以剥削人民。主要的内容也许还包括“……政府的贷款、私人贷款、合约等规定利率详情。”其中一个诏令特别禁止任何贷款收取复利。在此例中，这大概让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会相形见绌，显示图伯特政府是一个十分开明的机构。
《山谷令》一般是到了中段才开始谈到野生动物保育的问题。下面的摘文很巧合地是引自图伯特摄政达札仁波切于1944年所发布的命令：
“……为了佛法、为了利益有情众生，图伯特各区的首长、官员、村长皆受此令，除了鬣狗（原文如此：应指phara，即野狗）与野狼以外，必须禁止对所有动物的杀戮。水里的游鱼与水獭、山丘与森林里的动物、空中的飞鸟、所有被赋予生命的动物，不论大小，都必须受保护与拯救。首长们必须监督此令内容受到彻底地执行。”(3)
以下第二段摘文是来自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01年所颁布的诏令，由纽约的丹增曲札博士（Dr. Tenzing Choddak）翻译成英文：
“从藏历年的一月，也是纪念佛陀殊胜成就之节日（mon-lam chen-po，默朗钦莫，祈愿大法会）开始，一直到七月三十日，所有的博巴都必须严格遵守禁猎令。不准杀老虎、雪豹、棕熊、野狗与老鼠。一般而言，鸟类、未驯化的动物、鱼类、海豹（原文如此：应为水獭）与肉食性的野生动物，都包括在此禁令涵盖的范围里。……（虽然）官方的命令会经常发布，地区的官员，特别是在内地者，不应该为了疏忽或个人的贪欲而放松对上述禁猎令的监督……从现在开始，一定要仔细地研究、解释、传播此禁令，不得有误。所有生物的生命，不论大小，都不得伤害，以促进所有有情众生的和平与快乐。”(4)
老图伯特已故的一位政府官员，也是一位学者，索朗东觉哲彤（Sonam Tomjor Tethong）曾经告诉我，禁止杀死猛兽如野狗或野狼（phar-chang）的命令，依照当时的情况，可能每年不同。例如，假如牧人因（狗、狼）而损失许多牲口，度过了一个特别难过的冬天的话，那么杀死这样的猛兽还是可以的，或者假如这样的猛兽数量太多的话，也是可猎杀的。但如果国家遭逢灾难，或者遇上达赖喇嘛的“本命年”（kag）年，所有的狩猎都会遭到彻底禁止。
一位研究图伯特的西方学者，注意到每年禁止杀死野生动物的命令都会特别指定一段时间与具体细节，写道应该要考虑到此禁猎的时期“……与大型的野生动物之怀孕与生产季节吻合。”他又进一步提到“……我所访问的许多博巴都证实，当时的人已经有一种前现代的意识，知道哺育与怀胎时期是应该禁猎的。”(5)
圖說：第穆攝政王所頒布的詔令片段。提供者：扎西茨仁
《山谷令》的起源并不清楚。一个图伯特政府的网站提到：“早在1642年，第五世达赖喇嘛就发布了保护动物与环境的命令。自从那时候开始，这样的命令都会每年颁布。”(6)阿尼玛卿研究所的主任，无与伦比的学者扎西茨仁，告诉我虽然这可以当作政府正式颁布诏令的开始，然而提到这种保护令的文献，却早在仁蚌巴王朝（Rimpung dynasty）与藏巴王的统治时代就出现了。扎西啦很慷慨地向我展示1814年的一份古老《山谷令》，是由当时担任图伯特摄政、第二世的第穆朱古(demo kutok nyipa)，于木狗年所颁布的。
封山与封谷
除了颁布诏令指导民众以外，图伯特政府与僧众似乎采取了更实地参与的计划，来确保野生动物与环境受到确实的保护。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封山与封谷”（ri-gya lung-gya dompa）。纽西兰的东尼‧修伯（Tony Huber）教授在一份经过详细考证的论文里，告诉我们，这种独一无二的生态制度，似乎是从更古老的政教系统里的“区域封锁”（rgya sdom-pa）措施演化而来。但是到了十五世纪时，这种“封锁”的作法，已经演化成“……更受到佛法影响的道德法律制度，用来禁止各种狩猎与设陷阱捕捉野生动物。”(7)
修伯也告诉我们，这种习俗似乎变成“……地方／佛教徒的世俗统治者（通常的头衔为khri，即上师，或chos-gyal，即法王）或者一国之君，如摄政王与达赖喇嘛的专门领域。”第一份特别指定禁猎、禁渔的完整的ri-rgya lung-gya（区域封锁），是由江孜的博巴俗人统治者，饶丹昆桑（Rabten Kunsang，他也是白居寺壮观衮本－－佛塔兼庙宇复合体－－的兴建者）于1415年至1440年所颁布。
事实上，地方的领袖、寺院与（甘丹颇章）政府建立了一套系统，用现代化的术语来说，就是野生动物保护区、自然保留区、甚至是国家公园。也许这套系统可以拿来与英国与欧洲王公贵族的禁猎区相比。但这里也应该指出，在英国与欧洲的例子里，野生动物的保护，特别是野鹿与雉鸡类，都是为了王公贵族打猎的特权与乐趣而实施的。平民中试图猎捕这样的野生动物者，都被认为是“盗猎者”，而一直到不太久之前，都还因此罪而遭监禁、甚至问吊。
在图伯特，对违反封地令的人所施加的处罚随着个案而不同，但似乎并没有人因此罪而被处死，也未必是重刑。以奉献实物作为经济上的处罚（如为小区奉茶、在寺院点酥油点等等）是相当标准的措施，但通常被描述为“供养”。有时候也请寺院或地方的保护神（choskyon）来帮忙执行禁猎令。例如，猎人也许被要求，要把他的步枪或火枪拿出来供养该位神祗的神龛；这并非是不适当的动作，因为剑、矛、火器等武器都是这些神龛公认的特色。违反者也许会被要求必须在该位保护神之前立下神圣的誓言，这通常是有效的遏阻措施，因为这些神祗素有凶恶的名声。整个“封锁起来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建立，不只是发布命令、施加处罚就完事了。个别的喇嘛与统治者也必须准备在这样的活动里自掏腰胞，投入自己的经费。修伯教授举了有名的吉美林巴尊者（Jigme Lingpa）为例子，他买下了、封闭了多座山区，以表示对动物的慈悲。
被保护的对象不只是野生动物而已，也往往扩及整个环境：森林、草场、湖泊与溪流。拉达克的洛桑喇嘛告诉我，列城（Leh，拉达克首府）附近的一座森林，得到一个凶猛神祗完全的保护，祂不但阻止了地方居民去那里伐木，甚至连捡拾自然落下的小干与细枝都必须谨慎小心。
修伯详细列举这样的“区域封锁”如何进行的细节，还有受封闭的地区如何界定的各种不同方式。许多这样的区域都有精确的界线，可能与自然界的地标，或者文化的特征有关，通常是藉由命名特别指定的地区，或封锁地区的疆界特性，如水道、隘口等等而固定下来。其他的方法也许并不是那么精确，但也一样有效，甚至颇有独特的风味。第七世达赖喇嘛描述第穆曲德洛色林（Demo Choede Loseling）周围的受封锁寺院区，就在“……可以听到海螺号角声的地方。”
这篇论文也提出图伯特政府从十五世纪以降，所发布的公告与命令，显示出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一一列举受保护动物的类别与品种，还有那些不受命令保护的动物。在此摘录其中一道命令：“此法定保护范围进一步延伸，包括更小型的猎物及受管制的生物，如鸟、鱼、水獭、鸟蛋与蜜蜂。”常用的字眼是“所有住在干地、水中的大小生物。”(srog chags skam gsher du gnas pa che phra thams cad)
修伯所下的一个有趣的历史／法律结论是，“一个ri-rgya klung-rgya （译注4）区域封锁之建立，变成了一种立法行为。的确，我们对于稍后发生的ri-rgya klung-rgya式的封锁措施的详细知识，都是从图伯特古老的法律与行政文献之中获知的，包括寺院规章与寺院组织章程(bca’-yig)，公告与诏令(rtsa-tshig, bca’tshig, bka’-shog,等)，还有国家的法典 (khrims-yig)。”
即使不属于中央政府所管辖的图伯特地方，纵然政治的控制是零碎不完全的，法律与秩序也常常不存，却似乎也多少采取了类似的作法，虽然用的可能不是那么全面的方式。安多与康区部份地方的受访者，告诉修伯他们地方上亦有「封锁」的作法，他们以“ri-trims”（山的法律）或“ri-gya”（封山）来形容。
南开诺布仁波切（Namkhai Norbu Rimpoche）在1953年访问扎溪卡（Dzachukha，即今四川甘孜州石渠县 ）与果洛色达的牧民时，注意到当地亦有区域封锁的惯例。
国家野鸟保护区
查尔斯‧贝尔在对博巴民族性的诸多观察里，他注意到：“大部份的博巴都喜欢鸟。达赖喇嘛肯定是。我每次去觐见他，总是有一两只鸟在不太远的地方，可能是一只从印度飞来、会说话的鹦鹉(myna)……”我从我母亲与其他年纪更大的博巴那里听来的故事与轶事中，常常提到图伯特的鸟，特别是仙鹤（tung-tung）、胡兀鹫（jha-goe）以及杜鹃鸟（khuyu）。他们有时候会提到一个特别供养鸟的神龛，就在雅砻河谷的源头之处，雅鲁藏布之南，泽当的附近。
我第一次在书里读到这个独一无二的地方，是在我的根本上师蒋扬确吉罗卓（Jamyang Chökyi Lodrö）的上一世、转世朱古蒋扬钦哲（Jamyang Khyentse，中国大陆译“钦哲旺布”）的《卫藏道场胜迹志》（Guide to Holy Places of Central Tibet）中提到的，他说这个寺庙，称作“雅砻甲萨拉康”（Yarlung Jha-sa Lhakang）非常“著名”，里面还收藏着白柯赞法王（Chogyal Pel Khortsen）委托匠人制作的毘卢遮那佛（rNam snan，又称大日如来 ）的巨大塑像。
曾经在这些地方旅行的杜齐教授（Professor Tucci）在他的书里面，为此庙宇提供了多一点的讯息：“甲萨（Bya sa）是一座古老的萨迦巴喇嘛寺。在也许跟本寺一样历史悠久的大门之门楣上，雕刻着十一只动物。”
圖說：雅礱甲薩拉康。照相：休‧理查森。
然而最后提供我所寻求的信息的，是那位勇敢无畏的冒险家、也是最早研究图伯特的前辈学者之一，萨拉特‧钱德拉‧达斯（Sarat Chandra Das）。“我们渡过了雅砻河……经过了Yangta与Gyerpal村子，来到了雅砻的古老圣殿，称之为甲萨拉康，‘鸟类休息地之庙宇’，因为大群的鸟类在迁徙的中途，会在此地休息。此地位在雅鲁藏布的河岸上，是一座建筑精美、细心维护的建筑物，内有一个庭院，墙上有美丽的壁画。”(10)
一个比较晚近的记录，是由基思‧道文（Keith Dowman）在他的旅游指南中所提到的，他也提供了一些历史性的数据：这座庙宇是由朗达玛的孙子白柯赞法王所兴筑，落成年代大约在九世纪末，而此庙以“毘卢遮那佛的大型塑像闻名”。(11) 道文也告诉我们，这个古老的建筑物“……是图伯特最古老的建筑物之一……”并小心地受到保存，一直到1959年为止，“……现在只剩断壁颓垣，以一支塔钦（tharchen）旗杆作标记。”
然而在五九年前的图伯特，在藏历的三月十五日（五月上旬），会在此庙里举行一个特殊的仪式与庆典，好欢迎众鸟之王的杜鹃鸟，以及其他过境喜玛拉雅北迁的候鸟。拉萨会派出两位官员来此地迎接鸟王。在庙宇旁边的公园（林卡）里，会放一张很大的毡毯与皮垫，上面撒着各类的谷物－－青稞、小麦、豌豆等等。还会架设桌子，上面放着酥油茶、青稞酒（chang）、藏式甜饼干（khapsay，卡赛）、干果、坚果等等，再点两盏称之为“库玉曲美”（khuyu chome）即“杜鹃供灯”的特别酥油灯。
据说那只杜鹃鸟并不会直接飞到庙里，而是先在庙的南方几英哩处、兀鹫林卡（Jha-goe Lingka）前面的水晶岩（Shel Drak ）上停留。它先在那里稍事栖息，整理羽毛，或为了即将举行的仪式先做其他准备。杜鹃鸟王也会先派一只鸟作前哨，称之为使者鸟（khu-da）者，先到此区来探路，并检查庆典的准备进行得如何，以及万事是否井然有序。
然后杜鹃鸟王会飞到庙里，叫了三声之后，它跃上桌子，享用桌上的供品。其它众鸟也会跟着跳上桌享用美食。当地的人会尊敬地观看此仪式的进行，也很可能，是怀着心满意足的心情。这些鸟类准时的抵达，被认为是个好兆头，也是丰收年的象征。拉萨的官员、泽当宗的官员、甲萨庙的管理人、甲萨村的头人都会主持这个仪式。拉萨的官员会宣读一份文件，指示众鸟必须遵守佛陀的教诲，杜鹃鸟王必须公平地执法。(12)
不是只有博巴才认为杜鹃鸟是鸟禽之王。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在他的戏剧《鸟》中，甚至让杜鹃鸟成为埃及与“整个腓尼基”的国王。但不论杜鹃鸟是否为王族，它在许多文化中都是很受欢迎的鸟类，是一年中气候变暖、舒适日子即将来临的报信鸟。如同中古英格兰歌曲中唱的：“Sumer is icumen in, Laud sing Cuckoo.”（“夏天正要来临，杜鹃大声啼唱。”）(译注5)
不出人意料的，杜鹃鸟也在图伯特的宗教象征里找到了一席之地。《大圆满经》的基础经文之一《六金刚句》，也叫做《觉性杜鹃经》(译注6)，“因为杜鹃鸟的第一声啼鸣是春天的先声，所以此六诗句介绍了心性之完全觉悟。”(13)我想要给读者推荐一本迷人的、好似《本生经》（Jataka）一样美妙的民俗故事书，讲的是喜马拉雅的鸟族如何在一座圣山上，在杜鹃鸟王的领导之下聚集，然后被教授以佛法的生活方式与思考方式。这本书是由一位不知名的图伯特喇嘛于三世纪前所写，并由已故的爱德华‧孔兹教授（Edward Conze）翻译成《鸟类间的佛法》(14)，这本书不久之前出了一本修订的印度版本(2002年)，并且由贝考教授（Prof. J. Bacot）作序。
圖說：熱振寺。照相：休‧理查森。
在雅砻鸟庙举行典礼的一个月之后，类似的仪式也会在热振寺举行，热振寺是由阿底峡的大弟子仲敦巴于1056年所创建的。这个重要的噶当巴中心座落在一座美丽的峡谷里，位于拉萨正北八十公里之处。瑞士的饶噶拉仁波切（Rakra Rimpoche）告诉我每年藏历四月十五日在此寺所举行的鸟之庆典的事情，这个庆典称之为“热振库玉确巴”（Reting Khuyue Choepa ），即“热振杜鹃供奉”(Reting Cuckoo Offerings)之意。该寺的僧人为此节庆会举行特别的羌姆（cham，金刚法舞），也会像雅砻那般款待众鸟。
查尔斯‧贝尔向我们指出类似节庆可能举行的另外地点。“据信每年众鸟都会在拉萨以北的一个大湖附近举行它们自己的鸟族代表大会，会议上，众鸟之王的杜鹃鸟，会作出正义的裁判。俗话说，只要鸟族里有法律与正义，那么正义与公理也会在男人与女人间盛行……所以他（达赖喇嘛）每年都会派一位代表去参加鸟族代表大会。一位喇嘛会向它们演说法律与秩序的重要性，并在此同时给它们食物作为礼物。”(15)
圖說：納木措與念青唐古拉山脈
“拉萨以北的一个大湖”所指为何，是无法肯定的，但是极有可能是羌塘伟大壮丽的纳木措，此湖在拉萨正北方190公里之处。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也是无数鸟禽的家园，留鸟与候鸟皆有，它们在湖岸上交配繁殖、产卵、哺育它们的幼鸟。此区的野生动物本来种类非常多样化，数量也丰富，但目前因为中国人在此地进行商业、捞捕与狩猎，数量已经大幅地减少了。这整个区域传说是在图伯特最古老的山神之一的保护之下：念青唐古拉，也是“跨喜马拉雅”的一座崇高山脉，如同斯文‧赫定（Sven Hedin）所描写的。纳木措的守护女神，Namtso Chugmo，被认为是念青唐古拉山神的妻子。
这个区域最大的寺院，位于纳木措北岸的甲都贡巴（Jha-do gompa），“鸟汇集之寺”，乃在1959年被中国人所关闭，因为寺中的僧人支持了该区的牧人抵抗运动。寺院剩下来的空壳子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完全摧毁，而重建它的努力一直受到中国官僚所阻挡。这座寺院，或者其周围的地区，很有可能就是贝尔所说的“鸟族代表大会”召开的地点，也是每年举行庆典与喂食的地方。
一位旅行者最近写道，此湖“是年度政府所资助的法事，称之为 mTsho rdzes （供养湖神之宝物）的举行之地。这个仪式也由布达拉宫的审计部门所赞助，并且由尊胜寺的僧人亲临主持。它的目的是要确保人民的福祉、农作物的生长、与国家牲口的多产。举行的时间，就在冬天的冰块融解之时。”(16)
雅砻的甲萨庙、热振寺、与纳木措旁边的甲都寺，都位在候鸟从阿鲁纳洽尔地区（即Mon）到羌塘草原，几乎呈现一直线的迁徙路线上。所以可以想见这些庆典都是为了帮助这些筋疲力竭的候鸟，为它们在中途加油打气，让它们可以平安地飞到北边，繁殖哺育幼雏的地点，也可以让地方百姓知道此一重要事件的发生。
圖說：在帕里附近的甲薩寺。照相：華達爾。
另外一条鸟类迁徙到图伯特的“飞路”（"flyway"，飞翔路径）似乎是横跨不丹与锡金，飞过帕里附近的绰莫拉日峰（Chomolhari）地区。托马斯‧曼宁（Thomas Manning）在帕里地区，经过了绰莫拉日峰附近的桑曲佩林（Sam-chu Pelling）湖，描写该湖“……呈半冰冻状态，却充满了野鸭与雁鹅。”他也遇到成群的羚羊与藏羚羊（kyang）。有趣的是，曼宁以及其他早期的英格兰旅行者，不约而同提到了此区有一座甲萨贡巴（Chatsa and Chassa Goombah），“庇护鸟类的寺院”。华达尔说此寺院的地点在“绰莫拉日峰之侧”(17)，又说透纳上校的探险队于1783年在那里停留。
山缪尔‧透纳（Samuel Turner）称此湖为“Rhamtchieu” （兰曲湖），且对此区的鸟类生活作了一番观察：“此湖是许多水禽、野鹅、水鸭、小凫、鹳鸟常常飞来的地点，而冬天来临时，它们再飞往气候温和的地区。极大量的saurasses［原文如此］，是鹤类最大的一种，也在每年的固定季节里出现，他们还说，届时就可以采集任意数量的鹤蛋了；这些鹤蛋都储放在湖岸附近的鹤巢里。”(18)
当史宾赛‧查普曼上校（Spencer Chapman）在1937年试图攀登那座圣山时，他提到，就在登山探险队朝着甲萨寺前进，以攀登绰莫拉日山时，他看到“由南边飞来的赤麻鸭，从我们头上嘈杂地飞过，而很高的天空里还可见到一只头白尾白的鵟鹰，还有好几只兀鹫、角百灵与雪雀。”(19)
圖說：綽莫拉日峰與蘭曲（Rham-chu）湖。照相：恩斯特‧塞弗爾（Ernst Schafer）
曼宁也说明这个地区是官方指定的鸟类以及其它野生动物的保护区。他提到：“若不是因为我们的朋友贝玛在道德上有所忌讳的话，我们本来可以尽情打猎的。他强烈反对我们开枪猎鸟，坚持说那是犯了大罪，又说这样会得罪当地居民，特别是在绰莫拉日山的范围里。”(20)
绰莫拉日山、干城章嘉峰（Kanchenjunga）的东边，就是埃佛勒斯峰（珠穆朗玛峰）地区了。很难想象鸟类会选择这样一个气候严寒、危险万状的区域来作为可能的过境之处，但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部自然纪录片，是拍摄鸟类尝试飞越珠穆朗玛山脉，然而经过一两次拚命地尝试后，它们成功了。是否有可能，即使是在图伯特这个人迹罕至、偏远荒凉的地方，仍有某种形式的官方保护令（甚至帮助支持的措施），是传统上指定来利益那里的野生动物的呢？
1921年，当查尔斯‧贝尔请求图伯特政府给予攀爬珠穆朗玛峰的许可时，达赖喇嘛给了他一张藏纸，上面写着该座山峰的地区名称、方位以及其它信息。一位政府官员在这张纸上做了笔记，写着：“大雪峰五宝库（干城章嘉）的西边，靠近内岩谷（查绒布）寺院，属于白水晶城堡（协格尔宗）管辖范围之内，就是一个称之为‘鸟受保护的南乡’（Lho Chamalung）。”
稍后贝尔“跟最高级的秘书”谈了话，“最高级的秘书”是“一位敏锐、饱读古典经书的人”。该秘书告诉他“……图伯特为那座山峰取的名字是岗甲玛隆（Kang Chamalung），又说甲玛隆（Chamalung）是甲之玛隆巴（Cha Dzima Lungpa）的简称。”（博盖中对名字作简称是很平常的事。）岗（Kang）是“雪山”之意；甲（Cha）是“鸟”；之玛（Dzima）是“照顾”，隆巴（Lungpa）是“地方”。因此这个名字全部凑起来，意思是“鸟受照顾之地的雪山”，亦即“鸟类保护区里的雪山”。
贝尔又写道：“最高级的秘书告诉我，有一本古老又广为人知的经书，称之为《嘛呢全集》（Mani Kabum），其中纪录在图伯特众国王的时代里，也就是基督教第七世纪与第八世纪之时，大量的鸟禽接受当时国王的款待，在此地区接受喂食。” （21)
圖說：1922年的絨布寺。照相：約翰‧諾爾上校（John Baptist Lucius Noel）
诺尔上校（Captain Noel），也是珠峰首二次探险队的摄影师，在他的书里提供了他们当时拿到的图伯特护照之翻译。一段摘文如下：“……我们要求诸位先生们，在拜访珠穆朗玛时，尊重本国的法律，不要杀死鸟类与动物。”(22)诺尔上校也提到珠峰的附近地方，称之为甲玛隆（Chamalung），“鸟类保护区”，以及“……住在那里的各种生物都不受伤害、不受打扰。”
圖說：1981年的絨布寺。照相：蓋倫‧羅威爾（Galen Rowell）
诺尔上校观察查绒布寺高兴愉快的僧人，他描写博巴天性乐观，“虽然他们过的生活与世界上其他的民族一样困难艰苦……但笑声在图伯特处处可闻。”他又做出以下观察：“让你立刻感到与喇嘛们意气相投、志同道合的，就是他们的仁厚。整体而言，他们与一般的博巴大体上都是极为慷慨体贴的人。他们对于动物都是了不起的爱护，特别是野生的动物。”（23，译注7）这样的观察，以及其他探险队的报告里，提到鸟类与野生动物从隐士与喇嘛手里接受食物的事情，给西方留下了一种经久不褪、正面积极的印象。诺尔上校所拍的两部影片、跟着影片一起发表的演讲与幻灯片，在当时是大西洋两岸（译注8）备受媒体界瞩目的大事，几乎肯定就是让西方人认为图伯特是一个神奇又世外桃源的乌托邦的主要贡献者之一。而这种印象很大程度地取代了先前认为该国家是个野蛮、仇外、充满僧侣的落后封闭之地，后者是荣赫鹏时代、和在他之前的英国旅行者创造出来的；在某些案例中，明显是为了合理化军事入侵－－兴战的借口。
描写图伯特、中亚与“大博奕”而广受欢迎的作家彼得‧霍普柯克（Peter Hopkirk），在作品里附带提到了早期的埃佛勒斯峰探险队，可能就是使西方的图伯特神话得以经久不灭的贡献者。“那个寂静的山谷（查绒布），不受时间流逝的影响，各种不怕人类的小生物在其中横行无阻。也许就是因为登山者对于这个偏远难以到达的图伯特山谷、以及山谷中的寺院，所说的种种故事，才激发了詹姆斯‧希尔顿写出《失落的地平线》里的香格里拉。”(24)
在我先前的文章里，我写过这一种对于图伯特的描述，特别是以希尔顿小说作为灵感的主要来源、并激励了此类幻想小说之创作，是无法被心怀敌意的图伯特批评者完全消灭的，也不能被博巴现实主义者以为不管它就会烟消云散。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确知什么是图伯特文明真实、正面、值得欣赏的地方，而不是任其变成一种天马行空的幻想、故作可爱、太过情绪化的东西，如同许多例子里已经很不幸发生的情况。
许多描写博巴对动物很仁厚的西方旅行作家，倾向把焦点放在非比寻常、怪异的事件，而不经意地讥讽了这种民族美德。即使是海恩里西‧哈勒这样的老朋友，都夸大了博巴在这方面的行为。我上文里提到了蚯蚓的事，然而哈勒也提起博巴会在苍蝇飞到茶杯里时，感到惊慌失措。不错，哈勒的一两位贵族女士朋友也许会这样做，但其他的大部份人：农夫、牧人、马锅头等等，大概都只会把含有苍蝇部份的茶倒一点出来（当然，试着不淹死它），然后继续吃他们的早餐，不会大惊小怪。
几乎所有的英国旅行者都把博巴对于狩猎打渔的反感看成是宗教迷信的结果－－博巴成为一个相信野生动物与鸟类就是他们死去双亲与祖父母投胎转世的民族。这当然是纯然的胡扯。没有一位旅行者似乎曾经问过自己，图伯特宗教信仰是否规定双亲的投胎转世只能限于野生动物，而不是家禽家畜。当这些旅行者描写他们跟图伯特官员与友人一起吃饭，大啖显然包含羊肉或牛肉的菜肴时，他们都不提投胎转世的父母亲，或者这样是否就等同于转世性的吃人行为。
图伯特有一种普遍的民俗信仰，认为某座山的统治山神、某座湖与温泉的“拉”（nagas，译注9）会惩罚在该座山里或湖里打猎或打鱼的人。也有一种信仰是假如污染了特定的水源，将会导致生病或厄运的惩罚。但这种“迷信”显然并不能完全制止博巴打鱼（如同俊地区的人）或打猎，当他们不得已时。博巴们都喜欢枪，而且虽然宗教上有禁令，但是打猎在图伯特是相当普遍的。打猎也特别受到牧区、图伯特东部地区的年轻人的喜爱，也受到社会里经济情况不佳的人的欢迎，后者常常以野味来补充他们日常饮食的不足。
当然，禁止打猎的法律与禁令，肯定对此种行为是有限制与节制作用的，因此它们不只是宗教情感的装饰性表达，而是具有重要又实际的生态功能。而且，在大部分人的生活里，佛教反对杀生的禁令都有特别具影响力、特别具效果的时刻。猎户放弃他们的武器，开始过佛教徒的灵性生活，是耳熟能详、普遍流传的故事，不论是在文学故事里，还是在真实生活中。
传统中保护野生动物的各种理由里，除了迷信、民俗信仰之外，我们必须特别考虑佛教认为所有的生命皆为神圣的看法。对于博巴而言，夺走一只动物的性命是错误的，因为该动物如同任何人一样，有它本身应该生存下去的各种理由与原因，虽然它也许在演化上或业力上属于比较低阶的位置。这样的信念明显与基督教／西方的标准看法大相径庭，他们认为动物就是被创造出来服务人类的。在《创世纪》里，上帝告诉亚当与夏娃，“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因此，在西方最常听到的保护野生动物、保育濒临绝种生物的理由，就是“……我们的子孙将来没有办法再见到它们了。”这对博巴来说，似乎有点荒唐愚蠢兼自我中心。
最近有一些西方的图伯特文化诠释者，与信奉“新世纪运动”的博巴们，试图以一种原初主义（primitivism，译注10）的方式来描绘博巴对自然的态度，或所谓的环境哲学。博巴的态度被拿来与原始人类与原住民族的信仰与风俗习惯相比较，特别是北美洲的原住民。“大地是我母亲、天空是我父亲”那类的说法。他们虽然充满好意，但我认为这样的比喻不但没有帮助，也不正确。
有“现代人类学之父”之名、一个月之前才刚去世、大师级的克罗德‧利瓦伊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原始部落民族的神话与文化思维，展示出了不起的精微逻辑系统，显示他们理性思维的质量，与成熟的西方社会不遑多让。但利瓦伊史陀也对原初社会与现代社会做出了尖锐的划分，强调书写与历史意识的发展。在他看来，只有对于历史的体悟，才促成科学的发展，与西方的演化与扩张。
因此博巴致力于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育的努力，因此也许可视为虽然发生于现代之前、却已具现代环境意识的一种努力，由政府与宗教组织透过环境立法、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建立、甚至透过经常举办的“公关活动”来教导与提醒人们，他们不只在灵性上需要慈悲为怀、也对国家的环境、自然生态负有责任。
最后，我想大家都应该铭记在心的是，图伯特并不是一个热带（也不是温带）的天堂。在图伯特，农业用地比起中国、甚至世界任何地方，都贫瘠甚多，灌溉资源也很有限。图伯特高原是干燥、多风、许多地方已接近沙漠化，而且只能形容为非常极端的高海拔地方。在图伯特西部，一度强大的古格王国，在十七世纪几乎完全消失了，种种原因之一，就是该区地下水层下降的结果。图伯特中部许多地区在历史上也常常受到沙漠化的威胁。桑耶附近的乡村地区，就被真正的沙丘所包围，好似沙漠一样，当地的农民必须常常与自然搏斗，才能保住他们的一小块农地。
图伯特农民数世纪来，发展出成熟又能够永续、非侵入式的农业技法，而图伯特的灌溉系统（是所有农业不可或缺的）不但是传统科技的奇迹，也是政府与小区透过一套精密完善的规则结构而创造出来的成就，使图伯特农民能够有效率、互助合作地利用此系统。不知为什么这些事情至今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能够针对这些事再多写点什么。我今天约略提起来，只是为了强调博巴对于生态环境的敏感，也许是来自对于图伯特高原脆弱的生态系统所产生的一种确实又实际的体认，甚至可能是对于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本来就有的类似体悟，而这种意识在今日，是即使最现代化的国家才开始幡然悔悟的。
这篇先期的研究与写作的混合文章，贴出来以配合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时机。我不认为该会会对于图伯特有任何帮助，甚至对全球暖化本身也不太可能会有建树。但我希望这篇文章将对与图伯特有关的环保斗士们，提供一个文化与历史的参考坐标，以对照我们现在所掌握、不断增加又非常使人忧心的、中国在世界屋脊上“生态屠杀”（ecocide）的各种信息。
原文注释：
(1) 西方的旅行家常常描写图伯特的宗教忌讳，反对吃鱼、猪肉与鸡（与蛋），类似于穆斯林或犹太教对于吃猪肉的禁忌。过去有一种“民俗信仰”，为这三种肉是不洁的，而对这三种肉的忌口 (nga-phag-gong sum pangba)，是一种做功德的表现，但这样的信仰并不被认为是正确的教义。过去也认为吃牛肉是比较无害的，因为只有一只大型的动物，如一只牦牛，会被杀死，而为了得到同样份量的肉，必须杀死多只的鸡与鱼。但没什么人对此说法太认真遵守。
(2) French, Rebecca. The Golden Yoke: The Legal Cosmology of Buddhist Tibet, Cornell University, Ithica, 1995. p 208, 209 & 213. （蕾贝卡‧法兰奇《金轭－－佛教西藏的法律宇宙学》（绮色佳：康乃尔大学，1995年。）第208、209、213页。）
(3)Tibet: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ssues (1992): Wildlife Conservation Decree Issued by Tagdra Rinpoche the Regent of Tibet in 1944.) DIIR CTA, Dharamshala 1992. （图伯特：环境与发展议题(1992)：1944年图伯特摄政王达扎仁波切所颁布之野生动物保育令。图伯特中央政府，达兰萨拉，1992。）
(4) Chhodak, Tenzing Dr. The 1901 Proclamation of H.H.Dalai Lama XIII, The Tibet Journal Volume iii No.1 Spring 1978.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 Archives, Dharamshala. p 31 （丹增曲扎博士，〈尊者达赖喇嘛十三世1901年之诏告〉，《图伯特期刊》，第三卷第一期，1978年春天，达兰萨拉图伯特作品档案图书馆，第31页。）
(5) Huber, Toni. “Territorial Control by “Sealing (rgya sdom-pa): A Religio-Political Practice in Tibet.” (PDF). [ZAS 33 (2004)]（东尼‧修伯，〈藉由“封山”（(rgya sdom-pa)）实行区域控制：图伯特的一个政教习俗〉）
(6) http://www.tibet.com/WhitePaper/white9.html
(7) Huber, Toni. “Territorial Control by “Sealing (rgya sdom-pa): A Religio-Political Practice in Tibet.” (PDF). [ZAS 33 (2004)]（东尼‧修伯，〈藉由“封山”（(rgya sdom-pa)）实行区域控制：图伯特的一个政教习俗〉）
(8) Ferrari, Alfonsa (translator). (completed and edited by Luciano Petech) MK‘YEN BRTSE’S GUIDE TO THE HOLY PLACES OF CENTRAL TIBET. Series Orientale Roma XVI, ISMEO, Roma, 1958. p 54.（蒋扬钦哲，《卫藏道场胜迹志》，此英文版原由白佐良补完、编辑，阿丰莎‧法拉里翻译）
(9) Tucci, Guiseppe. To Lhasa and Beyond, Snow Lion Publications; 2nd edition, Ithaca, 1987. p 144. （朱赛培‧杜齐，《到拉萨与更辽远之地》，绮色佳：雪狮出版社，第二版，1987年，第144页。）
(10) Das, Sarat Chandra. 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John Murray, London, 1902. p 234.（萨拉特‧钱德拉‧达斯，《拉萨与图伯特中部地区之旅》）（皇家地理学会），伦敦，1902年，第234页）
(11) Dowman Keith. The Power-Places of Central Tibet: The Pilgrim’s Guide,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1988. p 162-163.（基思‧道文，《图伯特中部的圣地：朝圣者指南》伦敦，1988，第162-163页。）
(12) 关于这个年度庆典（中国称之为“迎鸟节”）的报告，是经由对年长博巴的访问与讨论而集成的，并且是来自于一个观光网站上的短篇介绍文章。很有可能原初的报告是由一位博巴学者以博伊所写成，然后再翻译成中文，最后再变成这种无法卒读的拼音英文。
http://www.tibettravel.com/en/Unique-Tibet/Arts-Culture/Yinniaojie-in-Tibet-(birds-worship)-276.html .
