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30日星期六
解决西藏问题的捷径
《北京之春》主编、作家胡平与嘉洛顿珠先生在一起 朱瑞摄
作家陈破空、藏人洛桑噶丹与嘉洛顿珠先生在一起 朱瑞摄
——嘉洛顿珠先生在纽约与北美华人谈藏中关系*
整理:朱瑞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非常感谢大家聚在一起和我见见面,非常感谢你们提供这次机会。我是不大会讲话的,就跟你们大概地说说我在做些什么,很长,我简短地说。
14岁的时候,1945年我去南京念书。那时,从西藏去内地念书的人很少,我爸爸,还有那时候西藏的摄政王,认为我们对国内的情形了解得太少,因此,决定在达赖喇嘛的兄弟当中,派我去中国大陆学习,掌握汉语,了解内地的情况,将来达赖喇嘛长大了,可以帮助他,介绍内地的情况。1945到49年,我在中央政校念书,那时,国民政府从重庆刚刚搬回南京,我现在讲的普通话就是在南京学的。后来,中国内战,发生很多事情,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我也去了台湾,又到了美国。
1952年我回到西藏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到了拉萨,包括中央毛主席的代表张经武先生,18军的司令员张国华,政委谭冠三,他们对我都很好。我是从美国回去的,他们大概认为我很前进,很左吧,你们讲的左右派,我也不晓得我是什么派,但是,他们对我很客气,很好。那时候,1952年,我就劝中央派来的代表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还有许多其他的将领,劝他们好好地处理汉藏民族问题。张经武是很容易激动的一个人,常常怀疑很多西藏政府的官员是美国人的特务、国民党的特务、印度人的特务。我说,西藏人给外国人作特务很少,也许有吧,但是很少,特别是张代表那个时候,说达赖喇嘛的两位摄政王是美国的特务。我就劝张代表,这两位先生都没有出过西藏的大门,不要说作美国的特务,连美国在哪个方向,在这个世界的哪里,他们都搞不清楚。还有解放军到了西藏后,西藏的物价暴涨,在拉萨的市民中引起了不满,都希望解放军撤回去。就出现了示威游行,请愿,很多,因此,中央的张代表怀疑这些人由国民党特务操纵、美帝操纵。其实,没有这种事情,主要是物价的关系,还有大家都怕,因为在西藏的中央军队太多,怕慢慢的中央代表们可能干涉达赖喇嘛政权,因此他们希望撤回中央太多的军队,我为这个事情,劝了几个月。我常常劝张代表,“你小心哪,不要做千古的罪人!”为什么呢,我们汉藏两个民族的关系,不是这几十年建立的,是几千年了,如果不好好处理,破坏了汉藏两个民族的感情,很不容易修复,恢复是很困难的。我还常常劝他们,藏族对汉族同胞是有感情的。我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印度人,美国人,英国人,汉人,同时提出来请藏族同胞吃饭,这个藏族人会先到哪里呢,会先到汉族同胞家里,因为汉藏两个民族的关系是很深的,虽然很多年没有什么特别的来往,但是,历史上,从唐,唐宋元明清,这样一直下来的。结果吗,他们都很难接受我的建议,都不听,他们怀疑这个,那个,很多,很麻烦。
假如在西藏住下去,我会左右为难,如果和藏族一起反对共产党,他们会怀疑达赖喇嘛;如果同共产党合作,他们就利用我做共产党的傀儡,良心上过不去,害了我的藏族同胞。我就想最好避一下,离开西藏去印度。我想,也许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他同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关系都是不错的,可以劝劝中国中央政府,把军队撤回去,用不着那样多的军队在西藏;结果,52年,我秘密地经过西藏南部到了印度。当时,去印度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西藏的情形在52年时已经很混乱,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逃难的话,那个时候,印度和西藏政府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想,最好和印度联络,万一逃难的话,希望印度政府允许我们到印度。因此,59年,西藏发生乱子,达赖喇嘛逃到印度时,我已经在印度七年了。
我们西藏的很多问题,不能靠其他人,关键靠大陆同胞和中央政府来解决。因此,几十年当中,从59年开始,到69年、79年,我常去香港。为什么去香港呢?因为从印度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形,是不可能的。西藏的情形我们是可以听得到的,但是,中国内地的情形从印度了解的话,很少。香港,那时,尽管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但是和大陆来来往往,很多。59年到79年,二十年中,我在香港注意到了大陆的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很多的政治运动。这种情形中,79年,邓小平先生派人找我,派香港的新华社社长到处找我,传话说邓小平先生邀请我去访问他,看望他,他希望我能去和他见见面。结果,我就推,我说我是私人在香港来来去去的,不代表西藏政府。可是,他们一定要我去,说早晨去,晚上就可以回来。我后来说,你们一定要我去的话,我得先回印度,跟达赖喇嘛报告一下,看他怎么说。假如达赖喇嘛许可我去,我就去,不许可的话,我是他的哥哥,我不能随便乱跑,乱做。他们就劝我赶快回印度和达赖喇嘛报告。达赖喇嘛说,好呀,你应该接受邓小平先生的邀请,去听听他说些什么。这是1979年11月份的时候。
我去了中国大陆。那时,越战刚刚暴发,邓小平先生不在北京,在广西指挥前方军队,越南战次,你们各位大概都很清楚吧?对,后来,邓小平先生回来了,他很高兴,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见了面。当时,还有两个人在场,一是乌兰夫先生,蒙古人,中央统战部部长;还有副部长,群祥辉,各位听到过吧,也在座。邓小平先生第一句话,就说,非常高兴看到我!还说,除了西藏独立以外,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谈。他非常盼望达赖喇嘛早日回来,以及流亡海外的,在印度的藏族都可以回来,欢迎大家都回来,中央政府一定安排,招呼他们。我就说,非常地谢谢他。关于西藏问题,他叫我当天就提出来,愿意同我讨论、谈判。我就说,我这次来是因为邓小平老先生的邀请,达赖喇嘛的许可,达赖喇嘛叫我听听邓小平先生说什么,讲什么,我是来听您讲话的,达赖喇嘛没有委任我来谈判,我不能谈任何其他的问题。他就说,那没关系,你私人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谈。还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往前看,希望达赖喇嘛早日回来。结果我就试着提出了三样事情:
第一件,我说从59年到79年,二十年,中央政府的军队在西藏把所有的边境路线封锁了,我们流亡海外的十几万藏人,同自己家乡来往的音信完全断绝了,因此,我们在印度不晓得我们的爸爸、妈妈、哥哥、妻子、儿女,住在西藏境内的他们是活着还是死了,或者在其它的什么地方;另一方面,西藏境内的藏族同胞,他们也不晓得亲人的音信,因此,我的第一个要求是可不可以门户开放,不要限制我们的来往,西藏境内的人可以来印度探亲,印度流亡的藏人也可以回到西藏找自己的亲人?邓小平先生说,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我马上就下令,当天就下令所有的边境开放,来去自由,海外的藏族任何时候回来定居,做生意,探亲都可以;西藏境内,青海,四川藏区,所有藏族可以到印度去看望达赖喇嘛也好,找自己的亲人也好,来去自由,他马上就下命令,当天就下命令,决定了这个事情。
第二个要求是什么呢,关于上一任的班禅喇嘛。我说,不能对班禅喇嘛虐待的太过分了,你们不应该虐待班禅喇嘛,应该好好地照顾班禅喇嘛,班禅喇嘛没有错,你们错怪了班禅喇嘛。就恢复了班禅喇嘛的政协副主席职务。
第三个我私人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呢,我告诉邓小平先生,我说,听说二十年间在我们藏区,青海也好,四川也好,还是西藏自治区也好,有很多地方的学校不教藏文。为什么呢,听说藏文先生很少,不够。结果,我给邓小平先生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培养了很多的青年人,经过小学、中学、大学,现在毕业的人很多,并且训练了一大批能教书的教员。可不可以派一部分先生,到西藏教书,教藏文?他说,这个很好啊,能派多少呢?我说,开始的时候,每年我们可以派二十五个,三十个,四十个这样的。他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先派一千个回来。为什么呢?藏区需要先生是真的,还有中国内地的很多地方有民族学院,民族学院也需要先生,所以需要派一千个。我说一千个我可能马上派不到,不过,慢慢地、慢慢地可以增加。
好了,这是大概的情形。邓小平先生说,西藏独立,完全成为一个国家,他没有办法决定,未来的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办法和权力决定,因此,他说,除了独立以外,什么都可以谈。他是非常直爽的。我把这个情形报告给了达赖喇嘛,从那时开始,达赖喇嘛派了很多代表,到西藏访问,也到北京访问了中央政府的官员。从79年开始到现在,我多次去中国大陆,有时送信,有时传话,把中央的意思传给达赖喇嘛左右和手下的很多工作人员,也把达赖喇嘛和海外的情形报告给中央政府,进行沟通,都是以私人的身份,不代表西藏流亡政府。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讲普通话,在国内住了很多年,国内的情形,我不说完全熟悉,也是相当地清楚一部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两方面奔走了几十年。
79年以前,我常来美国,这里也有很多的朋友。但是79年以后,我专门往中国大陆跑了差不多三十年,从79年到现在,来往的关系没有断,常有通话。为什么我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西藏问题要靠中国大陆中央政府来解决,我始终认为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常常两面都劝,给共产党劝,希望他们讲道理,调整过去的不合理的,不公平的满洲人立下的政策;也劝达赖喇嘛左右的人,应该多一点同汉族同胞沟通,多派人到国内学习。我始终认为,汉藏两个民族的问题是我们内部的问题,因此,我到中国大陆去了二十多年,三十年了。每次去都是中央统战部接待,这些部长,比如第一任乌兰夫,乌兰夫去世了,第二任杨敬仁,后来是习中勋,丁关根,阎明复,王兆国……他们对我都很客气,很好。我这个人是这样的,不在背后讲话,我始终认为,话应该当面说,不该在后面说。我常说共产党,你们是井底蛙,不要认为井里是你们的天下,应该出来看看世界之大,还有世界的变化和复杂的情形,另外一个,我常常劝他们应该采取一个开明的政策,应该同达赖喇嘛对话。还有早期的时候很可惜,班禅大师去世后,邓小平先生希望达赖喇嘛回来主持追悼会,结果达赖喇嘛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去成,那个非常可惜。我们老一代的中央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等相继去世,新一代的,比如说江泽民,还有现在的胡锦涛,我终始认为达赖喇嘛应该面对面地和中央领导人沟通,应当见面,为什么呢?因为见面是很重要的,你们听到达赖喇嘛的哥哥嘉洛顿珠常常到中国去,但是,你们没有看到我,我也没有看到你们,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面对面的谈谈是不错的,因为面对面地谈是很重要的。我常常劝中央政府,你们骂来骂去,骂了几十年,分裂啊等等,我们也在海外骂,把我们的财产都没收了,不能杀人做强盗啊等等,我说,这个骂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应该冷静地坐下来,大家面对面地谈,尤其应当邀请达赖喇嘛去北京,同中央领导人见见面,谈谈,认识一下中央领导人,应该听一听达赖喇嘛自己说什么想什么,也让达赖喇嘛听听中央领导人,他们想什么,说什么,不这样做的话,一直骂来骂去,避开不谈,拖下去,没有意义。我去了几十年了,没有用处,还有,他的代表也去了很多次了,这样稿来搞去搞不出什么名堂,因此,我今天还是坚持我们汉藏两个民族的很多问题,不仅靠中央领导人和达赖喇嘛要面对面,我们大家也应当多来往,多沟通,商商量量地来解决。不能怪藏族,也不能怪汉族同胞,他们不晓得西藏的情形。1946年我在南京念书的时候,人家问我,你从什么地方来啊?我说,西藏。他们说,西藏在什么地方啊?
