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质疑盛雪与被批判（一）
镁光灯下的“希望”
第一次见到盛雪是在纽约。那是2009年5月5日上午，我和一些华人站在曼哈顿的华尔道夫酒店前面，等待晋见达赖喇嘛尊者。远远地，就看到一个女人，夹在阿海（桂民海）等几个男人中间，朝我们这边走来，越来越近。
“她叫盛雪，也住在你们加拿大。”有人小声介绍。
到了跟前，盛雪并没有和大家打招呼，而是调头又往回走，直奔路边的餐车，买了一只热狗后，这才转身，众目睽睽之下，撒娇般地大口吃了起来。
晋见尊者时，盛雪坐在我的前排。因为有汉语翻译，很多会英语的人，都在提问时改用了汉语 。但是，盛雪站起来伸手要过麦克风后，讲起了英语。而她的英语又说不明白，于是她就伸出了另一只手比划着，好半天，我才弄懂她的意思，原来，她是在这记者云集的镁光灯下，向达赖喇嘛尊者提出“希望”：“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游行时喊‘中国滚出西藏’的口号！…….当我听到你们喊‘让中国滚出西藏’时，尽管我也支持西藏，但是，我非常不舒服......”
话再说回来，在晋见达赖喇嘛尊者的同一天，《北京之春》还邀请了嘉洛顿珠先生到法拉盛，为北美华人讲解藏中关系之演变。我也到场了，并对嘉洛顿珠先生的讲话进行了录音，后来整理发表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捷径》。那天的主持人不是盛雪，但她突然从听众席上走到嘉洛顿珠先生前面，喧宾夺主地要过话筒，指手画脚了一两分钟。
四年后的2013年9月25日，网络上 出人意料的出现了一则图片，写着：“盛主席即兴演讲，四海归心，藏汉一家。其后垂首静聆且赞叹微笑者为达赖喇嘛尊者兄长嘉乐顿珠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
我可以百分之百地相信，当嘉洛顿珠先生在听到邓小平说，除了主权其他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时，也会是这样的“垂首”和“微笑”的，但邓小平没好意思说，嘉洛顿珠先生“赞叹”了，更没敢用“静聆”一词，尽管中共官媒是以撒谎和自我吹虚而著称的。
这种靠绑架他人抬高自己的手段，后来盛雪一再使用。比如2014年4月，盛雪为了掩饰自己到香港的可疑之行，由张晓刚发出信息，硬说是应香港支聯會主席李卓人的邀请，结果李卓人先生特别发出更正消息，说他没有邀请盛雪。再比如，2016年2月到3月期间，盛雪多次把 Michael Craig，一个支持她的大赦国际的义工，说成是大赦国际的中国观察员，以绑架大赦国际。后来大赦国际的真正中国观察员Ms. Gloria Nafziger 跟我更正：“Michael Craig 只是大赦国际的一名义工，他的行为只代表他自己。”
与贡嘎扎西相识
2008年7月，为了倾听达赖喇嘛尊者讲法，我和卡尔加里的几位藏人朋友，一起来到了美国维斯康辛州的麦迪逊。
当时，从世界各地赶去听法的人很多，宽阔的停车场，连一个空位都难以找到，很多车子就远远地停在了草地上。每天讲法结束，都有一些活动，如探讨西藏境内外形势、表演西藏歌舞等，也有一些老外参加。追溯起来，从久远的年代起，老外就十分珍视西藏文化，甚至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匈牙利、奥地利等十多个国家，都专门设有藏学研究机构，所以，老外的出现，对藏人来说，一点都不鲜见。倒是我这个出生在中国的汉人的到来，让大家吃惊了，连流亡政府的官员也看着我发愣。
当然，海外汉人民主人士中，也有不少关注西藏问题的，不过，他们更善长跟流亡政府高层联络，尤其感兴趣与尊者见面。像我这样默默无闻地在茫茫信众之间，场场不落地倾听尊者讲法，既不与高层联络，也不要求晋见尊者，反而引来了周围藏人的好奇。
接下来，我的藏人朋友就通知了我：“流亡政府这边有个会说汉语的人，明天中午想见你？”
我自然同意。
第二天中午，尊者讲法一结束，藏 人朋友就带我来到了休息厅，她说：“请站在这里，千万别动，那个会汉语的人马上就来。”
这时，正是午饭时间，我等啊等啊，等得肚子都咕咕地响了，也不见那个“马上就来”的人。正想离开时，才看见一个戴着眼镜，一身西装的人来了。
“我叫贡嘎扎西，是达赖喇嘛驻纽约办事处西藏问题分析员。”他的声音很轻，显得温文。我也介绍起了自己，同时朝两边看了看，希望找个能坐下的地方。恰好，不远处的窗下，有两把折叠椅空着，我就说：“到那边坐吧？”
贡嘎扎西点头。我们一起走过去，坐下。
由于中国方面一直严密封锁来自达兰萨拉的信息，流亡政府的官员，对我来说都是谜。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位流亡政府的公务员，我的问题接踵而来，贡嘎的回答不疾不徐。结束时，他不仅给了我他的办公室电话，还给了手机号，并说：“您可以随时打电话，哪怕只是很小的问题也不要客气。”