(13) http://www.keithdowman.net/dzogchen/cuckoos_song.htm
(14) 博伊的原来标题是Bya chos rinchen’ phren-ba，“鸟中的佛法，珍贵的花环”。
(15)Bell, Charles. Portrait of a Dalai Lama, Wm.Collins, London, 1946, p 169（查尔斯‧贝尔，《达赖喇嘛肖像》，伦敦，1946年，第169页。）
(16)Bellezza, John Vincent. Divine Dyads: Ancient Civilization in Tibet.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Dharamshala, 1997. p 251.（约翰‧文森‧贝里扎，《神圣的双数：图伯特古代文明》，达兰萨拉：图伯特作品与档案图书馆，1997年，第25页。）
(17) Waddell, L.A., Lhasa And Its Mysteries, Methuen & Co., London, 1906. p 117（华达尔，《拉萨及其神秘》，伦敦，1906年，第117页。）
(18) Turner, Samuel Capt. An Account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the Teshoo Lama in Tibet, G.W.Nicol, London. p 212.（山缪尔‧透纳上校，《出使图伯特扎西喇嘛宫廷之使节报告》，伦敦，第212页。）
(19) Chapman, F. Spencer , Helvellyn to Himalaya; Including an Account of the First Ascent of Chomolhari, Harper and Brothers, New York and London, 1940. p 222（史宾赛‧查普曼，《从亥尔默林到喜马拉雅；包括第一次攀登绰莫拉日的报告》，纽约、伦敦：1940年，第222页。）
(20) Markham, Clements R. 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bet 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 Trubner & Co., London, 1876. P 71-72.（克莱门兹‧马克汉，《乔治‧波格尔出使图伯特、汤玛士‧曼宁到拉萨的叙述》，伦敦，1876年，第71-72页。）
(21)Bell, Charles. Portrait of a Dalai Lama, Wm.Collins, London, 1946, p 169（查尔斯‧贝尔，《达赖喇嘛肖像》，伦敦，1946年，第277-278页。）
(22)Noel, Captain J.B.L. Through Tibet to Everest, Hodder & Stoughton, London,1927. p 101 （诺尔上校，《经图伯特到埃佛勒斯峰》，伦敦，1927年，第101页。）
(23)同上注。
(24)Hopkirk, Peter. Trespasser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John Murray Publishers, London, 1982. p 210（彼德‧霍普柯克，《世界屋脊的闯入者》，伦敦，1982年，第210页。）
译注：
(1)据有关资料介绍，1963年初，毛泽东指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开办“青少年活佛班”，目的在于培养“又红又专”的宗教界上层人士，起先校址位于下密院，包括各大教派的11位青少年朱古，分别为：六世热振•单增晋美、五世策墨林•丹增赤烈、十二世洛桑巴•赤烈曲桑、三世达扎•丹增格列、九世木雅•曲吉建才、十一世赤达•丹增伦珠、七世扎塘•单白尼玛、二世恩公•次仁平措、三世桑珠•阿旺扎巴、十一世奴巴•贡觉丹增和五世普布觉•强巴单增。年龄最小的是8岁的达扎•单增格列，年龄最大的是17岁的洛桑巴•赤烈曲桑。1964年，班禅喇嘛被批斗，热振等朱古被打成“小班禅集团”遭到整肃。1965年，“青少年活佛班”改为自治区社会主义学院（筹备）青年班，迁往拉萨郊区的蔡公堂寺，进行劳动改造，受尽苦难。直到1978年才被“落实政策”，多人进入自治区佛协。嘉央诺布在文中提及的Khardo Rimpoche和Drigung Kyapgon，似不在这“青少年活佛班”当中。
(2)作者原文night-soil，夜土。夜土一词现在已经很少听说，不过网络上还可以查到“夜土壶”的图片。“夜土壶”应该就是指“夜壶”，是古代的用品。
(3) 作者原文用sage，是西洋一般称之为“鼠尾草”的香料。
(4) 这里的拼法跟前面的ri-gya lung-gya不同，因为本文作者直接引用修伯教授的文字，所以跟他自己对此名词的拼法不同。
(5) 去年春天，杜鹃鸟的新闻也上了英国各大媒体，主要是去年从非洲飞来英国过夏天的杜鹃鸟数量减少，降幅达百分之四十，而上了英国濒危鸟类的“红”榜单。泰晤士报的评论文章里，指出别的地方有大嘴鸟(toucans)、蜂鸟，然而代表英格兰的，唯有杜鹃与云雀。泰晤士报的档案室也提供了1940年的剪报，题目为〈等待杜鹃〉('Waiting for the Cuckoo')，说每一年大家都热切地等待着杜鹃鸟的啼声。请参考以下连结：
Cuckoo is added to growing Red List of endangered birds in Britain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environment/article6374661.ece
Cuckoo's story is wake-up call not to take our wildlife for granted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environment/article6373930.ece
(6)又译《杜鹃啼声之悟》、《觉性之杜鹃》。
(7) 诺尔上校（1890-1989，以1924年埃佛勒斯峰探险队的影片闻名）说他感觉与图伯特喇嘛志同道合，所言不虚。英国是早在十九世纪就致力于动物保护的国家，目前全世界最大的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是早在1824年即成立，并于1840年取得维多利亚女王的特许状。此机构至今仍然还在运作，经费全靠英国民众的捐输，他们会派出工作人员取缔虐待动物的人，也可以对动物主人提起公诉，没收受虐之动物，还提供照顾，并让有意领养动物的新主人前来认养。
“皇家保护鸟类的协会”，（RSPB，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rds）也是早在1889年即成立，并于1904年得到皇家的特许状。这个协会的宗旨是透过请愿、在自然保留区举办活动等等，唤起民众对野生鸟类保育的意识。
这两个机构目前都是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做为他们的赞助者与保护人。
(8) 指美国与英国。
(9) 维基百科：nagas，纳加，印度教、佛教中有巨大蛇身的神祗，藏语中称之为“鲁”，汉语通常译为“龙”。
(10) primitivism，“原初主义”：主张原始人类的生活，比文明的人类更好、更有道德，而文明让人类腐化。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0/01/blog-post_28.html
http://lovetibet.ti-da.net/e2944264.html
中共官媒坦诚非法泛滥开采导致西藏生态严重受损
【挪威西藏之声1月28日报导】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于本月25日罕见地承认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在西藏安多各地日益泛滥，这些开采项目致使青海湖周围生态和祁连山腹地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消息指出，数千辆采挖设备和运输车辆昼夜不停地在西藏安多海西州天峻县和海北州刚察县所属木里与江仓煤炭蕴藏区进行运转着，千万吨优质煤炭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出去。但谁也不会想到的是，这些开采者竟然都是违法者，而且这种违法行为已长达8年之久，祁连山腹地的湿地因此面临毁灭性破坏。
消息指出，自2002年以来，先后有青海庆华、青海奥凯、青海江仓能源、青海焦煤等煤炭企业进驻木里和江仓地区，在没有取得采矿权的情况下，便开始了野蛮的开采行为。除了木里、江仓地区的大型采挖区以外，在祁连山区的天峻县龙门、苏里以及木里等乡镇的辖区内，还有几十家小煤矿在非法开采。
青海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建斌表示，煤炭资源开采企业除了要有《采矿证》以外，还必须拥有《安全许可证》《煤炭经营许可证》《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证》和 《生产经营许可证》，只有“六证齐全”以及通过环境影响评价以后，才能进行煤炭资源开采，但在木里、江仓进行煤炭开发的企业，没有一家做到“六证齐全”， 其开采行为仍属于非法盗采。
消息还间接地透露，在西藏进行的矿产开采项目中经常出现官商勾结的恶劣现象。新华网记者表示，各地方政府和一些主管部门为了完成工业指针的经济增长任务，默许和纵容了非法开采行为。
新华网指出，煤矿开发已经使祁连山腹地重要湿地面目全非，在木里和江仓地区煤矿带，堆积起来的渣山阻断了河道、埋没了大片水草地，湿地面积正在逐步缩小。为了运输这里的煤炭资源，当地投资建设的第一条地方铁路——柴木铁路也已完成铺轨，即将投入运行，而这条铁路也主要是在湿地上建设的。
有关专家认为，西藏安多祁连山腹地的湿地遭到破坏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通河面临干涸的威胁，中国西部重要的“气候调节器”——青海湖也将因为注水河流水源地遭到破坏而面临水位降低的危险，由于青海湖周边草原荒漠化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水源地的破坏还将引起荒漠化扩散，生态后果非常严重。
消息指出，数千辆采挖设备和运输车辆昼夜不停地在西藏安多海西州天峻县和海北州刚察县所属木里与江仓煤炭蕴藏区进行运转着，千万吨优质煤炭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出去。但谁也不会想到的是，这些开采者竟然都是违法者，而且这种违法行为已长达8年之久，祁连山腹地的湿地因此面临毁灭性破坏。
消息指出，自2002年以来，先后有青海庆华、青海奥凯、青海江仓能源、青海焦煤等煤炭企业进驻木里和江仓地区，在没有取得采矿权的情况下，便开始了野蛮的开采行为。除了木里、江仓地区的大型采挖区以外，在祁连山区的天峻县龙门、苏里以及木里等乡镇的辖区内，还有几十家小煤矿在非法开采。
青海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建斌表示，煤炭资源开采企业除了要有《采矿证》以外，还必须拥有《安全许可证》《煤炭经营许可证》《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证》和 《生产经营许可证》，只有“六证齐全”以及通过环境影响评价以后，才能进行煤炭资源开采，但在木里、江仓进行煤炭开发的企业，没有一家做到“六证齐全”， 其开采行为仍属于非法盗采。
消息还间接地透露，在西藏进行的矿产开采项目中经常出现官商勾结的恶劣现象。新华网记者表示，各地方政府和一些主管部门为了完成工业指针的经济增长任务，默许和纵容了非法开采行为。
新华网指出，煤矿开发已经使祁连山腹地重要湿地面目全非，在木里和江仓地区煤矿带，堆积起来的渣山阻断了河道、埋没了大片水草地，湿地面积正在逐步缩小。为了运输这里的煤炭资源，当地投资建设的第一条地方铁路——柴木铁路也已完成铺轨，即将投入运行，而这条铁路也主要是在湿地上建设的。
有关专家认为，西藏安多祁连山腹地的湿地遭到破坏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通河面临干涸的威胁，中国西部重要的“气候调节器”——青海湖也将因为注水河流水源地遭到破坏而面临水位降低的危险，由于青海湖周边草原荒漠化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水源地的破坏还将引起荒漠化扩散，生态后果非常严重。
2010年1月27日星期三
告诉世界，我是藏族人！！！
我的皮肤是古铜色 my derma is bronze-colored
但是 but
我是藏族 I am Tibetan
我喜欢绛红色 I like deep red color
我的骨骼镌刻着祖辈的遗训 my frame have engrave ancestors\s instruction
我的血管流淌着马蹄的声音 my blood shed the sounds of horse\'s hoof
我的双眼盛满芬芳的青稞酒 my eyes fill of fragrance highland barley wine
我的身上遍开迷人的格桑花 my body blooming glamorous Gesar flower
我是藏族 I am Tibetan
名副其实的藏族 The name matches the reality of Tibetan
顶天立地的藏族 The liberal Ａnd courageous of Tibetan
记住 Remember
不要问我姓什么 Don\'t ask me what is your surname
我不姓李也不姓王 I\'m not Mr Li,not Mister Wang
如果你非要问我姓什么 If you insist ask me
那么 then
我就告诉你我信佛 I will tell you my surname is King Gesar
我是藏族神灵庇佑的民族 I am strong nation blessed by Tibtan Gods
我的左肩是苍鹰 my lift arm is goshawk
我的右肩是牦牛 my right arm is yak
我的身躯是佛龛下那盏永不熄灭的长明灯 my life is under the Buddha niche of lamp brilliant forever
http://langgujiacuo.tibetcul.com/77673.html
但是 but
我是藏族 I am Tibetan
我喜欢绛红色 I like deep red color
我的骨骼镌刻着祖辈的遗训 my frame have engrave ancestors\s instruction
我的血管流淌着马蹄的声音 my blood shed the sounds of horse\'s hoof
我的双眼盛满芬芳的青稞酒 my eyes fill of fragrance highland barley wine
我的身上遍开迷人的格桑花 my body blooming glamorous Gesar flower
我是藏族 I am Tibetan
名副其实的藏族 The name matches the reality of Tibetan
顶天立地的藏族 The liberal Ａnd courageous of Tibetan
记住 Remember
不要问我姓什么 Don\'t ask me what is your surname
我不姓李也不姓王 I\'m not Mr Li,not Mister Wang
如果你非要问我姓什么 If you insist ask me
那么 then
我就告诉你我信佛 I will tell you my surname is King Gesar
我是藏族神灵庇佑的民族 I am strong nation blessed by Tibtan Gods
我的左肩是苍鹰 my lift arm is goshawk
我的右肩是牦牛 my right arm is yak
我的身躯是佛龛下那盏永不熄灭的长明灯 my life is under the Buddha niche of lamp brilliant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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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就“大西藏”专访桑东仁波切
桑东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
毕研韬：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
毕研韬：您好！很高兴就国内汉人较为关注的几个问题向您请教。
关于西藏，我极为关注“大西藏”概念。我反复阅读了您就“大西藏”的演讲（包括英文稿）。您说，“西藏就是西藏。沒有大西藏或小西藏之別。”而事 实是，达赖喇嘛的特使在与北京的会谈中提出由一个自治机构管理整个藏民族。这必然要求把现在隶属于四川、云南、青海等省的藏区划归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就管 辖范围而言，这自然就是“大西藏”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所说的“大西藏”并没有错，因为它是相对于西藏现状而言的。您一方面否定“大西藏”之“大”， 同时又强调“大小并不碍事”。这是不是自相矛盾？
桑东仁波切：您好！在回答您的问题前，我想强调两点。这两点是导致达兰萨拉和北京认知差异的根源。一是中国领导人缺乏信任与自信。藏人中流传着这 样的说法：“藏人毁于希望，汉人毁于怀疑。”北京总用怀疑的目光看待一切，总害怕考虑达兰萨拉提出的任何建议或诉求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或有损颜面。所以， 任何微小的话题他们都会视为潜在的分裂威胁。
鉴于北京的这种心态，达兰萨拉无法获其信任，无论藏人方面多么真诚地信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也无论我们的要求多么合情合理。
二是中国领导人缺乏寻求解决西藏问题办法的政治意愿。北京的领导人总是担心，他们在西藏问题上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会带来更多问题，甚至会失去西藏。因此，双方无法以积极正确的方式沟通。
缺乏彼此信任，国家统一就无法保障。如果目前北京领导人的民族政策——尤其是西藏政策——不变，我们担心少数民族难免会分离或者湮没。这两种结果都不符合各方利益。如果双方都以信任与自信的心态看待对方，问题就会很快以友好的方式解决。这将是双赢的结局。
另外，语言差异也是需要强调的。在汉语和藏语中，“大西藏”都具有歧义：可能是原级的“大”（great），也可能是比较级的“大 ”(greater）。在英语中，“大”和“更大”是两个词。因此，原级的“大西藏”（Great Tibet）可能被视为尊称，而比较级的“大西藏”（Greater Tibet）会更令人困惑。比较级的 “大西藏”（Greater Tibet）可能涉及边界、文化和语言层面。所以，我们最好用英语Great Tibet，而不是Greater Tibet，来表达诉求。
现在回答您的问题。我之所以说“西藏就是西藏”，是因为根据宪法关于少数民族自治的精神，并不存在“大”“小”西藏之说。藏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一个。一个少数民族不能被分为“小”“大”或“更大”。当然，如果这些自治地区改由一个自治机构管理，管辖面积肯定比现在（由几个政府 管辖）大。但这并不意味着西藏或藏人更大、更强了。所以说，我的表述并不自相矛盾。
我们关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向世界阐述这一议题。事实上，藏人要求由一个自治机构来管辖所有的藏人自治地区。但是把藏人的这些要求说成“大西藏”或“更大的西藏”，听起来好像我们要求分离或者重新划分疆界。这种表述让藏人感觉是故意误导人们。
毕研韬：达赖喇嘛的特使提出由一个自治机构管理藏区，但大家在表述这个概念时感到很麻烦。达赖喇嘛方面可能认为，没有必要用一个高度浓缩的名词来 概括它。北京称之为“大西藏”，就相当于给这个概念取了个名字。这符合语言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如果流亡政府一开始就使用一个名字，北京就可能不需用再给它 起个名字了。西藏流亡政府现在是否意识到了命名的重要性？将来会如何应对？
桑东仁波切：《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与此相吻合的是，藏人生活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地区，而不是分散各地，也没有被其他民族地区分割开来。
所以，由一个自治机构来管理所有藏人就足够了，这也是宪法的宗旨。我们再也找不出比“一个自治机构（或自治政府）”更恰当的字句来表达这一诉求了。我们也不相信，换种说法中国政府就会接受。如果有人能提出更好的表达方法，我们十分欢迎。
我们要求一个自治机构的根本目的，不是寻求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我们的目的只是保护和发展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精神遗产和传统。一个自治机构更容易实行统一的教育、文化等政策。
毕研韬：2009年8月27日，您在新德里说，“我们不寻求将附加的区域列入藏族自治区，成立一个自治行政机构取代几个自治行政机构，只是管理的 改变。”“没有必要重新划分藏族自治区和其他省份或自治区的边界。”我个人感觉，这更让人难以理解。您可否解释一下：西藏流亡政府要求的统一管理整个藏区 是否需要重新划分省区疆界？如果不需要，那怎么实施对藏区的统一管理？
桑东仁波切：目前，各省的藏族自治区疆界很明确，没有必要改变这些疆界。需要改变是行政管理。几个藏族自治政府将由一个自治政府取代，这个统一的自治政府将直接由中央政府管辖(而不是由几个省份分别管辖)。
有人会说，如果这几个省份的藏族自治地区划给那个统一的藏族自治政府管辖，这几个省份的管辖范围就小了。是这样。但是，如果民族自治精神得以真正 贯彻的话，这些省份在这些藏族自治地区发挥不了多少作用。所以，这些藏族自治地区是合并到省外的藏族自治政府还是留在这些省内，对这些省份区别不大。
毕研韬：您去年曾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调整边界的先例。这是事实。如果要建立流亡政府要求的“大西藏”，这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 省区疆界调整，必然会牵涉到利益再分配和情感适应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维持现状比改变现状的成本要低。要调整省区边界，必须有强大的力量来推动。我个 人认为，就国内而言，中央政府不会冒这么大的政治风险，而单靠西藏流亡政府似乎无力推动省界调整。达赖喇嘛方面是否对此有所评估？
桑东仁波切：刚才已经说过，我们认为，改变行政管理并不需要重划省界。事实上，省、区边界并不很重要，因为它们都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然，改变自治地区和非自治地区的疆界对相关省份和自治区是有影响的。但是，我们从未要求将非自治地区划到藏族自治区。
我们的提议是，把那些目前存在的藏族自治州、自治县划归一个自治机构管辖。
毕研韬：您去年还说过，北京政府实施的“分裂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做法”违背宪法。但是宪法只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 ”，而没有明确规定各个少数民族必须有统一的自治机关。民族自治法第二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我个人认为，中央政府目前的做法 与宪法、自治法都是吻合的。您认为应该怎样解决对相关法律的理解差异？
桑东仁波切：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发展少数民族特质。要实现这一目标，就有必要实行统一管理，除非由于地理原因无法实行统一行政。除此之外，《宪法》第4条规定，“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民族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但是，这应该根据该民族的人口数量和居住面积决定，就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把一个民族划分到不同的自治州、自治县。
我们认为，把藏人分开——尽管藏民族几个世纪以来都在同一地区比邻而居——是违背宪法精神的。这是“分而治之”的帝国政策。如果一个少数民族内部不能统一，那么要实现国家层面上的统一就更加困难。情感统一是国家统一的前提。
毕研韬：如果藏族实行统一自治，那就意味着其他所有少数民族都可以实行统一自治机关下的管理。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民族政策被颠覆，意味着中央政府对 地方的管治模式发生了改变。现在汉族是由不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和藏族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汉族和藏族是平等的。如果藏族由统一机构管理， 而汉族仍然由不同机构管理，那是不是意味着各民族之间是不平等的？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桑东仁波切：民族之间完全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我希望现在中国依然尊重这一原则。民族自治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保障民族平等、防止大民族统治或沙文主义。所以，民族自治机会对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是必要的。
一个少数民族是由一个自治政府统一管理还是有几个自治政府分别管辖，取决于其居住区域。像蒙古族和藏族这样的少数民族，都聚居在一个区域，可以由 一个自治机构统一管辖。那些并非居住在一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可以由不同的自治政府管理。这些安排并不违背平等的原则。相反，这让各民族之间，无论区域大 小、人口多寡，都真正平等。
毕研韬：达赖喇嘛特使向北京提交的《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中提到藏区的公共安全问题。您在新德里就“大西藏”的演讲中提到， 统一管理将有助于遏制地方民族主义，将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我想这里面有个视角（或者说立场）问题。中央政府会从全局的角度评估“大西藏”的管治成 本。在这个评估中，中央政府对“大西藏”管理机构的信任程度是关键。我想，目前中央政府很难相信实行统一管理能够遏制地方民族主义，也很难相信统一管理藏 族会让中国更稳定。您认为应该怎样打破这个僵局？
桑东仁波切：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这与事实和原则无关。这与现今领导人的观念与态度有关。
从逻辑上，如果他们希望通过情感统一和彼此尊敬来维护稳定，一个自治机构肯定会有助于团结稳定。即使他们相信使用武力可以维持团结稳定，在一个统一的自治政府下更容易使用武力。
不过，我们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来打破僵局。无论我们能否打破僵局，我们都需清晰诚恳地表达我们的诉求。没有其他路子可走。
毕研韬：我个人认为，“大西藏”也是国内汉人理解西藏问题的最大障碍。至于西藏流亡政府的其他诉求，譬如宗教自由、发展经济、推进教育、保护文化 等等，我相信国内汉人是理解并支持的。现在看来，“藏区统一”是北京方面与流亡政府之间的最大分歧。您认为，如果对话无法推进，西藏流亡政府将来会调整“ 由统一机构管理藏族”的诉求吗？达赖喇嘛方面是否会调整对话策略？
桑东仁波切：这个问题目前无法回答，因为没有其他建议。
我们认为，由一个自治机构统一管理所有藏民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符合宪法的，也是藏民的合法权益。如果中国领导人有这个政治意愿的话，实施并不是问题。如前所述，我们的目的只是保护藏民族的语言、文化和精神遗产。
如果有其它更合乎逻辑、更令人信服的选择，只要是基于事实和理性，达赖喇嘛尊者总是从善如流的。
毕研韬：谢谢您接受采访！
(原载《北京之春》2010年2月号 总第021期）
毕研韬：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
毕研韬：您好！很高兴就国内汉人较为关注的几个问题向您请教。
关于西藏，我极为关注“大西藏”概念。我反复阅读了您就“大西藏”的演讲（包括英文稿）。您说，“西藏就是西藏。沒有大西藏或小西藏之別。”而事 实是，达赖喇嘛的特使在与北京的会谈中提出由一个自治机构管理整个藏民族。这必然要求把现在隶属于四川、云南、青海等省的藏区划归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就管 辖范围而言，这自然就是“大西藏”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所说的“大西藏”并没有错，因为它是相对于西藏现状而言的。您一方面否定“大西藏”之“大”， 同时又强调“大小并不碍事”。这是不是自相矛盾？
桑东仁波切：您好！在回答您的问题前，我想强调两点。这两点是导致达兰萨拉和北京认知差异的根源。一是中国领导人缺乏信任与自信。藏人中流传着这 样的说法：“藏人毁于希望，汉人毁于怀疑。”北京总用怀疑的目光看待一切，总害怕考虑达兰萨拉提出的任何建议或诉求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或有损颜面。所以， 任何微小的话题他们都会视为潜在的分裂威胁。
鉴于北京的这种心态，达兰萨拉无法获其信任，无论藏人方面多么真诚地信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也无论我们的要求多么合情合理。
二是中国领导人缺乏寻求解决西藏问题办法的政治意愿。北京的领导人总是担心，他们在西藏问题上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会带来更多问题，甚至会失去西藏。因此，双方无法以积极正确的方式沟通。
缺乏彼此信任，国家统一就无法保障。如果目前北京领导人的民族政策——尤其是西藏政策——不变，我们担心少数民族难免会分离或者湮没。这两种结果都不符合各方利益。如果双方都以信任与自信的心态看待对方，问题就会很快以友好的方式解决。这将是双赢的结局。
另外，语言差异也是需要强调的。在汉语和藏语中，“大西藏”都具有歧义：可能是原级的“大”（great），也可能是比较级的“大 ”(greater）。在英语中，“大”和“更大”是两个词。因此，原级的“大西藏”（Great Tibet）可能被视为尊称，而比较级的“大西藏”（Greater Tibet）会更令人困惑。比较级的 “大西藏”（Greater Tibet）可能涉及边界、文化和语言层面。所以，我们最好用英语Great Tibet，而不是Greater Tibet，来表达诉求。
现在回答您的问题。我之所以说“西藏就是西藏”，是因为根据宪法关于少数民族自治的精神，并不存在“大”“小”西藏之说。藏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一个。一个少数民族不能被分为“小”“大”或“更大”。当然，如果这些自治地区改由一个自治机构管理，管辖面积肯定比现在（由几个政府 管辖）大。但这并不意味着西藏或藏人更大、更强了。所以说，我的表述并不自相矛盾。
我们关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向世界阐述这一议题。事实上，藏人要求由一个自治机构来管辖所有的藏人自治地区。但是把藏人的这些要求说成“大西藏”或“更大的西藏”，听起来好像我们要求分离或者重新划分疆界。这种表述让藏人感觉是故意误导人们。
毕研韬：达赖喇嘛的特使提出由一个自治机构管理藏区，但大家在表述这个概念时感到很麻烦。达赖喇嘛方面可能认为，没有必要用一个高度浓缩的名词来 概括它。北京称之为“大西藏”，就相当于给这个概念取了个名字。这符合语言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如果流亡政府一开始就使用一个名字，北京就可能不需用再给它 起个名字了。西藏流亡政府现在是否意识到了命名的重要性？将来会如何应对？
桑东仁波切：《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与此相吻合的是，藏人生活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地区，而不是分散各地，也没有被其他民族地区分割开来。
所以，由一个自治机构来管理所有藏人就足够了，这也是宪法的宗旨。我们再也找不出比“一个自治机构（或自治政府）”更恰当的字句来表达这一诉求了。我们也不相信，换种说法中国政府就会接受。如果有人能提出更好的表达方法，我们十分欢迎。
我们要求一个自治机构的根本目的，不是寻求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我们的目的只是保护和发展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精神遗产和传统。一个自治机构更容易实行统一的教育、文化等政策。
毕研韬：2009年8月27日，您在新德里说，“我们不寻求将附加的区域列入藏族自治区，成立一个自治行政机构取代几个自治行政机构，只是管理的 改变。”“没有必要重新划分藏族自治区和其他省份或自治区的边界。”我个人感觉，这更让人难以理解。您可否解释一下：西藏流亡政府要求的统一管理整个藏区 是否需要重新划分省区疆界？如果不需要，那怎么实施对藏区的统一管理？
桑东仁波切：目前，各省的藏族自治区疆界很明确，没有必要改变这些疆界。需要改变是行政管理。几个藏族自治政府将由一个自治政府取代，这个统一的自治政府将直接由中央政府管辖(而不是由几个省份分别管辖)。
有人会说，如果这几个省份的藏族自治地区划给那个统一的藏族自治政府管辖，这几个省份的管辖范围就小了。是这样。但是，如果民族自治精神得以真正 贯彻的话，这些省份在这些藏族自治地区发挥不了多少作用。所以，这些藏族自治地区是合并到省外的藏族自治政府还是留在这些省内，对这些省份区别不大。
毕研韬：您去年曾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调整边界的先例。这是事实。如果要建立流亡政府要求的“大西藏”，这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 省区疆界调整，必然会牵涉到利益再分配和情感适应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维持现状比改变现状的成本要低。要调整省区边界，必须有强大的力量来推动。我个 人认为，就国内而言，中央政府不会冒这么大的政治风险，而单靠西藏流亡政府似乎无力推动省界调整。达赖喇嘛方面是否对此有所评估？
桑东仁波切：刚才已经说过，我们认为，改变行政管理并不需要重划省界。事实上，省、区边界并不很重要，因为它们都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然，改变自治地区和非自治地区的疆界对相关省份和自治区是有影响的。但是，我们从未要求将非自治地区划到藏族自治区。
我们的提议是，把那些目前存在的藏族自治州、自治县划归一个自治机构管辖。
毕研韬：您去年还说过，北京政府实施的“分裂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做法”违背宪法。但是宪法只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 ”，而没有明确规定各个少数民族必须有统一的自治机关。民族自治法第二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我个人认为，中央政府目前的做法 与宪法、自治法都是吻合的。您认为应该怎样解决对相关法律的理解差异？
桑东仁波切：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发展少数民族特质。要实现这一目标，就有必要实行统一管理，除非由于地理原因无法实行统一行政。除此之外，《宪法》第4条规定，“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民族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但是，这应该根据该民族的人口数量和居住面积决定，就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把一个民族划分到不同的自治州、自治县。
我们认为，把藏人分开——尽管藏民族几个世纪以来都在同一地区比邻而居——是违背宪法精神的。这是“分而治之”的帝国政策。如果一个少数民族内部不能统一，那么要实现国家层面上的统一就更加困难。情感统一是国家统一的前提。
毕研韬：如果藏族实行统一自治，那就意味着其他所有少数民族都可以实行统一自治机关下的管理。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民族政策被颠覆，意味着中央政府对 地方的管治模式发生了改变。现在汉族是由不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和藏族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汉族和藏族是平等的。如果藏族由统一机构管理， 而汉族仍然由不同机构管理，那是不是意味着各民族之间是不平等的？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桑东仁波切：民族之间完全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我希望现在中国依然尊重这一原则。民族自治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保障民族平等、防止大民族统治或沙文主义。所以，民族自治机会对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是必要的。
一个少数民族是由一个自治政府统一管理还是有几个自治政府分别管辖，取决于其居住区域。像蒙古族和藏族这样的少数民族，都聚居在一个区域，可以由 一个自治机构统一管辖。那些并非居住在一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可以由不同的自治政府管理。这些安排并不违背平等的原则。相反，这让各民族之间，无论区域大 小、人口多寡，都真正平等。
毕研韬：达赖喇嘛特使向北京提交的《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中提到藏区的公共安全问题。您在新德里就“大西藏”的演讲中提到， 统一管理将有助于遏制地方民族主义，将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我想这里面有个视角（或者说立场）问题。中央政府会从全局的角度评估“大西藏”的管治成 本。在这个评估中，中央政府对“大西藏”管理机构的信任程度是关键。我想，目前中央政府很难相信实行统一管理能够遏制地方民族主义，也很难相信统一管理藏 族会让中国更稳定。您认为应该怎样打破这个僵局？
桑东仁波切：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这与事实和原则无关。这与现今领导人的观念与态度有关。
从逻辑上，如果他们希望通过情感统一和彼此尊敬来维护稳定，一个自治机构肯定会有助于团结稳定。即使他们相信使用武力可以维持团结稳定，在一个统一的自治政府下更容易使用武力。
不过，我们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来打破僵局。无论我们能否打破僵局，我们都需清晰诚恳地表达我们的诉求。没有其他路子可走。
毕研韬：我个人认为，“大西藏”也是国内汉人理解西藏问题的最大障碍。至于西藏流亡政府的其他诉求，譬如宗教自由、发展经济、推进教育、保护文化 等等，我相信国内汉人是理解并支持的。现在看来，“藏区统一”是北京方面与流亡政府之间的最大分歧。您认为，如果对话无法推进，西藏流亡政府将来会调整“ 由统一机构管理藏族”的诉求吗？达赖喇嘛方面是否会调整对话策略？
桑东仁波切：这个问题目前无法回答，因为没有其他建议。
我们认为，由一个自治机构统一管理所有藏民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符合宪法的，也是藏民的合法权益。如果中国领导人有这个政治意愿的话，实施并不是问题。如前所述，我们的目的只是保护藏民族的语言、文化和精神遗产。
如果有其它更合乎逻辑、更令人信服的选择，只要是基于事实和理性，达赖喇嘛尊者总是从善如流的。
毕研韬：谢谢您接受采访！
(原载《北京之春》2010年2月号 总第021期）
2010年1月25日星期一
人证、物证俱在的谎言
——惊读四川省第六次藏学研讨会信息
文/朱瑞
我的吃惊是双层的。一方面惊于此次研讨会上，境内大多数藏学家良心未泯，大胆地质疑中共治藏政策；另一方面，惊于中共官媒，潇洒地扔掉了遮羞布，赤条条地睁眼说瞎话。
“……杨岭多吉在讲话中说，中央和四川省委对我省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视，支援力度不断加大。藏区人民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四川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坚持民族区域自治，藏区政治经济形势是好的。对境外分裂势力指使制造的民族分裂、破坏社会稳定的严重事件，四川省藏学研究会、四川藏学研究书院和全省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表示坚决反对、严厉谴责，坚决拥护党和政府所采取的维护稳定的各项措施，坚定地维护民族和社会的稳定，坚定地维护民族团结。他说，藏族历史证明，藏族人民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坚决维护祖国统一，任何国内外的敌对势力的分裂图谋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解放以来60年的历史再次证明，今后还将证明，当家作主的藏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主力军，是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坚决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任何分裂图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四川政协报http://sczxb.newssc.org/html/2009-12/22/content_784054.htm以《加强藏学研究，发展经济社会》为题，对这次藏学研讨会的报道。
但是，会议纪要中（http://narba.tibetcul.com/75508.html），杨岭多吉先生的讲话，都是围绕着批评中共的治藏政策。主题也直截了当：《对民族宗教的政策进行反思》。甚至，在会议召开的第一天，2009年12月19日上午，作为第一号发言人，杨岭多吉就指出：“3·14事件后，纳西族人民依然热情尊重对待藏族老大哥。”透出纳西族并没有赶时髦歧视藏人。2009年12月20日上午，杨岭多吉先生又进行了长篇发言，节选如下：
1、 1979年，我对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提出了质疑，在1959年10月28日召开的省委三级干部会上，对视民族斗争为阶级斗争提出了批判……语录与文革给我们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创伤。
2、 1989年。依据中央两办下发的关于四川藏区的稳定问题说藏区要叛乱……我深入实际调查，实际没有叛乱，和狼来了一样……后来……我指出1968年涉及阿坝、红原、壤塘、松潘毛尔盖的叛乱，是把革命武斗当成叛乱，为什么内地武斗是造反，藏区武斗就是叛乱？……为了眼前利益牺牲整个藏区的利益是不可取的。最后搞得把中央都拉下水……这是不真实反映问题的结果………平反新叛中，也给我们带来了创伤。
3、 关于2009年的政教分离。……实际上宗教是指导思想、伦理道德、精神支柱。……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付出了血的代价，我们应该吸取教训不搞左的和扩大化，政教合一不存在，我们不用搞政教合一。教不再成为统治工具，只是个人信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驳乱反正，群众自己出力出资修寺庙，国家投入很少，后来国家有些投入，但出力最多的还是群众。……一直以来，宗教界人士是二等公民，很难享受公民权利。……宗教本身就是在搞教育，没有寺庙就没有教育，寺庙既是文化中心也是宗教活动中心。现在有些人对寺庙不了解……很多寺庙还被监控起来了，把寺庙划分成分裂寺庙，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
杨岭多吉先生这些诚恳的意见，被四川政协报进行了粗弊的利用，以达到迷惑和误导中国民众、讨好当权者的平庸而丑陋的目的。事实上，杨岭多吉先生并不是这次藏学研讨会的个别现象。无论中国藏学家还是西藏藏学家，都对极左治藏政策进行了质疑：
宗教不是迷信，不要把藏区问题算在达赖喇嘛尊者一人头上
2009年12月19日上午，二号发言人：云南学者杨国清提出：“对两个民族之间的宗教文化要相互尊重。”
2009年12月19日下午，二号发言人：李登全在《理顺宗教、干群关系是藏区长治久安的基础》中，谈到：“宗教是藏族大多数人民的信仰；宗教是净化藏族人民心灵的规章和典范；宗教是构建藏区和谐关系的纽带和桥梁。不能把藏区的宗教看成是封建迷信，不能扣帽子、打棍子……；不能把藏区的宗教看成是牛鬼蛇神；不能把藏区的宗教当作政治工具。”
2009年12月21日下午，一号讨论人：凉山学者提出：“用行政命令干预宗教是不可行的，宗教仪轨已成为一种习俗，当成迷信是行不通的。抓好宗教工作是抓好经济工作等的很好方法，依法管理的不是宗教而是宗教事务，寺庙可以参加经济活动，十世班禅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能把穿袈裟的人们对立起来，”还提到“中央太不相信民族干部了，现在很多事情也不能过急过左，这样适得其反。”
2009年12月21日下午，三号讨论人：德格学者泽仁多吉提出：“……1、 宗教活动场所开放，行政管到佛事活动上去了。2、 维稳工作中，把虫说成牛，把牛说成象，应该就事论事。3、 分裂与反分裂，那有分裂应反那里，不能把藏族看成藏族就是藏独，藏独就是藏族。4、 对待群众问题，到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7·5以后，热比亚成为阿拉伯的领袖，这都是宣传造成的，舆论值得深思。5 当前的有些做法与文革差不多，64年参加工作到现在，整风很多次，这几年又开始让我们写剖析材料了。要我们完全脱离宗教谈政治，让我们离开大多数群众而谈共产主义事业是不可行的。6 群众中出现的事情不能扩大化。这几年天天宣传达赖，过去达不到今天这种影响。”