我们过去隔得很厉害,一方面交通的关系,地理环境的关系,另一方面,西藏完全闭关自守,西藏人很少到国内去。45年46年,西藏的摄政王要派学生,一定要派我去,那时,我们只有四个人去国内念书。我是不大会讲话的,但是,我把我过去几十年的情形,讲给你们,希望做一个参考,一方面,趁这个机会,非常感谢你们,为了国家,为了少数民族的问题,做出的努力,比如说,你们中的很多先生写了很多文章,有的我看到过,大部分情形我不太熟悉,我是很专一的,我同外界很少接触,不要说是汉族同胞,对外国人,还有我自己的同胞藏族,也很少接触。这次来,我很大胆,也许闯了大祸了。(笑)你们约我来,找我,叫我来看看你们,但是我声明在先,我是不会说话的,这个就简短的做一个报告,还有,非常感谢。
附:嘉洛顿珠先生的补充:
忍让,是达赖喇嘛和我们藏族根深蒂固的想法,汉藏两个民族要忍让,大家面对面地讨论,商商量量地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终始抱着很乐观的想法和看法。过去蒋先生的时候,你们大概也许很惊奇吧,蒋先生,我说的蒋先生是蒋介石先生,蒋总统,他同他的夫人把我栽培在南京,我念书,教育费,都是他们夫妇出的,他们对我恩重如山。他跟我怎么说呢?他说,嘉洛顿珠,好好地念书,把国内的情形学好了以后,我派你到美国念书,你回去,达赖喇嘛执政以后,可以帮达赖喇嘛的忙,因为西藏是中国的大后门,假如西藏的贵族乱来的话,对中华民国不利,你回去帮助达赖喇嘛,假如真正要独立的话,我会支持你们。1959年,你们也许注意到了吧,台湾的蒋介石先生发表了一个文告,支持西藏民族自决。现在的情形有了很大的变动,关于世界的情况,还有我们亚洲的情况,中亚的情况,中印的问题,很多的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小心地处理西藏问题,过去很多年来,我常说我们汉族同胞喜欢的比喻: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汉藏两族的问题,我常常拿这些话来劝,劝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应该好好处理这些问题,假如处理不好的话,未来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夜长梦多,国际的形势是非常复杂的。我终始抱着一个愿望,希望达赖喇嘛能够有一天返回自己的家园,医好破坏了很多的汉藏两族的关系,只有达赖喇嘛一个人可以作为医生,把汉藏两个民族的毛病医好。我不悲观,我是非常乐观的。很多的汉族同胞,他们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大陆的很多宣传媒体蒙蔽了大陆同胞,将来他们会晓得西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的,他们是非常热心的,假如达赖喇嘛去大陆去看望他们,看望中央领导人,我想这个情形很可能有很大的转变,因为达赖喇嘛的主要目标是忍让,商商量量地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不行的话明天,明天不行的话,明年,明年不行的话,后年,这些问题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因此我抱着这样一个希望,希望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能多支持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大家共同合作,推动各方面的情形,不只是西藏问题,让整个中华民族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大家庭,未来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会做到这一步的。
*2009年5月5日晚上,嘉洛顿珠先生应《北京之春》邀请,在纽约与北美各界华人见面,回忆了他所经历的藏中关系,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意见:“尤其应当邀请达赖喇嘛去北京”。
《北京之春》首发: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9/220/2009529110906.htm (略有改动)
2009年5月28日星期四
2009年5月26日星期二
藏族文化的危机
琼果节寺 朱瑞拍摄于1999年5月
文/恰嘎巴
不少藏族人有这样一个幻觉,以为只要藏区还在,藏族人还在,藏语还在,关于藏族的学问和文化遗产还在,藏族的文化就还安安稳稳地存在着,甚至是发展着,不管是令人欣喜地还是令人讨厌地。所以我们同时听到"二十一世纪将是藏族文化的世纪"。可是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即藏族文化的活生生的存在,几乎快要消失了,传统文化的主流正面临断子绝孙、无以为继的重大危机。
生为藏族人,几乎所有的藏族人都为自己是藏族而感到骄傲,因为我们拥有悠久的历史,独具特色而世人羡慕的传统文化,有甘珠尔和丹珠尔为首的庞大的文献.如果说过去是藏族文化的保守期,那么藏族文化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中叶,随着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带来的藏区社会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藏族文化也焕发了勃勃生机。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反映到藏族文化上来,伴随着各种具体意识形式,到社会心理、社会风尚,直到思想理论等各个层面新因素、新成分的相继出现,一种崭新的现代藏族文化开始形成.如今,藏族文化名扬海外,得世人敬仰之时,我们也津津乐道地宣称"二十一世纪是藏族文化的世纪"。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这样充满自足感而不需要展望未来吗?
我之所以说藏族文化面临着危机,主要从以下几点考虑:
1) 藏族寺院教育的失落带来的藏族文化的危机
文化,尤其是对一个民族的特点和历史走向产生过明显影响的有形文化是一种有机的活体,有它或它们的历史生命和灵魂。说一个这种意义上的文化还存在不存在,主要看它是否还活在某个民族或社团的现实生活中。大家都知道藏族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寺院教育, 自古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民族在其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而且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寺院教育不断地把本民族的灿烂文化世世代代相传承着。寺院教育为藏族地区培养出了一大批翻译家、史学家、文学家、医学家等人才是不可否认的,他们不仅在宗教领域,而且在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医药卫生、文学艺术、建筑雕刻等领域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创造和发展独特的藏族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寺院是藏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地,那里有严密而科学的教育制度,对藏族人来说,寺院是我们心中的最高等的学府。而实施计划生育以来,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寺院里的“阿卡”越来越少了,我们这一辈还好一点,因为当时还没有实施计划生育,有四五个兄弟还比较平常,自然按照我们藏族的习俗把一两个人送进了寺院,而我们的下一辈呢?当家中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时,谁还愿意把他送进寺院呢?这时我们就失去了严格意义上的藏族传统文化的传人.那有人就要问了,虽然没有了寺院教育对藏族传统文化的继承,我们可以通过学校教育继承啊.这一点我觉得并不乐观,因为藏族文化既包括文学、艺术、宗教、天文、历算、藏医药等各种具体文化形式,也包括伦理道德、心理、审美等较深层次的文化意识,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等更深层次的思想内容。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十明学之首的内明学而扩展的,说具体一点还是离不开宗教.我们都是从学校教育下成长的,我们很清楚学校教育模式,即便是藏学院的学生,我们也要学汉语,要学英语,要学计算机,要学政治理论等等等等,我们学到的藏文除了一些基础的知识外还有什么呢?在几所民族大学里,大家都普遍承认青海民大是传统文化继承的最好的一所大学,那是因为那里有传统文化功底较深的坚杨智巴老师(去年已逝世),李建本老师,罗桑曲智等老师,可如今他们都已近年迈七十了,当他们逝世之后呢?如今的很多教授连他们自己也不怎么了解传统文化,我们还能盼望他们培养一批能继承藏族传统文化的年轻学子吗?
所以说,寺院教育的失落是藏族文化面临的最大的危机.