“建议：1、进行民族大团结教育，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树立中华民族意识。2、 宗教工作只要不违背宪法和有关政策，在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前提下，应该让他们自由活动，把权力下放寺管会……国家给喇嘛送红包，要求插国旗，无内不起浪嘛。3、 民族宗教上出现问题不要挂在达赖喇嘛一个人头上，就事论事，责任出在那里解决那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中共治下的政教合一
2009年12月21日下午，二号讨论人：省财政厅学者，理性而客观地谈到，解决现存的民族危机，首先要“解决民族问题不是阶级问题的思想。另外，中国政府统治藏区了五、六十年，境外还插得了手吗？……应该反思民族政策是不是有问题，执行民族问题是不是有问题，宗教是文化，文化没有稳定不稳定的问题。中央还下发过‘为什么我们常树立起的活佛树不起威性’这样一个论文，其实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一味的谈宗教是鸦片论，活佛是假的，那鸦片论树立起的假活佛能有权威性吗？活佛成了人民代表，这本身就与宗教仪轨相违背。……官办宗教造成了新的政教合一。宗教搞定编定员…… 政法委、宣传部、公安局等指导佛事活动，结果成了他们成活佛，成了政教合一。……把民族问题当成阶级斗争，一直用斗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
2009年12月21日下午，四号讨论人： 学者钦绕提出了：“……四反期间城区反映藏药药费贵，这就是剥削，按上面意思藏医都关进学习班。我说这不叫剥削，把这些从龙青，八邦、白亚来的藏医放出来，让他们在德格印经院的管理房办起了德格藏医的前身—德格藏医联合诊所……”
大汉族主义思想操纵学术研究
四号发言人：四川甘孜学者 丹珠泽仁以《揭秘古蜀人与藏族人的历史渊源—藏族人与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主题，指出了：
“很多人说三星堆、金沙遗址是轰动世界的两个闪光点，诸多国家级研究员都参与到了这两个遗址调研活动，我期待着最真实的答案，但……始终没有人提出与藏族有关联，……他们先研究是否与华夏民族有关，再说是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他们认为氐羌与蛮夷没有能力建设这样的灿烂文化，于是我开始了自己的调研。”
“根据本人从历史学，迁徒学等所掌握的资料看：1、 汉文献中记载的蜀人是西北江河人迁徒到西南的藏族支系的氐羌蛮夷人，蜀是藏族大姓中色或穷的写法，蜀人死去头向东是朝着故乡的，蜀人就是从东方的雪山脚下来的，蜀文化是藏族文化顺理成章。2、 从藏族迁徒路线、不同学科纵横比较、同时期出土的文物比较，古蜀人是西北江河岸的藏族懂氏部落之一，氐羌是先民之一，属同流分源，懂氏先民是主流力量。3 、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原的华夏文明，藏族的雪山文明，以及古蜀文化都只是区域问题，中华文明是繁衍生息的各民族的多文明，不是统一的文明。各民族的贡献有大有小，绝不是某一个文明统领或驾驭其它文明。对于藏族来说，西藏山南是藏族文明的发源地，青海江河沿是东上的集散地，成都平原是藏族南下的辉煌文明。藏族与华夏文明并行，在很多地方有之更加辉煌灿烂的亮点。现阶段研究人士存在的一些共同特征：1、 长期受中国文明是中原文明，少数民族本源上都受汉文化影响的大民族主义影响。2、 民族研究专家大多数不能直接阅读，很少有广度、深度、高度，多数以零散的一字半截为依据。3、 学术上共同的观点是三星堆和金沙都没介入华夏族，当时的华夏势力小，但都没用氐羌、蛮夷去揭秘三星堆和金沙遗址。4、 20世纪30年代发现三星堆、金沙遗址，定位为古蜀人。研究三星堆、金沙要从主流的强势汉文化的阴影中走出来，与全中国的文化来做比较，同整个这一时期的同源文化作比较。”
同时，四川甘孜学者噶玛降村、西南民院的同美还提出了保护西藏古籍文献，避免再出现国内资料国外成绩的尴尬局面；中社院丽江代表团牟世华还建议积极申报争取世界级文化遗产，如德格印经院、古碉、石渠嘛呢堆等等。西南民院的万果指出了《因明学》在民族高校教学中实践中举步为艰，形势不容乐观。并对民族高校教育现状进行了分析等。
显而易见，现实和中共官媒的报道大相径庭。只有冷静、客观地审视极左治藏政策，纠正错误，才是明智的，才会避免更大的人为的灾难。如果认准了“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认准了“深入持久开展反分裂斗争”, 只能越来越走向各群族的反面，并进入西藏问题的死胡同；尤其利用中共官媒以谎言蛊惑人心，最后，必将成为国内、国际的笑炳和世界上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典型。
完稿于2010年1月25日
文/朱瑞
我的吃惊是双层的。一方面惊于此次研讨会上，境内大多数藏学家良心未泯，大胆地质疑中共治藏政策；另一方面，惊于中共官媒，潇洒地扔掉了遮羞布，赤条条地睁眼说瞎话。
“……杨岭多吉在讲话中说，中央和四川省委对我省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视，支援力度不断加大。藏区人民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四川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坚持民族区域自治，藏区政治经济形势是好的。对境外分裂势力指使制造的民族分裂、破坏社会稳定的严重事件，四川省藏学研究会、四川藏学研究书院和全省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表示坚决反对、严厉谴责，坚决拥护党和政府所采取的维护稳定的各项措施，坚定地维护民族和社会的稳定，坚定地维护民族团结。他说，藏族历史证明，藏族人民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坚决维护祖国统一，任何国内外的敌对势力的分裂图谋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解放以来60年的历史再次证明，今后还将证明，当家作主的藏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主力军，是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坚决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任何分裂图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四川政协报http://sczxb.newssc.org/html/2009-12/22/content_784054.htm以《加强藏学研究，发展经济社会》为题，对这次藏学研讨会的报道。
但是，会议纪要中（http://narba.tibetcul.com/75508.html），杨岭多吉先生的讲话，都是围绕着批评中共的治藏政策。主题也直截了当：《对民族宗教的政策进行反思》。甚至，在会议召开的第一天，2009年12月19日上午，作为第一号发言人，杨岭多吉就指出：“3·14事件后，纳西族人民依然热情尊重对待藏族老大哥。”透出纳西族并没有赶时髦歧视藏人。2009年12月20日上午，杨岭多吉先生又进行了长篇发言，节选如下：
1、 1979年，我对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提出了质疑，在1959年10月28日召开的省委三级干部会上，对视民族斗争为阶级斗争提出了批判……语录与文革给我们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创伤。
2、 1989年。依据中央两办下发的关于四川藏区的稳定问题说藏区要叛乱……我深入实际调查，实际没有叛乱，和狼来了一样……后来……我指出1968年涉及阿坝、红原、壤塘、松潘毛尔盖的叛乱，是把革命武斗当成叛乱，为什么内地武斗是造反，藏区武斗就是叛乱？……为了眼前利益牺牲整个藏区的利益是不可取的。最后搞得把中央都拉下水……这是不真实反映问题的结果………平反新叛中，也给我们带来了创伤。
3、 关于2009年的政教分离。……实际上宗教是指导思想、伦理道德、精神支柱。……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付出了血的代价，我们应该吸取教训不搞左的和扩大化，政教合一不存在，我们不用搞政教合一。教不再成为统治工具，只是个人信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驳乱反正，群众自己出力出资修寺庙，国家投入很少，后来国家有些投入，但出力最多的还是群众。……一直以来，宗教界人士是二等公民，很难享受公民权利。……宗教本身就是在搞教育，没有寺庙就没有教育，寺庙既是文化中心也是宗教活动中心。现在有些人对寺庙不了解……很多寺庙还被监控起来了，把寺庙划分成分裂寺庙，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
杨岭多吉先生这些诚恳的意见，被四川政协报进行了粗弊的利用，以达到迷惑和误导中国民众、讨好当权者的平庸而丑陋的目的。事实上，杨岭多吉先生并不是这次藏学研讨会的个别现象。无论中国藏学家还是西藏藏学家，都对极左治藏政策进行了质疑：
宗教不是迷信，不要把藏区问题算在达赖喇嘛尊者一人头上
2009年12月19日上午，二号发言人：云南学者杨国清提出：“对两个民族之间的宗教文化要相互尊重。”
2009年12月19日下午，二号发言人：李登全在《理顺宗教、干群关系是藏区长治久安的基础》中，谈到：“宗教是藏族大多数人民的信仰；宗教是净化藏族人民心灵的规章和典范；宗教是构建藏区和谐关系的纽带和桥梁。不能把藏区的宗教看成是封建迷信，不能扣帽子、打棍子……；不能把藏区的宗教看成是牛鬼蛇神；不能把藏区的宗教当作政治工具。”
2009年12月21日下午，一号讨论人：凉山学者提出：“用行政命令干预宗教是不可行的，宗教仪轨已成为一种习俗，当成迷信是行不通的。抓好宗教工作是抓好经济工作等的很好方法，依法管理的不是宗教而是宗教事务，寺庙可以参加经济活动，十世班禅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能把穿袈裟的人们对立起来，”还提到“中央太不相信民族干部了，现在很多事情也不能过急过左，这样适得其反。”
2009年12月21日下午，三号讨论人：德格学者泽仁多吉提出：“……1、 宗教活动场所开放，行政管到佛事活动上去了。2、 维稳工作中，把虫说成牛，把牛说成象，应该就事论事。3、 分裂与反分裂，那有分裂应反那里，不能把藏族看成藏族就是藏独，藏独就是藏族。4、 对待群众问题，到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7·5以后，热比亚成为阿拉伯的领袖，这都是宣传造成的，舆论值得深思。5 当前的有些做法与文革差不多，64年参加工作到现在，整风很多次，这几年又开始让我们写剖析材料了。要我们完全脱离宗教谈政治，让我们离开大多数群众而谈共产主义事业是不可行的。6 群众中出现的事情不能扩大化。这几年天天宣传达赖，过去达不到今天这种影响。”
“建议：1、进行民族大团结教育，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树立中华民族意识。2、 宗教工作只要不违背宪法和有关政策，在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前提下，应该让他们自由活动，把权力下放寺管会……国家给喇嘛送红包，要求插国旗，无内不起浪嘛。3、 民族宗教上出现问题不要挂在达赖喇嘛一个人头上，就事论事，责任出在那里解决那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中共治下的政教合一
2009年12月21日下午，二号讨论人：省财政厅学者，理性而客观地谈到，解决现存的民族危机，首先要“解决民族问题不是阶级问题的思想。另外，中国政府统治藏区了五、六十年，境外还插得了手吗？……应该反思民族政策是不是有问题，执行民族问题是不是有问题，宗教是文化，文化没有稳定不稳定的问题。中央还下发过‘为什么我们常树立起的活佛树不起威性’这样一个论文，其实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一味的谈宗教是鸦片论，活佛是假的，那鸦片论树立起的假活佛能有权威性吗？活佛成了人民代表，这本身就与宗教仪轨相违背。……官办宗教造成了新的政教合一。宗教搞定编定员…… 政法委、宣传部、公安局等指导佛事活动，结果成了他们成活佛，成了政教合一。……把民族问题当成阶级斗争，一直用斗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
2009年12月21日下午，四号讨论人： 学者钦绕提出了：“……四反期间城区反映藏药药费贵，这就是剥削，按上面意思藏医都关进学习班。我说这不叫剥削，把这些从龙青，八邦、白亚来的藏医放出来，让他们在德格印经院的管理房办起了德格藏医的前身—德格藏医联合诊所……”
大汉族主义思想操纵学术研究
四号发言人：四川甘孜学者 丹珠泽仁以《揭秘古蜀人与藏族人的历史渊源—藏族人与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主题，指出了：
“很多人说三星堆、金沙遗址是轰动世界的两个闪光点，诸多国家级研究员都参与到了这两个遗址调研活动，我期待着最真实的答案，但……始终没有人提出与藏族有关联，……他们先研究是否与华夏民族有关，再说是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他们认为氐羌与蛮夷没有能力建设这样的灿烂文化，于是我开始了自己的调研。”
“根据本人从历史学，迁徒学等所掌握的资料看：1、 汉文献中记载的蜀人是西北江河人迁徒到西南的藏族支系的氐羌蛮夷人，蜀是藏族大姓中色或穷的写法，蜀人死去头向东是朝着故乡的，蜀人就是从东方的雪山脚下来的，蜀文化是藏族文化顺理成章。2、 从藏族迁徒路线、不同学科纵横比较、同时期出土的文物比较，古蜀人是西北江河岸的藏族懂氏部落之一，氐羌是先民之一，属同流分源，懂氏先民是主流力量。3 、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原的华夏文明，藏族的雪山文明，以及古蜀文化都只是区域问题，中华文明是繁衍生息的各民族的多文明，不是统一的文明。各民族的贡献有大有小，绝不是某一个文明统领或驾驭其它文明。对于藏族来说，西藏山南是藏族文明的发源地，青海江河沿是东上的集散地，成都平原是藏族南下的辉煌文明。藏族与华夏文明并行，在很多地方有之更加辉煌灿烂的亮点。现阶段研究人士存在的一些共同特征：1、 长期受中国文明是中原文明，少数民族本源上都受汉文化影响的大民族主义影响。2、 民族研究专家大多数不能直接阅读，很少有广度、深度、高度，多数以零散的一字半截为依据。3、 学术上共同的观点是三星堆和金沙都没介入华夏族，当时的华夏势力小，但都没用氐羌、蛮夷去揭秘三星堆和金沙遗址。4、 20世纪30年代发现三星堆、金沙遗址，定位为古蜀人。研究三星堆、金沙要从主流的强势汉文化的阴影中走出来，与全中国的文化来做比较，同整个这一时期的同源文化作比较。”
同时，四川甘孜学者噶玛降村、西南民院的同美还提出了保护西藏古籍文献，避免再出现国内资料国外成绩的尴尬局面；中社院丽江代表团牟世华还建议积极申报争取世界级文化遗产，如德格印经院、古碉、石渠嘛呢堆等等。西南民院的万果指出了《因明学》在民族高校教学中实践中举步为艰，形势不容乐观。并对民族高校教育现状进行了分析等。
显而易见，现实和中共官媒的报道大相径庭。只有冷静、客观地审视极左治藏政策，纠正错误，才是明智的，才会避免更大的人为的灾难。如果认准了“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认准了“深入持久开展反分裂斗争”, 只能越来越走向各群族的反面，并进入西藏问题的死胡同；尤其利用中共官媒以谎言蛊惑人心，最后，必将成为国内、国际的笑炳和世界上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典型。
完稿于2010年1月25日
2010年1月22日星期五
哈维尔、达赖喇嘛尊者等多位诺奖得主推刘晓波为2010诺奖人选
作者：project-syndicate
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达赖喇嘛尊者、南非大主教图图等多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及国际知名人士19日在权威网站project-syndicate 联名撰文推荐刘晓波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人选。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因牵头起草零八宪章，而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中国当局判处十一年监禁。哈维尔领衔起草文章的标题是：刘晓波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哈维尔在文中写道，刘晓波应该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有两个理由。首先，刘晓波牵头起草的《零八宪章》同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波兰总统瓦文莎以及缅甸民主的领袖昂山素姬等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政治理念一脉相承；其次，当初设立诺贝尔和平奖的目的之一是要奖励为政治改革以及推进民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转自：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4671
略有改动
2010年1月21日星期四
斗地主的真相和目的
作者：李肃
1949 年中共建政以后，在全国发动的第一场运动就是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准备进行土地改革。1950年6月30日，中国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从1950年冬季土改运动开始，到1953年结束，将近3亿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粮食。
“均贫富”运动？
因此，表面看来，这场土改运动似乎就是要把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少数人--即地主的手中转到多数农民--即贫下中农的手中。这是一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均贫富”运动。
在中共已经控制了政权的1950年，通过国家立法和执法，完全可以达到上述“均贫富”的目的。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国政协第一届大会二次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了《土地改革法》。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
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张组织农民通过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另有目的
和平手段本来可以达到分田地、“均贫富”的目的。但是中共弃而不用，其原因只能是中共希望借助土改达到另外的目的。
1956 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份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
可以看到，在刘少奇的这段话里，土改的成就并不是分田地和均贫富，而是农民跟党走和打击地主富农。正如一位当年在四川参加过土改运动的土改队员引述当年上级中共官员的话说：“土改是一场阶级斗争。”
当年参加过土改的前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左派保守人物喻权域解释说：“‘和平土改’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人们把土地改革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恩赐 ’、‘救济’，打不掉几千年形成的地主阶级的威风，农民不能真正地翻身站起来，成为农村的主人和国家的主人。几年、十几年后，地主阶级又会骑在农民头上，控制农村。因为地主们的文化水平高于农民，还有境外、国外的反动势力支持他们。”
不管喻权域的解释是否站得住脚，至少他道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共产党担心农民轻轻松松地拿到土地，就不会仇恨地主，也不会积极地控制农村。
流血的土改
于是，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中国共产党先为农民设定了阶级敌人的数量。在1948年，中共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口10%”。按这个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中共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3%，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900万个阶级敌人。
前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喻权域回忆说：“......召开诉苦会、批斗会。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坐镇会场，起两个作用：一是为农民撑腰壮胆，二是维持会场秩序。农民诉苦诉到愤激处，打地主一两巴掌或一两拳头，我们坐视不管。当农民义愤填膺，蜂拥而上，拿起锄头、扁担或端起板凳要砸向地主，可能把地主打残打死时，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立即冲上去，夺下农民手中的锄头、扁担、板凳，并用自己的身躯把地主围起来。......我们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既支持了农民的正义斗争，又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使地主被打残、打死。”
喻权域的这番话起码可以说明，当年的土改干部没有严厉制止打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农民打人。
广东海洋大学一位教师对苏南土改的调查发现，苏南2742个乡中，有200多个发生了乱斗乱打。据当时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218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
干部鼓励农民打人
各种调查显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更严重的是，土改时有大量的人死亡。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道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余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7个人。
在广东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宁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
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在领导土改运动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和做法。结果，广东土改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51年11月，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毛泽东将陶铸和赵紫阳调到广东，主管土改工作，并且调集大批干部南下广东参加土改工作。195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面批评方方犯了“土改右倾”的错误。他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
陶铸则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广东土改的形势随后发生重大变化，滥杀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据估计，杀人达几十万。而这些被杀的人，没有一个属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的人。
土改按比例杀地主
评论说：“在土改中杀地主几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额来完成任务，完全不问青红皂白。”
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评论家说：“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毛泽东就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就认为通过暴力的群众运动是中共起家的一个好办法。所以后来毛泽东在中共居于主导地位之后，他就积极地推广在湖南农村掀起的这种暴力的农民运动，这种流血的农民运动。他对这一点很欣赏。所以这一点，毛泽东个人对于中共的这种土改有非常大的影响。中共通过这种发动群众，夺回土地的办法，它主要是为了通过这种形式把农民吸引过来，武装起来，让农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对立起来。农民呢，走投无路，只能够就跟着共产党走。这种分土地的方式也让农民最初有一种感恩的感觉，然后觉得共产党是‘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说话，为农民办事的。另外呢，毛泽东他亲自指示说：‘每到一处，先必制造恐惧，以巩固基层政权。’所以他这个制造恐惧是有目的的。他是为了巩固基层政权，让基层老百姓在恐惧和紧张之中不得不跟共产党站在一起。任何人站在对立面，他就可能会成为镇压和专政的对象。所以他通过杀地主，通过夺取土地，既制造血腥和高压，又巩固和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
有分析说：“一个意思就是‘杀人立威’，他们很相信这一点。你杀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这个政权就稳固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他要造成一种翻过来的形式，使原来处于下层的一些人倒过来，处于上层；使原来处于上层的人，他要把他压到下层。他就在农村有了更强的政治基础。我想这个也是他巩固政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还有一个事实也可以说明中共土改的目的并不是它公开声称的“均贫富”目的。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地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农业合作化
也就是说，毛泽东早已计划进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而且实际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土改运动结束之前就开始了。为什么中共一定要走一个把土地分给农民的过场呢？
有分析认为：“我想它有出于政治权谋的考虑，也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从意识形态的因素来讲，他们还是认为革命得是有阶段的，得一个阶段完了才能进行第二个阶段。所以他们当时在分土地的时候，尽管共产党领导人和共产党的干部们心中都有数，那将来是要走集体化道路的，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当时我们分了，当时我们是在骗你们。他们觉得是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嘛。那目前是要先走第一步。所以他们主观上他们并不认为我们是成心在欺骗大家。这就是那么多党的干部当时并没有一种他们在哄人、骗人的犯罪感，他们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这么做下去的原因。他们就是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另外从实际的政治权谋上考虑，那当然它也知道，在最初如果你说分土地，这个对农民，特别对贫苦农民多少有些号召力。你如果一下子变成了收归国有，变成了国家的财产，那恐怕对于农民来说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共产党，像毛泽东提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嘛。这个口号就和过去包括历史上一些农民希望平分土地，‘均田地’的这种诉求就有相当的吻合之处。所以对于当时来说，它觉得对于它的阶级队伍是有它的好处的。”
划分阶级成份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份，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中共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和富农被定为剥削阶级，是打击对象。从此，中国农村阶级阵线分明，出现了永远的下等阶级，即地主和富农。中国当代文化批评人叶匡政说：“细究起来，土改的头等大事倒不是‘土地还家’，因为‘还家’的土地没过几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划阶级成份’，这划定的阶级成份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下半辈子，甚至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
令这些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子女感到无奈的是，他们被压制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而是因为他们拥有超过一定数量的土地，不论这些土地是如何获得的，而且是根据“解放”前3年的政治经济地位确定的。
中共当时说，地主富农3年后改变成份，使农村中3年后只有“农民”，不再有剥削阶级。然而这些人的地主富农帽子一戴就是30年，家属和子女也被压迫、迫害了 30年。尽管土改中有几百万地主被杀，30年中也一定有一些人被迫害至死或者病故，到1979年中共给所有地富分子“摘帽”时，竟然还有40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其受迫害者的数量相当可观。
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
“因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是讲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或者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因此在它的理论中没有平等的观念，只有敌对的观念。他们表面上讲要把地主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他却让这些人成为二等公民，成为人下人。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统治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它就可以永远地教育老百姓或者说服老百姓：就因为我们把他们打倒了，把你们解放了，把他们踩到了脚下了，所以说你们要支持我们。”
不仅如此，地主富农当年被没收的财产和土地至今没有得到偿还或者补偿，也从来没有为地主富农平反，似乎当年对他们的压迫仍然是合理的。山东等地的一些大地主的子孙曾经写信给中国的人大常委会，要求否定当年的土改运动，把土地退还给他们。
左派保守人物喻权域的观点也许反映了中国官方的一些观点。他说：“我坚决反对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我国宪法，我主张只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农民的土地是根据《土地改革法》分得的，这是‘合法的财产’，国家要予以保护，不许老地主的后代来索要。”
农民土地梦不到两年
然而，当今的中国农民并没有个人的土地所有权。土改时，中国农民在欢天喜地地瓜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之后，中共随即又将土地收走。在土改运动尚未结束的 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让农民把土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交给了“集体”。中国贫穷农民的土地梦做了还不到两年。
评论认为：“土改对中共来说，好处是无穷的，而且一直到今天，由于产权不清，产权不明，到(19)78年改革的时候说了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将土地租给农民，而且土地还是属于国家的。而在中共的字典里面，国家等同于政府。所以呢，这个就是政府的。那么一直到今天，政府的各级官员对土地都有极大的支配权。所以他们可以随便地征地、拆迁，随便地制定土地的价格和补偿的标准，继续让农民或者土地使用者蒙受损失。农民呢，也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土地是国家的。当政府需要的时候，它欲取欲夺，农民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一直对于中共，它是有好处的。对于中共各级官员都有好处，因为它把土地收归国有之后，收归了党有，对他们的统治，对他们任意占用和使用资源、调动资源、组织资源，都是十分便利的。”
“双重欺骗”
时至今日，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些接收农民土地的组织都不存在了，但是农村的土地仍然属于“集体”，农民仍然与土地所有权无缘。
“先分后收。土地从地主手上夺过来，分给农民，给农民制造感恩的感觉。然后呢，它要再把它收回来。而它收回来呢是用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但是空洞的理想主义的召唤，说建立公有制啊，建立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农民因此受了双重的欺骗。第一次是被分地；第二次是被收地；最后变得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一个中国人在互联网上写道：“我出生就是雇农。我一直认为中国农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因为胜利后可以分田地。后来土改了，愿望实现了。但没过多久，又给收回去了，一直没想通，特别是后来发生了大饥荒，更想不通了。我总觉得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
—— 原载: 财识网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
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65771
1949 年中共建政以后，在全国发动的第一场运动就是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准备进行土地改革。1950年6月30日，中国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从1950年冬季土改运动开始，到1953年结束，将近3亿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粮食。
“均贫富”运动？
因此，表面看来，这场土改运动似乎就是要把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少数人--即地主的手中转到多数农民--即贫下中农的手中。这是一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均贫富”运动。
在中共已经控制了政权的1950年，通过国家立法和执法，完全可以达到上述“均贫富”的目的。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国政协第一届大会二次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了《土地改革法》。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
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张组织农民通过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另有目的
和平手段本来可以达到分田地、“均贫富”的目的。但是中共弃而不用，其原因只能是中共希望借助土改达到另外的目的。
1956 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份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
可以看到，在刘少奇的这段话里，土改的成就并不是分田地和均贫富，而是农民跟党走和打击地主富农。正如一位当年在四川参加过土改运动的土改队员引述当年上级中共官员的话说：“土改是一场阶级斗争。”
当年参加过土改的前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左派保守人物喻权域解释说：“‘和平土改’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人们把土地改革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恩赐 ’、‘救济’，打不掉几千年形成的地主阶级的威风，农民不能真正地翻身站起来，成为农村的主人和国家的主人。几年、十几年后，地主阶级又会骑在农民头上，控制农村。因为地主们的文化水平高于农民，还有境外、国外的反动势力支持他们。”
不管喻权域的解释是否站得住脚，至少他道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共产党担心农民轻轻松松地拿到土地，就不会仇恨地主，也不会积极地控制农村。
流血的土改
于是，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中国共产党先为农民设定了阶级敌人的数量。在1948年，中共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口10%”。按这个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中共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3%，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900万个阶级敌人。
前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喻权域回忆说：“......召开诉苦会、批斗会。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坐镇会场，起两个作用：一是为农民撑腰壮胆，二是维持会场秩序。农民诉苦诉到愤激处，打地主一两巴掌或一两拳头，我们坐视不管。当农民义愤填膺，蜂拥而上，拿起锄头、扁担或端起板凳要砸向地主，可能把地主打残打死时，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立即冲上去，夺下农民手中的锄头、扁担、板凳，并用自己的身躯把地主围起来。......我们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既支持了农民的正义斗争，又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使地主被打残、打死。”
喻权域的这番话起码可以说明，当年的土改干部没有严厉制止打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农民打人。
广东海洋大学一位教师对苏南土改的调查发现，苏南2742个乡中，有200多个发生了乱斗乱打。据当时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218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
干部鼓励农民打人
各种调查显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更严重的是，土改时有大量的人死亡。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道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余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7个人。
在广东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宁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
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在领导土改运动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和做法。结果，广东土改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51年11月，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毛泽东将陶铸和赵紫阳调到广东，主管土改工作，并且调集大批干部南下广东参加土改工作。195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面批评方方犯了“土改右倾”的错误。他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
陶铸则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广东土改的形势随后发生重大变化，滥杀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据估计，杀人达几十万。而这些被杀的人，没有一个属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的人。
土改按比例杀地主
评论说：“在土改中杀地主几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额来完成任务，完全不问青红皂白。”
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评论家说：“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毛泽东就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就认为通过暴力的群众运动是中共起家的一个好办法。所以后来毛泽东在中共居于主导地位之后，他就积极地推广在湖南农村掀起的这种暴力的农民运动，这种流血的农民运动。他对这一点很欣赏。所以这一点，毛泽东个人对于中共的这种土改有非常大的影响。中共通过这种发动群众，夺回土地的办法，它主要是为了通过这种形式把农民吸引过来，武装起来，让农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对立起来。农民呢，走投无路，只能够就跟着共产党走。这种分土地的方式也让农民最初有一种感恩的感觉，然后觉得共产党是‘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说话，为农民办事的。另外呢，毛泽东他亲自指示说：‘每到一处，先必制造恐惧，以巩固基层政权。’所以他这个制造恐惧是有目的的。他是为了巩固基层政权，让基层老百姓在恐惧和紧张之中不得不跟共产党站在一起。任何人站在对立面，他就可能会成为镇压和专政的对象。所以他通过杀地主，通过夺取土地，既制造血腥和高压，又巩固和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
有分析说：“一个意思就是‘杀人立威’，他们很相信这一点。你杀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这个政权就稳固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他要造成一种翻过来的形式，使原来处于下层的一些人倒过来，处于上层；使原来处于上层的人，他要把他压到下层。他就在农村有了更强的政治基础。我想这个也是他巩固政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还有一个事实也可以说明中共土改的目的并不是它公开声称的“均贫富”目的。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地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农业合作化
也就是说，毛泽东早已计划进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而且实际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土改运动结束之前就开始了。为什么中共一定要走一个把土地分给农民的过场呢？