2) 藏语的失落带来的藏族文化的危机
究竟在何时,汉语同藏族人的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不懂汉语就没有前途已成为共识,成为定律,成为真理。喧闹纷扰的双语教育的背后是对汉语万能的由衷崇拜和驯服,“汉语热”正在悄然形成。与此相对应,在“汉语热”的步步紧逼下,藏区教育乃至藏族文化处于十分尴尬与无奈的境地。
二十一世纪是个大变革、大竞争与大融合的时代。汉化进程加速,科技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表面温情脉脉的藏族文化的进程的幕后仍是民族的生存之忧。语言是文化的标志和载体,它的表面凝聚着历史,背后积淀为文化。藏语承载并见证着藏民族的兴衰与历史,传承着藏族文化。在汉化强劲的今天,在汉语普通话的冲击下,对藏族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成为藏人的悲情。
民族的本质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语言的消亡也就是文化的消亡,文化的消亡也就是民族的消亡。在藏族文化的传承中,藏语塑造并表达着藏民族的精神特质和存在方式,没有了藏语,藏民族的生存将无处安立。藏语既是藏族文化的载体又是藏文化的标志。对外,藏语的放弃意味着民族文化主权的拱手相让,意味着藏族文化独特性的丧失。对内,意味着民族自我的迷失,意味着民族生命力的枯萎。面对社会的发展,我们也不能置身其外,藏民族的发展需要与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间的学习和交流。但我们并不能抛弃自己的语言.且不说,汉语的垄断地位与藏语的从属化倾向会造成思维和表达的单一,导致知识获知能力的减弱。更重要的是,不掌握藏语言就不可能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不可能了解民族生命本源的气蕴所在,民族的发展必然成为无源之水。失去了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也就失去了判断力和创新力,在民族间的生存竞争中只能依附与他族,并逐渐消亡。
用伤感和哀叹来阻挡汉文化是无济于事的。实现藏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必须要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提高民族自信心,唤醒整个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树立共同的价值观。这一切都有赖于对本民族文化的熟悉,而语言则是传承文化的工具与载体。显然,没有语言教学的正确定位与发展战略就没有藏民族的未来。语言教学对于保护和发展藏族文化是基础性的,全局性的,乃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显然藏语和藏族文化之间是有亲密的联系的.所以,如今藏语的失落是藏族文化面临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3)其它因素带来的藏族文化的危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规定的“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及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少数民族有权使用自己的语言,但实施的力度不够,使藏语失去了使用价值.因而我们的很多藏族同胞都有一种学藏语无用处之观念,抛弃语言等于抛弃了文化.所以从这方面考虑我们的文化同样面临着危机.(详看我的博文提升母语地位,做好语言规划)
生为一个藏族人,以强烈的忧患意识,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着手来考虑藏族文化的未来时,我感觉到我们通常以自豪感宣扬的藏族文化已经面临寿终正寝。也许有人觉得我过于悲观,我是一名学语言学的学子,当我了解到语言深层的演变规律时,对我的母语和文化深感忧患.也望有识之士引起重视.
以上都是我个人的观点,若我的同胞朋友对此有不同见解,请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因为,我们在博客上发表文章无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一起探讨,共同进步.
恰嘎扎西才让于2009/5/17在南开大学
转自http://qiagaba.tibetcul.com/59520.html
2009年5月25日星期一
一个藏族人的心愿
江央贡却 朱瑞拍摄于2000年冬
这里是藏族人民的一点小小的心愿,希望国家可以给予支持:
1.希望制定藏语普通话(86%的藏族认为拉萨话为藏语普通话). 为了解决来自不同藏区的藏族沟通困难制定藏语普通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2.希望国家承认藏族寺庙教育的文凭. 藏族的寺庙教育有着永久的历史和完善的教育体制. 很多杰出的藏族学者都是从寺庙学校毕业的. 由于得不到国家的认可都无法在民办学校和国家单位里从使工作. 这导致民族高等院校缺乏教师和优秀人才. "多让" 学位应该定为本科. "措让"学位应该定为硕士研究生. "拉让"学位应该定为博士.
3.希望全藏区实施一类模式教育(除了汉语文外, 其它课目都用藏语来授课). 藏区有些地方已经实施了一类模式教育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由于学生受到语言障碍很难接受课程的内容. 比如: 老师用藏文来讲1+1等于多少. 学生都知道等于2. 反过来用汉语来讲1+1等于多少. 学生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 有人称他们为世界上最小的翻译家.
4.希望藏族民间音乐和藏族的传统艺术, 藏族的历史等都纳入五省藏区的小学到大学的音乐, 美术, 历史的课程.
5.希望藏族聚集的地方和城市里建立藏文小学, 中学, 高中和大学. 由于工作的需要很多藏族同胞到城市里生活. 在城市里藏族同胞都遇到子女上学难的问题. 因为他们都想让自己的子女学习藏文和藏族文化, 但在这些地方没有藏文学校. 比如: 青海西宁, 四川成都, 甘肃兰州, 云南昆明等城市. 我知道在四川康定有个学校叫藏族小学, 但藏文课特别少. 可以说几乎没有. 我们特别的希望国家在藏区建几所藏文大学.
6.希望藏区所有的政府机构里使用藏文. 在藏区的大部分政府机构使用的语言和文字不是藏文而是汉文. 比如: 开会时候都用汉语, 文件大部分都是汉文等.
7.希望国家在藏区建更多的藏语电视频道. 目前藏区最受欢迎的藏语电视频道有青海藏语频道和西藏藏语频道, 但这些频道有些藏区接收不到.所以我们希望国家在四川和甘肃, 云南建立藏语频道. 尤其在藏族自治州和县的电视台设藏语频道. 我们老百姓非常喜欢看有民族特色的电视频道.
8.希望在内地西藏班里开设藏族文化和历史课.
9.希望国家培养更多的藏族技术人员.
10.希望藏区所有的考试都用藏文来考试. 比如: 公务员, 事业单位等. 目前很多藏区的大部分考试都汉语为主. 所以学习藏文的学生失业现象比较严重.
希望国家重视以上的那些心愿.
转自藏人文化网
难道藏族的高僧大德们也是文盲吗?
哲蚌寺古巷 朱瑞拍摄于1997年
文/恰嘎巴
今日翻阅《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三期哲学社会科学版),其中有一篇论文的名为《藏区的教育与现代化建设》,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民研所的彭雪芳。文中有一段话,使我很难理解。她说“据1949 年的调查,就连当时拉萨三大寺中教育制度最完善的哲蚌寺的洛色林扎仓近4000 名僧侣中,就有80 %的僧侣是文盲。”我当时就想,藏区寺院里的每一位“阿卡”都不可能不懂藏语,可她为什么要说“有80 %的僧侣是文盲”呢?难道不识汉字的人都是文盲吗?
自古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民族在其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而且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寺院教育不断地把本民族的灿烂文化世世代代相传承着。寺院教育为藏族地区培养出了一大批翻译家、史学家、文学家、医学家等人才是不可否认的,他们不仅在宗教领域,而且在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医药卫生、文学艺术、建筑雕刻等领域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创造和发展独特的藏族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寺院是藏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地,那里有严密而科学的教育制度,对藏族人来说,寺院是我们心中的最高等的学府。汉族人不识汉字当然是文盲,藏族僧侣虽然不识汉字,可他们识得藏文文字,作者为何要说他们是文盲呢?有多少班智达、有多少格西给藏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谋灭的贡献,可他们都不识汉字,难道这些高僧大德也是文盲吗?这何尝不是对藏民族的侮辱,这何尝不是对藏文化的歧视。
藏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语言,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字著书写作,通信表白,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语言交流思想,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化树立价值观,人生观。而彭雪芳女士为何还要说我们最可敬的僧侣是文盲呢?作者的道德何在?文化修养何在?你们所说的民族平等何在?
如今有一大批这样的异族学者,以藏学家的名义,不顾藏族历史的实情,大张旗鼓地胡说八道。
从此现象我们要吸取这样几个教训:
一、 坚决反对异族学者以藏学家的名义不顾藏民族的情感歪说历史。
二、 以“藏学家”的主人是藏族人的精神,在民族院校大力培养青年人才。
三、 坚定寺院教育对藏族文化的重要性。
恰嘎扎西才让于2009/5/7日
转载:http://qiagaba.tibetcul.com/58994.html
2009年5月24日星期日
夏札和夏札平措康萨
我在夏札家族的主宅夏札平措康萨前 拍摄于1999年秋
我与夏札·甘丹班觉先生及夫人在一起 拍摄于2001年春天
夏札·甘丹班觉先生及夫人 拍摄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
文/朱瑞
一座庞大的石头房子截住了我的视线。大门开着,院子中间的水井旁排着长队。从衣着上,我分辩出了康巴人、工布人、藏北人、还有拉萨人。大家好奇地转向我,眼里跳动着不安或者说慌恐。这儿,只是他们寄居的地方,我已强烈地感受到了。
那么,这是谁的家?
宽大的玻璃窗,平静地注视着这个喧哗的世界。房子迎面为三层,第二层两边的木廊上,那些数不尽的木柱已被岁月熏成了深褐色,有的在微风中抖着,摇摇欲坠。但是,雍容的造型和层层雕花,都情不自禁地泄露着往日的辉煌,连每块青褐色的大石头,每扇黑色的窗棂,都在诉说着昨天的富饶。
谁是它的主人?
我问了一个推着木板车出去卖杂货的人,问了一个正在织氆氇的人,也问了一个提水的人,都摇了摇头。
我慢慢地进了正面的三层楼里。第一层很暗,仿佛有许多柱梁。我抓住楼梯的木头扶手,小心地上了二楼。一道昏暗的光线,从右侧半掩的门逢里透了出来。“有人吗?”我轻声地问着。没有回音。我自作主张地推开了门。油灯微弱的光里,一个披着袈裟的人,正坐在床上吃揉着糌粑。他朝我点点头,指指床。我没有坐。看着四周,四周空荡荡的,只有对面立了一个似乎掉了油漆的斑驳的佛龛。
“这是您的家?”
“夏札的家,这间屋子是佛殿。我是他的香灯师”
“夏札是谁?”
“‘政协’里面有。”
在“政协”大院一间普通的住宅里,我见到了夏札•甘丹班觉先生。他七十七岁了,满头白发,盘坐在床上。膝前,一个简陋的纸箱托着一迭翻开的长形经书。他从经书里抬起头,看着我,对我的闯入,没有不满,也没有欢迎,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的妻子,满脸皱纹,梳着两条又干又细的辫子,拿起暖瓶,走近我,倒了一杯酥油茶。这个女人,眼里流动着让我极为舒服的东西,我不知道那东西该叫什么。我的目光一直跟着她。客厅窄小,像普通的藏人家庭一样,两张床直角摆放,中间一个藏桌。其它的地方放了矮柜,柜上是佛像。有十三世嘉瓦仁波切、帕帮喀活佛、十世班禅大师。另一个矮柜的玻璃里镶了一些黑白照片:那时,甘丹寺没有被破坏,简直是一座城市。夏札家族的成员站在甘丹寺前,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戴着各种首饰。柜子上面还有一张他们夫妻的彩照:夏札•甘丹班觉,那时头发漆黑,脸上连一个皱纹都没有,高领的藏装里,是洁白的围巾。他的妻子更是明目皓齿,两条长辫又粗又黑,尊贵雍容。
我坐下了:“在帕廓街那边,我看见了一座很大的石头房子,门楣上,都是木头的雕花,有人说,是您的家?”
老人点点头。
“那座房子是您的祖先盖的么?有多少年了?”
老人低头想了一会儿:“我的汉话说不好,年龄大了,房子的事情,专门写了材料,‘政协’那边交上了。”他写下了管理材料的人的名字。
我到“政协”去了十几次,才见到夏札先生说的那个人。可是,那份材料早交到“政协”主席手里了,而“政协”主席又刚好在四川某地渡假。
无奈中,又一次来到了夏札•甘丹班觉先生的家。“找到人了吗?”老人从经书里抬起头,眼里仍然一片宁静。我就说了寻找那份材料的过程。我说:“我在西藏的时间不多了,可能等不到‘政协’主席返藏就得走了。”
一定是失望从我的眼里不自觉地流了出来,夏札先生挪开了经书,轻声地说了一句藏语。可是,我听不懂,就转向了他的妻子。“他说,不着急,我来帮你写。”女人站在了我的身边,向我点点头,又一次解释,“他说他帮你写。”
“我们说话不行吧,你找个人来。”夏札先生又说。
“什么时间合适?”
“达瓦、米玛、拉巴、普布,普布下午来吧,普布下午我不读经。”
那座老房子叫夏札平措康萨。 藏历火鼠年(1816年) ,夏札.顿珠多吉执政时修建。当时,邀请甘丹寺大法台强秋群培举行开光仪式。夏札• 顿珠多吉,是九世嘉瓦仁波切的首席噶伦。他在主持维修、重建桑耶寺时,不仅各项支出毫无浪费,个人还为维修、重建桑耶寺捐献了大量粮食、钱财。
在夏札• 班久多吉(夏札先生的爷爷)时代,扩建了夏札平措康萨。居住在此的夏札家族,在世俗的权力里,出现了六位噶伦,一个摄政王和一个大司伦。他们参加过藏尼战争的谈判、跟随十三世嘉瓦仁波切前往印度、赴西姆拉会议......英国人贝尔称赞过夏札嘎伦“是位训练有素的外交家”“位居三位主要嘎伦之首,凭借他在他们间的威信,完全可以称为西藏的首相。”在宗教方面,夏札家族出现了几位活佛,甚至与著名的藏剧创史人、桥梁专家唐东杰布有着亲缘关系。
到夏札•甘丹班觉先生这一辈,经历了他的祖先所没有经历的劫难。1959年,夏札平措康萨的全部家产被没收,夏札•甘丹班觉被投入监狱,接受管制改造近20年!
也许是对他多桀命运的补偿吧,夏札先生的婚姻是幸福的。当我第一次走进夏札先生的家,当我凝视着他们早年的照片时,夏札先生就指着妻子说:“她是察绒的女儿。”
“察绒• 达桑占堆的女儿?”我看着夏札先生的妻子。
她点点头:“你知道我的父亲?”
“从查尔斯•贝尔的书里知道的。”
“你是说贝利么?”
“不,是贝利的前任,叫贝尔。”
她应该熟悉贝尔。那时,贝尔常到她的家,听她的父亲高度地评价自己的同胞。
“察绒不是贵族。”夏札先生补充着。
“可是,察绒保护过衮顿的生命。”我说。
“他的爸爸很聪明。”夏札先生看着妻子,称赞岳父。
是的,我就听说过察绒.达桑占堆修建桥梁、植树造林、建立毛纺织厂、电厂.....做了许许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贡桑拉吉陪伴着夏札先生走过了漫长又苦难的岁月。现在夏札家除了生活必需品,几乎没有什么了。并且,这些必须品,有的还是劣质品。只有围在夏札先生腿上的这条旧格尼毯子,看上去又好看又暖和。我便问起这条格尼毛毯,夏札先生说,这是过去的,夏札平措康萨的东西,只有这一件了。但是,贡桑拉吉很满足,她说:“这比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多了,那时,连暖瓶都没有,我们买一个,就没收一个。”
现在,夏札先生每天都要读经书,他说:“这是前辈留下的习惯,虽然做的不如前辈,但还是坚持了这个好传统。”
从前,在西藏有名望的贵族世家中,夏札家族尤以虔信佛教,供养、布施慷慨著称。不仅与许许多多的寺庙结成福田与施主的关系,在传大昭时,年年向数不尽的与会僧众供养斋茶两次,青稞片粥一次。在藏历年或喜庆的日子里,只要到夏札平措康萨的乞丐,都会得到满足。连痞子游棍以及背尸人都不例外。
又走进了夏札平措康萨,寻找着夏札先生细述的“甘珠拉康”(专藏甘珠尔的佛殿)、“孜巴拉康”(长寿佛殿)、护法神殿、家族大殿(专供松赞干布、赤松德赞、热巴巾、五世达赖喇嘛)......但是,几乎每个房间,都住满了外乡人。并且第一层的一些房间,对着巷子扒开了几道门,有的卖烤羊肉,有的卖榨土豆片......
只剩下了一个磅礴而朴素的轮廓,和那些现代的建筑截然不同:不浮华,不冷漠,不单调。像西藏大地、像藏民族一样,忧郁、沉稳、感激、深情。仅仅这个轮廓,已足已使我一次又一次仰望。
完稿于1997年
2009年5月21日星期四
倾听达赖喇嘛尊者
瓦拉那西讲经 朱瑞拍摄于2009年1月
文/朱瑞
在一个“忆苦思甜”大会上,我第一次听到达赖喇嘛尊者的名字。作为“比中世纪还要黑暗的西藏农奴制的代表”,尊者被指责为剥人皮,削人骨的妖魔。为了让大家都体验到新社会的甜,大会上,每个人必须吃旧社会农奴们的苦饭。否则,被认为不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而我,不仅热爱我的祖国,还愿意为它献出一切,直至生命,像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那样。就吃了,人们都说黄连苦,那个饭,如果也叫饭的话,比黄连还要苦。回到家里,我又漱口又刷牙,还是一阵接一阵地恶心。吃那种东西,毫无疑问是对生命的摧残。就可怜起在遥远的西藏高原,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的农奴们。
后来,我有幸读了一些外国人和藏人自己写的关于西藏的书,还走访了西藏的大部分地区,接触了几乎各阶层的藏人,才知道那片高原曾经歌声如缕,自成一国!才走出了那个谎言:西藏其实没有农奴和农奴主。查尔斯• 贝尔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写道:“笼统而言,他们是:农民,牧人,贵族,僧,尼,商人,隐士和香客。” 同时,我向一些藏人打听了过去“农奴们”吃的“苦饭”,大家都很迷惑,说,除了糌粑和各种肉类,奶酪以外,他们世世代代恐怕连梦里也没见过我说的那种苦饭。看来,做那种饭的人,可以当之无愧地领取专利了。事实上,藏人从没有像宣传的那么凄惨,倒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仅从1959年到1961年间,就饿死了3000多万!
六十年来,明鉴的中国人早已开始拒绝中共一面之词的煽动,而被遮蔽、阻隔了五十年的尊者的声音,是大家尤为渴望的,包括我在内。经常地,我在罗布尔卡的达旦明久颇章里流连,看着壁画上的尊者,还有尊者的家人及噶厦的成员们,多么希望他们能真正地出现,在自己的房间里,自己的土地上,亲口地说一点什么,哪怕仅仅一句。可是,奇迹从没有出现。只有一回,一位藏人悄悄地把收音机送到我的耳边:“快听,嘉瓦仁波切讲话!”可是,除了“斯斯”的干扰声,我什么也没听到。
移居加拿大,有机会在美国的维斯康辛倾听了尊者的佛学讲座。这是自从1997年我第一次看见西藏以来,梦寐了十一年的声音,也是中国人在五十年前,就该听到的声音,而至今仍然被粗暴禁止的声音。
一
走出芝加哥机场时,又湿又闷的热气扑面而来,这是一种异乡的气味。我深深地呼吸着,竟有种重归故里的激动。我的前方是维斯康辛洲的麦迪逊,在那里,我将见到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一座人类精神的珠穆朗玛。
维斯康辛大学的旅馆里,我的左邻右居都是藏人,甚至连上下楼也住着藏人和对西藏文化情有独钟的欧美学者。就是在大街上也不时地有穿着红色袈裟的僧人,尼姑,以及穿着藏服的男女擦肩而过。麦迪逊,这座美国小城,转眼之间,差不多成了西藏文化中心。安多语,拉萨语,康巴语,此起彼伏,我这个汉人,成了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大家看着我,先是一惊,而后是微笑,连眼睛都在笑。
麦迪逊实在太美了。顺着每一条街道望去,都是近在咫尺的湖水。湖面一望无际,像海。几只白色的小船安静地摇曳着。我和藏人朋友们在一家墨西哥餐馆吃过晚饭,便向湖边走去。天空里,出现了一缕又一缕的浅红色,浅红色又渐渐地浓郁起来,成了盛开的晚霞。三三两两的年轻人坐在椅子上,石阶上说着,笑着,或是静静地望着湖水。还有一群一伙的学生站在水边,唱歌,跳舞,吃烧烤。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个性的光芒。
“美国真是一片自由的国土啊。”我感叹着。
“加拿大呢?”朋友问。
“当然也自由了,自由得冬天里可以穿乳罩,夏天里穿棉袄没人惊讶。”
“你是说个性被尊重?”