有分析认为：“我想它有出于政治权谋的考虑，也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从意识形态的因素来讲，他们还是认为革命得是有阶段的，得一个阶段完了才能进行第二个阶段。所以他们当时在分土地的时候，尽管共产党领导人和共产党的干部们心中都有数，那将来是要走集体化道路的，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当时我们分了，当时我们是在骗你们。他们觉得是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嘛。那目前是要先走第一步。所以他们主观上他们并不认为我们是成心在欺骗大家。这就是那么多党的干部当时并没有一种他们在哄人、骗人的犯罪感，他们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这么做下去的原因。他们就是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另外从实际的政治权谋上考虑，那当然它也知道，在最初如果你说分土地，这个对农民，特别对贫苦农民多少有些号召力。你如果一下子变成了收归国有，变成了国家的财产，那恐怕对于农民来说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共产党，像毛泽东提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嘛。这个口号就和过去包括历史上一些农民希望平分土地，‘均田地’的这种诉求就有相当的吻合之处。所以对于当时来说，它觉得对于它的阶级队伍是有它的好处的。”
划分阶级成份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份，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中共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和富农被定为剥削阶级，是打击对象。从此，中国农村阶级阵线分明，出现了永远的下等阶级，即地主和富农。中国当代文化批评人叶匡政说：“细究起来，土改的头等大事倒不是‘土地还家’，因为‘还家’的土地没过几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划阶级成份’，这划定的阶级成份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下半辈子，甚至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
令这些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子女感到无奈的是，他们被压制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而是因为他们拥有超过一定数量的土地，不论这些土地是如何获得的，而且是根据“解放”前3年的政治经济地位确定的。
中共当时说，地主富农3年后改变成份，使农村中3年后只有“农民”，不再有剥削阶级。然而这些人的地主富农帽子一戴就是30年，家属和子女也被压迫、迫害了 30年。尽管土改中有几百万地主被杀，30年中也一定有一些人被迫害至死或者病故，到1979年中共给所有地富分子“摘帽”时，竟然还有40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其受迫害者的数量相当可观。
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
“因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是讲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或者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因此在它的理论中没有平等的观念，只有敌对的观念。他们表面上讲要把地主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他却让这些人成为二等公民，成为人下人。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统治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它就可以永远地教育老百姓或者说服老百姓：就因为我们把他们打倒了，把你们解放了，把他们踩到了脚下了，所以说你们要支持我们。”
不仅如此，地主富农当年被没收的财产和土地至今没有得到偿还或者补偿，也从来没有为地主富农平反，似乎当年对他们的压迫仍然是合理的。山东等地的一些大地主的子孙曾经写信给中国的人大常委会，要求否定当年的土改运动，把土地退还给他们。
左派保守人物喻权域的观点也许反映了中国官方的一些观点。他说：“我坚决反对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我国宪法，我主张只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农民的土地是根据《土地改革法》分得的，这是‘合法的财产’，国家要予以保护，不许老地主的后代来索要。”
农民土地梦不到两年
然而，当今的中国农民并没有个人的土地所有权。土改时，中国农民在欢天喜地地瓜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之后，中共随即又将土地收走。在土改运动尚未结束的 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让农民把土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交给了“集体”。中国贫穷农民的土地梦做了还不到两年。
评论认为：“土改对中共来说，好处是无穷的，而且一直到今天，由于产权不清，产权不明，到(19)78年改革的时候说了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将土地租给农民，而且土地还是属于国家的。而在中共的字典里面，国家等同于政府。所以呢，这个就是政府的。那么一直到今天，政府的各级官员对土地都有极大的支配权。所以他们可以随便地征地、拆迁，随便地制定土地的价格和补偿的标准，继续让农民或者土地使用者蒙受损失。农民呢，也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土地是国家的。当政府需要的时候，它欲取欲夺，农民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一直对于中共，它是有好处的。对于中共各级官员都有好处，因为它把土地收归国有之后，收归了党有，对他们的统治，对他们任意占用和使用资源、调动资源、组织资源，都是十分便利的。”
“双重欺骗”
时至今日，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些接收农民土地的组织都不存在了，但是农村的土地仍然属于“集体”，农民仍然与土地所有权无缘。
“先分后收。土地从地主手上夺过来，分给农民，给农民制造感恩的感觉。然后呢，它要再把它收回来。而它收回来呢是用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但是空洞的理想主义的召唤，说建立公有制啊，建立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农民因此受了双重的欺骗。第一次是被分地；第二次是被收地；最后变得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一个中国人在互联网上写道：“我出生就是雇农。我一直认为中国农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因为胜利后可以分田地。后来土改了，愿望实现了。但没过多久，又给收回去了，一直没想通，特别是后来发生了大饥荒，更想不通了。我总觉得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
—— 原载: 财识网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
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65771
2010年1月20日星期三
雪夜读西藏史
第一场雪下过，两个晚上读完了《西藏的故事：与达赖喇嘛谈西藏历史》（Thomas Laird著，庄安祺译，台湾联经2008年出版）。很有趣的书，不算很严肃的历史书，但故事讲的好，从西藏远古神话一直讲到北京奥运会前，娓娓道来。本书独一无二的价值在于作者在达兰萨拉呆了三年多，每一段历史作者都和达赖喇嘛面对面讨论。了解西藏历史，知道达赖喇嘛的观点无疑是很重要的。
我很欣赏达赖喇嘛的思辨方式。作为宗教领袖和政治家，他对每件历史大事都持世俗的和非世俗的两种眼光去看待。他世俗的看法很纯朴正常，阅历加常识加诚实，没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他始终“自省”的态度，反省自己的错误，也反省西藏历史上的种种愚蠢和不足之处。讲起印度佛教衰落和西藏的经历，他说：“在西藏就像印度的情况一样，只看外在的原因，这种倾向深植人心，难以消除。我们不该只怪他人，只怪外力。如果我们不能好好修道受戒，那么我们的信仰也不过是虚伪而已。这是印度和西藏佛教真正的历史。”
非世俗的那一面是宗教层面上的哲学思辨，以我一脚半猫的佛教知识功底，认为这里确有一代宗师的风范。：）
作为历史业余爱好者，我对史实的细节向来不感兴趣，我在乎的是讲故事的方式，能不能讲一个可信的故事出来，能不能从这故事中得到启发。所谓“可信”，就是要符合人性和逻辑，要有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的经济学，有数字的话要在基本的加减乘除后不变成笑话。所谓“启发”，是“求同”，是看到对现在和未来和问题的相似性。至于什么历史上谁是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口水仗，永远是拳头大的那方有理。本书的作者庸人自扰，不停考证反驳，脸红脖子粗的，达赖喇嘛倒是轻描淡写：西藏的历史地位是历史学家的事，不是政治决定得了的，政治程序能解决的是西藏未来的地位。
我在twitter上发了很多杂七杂八的八卦类笔记，按时间顺序贴出来，有扩充。
1. 果然果然，文成公主又是被松赞干布抢去的。老松给唐太宗送信，让他进贡个公主来当老婆，否则带五万人马杀到长安宰了太宗抢亲。我朝自然不服，结果被吐蕃暴捶一顿，送女人了事。最后双方历史的记录完全相反，都说是对方来朝进贡。不过一百多年后，吐蕃还是攻占了长安。
吐蕃皇帝赤松德赞一路打到长安的故事让我想起鸦片战争。我大唐明明被打成了猪头，和人家签订盟约时遣词造句还要口淫一番占人家便宜，赤松当然不买帐：“我们伟大的吐蕃与大唐国因联姻而结盟，如今怎么被当成臣民？”你现在知道武侠小说里番僧不管多高明，最后都总会被灰溜溜收拾出中原的意淫习惯了吧？你签你的各种条约，我舞我的六脉神剑，就是这么精神分裂。
2. 成吉思汗座右铭：尽情烧杀掳掠敌人，奸淫他们的妻女，是男人最美好的人生。而近来的基因研究显示，曾被成吉思汗统治的地方，有8%的男人，其Y染色体都和这臭流氓有关, 这相当于1600万个后代。这篇论文的合作者多达23人，不知其中有没有成的后代，嘿嘿。
3. 在藏人最需要蒙人和蒙人最需要藏人的时候，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就正好成了蒙古可汗的曾孙。俺是个粗人，觉得这里一定有猫腻，死活也不相信现在达赖喇嘛对这事儿的浪漫宗教解释。他说：“如果你心里老想着政治，那么说不定佛陀也是政客，组了政党。说不定。谁知道。”
4. 做为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人，看到支持格鲁派秘密寻找五世达赖转世灵童的是东蒙古土默特族人，不由地感到一阵亲切。五世达赖喇嘛果然非常人，5岁的时候照顾他的妇女就说：“从来不哭，很好照顾，就是爱喝青稞酒。”啧啧。
5. 听达赖喇嘛讲“转世化身”的宗教意义，以及作为一种世俗制度的经济含义，很受启发。撇开这制度的宗教含义不说，作为选择政治接班人的方法，这制度风险大周期长极度不靠谱。伟大的五世达赖喇嘛就想废了它，让后来的达赖喇嘛结婚生子，改成世袭制，可惜六世达赖喇嘛爱女人爱过了头，还俗去了。
6. 无比热爱女人天天去妓院最终还俗的六世达赖喇嘛，能写一手漂亮的情歌：“默想的喇嘛面孔，很难来到心上。不想的情人容颜，心中却明明亮亮。”有人还为六世辩护，说他还俗是为了修炼两性双修密法。本世达赖喇嘛可不这么看：“你不该把六世达赖还俗想成是他想修习大圆满，这两者没有关系。他还俗是因为他喜欢女孩子，就这么简单。” 看看，本世达赖喇嘛看问题就是深刻。：）
7. 六世达赖喇嘛终究为自己的“浪漫”付出了代价，被野心家抓起来捆去见康熙。有人问本世达赖喇嘛：“当你知道你得赴中国面对毛泽东，就像六世得去中国见满清皇帝时，心里什么感受？”“是一种非常孤单的感觉，”他停顿了一下，低下头叹了口气，说：“茫然无助。”这种感觉，我相信蒋委员长和林副统帅一定也有过。
8. 七世到十二世达赖喇嘛皆早夭，坊间传说都是被摄政毒死的，还有满清方面的合谋等等。本世达赖喇嘛对此仍旧不以为然，认为小孩子身体脆弱，照顾他们的人又愚蠢大意，以为观音转世所以生个病也不碍事儿，最后小病变大病，就死了。本世达赖喇嘛称自己和七世到十二世没有什么关联，“我从未梦到他们。”他经常梦见的都是“大人物”，比如宗喀巴啊，五世和十三世啊等等。
9.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觉悟水平和紫禁城里的先帝们差别不大，英国人写信给他要谈判，信没开封就没退了回来，还给人附上不少干了的粪便。
10. 英军入侵西藏，藏人的抵抗和义和团抗八国联军没啥差别，都是一边倒的屠杀，人家机枪开火扫射过来打死一片了，自己还不知道咋回事儿呢。一位英军士兵说：“虽然将军下令继续开枪，但我受不了这样的屠杀，不得不停火。”
11. 英军进入拉萨，十三世逃亡蒙古，又和一位蒙古僧人起了冲突，和人家说：“乌兰巴托太小，容不下两位高级喇嘛。”这不是吃饱了撑的么？
12. 英国人太孙子了，帮助十三世训练藏军的时候还教人家英国国歌。1950年有人看到藏军军乐队还演奏“天佑吾女王”呢，显然不明白这曲子什么意思。现任达赖喇嘛对此的评价就两字儿：很傻。
13.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洋务运动”阻力重重，建军没钱，想向僧侣和贵族征税，难于登天。不过他也有李鸿章式的铁腕人物龙厦。最后征到了九世班禅身上，班禅不服，斗争未果，遂“叛逃”中国。龙厦最后双眼被刺瞎死的很惨。
14. 我觉得西藏历史归属权的问题核心观念是怎么看待元清两朝在中国历史的地位，是外族侵略亡了国还是本国疆域自然扩张。这两种观念一直自相矛盾着（至少在民间），一边嘴上吹嘘元清两朝的武功像是祖宗功业，一边又天天叫文天祥民族英雄骂吴三桂大汉奸，精神不分裂的话应该骂文天祥螳臂挡车夸吴三桂促进祖国统一才对。看看孙中山携民国内阁拜谒明太祖陵的谒文，就能理解对待元清两朝的矛盾态度：“奉兹大柄，还我汉人，皇汉民族，既寿永昌。呜呼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 还他妈五族共和呢，我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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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是为了理解现在，更重要的，理解自己。读和我朝经常打交道的周围各民族各国家自己书写的历史，可以让我们“兼听则明”，学会识别谎言，更真切的理解和感受自己民族的历史。这样，踏上比自己富足的国土比如美国日本时，不自卑；踏上不如自己富足的穷国或者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时，不自大。给别人尊重，是赢得尊重的唯一方式，而靠谱的尊重只能来源于了解对方。
再说，多些知识，赶潮流去西藏旅游的时候，逛布达拉宫和黄教四大寺时（六大寺，另两个一个在青海，一个在甘肃），那心中的神秘情感和体验能一样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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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9日星期二
桑结嘉：朱维群在阻碍解决西藏问题
民主中国
1/18/2010 7:38:15 AM
由於加米“中共＂在西藏自始至终是谎言、欺骗、敲诈、掠夺和屠杀的代名词，所以，西藏人对中共官员的言论如同现在的大陆民众见怪不怪，而且，有一种特殊的“免疫力＂，就是把中共官员的言论“倒著解读＂。如，中共官员放开嗓门嘶哑高喊西藏“和平解放＂的时候，事实就是在西藏进行灭绝式屠杀藏人。高喊达赖喇嘛遭“劫持＂的时候，事实是达赖喇嘛由於无法与中共“合作＂而流亡的。说西藏空前“稳定繁荣＂时，西藏与中国的贫富差距万丈、西藏民众抗议声不断。所以，在“红旗下＂长大的本人自懂事开始一般是“倒著解读＂中共官员的言论，如在上大学时学校广播大批“达赖喇嘛非法寻找班禅灵童＂的时候，不由得认为这是绝对的合法，没有任何理由，就凭中共官员的“指责＂产生自己的“真理＂。
正因为如此，笔者一般不会去理会中共官员的胡言乱语。因为，相信没有多少人理会他们的言辞。可是最近，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在几次公开接受采访中，口出狂言不说，其用心之险恶令人发指。更可怕的是他的言论事实上是在全力以赴的破坏藏中和谈。因此，西藏代表嘉日洛地吃惊不已，称：“我们正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下一轮对话，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作此文章，让人迷惑＂。其实，这只是中共官员露出险恶、奸诈的本来面目而已，根本不是什麽迷惑不解的事,像朱维群这样的“红卫兵太子党＂来说，狡诈、毒辣和阴险，还有“发飙耍泼＂是看家本领。所以，不足为怪。但是，朱副部长最近前後两次安排西藏资讯中心采访时的言论虽然是往常一样“发飙耍泼＂，但是，如加以分析，这次发表这些言论的目的是更加阴险。本人认为，朱部长正在达赖喇嘛与他的特使之间实施挑拨离间计。
这一事实在朱副部长安排西藏资讯中心采访时遗漏出来了,他说：“----我认为不能排除甲日等人没有向他如实汇报我的谈话，或者故意篡改了我的谈话，也不能排除是达赖本人没有听清楚。＂朱副部长开始用达赖喇嘛特使“没有如实汇报＂、“故意篡改＂之类的词有意让人产生达赖喇嘛特使做了手脚的错觉。然後，进一步为自己的狡辩寻找伪证。他还说：“----去年5月4日在深圳接谈时，我对甲日明确指出：“这里我要澄清的是，4月12日达赖喇嘛在美国西雅图会见华人记者时说，第五轮会谈中央已经承认他不主张?西藏独立＇，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甲日当场承认，“达赖喇嘛确实这样说过，是受我们两个给他汇报的影响＂。＂还有：“-----甲日先生是否把如此重要的资讯传递给了达赖喇嘛？到底是甲日对达赖喇嘛封闭了消息而导致达赖喇嘛持续在公众场合说错话，还是达赖明明知道真实情况而故意坚持谎言。＂然後，一转弯假惺惺地“同情＂起甲日他说：“----甲日等人却始终不发一言。这说明甲日等人不想或者无力纠正达赖的行为，同时也不愿意为达赖作伪证。“----甲日先生的声明不仅不能为他的“尊者＂开脱，相反，却印证了是达赖在撒谎，印证了我对达赖的批评是有根据的。＂
朱副部长千方百计，在达赖喇嘛和特使之间进行挑拨，想借用藏人对和谈不耐烦的心态和有些人很天真地认为和谈无结果是怀疑特使能力的心态，故意制造这些舆论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拖延＂解决西藏问题。这样可以达到应破孚说的：“朱维群的左派面目，造成他所处理的西藏问题，越处理越成问题，民族矛盾越是尖锐，海内外舆论更加侧目；而越是成为问题，朱维群的地位就显得越重要，越是能升官发财。＂
另外，如果朱副部长的目的成功了---挑拨离间了达赖喇嘛和特使，还有达赖喇嘛特使和境内外西藏人。朱副部长“越是能升官发财＂，而且，对於一贯实施“拖延政策＂的中共来说更是一大“喜讯＂。
还有一点是:朱副部长通过第一次采访方式挑斗达赖喇嘛特使开口，同时，他也非常清楚由於藏中代表内部有“协定＂，那就是达赖喇嘛特使说的：“一次又一次，中方提醒我们不要通过媒体透露谈判事宜＂。所以朱副部长相信达赖喇嘛特使不会公开会议更多的细节。当然，如果公开了更多的细节，他又可以以达赖喇嘛特使没有遵守“内部协商＂而大发雷霆，甚至以此为藉口断绝和谈。
当朱副部长的第一步目的达到----达赖喇嘛特使12月10日在华盛顿发表《关於藏中和谈进程的声明》後，朱副部长 12月17日再次安排西藏资讯中心采访说：“甲日先生的辩解印证了达赖喇嘛在撒谎＂。而且还装蒜说：“但是看到甲日先生的声明，感到我如果不说点什麽，对不起甲日的良苦用心。＂笑死人了，中共什麽时候对的起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朱副部长突然慈悲大发了？应破孚说“红卫兵，太子党加贪官＂，我们能指望什麽？只能指望下辈子朱部长发起一点人性。
我们从达赖喇嘛特使的声明中得知，藏中双方目前正在磋商下一轮会谈，朱副部长选择这样的时间发表以上言论使赖喇嘛特使“迷惑。＂所以，更加证明了我以上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共仍然没有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而且，仍然在实施“拖延＂政策。所以，在双方讨论下次和谈之际朱部长口出如此言论，目的是破坏藏中和谈，拖延解决西藏问题。
另外，中共真有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从2002年藏中重新开启接触以来，西藏代表一直要求西藏代表中要有一位懂中文的代表，但是，中共没有允许，唯有第四次在瑞士举行的会谈中增加了当时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才嘉。如有懂中文的西藏代表,藏中之间不会像现在这样发生文字表达上的争议。朱副部长的这种狡诈也许有所收敛，但是，看看朱副部长至今发表的无赖言论，那只能是我们的心愿罢了。
正是因为中共红卫兵、太子党加贪官处理西藏问题，更使藏中接触始终不能向前迈出一步。对此，应破孚在9月号《前哨》上刊登《红卫兵太子党加贪官，朱维群阻碍中共解决西藏问题，贪官和左棍朱维群的真面目》一文中揭露：“既是双料太子党，又是一个没有什麽文化、後门学历的「红卫兵」，朱维群正是一个薄熙来式的中共恶官。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朱维群是一个没有任何底线，唯利是图，又想占尽天下所有好处的人物。而这样的一个人物主导中共解决西藏问题，不仅於事无补，而且恰好成为解决西藏问题的绊脚石。＂
而且，该文章说：“朱维群满嘴谎言，不足以信。明明是和达赖喇嘛在谈西藏问题，谈判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他却闭口雌黄说，「中央根本不会和达赖喇嘛谈『西藏问题』」。似乎西藏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一样。＂还有，朱副部长“却以「红卫兵」的逻辑和言论，处处从「敌对」思维出发，使得西藏问题越来越僵。＂
该文章警告说，由於朱副部长的无知和众多的谎言使西藏问题的解决增加了难度。文章指出;“更重要的是，朱维群红卫兵式的言论，对藏传佛教和达赖喇嘛的不尊重，以及许多谎言，都会加大中共解决西藏问题的难度。虽然这正是朱维群麽了个人利益而要达到的目的，却是未来中共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的事情。＂
此外，最近朱瑞撰写的文章《朱维群的发飙耍泼与何方先生对民族政策的看法》也毫不口气、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麽北京方面毫不掩饰地左顾右盼，诱导人们进入西藏问题的误区？----显然，朱维群所有的表演，就为了一个目的：回避藏中接谈！＂由於朱副部长言论不可信，所以，朱瑞在文章中写到：“然而，朱维群的发飙耍泼，还是著实让藏人尤其是尊者的特使嘉日洛珠坚参吃了一惊：“中共官员的言行犹如疯子？！＂
大家还注意到，朱副部长的这些言论是在应破孚在9月号《前哨》上刊登《红卫兵太子党加贪官，朱维群阻碍中共解决西藏问题，贪官和左棍朱维群的真面目》揭露朱部长的太子党、红卫兵和贪官内幕，特别揭露了朱部长阻碍解决西藏问题以及朱瑞撰写发表了《朱维群的发飙耍泼与何方先生对民族政策的看法》後发表的。从朱部长的父亲、研究生学位、策划假班禅、家族受贿、对西藏问题的阻碍----全方位揭公开底细以及朱瑞揭穿朱部长“发飙耍泼＂後。朱部长狗急跳墙，拿达赖喇嘛与特使发泄的。但是，这种“发泄＂方式又是如此的恶劣。
2009年12月21日达兰萨拉
1/18/2010 7:38:15 AM
由於加米“中共＂在西藏自始至终是谎言、欺骗、敲诈、掠夺和屠杀的代名词，所以，西藏人对中共官员的言论如同现在的大陆民众见怪不怪，而且，有一种特殊的“免疫力＂，就是把中共官员的言论“倒著解读＂。如，中共官员放开嗓门嘶哑高喊西藏“和平解放＂的时候，事实就是在西藏进行灭绝式屠杀藏人。高喊达赖喇嘛遭“劫持＂的时候，事实是达赖喇嘛由於无法与中共“合作＂而流亡的。说西藏空前“稳定繁荣＂时，西藏与中国的贫富差距万丈、西藏民众抗议声不断。所以，在“红旗下＂长大的本人自懂事开始一般是“倒著解读＂中共官员的言论，如在上大学时学校广播大批“达赖喇嘛非法寻找班禅灵童＂的时候，不由得认为这是绝对的合法，没有任何理由，就凭中共官员的“指责＂产生自己的“真理＂。
正因为如此，笔者一般不会去理会中共官员的胡言乱语。因为，相信没有多少人理会他们的言辞。可是最近，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在几次公开接受采访中，口出狂言不说，其用心之险恶令人发指。更可怕的是他的言论事实上是在全力以赴的破坏藏中和谈。因此，西藏代表嘉日洛地吃惊不已，称：“我们正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下一轮对话，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作此文章，让人迷惑＂。其实，这只是中共官员露出险恶、奸诈的本来面目而已，根本不是什麽迷惑不解的事,像朱维群这样的“红卫兵太子党＂来说，狡诈、毒辣和阴险，还有“发飙耍泼＂是看家本领。所以，不足为怪。但是，朱副部长最近前後两次安排西藏资讯中心采访时的言论虽然是往常一样“发飙耍泼＂，但是，如加以分析，这次发表这些言论的目的是更加阴险。本人认为，朱部长正在达赖喇嘛与他的特使之间实施挑拨离间计。
这一事实在朱副部长安排西藏资讯中心采访时遗漏出来了,他说：“----我认为不能排除甲日等人没有向他如实汇报我的谈话，或者故意篡改了我的谈话，也不能排除是达赖本人没有听清楚。＂朱副部长开始用达赖喇嘛特使“没有如实汇报＂、“故意篡改＂之类的词有意让人产生达赖喇嘛特使做了手脚的错觉。然後，进一步为自己的狡辩寻找伪证。他还说：“----去年5月4日在深圳接谈时，我对甲日明确指出：“这里我要澄清的是，4月12日达赖喇嘛在美国西雅图会见华人记者时说，第五轮会谈中央已经承认他不主张?西藏独立＇，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甲日当场承认，“达赖喇嘛确实这样说过，是受我们两个给他汇报的影响＂。＂还有：“-----甲日先生是否把如此重要的资讯传递给了达赖喇嘛？到底是甲日对达赖喇嘛封闭了消息而导致达赖喇嘛持续在公众场合说错话，还是达赖明明知道真实情况而故意坚持谎言。＂然後，一转弯假惺惺地“同情＂起甲日他说：“----甲日等人却始终不发一言。这说明甲日等人不想或者无力纠正达赖的行为，同时也不愿意为达赖作伪证。“----甲日先生的声明不仅不能为他的“尊者＂开脱，相反，却印证了是达赖在撒谎，印证了我对达赖的批评是有根据的。＂
朱副部长千方百计，在达赖喇嘛和特使之间进行挑拨，想借用藏人对和谈不耐烦的心态和有些人很天真地认为和谈无结果是怀疑特使能力的心态，故意制造这些舆论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拖延＂解决西藏问题。这样可以达到应破孚说的：“朱维群的左派面目，造成他所处理的西藏问题，越处理越成问题，民族矛盾越是尖锐，海内外舆论更加侧目；而越是成为问题，朱维群的地位就显得越重要，越是能升官发财。＂
另外，如果朱副部长的目的成功了---挑拨离间了达赖喇嘛和特使，还有达赖喇嘛特使和境内外西藏人。朱副部长“越是能升官发财＂，而且，对於一贯实施“拖延政策＂的中共来说更是一大“喜讯＂。
还有一点是:朱副部长通过第一次采访方式挑斗达赖喇嘛特使开口，同时，他也非常清楚由於藏中代表内部有“协定＂，那就是达赖喇嘛特使说的：“一次又一次，中方提醒我们不要通过媒体透露谈判事宜＂。所以朱副部长相信达赖喇嘛特使不会公开会议更多的细节。当然，如果公开了更多的细节，他又可以以达赖喇嘛特使没有遵守“内部协商＂而大发雷霆，甚至以此为藉口断绝和谈。
当朱副部长的第一步目的达到----达赖喇嘛特使12月10日在华盛顿发表《关於藏中和谈进程的声明》後，朱副部长 12月17日再次安排西藏资讯中心采访说：“甲日先生的辩解印证了达赖喇嘛在撒谎＂。而且还装蒜说：“但是看到甲日先生的声明，感到我如果不说点什麽，对不起甲日的良苦用心。＂笑死人了，中共什麽时候对的起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朱副部长突然慈悲大发了？应破孚说“红卫兵，太子党加贪官＂，我们能指望什麽？只能指望下辈子朱部长发起一点人性。
我们从达赖喇嘛特使的声明中得知，藏中双方目前正在磋商下一轮会谈，朱副部长选择这样的时间发表以上言论使赖喇嘛特使“迷惑。＂所以，更加证明了我以上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共仍然没有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而且，仍然在实施“拖延＂政策。所以，在双方讨论下次和谈之际朱部长口出如此言论，目的是破坏藏中和谈，拖延解决西藏问题。
另外，中共真有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从2002年藏中重新开启接触以来，西藏代表一直要求西藏代表中要有一位懂中文的代表，但是，中共没有允许，唯有第四次在瑞士举行的会谈中增加了当时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才嘉。如有懂中文的西藏代表,藏中之间不会像现在这样发生文字表达上的争议。朱副部长的这种狡诈也许有所收敛，但是，看看朱副部长至今发表的无赖言论，那只能是我们的心愿罢了。
正是因为中共红卫兵、太子党加贪官处理西藏问题，更使藏中接触始终不能向前迈出一步。对此，应破孚在9月号《前哨》上刊登《红卫兵太子党加贪官，朱维群阻碍中共解决西藏问题，贪官和左棍朱维群的真面目》一文中揭露：“既是双料太子党，又是一个没有什麽文化、後门学历的「红卫兵」，朱维群正是一个薄熙来式的中共恶官。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朱维群是一个没有任何底线，唯利是图，又想占尽天下所有好处的人物。而这样的一个人物主导中共解决西藏问题，不仅於事无补，而且恰好成为解决西藏问题的绊脚石。＂
而且，该文章说：“朱维群满嘴谎言，不足以信。明明是和达赖喇嘛在谈西藏问题，谈判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他却闭口雌黄说，「中央根本不会和达赖喇嘛谈『西藏问题』」。似乎西藏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一样。＂还有，朱副部长“却以「红卫兵」的逻辑和言论，处处从「敌对」思维出发，使得西藏问题越来越僵。＂
该文章警告说，由於朱副部长的无知和众多的谎言使西藏问题的解决增加了难度。文章指出;“更重要的是，朱维群红卫兵式的言论，对藏传佛教和达赖喇嘛的不尊重，以及许多谎言，都会加大中共解决西藏问题的难度。虽然这正是朱维群麽了个人利益而要达到的目的，却是未来中共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的事情。＂
此外，最近朱瑞撰写的文章《朱维群的发飙耍泼与何方先生对民族政策的看法》也毫不口气、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麽北京方面毫不掩饰地左顾右盼，诱导人们进入西藏问题的误区？----显然，朱维群所有的表演，就为了一个目的：回避藏中接谈！＂由於朱副部长言论不可信，所以，朱瑞在文章中写到：“然而，朱维群的发飙耍泼，还是著实让藏人尤其是尊者的特使嘉日洛珠坚参吃了一惊：“中共官员的言行犹如疯子？！＂
大家还注意到，朱副部长的这些言论是在应破孚在9月号《前哨》上刊登《红卫兵太子党加贪官，朱维群阻碍中共解决西藏问题，贪官和左棍朱维群的真面目》揭露朱部长的太子党、红卫兵和贪官内幕，特别揭露了朱部长阻碍解决西藏问题以及朱瑞撰写发表了《朱维群的发飙耍泼与何方先生对民族政策的看法》後发表的。从朱部长的父亲、研究生学位、策划假班禅、家族受贿、对西藏问题的阻碍----全方位揭公开底细以及朱瑞揭穿朱部长“发飙耍泼＂後。朱部长狗急跳墙，拿达赖喇嘛与特使发泄的。但是，这种“发泄＂方式又是如此的恶劣。
2009年12月21日达兰萨拉
2010年1月17日星期日
達賴喇嘛尊者致函慰問海地總統 2010/01/14
H.E. Rene Garcia Preval
President
Republic of Haiti
Port-au-Prince
Haiti
總統閣下：
聞訊海地首都太子港在星期二遭受強烈地震的襲擊，導致無數生命和財產的損失，本人深感痛心。
我為這次發生在海地近兩百年以來最為嚴重的地震中，所有的罹難者和災民表達深切的哀悼和慰問。
並為災害中的罹難者進行祈福超薦，同時也表達對他們家人的慰問與同情。
再次祈禱！
達賴喇嘛
2010年1月13
President
Republic of Haiti
Port-au-Prince
Haiti
總統閣下：
聞訊海地首都太子港在星期二遭受強烈地震的襲擊，導致無數生命和財產的損失，本人深感痛心。
我為這次發生在海地近兩百年以來最為嚴重的地震中，所有的罹難者和災民表達深切的哀悼和慰問。
並為災害中的罹難者進行祈福超薦，同時也表達對他們家人的慰問與同情。
再次祈禱！
達賴喇嘛
2010年1月13
2010年1月16日星期六
四川省藏学研究会四川藏学研究书院第六届藏学研讨会会议纪要
四川省藏学研究会 四川藏学研究书院第六届藏学研讨会
会议纪要（之一）
会槭奔?/SPAN>:2009年12月19日上午
会议地点：成都市福德路福德酒店4楼
会议内容：开幕式
参会人员：120余名四川、西藏、青海、云南等地的多民族专家学者
主持人：藏学会副会长（名字不详）
记录人员：向秋卓玛（在读西南民大研二）
特别声明：由于本人的文化语言等各因素，记录有出入不全的尽请大家原谅，另对与会领导的情况不熟，发言学者都例有序号。
一号发言人：藏学会会长 杨岭多吉
1指出藏族与纳西族族等民族有深厚的感情，称藏族是老大哥，纳西族是老二，白族是老三。在314事件后，纳西族人民依然热情尊重对待老大哥。
2 对国民党赵尔丰等人要从正反两面重新定位。
二号发言人：云南学者杨国清
他入出指出川滇藏关系已成为热门话题，加强这个关系有利于民族团结，对旅游发展和学术研讨等有重大现实意义。1 纳藏关系不一般。在东巴结古县的历史文献中用东巴象形文字记载有纳藏白三兄弟关系和来历：一位祖神生下了三个儿子，大中小三个分别用藏纳白三种民族语文说了同一句话。2对白族有重大意义。东巴文化是苯教、喜玛拉雅中心文化等多因素集于一体，东巴古结文献使用的是藏文，纳西东巴话其语序与藏族语序基本相同。3 噶玛噶举与东巴文化的关系。4 三世达赖喇嘛与东巴文化的联系紧密。5 茶马古道增进了川滇藏的关系，历史和文化把云南与藏族联系在一起。他表示纳藏关系是民族团结和谐统一的典范，重要特点是对两个民族之间的宗教文化相互宋尊重。并希望通过研究提供区域联动共同开发的形式，提供多利服务，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三号发言人：原省人大副主席阿称
建国前藏族古文献仅次于汉文而居多少数民族之一，很多事情值得深思。
四川省藏学研究会 四川藏学研究书院
第六届藏学研讨会
会议纪要（之二）
会议时间:2009年12月19日下午
会议地点：成都市福德路福德酒店4楼
会议内容：学术讲话
参会人员：120余名四川、西藏、青海、云南等地的多民族专家学者
主持人：藏学会副会长冉光荣
记录人员：向秋卓玛（在读西南民大研二）
特别声明：由于本人的文化语言等各因素，记录有出入、不全的尽请大家原谅，另对与会领导的情况不熟，发言学者都例有序号。
一号发言人：省民委副主任洪晓
主题：关于中心城市民族（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现状
1 认识不够。认为中心城市民族团结工作不是中心工作，对外来民族同胞的工作不重视，在民族团结工作中的软指标导致落实不深入。2 工作定位不准确。3 工作方法欠缺。工作情感不深，存在有危难情绪，埋怨情绪，消极情绪，而涉及中心城市的问题一年比一年突出。4抓好民族教育契机，搞清楚教育对象的需求。5 进一步解决法制建设滞后现象。指出要抓源头，抓服务，抓管理，抓宣传。7 做好前展性理论调研。
二号发言人：李登全
主题：理顺宗教、干群关系是藏区长治久安的基础
他指出西方人曾说没有信仰的不是行尸走肉就只能成为暴徒，我们任何一个民族都还愿自己成为行尸走肉或者暴徒，并在宗教，干群关系问题中分别提出了三个是和三不能。在宗教关系上，三是：宗教是藏族大多数人民的信仰；宗教是净化藏族人民心灵的规章和典范；宗教是构建藏区和谐关系的纽带和桥梁。三不能：不能把藏区的宗教看成是封建迷信，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信仰藏传佛教与信仰共产党有共同点；不能藏区的宗教看成是牛鬼神授；不能把藏区的宗教当作政治工具。就干群关系1948年毛泽东对朱德，彭德怀说要让民族干部做事，周恩来说有些事应该让民族干部去决策。三是：藏族干部也是权力的执行者；藏区干部是藏区人民的公仆；藏区干部是藏区人民的代言人。三不能：藏区干部不能是清一色的藏族干部；藏区党政军敬警不能设定特殊的禁区。目前中央委员中少数民族占8%，政治局委员中占0%；要连续使用培养藏族干部，不能一时重视一时抓紧。
三号发言人：四川大学学者石硕
主题：藏彝走廊研究
藏彝走廊是以前所谓的西南地区，以前的西南地区含广东。藏彝走廊是我国民族最多，原生态文化保留最好的走廊之一，居住的民族有藏族，彝族等多种民族，该走廊在历史上的人群流动趋势为：1 向南迁徙。2吐蕃时藏传佛教的传入，促进了该地区与西藏等的联系。3 彝东扩。4 明清时代纳西族北扩至今芒康，巴塘。5蒙古南下。6 明清时，汉族，回族大量进入。藏彝走廊有很多突出的文化现象：1 居住在这一走廊的很多民族都有自北向南迁徒的历史记忆。2 民族和文化垂直分布现象明显。3 形成了不同的沟壑文化。4 民族与文化之间相互符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5 有古老文化因素的大量活证。石硕教授还指出藏彝走廊是一条重要的历史民族走廊、历史文化沉积带，民族文化现象异常突出。
四号发言人：云南学者何力荣
主题：纳西热巴歌舞
原丽江县到目前还保留了热巴歌舞祭祀的原生态。1 体现了歌舞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2 热巴歌舞传播的多元性。12世纪从噶玛噶举派传播，其唱词反映的是藏语佛教的东西上，用的也是藏语，清末民国又传到中甸迪庆、丽江。3 艺术传承的多元性，有学院传承，传承最多的传承了十代；有推举传承、世袭传承，热巴舞的传承与东巴教的祭祀结合在一起。4 音乐传承的多元性。音乐分祭祀性的唱腔和非祭祀性民间音乐，非祭祀性民间音乐包括藏族的牦牛舞，纳西族的驴舞，白族的舞。5 舞蹈传承多元性，以古代噶玛噶举的佛教乐舞为基点，舞谱和唱本都是东巴文书写的，故热巴舞的定位是藏传舞蹈为基点，融合东巴文化多民族多元化的组合。
五号发言人：西藏学者李邦贵
主题：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西藏旅游文化产业发展
坚持科学发展观，宗教是虚幻的梦想，对人们的思想起到麻醉作用等等。
六号发言人：西南民大副校长赵新宇（根旺受托宣读）
主题：任乃强先生与纳西族研究
一《西康途径》是任乃强先生的代表作。认为摩梭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是川滇藏联系发展中的大动力。任乃强就有关纳西族的观点：1族群与族源。摩梭读作梭，是纳西族的自称，主张羌人说，他们由北向南，明代迁徒，明后期是纳西族的盛世，后扩展到康南康北，注意到康巴核心是纳西文化。描述了牟氏土司的重大历史时期的活动，认为牟氏土司是开辟川滇藏的最主要动力。2 任乃强先生对纳西族的研究特点：（1）在康藏综合研究中开展。（2） 在羌族原有的探索中开展。（3）结合四川上古时的研究。还指出任乃强是研究纳西族的先驱之一。
七号发言人：四川甘孜学者 噶玛降村
主题：试论藏传古籍文献的保护与发展
1 指出藏传古籍文献主要所在地为西藏的萨迦寺，甘肃的觉乃寺，甘孜的德格印经院等地。建国前古籍文献总数仅次于汉族而位居第一，人平占古籍文献数远远超于很多民族而位居第一。而建国后因多种原因出现了很大的创伤：（1）认识不到位，人为性流失严重。（2）保管不妥，流失严重。古籍文献分散在各大寺院。（3）地理环境等自身原因，难以杜绝自然浸蚀现象。（4）受“现代文明”等的认识冲击，本民族文化意识弱化，在强势文化中的轻视与弱化。2 保护古籍文献的重要性。需要最快最好地进行抢救整理，其不仅能传承优秀的文化，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古籍保护分原型（原生）保护既改善环境，修复成原样等等和再生型保护既整理出版，电子扫描等，认为我们要吸取512大地震中的教训，再生型保护是最理想的，房子再稳定也没有永远稳定。
七号发言人：西南民院 万果
主题：因明学在民族高校教学中实践
指出因明学在民族高校教学中实践举步为艰，形势不容乐观。从因明学的渊源，在藏区寺院中的地位与发展，民族高校教育现状与思考三方面作了浅析。
九号发言人：西南民院 同美
主题：苯教文献回顾与现状思考
苯教文献不只是苯教大藏经还包括其他。目前苯教大藏经的《甘》部有阿拥版、瓦琼版、温伦版等等。就中弘前的苯教文献做了回顾，指出国内对此的认识不足，热情不够，国内民间多，官方少，已陷入出现国内资料国外出成绩的尴尬境地。
四川省藏学研究会 四川藏学研究书院
第六届藏学研讨会
会议纪要（之三）
会议时间:2009年12月20日上午
会议地点：成都市福德路福德酒店4楼
会议内容：学术讲话
参会人员：120余名四川、西藏、青海、云南等地的多民族专家学者
主持人：四川甘孜学者 噶玛降村
记录人员：向秋卓玛（在读西南民大研二）
特别声明：由于本人的文化语言等各因素，记录有出入、不全的尽请大家原谅，另对与会领导的情况不熟，发言学者都例有序号。
一号发言人：杨岭多吉
主题：关于民族宗教的政策性反思
提出了三个九：1 1979年。我对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提出了质疑，在1959年10月28日召开的省委三级干部会上对视民族斗争为阶级斗争提出了批判，作了长达6页3篇的讲话。语录与文革给我们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创伤。2 1989年。当是依据中央两办下发的相关四川藏区的稳定问题说藏区要叛乱，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权重提四句十六字的提字，具体内容我不知道，是非常保密的。我深入实际调查，实际没有叛乱，其和狼来了一样，我知道中央两办公然下文事实却虚无，没有叛乱，便向杨濡代汇报不存在叛乱，上面准备新平，而下面却没有叛乱。后来1989年起草83号文件时，中央军委中长何其忠要我参加，我指出1968年涉及阿坝、红原、壤塘、松潘毛尔盖的叛乱，是把革命五斗当成叛乱，为什么内地五斗是造反藏区五斗是叛乱，没有叛乱这件事，实际上是一场误会，为了眼前利益牺牲整个藏区的利益是不可取的。最后搞得把中央都拉下水，责任由下面负，这是不真实反映问题的结果（其中得利，升官发财的多了，对他们的处理应该是不了了之，主要还是老百姓，不能引起新的矛盾。）平反新叛中，也给我们带来了创伤，凉山统计此间谅伤2500人，各地也应该统计。3 2009年的政教分离。这几年怪事多，就像龙泉驿的桃花，赤裸裸地开处各地游客纷纷前去，衣服穿得越少越吸引人。过去说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说千道万理论总还是在实践中形成的。1 政教合一的问题。民主改革前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政是政权，教是宗教。这种现象有些县上也有，比如德格土司。实际上宗教是指导思想、伦理道德、精神支柱。2 政教分离问题。我认为不同阶段有不同内涵。社会主义时期，依次建立的自治区、州、县、乡就是政。1950年至1955年实行团结上层的政策，先通过开宗教界会联合宗教人士调整矛盾，没有对群众的控制，我们地下党的两手空空也，现在政教合一荡然无存。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付出了血的代价，我们应该吸取教训不搞左的和扩大化，政教合一不存在，我们不用搞政教合一。教不再成为统治工具，只是个人信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驳乱反正，人们群众自己出力出资修寺庙，国家投入很少，后来国家有些投入，但出力最多的还是群众。现在关于政教关系有政教分离、教教分离，教医分离，宗教不得干预婚姻、司法、行政、医疗等的提法：（1）政教分离问题：寺庙是政府批准建立的，活佛是宗教局任命的，信教群众和僧侣是我国的人民和公民，社会主义就是政，让公民和人民脱离社会市政府主义是错误的。政教分离与宗教政策相背离的，我认为宗教已经基本上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贾庆林说：“宗教界信仰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动力”。而一直以来宗教界人士是二等公民，很难享受公民权利。（2）教 教分离问题。宗教本身就是在搞教育，没有寺庙就没有教育，寺庙既是文化中心也是宗教活动中心。现在有些人对寺庙不了解，涉手管理寺庙法会开一半什么的，信仰自由没权管这些，很多寺庙还被监控起来了，把寺庙划分成分裂寺庙，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如交通厅有人行贿受赂，不可能把整个交通厅例入黑名单的嘛，我们要淡化个体民族意识，强化整体的中华民族意识。（3）教医分离问题。僧侣得病，不可能不和医疗打交道，而藏医是传统医疗，就如中西结合一样中藏结合一样可行。（4）关于宗教不能干预行政等的问题。宗教只是意识形态，无所谓干预，能干预的只在僧侣，僧侣是公民，所以这个说法不成立。词海里对干预的解释是参与，言下之意公民不得参与这些活动。综上所述的四个观点都是把事情扩大化，普遍化，绝对化的结果，而藏区的形势是大好的，而有人学公然说分裂斗争最突出，活动最频繁。据1957年统计，中央投资在汉区达人均840，而少数民族人均340多元，投资相对少，中央也要进行认真反思。
二号发言人：中社院丽江代表团 牟世华
主题：任乃强问题的探究
任乃强研究历史、地理、文献、土司、地名、地图、法制经济等等，对康藏地区定位准确，至今还有启迪意义，提出了四个动力：1纳西族。2 霍巴既蒙古。3 藏传佛教。4茶马古道。建议积极申报争取世界级文化遗产，如德格印经院、古碉、石渠嘛呢堆等等。
三号发言人：青海研究院旦正加
主题：改革开放中青海教育发展现状思考
回顾历史青海教育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仍存在投入少，师资弱等缺点，要发展完善青海教育工作要加大投入投入，强化双语教师队伍，加强互动学习，在抓好基础教育的同时重视高职高专的教育，建立健全教案等等。
四号发言人：四川甘孜学者 丹珠泽仁
主题：揭秘古蜀人与藏族人的历史渊源—藏族人与三星堆、金沙遗址
很多人说三星堆、金沙遗址是轰动世界的两个闪光点，诸多国家级研究员都参与到了这两个遗址调研活动中，我期待着最真实的答案，但一月一年的过去却始终没有人提出与藏族有关联，从开始没有人锁定氐羌与蛮夷，他们先研究是否与华夏民族有关，再说是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他们认为氐羌与蛮夷没有能力建设这样的灿烂，于是我开始了自己的调研。根据本人从历史学，迁徒学等等中所掌握的资料看：1 汉文文献中记载的蜀人是西北江河人迁徒到西南的藏族支系的氐羌蛮夷人，蜀是藏族大姓中色或穷的写法，蜀人死去头向东是朝着故乡的，蜀人就是从东方的雪山脚下来的，蜀文化是藏族文化是顺理成章的。2 从藏族迁徒路线、不同学科纵横比较、同时期出土的文物相比，古蜀人是西北江河岸的藏族懂氏部落之一，氐羌是先民之一，属同流分源，懂氏先民是主流力量。3 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原的华夏文明，藏族的雪山文明，古蜀文化都只是区域问题，中华文明是繁衍生息在各民族的多文明，不是统一的文明，各民族的贡献有大有小，绝不是某一个文明统领或驾驭与其它文明之上。对于藏族来说，西藏山南是藏族文明的发源地，青海江河沿是东上的集散地，成都平原是藏族南下的辉煌文明。藏族与华夏文明并行，在很多地方有之更加辉煌灿烂的亮点。现阶段研究人士存在的一些共同特征：1 长期受中国文明是中原文明，少数民族本源上都受汉文化影响的大民族主义这种理念的影响。2 民族研究专家大多数不能直接阅读，很少有广度、深度、高度地去研究，大都以零散的一字半截为依据。3 学术上共同的观点是三星堆和金沙都没介入华夏族，当时的华夏势力小，但都没用氐羌、蛮夷去揭秘三星堆和金沙遗址。4 20世纪30年代发现三星堆、金沙遗址，定位为古蜀人。研究三星堆、金沙要从主流的强势的汉文化影印中走出来，要与全中国的文化来作比较，同整个这个时期的同源文化作比较。1999年10月21日，江泽民在视察三星堆，金沙遗址是说：“看来中国的历史要改写，不仅有黄河文明，还有长江文明。”江泽民是学理科的，他当然不知道这与氐羌、蛮夷有关联，但他也肯定了这个文明的灿烂和重要