“个性圣神不可侵犯。”
就这样悠闲地走着,说着。萤火虫飞来飞去,像光,也像火。没人伤害,也没有人想去伤害另一些生命。一位叫德钦的老人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她出生在不丹和西藏的边界。尊者嘉瓦仁波切流亡印度后,她和父母,哥哥逃到了不丹。可是,父亲和哥哥为了取回剩下的财物,返回家乡后,再也没有出来。多年以后,德钦的丈夫,为了达兰萨拉孤儿院的儿童,一天之内献出了两个500CC的血,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另一位藏人叫强巴卓玛,1959年,出生在流亡印度的途中,父母双亡,她在孤儿院长大……我遇到的每一位藏人,差不多都是一部苦难史。
风,清新而凉爽起来。
“天气变了,这么完美,不冷也不热。”我说。
“每次都是这样,”一位年轻的西藏女人接过了话,“只要嘉瓦仁波切一来,准是风和日丽。”
二
远远望去,除了车还是车。各种各样的车,挤满了麦迪逊联通能源中心体育馆前面的停车场,连四周的草坪上都停着车。车场门前,非同寻常地出现了维护秩序和引导车辆的工作人员。尽管体育馆的五、六个大门都已打开,入场的队伍还在延伸,延伸……。藏人都穿着传统服装,鲜艳地从四面八方赶来。扎西得勒!扎西得勒!人们相互问候,这一时刻,苦难已被幸福取代了。
我的坐位在三十几排,能清晰地看见演讲台上放着黄色的大椅子。
观众突然安静了,站了起来,有的磕起了长头。达赖喇嘛尊者来了:一个穿着红色袈裟的普通僧人,一位被亵渎,批判了半个世纪之久,仍然让人鼻子发酸的人,谦和地弯着腰,双手合十,向各个方位的人们表达谢意。示意人们坐下,可是,没有人坐下,直到他坐在了那个黄色的大椅子上。
他盘坐在那个黄色的椅子上,浑厚有力的声音,像喜马拉雅绵绵而来。
他谈到了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了不同的宗教。他说,几乎每一种宗教,都以慈悲,关怀,宽容,自律开始,当然,又有其不同。西藏高原,正适合西藏文化的产生和存在,作为藏人,保持和延续自己的传统文化是首要责任。尊者幽默地提到年轻人染头发适合于西方文化,而藏人有藏人的文化,丢失自己的文化,是非常危险的,是在任自己的民族消失和淹没,这也是人类的损失。西藏文化的精华是佛教,佛教的教义,就是利他,帮助他人,通过悲心,慈爱,建立内在的和平。
在回答听众问题的时候,尊者尤其谈到了汉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着许多优良的传统,藏汉之间应该和谐相处。
三
台上出现了一个金色的雕花靠背讲经座,经座前面的彩缎上,印着四个金刚杵,上面铺着降红色的氆氇和降红色的长筒靠垫。左边是铺着缎子的长桌,右边竖着红色的木梯,木梯的边缘刻着金色的莲花。经座两边,坐满了颂经的僧人。经座后面,是一幅巨大的彩色释加牟尼唐卡。我的座位在第六排,清晰地看见了每一个细节。
悲壮而雄浑的经声响了,是达赖喇嘛的唱经录音。刹那间,人们站了起来。有些人走到两排坐位中间的过道上。一个僧人出现了,弯着腰,频频回首。接着,一个执香的僧人出现了,另一个执香的俗人也出现了。空气更加清洁和芬芳,几乎没有一粒尘埃。
尊者来了,赤脚穿着一双简单的托鞋,绕过讲经座,对着佛祖磕起了长头。而后,直起身,转向各个方位的观众,双手合掌。当尊者走上讲经座时,站过道的人们,这时,磕起了长头。我的身后甚至传来了幸福而痛苦的哭声。一些西方人站在座位前,尽管没有磕头,却双手合十,目不转睛地看着尊者。
经声如潮,潮落潮涨,我清晰地分辩出了尊者的声音:辽阔,悠远。
讲授开始了。尊者摘下眼镜,换上了浅墨镜。是寂天的《入菩萨行论》,第一章,菩提心利益和第二章,忏悔罪业。尊者时而用英文,时而用藏文。当用藏文时,就由坐在右下角的洛桑金巴先生翻译,同时,在短频道里,也有汉语翻译。尽管我不能百分之百地理解尊者的英语阐述,可是,我不想听汉语,我怕错过每一个饱满的音符:
……
我愿意将全部身心,
永远奉献给大悲的诸佛和佛子!
祈请诸佛接纳我,
我愿恭敬地作您的仆从并依教奉行!
获得了慈尊的接纳和护念,
我将在轮回中毫不畏惧地利乐有情,
而且身心清净,
永不造作任何恶业。
……
尊者讲到了一百年以后,在座的有情众生,都会逝去,仇敌将化为乌有,亲人也会如云烟消散,只有善业,才是生命中唯一的财富。
我恭敬地合起双手,礼敬尊者。我说,请宽恕我的一切罪业吧,从今以后,我只作利他的事情,尤其帮助那些被剥夺了说话权力的人们,说出他们想说的话。决不自私而狭隘地仅仅为了利益丧失一个人应有的视觉。
时间不停地奔跑着,甚至比往日更快地奔跑着。
“现在,是午饭时间。” 尊者冷不防的提醒,引出一片笑声。
讲经大厅的环形走廊里,铺开了摊床。各种各样的西藏商品摆了出来。披巾,藏服,手饰,头饰,甚至牛肉包子和辣椒汁,应有尽有。远道而来西藏商人们,也没有错过听经,只有尊者休息的时候,才真的做起了生意。中午,是商人们最忙碌的时候。一个挂得高高的墨绿色绸子披巾,吸引了我。就停在这个热闹的摊床旁,问,“多少钱?”答:“140美元。”我并不讲价。商人笑了,喜欢吗,真的喜欢的话,就75美元吧。我也笑了,并且是哈哈的大笑,像十年前,站在拉萨的帕廓街上。
下午2点,讲经准时开始了。第三章受持菩提心和第四章不放逸,间或还讲解了《修道次第中篇》。
尊者语言幽默,诺大的会场,暴出一阵阵笑声。听说,中共在七次会谈中,把西藏问题遮掩成了达赖喇嘛个人的问题。尊者感到失望,他说,“我流亡了五十年,知道怎么照顾自己,我个人的生活没有任何问题,我担心的是六百万藏人的未来。”尽管如此,尊者仍然虚怀若谷,甚至满怀信心。他说,悲悯,能够自然地建立起积极的气氛,作为一个果,使人感到和平和满足。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个悲悯的人存在,就可以创造好的气候,让周围的一切和谐。
四点钟,尊者的讲授结束了。向外走时,经过诵经队伍,尊者幽默地掐了一下左手第一个人的脖子。那人笑了,大家也笑了起来。
四点半左右,一个以年轻人为主的“怎样在北美保护和发扬传统的西藏文化”讨论会开始了。大家抢着发言,甚至老年人也要求发言。尽管参与者多数是在北美长大的年轻人,可是,他们的藏语毫不逊色,几乎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大家都在用藏语表达思想,并以说藏语而自豪。这使我想起拉萨,很多藏人,甚至说不出一句标准的藏语了,连挂在店铺外面的招牌,也经常地出现藏文拼写错误。有一回,我在拉萨的藏医院附近散步,仅在一条街上,一位藏医就指给了我两处招牌上藏文的拼写错误。
父母运用藏语同孩子交流。
庆祝传统的西藏节日。
更多地掌握西藏佛法。
唱西藏歌,跳西藏舞。
穿西藏传统服装。
藏人在一起过林卡。
读藏文书。
人们想到了以上几种保护西藏传统文化的办法。
四
云涌一般优美的经乐,飘临在我的眼前,如雪花纷扬。经乐中,一位执香的人出现了。又一位执香的人也出现了。而后,尊者微笑着绕到讲经座前,向释迦牟尼磕头。入座。有人献上了三宝。而后,为会场的工作人员加持红色的“间堆”。那些被加持的人总是幸福地系着“间堆”,就是到了晚上看文艺演出时,也系着。
尊者说,“释迦牟尼佛讲经的时候,只坐在平凡的石座上,朴素和简单其实是最好的讲授方式,我这个讲经座,太华丽了。可他们坚持说,这是我们藏人的习惯。”说到这里,尊者笑了,这是人间最美的笑容:宽容,悲悯。
接下来,尊者总结了《入菩萨行论》的每个章节,第一章 菩提心,第二章忏悔业,第三章,受持菩提心,第四章 不放逸,第五章 护正知,第六章 安忍,第七章, 精进,第八章, 静虑, 第九章, 智慧,第十章,回向。
首先讲授第三章的最后两个自然段,而后是第四章不放逸和第五章护正知,及《修道次第中篇》。
今天,在一切救怙主跟前
我诚恳地邀请一切众生为上宾
……
当我的内心生起贪欲
或者正要嗔恨的时候
最要紧的是
停止做事与说话
把心像树木一样安住下来
当我内心散乱,藐视他人
或生起傲慢骄矜的心理
责怪别人过失的时候
最要紧的是
停止做事与说话
把心像树木一样安住下来
当我心生虚伪,欺骗别人
或力图赞美自己,诋毁他人
口出恶言,与人争斗的时候
最要紧的是
停止做事与说话
把心像树木一样安住下来
……
当我修习善法时不能忍耐
或者懒惰,恐惧,行为无耻而言不及义
甚至生起贪爱亲友等凡俗之情的时候
最要紧的是
停止做事与说话
把心像树木一样安住下来
……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尊者,如此殊胜的语言,是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无法比拟的。这是用最平朴方式,展示人类精神的上升过程。
现在,尊者摘下手表,放到了左边的桌子上,从一个小瓶子里,倒出几粒也许是药丸放进嘴里,就着水咽下了。而后,左右轻微地摇着身子,殊胜的语言,如一条天河,绵绵不尽。
“如火如荼的梦想也不过如此,如泣如诉的尘怨也仅为此”,一位藏人在我的博客里留下了这两句话,表达境内藏人难得一见尊者的悲愤和痛苦。
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我也是不幸的,因为我的民族从来都没有这样至善至美的珍宝。
中午休息时,藏人男女手拉着手。鲜艳地跳起了舞。多么圆满,当尊者在他们身边的时候。这是一个看重精神质量的民族。
下午,我居然坐在了第一排!
音乐响了,是尊者唱经的录音。一个僧人举着尊者红色的背包,放在了讲经座旁的桌子上。尊者来了。向释迦牟尼磕头,走上讲经座,拿起讲话机,拧着开关,话机始料未及地响了起来,讲经室里,顿时充满了尊者的笑声。“different,”尊者又说:“but, not dangerous.”