四川省藏学研究会 四川藏学研究书院
第六届藏学研讨会
会议纪要（之四）
会议时间:2009年12月21日下午
会议地点：成都市福德路福德酒店4楼
会议内容：分组讨论之历史与宗教讨论组（分历史与宗教、文化与教育、社会与经济三组）
参会人员：四川、西藏、青海、云南等地的多民族专家学者
主持人：四川甘孜学者 丹珠泽仁
记录人员：向秋卓玛（在读西南民大研二）
特别声明：由于本人的文化语言等名因素，记录有出入、不全的尽请大家原谅，另对与会领导的情况不熟，发言学者都例有序号。
一号讨论人：凉山学者
整个凉山有400万人口，最早居住在这里的是藏族，不是只有木里才有藏族，有木里自治州和汉源、石棉各一个自治乡，云南叫普米，四川叫嘎米，续米，只是称谓不一，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文字，都是藏族。没有民族自尊心，谈何国家自尊心，我们要扩大凉山藏族人民的影响，目前凉山藏族人口7万多，不到整个凉山州的2%。雅安散居藏民8万人。认为用行政命令干预宗教是不可行的，宗教仪轨成为一种习俗，把它当成迷信是不可通的，抓好宗教工作是抓好经济工作等的很好方法，依法管理的不是宗教而是宗教事务，寺庙可以参加经济活动，十世班禅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能把穿袈裟的人们对立起来，所谓人心向背，30年代，木里人那么少，都团结一心反一个连都打完了，更何况今天，就如1989年的平反，中央太不相信民族干部了，现在很多事情也不能过急过左，这样适得其反。
二号讨论人：省财政厅学者
眼前存在民族问题的危机，中国建立起来就是民族平等，不应该有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问题，1 要解决民族问题不是阶级问题的思想。2 中国政府统治藏区了五、六十年，境外还插得了手吗？家里搞乱民族渗透才会成功，应该反思民族政策是不是有问题，执行民族问题是不是有问题，宗教是文化，文化没有稳定不稳定的问题。中央还下发过“为什么我们常树立起的活佛树不起威性”这样一个论文，其实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一唯的谈宗教是鸦片论，活佛是假的，那鸦片论树立起的假活佛能有威性吗？活佛成了人民代表，这本身就与宗教仪轨相违背。现在领导搞旅游，菩萨打工，官办宗教这才造成了新的政教合一。3 藏族名字做到个人头上，个人名利失败。宗教搞定编定员违背政策，变成了信仰不自由，定员还说得过去。4 政法委、宣传部、公安局等指导佛事活动，结果成了活佛，违法成了政教合一。国家出台的拥护宗教暂不立法，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活动都是可行的。但允许建立宗教活动场所，工作做到经堂里边去是不对的。314事件过后，公安局在统计成都周边藏族人口，统计下来十万不到，原来统计是为了掌握不稳定因素，这样对待不行，民族问题当成阶级斗争，一直用斗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
三号讨论人：德格学者 泽仁多吉
德格简介：1 德格土司。诞生于公元617年，至1951年传54代，1333年。2 有苯教、宁玛、萨迦，格鲁等的诸多名寺。3 德格印经院。1966年6月16日文革队伍进驻德格，之前杨岭多吉写信辗转至周恩来手里，幸免德格印经院没毁。4 德格南派藏医。斯德曲吉觉理开创真正意义上的水银化学制作。5 民族格萨尔，定位是最后一代藏王后300多年分散时为1038至1119的一位英雄人物。6 民族绘画艺术和手工业等。7 历史人物纷纭。扎巴珠、晋米旁、斯德曲吉觉理（著书100多函）、贡珠元旦嘉措（著书130多函）等等。8 德格为全国解放所作的贡献最大，在德格没死一个汉族人，二万多人把十八军送至西藏。
当前四川藏区宗教场所的一些问题：1 宗教活动场所开放，行政管到佛事活动上去了。2 维稳工作中，把虫说成牛，把牛说成象，应该就事论事。3 分裂与反分裂，那有分裂应反那里，不能把藏族看成藏族就是藏独，藏独就是藏族。4 对待群众问题，到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75以后，热比亚成为阿拉伯的领袖，这都是宣传造成的，对舆论值得深思。5 当前的有些做法与文革差不多，64年参加工作到现在，整风很多次，这几年又开始让我们写剖析材料了。要我们完全脱离宗教谈政治，让我们离开大多数群众而谈共产主义事业是不可行的。6 群众中出现的事情不能扩大化。这几年天天宣传达赖，过去达不到今天这种影响。建议：1进行民族大团结教育，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树立中华民族意识。2 宗教工作只要不违背常的宪法和有关政策，在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前提下，应该让他们自由活动，把权力下放给寺管会，寺管会管不了那是国家的事。早不来，迟不来，国家给喇嘛送红包，要求插国旗，无内不起浪嘛。3 民族宗教上出现问题不要挂在达赖喇嘛一个人头上，就事论事，责任出在那里解决那里。比如草场民间等群体纠纷出现人命案，国家赔几十万几十万的命价，工程老板出现命案政府贴，几百万几百万的哗哗流走，我们要几百几千元的调研费喊穷不给，应该一切就事论事，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4 农牧民工作没能及时上传下达，加强干部的事业心和责任感。5 廉政工作反映突出，解决问题不多。
四号讨论人： 学者钦绕
1956年10月我去德格，民主改革和平叛拖了八年，上面省委、统战部的意见不一致，中央统战部的意见是和缓，枪支处理意见也不一，后来才统一。四反期间城区反映藏药药费贵，这就是剥削，按上面意思藏医都关进学习班。我说这不叫剥削，把这些从龙青，八邦、白亚来的藏医放出来，让他们在德格印经院的管理房办起了德格藏医的前身—德格藏医联合诊所，并把当时的德格印经院封起来，并让可信之人把八邦、竹庆的经板运至德格印经院集中隐藏。后来八十年代赵子洋批准维修印经院，方案定不下，我就让州委把任务交给我，当时县上意见分歧很大，一种要推倒重来，一种要原地原样。当时批准方案程序复杂，我就在县上统一原地原样的思想，自作主意让兄兄当土建设计，土登泽仁当指挥长，就把印经院维修起来了。
五号讨论人：甘孜州编译局
要加强干部工作能力，在加强为寺庙服务的同时加强寺庙管理（不守戒）。
六号讨论人：西南民大 根秋登真
在2010召开全国民族工作会之前多提意见，决策之前提意见，收效好。
http://narba.tibetcul.com/75508.html
http://tibet.woeser.com/?p=14468
会议纪要（之一）
会槭奔?/SPAN>:2009年12月19日上午
会议地点：成都市福德路福德酒店4楼
会议内容：开幕式
参会人员：120余名四川、西藏、青海、云南等地的多民族专家学者
主持人：藏学会副会长（名字不详）
记录人员：向秋卓玛（在读西南民大研二）
特别声明：由于本人的文化语言等各因素，记录有出入不全的尽请大家原谅，另对与会领导的情况不熟，发言学者都例有序号。
一号发言人：藏学会会长 杨岭多吉
1指出藏族与纳西族族等民族有深厚的感情，称藏族是老大哥，纳西族是老二，白族是老三。在314事件后，纳西族人民依然热情尊重对待老大哥。
2 对国民党赵尔丰等人要从正反两面重新定位。
二号发言人：云南学者杨国清
他入出指出川滇藏关系已成为热门话题，加强这个关系有利于民族团结，对旅游发展和学术研讨等有重大现实意义。1 纳藏关系不一般。在东巴结古县的历史文献中用东巴象形文字记载有纳藏白三兄弟关系和来历：一位祖神生下了三个儿子，大中小三个分别用藏纳白三种民族语文说了同一句话。2对白族有重大意义。东巴文化是苯教、喜玛拉雅中心文化等多因素集于一体，东巴古结文献使用的是藏文，纳西东巴话其语序与藏族语序基本相同。3 噶玛噶举与东巴文化的关系。4 三世达赖喇嘛与东巴文化的联系紧密。5 茶马古道增进了川滇藏的关系，历史和文化把云南与藏族联系在一起。他表示纳藏关系是民族团结和谐统一的典范，重要特点是对两个民族之间的宗教文化相互宋尊重。并希望通过研究提供区域联动共同开发的形式，提供多利服务，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三号发言人：原省人大副主席阿称
建国前藏族古文献仅次于汉文而居多少数民族之一，很多事情值得深思。
四川省藏学研究会 四川藏学研究书院
第六届藏学研讨会
会议纪要（之二）
会议时间:2009年12月19日下午
会议地点：成都市福德路福德酒店4楼
会议内容：学术讲话
参会人员：120余名四川、西藏、青海、云南等地的多民族专家学者
主持人：藏学会副会长冉光荣
记录人员：向秋卓玛（在读西南民大研二）
特别声明：由于本人的文化语言等各因素，记录有出入、不全的尽请大家原谅，另对与会领导的情况不熟，发言学者都例有序号。
一号发言人：省民委副主任洪晓
主题：关于中心城市民族（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现状
1 认识不够。认为中心城市民族团结工作不是中心工作，对外来民族同胞的工作不重视，在民族团结工作中的软指标导致落实不深入。2 工作定位不准确。3 工作方法欠缺。工作情感不深，存在有危难情绪，埋怨情绪，消极情绪，而涉及中心城市的问题一年比一年突出。4抓好民族教育契机，搞清楚教育对象的需求。5 进一步解决法制建设滞后现象。指出要抓源头，抓服务，抓管理，抓宣传。7 做好前展性理论调研。
二号发言人：李登全
主题：理顺宗教、干群关系是藏区长治久安的基础
他指出西方人曾说没有信仰的不是行尸走肉就只能成为暴徒，我们任何一个民族都还愿自己成为行尸走肉或者暴徒，并在宗教，干群关系问题中分别提出了三个是和三不能。在宗教关系上，三是：宗教是藏族大多数人民的信仰；宗教是净化藏族人民心灵的规章和典范；宗教是构建藏区和谐关系的纽带和桥梁。三不能：不能把藏区的宗教看成是封建迷信，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信仰藏传佛教与信仰共产党有共同点；不能藏区的宗教看成是牛鬼神授；不能把藏区的宗教当作政治工具。就干群关系1948年毛泽东对朱德，彭德怀说要让民族干部做事，周恩来说有些事应该让民族干部去决策。三是：藏族干部也是权力的执行者；藏区干部是藏区人民的公仆；藏区干部是藏区人民的代言人。三不能：藏区干部不能是清一色的藏族干部；藏区党政军敬警不能设定特殊的禁区。目前中央委员中少数民族占8%，政治局委员中占0%；要连续使用培养藏族干部，不能一时重视一时抓紧。
三号发言人：四川大学学者石硕
主题：藏彝走廊研究
藏彝走廊是以前所谓的西南地区，以前的西南地区含广东。藏彝走廊是我国民族最多，原生态文化保留最好的走廊之一，居住的民族有藏族，彝族等多种民族，该走廊在历史上的人群流动趋势为：1 向南迁徙。2吐蕃时藏传佛教的传入，促进了该地区与西藏等的联系。3 彝东扩。4 明清时代纳西族北扩至今芒康，巴塘。5蒙古南下。6 明清时，汉族，回族大量进入。藏彝走廊有很多突出的文化现象：1 居住在这一走廊的很多民族都有自北向南迁徒的历史记忆。2 民族和文化垂直分布现象明显。3 形成了不同的沟壑文化。4 民族与文化之间相互符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5 有古老文化因素的大量活证。石硕教授还指出藏彝走廊是一条重要的历史民族走廊、历史文化沉积带，民族文化现象异常突出。
四号发言人：云南学者何力荣
主题：纳西热巴歌舞
原丽江县到目前还保留了热巴歌舞祭祀的原生态。1 体现了歌舞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2 热巴歌舞传播的多元性。12世纪从噶玛噶举派传播，其唱词反映的是藏语佛教的东西上，用的也是藏语，清末民国又传到中甸迪庆、丽江。3 艺术传承的多元性，有学院传承，传承最多的传承了十代；有推举传承、世袭传承，热巴舞的传承与东巴教的祭祀结合在一起。4 音乐传承的多元性。音乐分祭祀性的唱腔和非祭祀性民间音乐，非祭祀性民间音乐包括藏族的牦牛舞，纳西族的驴舞，白族的舞。5 舞蹈传承多元性，以古代噶玛噶举的佛教乐舞为基点，舞谱和唱本都是东巴文书写的，故热巴舞的定位是藏传舞蹈为基点，融合东巴文化多民族多元化的组合。
五号发言人：西藏学者李邦贵
主题：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西藏旅游文化产业发展
坚持科学发展观，宗教是虚幻的梦想，对人们的思想起到麻醉作用等等。
六号发言人：西南民大副校长赵新宇（根旺受托宣读）
主题：任乃强先生与纳西族研究
一《西康途径》是任乃强先生的代表作。认为摩梭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是川滇藏联系发展中的大动力。任乃强就有关纳西族的观点：1族群与族源。摩梭读作梭，是纳西族的自称，主张羌人说，他们由北向南，明代迁徒，明后期是纳西族的盛世，后扩展到康南康北，注意到康巴核心是纳西文化。描述了牟氏土司的重大历史时期的活动，认为牟氏土司是开辟川滇藏的最主要动力。2 任乃强先生对纳西族的研究特点：（1）在康藏综合研究中开展。（2） 在羌族原有的探索中开展。（3）结合四川上古时的研究。还指出任乃强是研究纳西族的先驱之一。
七号发言人：四川甘孜学者 噶玛降村
主题：试论藏传古籍文献的保护与发展
1 指出藏传古籍文献主要所在地为西藏的萨迦寺，甘肃的觉乃寺，甘孜的德格印经院等地。建国前古籍文献总数仅次于汉族而位居第一，人平占古籍文献数远远超于很多民族而位居第一。而建国后因多种原因出现了很大的创伤：（1）认识不到位，人为性流失严重。（2）保管不妥，流失严重。古籍文献分散在各大寺院。（3）地理环境等自身原因，难以杜绝自然浸蚀现象。（4）受“现代文明”等的认识冲击，本民族文化意识弱化，在强势文化中的轻视与弱化。2 保护古籍文献的重要性。需要最快最好地进行抢救整理，其不仅能传承优秀的文化，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古籍保护分原型（原生）保护既改善环境，修复成原样等等和再生型保护既整理出版，电子扫描等，认为我们要吸取512大地震中的教训，再生型保护是最理想的，房子再稳定也没有永远稳定。
七号发言人：西南民院 万果
主题：因明学在民族高校教学中实践
指出因明学在民族高校教学中实践举步为艰，形势不容乐观。从因明学的渊源，在藏区寺院中的地位与发展，民族高校教育现状与思考三方面作了浅析。
九号发言人：西南民院 同美
主题：苯教文献回顾与现状思考
苯教文献不只是苯教大藏经还包括其他。目前苯教大藏经的《甘》部有阿拥版、瓦琼版、温伦版等等。就中弘前的苯教文献做了回顾，指出国内对此的认识不足，热情不够，国内民间多，官方少，已陷入出现国内资料国外出成绩的尴尬境地。
四川省藏学研究会 四川藏学研究书院
第六届藏学研讨会
会议纪要（之三）
会议时间:2009年12月20日上午
会议地点：成都市福德路福德酒店4楼
会议内容：学术讲话
参会人员：120余名四川、西藏、青海、云南等地的多民族专家学者
主持人：四川甘孜学者 噶玛降村
记录人员：向秋卓玛（在读西南民大研二）
特别声明：由于本人的文化语言等各因素，记录有出入、不全的尽请大家原谅，另对与会领导的情况不熟，发言学者都例有序号。
一号发言人：杨岭多吉
主题：关于民族宗教的政策性反思
提出了三个九：1 1979年。我对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提出了质疑，在1959年10月28日召开的省委三级干部会上对视民族斗争为阶级斗争提出了批判，作了长达6页3篇的讲话。语录与文革给我们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创伤。2 1989年。当是依据中央两办下发的相关四川藏区的稳定问题说藏区要叛乱，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权重提四句十六字的提字，具体内容我不知道，是非常保密的。我深入实际调查，实际没有叛乱，其和狼来了一样，我知道中央两办公然下文事实却虚无，没有叛乱，便向杨濡代汇报不存在叛乱，上面准备新平，而下面却没有叛乱。后来1989年起草83号文件时，中央军委中长何其忠要我参加，我指出1968年涉及阿坝、红原、壤塘、松潘毛尔盖的叛乱，是把革命五斗当成叛乱，为什么内地五斗是造反藏区五斗是叛乱，没有叛乱这件事，实际上是一场误会，为了眼前利益牺牲整个藏区的利益是不可取的。最后搞得把中央都拉下水，责任由下面负，这是不真实反映问题的结果（其中得利，升官发财的多了，对他们的处理应该是不了了之，主要还是老百姓，不能引起新的矛盾。）平反新叛中，也给我们带来了创伤，凉山统计此间谅伤2500人，各地也应该统计。3 2009年的政教分离。这几年怪事多，就像龙泉驿的桃花，赤裸裸地开处各地游客纷纷前去，衣服穿得越少越吸引人。过去说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说千道万理论总还是在实践中形成的。1 政教合一的问题。民主改革前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政是政权，教是宗教。这种现象有些县上也有，比如德格土司。实际上宗教是指导思想、伦理道德、精神支柱。2 政教分离问题。我认为不同阶段有不同内涵。社会主义时期，依次建立的自治区、州、县、乡就是政。1950年至1955年实行团结上层的政策，先通过开宗教界会联合宗教人士调整矛盾，没有对群众的控制，我们地下党的两手空空也，现在政教合一荡然无存。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付出了血的代价，我们应该吸取教训不搞左的和扩大化，政教合一不存在，我们不用搞政教合一。教不再成为统治工具，只是个人信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驳乱反正，人们群众自己出力出资修寺庙，国家投入很少，后来国家有些投入，但出力最多的还是群众。现在关于政教关系有政教分离、教教分离，教医分离，宗教不得干预婚姻、司法、行政、医疗等的提法：（1）政教分离问题：寺庙是政府批准建立的，活佛是宗教局任命的，信教群众和僧侣是我国的人民和公民，社会主义就是政，让公民和人民脱离社会市政府主义是错误的。政教分离与宗教政策相背离的，我认为宗教已经基本上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贾庆林说：“宗教界信仰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动力”。而一直以来宗教界人士是二等公民，很难享受公民权利。（2）教 教分离问题。宗教本身就是在搞教育，没有寺庙就没有教育，寺庙既是文化中心也是宗教活动中心。现在有些人对寺庙不了解，涉手管理寺庙法会开一半什么的，信仰自由没权管这些，很多寺庙还被监控起来了，把寺庙划分成分裂寺庙，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如交通厅有人行贿受赂，不可能把整个交通厅例入黑名单的嘛，我们要淡化个体民族意识，强化整体的中华民族意识。（3）教医分离问题。僧侣得病，不可能不和医疗打交道，而藏医是传统医疗，就如中西结合一样中藏结合一样可行。（4）关于宗教不能干预行政等的问题。宗教只是意识形态，无所谓干预，能干预的只在僧侣，僧侣是公民，所以这个说法不成立。词海里对干预的解释是参与，言下之意公民不得参与这些活动。综上所述的四个观点都是把事情扩大化，普遍化，绝对化的结果，而藏区的形势是大好的，而有人学公然说分裂斗争最突出，活动最频繁。据1957年统计，中央投资在汉区达人均840，而少数民族人均340多元，投资相对少，中央也要进行认真反思。
二号发言人：中社院丽江代表团 牟世华
主题：任乃强问题的探究
任乃强研究历史、地理、文献、土司、地名、地图、法制经济等等，对康藏地区定位准确，至今还有启迪意义，提出了四个动力：1纳西族。2 霍巴既蒙古。3 藏传佛教。4茶马古道。建议积极申报争取世界级文化遗产，如德格印经院、古碉、石渠嘛呢堆等等。
三号发言人：青海研究院旦正加
主题：改革开放中青海教育发展现状思考
回顾历史青海教育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仍存在投入少，师资弱等缺点，要发展完善青海教育工作要加大投入投入，强化双语教师队伍，加强互动学习，在抓好基础教育的同时重视高职高专的教育，建立健全教案等等。
四号发言人：四川甘孜学者 丹珠泽仁
主题：揭秘古蜀人与藏族人的历史渊源—藏族人与三星堆、金沙遗址
很多人说三星堆、金沙遗址是轰动世界的两个闪光点，诸多国家级研究员都参与到了这两个遗址调研活动中，我期待着最真实的答案，但一月一年的过去却始终没有人提出与藏族有关联，从开始没有人锁定氐羌与蛮夷，他们先研究是否与华夏民族有关，再说是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他们认为氐羌与蛮夷没有能力建设这样的灿烂，于是我开始了自己的调研。根据本人从历史学，迁徒学等等中所掌握的资料看：1 汉文文献中记载的蜀人是西北江河人迁徒到西南的藏族支系的氐羌蛮夷人，蜀是藏族大姓中色或穷的写法，蜀人死去头向东是朝着故乡的，蜀人就是从东方的雪山脚下来的，蜀文化是藏族文化是顺理成章的。2 从藏族迁徒路线、不同学科纵横比较、同时期出土的文物相比，古蜀人是西北江河岸的藏族懂氏部落之一，氐羌是先民之一，属同流分源，懂氏先民是主流力量。3 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原的华夏文明，藏族的雪山文明，古蜀文化都只是区域问题，中华文明是繁衍生息在各民族的多文明，不是统一的文明，各民族的贡献有大有小，绝不是某一个文明统领或驾驭与其它文明之上。对于藏族来说，西藏山南是藏族文明的发源地，青海江河沿是东上的集散地，成都平原是藏族南下的辉煌文明。藏族与华夏文明并行，在很多地方有之更加辉煌灿烂的亮点。现阶段研究人士存在的一些共同特征：1 长期受中国文明是中原文明，少数民族本源上都受汉文化影响的大民族主义这种理念的影响。2 民族研究专家大多数不能直接阅读，很少有广度、深度、高度地去研究，大都以零散的一字半截为依据。3 学术上共同的观点是三星堆和金沙都没介入华夏族，当时的华夏势力小，但都没用氐羌、蛮夷去揭秘三星堆和金沙遗址。4 20世纪30年代发现三星堆、金沙遗址，定位为古蜀人。研究三星堆、金沙要从主流的强势的汉文化影印中走出来，要与全中国的文化来作比较，同整个这个时期的同源文化作比较。1999年10月21日，江泽民在视察三星堆，金沙遗址是说：“看来中国的历史要改写，不仅有黄河文明，还有长江文明。”江泽民是学理科的，他当然不知道这与氐羌、蛮夷有关联，但他也肯定了这个文明的灿烂和重要
四川省藏学研究会 四川藏学研究书院
第六届藏学研讨会
会议纪要（之四）
会议时间:2009年12月21日下午
会议地点：成都市福德路福德酒店4楼
会议内容：分组讨论之历史与宗教讨论组（分历史与宗教、文化与教育、社会与经济三组）
参会人员：四川、西藏、青海、云南等地的多民族专家学者
主持人：四川甘孜学者 丹珠泽仁
记录人员：向秋卓玛（在读西南民大研二）
特别声明：由于本人的文化语言等名因素，记录有出入、不全的尽请大家原谅，另对与会领导的情况不熟，发言学者都例有序号。
一号讨论人：凉山学者
整个凉山有400万人口，最早居住在这里的是藏族，不是只有木里才有藏族，有木里自治州和汉源、石棉各一个自治乡，云南叫普米，四川叫嘎米，续米，只是称谓不一，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文字，都是藏族。没有民族自尊心，谈何国家自尊心，我们要扩大凉山藏族人民的影响，目前凉山藏族人口7万多，不到整个凉山州的2%。雅安散居藏民8万人。认为用行政命令干预宗教是不可行的，宗教仪轨成为一种习俗，把它当成迷信是不可通的，抓好宗教工作是抓好经济工作等的很好方法，依法管理的不是宗教而是宗教事务，寺庙可以参加经济活动，十世班禅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能把穿袈裟的人们对立起来，所谓人心向背，30年代，木里人那么少，都团结一心反一个连都打完了，更何况今天，就如1989年的平反，中央太不相信民族干部了，现在很多事情也不能过急过左，这样适得其反。
二号讨论人：省财政厅学者
眼前存在民族问题的危机，中国建立起来就是民族平等，不应该有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问题，1 要解决民族问题不是阶级问题的思想。2 中国政府统治藏区了五、六十年，境外还插得了手吗？家里搞乱民族渗透才会成功，应该反思民族政策是不是有问题，执行民族问题是不是有问题，宗教是文化，文化没有稳定不稳定的问题。中央还下发过“为什么我们常树立起的活佛树不起威性”这样一个论文，其实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一唯的谈宗教是鸦片论，活佛是假的，那鸦片论树立起的假活佛能有威性吗？活佛成了人民代表，这本身就与宗教仪轨相违背。现在领导搞旅游，菩萨打工，官办宗教这才造成了新的政教合一。3 藏族名字做到个人头上，个人名利失败。宗教搞定编定员违背政策，变成了信仰不自由，定员还说得过去。4 政法委、宣传部、公安局等指导佛事活动，结果成了活佛，违法成了政教合一。国家出台的拥护宗教暂不立法，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活动都是可行的。但允许建立宗教活动场所，工作做到经堂里边去是不对的。314事件过后，公安局在统计成都周边藏族人口，统计下来十万不到，原来统计是为了掌握不稳定因素，这样对待不行，民族问题当成阶级斗争，一直用斗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
三号讨论人：德格学者 泽仁多吉
德格简介：1 德格土司。诞生于公元617年，至1951年传54代，1333年。2 有苯教、宁玛、萨迦，格鲁等的诸多名寺。3 德格印经院。1966年6月16日文革队伍进驻德格，之前杨岭多吉写信辗转至周恩来手里，幸免德格印经院没毁。4 德格南派藏医。斯德曲吉觉理开创真正意义上的水银化学制作。5 民族格萨尔，定位是最后一代藏王后300多年分散时为1038至1119的一位英雄人物。6 民族绘画艺术和手工业等。7 历史人物纷纭。扎巴珠、晋米旁、斯德曲吉觉理（著书100多函）、贡珠元旦嘉措（著书130多函）等等。8 德格为全国解放所作的贡献最大，在德格没死一个汉族人，二万多人把十八军送至西藏。
当前四川藏区宗教场所的一些问题：1 宗教活动场所开放，行政管到佛事活动上去了。2 维稳工作中，把虫说成牛，把牛说成象，应该就事论事。3 分裂与反分裂，那有分裂应反那里，不能把藏族看成藏族就是藏独，藏独就是藏族。4 对待群众问题，到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75以后，热比亚成为阿拉伯的领袖，这都是宣传造成的，对舆论值得深思。5 当前的有些做法与文革差不多，64年参加工作到现在，整风很多次，这几年又开始让我们写剖析材料了。要我们完全脱离宗教谈政治，让我们离开大多数群众而谈共产主义事业是不可行的。6 群众中出现的事情不能扩大化。这几年天天宣传达赖，过去达不到今天这种影响。建议：1进行民族大团结教育，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树立中华民族意识。2 宗教工作只要不违背常的宪法和有关政策，在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前提下，应该让他们自由活动，把权力下放给寺管会，寺管会管不了那是国家的事。早不来，迟不来，国家给喇嘛送红包，要求插国旗，无内不起浪嘛。3 民族宗教上出现问题不要挂在达赖喇嘛一个人头上，就事论事，责任出在那里解决那里。比如草场民间等群体纠纷出现人命案，国家赔几十万几十万的命价，工程老板出现命案政府贴，几百万几百万的哗哗流走，我们要几百几千元的调研费喊穷不给，应该一切就事论事，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4 农牧民工作没能及时上传下达，加强干部的事业心和责任感。5 廉政工作反映突出，解决问题不多。
四号讨论人： 学者钦绕
1956年10月我去德格，民主改革和平叛拖了八年，上面省委、统战部的意见不一致，中央统战部的意见是和缓，枪支处理意见也不一，后来才统一。四反期间城区反映藏药药费贵，这就是剥削，按上面意思藏医都关进学习班。我说这不叫剥削，把这些从龙青，八邦、白亚来的藏医放出来，让他们在德格印经院的管理房办起了德格藏医的前身—德格藏医联合诊所，并把当时的德格印经院封起来，并让可信之人把八邦、竹庆的经板运至德格印经院集中隐藏。后来八十年代赵子洋批准维修印经院，方案定不下，我就让州委把任务交给我，当时县上意见分歧很大，一种要推倒重来，一种要原地原样。当时批准方案程序复杂，我就在县上统一原地原样的思想，自作主意让兄兄当土建设计，土登泽仁当指挥长，就把印经院维修起来了。
五号讨论人：甘孜州编译局
要加强干部工作能力，在加强为寺庙服务的同时加强寺庙管理（不守戒）。
六号讨论人：西南民大 根秋登真
在2010召开全国民族工作会之前多提意见，决策之前提意见，收效好。
http://narba.tibetcul.com/75508.html
http://tibet.woeser.com/?p=14468
2010年1月15日星期五
铁穆尔：在库库淖尔以北
以下珍贵的史料，清楚地告诉我们，所谓的1958年“反封建扩大化”，就是一场对蒙、藏两族的大屠杀。这样一个独裁、毫不怜惜生命的政权，存在一天，人类就多一重灾难。——朱瑞
我试图以笔录的片断讲话、互不联结的事件、局部现象,也就是一些与1958年“反封建”斗争中的扩大化、甘肃省和青海省牧民的几次不同原因的大搬迁、“四清”和“文革”等许多事件有关的人的陈述,组成一些不连贯的画面,同时又是一种相对完整的历史画面。试图从他们的口述中看到当时的人们情感的历程、心灵的历史,而不是以事件本身的历程为主。他们为什么痛苦?他们记住了什么?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希望的是什么?这是一堆“当人们试图把它们拼在一起就会扎手的玻璃碎片”。
我努力做到不遮掩、不诿饰,摸索一种方式来叙述民众的心灵历史,学习异域文学和历史中常有的那种真实的力量,也就是最高限度地接近生活,追求真实的极致。
让被访者说出自己的立场,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们记住仇恨,而是避免类似的痛苦和灾难,让历史上的悲剧激起人们善良的感情,并为那些不幸的人们呼吁宽容。让我们拿出勇气来,实事求是地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做一次全面的重审,做一次抽筋剥皮般的反省。更重要的是,我们能杜绝和根除类似的事件发生吗?有一点也许人们都明白:那就是只有铭记自己历史上的残酷和恐怖经验,才会有消除歧视和压迫的契机。目的就是让这些受难者的历史对我们的未来产生一定的指导和警示。“诠释过去,理解现在和展望未来的内在联系。”(卡尔恩斯特耶斯曼语?)
——铁穆尔
按: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位于青海湖东北侧草原。青海湖,蒙古语叫库库淖尔,藏语叫措尔孟,汉语叫青海湖或西海。以畜牧为主的海宴县有蒙古、藏、汉和回等民族。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的扩大化,在大清洗的同时,这年10月上级命令将这一带的蒙古、藏等牧民火速搬迁到祁连县、刚察县、皇源县等地。
那一年,在青海省祁连县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接壤的草原上,因人畜突然剧增,两省牧民发生了更多的摩擦,这又成为导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牧民大搬迁的原因之一。
1963年到1967年,“四清”运动工作团又在祁连县制造了大冤案“郭振国反革命集团案”,涉及了414人。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祁连县和海晏县1958年的“反革命武装叛乱”案和祁连县的“郭振国反革命集团案”都被彻底平反。(作者)
档案摘录
海晏移民工作,是从1958年10月20日开始的,到1959年的2月份才结束,……迁往外县的移民共计1,279户,6,700人(另一资料称:共有 1700多户,近9000名牧民,270000头牲畜),其中湟源安置156户,949人,祁连安置461户,2,183人(包括托勒138户,635 人),刚察安置474户,2,469人,(包括青海湖25户,101人),三角城种羊场安置188户,1,099人(包括机械厂37户,244人),海晏县各公社安置436户,1,983人。
祁连县档案馆《关于海晏县1958年移民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
洛布丹(藏)69岁
“海宴县蒙古人主要是1636年旦增曲吉加乌(固实汗)从阿尔泰山和天山一带进入青海时来的,以和硕特蒙古为主,也有其他卫拉特蒙古各部的人和1227年以来进入青海的各个蒙古部落的后裔。清代在青海湖周围有29个蒙古旗。……
“上级命令下来了,让海宴县成分不好的几千名蒙古人和藏民,全部迁到600公里外祁连县的的苏勒托莱(今分为两个地方。苏勒:今名苏里乡,属青海省天峻县。托莱:今名央隆乡,属青海省祁连县。均离祁连山主峰不远)一带。上级说这些蒙古人和藏民都是坏人。牲口都被没收掉了。每一户只让赶五头牛,到半路上又命令扔掉一部分,每一户只赶两头牛。干部们拿着枪来了,他们说,啥也不要拿,到了那里啥都有哩。叫人们拿上衣服就走,别的啥也不让拿。谁要是回头看一下, 就举着枪问:‘你看啥哩?’哪个人不走,就威胁要在那里枪毙。给我们派来的干部都是从西宁那边来的,多半都是农垦部队的。路上我们要是坐下来喝点茶吃点什么,他们就拔出枪咔嚓咔嚓地压上子弹。
“把人们赶到一个大坂上,都饿得走不动了。有的人就扔到路上了。又走了好久,路边有一个人家,有一个老奶奶,她给饿肚子的人烧了茶,又把仅有的半盆酸奶给人们吃了。人世上总是有这样好心的人。
“从库库淖尔到苏勒托莱的路上,蒙古老人们一个一个地死去,有的人头靠在石头上就死了,有的人坐着就死了。主要是饿、病和心情悲愤绝望而死的。后来小孩子们也习惯了,在老人的脖子上套个绳子拖到远处扔下。到了祁连县后,海宴县的蒙古族人全被分散在相距数百公里的俄博、野牛沟和托莱。一家人分到四五个地方, 亲人不能相见。
“寺院的僧人们集中在一起劳动,大家心情苦闷、绝望。每天,食堂里的队长喊名字,当有人回答某某没有来,那第二天肯定在滩上能看见他的尸体,有的人头枕石头死掉了,有的人蜷缩在土坑里死掉了。满滩都是死人。
“散白勒被抓走后,在审讯的时候给他上了八段锦(酷刑一种)后,他的腰椎骨脱臼了,成了一个丑陋的驼背。释放后,他挡了一辆卡车到了托莱牧场。下了车在开阔的草地上看见一个放羊的老大娘,大娘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从前哈尔金乡的乡长散白勒’。那个大娘惊讶地看着这个背已弯曲的畸形人,愣了好半天。她不相信眼前这个丑陋的人就是从前健壮高大的乡长散白勒。后来她嗫嚅着问他:‘你还活着吗?那我们家的蓝白还活着吗?’散白勒告诉她:‘你们家的蓝白还活着,我见了他’。那个大娘顾不上和散白勒说话,就掉过头向远处的一个放羊的年轻女人大声喊:‘蓝白还活着,蓝白还活着……’
“散白勒到自己的家后,他的媳妇和娃娃们都没有认出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驼背的畸形人。”
散白勒(蒙古)89岁
“……那一年札西伦布寺的一个活佛从内蒙古过来了,把他的牲口稍带给班禅赶牲口的人赶往拉萨。我们那里每隔三年要从札西伦布寺请一个活佛到我们的寺院扎藏寺(今湟源县境内,曾一度是青海卫拉特蒙古人的主要寺院)。1957年这个活佛来了,他的名字叫伟林西热特。1958年这个活佛被说成是特务,逮捕了他。这个活佛只有两个徒弟,再啥也没有。当时活佛住在藏民的大于千户家,大于千户和我们关系很好,他管辖七个部落700-800户人,蒙古人藏民都有。大于千户给活佛借了1000块钱,大于千户就被抓走了。上面说活佛是特务,千户是叛乱分子。那时我是哈勒景乡的乡长,我去证明活佛不是特务。他们就抓了我。我忘了我是在哪里被抓的。……海宴抓人开始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原因是刚解放那几年,因为草原上狼多,一到冬天狼害特别严重,所以政府组织成立了草原打狼队,打狼队由各部落的枪手和民兵组成。当时有公安上的人领上打狼。1958年把打狼队定为反革命叛乱队,全部逮捕法办。……
“……我在德令哈劳改农场劳改,劳改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家里人还活着没有?……?(已严重残废的散白勒老人已体力衰弱、记忆模糊,言语含糊不清。)”
劳布藏(蒙古)73岁
“解放前马步芳的时候我们家里穷,我们给农区的汉族地主放牲口。放一个黄牛给的报酬是30斤青稞,一个马是50斤青稞,30只羊是10斤青稞。15岁上到茶卡驮盐三年,从茶卡赶着牦牛送到大通,一个牦牛给你五块钱,往返一个月。我的父亲在解放前当了40天的保长。我17岁的时候解放了。1953年北山蒙古族区成立了,我的父亲当了区长。我带20多户人家,全部是一些牲口少的穷人家,我们在海宴县第一个成立了互助组。一年后成立了第一个初级社,叫团结社,我当了社长。我到海北州会计训练班学习四个月,学了一些汉字,回来当了会计。
“1958年秋,斗争开始了。部落头人、区乡干部,召去开会就被扣留了。部落里的男的全部被打成了反革命,抓上劳改去了,剩下的全是些女人娃娃。上级也不让我们说蒙古话或藏话,说是黑人黑话不能说。我们家七口人,我父亲是北山蒙古族区的区长,被逮捕了。那时候我是北山蒙古族区团结社的社长,我们晚上接到通知,上面要让我们搬到祁连县的托莱牧场,天一亮就要走。上级宣传说,到了目的地啥都有,啥都不需要拿。每一户只准赶三头牛。其余的牲口全是公家的。东西全部扔掉,我们白天赶牲口,女人们背着娃娃走不动,男人们先赶上牲口走,到宿营地后晚上再回头去找女人娃娃们。干部们很凶,很牛比,哪一个营地上的茶烧得迟一点,就被一脚踢翻。那一天你就别想吃饭。我们赶着牛、马和羊,干部们就是不让我们骑马。抱着娃娃的女人,走不动路的老人也不让骑马。一句话,就是人不如牲口。我们不在人的数字里(意思是:不被当人看)。
“那一年冬天偏偏雪下得格外多,走到默勒下了一场大雪。我们在雪地里赶着牲口走,骆驼回头望着自己的老家‘嗷尔……嗷尔……’叫着,眼睛里淌着眼泪。不要说人嘛,牲口都恋自己的家乡呵!走不动的牲口就扔下了。自古以来,我们蒙古人也罢,藏民也罢,还有你们尧熬尔人也一样,牲口就是我们大家的伙伴罢,也是朋友,也是赖以生存的依靠。牛、马、羊和骆驼在雪地上凄惨地哭叫着,我们的那些孤儿寡妇们在悄悄地哭着,谁敢大声哭呵?
“到托莱了,我们除了一顶空荡荡的账篷外啥也没有,没有吃饭的锅碗,要买的话我们没有钱。最难的是每一家男人大多都被抓走了,没有干活的人、没有劳动力。我们在苏勒、托莱、天峻一带放牧,苦得很呵。冬天到了,天那么冷,一个地方只放七天牲口,草就被风刮走了,七天要垒一个羊圈。公家的羊死掉咋办?人死掉不要紧。公家的羊死掉是要逮捕法办的。一部分人被赶到农业队上了,农业上的生活更紧张,饿死的人数都数不过来。男男女女饿得走不动路,后来我们也有了经验, 饿极了走不动时,背着手还能走路,如果垂下手就一步也走不动。牧场的牲口死得很多,死羊肉收到一起只能交上去,上面有命令,绝对不让我们吃。那么多牲口就是不敢宰着吃。个别人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宰了牲口,抓住以后在群众大会上批斗,然后去劳改。人们全部在食堂吃,在食堂吃过后就不能在家里烧火,你烧火你就有问题。干部说这是账篷改造。
“开会的时候,会跳秧歌的汉、土族男女一边跳一边唱:‘1958年,吃饭不要钱,共产主义快快来。’唱的都是当时的口号。会上批斗活佛、阿訇。还要让回族养猪。
“祁连县有汉、回、藏、蒙古、土好几个民族。当时干部们天天宣传的是‘揭掉盖头辫子化,不戴顶帽分头化,脱掉皮褂棉布化,不烧牛粪卫生化,回藏汉蒙通婚大众化,牧区账房街道化,乡村住宅城镇化’。
“赶过来赶过去就是些男人都被抓上走掉的孤儿寡女呀。
“1960年兰州军区的人在托莱草原上大规模围猎,成群的野马被打死后用车拉走了。
“后来,我们又被赶到默勒滩,从默勒滩又赶到野牛沟。每一个人一个月只供应九斤粮,我家里有三个娃娃,我的两个,我妹妹的一个,娃娃们吃不饱。大米熬成汤给每人舀上一碗,几粒米就沉到了碗底,娃娃们用手捞也捞不上。吃的粮食不够,穿的衣服也没有,买也买不上。大人一年四季穿的是破球鞋,娃娃们没有鞋。我们在滩上拾那些被部队打死的野马,把皮剥下来后泡在水里,给娃娃们缝了鞋。这些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的,和我们一起过来的人都是这样的。
“1958年到1960年死了多少人呵,冈察、祁连、门源、海晏、默勒……一部分孤儿寡女算是活过来了,总算没有死绝呵。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了,没有自己的部落了,我们还是流浪的人。
“1962年我父亲被释放回来了,但是还戴的是反革命的帽子。‘四清’运动来了,接着‘文革'又来了,1966年我的父亲和母亲都给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因为我们家庭成分是牧主。我的党籍也开除了。牧主家的娃娃不能上学,我的姊妹们都没有上成学。只有最小的妹妹才让措在1980年我们家平反后上了个学。
“我的父亲和母亲每天白天要去放羊放牛,晚上黑得啥也看不见的时候圈好羊,拴好牛,来不及吃一点喝一点就要摸着黑去会场上汇报,然后挨批斗、挨打。每天都要批斗、都要用绳子捆住挨打。他们把我的父亲脖子上用铁丝吊上石头,然后又吊在账篷里用烟熏,用棍子打。嘴里给灌了辣椒、姜粉。我的父亲满脸都是眼泪鼻涕。
“1968年11月份,我在红土沟、哈萨坟一带放羊。有一天我的父亲和母亲没有回家,我问别人说是批斗完就回家了。后来我找到红土沟的黑河边(黑河上游西支,原名八字墩郭勒),看见我的父亲和母亲的衣裳扔在那里,我才知道两个老人跳河自杀了。后来听人说在批斗会上把两个老人打得很厉害。他们俩跳水的时候, 两个人把手用绳子拴在一起后才跳河的。我给乡上汇报了,公安上的人来了,说这是畏罪自杀。
“我去找我的父亲和母亲的尸体,他们俩跳水的时候,河面已经开始结冰了。好多天了,我怎么找也找不到,天越来越冷,黑河的冰越结越厚。到了第二年开春,巴字墩河的冰层化掉后,我才在河水边找到了他们俩的尸体,他们俩的手是用绳子拴在一起的……
“1980年平反了,可是人早已经死了。我的父亲叫达尔基,母亲叫仁青措。”
乃志布(蒙古)54岁
“1958年上级把海晏县打成反革命县。15岁以上的男人全部镇压了。手铐都不够了,就用绳子捆。当时上面说:要镇压1000个男人,海晏县就叛乱不了。其实海晏县哪有叛乱呵?就我们知道的整个海北州也没有什么叛乱。海北州公安局命令1000个如果抓不够,就抓女的来顶替。在州监狱里女犯很多,影响实在很大,上面只好把海晏县的县长刘义(译音)撤了。抓了的人都去哪里了?劳改农场多得是,德令哈、格尔木、浩门、化隆……回来的没有几个人。
“我们成分高的牧民财产全部没收掉后就被赶到公私合营牧场了。那是1958年秋10月10日,我记得很清楚。晚上来的通知,早晨就要走。蒙古包扔下了,锅头上煮的肉和熬的奶茶扔下了。干部们背着枪赶着我们走,谁走迟了谁就是反革命叛乱分子。一户只准赶自己的三头牛,一顶账篷一驮马上就走,50个牧民一个食堂,没有自己的锅碗,来迟了吃不上。600公里路走了45天,一路上病死的,饿死的,因为气候不适应和绝望而死的很多,小孩死得更多,感冒引起的肺炎、痢疾……死尸只能扔掉。我们赶上21万头(只)牲口走的,上级只统计了路上死的牲口有20000多头(只),说是国家的财产。可人死了多少有谁统计过?人没有牲口重要呵。
“唉!600公里,走了45天,死了多少人呵!托莱牧场的一个坑里,堆满了人的尸体,春夏时候臭得人头都晕。
“到了天峻、苏勒托莱,气候寒冷,又是隆冬时节,账篷扎不起来。有的一个账篷里住四户人家,一个角里住一户人。没有锅碗,找了个脸盆做了点炒面糊糊。每个人一月九斤粮,哪能吃够呵,饿死了多少人,有那么多牲口就是不敢宰着吃呵,因为那全是国家的,连干部也没有权力宰。偷宰一只羊,是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产,要逮捕法办。后来打下野牲的人活下来了。我当的是食堂的炊事员,可以偷偷摸摸吃一点,算是没有饿死。我们到天峻放了一年牲口,苏勒托莱一年,1963 年又到了野牛沟。我们的人全部被赶到了默勒、多伦、阿日克几个地方,这些地方相隔都很远。
“1980年海晏县的反革命帽子脱了,反革命叛乱分子也平反了,但人已经死了,财产全没了,家乡没有了。
“那时我们赶着21万头(只)牲口到了托莱,当了牧工,几十年来批斗、挨打、放牧过来了,我们也老了,到前年(2003年)要撤场,牧场的牧工每人给了 3000元打发了。从1958年到2003年,一辈子都在牧场放牧,一辈子只挣了3000元。一辈子呵!没有工资的家属、牧工最可怜。”
蓝白(蒙古)73岁
“我是北山蒙古族区乌兰淖尔乡的。我没有经历过那次搬迁。因为我被逮捕了,1958年9月上面通知我到政训班学习,到政训班刚两天,公安局的人就来抓人了。和我一起抓了61个人。县长、书记,公安局长全部被抓掉了。公安局的人说:‘你们是叛乱分子’。他们用麻绳把我和蔡巴阿拉格连在一起,赶到了汽车上。我们被交到西宁劳改局,我被判了15年。然后又押到德令哈农场劳改。那时候我26岁。农场里犯人打犯人很厉害,公安局的人让刑事犯打我们,强壮蛮横的刑事犯用柳条和木棍打弱一些的犯人。那些犯人一边打我一边问我:‘你搞叛乱杀了多少人,老实交待。公安说你杀了人了。’公安的人就站在旁边看刑事犯打我们。
再后来就开始饿肚子了,柴达木劳改农场有13万人,死得只剩七八万人了。我们吃了三年茴条、苦苦菜和锁阳。我算是活着回来了。我回来刚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又给我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批斗的时候你一拳我一脚,到现在我的耳朵里还在嗡嗡地响:‘屡教不改,死路一条。屡教不改,死路一条。……’
“劳改了,挨打了,饿肚子了,草吃了,回来帽子戴了,苦受了。人的数字里没有我们。
“1980年我被平反了,祁连县的县长、海北州法院的人、祁连县法院的人都来了。我对他们说:‘在党中央的好处下,我成了一个人。总算不像过去,往右转是错,往左转也是错……我好歹算是个人了……’
“就这么,公安局的人给我们每人发了几个钱,就算是平反了。”
旦穆智勒(又名沙里,蒙古)64岁
“唉!现在我们把蒙古话也忘掉了。……
“我是贝子家(北中旗,俗称水峡贝子旗)的,我的父亲叫久格西,是哈勒景乡的副乡长。那时候他有两匹好走马,一匹是青马,还有一匹是枣骝马。县上叫我父亲去开会,我的父亲骑上那匹青马去开会,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人们说我父亲被抓上走掉了,说是反革命。那时候我还小,男人们都抓上走掉了。还有我的阿舅, 他是宗贝子家(北右旗,俗称宗贝子旗)的王爷。1958年前当的是海北州法院的院长,他也被抓上走掉了。我的父亲有胃病,死在德令哈劳改农场了,那是 1961年。
“我的父亲刚抓走的那一年,1958年9月我们开始走了,一路上又是风又是雪,路上我们看见刚察县搬走的牧民的营盘上火塘还在冒烟。我们从老家海晏的哈勒景乡出发,30～40户人家被编到一个食堂里。一家人只准赶三个驮东西用的牦牛,我们一家五个人,早晨天刚亮就赶着集体的300～400只牛羊走。路上到处都是牛羊和赶牛羊的牧民们,牛羊乱跑人也乱跑,到下午就剩30～40只了,扔下的牲口全部由公家交给路上的矿区了。一路上,好一点的马、犏牛又跑回到我们的老家草原上了。牲口都那么恋自己的草原,我们人呢?公安局的、民兵们就在后面赶着我们,我们还能怎样呢?我们用火皮袋子打火,吃点死面饼子(没有发酵的面饼)就走。路上没有账篷,随便躺在滩上打个盹。到默勒郭勒,从默勒郭勒到克热那合老,又到则热恩块勒,则热恩块勒的雪有一尺多厚。我姐姐的眼睛被雪打瞎了。我们到库库热,到托来,又从托来到天峻。整整走了49天。唉!一路上受的苦能说完吗?到天峻后,在哈拉淖尔(今青海省天峻县境内的哈拉湖,面积仅次于青海湖)湖边又和天峻的牧民们打架争草原。我被赶上去挖煤,那时我才16岁。反属的子女不让放牧,只能到农业点上开荒种地,放牧是我们蒙古人和藏民的生活,挖煤、挖地我们哪里会呀?