讲经开始了。
尊者就在前面,似乎在对我说话,对我一个人讲解,我看不见其它的人,我的眼前只有尊者。有一瞬间,我甚至感到尊者已看出了我是一个中国人,汉人。透过浅墨镜,他的眼里,似乎流动着更多的慈爱和理解。我低下了头,为我的国家越来越残暴地扫荡那片佛国,为藏人不能和他们完美的王相聚而无地自容。
尊者把经书放在了一边的桌子上,停止了讲经,说,都有什么问题吗,现在是回答问题时间。
有人提出了朵杰凶天的问题,因为凶天的人正在外面抗议,要求“宗教自由”。
尊者说,“在西藏的佛教里,有佛,菩萨,还有一些local spirits 。但是,不是每一个spirit 都利于佛教。莲花生大师时期,就除掉了一些有害于佛教的spirits.
“凶天属于地方 spirit,起源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也就是三百七十多年前,但是,一直没有什么影响,直到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我的经师赤江仁波切修护这个spirit,我也修护。到1971年,我自己作了一些调查,读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传及西藏佛教大师们的著作,发现了这是一个邪恶的spirit.。并且,五世达赖喇嘛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已清楚地说明了这是一个有害于佛教的spirit. 我就在寺院里公布了一些戒律。
“西藏佛教起源于纯洁的那兰陀教派,如果拜这个spirit,就是对那兰多教义的背叛。不过,如果你是一位伟大的佛教上师,可以让这个spirit为你做一些工作,因为伟大的上师可以控制他,而一般的人,是控制不了他的。甚至十三世达赖喇嘛曾告诉帕帮卡大师,说:‘拜这个spirit,不附和三宝皈一的佛教宗旨’。
“五世达赖喇嘛和十三世达赖喇嘛都反对宗教分裂。而拜这个spirit, 就是在制造各教派之间的矛盾,进行宗教隔离。我在梦里,曾看见一个人从我的房间里拿走了宁玛教派的著作。第二天,我问一位叫雅波丹的格西,他说,是朵杰凶天拿走了此书,他不让你学习宁玛派的著作。因为学习宁玛派著作,有十三位格鲁的重要上师被杀害。
“1967年,我收到了昆努喇嘛送来的教授佛经的信息。可是,我的经师说,你要小心,不能跟随他学习,因为他要传授的教典属于宁玛教派。因此,我失去了学习那部宁玛派佛教著作的机会。直到我停止拜这个spirit, 才从其它的教派里,学习了许多传统的西藏佛教典藉。
“曾有一位老僧人从遥远的地方,来请我传授那部宁玛教派的著作,可是,我不能满足他,因为我自己没有得到学习那部著作的机会。
“在西藏历史上,出现过一些宗教之间的分争,我们叫做黄色战争(yellow war)。放弃朵杰凶天,会使各教派之间和谐并存,学习彼此的精华,避免宗教战争。在道义上,我认为,我有更多的责任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选择权,还是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里。”
我也提出了问题,我说,“我的朋友刚刚从结塘回来,据说结塘的藏人有3万,解放军有2万,加上武警,差不多1:1,在这种情况下,您还有足够的信心和中共继续谈判,并坚持中间道路吗?”
一时间,场内静得出奇。一秒钟后,尊者说话了:“这件事,如果是我说的,中国政府又会谴责我。事实上,我仅仅是藏民族的代言人,而不是统治者。因为境内的藏人失去了说真话的权力,你们生活在自由的世界里,有责任向大家说出真相。”说到这里,尊者的嘴微张着,停在了最后一个音阶上,那是一种无法呻吟的疼痛:“1979年,我尝试着接近中国政府,尽管我们知道这个政权的本质,可是,还是把所有的信任和希望都给了他们。2001年以来,我已处于半退休状态,最终的决定不在于我。现在,被占领的西藏境内,形势很不正常,几乎每个村庄都在实行军事管制,藏人将更加艰难。不过,我信任和尊敬中国民众,他们有文化,勤劳,现实,希望藏汉两个民族之间,能够相互理解。
“自从三月以来,不管我走到哪里,都有汉人在抗议,这次在这里没有发现,这是好事。最近,我见到了一些汉人学者,我们之间有了更深的交流。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真正的信息来源。在这个方面,我希望美国和中国朋友能够帮助我们。四月里,我在渥太华的MAYO CLINIC ,见到一批年轻的华人在那里抗议,我想听听他们的声音,就和他们中的七个代表见了面。其中的两个年轻人很认真地听我解释,还不停地记笔记,另外五个人很激动,非常激动,我很高兴那时有一张桌子相隔,并且有北美的警卫在那里,否则,说不定我没有足够的安全(笑)。过分的民族主义,不是好事,只能说明思维方式的狭隘。我们每一个藏人要主动地和汉人建立友谊。
“这次我的代表从北京回来非常失望,我不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
晚上4点半,中年人展开了“缓解西藏当前紧张局势”的讨论。研讨室里不仅椅子上坐满了人,连地面也坐满了人,甚至站着的地方都没有了。年轻人来了,老年人来了,当然所有的中年人都来了。大家不得不把桌子搬出去,腾出一点空间。由于时间有限,主持人说,每人最多只能说十分钟。可是,几乎每个发言人都在超时,每当主持人拿出纸条,向发言人亮出暂停时,总有一阵笑声。我听到节日主持人对一位老妇人说,“真的没有时间了,下次吧。”老人说,“我的想法很重要,很重要噢,不让我发言,你会后悔的!”
不难看出,藏人正在享受着民主,也许早就开始享受民主了。我甚至想到了1959年以前的西藏民众大会。
晚上是歌舞表演。有安多舞,山南舞,康巴舞,阿里舞,后藏舞。舞台的背景是布达拉宫和达赖喇嘛的宝座。宝座左边的小桌上,供着桔子和苹果,还有一盆盛开的花,宝座上,放着达赖喇嘛的照片,那时,达赖喇嘛还年轻,戴着眼镜,就是微笑时,脸上也没有一条皱纹。
募捐的盒子,在观众中移动,一会儿就满了。有一个人捐了1000美元。可是,她并不富有,听说,她一个人在作三份工作。听说,今晚的募捐是为境内在狱中受摧残的藏人。募捐的盒子又来了,主持人说,“如果刚才你是从左手掏钱的话,现在,请你再用右手掏钱。”
大家就笑,真的开始了掏钱。
五
悲壮雄浑的唱经回旋在诺大的讲经场。经座两边的僧人们已经坐好了。
我在第六排。右边是一位印度女人,左边是一位英格兰女人,前面是两个出生在安多的夫妇。大家微笑着问候彼此。
经声中,第一个执香的人出现了,第二个执香人也出现了。
我站到了过道中间,弓身,双手合十。注目着尊者绕过讲经座,对着巨幅的释迦牟尼唐卡磕长头,又转向各个方位,向人们致意,走上讲经座。大家为尊者磕起了长头。我也把合起的双手,举过头顶,而后,停在额头,停在嘴前,又停在心口,而后,双手触地,双膝跪地,对着尊者,深深地,深深地埋下头:请原谅我所有的罪孽吧,从此,我不仅珍视自己的生命,也要珍视其它的生命,即使一只小小的最微不足道的虫子……
一位僧人为尊者献上了热毛巾。擦过手,尊者打开黄布包,拿出经书,开始了讲授:
如果伤害别人是愚痴凡夫的本性
嗔恨他们便不合理
就像有人不小心被火烧了
却嗔恨那本来具有燃烧性质的火一样
如果过错只是偶然产生的
有情的天性原本仁慈而善良
嗔恨他们也不合理
就像有人嗔恨突然被烟遮蔽的晴空一样
……
当别人对我们轻视,说粗话
以及使用难听的字眼时
这些粗鄙的言行对身体既然没有伤害
心啊,你为何要生气
如果说,其它的人会因此而不喜欢我
但事实上,无论在今生或来世
别人对我如何讨厌都不足以毁损我
心啊,你为何要厌弃别人的诋毁
……
午饭时间,又是那样突然而至。尊者强调,“明天的讲座提前30分钟,九点开始。”
一位美国作家走近了我,“神圣的达赖喇嘛的阐述,太有逻辑了,清晰易懂。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教授呀。”
朋友的孩子跑了过来,说,“阿佳拉,一个汉族男人要见你!”“汉族男人?你没看错吧?”孩子肯定地点点头,拉着我到了一棵硕大的树下。是魏京生先生。他刚刚见过尊者,眉宇舒展着,眼里跳动着喜悦。尽管是第一次见面,他却没有设防,并让我转告我的朋友,多加保重。
两点钟,一个僧人把尊者的红布背包,放到了讲经座左边的桌子上。接着,一个执香人出现了,另一个执香的人也出现了。
讲授准时开始了。我清晰地看见尊者翻动着书页。是《入菩萨行》第八章,静虑。尊者先用藏语讲授,然后,略微侧身,前顷,慈祥地看着坐在右下角的英文翻译洛桑金巴:
首先应该努力观修
自己和他人本来是平等的
因为避苦求乐是众生共同的心理
所以爱护众生应该像爱护自己一样
……
我应该解除他人的痛苦
他人之苦也是苦,就像我自己的苦一样
我应当利乐众生
使众生快乐就如同使自己快乐一样
既然自己和他人
同样追求快乐,那么
他们和我的心理有何差别呢
为何只求自己的快乐
既然自己和他人
同样不喜欢痛苦,那么
他们和我的心理有何差别呢
为什么不爱护他人只爱护自己
……
又到了回答问题的时间。有人问,“神圣的达赖喇嘛,对下一个达赖喇嘛的认定,您有什么计划?”
尊者说,选择下一个达赖喇嘛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甚到在性别上也没有限制。不过,你们看到了,我很健康,这件事不是迫在眉捷。
还有人问,“神圣的达赖喇嘛,人为什么很容易对动物慈悲,却不容易对人慈悲?”
尊者说,试想一下,你可以对狗和一些小动物产生慈悲,为什么不能对狮子等容易伤害你的危险的动物产生慈悲呢?
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不,是四个小时很快地过去了。
黄昏临近了。又一个西藏文艺演出开始了。这一次,只是唱。有普通人的歌,有专业歌唱家的歌。小孩子扒在舞台旁,看着,偶尔也到台上跳一跳。演员们也看着孩子们,唱着,跳着。再也没有“北京的金山上”那样的嫖窃。
……
山上的树全被坎光了
河里的鱼全被捞光了
天上的小鸟被吃光了
……
如果你是噶伦已到了下指示的时候
如果你是人民代表已到了代表人民的时候
如果你是学生已到了学习的时候
如果你是僧人已到了护法的时候
如果你有钱已到了出钱的时候
如果你是咒师已到了念咒的时候
如果你有手已到了举起旗帜的时候
如果你是藏人已到了争取自由的时候
如果你是藏人已到了争取自由的时候
……
“知道吗,国外的藏人艺术家,都是自己作词,自己作曲,自己演奏。流亡,使藏人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智慧。” 我的朋友接着说,“我们的奋斗,再坚持几百年,也没有问题吧?”
六
吃早饭的时候,一个曾在拉萨工作过的静静的西藏女人来了,和我的朋友两人说起了汉语,也许十几年不说汉语的原故,她们的汉语生硬而稚拙,可是,两人执着地说汉语,表达对我的尊重。
9点钟,我走进会场时,尊者已经来了,正在为工作人员加持“间堆”。
讲经座的背后多了许多鲜花。我想到了罗布尔卡今天的荒芜。查尔斯• 贝尔曾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传》里,粗略地叙述了那些花的种类:三色紫罗兰,牵牛花,翠竹,天竺葵,万寿菊,旱金莲,各种菊花,福禄考,紫罗兰,玫瑰……如今,已是人去花枯,一片空寥。
……
只要还有虚空世界
只要还有有情众生
我愿驻留世间
为消除一切众生的痛苦而努力
愿一切众生的罪业痛苦
完全报应在我一人身上
更愿菩萨的广大功德
令众生稳固地享受现世和永久的究竟安乐
……
诵经的僧人们收起书之前,总要把书举在头顶,轻触一下,表达对经法的敬意。台下的藏人也一样。尽管我在西藏的寺院里经常看见这个情景,可是,仍然让我 的鼻子发酸:这个懂得感激的民族,为什么要抗议,反抗那个强大的政权?不怕坐牢?不怕被枪决?不怕鸡蛋碰石头吗?
中午休息时,我见到了达赖喇嘛住美代表处西藏问题分析员贡噶扎西先生。
我说,“我是一个汉人,在西藏工作过,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可以。”他说。我就向走廊的两边看去,希望发现一块能坐下的地方,还好,我们不约而同地看见了不远处两个靠着窗子的红色折迭椅。
“坐在那边吧。”我说。
“可以。”他说。
就都心满意足地坐下了。回答我的问题时,他很谨慎,甚至是保守的。当我们谈到中共在西藏进行文化灭绝时,他说,“现在差不多每四个蒙古人中,就是两个已被汉化了,我们不想重复蒙古的悲剧。”我说,“事实上,每四个蒙古人中,差不多有三个,或者三个半已被汉化了,过不了多久,蒙古族也会像满族一样,在这个世界消失,我是说内蒙。”可是,贡噶扎西先生沉默着,对于不能肯定的事,决不枉加评论。他的严谨 ,使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噶厦政府公布的每一条关于西藏境内的信息。
也是这个中午,阿嘉仁波切为我加持了一条哈达和一串念珠。这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喜悦。
晚上,文艺演出后,是烛光晚会。每个人都点燃了蜡烛。汇集在剧场外面,举着雪山狮子旗,围成一个圆。和平而悲凉的祈祷声迂回在北美的夜空。
七
摩托车的声音吸引我回过头。
“达赖喇嘛来了!”朋友激动地喊着。
摩托车后面是警车,再后面,是尊者的车。乐声响起,迎接尊者的舞队穿着传统的西藏盛装,在讲经场的侧门前跳起了舞,我急忙拿出相机,扔下背包,向尊者跑去。尊者笑着走在前面,一位僧人在后面撑着黄色的大伞,我不停地按着快门,直到看不见了尊者。
两个古老的法号响了,执香的两个人也出现了,后面是尊者。我站在台下最前面一排,弯下身子,双手合十,举过头顶,举过前额,举过口,举过心,双手触地,双膝跪地,整个身体匐匍在地:向至尊的法王和他的民族,献上我无与伦比的敬意,愿尊者慈悲的航船永驻世间……
念起了喝茶的经。一个僧人提着铁壶,在尊者讲经座的左边,为诵经的僧人们倒茶,所有的听众,都得到了茶。我也得到了茶。尊者看着大家喝茶,笑了,笑出了声。“这是一个错误,”他说,“不过,享受你们的错误吧。”
原来,喝茶的经念早了一个程序。大家笑了起来。
我的右边,隔着印度女人,是一个康地来的男人,他的拇指上有一个很大的白石戒指,穿着褐色的缎子上衣,白色的袖子高高地卷向外面,长头发盘在头顶,九眼石和红松相间的项链。他前倾着身子,看着我,说,我可以借你的书吗?我就把书放进了他的手里。他大声地随着尊者念起了经,如管弦乐一般激越。
这是TENSHUG,是北美藏人专为尊者举行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轨。
经声中,开始了分送人参果米饭。
经声中,尊者戴上了格鲁教派的黄帽,如同五世达赖喇嘛,六世达赖喇嘛,七世达赖喇嘛……十三世达赖喇嘛,一部长长的西藏历史,在这一时刻,有续地展开了,绵延着人类精神中最为完美的画面。首相桑东仁波切戴上了黄色的有着流苏的帽子,拿起了法器,站在尊者的讲经座前,大声地朗诵起来。
尊者接过法器,继续诵经。这时,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吉祥的红色“间堆”。
经声中,一个僧人举着坛城站在尊者的面前,尊者笑了,说,“又是一个错误。”原来,僧人过早地献上了坛城。
尊者的经声清越宏阔。一会看着听众,一会儿微低着头,看着两边诵经的僧人。我的阿妈拉,一位西藏老妇人,她一个铜子一个铜子地攒着钱,舍不得买一件好衣服,就为了看一眼尊者,她的法王。每天,只要她睁开眼睛,就为尊者念长寿经。此刻,尊者就在我的前面。是真的。尊贵的嘉瓦仁波切啊,请让每一位藏人都有见您的喜悦吧,他们可以承受更多的苦难,只要这个苦难的结果是和您相聚。请您长驻人间吧,让每一个人,尤其汉人有机会走出谎言,领略您的宽容,和平,和慈爱。
坛城来了。这一次恰到好处。
经声更加抑扬。三位僧人站起来,把红色的颗粒状的东西放在了一个铜质的圆形托盘里。轮翻说着什么,在唱经吗?那红色的克粒状的东西,象征着吉祥的麦子吗?西藏的佛教如此深奥而又灿烂,怎样,怎样才能走进去呢?首相桑东仁波切又站在了尊者面前,念起一封长长的信。是各个西藏社团敬请尊者长驻人世的具体行动吗?
长长的队伍,早已等在那里。每个人手里都用哈达包着礼物,有经书,法轮,佛像……。队伍长长的,长得看不到尽头。
下午。
尊者为全体藏人讲话:
……
西藏文化不仅是古老的,也是现代的。它养育了世世代代的藏人。
在世界各地,无论美国,加拿大,还是欧洲,藏人都是值得尊敬的群体。尽管我们不是圣人,但我们是有道德,悲心,和值得信任的民族。作为一个个体,具有这样的美德也是很有意义的……在国外,你们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而是一个民族。
西藏佛教起源于古老的印度,如今,已成了世界各民族的财富。尤其是当今美欧的很多科学家也越来越感兴趣,他们认为佛教是科学的,甚至在某些方,走在了科学的前面。
作为一个藏人,仅仅有信仰是不够的,还应该学习佛教。在喜马拉雅一带,比如拉达克和不丹都有一些民间的学习组织,讨论研究西藏佛教,政府也重视佛教的益处。学院里的学生甚至把西藏佛教作为一门学问学习。因而,你们也要创造条件学习藏传佛教,作为藏人,这是你们的财富,应该为此而自豪。
藏文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发展,但在佛教里的发展无与伦比。藏文是世界公认的研究佛教最完善的文字,有的汉人提出,西藏文化甚至比汉地的文化更深厚。
……
境内藏人的三月抗暴不是偶然的,是几代人的心病。暂时的镇压不会解决问题。它表明境内的藏人没有对自己的民族失去信心,而我们身在国外,生活在自由国度里的人们,更不该失去信心。尤其应该为我们选择的中间道路而自豪。
二十世纪是战争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应该是和平的世纪。但目前,我们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尤其是藏汉关系。我们要和汉民族建立真诚的友谊,有一天,他们总会明白真相,理解我们……记住,永远记住,你们是岗坚巴。
八
在麦迪逊吃过最后一顿可口的早饭,我们向着芝加哥奔去,而后是加拿大。天空阴了下来,并且,又闷又热。我甚至开始了晕车的前兆。想起七天的风和日丽,像解不开的迷。
稀落的小镇子,自由地立在一片又一片水草丰美的林间。这里,没有显而易见的贫穷,没有集权和独裁;这里,是第一个站出来同情藏人苦难,支持三月抗暴的地方;这里,当然也是间接制造木斯塘悲剧的地方,这就是现实。
可是,西藏人的精神却在他们的理想世界里,一个本该如此的世界里。
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的智者,学者,艺术家,同情支持藏人,因为他们不能在美面前无动于衷,也不能看着一个政权任意践踏美而无动于衷。
完稿于2008年9月
首发
2009年5月16日星期六
尊者达赖喇嘛近日会见北美各界华人的讲话
翻译 朱瑞
汉话已经忘记了,一点一点,我听得懂(笑)。是的,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懂英语。
的确,我非常高兴在这里与你们见面。近年来,我一直强调:“汉藏大团结”、“汉藏真正的团结”,所以,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你们。
你们中的一些人关心我的健康问题,就先说一说手术后我的健康状况。尽管这里的一些老朋友,在我手术后已经见过面了,但是,大多数,今天还是第一次。看起来我的身体和以往一样,实际上,一个器官(指胆结石)已经摘除了。不过,在我的脸上,是否有任何标志(笑)?基本上,我的身体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最近在美国医疗检查的结果也很正常,很好。
2008年3月10日的那场危机刚刚过去,我向中国政府呼吁,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请详细调查,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和平抗议?在境外的我们,是否参与了?有没有策划?请详细调查!其次,最近几个星期,我一直在呼吁国际社会,还有我们的中国兄弟姐妹,请到西藏,亲眼看一看那里的真实情况。
去年冬天,看望我的藏人中,有一个来自安多,西藏的东北部,离我的出生地不远,带来了他的朋友,一个中国商人。那位老人告诉我,这场抗暴,事实上,表达了几代藏人的屈辱,祖父母,父母,还有当今这一代,他们差不多忍受了60年。初期阶段,存在着正面的气氛,不过,逐渐地,形势变得困难了。