“肚子饿的呀,有早上没晚上。饿得快死了,让我们回家。我背上一块毡去找家,家已经搬上走掉了。一路上碰到个账篷就去讨个馍馍,找了好长时候才找到家。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带着我的姐姐和妹妹们。我又去了运输队赶牛,收羊毛、牛毛、皮子……
“1963年我娶了这个老阿奶(他用手指了指老伴),安排到野牛沟乡大泉村,一直到现在,都老了。”
秋什江(蒙古)54岁
“阿爸抓走了,三叔叔也抓走了。我抱着哥哥的腰骑在他的马后,到了苏勒。到苏勒后我就跟上阿妈去放马、放羊。两年后我8～9岁了,就一个人放牧着一群母羊。我整天想我的阿爸,不知他在哪里。过了几年,我听人们说一部分劳改的人释放了,我去找会算卦的仁青爷爷算我阿爸活着没有?来了没有?仁青爷爷算了以后对我说:‘你的阿爸正在路上,很快就会到。。我一直站在羊群边上等到天黑了,没有见到我的阿爸。我又跑去让仁青爷爷算,他算了后说:‘咦?来了,来了。’ 我急忙回到账篷等着阿爸,等着等着我就睡着了,第二天天亮后,还是没有看见我的阿爸。我去放羊的时候,又去让仁青爷爷算,他算了后对我说:‘你的阿爸来了,今天肯定要来。’我站在羊群边,看着远处的大路,很久很久了,看到运输队的人马赶着牛从那里走过。我跑上去问他们‘看见我的阿爸没有’。他们说:‘没有看见。’天又黑了,我的哥哥来了,他和我一起站在破账篷边等阿爸。我们俩一起去赶羊。看见运输队的人赶着牛走过来了。那个仁青爷爷和一个奶奶一边跑一边喊我的名字:‘秋什江……秋什江……’我跑到他们旁边时,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和哥哥说:‘你的阿爸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和哥哥终于看到阿爸活着回来了。那时候,有几个娃娃才能看到自己的阿爸能活着回来呢?所以,不管怎么说,我还算是个幸运的娃娃吧。
“可是我的三叔叔就没有回来,他死在赛什克劳改农场了。三叔叔只是个一辈子放羊的老实巴交的牧民。
“我阿爸回来时间不长,就又开始挨批斗了,我看到一些人把他的鞋脱了后让他站在雪地里,然后又拾来牛粪和鞭麻(即金露梅,一种灌木)烧着后熏他,又把一个石磨挂在他的脖子上,脚上还上了马绊。
“有一天我阿爸放羊回来后,把羊赶到账篷旁边后不见了。我哥哥骑着马正好过来了,看见我阿爸在一个土崖上钉了一个大木橛子,把自己的布腰带拴在上面正在上吊。哥哥急忙跑上去把阿爸救下了。
“小叔叔被关在野牛沟公社几天了,天天批斗挨打。有一天,我小叔叔恳求说要回去看一下自己的娃娃,干部们开恩让他快去快回。小叔叔到家里后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抱着自己的小娃娃哭。我哥哥对我说:‘叔叔的样子怪怪的,我们去看看他吧。’我就和哥哥去叔叔家账篷了。婶婶把刀子和绳子都藏起来了。我们俩就在叔叔的账篷里住下了。到了后半夜,婶婶说:‘天快亮了,你们回去睡觉吧。’我和哥哥就回来了。月亮很亮,微微飘着点雪。我们回来刚躺下时间不长,就听见婶婶在叫我哥哥的名子:‘亚凡……亚凡……’哥哥爬起来就跑出去了,我也跟着出去了。婶婶说叔叔不见了。我们几个人去找。找到一个水边上,看见叔叔在水里,我们跳进水里把他拉出来了。他的腿上全是血。原来他跳进水里没有淹死,他又拿石块砸断了自己的腿后,又爬到水里了。我们救下了叔叔,可是他成了残废……
“1967年上面组织基干民兵要去修路,我们生产队里有那么多小伙子都去了,我也想去。那时我才17～18岁嘛!那时候我们那里有一条政策:表现好的牧主子女可以考虑吸收到民兵队伍里。我跑上去报名,第二天就批准了,第三天就去修路,第四天炸药炸伤了我的胳膊。我抱着胳膊回来找生产队长请假。队长说:‘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女上前线牺牲了咋办?你的胳膊残废了算个啥?’队长不给请假。让我去放羊。就这么,我的胳膊一直没有得到治疗,我成了残废。”
才宝 (蒙古) 57岁
“我们兄妹共五个。我的爷爷是贝勒家(南右首旗,俗称尔里克贝勒旗)的王爷,我父亲叫龙周,父亲在解放前是国民党县团级军官,解放后任青海省人民政府民委副秘书长,青海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当时我们家在西宁市。
“1958年我还在西宁上学。有一天晚上我醒来时候,看见家里有很多人,腰里别着手枪,但穿的都是便衣。原来是公安上的人来我们家搜查了。他们翻来翻去有两三个小时了。所有的书和本子、纸全部拿走了。然后他们让我老母亲签字,我母亲不识字,我的姐姐签了字。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早被抓上走掉了。但是抓到哪里也不知道。后来才听说在公安五处,原来公安五处就是看守所。我们只给送了点衣服。看守不让我们和父亲见面。
“我在西宁的街上看见一队队押着走的藏民。我的学也不能上了。我们就回到海晏县了。我们又被赶到了刚察县的哈尔盖乡,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家庭成分定为封建主。我在刚察哈尔盖草原赶了15年的马车。我们在那里又被第二次没收了,剩下的箱箱柜柜全部没收了,家里啥也没有了。我们和会说话的牲口一样。哪里赶就到哪里去。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病了请个假还要找一个人替你赶马车。那时候大多数人都不会赶马车。每个人一个月供应18斤青稞,两斤白面。我们一家还有五个人。我是年轻小伙子,哪里够吃呵。饿极了,跑到人家借了两碗青稞拌着吃了,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匆忙中吃了生青稞面。饿极了我也不知道我吃的是生青稞, 幸好肚子没有痛。我们一起的四类分子,有的实在忍受不了就自杀了。上面把没有的事硬扣在你头上,逼得没有办法,实在太冤枉呀。我想不明白:‘这一辈子咋就这么倒霉呵!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我的母亲劝慰我们说:‘千万不能自杀。自杀了对我也不好,对你们也不好。’母亲是柯柯贝勒(西后旗,俗称柯柯贝勒旗) 王爷的公主。虽然不识字,但道理懂得多。
“就这么忍着,到1975年,听人说中央文件来了,要释放一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人。我的父亲释放回来了,他已经68岁了。抓走的时候他才50初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在监狱里熬了17～18年。刚抓走后他在青海省监狱,后来到化隆县黄河边的监狱。总算是熬过来了,父亲也活着,我们也活着。1980年父亲被平反了,恢复了父亲的工作后,父亲让我赶快写入党申请书。我们都明白,我们一家人就因为被定为封建主,就因为不是贫下中农、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吃了几十年的亏,忍受了几十年的痛苦。现在我想起那几十年来浑身发凉。我们要想和别人一样生活,就必须赶快入党。
“自从父亲平反后。我们一家慢慢好起来了,我在刚察娶了一个藏民媳妇成了家,后来我回海晏时候,她们家不愿来。我们就离婚了。到这里我又成了家。2002年我父亲去世了,活了85岁。”
罗布藏仙巴(蒙古)65岁
“合作化、人民公社、公私合营牧场……家里好一点的社里不要,都到公私合营牧场了。到了6～7月,海晏县开始宗教改革,刮共产风。那一年我17岁。
“县上通知我的父亲(即前面说过脊梁被打断后,成了畸形人的散白勒老人)要去开会,我的父亲去了以后就被抓起来了。有的人是在家里抓的,有的女人也抓掉了。家好一点的全部抓掉了,法办了。大伯也被抓走了,两个舅舅也被抓走了。说是造反了叛乱了。我实实在在说:‘谁造反了?谁叛乱了?造反叛乱的人一个也没有呵!’20岁以上的男人被抓得没有剩几个,只留下了一些特别穷的人。我们的牲口和财产没收得一干二净。就连衣服、碗、银碗、冰糖之类的都没有剩下……积极分子们没收的东西太多,有的民兵打狗都用冰糖块打。
“到了阴历的九月,上面就让我们往祁连县搬。一家只给了三头牦牛,一点点行李驮上就走。别的啥都不让拿。狗拴在账篷前,账篷扎在那里,就那么扔下走。干部们拿着枪在后面跟着,我们像犯人一样赶着牲口走。动不动就要打,要不就是开会批斗。我们一路走,海晏北山——哈勒特尔外尔——哈尔金——太尔格——者马尔恰合——甘子河——外尔哈达——默勒大川——则然告图勒——库库热——黑土槽——那冈日当——托莱——五个山——苏勒。
“那个时候没有不挨打不挨骂的人。路上还是吃的大锅饭。路上翻大坂的时候有的人被烟瘴打死了。到了则然告图勒大坂,雪下得太大,尕才让的娃娃冻死了。伊布拉的妈妈大雪里生了娃娃,第二天就抱着娃娃走。自己顾不上自己,哪里能顾上别人家的事,那么多人死掉了谁能顾上。
“到了苏勒,我是富牧子女,反革命家属。把我赶到苏勒煤矿里挖煤。老人、女人和娃娃们全部赶到农饲点上去了,农饲点上的人大部分饿死了。托莱农饲点上除了几个窑洞、小院子和破烂平房外啥也没有。旧社会叫托莱公庄,其实就是车马队临时住的地方。那么多人从老家只带回两座蒙古包,场部要设办公室,就用这两座蒙古包当了办公室。
“1960年我回来后放羊。羊放得好一点,干部和积极分子们说,反革命家属占了好草场。收掉你的牲口,还要批斗。好多人都没有账篷,冬天大家都集中在食堂里。食堂撤了后,没有账篷的人没有办法,场里给了一个白布账篷,冬天夏天都在破白布账篷里。又要开始吃小锅饭,可是谁家也没有锅碗,场里发了个脸盆,每人一个茶缸。我们又向场里的老牧工要了几个旧锅碗和勺子。缸子没有分上的人,就把破碗用纸糊上再用。每个人一月15斤青稞,生产队里羊死了必须集中上交到队里,然后再分,一个人只能分个4～5斤死羊肉,那是狗都不吃的肉呵。夏天我们主要是拾着吃腾格里,是沼泽地水里的一种野菜。没有饿死是这种野菜救了命呵。
“1961年我的父亲释放回来了,但是人已经被打得成了残废。脊梁打断了,直不起腰来,人马上要死了,我们背到厂里抢救,才活下来。人活下来了,但已经是严重残废。不要说是干活劳动了,就是生活自理也很困难。
“唉!那时候的事情说起来就想哭。那么多的亲人抓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抓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失声痛哭)死到哪里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心里实在是过不去呵!
“现在想起来就像是做梦一样。在公社开群众大会,工作队的人和干部们坐在高台上,前面站着挨批斗的人。中间是群众,最后一排是戴帽子的四类分子。民兵们端着枪把守在门口。工作队的王团长一个一个地喊着那些挨批斗的人的名字。那些人一个一个地站在前排了。王团长拍着桌子喊:‘今天,我要给你们放一个臭臭的屁,叫你们闻一闻,看你们好受不好受。’下面的男女牧民群众都默默地听着,那些白头发老人、拄着木棍的老人都低着头悄悄听着。王团长在那里又喊又拍桌子。民兵们上来给那些挨批斗的人脖子上用铁丝吊上了石头。
“后来,海晏移民每户只给了100元的安置费。本来是可以分300元的,上面扣了部分钱,说是要建设七五免疫工程,结果这个花费了15万元的工程成了废工程,一天也没有用。没收掉的财产牲口一点也没有退还。唉!我们海晏人被亏待了。”
尕玉巴(藏)64岁
“我的父亲叫热桑阿爸(热桑阿乌鲁哈),刚解放的时候我的阿爸去打土匪中了子弹,后来他用自己的刀子把腿上的子弹取出来了。当时就他一个人,没有人帮他的忙,也不可能有麻药之类的。
“那时候我的阿爸有功劳也很有名。后来到北京去开会还给他给了奖,还有奖金。他当了海晏县大玉藏族区的区长。1958年夏天,上面通知他去海北州开会,他从区上来到我们的夏牧场的账篷后就骑上马走了,再也没有回来。那时候我才8岁。后来我的母亲也给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了。我也不知道是咋了?反革命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反革命我也不知道)。上面叫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我们一家只剩3口人,我,我的母亲,我的妹妹。我和母亲驮着我的妹妹来的,妹妹才6岁。我的阿爸哪里去了不知道,阿爸活着还是死了也不知道。1980年给了我们一张阿爸的平反证。阿爸留下的东西早就没收得一个都不剩。现在就那一张平反证是给我阿爸的,再啥也没有。
加布桑昂热(藏)77岁
“我是藏族大于部落下属的环库尔部落的。
“刚解放那阵子,青海湖北边的沙窝里狼太多,政府组织20～30岁的年轻牧民成立了民兵打狼队,公安局长、副县长、副书记都有。那时我也是民兵,上面定下任务了,不去不行。1958年把打狼队全部说成是叛乱分子。全部抓了。牧民家里都有枪,这是牧民的习惯。一个老马骑的话,一个枪背哩罢(意思是:哪怕穷得骑一匹老马,也要背一杆枪)。1958年4月把牧民家里的枪全部没收了。大于千户是1958年的5月份抓走了,他的兄弟几个都抓掉了。部落里的百户也抓完了。他们全部死在劳改农场里了。财产全部没收了,牲口没收掉后全部赶到公家办的牧场里了。4月、5月、6月、7月、8月一直都在不停地抓人。我们大于部落每家每户都抓。半个部落抓完了。后来,他们来抓我,抓的时候几个小伙子来用麻绳捆。就那一捆,多少人被捆成残废了,麻绳捆得太紧,血脉一点都不通呵,一下子就肿起来了。贝勒旗的佛爷捆死了,哈热加参亚乌尔的人捆死了。你不信的话去问库库热乡的旦增去,他也是被捆过抓过。我们兄弟有6个,我和两个哥哥抓掉了,叔伯兄弟们都抓掉了。我的一个哥哥被捆得胳膊都干掉了,残废掉了,后来死在劳改农场了。一个兄弟跑的时候被看守用枪打死了,如果活着
的话,有78岁了,他属蛇。我的叔叔也被捆死了(他指着坐在地上的一个50多岁的汉子说),这就是我的侄子宫布才尔丹,捆死的就是他的父亲。那时候他才5岁。
“我是27岁上抓走的。天天把我押到办公室,一天到晚用麻绳捆、用柏木棍打、烤箱上烤,整整一个多月,就让你承认叛乱了,把你的枪拿来,把你的白洋拿来。我回答说,我可以不念经,也可以不煨桑,可是我真的没有枪,再打我,我也找不出一杆枪。我们哪有啥叛乱呵?部落里啥也没当过,几辈子就是放羊、放牛,肚子刚刚能吃饱。再干过个啥呀?给我判了10年的刑。
“我们被抓掉后,剩下的人也不容易呵!上面要逼着他们搬到别处,那时候看样子我们所有的人都活不成。我们在格切劳改农场、赛什克劳改农场(均在青海省乌兰县以西)里挣扎,在一个个地死。抓掉的女人们全在西宁的一个女子劳改农场,果洛、玉树、黄南、海南、海北和海西的女犯全部都在那里。剩下的没有抓的人呢? 他们在默勒的大雪、苏勒托莱的大风里饿肚子,死了多少人呵。千户家抓得只剩下了一个僧阿佛爷和两个奶奶,佛爷和一个奶奶饿死了。我的大妈、大伯和他们的两个丫头,我姐姐的两个娃娃都饿死了。老汉、女人、娃娃们死得多。那是1959年的2～3月份。在哈萨坟那里死了100多人。把女人、老人和娃娃们赶到托莱开荒,牧民们不会抓铁锨,不会种地,肚子又吃不饱,穿得都没收掉了,不死咋办哩?
“我劳改了4～5年后释放掉了。31岁时释放回来了。劳改农场里我得上了胃病,眼睛是被打坏的。和我一起抓的人里,我最熟悉的有9个人。回来的就是我和告白,还有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回来后就死在托莱牧场了。我呢,劳改回来就在托莱里当工人,是管制分子。我们的娃娃们也不能上学。我们从托莱流浪到库库热,又到大龙。
“77年(1977年)又把我抓到看守所,审问挨打了1～2个月了。罪名是:‘不满共产党,给佛爷磕头了,点酥油灯了。’
“把我打了几天以后,公安局的高局长说:‘看起来我们亏待你了,以后再慢慢照顾你吧。’就这么给我挡了一辆路过的拉石棉的卡车,把我的铺盖扔到卡车上,让我坐在卡车上回来了。我挨的打、我心里的冤枉给谁说哩?
“1958年,这是多少年来最大的一个灾难,不是吗?
“在这里我挨打挨批斗,我心里不舒坦,我死也要去海晏,1985年部分人搬往海晏时候,不让我去,我说我死也要去。1989年我搬到海晏县住下了,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的腿是在海晏抓羊的时候摔折的,你看我现在成了这么一个瘸子。我在海晏的孙子家住,我们6口人,只有800亩草场。娃娃们文化也没有学啥,草场不够,病也看不上。本来想住在矿区,那里方便一些,但是矿区不批准。”
尼泊(蒙古)80岁
“我在夏季牧场上剪羊毛,过来了一群民兵和干部,他们喊我和贝利达古、尕木道三个人的名字,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干部喊:‘你们把剪子放下。’我们放下剪子后,几个民兵上来把我们三个人用手铐把胳膊拧到背后铐起来了。我不知道我们咋了,衣服也不让我们取,额济(母亲)也没有见上就押上走了。(因年迈声音低沉而微弱)
“手铐在背后吃不上饭,我们爬在地上像狗一样用舌头舔着吃。我被抓掉后,整整审问了18天,白天黑夜戴着手铐挨打。当过哈勒景乡乡长的散白勒被管教们捆在凳子上,上了‘八段锦’(刑罚名称),他成了残废。他们硬说是我们参加叛乱,说我们开会吃饭商量要打共产党。说我们是反革命。天哪!我们老百姓哪有过这个想法?我们穷牧民打共产党干啥?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都打不过,我们哪有打共产党的心呵?我知道啥呀?你看我的手(他伸出左手,手腕和手指都已变形残废)。我实在忍不住,他们说啥我就承认啥。我被判了12年的刑。我们海晏的蒙古人老汉们差不多抓完了。怎么说哩?有100个人的话,要抓90个。
“我是个藏医,我们青海蒙古人学藏医的多了。我是贝勒旗的人,在扎藏寺我们已经世代七辈子了。我是7～8岁上就到扎藏寺院上学经学医。我的外爷爷是个藏医,我还有一个内蒙古乌珠穆沁的老师,他叫群呼尔阿克。
“判了刑后,我被赶到赛什克农场了。一天二两稀饭。我们在乌兰县的诺木洪、夏塘马海种了一个月的地,没有水,渴得想喝尿,连尿都没有。只运来一汽车水,要8000～9000人喝,能够吗?犯人开始饿死、渴死、病死。有的人肚子饿、想家,再加上一点病就死掉了。
“后来,又把我们调到伐木队上了。我们40多个犯人在赛什克的头道沟、二道沟、都兰贡巴(都兰寺)一带砍伐树。我们到那里住的地方没有,我们修了房子。每个人一天要砍伐三四方木头。我拼了命地砍伐木头、用肩扛木头。我的两个肩头那时受了伤,现在活动不方便。完不成不让吃饭,饭也就是那二两稀饭,一个拳头大的馍馍。肚子饿得晚上睡不着觉。一次,有些人去拾人家营盘上的骨头回来熬汤喝,也不知道那是啥骨头,凡吃了喝了的人中毒死了20多个。吃麦草死了一部分人。伐木队的40个人,死的就剩我和一个叫杨正的人了。这些死掉的人对上面汇报的时候,都说的是病死了。
“后来农场让我放牲口。我有几个亲戚在赛什克农场里,我不知道他们饿死了没有。我想去看一下他们,我和一个伴儿从早晨8点骑着马走。我从额尔德尼熬包的垭岵上去,就看见山脚下滩上埋着饿死的犯人,每个死人的沙堆上插着个木橛子或是扔着一块砖,上面写着名字。有的写名字的木橛子让犯人们取暖烧火了,所以也就看不出死掉的人是谁。我让我的伴儿看上面有没有我们的熟人亲戚的名字。我一直走到12点还是埋死人的沙堆,前面一堆堆的埋死人的沙堆还看不到头。
“1964年提前释放了我,我的命大,我算是活着回来了。我到托莱牧场时,看见我的额济还活着,姐姐饿死了,还有一个妹妹也饿死了。账篷没有了。上面让我去放马,一开会我就要去挨批斗挨打。‘文革’‘路线教育’……。那时候死一个人算个啥呀!我们一起的道尔基、索南措、马民吉尔、达尔基、仁青措都被逼得自杀了。我算是又活下来了。三中全会开过以后,才算是让我安稳下来。1987后我到寺院上来了。1958年被烧掉后,寺院一直没有人也没有房子。我来守寺院,想办法化布施把寺院又重新修建起来了。比原来的要小得多,但不管咋的算是有了一个寺院。我老了,寺院上昨天刚刚开会才把我换掉。”
聂步腾(蒙古)74岁
“当时我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群众对1958年平叛的事件有很多意见,说错抓错捕的太多。公安厅派我们一个工作组来调查海晏叛乱的事件。当时,抓人判刑都是县委常委会定的。我们去参加县委常委会,这件事法院的王某某知道。我们听了常委们判刑判案子。他们是怎么判的?噢唷!人家是按人的岁数来判刑的!主管领导问:‘这个多少岁?’一个回答:‘25岁嘛是35岁。’主管领导说:‘好,判20年。’又问:‘这个多少岁?’回答:‘这个70岁了。’主管领导说:‘ 判给18年行了吧,他就老死了嘛。’定的罪名是‘以打狼为名叛乱’‘以修水库为名叛乱’……全定的是这样的罪名。常委会上常委们就这么发言着哩!抓人判刑都是常委们定。我们在一边听着哩。这些事情你去找吴海晏(译音),他比我知道得还要详细,他知道干部们违法乱纪的事。
“我是公安局副局长,是专门去了解情况的。几次常委会都参加了,听到的尽是这样的情况。那时候有个叫六六(译音)的副书记,我对他们说了这么几句话:‘打狼是县上组织的,修水库也是县上组织的,怎么都成了叛乱了?你们怎么把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起定罪?’这个副书记说:‘噫!你带的什么思想?小聂,你不对呀?’这个副书记知道我妻哥已经抓走了,我的哥也已经到政研班学习(到政研班的人多半都要抓)。一个姓王的山西人劝我开会的时候不要再多说话。说人家已经开始注意我了。我没有再说啥。
“我想看一下我的哥哥,请示了他们后他们同意了,派了两个蒙古族陪我,其实是监视。我买了个衬衣和几包烟去看了一下我哥哥。
“1961年开始部分复查1958年抓捕的叛乱分子。我去找副州长高中(译音),他在解放后三角城羊场当过场长,民族感情比较深,人也很老练。我对他说:‘1958年的这个事情……’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急忙说:‘你是民族干部,说这个干啥?你要小心一点。’我说‘现在平反着哩。我的两个亲戚没有参加叛乱,你能不能给海晏法院说一下?……’他答应了。后来他给我说,他给法院院长说了,院长说:‘噫!他又要想叛乱?’我只好对副州长说:‘算了,你别管了。’
“当时就这样,你一不小心就给你扣个‘叛乱分子’的帽子。
“海北地区1958年这个‘叛乱’哪!是省公安厅无中生有捏造的。海北地区根本没有过叛乱。青海的海南和黄南局部地区有些叛乱,但那是极少数。那是过年的时间,开始是甘肃阿木去乎部落,把下去搞互助合作化的工作组杀了。接着就是河南蒙旗。最后是循化,一部分人在反动宗王、反动阿訇煽动起来后,攻占了循化城。是这些事件引起来的一场极端扩大化的运动。海西和海北根本就没有叛乱。我在省公安厅,就了解这些情况。
“为啥要迁那么远?就因为他们是反革命家属。其实完全可以在就近处安置。冈察县让一点(土地)、祁连县让一点、农业区的湟源县让一点,不就安置了嘛。
“不讲任何道理,也不开会,晚上集中起来就用枪逼着走,一户人家只给三头驮牛驮东西。账篷、蒙古包没有办法驮。黑账篷只能驮半片,蒙古包根本没有办法驮,我们蒙古人住的是蒙古包呵。只驮一点路上吃的,再啥也驮不上。老人们个别的给一匹马,那就两个人骑一匹马。
“押着他们走的干部背着枪,用枪逼着他们走。有个叫尕副生(译音)的干部,他是农场的副场长。搬家的人们天黑后走到那里歇一歇。他拿着一个军号,晚上三点钟他的军号一响,你就把驮子驮上走。路上死了好多人,有饿死的、有冻死的、有吊死的,也有批斗挨打整死的。人们赶着牲口到了默勒河那里、再上去到尕海 (湖)那里,好多人跳水了。到则然垭岵烟瘴打死了多少人!大玉部落的藏民,海晏几个部落的蒙古人都有被烟瘴打死的。600公里雪山河水,要赶着牲口一步一步地走,后面有民兵用枪逼着,前面是狂风大雪,走了45天。这个情况张某某知道更清楚,可能他不会说,因为他就是押解的人。
“到托莱后好多人没有账房,有的人找个白布账房扎在雪地上,有的人用驮来的半片账房。
“气候水土不服很容易得病,再加上饿肚子挨打受欺压。1～2岁的娃娃死完了。搬迁来的人老人多,60岁以上的老人基本上死完了。
“我们家成分高,是牧主成份。我的哥哥被当成叛乱分子抓走了。全家迁上走。我的父亲刚60岁,到托莱后没了。主要是肚子饿,得了病看不上。我们的家人都迁到了托莱。还有一部分人迁到了刚察县,他们在刚察的哈尔盖、沙柳河、红山一带。在哈尔盖劳动的贝子家的佛爷说了句公道话。批斗他的时候,人们把马叉子套在他的头上,然后骑在他的背上让他走。
“搬走的人的营盘上怎样的情况呢?扔在海晏的那些蒙古包、那些账房和财产呢?一座座账房、蒙古包还在原来的地方,账房和包里面的东西还像原来一样堆着。有的账房和蒙古包里的火灶上还放着锅,锅里煮着肉。火也没有完全灭掉。他们连肉都来不及吃就被赶上走掉了。湟中、湟源和大通的人们上来了,还有一部分海晏没有搬迁的老百姓和干部们。他们在搬迁走的人留下的营盘上抢劫。他们哄抢那些账房、哄抢那些蒙古包和里面的东西。
“人们已经搬走了,我骑着马到海晏三角城羊场对面的草滩时,满滩都是被搬迁的人遗弃掉的牧羊狗,满滩都是跑回来的犏牛。
“托莱是个省办牧场,由省畜牧厅管。托莱原来只有一二万头牲畜,我们迁去以后增加到了18万头牲畜。当时还成立了一个托莱公社,把一部分搬迁过来的老弱病残集中到那里开荒。公社里更是饿肚子,老人们没有吃的。再加上干部们违法乱纪,随便殴打、捆绑牧民。海晏的一个干部到那里当会计,他捆绑殴打致死了不少人。那时候在托莱的人都知道他。他的名字我忘记了。后来我听人说他被逮捕了,有的说没有逮捕。我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那时候海晏全县有19000人。‘平叛、反封建’抓了800人。搬迁走了10000多人,最后剩下了7000多人。
“搬迁到托莱的牧民分了四个分场:大泉分场、科科莱分场、一分场、二分场。还有一部分人去了苏里,到那里又和天峻县的牧民打架争草场。后来被天峻县的人赶回来了。苏里原来是个没有人的地方,1958年‘平叛’的时候搬过去了两个藏族部落,后来成立了个乡。
“搬迁的群众是1961年召开西北民族工作会议后才有好转的。这个详细情况是这样:西北局得到消息,有人说海晏搬迁到托莱的群众相当苦。他们知道后派了两个干部,一个是西北局统战部部长,叫康丰(译音),一个是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叫邓云(译音)。他们俩个从甘肃的镜铁山一带到了托莱牧场。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当时托茂家(青海蒙古南右后旗,俗称托茂公旗。托茂公旗有两种居民,一种是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人,另一部分是信仰伊斯兰教操蒙古语的居民,当地回、汉民称其为托茂鞑子)的一个回民老阿奶抱着他们的腿嚎啕大哭,老阿奶哭得说不出话来。孽障呵(可怜)!那个时候海晏搬迁过来的人孽障。
“他们俩到了祁连县后,县委县政府都不知道。当时我是副县长。晚上我在看书,进来了两个人,拿的是西北局统战部的介绍信。我还不敢相信,他们把工作证也拿出来了,说是来了解情况。我当时不敢谈。第二天是个星期天,他们住在大众旅舍,县政府招待所也没有住。我去谈了情况,他们做了个笔录。让我签名,我没敢签名。我说‘你们拿上去了解这些情况吧’。这个材料后来到了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到了‘四清’‘文革’时候都成了我的罪证。
“这个事后不久,州上才对托莱成立公社后,干部违法乱纪,群众饿死病死的严重情况,算是开始重视了。
“西北局和省上来文件,说用人民群众的牲畜不能办牧场。并且决定托莱牧场场社分家。那时候我去了,夏茸尕布(即察汗诺门汗活佛)是海北州副州长也去了。我们到托莱时,看见牧民们衣衫褴褛不堪哪!他们穿的皮袄,只有背后和上面的半截,没有袖子和大襟(前襟)。在托莱雪山下的严寒里,在那么个破白布账房里过冬。这冬天怎么过呀?人都是肉长的身子呀。开会的时候,我和夏茸尕布看着群众中的那个气氛那个神情,心揪住了。夏茸尕布副州长悄悄对我说:‘呵呀!我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我说‘实际情况就这么个呵!’……
“1961年落实政策,托莱牧场场社分家。藏族大玉部的环科尔部落由夏茸尕布主张留在牧场了。蒙古族各部落的大多数都到了社里。托茂公的蒙古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他们留下了17户人家。从场里分出来的100多户牧民和90000多头(只)牲畜都交给了祁连县,人畜都占托莱牧场的一半多一点。一部分人安排到了祁连县的野牛沟、科科莱一带。还有一部分人安排到了祁连县的默勒、札萨一带。他们没有马,有的人家连账房也没有,没有最起码的生活和生产用品。我给县委汇报了以后,县委马怀永(译音)书记从县财政拨了两万元,那时候两万元不少。用这些钱买了一些鞍子、皮绳、欧塔(牛羊毛织的口袋)、冈木琼(装炒面、酥油和曲拉的小木箱)、木箱和账房毯子。经副省长点头同意后,县上派我去马场调了700多匹马。这样,才安置了搬迁的群众。这一下从海晏县搬迁过来的牧民们的生活才渐渐有了好转。唉!在这之前,这些牧民真是受苦了。说起这些,他们就哭。不能不哭呵!
“1966年,‘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开始了。‘四清’工作团在团长李恩普和副团长衣竹林带领1436名工作队员进驻祁连县的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和牧区。
“以‘四清’工作团副团长、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衣竹林为首的‘四清’运动工作团捏造了一个惊天大冤案,就是‘郭振国反革命集团’案。说我和郭振国一起搞反革命叛乱。
“郭振国是门源苏吉滩的藏族,是当时的祁连县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我当时是副县长。这个冤案从县长到各公社书记、主任和通信员,牵连了414人。涉及到了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公社、学校。好多干部这一次整掉了。‘四清’工作团专门把我审了15天。审讯小组把炉火烧得旺旺的,再给我们穿上皮大衣、皮帽在火上烤。汗像水一样直淌。
“用酷刑就有十多种:脖子上吊磨盘石、拔头发、火烤、烟熏、用烧开的酥油往头和脖子里倒、开水往裤裆里倒。有些人被屈打成招。
“假案的制造者就是以衣竹林为首的一部分人,衣竹林原来是山东省公安厅的厅长,因为搞假案,上面把他的厅长撤了,调到公安部当一副科长。不知怎么调到青海省公安厅当起副厅长来了。那几年,他去尖扎县,把尖扎县搞成了反革命集团。接着他去化隆县,把化隆县搞成了反革命集团。然后去循化县,把循化县搞成了反革命集团。他来到祁连县,又把祁连县搞成了反革命集团。他是个典型的搞反革命集团假案的专家。
“因为我过去对1958年的叛乱和海晏搬迁说了些意见,‘四清’运动工作团说我是反革命,给我定了14条罪状。当时我想,我肯定有小错误,但没有大错误。更没有反革命和叛乱等罪。
“衣竹林说我在1958年搞了叛乱。我说:‘我没有参加叛乱,这样的事没有过。’我对他说:‘你把58年搞叛乱的帽子戴到我的头上难道对吗?58年你带的我们公安厅的工作组呵!你是带队的,谁去了谁没有去你都清清楚楚。循化叛乱了,我在哪儿?我在泽库,在河南蒙旗。你在循化。你难道忘了吗?你忘了我给你提醒。’他戴着个眼镜,他把眼镜扶了扶说:‘哦!1958年,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的血直往头上涌,如果他再把1958年叛乱的帽子往我头上扣,我就真想把他杀掉。我说:‘你想起来就对了!’他又说:‘那你这一次是第二次叛乱。’唉!