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体验,是在1954年和1955年。1954年秋天,我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是刘少奇。我在北京,有五、六个月的时间,几次见到毛主席,还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我和他们,所有的这些领导人,成了熟人。有一个特殊的经历,就是参观,从黑龙江到江苏,不包括福建,广东,我们有机会参观了大部分省份。参观期间,当然地见到了省里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中,有著名的党外人士、省长、副省长、还有书记;最终,我积累了经验,见到书记们,或其他党内人士时,我们的讨论,真正地变得有意义,很具体,很实际。另外,与党外人士见面,他们都很客气,讨论从来都没有实质内容。最后,我对这些党内人士产生了信赖,意识到是真正的同志们。(笑)所以,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很有吸引力,太有吸引力了,因而,在北京的时候,我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那些主张,很有吸引力,让我充满热情。
当我从北京,从中国大陆回去的时候,在路上,林芝,工布的林芝,我见到了张国华,是张国华同志(笑),他从拉萨去北京。我告诉他,去年,离开西藏的时候,也是在这条路上,我有许多的迷惑、怀疑,甚至忧虑,现在,回来了,同一条路上,我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在那个时间里,像平措汪杰,还有其他的藏人共产党员,对中国共产党,尤其在伟大的领袖毛泽东领导下,都充满了热情,并且,我们有信心,把西藏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然而,最终,1956年,不仅仅是我,包括所有那些西藏早期的共产党员:平措汪杰,扎喜旺徐,以及其他的人,都真正地认识到他们先前的热情是一场幻觉。口头上说得好,但是,具体在当地的作法,就不同了。平等,仅仅写在纸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的共和国,意思是“共和”“团结”,实际上,还是党控制一切。这是我们过去的经验。
任何情况下,西藏问题都必须在汉族兄弟姐妹和我们藏人之间解决,没有其他的方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承认西藏存在问题,中国政府否认西藏存在问题,说是解放以后,藏人都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仅仅是一小撮人制造了这次危机,尤其达赖喇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从去年起,他们形容我为魔鬼。魔鬼(笑),我喜欢这个词,有慈悲心的魔鬼!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中国政府简单地否定西藏存在问题,只关心我个人的回去。
至于我回去,早在80年代,胡耀邦主动地提出了五点建议,我立刻答复,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六百万藏人的幸福,还有他们的基本权利,当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幸福被认真对待的时候,我返回西藏的问题就自然地解决了。我个人的未来,早在1969年,我就明确地提出了甚至达赖喇嘛的体制继续与否,取决于西藏民众,对达赖喇嘛体系的是否存在,我并不看重。并且,1992年,我公开地提出了,当我们返回西藏——我们家园的时候,我将把我的权力交给当地政府,当然,这个政府必须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不仅仅限于我,也包括境外的所有藏人。他们都没有特别的权力要求特权、工作、责任,或者职位。但是,中国政府还是没有回应。
所以,我们的中国兄弟姐妹,请观察和思考这个现状。如果这里没有问题,百分之六、七十的境内藏人的确幸福,我们得到的关于藏人并不幸福的信息就是假的,而如果情形是好的,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现在,我想,你们作为教授、学者,应该起来判断西藏的真实情形,根据你们的判断,尤其向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兄弟姐妹澄清事实。
自从去年中国政府的宣传,制造出了藏人反对中国人的印象。去年3月10日,抗暴开始,我去了美国(两个星期)、欧洲的德国、英国;四、五月份,不管我去哪里,都有一些中国社团组织的示威,大多数是学生,有些人显得格外气愤。但是,过后我才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从中国政府那里拿到了钱。有些人的确非常忿怒,非常情绪化,这是真正的不幸。但是,从那以后,我尽最大的努力,利用每一个机会,亲见那些中国媒体、中国教授,还有中国的学生们,形势逐渐地冷却了下来。后来,在澳洲,甚至没有了示威,并且,我看到不少的中国人,都非常友好。相似的情形在日本东京也出现了,我遇到一些非常友好的中国人。那是一个了解了我的态度和西藏真相的信号。
所以,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见到你们。现在,可以展开一些讨论。
译者朱瑞附言:2009年5月5日,应达赖喇嘛住北美代表处的邀请,我在纽约沃尔道夫宾馆十八楼,和130多位北美各界华人:异议人士、独立人士、民运人士、学者、作家、大陆留学生等一起,分享了晋见达赖喇嘛尊者的喜悦。据了解,这也是达赖喇嘛尊者在与华人同胞的互动中,一次最大规模的盛会。此文为尊者在会见北美各界华人时的讲话。
首发于唯色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5/blog-post_16.html
2009年5月1日星期五
尊者達賴喇嘛的一天 (转载)
From The Sunday Times
April 26, 2009
A Life in the Day: The Dalai Lama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prayer power, surgery, and his tireless fight for his people
尊者達賴喇嘛的一天
尊者達賴喇嘛談祈禱的力量、他的手術以及他為西藏人民永不疲憊的奮鬥
我的一天開始於早上三點三十分。
我背誦一段讚美釋迦牟尼佛的經文。
經文是這樣的:“Enthused by great compassion/You taught the immaculate teaching./To dispel all perverted views/To you, the Buddha, I bow.” 我一邊磕長頭一邊背誦。之後,是分析式冥想。佛是什麼?什麼是自我?我反省空的真諦--這是最終極的現實--以及利他主義。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我們都想要快樂,不要痛苦。然後是跑步機,跑四十分鐘。如果你牢牢地抓著扶手的話,你可以一邊唸經一邊冥想。但要小心,不然會跌倒!
早餐是五點三十分,吃一種叫做糌粑的烤青稞煮的粥。好吃又有蛋白質--份量大,但有必要,因為從前一天午餐起到此時,一直是空腹的。然後進洗手間。在我去年十月進行膽囊手術之前,這個不是很肯定:有時候必須用力才能出來!但現在已經比較規律了。
然後我聽廣播,主要是BBC,偶爾聽美國的一個藏語電台。然後再冥想,如果可能的話,五個小時。這個包括觀想曼荼羅,或者神明-瑜珈冥想。我們說這些冥想可以幫助人準備死亡,並且在死亡發生時擁有一些控制的力量。
在我住的達蘭薩拉,到了早上過了一半之時,我會進我的辦公室或者去參加會議。如果我不急的話,我研究藏文的經典,然後是印度的報紙,或者《時代雜誌》、《新聞週刊》。這些時間總是過得很快。午餐時間是11點30分。對佛教僧人而言,午餐必須在中午之前開始。除了一星期中的兩天,午餐通常是素食,而在印度,這裏的素食很棒。有時候在西方旅行時,食物品質很棒,然而量太少,我必須再吃三到四碗飯才會飽。
人們說:「達賴喇嘛,現在你的家在哪裏?」我人生的前二十五年是在西藏,但我在印度已經將近五十年了,所以現在達蘭薩拉是我的家。這裏的景色很美,而溫度也很好。我的花園對我很特別。我喜愛鬱金香、風信子、飛燕草、魯冰花、仙客萊。朋友會給我帶來漂亮的蘭花,但大部份都沒有辦法在我們的氣候裏久活。我設計了某種儀器替它們澆水,還有定溫,但花還是死了。讓我覺得我的設計好像蘭花的墳墓一樣!我也喜歡磨光石頭與珠子,而我對機械的東西也很有兩把刷子。
好幾年前兩位美國女士來看我。她們的相機壞了,她們問我能不能修理。我說:「我不是百分百確定,」但我打開相機,發現壞掉的地方,修好了它。但我對電腦完全一竅不通,而我也沒有手機。
佛教僧侶都立誓要過簡樸生活,意謂著避免為自己累積財富,因為它會妨礙個人靈性的成長。這是我生活中充滿喜悅的部份。一個記者告訴我:「達賴喇嘛,你是人民最尊敬的領袖。」我說:「我只是個佛教的僧人罷了。」一千年前,一位藏人上師說過了:「許多人尊敬你的時候,你必須感覺自己是最低的,這樣就不會產生偏見與傲慢。」這是我一直在實行的。
在午後的時分,我再進我的辦公室。我會跟外來訪客見面,或者與西藏流亡政府的領袖,卡隆崔巴會面。現在我年紀大了,我的醫生忠告我不要做太多公事。但我喜歡每一天與從西藏來到印度的我的人民見面。去年三月十日的西藏暴動後,中國人總是說:「這些危機起源是達賴喇嘛。」事實上,我總是告訴藏人,我們必須工作,而不是示威。然而,去年事情這樣發生了。
下午五點我喝茶。然後再度冥想,一到兩個小時。這在許多地方對我很有幫助。如果飛機延誤,我可以冥想一兩個小時不會不耐煩。下午七點,上床睡覺。睡眠是最重要的冥想。有時候睡九個小時不中斷。不用安眠藥,什麼都不用。最近有醫生檢查我的身體,他說:「你的年紀是七十三歲,但你的身體成份看起來像六十歲。」所以他的話帶來希望,我還可以再活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這樣我會高興嗎?我不知道。直到我們看到藏人與中國人之間有解決之道,不然很困難。然而只要情勢改變的話,那麼假如死亡今晚就來,我也沒有任何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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