“他又把我叫去谈话。他说:‘我们本来不相信你搞叛乱,你是公安厅的人哪!但是现在证明你搞叛乱的人有多少?有80多个!你就是参加叛乱了。’他又说:‘ 你暗地里参加了海晏叛乱,一开始你就知道。你说过:海晏搬迁,一户人家三头牛,半个账房,武装押解。黑天半夜地迁移,路上很苦,死了多少人,打死了多少, 饿死了多少。你还说过1958年判的人抓的人太多。1958年的叛乱是汉族镇压少数民族。这些都是你说的吧?还有,你为什么从马场赶了那么多的马?你为什么跑到那里去要马?这些都是你第二次叛乱的证据。’噫!就这么给我定了14条罪状,一条一条地审问。我说:‘叛乱我没有参加,这样的事也没有。’他们说:‘你是个不简单的人,为啥没有(参加叛乱)?你还准备请国民党。’我说:‘请国民党是没有的事。’他们说:‘你那时候从海晏拿来了个电台,你还拿来好多枪……’天哪!我到哪里去拿电台拿枪呢?他们说的电台是怎么回事呢?我慢慢想起来了,那时候我妻子有个小木箱,里面装些梳妆用的东西。小木箱上面有个老虎的图案。那个小木箱是我从海晏拿到在多伦的我妻子的姐姐家放下了。后来我妻子的姐姐让我拿回去,我就拿到家里了。当时有几个人见了我妻子的这个小木箱。张某某和杜加都见了。唉!就这么个小木箱嘛!还能有啥?真真让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这个小木箱成了反革命罪证。这就开始审问了。‘你的电台呢?你是怎么联系的?’呵呀!白天整、晚上整。有七个人看守我。晚上睡下后,到半夜整起来再审问,白天开批斗会。
“当时,托莱牧场场社分家时,我们把部分蒙古族和藏族群众安置到了祁连县的默勒、多伦一带。这也成了一条罪状。他们说:‘你把你的反革命集团安置到默勒、多伦。你说那个地方地形好,攻不进来,守能守,打也能打。’我说‘那我是给谁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说:‘是下面的人说的。是胡某某说了,某某某的妹夫也说了。’他们指名道姓地说张某某怎么说了,邓某某怎么说了。呵呀!整得凶呵。我说:‘这个事情根本没有,你们好好查查。’
“衣竹林、张光汉(译音)和公安厅一处的科长,都硬要让我承认参加叛乱了。很多人是被打得无法忍受时按衣竹林的要求胡乱说自己参加叛乱了。他们让我看了一些说我参加叛乱的材料。一个材料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聂步腾是我们的头是哩,郭振国是比他大的头是哩。我们叛乱过了。’这是哈尔盖贝子王爷的媳妇写的。另一份材料是郭正海(译音)写的:‘他(指聂步腾)是海晏的县长,我们的妹夫是冈察的县长,久美是祁连的县长。’问‘这些是谁说的?’回答是‘聂步腾说了, 是他任命的’。后来我问郭正海‘在部队上的时候,你是给我当过班长的,你怎么胡日鬼,你怎胡说哩?’他说:‘唉!打得我实在忍受不住了,我就编了这么个事。不说你再没有人呵。’我说:‘有这么个事情你怎么说都可以,就根本没有这么个事情,啥也没有呵!你们是怎么编的呵?’后来,青羊沟的大队书记罗罗对我说:‘阿格玛(藏语的感叹词),那时候审讯的时候把我打得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我就说了你是叛乱的头子。实在对不起呵……’我说:‘你现在道歉有啥用呵?’ 当时审讯一个人,不仅要逼得他承认自己参加了反革命叛乱,还要让他拉上别的人,必须让他承认有别的人参加。
“我算了一下,当时衣竹林等人搞刑讯逼供,吊死的干部就有12～13个,还有群众死掉的都没有算。扎马什公社的书记王春龙(译音),他是从山东逃荒来到这里的。他在侧所里上吊死了,公社主任跳河死了。法院院长卓玛是札萨的蒙古人,他也上吊死了……不少呵!一天价说是少数民族干部搞叛乱,最后把一些汉族干部也整了。
“这些所谓搞叛乱材料是怎么来的?当时在工作上开会的事情全部成了叛乱的依据。当时我们在野牛沟的大泉开会商量安置托莱搬迁过来的群众,划分草场和小队。就这么个事,在这次审讯中硬编造出了‘大泉北山叛乱会议’,还有个‘豹子崖会议’,豹子崖在阿日开,我从来没有去过,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没有去过也可以编造出你去过,而且开过叛乱会议。严刑拷打下,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些就害怕了,就说我参加叛乱了,他参加叛乱了。胡说在哪里开会了,在哪里叛乱了。本来都是安排生产的,传达文件的。那是人民公社时候呵,那个时候会议多,安排生产的事情多。唉!最后都成了么反革命叛乱的会议。
“当时托莱牧场七分场牲口不够,每一家安排了一只羊,共25只。就给那里的老根托定了个以宰杀牲口为名搞反革命叛乱。在那里整老根托,逼得大泉的劳布桑和先巴招供,说我们吃肉搞叛乱了,我们的头头是谁谁谁。这样又牵连了一大批人。
“最后查来查去,这些人啥事也没有,根本就没有个叛乱。都是刑讯逼供搞出来的。他们是怎么整人的?比如整根托老头的时候,他们挖了一个坑,把老根托推到坑里,然后用沙土再埋他,埋得只剩下他的头,然后让他交待,不交待就要活埋。
“最后,工作团要撤的时候,他们要我在材料上签名。我没有签名。他们的局长不行。我又写了个材料,说我有重大错误,但死都没有承认他们说的‘叛乱’。因为这个材料,又把我批斗了两天。
“衣竹林亲自把材料拿到海北州上去后,州委书记王风(译音)发火了,他说:‘你们这次搞的这些案子,这么大的反革命集团,书记、县长、公社书记、公社主任、法院院长、公安局长……全部搞反革命,那我们海北州是干啥的?我们一个州委是干啥的?我们管着十个县我们还管不成?这个材料我们不同意、不研究。’实际上就是这样,海北州十个县的县长搞反革命,那你州委失职不失职?你州委在干啥?
“州委说话了。最终我没有去劳改。‘文革’开始后说我不老实,又和当权派们一起挨批斗。我一直在临时工作,自来水厂、水泥厂、砖瓦厂干。至到1979年落实政策后才正式安排了我的工作。
“最惨的是郭振国。1958年他被捕后来又释放了,恢复了县长的职务。1967年‘四清’运动中又逮捕了他,整整坐了14年的牢。这个事还得从头说起。那个时候县武装部的一个干事,打野牲到山里去后不知怎么就上吊死了。他的马背着马鞍跑到小八宝了。郭振国的媳妇在那里的奶厂当工人。海北州军分区的两个干部到祁连了,他们说这是被人杀死的。把这个人命案就毫无根据地扣到郭振国的头上了。说他搞反革命叛乱杀了人。整来整去最后就凭空捏造了一个‘郭振国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乱的集团’。说郭振国和我搞反革命叛乱的案子。开始逮捕审讯群众和基层干部。结果,祁连县全县七个公社的28个公社书记和主任,除了一个牛春发以外,全部打成了反革命。当时人们说‘四七二十八,剩下了个牛春发’。说的就是这个事。牛春发是个外地人,是默勒的公社书记。其他的人,不管你是蒙古族还是藏族、汉族和回族,都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
“到1978年‘郭振国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乱的集团’案平反了,他被释放了。安排了个州政协秘书长的工作,两三年后就患癌去世了。他们一家冤死了多少人呵! 他的父亲抓掉了,在监狱里折磨得只剩一口气了,出来就死掉了。他的一个堂哥抓掉了,释放后在冈察没处去,他走到阿日开还是在鄂博后,连病带饿死掉了。他的兄弟们和家里的其他人都被当成反革命家属,整惨了。郭振国呢,白白坐了14年的牢。
“郭振国释放出来后,我给他说:‘你把你的情况要向有关方面说一说,你也应该说。你受了这么多的迫害,你应该上诉。’他说:‘唉!把我安排掉就行了。中央那么大的官都整死了,我算啥哩?我还说啥哩!’那好,事情就这么扔下了。
“过了几年,省上和州上派工作组来查,当时来了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司令员、州委书记和州军分区副司令员。他们查了以后没有这个事。有个啥呢?都是开了会喝了酒的事,哪有啥搞叛乱活动的事呵!那个在山上上吊死了的人也查清了,和郭振国没有丝毫的关系。
“一个衣竹林就整死了多少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西宁文化街,公安厅家属院的门口。我说:‘厅长好着散!’他说:‘你好着散!’我说:‘我好着哩。’他说:‘你平反了没有?’我说:‘没有平反。你不平反谁给我平反哩?’他说:‘你没有事。我给调查组说过,你没有事。郭振国是反革命。’我说:‘你怎么知道郭振国是反革命?路摆在你的面前你怎么就不看一看呵?你有啥证据?你有啥人证、物证?’他说:‘人证有罢。’我说:‘人证他见了(郭振国搞反革命叛乱) 吗?是怎么个情况?是参加会了还是做了啥?’他说:‘这……这……这……,这个说来也伤脑筋得很。呵,好好好……你忙去。呵!再见!’然后他就急忙走了。你看他还在坚持郭振国是反革命!
“这么一个人,他害了多少人呵!”
欧智布(蒙古)65岁
“我是在落实政策的时候才知道海晏搬迁的情况的。我们去了解情况,一户一户地去了解情况。确实很惨。他们噎得说不下去。
“他们是不被信任的人,担心留下会搞破坏。搬迁的时间是定死的,一户只给两个驮牛,只能驮一点铺盖和一点口粮。娃娃多的人家,要把娃娃驮上,吃的和铺盖就驮不上了。账房蒙古包和别的东西都那么扔下了,有的人家还有点金银珠宝之类也扔下了,狗也扔下了。人吃的也不够,把狗领上喂啥呀?本来牧区的人家搬迁转场一般都要10多个到20多头驮牛才能搬迁。两个驮牛我们能驮个啥呀?1958年的冬天雪那么大,默勒河的水又是那么大,驮上的皮袄不够用,一家一个破白布账房,有的只带着半片账房。老人们走不动,娃娃们冻成了病。
“有的人家走到半路上后被抓走了,说是反革命叛乱分子。有一户人家有七个娃娃,她们的名字我忘掉了。她们正搬到半路上,公安局和民兵来把阿爸和阿妈抓上走掉了。剩下的她们七个娃娃,一个比一个小。再咋办哩?她们大一点的拉着小一点的,一个拉一个,还要在大雪地里赶着牲口走。旁边的邻居们拉扯了几个小的。就这么走了,算是没有死掉,活下来了。要不是好心的邻居们帮助,她们半路上都死掉了。1982年我去那里时,那七个娃娃中最大的已经是40岁的妇女了。
“他们搬上去以后,有一家的儿子被民兵叫上去了,说是有个事情。小伙子跟上去了。到下午民兵来给老阿爷说你的儿子死掉了,让他去取尸体。噫!儿子好好地跟上他们走了,怎么就死掉了呢?民兵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死掉了。老阿爷跟上取尸体的时候,看见儿子后脑勺有一个斧头或枪托之类的东西砸下的伤。原来是民兵叫上去审问了,让他承认偷了什么。他不承认,就被民兵一斧头或枪托砸在后脑勺上,死了。老阿爷哭着噎着说不出话来。当时你给谁说呀?给谁说也是白说。死一个反革命家属还不如死了个羊。就这么完了。
“我们进了一座账房,一个妇女突然看见我们了,她吓得睁大眼睛,浑身颤抖,喘着粗气,嘴里‘呵……呵……’地叫着。我们问这是咋了?牧民们说她是在 1958年的运动和大搬迁时被干部们惊吓成了病。平常,她只要听见干部来了,就会飞跑到山上躲起来。今天她不知道你们要来。她这个叫后惊病,不能见干部, 看见下乡干部来了她就犯病。
“我忘了她的名字,现在她没了吧。
“当时省上、州上和县上政策是怎么样的?是怎么开会的?怎么组织搬迁的?我不知道,我们只是作为落实政策的工作组去了解情况,去兑现了些钱。每户给了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当时,国家根据人死了多少、牲畜死了多少的情况给了些钱。”
《西湖》 2007年第06期
http://qkzz.net/magazine/1000-291X/2007/06/10002604.htm
我试图以笔录的片断讲话、互不联结的事件、局部现象,也就是一些与1958年“反封建”斗争中的扩大化、甘肃省和青海省牧民的几次不同原因的大搬迁、“四清”和“文革”等许多事件有关的人的陈述,组成一些不连贯的画面,同时又是一种相对完整的历史画面。试图从他们的口述中看到当时的人们情感的历程、心灵的历史,而不是以事件本身的历程为主。他们为什么痛苦?他们记住了什么?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希望的是什么?这是一堆“当人们试图把它们拼在一起就会扎手的玻璃碎片”。
我努力做到不遮掩、不诿饰,摸索一种方式来叙述民众的心灵历史,学习异域文学和历史中常有的那种真实的力量,也就是最高限度地接近生活,追求真实的极致。
让被访者说出自己的立场,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们记住仇恨,而是避免类似的痛苦和灾难,让历史上的悲剧激起人们善良的感情,并为那些不幸的人们呼吁宽容。让我们拿出勇气来,实事求是地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做一次全面的重审,做一次抽筋剥皮般的反省。更重要的是,我们能杜绝和根除类似的事件发生吗?有一点也许人们都明白:那就是只有铭记自己历史上的残酷和恐怖经验,才会有消除歧视和压迫的契机。目的就是让这些受难者的历史对我们的未来产生一定的指导和警示。“诠释过去,理解现在和展望未来的内在联系。”(卡尔恩斯特耶斯曼语?)
——铁穆尔
按: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位于青海湖东北侧草原。青海湖,蒙古语叫库库淖尔,藏语叫措尔孟,汉语叫青海湖或西海。以畜牧为主的海宴县有蒙古、藏、汉和回等民族。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的扩大化,在大清洗的同时,这年10月上级命令将这一带的蒙古、藏等牧民火速搬迁到祁连县、刚察县、皇源县等地。
那一年,在青海省祁连县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接壤的草原上,因人畜突然剧增,两省牧民发生了更多的摩擦,这又成为导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牧民大搬迁的原因之一。
1963年到1967年,“四清”运动工作团又在祁连县制造了大冤案“郭振国反革命集团案”,涉及了414人。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祁连县和海晏县1958年的“反革命武装叛乱”案和祁连县的“郭振国反革命集团案”都被彻底平反。(作者)
档案摘录
海晏移民工作,是从1958年10月20日开始的,到1959年的2月份才结束,……迁往外县的移民共计1,279户,6,700人(另一资料称:共有 1700多户,近9000名牧民,270000头牲畜),其中湟源安置156户,949人,祁连安置461户,2,183人(包括托勒138户,635 人),刚察安置474户,2,469人,(包括青海湖25户,101人),三角城种羊场安置188户,1,099人(包括机械厂37户,244人),海晏县各公社安置436户,1,983人。
祁连县档案馆《关于海晏县1958年移民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
洛布丹(藏)69岁
“海宴县蒙古人主要是1636年旦增曲吉加乌(固实汗)从阿尔泰山和天山一带进入青海时来的,以和硕特蒙古为主,也有其他卫拉特蒙古各部的人和1227年以来进入青海的各个蒙古部落的后裔。清代在青海湖周围有29个蒙古旗。……
“上级命令下来了,让海宴县成分不好的几千名蒙古人和藏民,全部迁到600公里外祁连县的的苏勒托莱(今分为两个地方。苏勒:今名苏里乡,属青海省天峻县。托莱:今名央隆乡,属青海省祁连县。均离祁连山主峰不远)一带。上级说这些蒙古人和藏民都是坏人。牲口都被没收掉了。每一户只让赶五头牛,到半路上又命令扔掉一部分,每一户只赶两头牛。干部们拿着枪来了,他们说,啥也不要拿,到了那里啥都有哩。叫人们拿上衣服就走,别的啥也不让拿。谁要是回头看一下, 就举着枪问:‘你看啥哩?’哪个人不走,就威胁要在那里枪毙。给我们派来的干部都是从西宁那边来的,多半都是农垦部队的。路上我们要是坐下来喝点茶吃点什么,他们就拔出枪咔嚓咔嚓地压上子弹。
“把人们赶到一个大坂上,都饿得走不动了。有的人就扔到路上了。又走了好久,路边有一个人家,有一个老奶奶,她给饿肚子的人烧了茶,又把仅有的半盆酸奶给人们吃了。人世上总是有这样好心的人。
“从库库淖尔到苏勒托莱的路上,蒙古老人们一个一个地死去,有的人头靠在石头上就死了,有的人坐着就死了。主要是饿、病和心情悲愤绝望而死的。后来小孩子们也习惯了,在老人的脖子上套个绳子拖到远处扔下。到了祁连县后,海宴县的蒙古族人全被分散在相距数百公里的俄博、野牛沟和托莱。一家人分到四五个地方, 亲人不能相见。
“寺院的僧人们集中在一起劳动,大家心情苦闷、绝望。每天,食堂里的队长喊名字,当有人回答某某没有来,那第二天肯定在滩上能看见他的尸体,有的人头枕石头死掉了,有的人蜷缩在土坑里死掉了。满滩都是死人。
“散白勒被抓走后,在审讯的时候给他上了八段锦(酷刑一种)后,他的腰椎骨脱臼了,成了一个丑陋的驼背。释放后,他挡了一辆卡车到了托莱牧场。下了车在开阔的草地上看见一个放羊的老大娘,大娘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从前哈尔金乡的乡长散白勒’。那个大娘惊讶地看着这个背已弯曲的畸形人,愣了好半天。她不相信眼前这个丑陋的人就是从前健壮高大的乡长散白勒。后来她嗫嚅着问他:‘你还活着吗?那我们家的蓝白还活着吗?’散白勒告诉她:‘你们家的蓝白还活着,我见了他’。那个大娘顾不上和散白勒说话,就掉过头向远处的一个放羊的年轻女人大声喊:‘蓝白还活着,蓝白还活着……’
“散白勒到自己的家后,他的媳妇和娃娃们都没有认出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驼背的畸形人。”
散白勒(蒙古)89岁
“……那一年札西伦布寺的一个活佛从内蒙古过来了,把他的牲口稍带给班禅赶牲口的人赶往拉萨。我们那里每隔三年要从札西伦布寺请一个活佛到我们的寺院扎藏寺(今湟源县境内,曾一度是青海卫拉特蒙古人的主要寺院)。1957年这个活佛来了,他的名字叫伟林西热特。1958年这个活佛被说成是特务,逮捕了他。这个活佛只有两个徒弟,再啥也没有。当时活佛住在藏民的大于千户家,大于千户和我们关系很好,他管辖七个部落700-800户人,蒙古人藏民都有。大于千户给活佛借了1000块钱,大于千户就被抓走了。上面说活佛是特务,千户是叛乱分子。那时我是哈勒景乡的乡长,我去证明活佛不是特务。他们就抓了我。我忘了我是在哪里被抓的。……海宴抓人开始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原因是刚解放那几年,因为草原上狼多,一到冬天狼害特别严重,所以政府组织成立了草原打狼队,打狼队由各部落的枪手和民兵组成。当时有公安上的人领上打狼。1958年把打狼队定为反革命叛乱队,全部逮捕法办。……
“……我在德令哈劳改农场劳改,劳改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家里人还活着没有?……?(已严重残废的散白勒老人已体力衰弱、记忆模糊,言语含糊不清。)”
劳布藏(蒙古)73岁
“解放前马步芳的时候我们家里穷,我们给农区的汉族地主放牲口。放一个黄牛给的报酬是30斤青稞,一个马是50斤青稞,30只羊是10斤青稞。15岁上到茶卡驮盐三年,从茶卡赶着牦牛送到大通,一个牦牛给你五块钱,往返一个月。我的父亲在解放前当了40天的保长。我17岁的时候解放了。1953年北山蒙古族区成立了,我的父亲当了区长。我带20多户人家,全部是一些牲口少的穷人家,我们在海宴县第一个成立了互助组。一年后成立了第一个初级社,叫团结社,我当了社长。我到海北州会计训练班学习四个月,学了一些汉字,回来当了会计。
“1958年秋,斗争开始了。部落头人、区乡干部,召去开会就被扣留了。部落里的男的全部被打成了反革命,抓上劳改去了,剩下的全是些女人娃娃。上级也不让我们说蒙古话或藏话,说是黑人黑话不能说。我们家七口人,我父亲是北山蒙古族区的区长,被逮捕了。那时候我是北山蒙古族区团结社的社长,我们晚上接到通知,上面要让我们搬到祁连县的托莱牧场,天一亮就要走。上级宣传说,到了目的地啥都有,啥都不需要拿。每一户只准赶三头牛。其余的牲口全是公家的。东西全部扔掉,我们白天赶牲口,女人们背着娃娃走不动,男人们先赶上牲口走,到宿营地后晚上再回头去找女人娃娃们。干部们很凶,很牛比,哪一个营地上的茶烧得迟一点,就被一脚踢翻。那一天你就别想吃饭。我们赶着牛、马和羊,干部们就是不让我们骑马。抱着娃娃的女人,走不动路的老人也不让骑马。一句话,就是人不如牲口。我们不在人的数字里(意思是:不被当人看)。
“那一年冬天偏偏雪下得格外多,走到默勒下了一场大雪。我们在雪地里赶着牲口走,骆驼回头望着自己的老家‘嗷尔……嗷尔……’叫着,眼睛里淌着眼泪。不要说人嘛,牲口都恋自己的家乡呵!走不动的牲口就扔下了。自古以来,我们蒙古人也罢,藏民也罢,还有你们尧熬尔人也一样,牲口就是我们大家的伙伴罢,也是朋友,也是赖以生存的依靠。牛、马、羊和骆驼在雪地上凄惨地哭叫着,我们的那些孤儿寡妇们在悄悄地哭着,谁敢大声哭呵?
“到托莱了,我们除了一顶空荡荡的账篷外啥也没有,没有吃饭的锅碗,要买的话我们没有钱。最难的是每一家男人大多都被抓走了,没有干活的人、没有劳动力。我们在苏勒、托莱、天峻一带放牧,苦得很呵。冬天到了,天那么冷,一个地方只放七天牲口,草就被风刮走了,七天要垒一个羊圈。公家的羊死掉咋办?人死掉不要紧。公家的羊死掉是要逮捕法办的。一部分人被赶到农业队上了,农业上的生活更紧张,饿死的人数都数不过来。男男女女饿得走不动路,后来我们也有了经验, 饿极了走不动时,背着手还能走路,如果垂下手就一步也走不动。牧场的牲口死得很多,死羊肉收到一起只能交上去,上面有命令,绝对不让我们吃。那么多牲口就是不敢宰着吃。个别人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宰了牲口,抓住以后在群众大会上批斗,然后去劳改。人们全部在食堂吃,在食堂吃过后就不能在家里烧火,你烧火你就有问题。干部说这是账篷改造。
“开会的时候,会跳秧歌的汉、土族男女一边跳一边唱:‘1958年,吃饭不要钱,共产主义快快来。’唱的都是当时的口号。会上批斗活佛、阿訇。还要让回族养猪。
“祁连县有汉、回、藏、蒙古、土好几个民族。当时干部们天天宣传的是‘揭掉盖头辫子化,不戴顶帽分头化,脱掉皮褂棉布化,不烧牛粪卫生化,回藏汉蒙通婚大众化,牧区账房街道化,乡村住宅城镇化’。
“赶过来赶过去就是些男人都被抓上走掉的孤儿寡女呀。
“1960年兰州军区的人在托莱草原上大规模围猎,成群的野马被打死后用车拉走了。
“后来,我们又被赶到默勒滩,从默勒滩又赶到野牛沟。每一个人一个月只供应九斤粮,我家里有三个娃娃,我的两个,我妹妹的一个,娃娃们吃不饱。大米熬成汤给每人舀上一碗,几粒米就沉到了碗底,娃娃们用手捞也捞不上。吃的粮食不够,穿的衣服也没有,买也买不上。大人一年四季穿的是破球鞋,娃娃们没有鞋。我们在滩上拾那些被部队打死的野马,把皮剥下来后泡在水里,给娃娃们缝了鞋。这些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的,和我们一起过来的人都是这样的。
“1958年到1960年死了多少人呵,冈察、祁连、门源、海晏、默勒……一部分孤儿寡女算是活过来了,总算没有死绝呵。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了,没有自己的部落了,我们还是流浪的人。
“1962年我父亲被释放回来了,但是还戴的是反革命的帽子。‘四清’运动来了,接着‘文革'又来了,1966年我的父亲和母亲都给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因为我们家庭成分是牧主。我的党籍也开除了。牧主家的娃娃不能上学,我的姊妹们都没有上成学。只有最小的妹妹才让措在1980年我们家平反后上了个学。
“我的父亲和母亲每天白天要去放羊放牛,晚上黑得啥也看不见的时候圈好羊,拴好牛,来不及吃一点喝一点就要摸着黑去会场上汇报,然后挨批斗、挨打。每天都要批斗、都要用绳子捆住挨打。他们把我的父亲脖子上用铁丝吊上石头,然后又吊在账篷里用烟熏,用棍子打。嘴里给灌了辣椒、姜粉。我的父亲满脸都是眼泪鼻涕。
“1968年11月份,我在红土沟、哈萨坟一带放羊。有一天我的父亲和母亲没有回家,我问别人说是批斗完就回家了。后来我找到红土沟的黑河边(黑河上游西支,原名八字墩郭勒),看见我的父亲和母亲的衣裳扔在那里,我才知道两个老人跳河自杀了。后来听人说在批斗会上把两个老人打得很厉害。他们俩跳水的时候, 两个人把手用绳子拴在一起后才跳河的。我给乡上汇报了,公安上的人来了,说这是畏罪自杀。
“我去找我的父亲和母亲的尸体,他们俩跳水的时候,河面已经开始结冰了。好多天了,我怎么找也找不到,天越来越冷,黑河的冰越结越厚。到了第二年开春,巴字墩河的冰层化掉后,我才在河水边找到了他们俩的尸体,他们俩的手是用绳子拴在一起的……
“1980年平反了,可是人早已经死了。我的父亲叫达尔基,母亲叫仁青措。”
乃志布(蒙古)54岁
“1958年上级把海晏县打成反革命县。15岁以上的男人全部镇压了。手铐都不够了,就用绳子捆。当时上面说:要镇压1000个男人,海晏县就叛乱不了。其实海晏县哪有叛乱呵?就我们知道的整个海北州也没有什么叛乱。海北州公安局命令1000个如果抓不够,就抓女的来顶替。在州监狱里女犯很多,影响实在很大,上面只好把海晏县的县长刘义(译音)撤了。抓了的人都去哪里了?劳改农场多得是,德令哈、格尔木、浩门、化隆……回来的没有几个人。
“我们成分高的牧民财产全部没收掉后就被赶到公私合营牧场了。那是1958年秋10月10日,我记得很清楚。晚上来的通知,早晨就要走。蒙古包扔下了,锅头上煮的肉和熬的奶茶扔下了。干部们背着枪赶着我们走,谁走迟了谁就是反革命叛乱分子。一户只准赶自己的三头牛,一顶账篷一驮马上就走,50个牧民一个食堂,没有自己的锅碗,来迟了吃不上。600公里路走了45天,一路上病死的,饿死的,因为气候不适应和绝望而死的很多,小孩死得更多,感冒引起的肺炎、痢疾……死尸只能扔掉。我们赶上21万头(只)牲口走的,上级只统计了路上死的牲口有20000多头(只),说是国家的财产。可人死了多少有谁统计过?人没有牲口重要呵。
“唉!600公里,走了45天,死了多少人呵!托莱牧场的一个坑里,堆满了人的尸体,春夏时候臭得人头都晕。
“到了天峻、苏勒托莱,气候寒冷,又是隆冬时节,账篷扎不起来。有的一个账篷里住四户人家,一个角里住一户人。没有锅碗,找了个脸盆做了点炒面糊糊。每个人一月九斤粮,哪能吃够呵,饿死了多少人,有那么多牲口就是不敢宰着吃呵,因为那全是国家的,连干部也没有权力宰。偷宰一只羊,是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产,要逮捕法办。后来打下野牲的人活下来了。我当的是食堂的炊事员,可以偷偷摸摸吃一点,算是没有饿死。我们到天峻放了一年牲口,苏勒托莱一年,1963 年又到了野牛沟。我们的人全部被赶到了默勒、多伦、阿日克几个地方,这些地方相隔都很远。
“1980年海晏县的反革命帽子脱了,反革命叛乱分子也平反了,但人已经死了,财产全没了,家乡没有了。
“那时我们赶着21万头(只)牲口到了托莱,当了牧工,几十年来批斗、挨打、放牧过来了,我们也老了,到前年(2003年)要撤场,牧场的牧工每人给了 3000元打发了。从1958年到2003年,一辈子都在牧场放牧,一辈子只挣了3000元。一辈子呵!没有工资的家属、牧工最可怜。”
蓝白(蒙古)73岁
“我是北山蒙古族区乌兰淖尔乡的。我没有经历过那次搬迁。因为我被逮捕了,1958年9月上面通知我到政训班学习,到政训班刚两天,公安局的人就来抓人了。和我一起抓了61个人。县长、书记,公安局长全部被抓掉了。公安局的人说:‘你们是叛乱分子’。他们用麻绳把我和蔡巴阿拉格连在一起,赶到了汽车上。我们被交到西宁劳改局,我被判了15年。然后又押到德令哈农场劳改。那时候我26岁。农场里犯人打犯人很厉害,公安局的人让刑事犯打我们,强壮蛮横的刑事犯用柳条和木棍打弱一些的犯人。那些犯人一边打我一边问我:‘你搞叛乱杀了多少人,老实交待。公安说你杀了人了。’公安的人就站在旁边看刑事犯打我们。
再后来就开始饿肚子了,柴达木劳改农场有13万人,死得只剩七八万人了。我们吃了三年茴条、苦苦菜和锁阳。我算是活着回来了。我回来刚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又给我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批斗的时候你一拳我一脚,到现在我的耳朵里还在嗡嗡地响:‘屡教不改,死路一条。屡教不改,死路一条。……’
“劳改了,挨打了,饿肚子了,草吃了,回来帽子戴了,苦受了。人的数字里没有我们。
“1980年我被平反了,祁连县的县长、海北州法院的人、祁连县法院的人都来了。我对他们说:‘在党中央的好处下,我成了一个人。总算不像过去,往右转是错,往左转也是错……我好歹算是个人了……’
“就这么,公安局的人给我们每人发了几个钱,就算是平反了。”
旦穆智勒(又名沙里,蒙古)64岁
“唉!现在我们把蒙古话也忘掉了。……
“我是贝子家(北中旗,俗称水峡贝子旗)的,我的父亲叫久格西,是哈勒景乡的副乡长。那时候他有两匹好走马,一匹是青马,还有一匹是枣骝马。县上叫我父亲去开会,我的父亲骑上那匹青马去开会,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人们说我父亲被抓上走掉了,说是反革命。那时候我还小,男人们都抓上走掉了。还有我的阿舅, 他是宗贝子家(北右旗,俗称宗贝子旗)的王爷。1958年前当的是海北州法院的院长,他也被抓上走掉了。我的父亲有胃病,死在德令哈劳改农场了,那是 1961年。
“我的父亲刚抓走的那一年,1958年9月我们开始走了,一路上又是风又是雪,路上我们看见刚察县搬走的牧民的营盘上火塘还在冒烟。我们从老家海晏的哈勒景乡出发,30～40户人家被编到一个食堂里。一家人只准赶三个驮东西用的牦牛,我们一家五个人,早晨天刚亮就赶着集体的300～400只牛羊走。路上到处都是牛羊和赶牛羊的牧民们,牛羊乱跑人也乱跑,到下午就剩30～40只了,扔下的牲口全部由公家交给路上的矿区了。一路上,好一点的马、犏牛又跑回到我们的老家草原上了。牲口都那么恋自己的草原,我们人呢?公安局的、民兵们就在后面赶着我们,我们还能怎样呢?我们用火皮袋子打火,吃点死面饼子(没有发酵的面饼)就走。路上没有账篷,随便躺在滩上打个盹。到默勒郭勒,从默勒郭勒到克热那合老,又到则热恩块勒,则热恩块勒的雪有一尺多厚。我姐姐的眼睛被雪打瞎了。我们到库库热,到托来,又从托来到天峻。整整走了49天。唉!一路上受的苦能说完吗?到天峻后,在哈拉淖尔(今青海省天峻县境内的哈拉湖,面积仅次于青海湖)湖边又和天峻的牧民们打架争草原。我被赶上去挖煤,那时我才16岁。反属的子女不让放牧,只能到农业点上开荒种地,放牧是我们蒙古人和藏民的生活,挖煤、挖地我们哪里会呀?
“肚子饿的呀,有早上没晚上。饿得快死了,让我们回家。我背上一块毡去找家,家已经搬上走掉了。一路上碰到个账篷就去讨个馍馍,找了好长时候才找到家。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带着我的姐姐和妹妹们。我又去了运输队赶牛,收羊毛、牛毛、皮子……
“1963年我娶了这个老阿奶(他用手指了指老伴),安排到野牛沟乡大泉村,一直到现在,都老了。”
秋什江(蒙古)54岁
“阿爸抓走了,三叔叔也抓走了。我抱着哥哥的腰骑在他的马后,到了苏勒。到苏勒后我就跟上阿妈去放马、放羊。两年后我8～9岁了,就一个人放牧着一群母羊。我整天想我的阿爸,不知他在哪里。过了几年,我听人们说一部分劳改的人释放了,我去找会算卦的仁青爷爷算我阿爸活着没有?来了没有?仁青爷爷算了以后对我说:‘你的阿爸正在路上,很快就会到。。我一直站在羊群边上等到天黑了,没有见到我的阿爸。我又跑去让仁青爷爷算,他算了后说:‘咦?来了,来了。’ 我急忙回到账篷等着阿爸,等着等着我就睡着了,第二天天亮后,还是没有看见我的阿爸。我去放羊的时候,又去让仁青爷爷算,他算了后对我说:‘你的阿爸来了,今天肯定要来。’我站在羊群边,看着远处的大路,很久很久了,看到运输队的人马赶着牛从那里走过。我跑上去问他们‘看见我的阿爸没有’。他们说:‘没有看见。’天又黑了,我的哥哥来了,他和我一起站在破账篷边等阿爸。我们俩一起去赶羊。看见运输队的人赶着牛走过来了。那个仁青爷爷和一个奶奶一边跑一边喊我的名字:‘秋什江……秋什江……’我跑到他们旁边时,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和哥哥说:‘你的阿爸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和哥哥终于看到阿爸活着回来了。那时候,有几个娃娃才能看到自己的阿爸能活着回来呢?所以,不管怎么说,我还算是个幸运的娃娃吧。
“可是我的三叔叔就没有回来,他死在赛什克劳改农场了。三叔叔只是个一辈子放羊的老实巴交的牧民。
“我阿爸回来时间不长,就又开始挨批斗了,我看到一些人把他的鞋脱了后让他站在雪地里,然后又拾来牛粪和鞭麻(即金露梅,一种灌木)烧着后熏他,又把一个石磨挂在他的脖子上,脚上还上了马绊。
“有一天我阿爸放羊回来后,把羊赶到账篷旁边后不见了。我哥哥骑着马正好过来了,看见我阿爸在一个土崖上钉了一个大木橛子,把自己的布腰带拴在上面正在上吊。哥哥急忙跑上去把阿爸救下了。
“小叔叔被关在野牛沟公社几天了,天天批斗挨打。有一天,我小叔叔恳求说要回去看一下自己的娃娃,干部们开恩让他快去快回。小叔叔到家里后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抱着自己的小娃娃哭。我哥哥对我说:‘叔叔的样子怪怪的,我们去看看他吧。’我就和哥哥去叔叔家账篷了。婶婶把刀子和绳子都藏起来了。我们俩就在叔叔的账篷里住下了。到了后半夜,婶婶说:‘天快亮了,你们回去睡觉吧。’我和哥哥就回来了。月亮很亮,微微飘着点雪。我们回来刚躺下时间不长,就听见婶婶在叫我哥哥的名子:‘亚凡……亚凡……’哥哥爬起来就跑出去了,我也跟着出去了。婶婶说叔叔不见了。我们几个人去找。找到一个水边上,看见叔叔在水里,我们跳进水里把他拉出来了。他的腿上全是血。原来他跳进水里没有淹死,他又拿石块砸断了自己的腿后,又爬到水里了。我们救下了叔叔,可是他成了残废……
“1967年上面组织基干民兵要去修路,我们生产队里有那么多小伙子都去了,我也想去。那时我才17～18岁嘛!那时候我们那里有一条政策:表现好的牧主子女可以考虑吸收到民兵队伍里。我跑上去报名,第二天就批准了,第三天就去修路,第四天炸药炸伤了我的胳膊。我抱着胳膊回来找生产队长请假。队长说:‘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女上前线牺牲了咋办?你的胳膊残废了算个啥?’队长不给请假。让我去放羊。就这么,我的胳膊一直没有得到治疗,我成了残废。”
才宝 (蒙古) 57岁
“我们兄妹共五个。我的爷爷是贝勒家(南右首旗,俗称尔里克贝勒旗)的王爷,我父亲叫龙周,父亲在解放前是国民党县团级军官,解放后任青海省人民政府民委副秘书长,青海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当时我们家在西宁市。
“1958年我还在西宁上学。有一天晚上我醒来时候,看见家里有很多人,腰里别着手枪,但穿的都是便衣。原来是公安上的人来我们家搜查了。他们翻来翻去有两三个小时了。所有的书和本子、纸全部拿走了。然后他们让我老母亲签字,我母亲不识字,我的姐姐签了字。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早被抓上走掉了。但是抓到哪里也不知道。后来才听说在公安五处,原来公安五处就是看守所。我们只给送了点衣服。看守不让我们和父亲见面。
“我在西宁的街上看见一队队押着走的藏民。我的学也不能上了。我们就回到海晏县了。我们又被赶到了刚察县的哈尔盖乡,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家庭成分定为封建主。我在刚察哈尔盖草原赶了15年的马车。我们在那里又被第二次没收了,剩下的箱箱柜柜全部没收了,家里啥也没有了。我们和会说话的牲口一样。哪里赶就到哪里去。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病了请个假还要找一个人替你赶马车。那时候大多数人都不会赶马车。每个人一个月供应18斤青稞,两斤白面。我们一家还有五个人。我是年轻小伙子,哪里够吃呵。饿极了,跑到人家借了两碗青稞拌着吃了,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匆忙中吃了生青稞面。饿极了我也不知道我吃的是生青稞, 幸好肚子没有痛。我们一起的四类分子,有的实在忍受不了就自杀了。上面把没有的事硬扣在你头上,逼得没有办法,实在太冤枉呀。我想不明白:‘这一辈子咋就这么倒霉呵!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我的母亲劝慰我们说:‘千万不能自杀。自杀了对我也不好,对你们也不好。’母亲是柯柯贝勒(西后旗,俗称柯柯贝勒旗) 王爷的公主。虽然不识字,但道理懂得多。
“就这么忍着,到1975年,听人说中央文件来了,要释放一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人。我的父亲释放回来了,他已经68岁了。抓走的时候他才50初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在监狱里熬了17～18年。刚抓走后他在青海省监狱,后来到化隆县黄河边的监狱。总算是熬过来了,父亲也活着,我们也活着。1980年父亲被平反了,恢复了父亲的工作后,父亲让我赶快写入党申请书。我们都明白,我们一家人就因为被定为封建主,就因为不是贫下中农、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吃了几十年的亏,忍受了几十年的痛苦。现在我想起那几十年来浑身发凉。我们要想和别人一样生活,就必须赶快入党。
“自从父亲平反后。我们一家慢慢好起来了,我在刚察娶了一个藏民媳妇成了家,后来我回海晏时候,她们家不愿来。我们就离婚了。到这里我又成了家。2002年我父亲去世了,活了85岁。”
罗布藏仙巴(蒙古)65岁
“合作化、人民公社、公私合营牧场……家里好一点的社里不要,都到公私合营牧场了。到了6～7月,海晏县开始宗教改革,刮共产风。那一年我17岁。
“县上通知我的父亲(即前面说过脊梁被打断后,成了畸形人的散白勒老人)要去开会,我的父亲去了以后就被抓起来了。有的人是在家里抓的,有的女人也抓掉了。家好一点的全部抓掉了,法办了。大伯也被抓走了,两个舅舅也被抓走了。说是造反了叛乱了。我实实在在说:‘谁造反了?谁叛乱了?造反叛乱的人一个也没有呵!’20岁以上的男人被抓得没有剩几个,只留下了一些特别穷的人。我们的牲口和财产没收得一干二净。就连衣服、碗、银碗、冰糖之类的都没有剩下……积极分子们没收的东西太多,有的民兵打狗都用冰糖块打。
“到了阴历的九月,上面就让我们往祁连县搬。一家只给了三头牦牛,一点点行李驮上就走。别的啥都不让拿。狗拴在账篷前,账篷扎在那里,就那么扔下走。干部们拿着枪在后面跟着,我们像犯人一样赶着牲口走。动不动就要打,要不就是开会批斗。我们一路走,海晏北山——哈勒特尔外尔——哈尔金——太尔格——者马尔恰合——甘子河——外尔哈达——默勒大川——则然告图勒——库库热——黑土槽——那冈日当——托莱——五个山——苏勒。
“那个时候没有不挨打不挨骂的人。路上还是吃的大锅饭。路上翻大坂的时候有的人被烟瘴打死了。到了则然告图勒大坂,雪下得太大,尕才让的娃娃冻死了。伊布拉的妈妈大雪里生了娃娃,第二天就抱着娃娃走。自己顾不上自己,哪里能顾上别人家的事,那么多人死掉了谁能顾上。
“到了苏勒,我是富牧子女,反革命家属。把我赶到苏勒煤矿里挖煤。老人、女人和娃娃们全部赶到农饲点上去了,农饲点上的人大部分饿死了。托莱农饲点上除了几个窑洞、小院子和破烂平房外啥也没有。旧社会叫托莱公庄,其实就是车马队临时住的地方。那么多人从老家只带回两座蒙古包,场部要设办公室,就用这两座蒙古包当了办公室。
“1960年我回来后放羊。羊放得好一点,干部和积极分子们说,反革命家属占了好草场。收掉你的牲口,还要批斗。好多人都没有账篷,冬天大家都集中在食堂里。食堂撤了后,没有账篷的人没有办法,场里给了一个白布账篷,冬天夏天都在破白布账篷里。又要开始吃小锅饭,可是谁家也没有锅碗,场里发了个脸盆,每人一个茶缸。我们又向场里的老牧工要了几个旧锅碗和勺子。缸子没有分上的人,就把破碗用纸糊上再用。每个人一月15斤青稞,生产队里羊死了必须集中上交到队里,然后再分,一个人只能分个4～5斤死羊肉,那是狗都不吃的肉呵。夏天我们主要是拾着吃腾格里,是沼泽地水里的一种野菜。没有饿死是这种野菜救了命呵。
“1961年我的父亲释放回来了,但是人已经被打得成了残废。脊梁打断了,直不起腰来,人马上要死了,我们背到厂里抢救,才活下来。人活下来了,但已经是严重残废。不要说是干活劳动了,就是生活自理也很困难。
“唉!那时候的事情说起来就想哭。那么多的亲人抓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抓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失声痛哭)死到哪里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心里实在是过不去呵!
“现在想起来就像是做梦一样。在公社开群众大会,工作队的人和干部们坐在高台上,前面站着挨批斗的人。中间是群众,最后一排是戴帽子的四类分子。民兵们端着枪把守在门口。工作队的王团长一个一个地喊着那些挨批斗的人的名字。那些人一个一个地站在前排了。王团长拍着桌子喊:‘今天,我要给你们放一个臭臭的屁,叫你们闻一闻,看你们好受不好受。’下面的男女牧民群众都默默地听着,那些白头发老人、拄着木棍的老人都低着头悄悄听着。王团长在那里又喊又拍桌子。民兵们上来给那些挨批斗的人脖子上用铁丝吊上了石头。
“后来,海晏移民每户只给了100元的安置费。本来是可以分300元的,上面扣了部分钱,说是要建设七五免疫工程,结果这个花费了15万元的工程成了废工程,一天也没有用。没收掉的财产牲口一点也没有退还。唉!我们海晏人被亏待了。”
尕玉巴(藏)64岁
“我的父亲叫热桑阿爸(热桑阿乌鲁哈),刚解放的时候我的阿爸去打土匪中了子弹,后来他用自己的刀子把腿上的子弹取出来了。当时就他一个人,没有人帮他的忙,也不可能有麻药之类的。
“那时候我的阿爸有功劳也很有名。后来到北京去开会还给他给了奖,还有奖金。他当了海晏县大玉藏族区的区长。1958年夏天,上面通知他去海北州开会,他从区上来到我们的夏牧场的账篷后就骑上马走了,再也没有回来。那时候我才8岁。后来我的母亲也给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了。我也不知道是咋了?反革命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反革命我也不知道)。上面叫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我们一家只剩3口人,我,我的母亲,我的妹妹。我和母亲驮着我的妹妹来的,妹妹才6岁。我的阿爸哪里去了不知道,阿爸活着还是死了也不知道。1980年给了我们一张阿爸的平反证。阿爸留下的东西早就没收得一个都不剩。现在就那一张平反证是给我阿爸的,再啥也没有。
加布桑昂热(藏)77岁
“我是藏族大于部落下属的环库尔部落的。
“刚解放那阵子,青海湖北边的沙窝里狼太多,政府组织20～30岁的年轻牧民成立了民兵打狼队,公安局长、副县长、副书记都有。那时我也是民兵,上面定下任务了,不去不行。1958年把打狼队全部说成是叛乱分子。全部抓了。牧民家里都有枪,这是牧民的习惯。一个老马骑的话,一个枪背哩罢(意思是:哪怕穷得骑一匹老马,也要背一杆枪)。1958年4月把牧民家里的枪全部没收了。大于千户是1958年的5月份抓走了,他的兄弟几个都抓掉了。部落里的百户也抓完了。他们全部死在劳改农场里了。财产全部没收了,牲口没收掉后全部赶到公家办的牧场里了。4月、5月、6月、7月、8月一直都在不停地抓人。我们大于部落每家每户都抓。半个部落抓完了。后来,他们来抓我,抓的时候几个小伙子来用麻绳捆。就那一捆,多少人被捆成残废了,麻绳捆得太紧,血脉一点都不通呵,一下子就肿起来了。贝勒旗的佛爷捆死了,哈热加参亚乌尔的人捆死了。你不信的话去问库库热乡的旦增去,他也是被捆过抓过。我们兄弟有6个,我和两个哥哥抓掉了,叔伯兄弟们都抓掉了。我的一个哥哥被捆得胳膊都干掉了,残废掉了,后来死在劳改农场了。一个兄弟跑的时候被看守用枪打死了,如果活着
的话,有78岁了,他属蛇。我的叔叔也被捆死了(他指着坐在地上的一个50多岁的汉子说),这就是我的侄子宫布才尔丹,捆死的就是他的父亲。那时候他才5岁。
“我是27岁上抓走的。天天把我押到办公室,一天到晚用麻绳捆、用柏木棍打、烤箱上烤,整整一个多月,就让你承认叛乱了,把你的枪拿来,把你的白洋拿来。我回答说,我可以不念经,也可以不煨桑,可是我真的没有枪,再打我,我也找不出一杆枪。我们哪有啥叛乱呵?部落里啥也没当过,几辈子就是放羊、放牛,肚子刚刚能吃饱。再干过个啥呀?给我判了10年的刑。
“我们被抓掉后,剩下的人也不容易呵!上面要逼着他们搬到别处,那时候看样子我们所有的人都活不成。我们在格切劳改农场、赛什克劳改农场(均在青海省乌兰县以西)里挣扎,在一个个地死。抓掉的女人们全在西宁的一个女子劳改农场,果洛、玉树、黄南、海南、海北和海西的女犯全部都在那里。剩下的没有抓的人呢? 他们在默勒的大雪、苏勒托莱的大风里饿肚子,死了多少人呵。千户家抓得只剩下了一个僧阿佛爷和两个奶奶,佛爷和一个奶奶饿死了。我的大妈、大伯和他们的两个丫头,我姐姐的两个娃娃都饿死了。老汉、女人、娃娃们死得多。那是1959年的2～3月份。在哈萨坟那里死了100多人。把女人、老人和娃娃们赶到托莱开荒,牧民们不会抓铁锨,不会种地,肚子又吃不饱,穿得都没收掉了,不死咋办哩?
“我劳改了4～5年后释放掉了。31岁时释放回来了。劳改农场里我得上了胃病,眼睛是被打坏的。和我一起抓的人里,我最熟悉的有9个人。回来的就是我和告白,还有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回来后就死在托莱牧场了。我呢,劳改回来就在托莱里当工人,是管制分子。我们的娃娃们也不能上学。我们从托莱流浪到库库热,又到大龙。
“77年(1977年)又把我抓到看守所,审问挨打了1～2个月了。罪名是:‘不满共产党,给佛爷磕头了,点酥油灯了。’
“把我打了几天以后,公安局的高局长说:‘看起来我们亏待你了,以后再慢慢照顾你吧。’就这么给我挡了一辆路过的拉石棉的卡车,把我的铺盖扔到卡车上,让我坐在卡车上回来了。我挨的打、我心里的冤枉给谁说哩?
“1958年,这是多少年来最大的一个灾难,不是吗?
“在这里我挨打挨批斗,我心里不舒坦,我死也要去海晏,1985年部分人搬往海晏时候,不让我去,我说我死也要去。1989年我搬到海晏县住下了,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的腿是在海晏抓羊的时候摔折的,你看我现在成了这么一个瘸子。我在海晏的孙子家住,我们6口人,只有800亩草场。娃娃们文化也没有学啥,草场不够,病也看不上。本来想住在矿区,那里方便一些,但是矿区不批准。”
尼泊(蒙古)80岁
“我在夏季牧场上剪羊毛,过来了一群民兵和干部,他们喊我和贝利达古、尕木道三个人的名字,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干部喊:‘你们把剪子放下。’我们放下剪子后,几个民兵上来把我们三个人用手铐把胳膊拧到背后铐起来了。我不知道我们咋了,衣服也不让我们取,额济(母亲)也没有见上就押上走了。(因年迈声音低沉而微弱)
“手铐在背后吃不上饭,我们爬在地上像狗一样用舌头舔着吃。我被抓掉后,整整审问了18天,白天黑夜戴着手铐挨打。当过哈勒景乡乡长的散白勒被管教们捆在凳子上,上了‘八段锦’(刑罚名称),他成了残废。他们硬说是我们参加叛乱,说我们开会吃饭商量要打共产党。说我们是反革命。天哪!我们老百姓哪有过这个想法?我们穷牧民打共产党干啥?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都打不过,我们哪有打共产党的心呵?我知道啥呀?你看我的手(他伸出左手,手腕和手指都已变形残废)。我实在忍不住,他们说啥我就承认啥。我被判了12年的刑。我们海晏的蒙古人老汉们差不多抓完了。怎么说哩?有100个人的话,要抓90个。
“我是个藏医,我们青海蒙古人学藏医的多了。我是贝勒旗的人,在扎藏寺我们已经世代七辈子了。我是7～8岁上就到扎藏寺院上学经学医。我的外爷爷是个藏医,我还有一个内蒙古乌珠穆沁的老师,他叫群呼尔阿克。
“判了刑后,我被赶到赛什克农场了。一天二两稀饭。我们在乌兰县的诺木洪、夏塘马海种了一个月的地,没有水,渴得想喝尿,连尿都没有。只运来一汽车水,要8000～9000人喝,能够吗?犯人开始饿死、渴死、病死。有的人肚子饿、想家,再加上一点病就死掉了。
“后来,又把我们调到伐木队上了。我们40多个犯人在赛什克的头道沟、二道沟、都兰贡巴(都兰寺)一带砍伐树。我们到那里住的地方没有,我们修了房子。每个人一天要砍伐三四方木头。我拼了命地砍伐木头、用肩扛木头。我的两个肩头那时受了伤,现在活动不方便。完不成不让吃饭,饭也就是那二两稀饭,一个拳头大的馍馍。肚子饿得晚上睡不着觉。一次,有些人去拾人家营盘上的骨头回来熬汤喝,也不知道那是啥骨头,凡吃了喝了的人中毒死了20多个。吃麦草死了一部分人。伐木队的40个人,死的就剩我和一个叫杨正的人了。这些死掉的人对上面汇报的时候,都说的是病死了。
“后来农场让我放牲口。我有几个亲戚在赛什克农场里,我不知道他们饿死了没有。我想去看一下他们,我和一个伴儿从早晨8点骑着马走。我从额尔德尼熬包的垭岵上去,就看见山脚下滩上埋着饿死的犯人,每个死人的沙堆上插着个木橛子或是扔着一块砖,上面写着名字。有的写名字的木橛子让犯人们取暖烧火了,所以也就看不出死掉的人是谁。我让我的伴儿看上面有没有我们的熟人亲戚的名字。我一直走到12点还是埋死人的沙堆,前面一堆堆的埋死人的沙堆还看不到头。
“1964年提前释放了我,我的命大,我算是活着回来了。我到托莱牧场时,看见我的额济还活着,姐姐饿死了,还有一个妹妹也饿死了。账篷没有了。上面让我去放马,一开会我就要去挨批斗挨打。‘文革’‘路线教育’……。那时候死一个人算个啥呀!我们一起的道尔基、索南措、马民吉尔、达尔基、仁青措都被逼得自杀了。我算是又活下来了。三中全会开过以后,才算是让我安稳下来。1987后我到寺院上来了。1958年被烧掉后,寺院一直没有人也没有房子。我来守寺院,想办法化布施把寺院又重新修建起来了。比原来的要小得多,但不管咋的算是有了一个寺院。我老了,寺院上昨天刚刚开会才把我换掉。”
聂步腾(蒙古)74岁
“当时我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群众对1958年平叛的事件有很多意见,说错抓错捕的太多。公安厅派我们一个工作组来调查海晏叛乱的事件。当时,抓人判刑都是县委常委会定的。我们去参加县委常委会,这件事法院的王某某知道。我们听了常委们判刑判案子。他们是怎么判的?噢唷!人家是按人的岁数来判刑的!主管领导问:‘这个多少岁?’一个回答:‘25岁嘛是35岁。’主管领导说:‘好,判20年。’又问:‘这个多少岁?’回答:‘这个70岁了。’主管领导说:‘ 判给18年行了吧,他就老死了嘛。’定的罪名是‘以打狼为名叛乱’‘以修水库为名叛乱’……全定的是这样的罪名。常委会上常委们就这么发言着哩!抓人判刑都是常委们定。我们在一边听着哩。这些事情你去找吴海晏(译音),他比我知道得还要详细,他知道干部们违法乱纪的事。
“我是公安局副局长,是专门去了解情况的。几次常委会都参加了,听到的尽是这样的情况。那时候有个叫六六(译音)的副书记,我对他们说了这么几句话:‘打狼是县上组织的,修水库也是县上组织的,怎么都成了叛乱了?你们怎么把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起定罪?’这个副书记说:‘噫!你带的什么思想?小聂,你不对呀?’这个副书记知道我妻哥已经抓走了,我的哥也已经到政研班学习(到政研班的人多半都要抓)。一个姓王的山西人劝我开会的时候不要再多说话。说人家已经开始注意我了。我没有再说啥。
“我想看一下我的哥哥,请示了他们后他们同意了,派了两个蒙古族陪我,其实是监视。我买了个衬衣和几包烟去看了一下我哥哥。
“1961年开始部分复查1958年抓捕的叛乱分子。我去找副州长高中(译音),他在解放后三角城羊场当过场长,民族感情比较深,人也很老练。我对他说:‘1958年的这个事情……’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急忙说:‘你是民族干部,说这个干啥?你要小心一点。’我说‘现在平反着哩。我的两个亲戚没有参加叛乱,你能不能给海晏法院说一下?……’他答应了。后来他给我说,他给法院院长说了,院长说:‘噫!他又要想叛乱?’我只好对副州长说:‘算了,你别管了。’
“当时就这样,你一不小心就给你扣个‘叛乱分子’的帽子。
“海北地区1958年这个‘叛乱’哪!是省公安厅无中生有捏造的。海北地区根本没有过叛乱。青海的海南和黄南局部地区有些叛乱,但那是极少数。那是过年的时间,开始是甘肃阿木去乎部落,把下去搞互助合作化的工作组杀了。接着就是河南蒙旗。最后是循化,一部分人在反动宗王、反动阿訇煽动起来后,攻占了循化城。是这些事件引起来的一场极端扩大化的运动。海西和海北根本就没有叛乱。我在省公安厅,就了解这些情况。
“为啥要迁那么远?就因为他们是反革命家属。其实完全可以在就近处安置。冈察县让一点(土地)、祁连县让一点、农业区的湟源县让一点,不就安置了嘛。
“不讲任何道理,也不开会,晚上集中起来就用枪逼着走,一户人家只给三头驮牛驮东西。账篷、蒙古包没有办法驮。黑账篷只能驮半片,蒙古包根本没有办法驮,我们蒙古人住的是蒙古包呵。只驮一点路上吃的,再啥也驮不上。老人们个别的给一匹马,那就两个人骑一匹马。
“押着他们走的干部背着枪,用枪逼着他们走。有个叫尕副生(译音)的干部,他是农场的副场长。搬家的人们天黑后走到那里歇一歇。他拿着一个军号,晚上三点钟他的军号一响,你就把驮子驮上走。路上死了好多人,有饿死的、有冻死的、有吊死的,也有批斗挨打整死的。人们赶着牲口到了默勒河那里、再上去到尕海 (湖)那里,好多人跳水了。到则然垭岵烟瘴打死了多少人!大玉部落的藏民,海晏几个部落的蒙古人都有被烟瘴打死的。600公里雪山河水,要赶着牲口一步一步地走,后面有民兵用枪逼着,前面是狂风大雪,走了45天。这个情况张某某知道更清楚,可能他不会说,因为他就是押解的人。
“到托莱后好多人没有账房,有的人找个白布账房扎在雪地上,有的人用驮来的半片账房。
“气候水土不服很容易得病,再加上饿肚子挨打受欺压。1～2岁的娃娃死完了。搬迁来的人老人多,60岁以上的老人基本上死完了。
“我们家成分高,是牧主成份。我的哥哥被当成叛乱分子抓走了。全家迁上走。我的父亲刚60岁,到托莱后没了。主要是肚子饿,得了病看不上。我们的家人都迁到了托莱。还有一部分人迁到了刚察县,他们在刚察的哈尔盖、沙柳河、红山一带。在哈尔盖劳动的贝子家的佛爷说了句公道话。批斗他的时候,人们把马叉子套在他的头上,然后骑在他的背上让他走。
“搬走的人的营盘上怎样的情况呢?扔在海晏的那些蒙古包、那些账房和财产呢?一座座账房、蒙古包还在原来的地方,账房和包里面的东西还像原来一样堆着。有的账房和蒙古包里的火灶上还放着锅,锅里煮着肉。火也没有完全灭掉。他们连肉都来不及吃就被赶上走掉了。湟中、湟源和大通的人们上来了,还有一部分海晏没有搬迁的老百姓和干部们。他们在搬迁走的人留下的营盘上抢劫。他们哄抢那些账房、哄抢那些蒙古包和里面的东西。
“人们已经搬走了,我骑着马到海晏三角城羊场对面的草滩时,满滩都是被搬迁的人遗弃掉的牧羊狗,满滩都是跑回来的犏牛。
“托莱是个省办牧场,由省畜牧厅管。托莱原来只有一二万头牲畜,我们迁去以后增加到了18万头牲畜。当时还成立了一个托莱公社,把一部分搬迁过来的老弱病残集中到那里开荒。公社里更是饿肚子,老人们没有吃的。再加上干部们违法乱纪,随便殴打、捆绑牧民。海晏的一个干部到那里当会计,他捆绑殴打致死了不少人。那时候在托莱的人都知道他。他的名字我忘记了。后来我听人说他被逮捕了,有的说没有逮捕。我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那时候海晏全县有19000人。‘平叛、反封建’抓了800人。搬迁走了10000多人,最后剩下了7000多人。
“搬迁到托莱的牧民分了四个分场:大泉分场、科科莱分场、一分场、二分场。还有一部分人去了苏里,到那里又和天峻县的牧民打架争草场。后来被天峻县的人赶回来了。苏里原来是个没有人的地方,1958年‘平叛’的时候搬过去了两个藏族部落,后来成立了个乡。
“搬迁的群众是1961年召开西北民族工作会议后才有好转的。这个详细情况是这样:西北局得到消息,有人说海晏搬迁到托莱的群众相当苦。他们知道后派了两个干部,一个是西北局统战部部长,叫康丰(译音),一个是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叫邓云(译音)。他们俩个从甘肃的镜铁山一带到了托莱牧场。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当时托茂家(青海蒙古南右后旗,俗称托茂公旗。托茂公旗有两种居民,一种是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人,另一部分是信仰伊斯兰教操蒙古语的居民,当地回、汉民称其为托茂鞑子)的一个回民老阿奶抱着他们的腿嚎啕大哭,老阿奶哭得说不出话来。孽障呵(可怜)!那个时候海晏搬迁过来的人孽障。
“他们俩到了祁连县后,县委县政府都不知道。当时我是副县长。晚上我在看书,进来了两个人,拿的是西北局统战部的介绍信。我还不敢相信,他们把工作证也拿出来了,说是来了解情况。我当时不敢谈。第二天是个星期天,他们住在大众旅舍,县政府招待所也没有住。我去谈了情况,他们做了个笔录。让我签名,我没敢签名。我说‘你们拿上去了解这些情况吧’。这个材料后来到了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到了‘四清’‘文革’时候都成了我的罪证。
“这个事后不久,州上才对托莱成立公社后,干部违法乱纪,群众饿死病死的严重情况,算是开始重视了。
“西北局和省上来文件,说用人民群众的牲畜不能办牧场。并且决定托莱牧场场社分家。那时候我去了,夏茸尕布(即察汗诺门汗活佛)是海北州副州长也去了。我们到托莱时,看见牧民们衣衫褴褛不堪哪!他们穿的皮袄,只有背后和上面的半截,没有袖子和大襟(前襟)。在托莱雪山下的严寒里,在那么个破白布账房里过冬。这冬天怎么过呀?人都是肉长的身子呀。开会的时候,我和夏茸尕布看着群众中的那个气氛那个神情,心揪住了。夏茸尕布副州长悄悄对我说:‘呵呀!我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我说‘实际情况就这么个呵!’……
“1961年落实政策,托莱牧场场社分家。藏族大玉部的环科尔部落由夏茸尕布主张留在牧场了。蒙古族各部落的大多数都到了社里。托茂公的蒙古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他们留下了17户人家。从场里分出来的100多户牧民和90000多头(只)牲畜都交给了祁连县,人畜都占托莱牧场的一半多一点。一部分人安排到了祁连县的野牛沟、科科莱一带。还有一部分人安排到了祁连县的默勒、札萨一带。他们没有马,有的人家连账房也没有,没有最起码的生活和生产用品。我给县委汇报了以后,县委马怀永(译音)书记从县财政拨了两万元,那时候两万元不少。用这些钱买了一些鞍子、皮绳、欧塔(牛羊毛织的口袋)、冈木琼(装炒面、酥油和曲拉的小木箱)、木箱和账房毯子。经副省长点头同意后,县上派我去马场调了700多匹马。这样,才安置了搬迁的群众。这一下从海晏县搬迁过来的牧民们的生活才渐渐有了好转。唉!在这之前,这些牧民真是受苦了。说起这些,他们就哭。不能不哭呵!
“1966年,‘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开始了。‘四清’工作团在团长李恩普和副团长衣竹林带领1436名工作队员进驻祁连县的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和牧区。
“以‘四清’工作团副团长、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衣竹林为首的‘四清’运动工作团捏造了一个惊天大冤案,就是‘郭振国反革命集团’案。说我和郭振国一起搞反革命叛乱。
“郭振国是门源苏吉滩的藏族,是当时的祁连县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我当时是副县长。这个冤案从县长到各公社书记、主任和通信员,牵连了414人。涉及到了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公社、学校。好多干部这一次整掉了。‘四清’工作团专门把我审了15天。审讯小组把炉火烧得旺旺的,再给我们穿上皮大衣、皮帽在火上烤。汗像水一样直淌。
“用酷刑就有十多种:脖子上吊磨盘石、拔头发、火烤、烟熏、用烧开的酥油往头和脖子里倒、开水往裤裆里倒。有些人被屈打成招。
“假案的制造者就是以衣竹林为首的一部分人,衣竹林原来是山东省公安厅的厅长,因为搞假案,上面把他的厅长撤了,调到公安部当一副科长。不知怎么调到青海省公安厅当起副厅长来了。那几年,他去尖扎县,把尖扎县搞成了反革命集团。接着他去化隆县,把化隆县搞成了反革命集团。然后去循化县,把循化县搞成了反革命集团。他来到祁连县,又把祁连县搞成了反革命集团。他是个典型的搞反革命集团假案的专家。
“因为我过去对1958年的叛乱和海晏搬迁说了些意见,‘四清’运动工作团说我是反革命,给我定了14条罪状。当时我想,我肯定有小错误,但没有大错误。更没有反革命和叛乱等罪。
“衣竹林说我在1958年搞了叛乱。我说:‘我没有参加叛乱,这样的事没有过。’我对他说:‘你把58年搞叛乱的帽子戴到我的头上难道对吗?58年你带的我们公安厅的工作组呵!你是带队的,谁去了谁没有去你都清清楚楚。循化叛乱了,我在哪儿?我在泽库,在河南蒙旗。你在循化。你难道忘了吗?你忘了我给你提醒。’他戴着个眼镜,他把眼镜扶了扶说:‘哦!1958年,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的血直往头上涌,如果他再把1958年叛乱的帽子往我头上扣,我就真想把他杀掉。我说:‘你想起来就对了!’他又说:‘那你这一次是第二次叛乱。’唉!
“他又把我叫去谈话。他说:‘我们本来不相信你搞叛乱,你是公安厅的人哪!但是现在证明你搞叛乱的人有多少?有80多个!你就是参加叛乱了。’他又说:‘ 你暗地里参加了海晏叛乱,一开始你就知道。你说过:海晏搬迁,一户人家三头牛,半个账房,武装押解。黑天半夜地迁移,路上很苦,死了多少人,打死了多少, 饿死了多少。你还说过1958年判的人抓的人太多。1958年的叛乱是汉族镇压少数民族。这些都是你说的吧?还有,你为什么从马场赶了那么多的马?你为什么跑到那里去要马?这些都是你第二次叛乱的证据。’噫!就这么给我定了14条罪状,一条一条地审问。我说:‘叛乱我没有参加,这样的事也没有。’他们说:‘你是个不简单的人,为啥没有(参加叛乱)?你还准备请国民党。’我说:‘请国民党是没有的事。’他们说:‘你那时候从海晏拿来了个电台,你还拿来好多枪……’天哪!我到哪里去拿电台拿枪呢?他们说的电台是怎么回事呢?我慢慢想起来了,那时候我妻子有个小木箱,里面装些梳妆用的东西。小木箱上面有个老虎的图案。那个小木箱是我从海晏拿到在多伦的我妻子的姐姐家放下了。后来我妻子的姐姐让我拿回去,我就拿到家里了。当时有几个人见了我妻子的这个小木箱。张某某和杜加都见了。唉!就这么个小木箱嘛!还能有啥?真真让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这个小木箱成了反革命罪证。这就开始审问了。‘你的电台呢?你是怎么联系的?’呵呀!白天整、晚上整。有七个人看守我。晚上睡下后,到半夜整起来再审问,白天开批斗会。
“当时,托莱牧场场社分家时,我们把部分蒙古族和藏族群众安置到了祁连县的默勒、多伦一带。这也成了一条罪状。他们说:‘你把你的反革命集团安置到默勒、多伦。你说那个地方地形好,攻不进来,守能守,打也能打。’我说‘那我是给谁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说:‘是下面的人说的。是胡某某说了,某某某的妹夫也说了。’他们指名道姓地说张某某怎么说了,邓某某怎么说了。呵呀!整得凶呵。我说:‘这个事情根本没有,你们好好查查。’
“衣竹林、张光汉(译音)和公安厅一处的科长,都硬要让我承认参加叛乱了。很多人是被打得无法忍受时按衣竹林的要求胡乱说自己参加叛乱了。他们让我看了一些说我参加叛乱的材料。一个材料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聂步腾是我们的头是哩,郭振国是比他大的头是哩。我们叛乱过了。’这是哈尔盖贝子王爷的媳妇写的。另一份材料是郭正海(译音)写的:‘他(指聂步腾)是海晏的县长,我们的妹夫是冈察的县长,久美是祁连的县长。’问‘这些是谁说的?’回答是‘聂步腾说了, 是他任命的’。后来我问郭正海‘在部队上的时候,你是给我当过班长的,你怎么胡日鬼,你怎胡说哩?’他说:‘唉!打得我实在忍受不住了,我就编了这么个事。不说你再没有人呵。’我说:‘有这么个事情你怎么说都可以,就根本没有这么个事情,啥也没有呵!你们是怎么编的呵?’后来,青羊沟的大队书记罗罗对我说:‘阿格玛(藏语的感叹词),那时候审讯的时候把我打得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我就说了你是叛乱的头子。实在对不起呵……’我说:‘你现在道歉有啥用呵?’ 当时审讯一个人,不仅要逼得他承认自己参加了反革命叛乱,还要让他拉上别的人,必须让他承认有别的人参加。
“我算了一下,当时衣竹林等人搞刑讯逼供,吊死的干部就有12～13个,还有群众死掉的都没有算。扎马什公社的书记王春龙(译音),他是从山东逃荒来到这里的。他在侧所里上吊死了,公社主任跳河死了。法院院长卓玛是札萨的蒙古人,他也上吊死了……不少呵!一天价说是少数民族干部搞叛乱,最后把一些汉族干部也整了。
“这些所谓搞叛乱材料是怎么来的?当时在工作上开会的事情全部成了叛乱的依据。当时我们在野牛沟的大泉开会商量安置托莱搬迁过来的群众,划分草场和小队。就这么个事,在这次审讯中硬编造出了‘大泉北山叛乱会议’,还有个‘豹子崖会议’,豹子崖在阿日开,我从来没有去过,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没有去过也可以编造出你去过,而且开过叛乱会议。严刑拷打下,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些就害怕了,就说我参加叛乱了,他参加叛乱了。胡说在哪里开会了,在哪里叛乱了。本来都是安排生产的,传达文件的。那是人民公社时候呵,那个时候会议多,安排生产的事情多。唉!最后都成了么反革命叛乱的会议。
“当时托莱牧场七分场牲口不够,每一家安排了一只羊,共25只。就给那里的老根托定了个以宰杀牲口为名搞反革命叛乱。在那里整老根托,逼得大泉的劳布桑和先巴招供,说我们吃肉搞叛乱了,我们的头头是谁谁谁。这样又牵连了一大批人。
“最后查来查去,这些人啥事也没有,根本就没有个叛乱。都是刑讯逼供搞出来的。他们是怎么整人的?比如整根托老头的时候,他们挖了一个坑,把老根托推到坑里,然后用沙土再埋他,埋得只剩下他的头,然后让他交待,不交待就要活埋。
“最后,工作团要撤的时候,他们要我在材料上签名。我没有签名。他们的局长不行。我又写了个材料,说我有重大错误,但死都没有承认他们说的‘叛乱’。因为这个材料,又把我批斗了两天。
“衣竹林亲自把材料拿到海北州上去后,州委书记王风(译音)发火了,他说:‘你们这次搞的这些案子,这么大的反革命集团,书记、县长、公社书记、公社主任、法院院长、公安局长……全部搞反革命,那我们海北州是干啥的?我们一个州委是干啥的?我们管着十个县我们还管不成?这个材料我们不同意、不研究。’实际上就是这样,海北州十个县的县长搞反革命,那你州委失职不失职?你州委在干啥?
“州委说话了。最终我没有去劳改。‘文革’开始后说我不老实,又和当权派们一起挨批斗。我一直在临时工作,自来水厂、水泥厂、砖瓦厂干。至到1979年落实政策后才正式安排了我的工作。
“最惨的是郭振国。1958年他被捕后来又释放了,恢复了县长的职务。1967年‘四清’运动中又逮捕了他,整整坐了14年的牢。这个事还得从头说起。那个时候县武装部的一个干事,打野牲到山里去后不知怎么就上吊死了。他的马背着马鞍跑到小八宝了。郭振国的媳妇在那里的奶厂当工人。海北州军分区的两个干部到祁连了,他们说这是被人杀死的。把这个人命案就毫无根据地扣到郭振国的头上了。说他搞反革命叛乱杀了人。整来整去最后就凭空捏造了一个‘郭振国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乱的集团’。说郭振国和我搞反革命叛乱的案子。开始逮捕审讯群众和基层干部。结果,祁连县全县七个公社的28个公社书记和主任,除了一个牛春发以外,全部打成了反革命。当时人们说‘四七二十八,剩下了个牛春发’。说的就是这个事。牛春发是个外地人,是默勒的公社书记。其他的人,不管你是蒙古族还是藏族、汉族和回族,都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
“到1978年‘郭振国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乱的集团’案平反了,他被释放了。安排了个州政协秘书长的工作,两三年后就患癌去世了。他们一家冤死了多少人呵! 他的父亲抓掉了,在监狱里折磨得只剩一口气了,出来就死掉了。他的一个堂哥抓掉了,释放后在冈察没处去,他走到阿日开还是在鄂博后,连病带饿死掉了。他的兄弟们和家里的其他人都被当成反革命家属,整惨了。郭振国呢,白白坐了14年的牢。
“郭振国释放出来后,我给他说:‘你把你的情况要向有关方面说一说,你也应该说。你受了这么多的迫害,你应该上诉。’他说:‘唉!把我安排掉就行了。中央那么大的官都整死了,我算啥哩?我还说啥哩!’那好,事情就这么扔下了。
“过了几年,省上和州上派工作组来查,当时来了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司令员、州委书记和州军分区副司令员。他们查了以后没有这个事。有个啥呢?都是开了会喝了酒的事,哪有啥搞叛乱活动的事呵!那个在山上上吊死了的人也查清了,和郭振国没有丝毫的关系。
“一个衣竹林就整死了多少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西宁文化街,公安厅家属院的门口。我说:‘厅长好着散!’他说:‘你好着散!’我说:‘我好着哩。’他说:‘你平反了没有?’我说:‘没有平反。你不平反谁给我平反哩?’他说:‘你没有事。我给调查组说过,你没有事。郭振国是反革命。’我说:‘你怎么知道郭振国是反革命?路摆在你的面前你怎么就不看一看呵?你有啥证据?你有啥人证、物证?’他说:‘人证有罢。’我说:‘人证他见了(郭振国搞反革命叛乱) 吗?是怎么个情况?是参加会了还是做了啥?’他说:‘这……这……这……,这个说来也伤脑筋得很。呵,好好好……你忙去。呵!再见!’然后他就急忙走了。你看他还在坚持郭振国是反革命!
“这么一个人,他害了多少人呵!”
欧智布(蒙古)65岁
“我是在落实政策的时候才知道海晏搬迁的情况的。我们去了解情况,一户一户地去了解情况。确实很惨。他们噎得说不下去。
“他们是不被信任的人,担心留下会搞破坏。搬迁的时间是定死的,一户只给两个驮牛,只能驮一点铺盖和一点口粮。娃娃多的人家,要把娃娃驮上,吃的和铺盖就驮不上了。账房蒙古包和别的东西都那么扔下了,有的人家还有点金银珠宝之类也扔下了,狗也扔下了。人吃的也不够,把狗领上喂啥呀?本来牧区的人家搬迁转场一般都要10多个到20多头驮牛才能搬迁。两个驮牛我们能驮个啥呀?1958年的冬天雪那么大,默勒河的水又是那么大,驮上的皮袄不够用,一家一个破白布账房,有的只带着半片账房。老人们走不动,娃娃们冻成了病。
“有的人家走到半路上后被抓走了,说是反革命叛乱分子。有一户人家有七个娃娃,她们的名字我忘掉了。她们正搬到半路上,公安局和民兵来把阿爸和阿妈抓上走掉了。剩下的她们七个娃娃,一个比一个小。再咋办哩?她们大一点的拉着小一点的,一个拉一个,还要在大雪地里赶着牲口走。旁边的邻居们拉扯了几个小的。就这么走了,算是没有死掉,活下来了。要不是好心的邻居们帮助,她们半路上都死掉了。1982年我去那里时,那七个娃娃中最大的已经是40岁的妇女了。
“他们搬上去以后,有一家的儿子被民兵叫上去了,说是有个事情。小伙子跟上去了。到下午民兵来给老阿爷说你的儿子死掉了,让他去取尸体。噫!儿子好好地跟上他们走了,怎么就死掉了呢?民兵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死掉了。老阿爷跟上取尸体的时候,看见儿子后脑勺有一个斧头或枪托之类的东西砸下的伤。原来是民兵叫上去审问了,让他承认偷了什么。他不承认,就被民兵一斧头或枪托砸在后脑勺上,死了。老阿爷哭着噎着说不出话来。当时你给谁说呀?给谁说也是白说。死一个反革命家属还不如死了个羊。就这么完了。
“我们进了一座账房,一个妇女突然看见我们了,她吓得睁大眼睛,浑身颤抖,喘着粗气,嘴里‘呵……呵……’地叫着。我们问这是咋了?牧民们说她是在 1958年的运动和大搬迁时被干部们惊吓成了病。平常,她只要听见干部来了,就会飞跑到山上躲起来。今天她不知道你们要来。她这个叫后惊病,不能见干部, 看见下乡干部来了她就犯病。
“我忘了她的名字,现在她没了吧。
“当时省上、州上和县上政策是怎么样的?是怎么开会的?怎么组织搬迁的?我不知道,我们只是作为落实政策的工作组去了解情况,去兑现了些钱。每户给了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当时,国家根据人死了多少、牲畜死了多少的情况给了些钱。”
《西湖》 2007年第06期
http://qkzz.net/magazine/1000-291X/2007/06/100026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