后来，我在唯色的博客上首发了对贡嘎的采访：《军队、机枪和子弹，控制不了藏人的心》。很快地，贡嘎打来了电话，邀请我到美国波士顿参加杨建利组织的“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但我拒绝了。
2008年10月，贡嘎又打来电话，邀我探访印度。这次，我不加思索地同意了。我在达兰萨拉期间，那是2008年11月，贡嘎也从美国回到达萨参加藏人特别代表大会，并为我安排了系列采访，不仅如此，还热情地做了我的翻译。短暂的接触中，贡嘎给我的总是感动，于是，我写下了《一个特别的西藏人》。
我从印度返回加拿大后，贡嘎与我的联系多了起来。他常常上班后先给我打电话。有时让我整理日内瓦会议文集；有时就其他汉人写的有关西藏问题的文章，征求我的意见；还有一天，他转来了陈一咨给他的私人电邮，并告诉我，他打开后出现了乱码，他认为是他的word软件不兼容，让我试试。我打开后，有三分之一的内容可以读，原来，陈一咨提醒贡嘎，不要在西藏问题上信任盛雪。
2009年9月，贡嘎打来电话，问我可否主持温哥华汉藏会议。他说：“这次的租场费和会议期间的午饭，都由温哥华的藏人社团包了，不需要再花钱……”
“不，我只是个写作者。”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那，如果盛雪主持，请你参加，你千万别拒绝呀……”贡嘎调转了话题。
“我在上班，很难请假。”我说。
“你一定要支持盛雪，不仅去，还要发言。”贡嘎不接我的茬，只说自己的。
“尊者访问的下一座城市就是我这里，卡尔加里大学已来了电话，要我去领取特别通行证，我需要时间准备……”我再次拒绝了。
“你必须参加温哥华会议，这是支持我的工作呀！”贡嘎坚持着。
“好吧，我只参加…… ”我的心软了。
“你必须发言……”贡嘎进一步要求。
温哥华汉藏会议的座上宾：五毛
我答应了贡嘎扎西之后，盛雪就打来了电话，邀请我参加温哥华汉藏会议，还征求我的意见：“你看，让万毅忠当时段节目主持人是否合适？”
我立刻赞成，因为贡嘎跟我表扬过此人。
盛雪还热情地邀我去她家作客。当时她刚搬到爱明顿，离我居住的卡尔加里只有三个小时的车程，但我拒绝了。
很快地，盛雪寄来了一个十分粗糙的会议议程表， 英文部分没有译完，而译出的内容又错误百出，盛雪请我帮忙。我虽然英文也不好。但实在看不下去这么糊弄。我曾在美国维斯康辛的麦迪逊， 看过尊者法会的议程表，那是十分美观、精细，渗透着对尊者的敬意的。于是，我同意修改，并花了几个晚上，把汉、英两部分都进行了整理、翻译、规范化后，才寄给盛雪。
但是，盛雪后来不仅把我的这个帮助，当成了靶子打我，还把这个经贡嘎扎西再三邀请，我不得不参加的温哥华汉藏会议，当成了她赏给的我一次出头露脸的机会，甚至说成是我死乞白赖硬要参加。比如，独立中文笔会的小乔（李剑红）在推特上也这样帮着传播盛雪的谣言：
“最可耻的是人家辛辛苦苦自掏腰包凑钱主办 的活动， 你主动贴过去凑热闹，人家给你白吃白喝白住上上下下对你客气没亏待你，你拿人家的机票拍拍屁股走人转身就在网上骂主办人贪污”
话再说回来，温哥华汉藏会议即将来临那几天，我不停地收到盛雪的群发邮件，一会儿说中共暗中破坏这次会议，使不少人退出了会议；一会儿又说网上有人声称要在温哥华会议期间暗杀达赖喇嘛尊者，不一而足。我就想了，汉藏会议在世界许多地方召开过，尊者也参过多次，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事儿，为啥轮到盛雪主持时都赶上了， 她咋这么不容易呢？
正式开会的前一天中午，我到了温哥华。晚上，本打算和一位从卡尔加里过来的朋友出去吃饭，但突然有个当地的汉人来到旅馆，要大家一起到外面的汉餐馆共餐。我也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计划。
这汉餐馆门前，特别放了一个大桌子，有位女士坐在桌旁，专门向来宾收取几十元不薄的入场费和餐费。轮到我时，那人问了我的名字，而后，又在一个名单上找了找，说：“你是特约嘉宾，不用交钱。”
不过，我眼看着一起去的人都交了钱。那天，盛雪宣布有二百多人参加。后来，这笔捐款一直没有公开，具体支出至今还是个秘密。
一进餐厅，就看见盛雪穿着一件闪亮的旗袍，外套一个紧巴巴的红绒衣，背对着门，在和一个满脸青春疙瘩的汉人说话。经过他们身边时，我听到盛雪问那汉人：“听说你还参加了反对‘藏独’的示威游行？”
“别说了————”那汉人打断了盛雪。
“那有啥......”盛雪就笑出了声。
第二天，那个参加过反“藏独”示威游行的汉人，第一个向尊者提问，都是些不痛不痒、似是而非的问题。并且，此人得到了两次提问的机会！而其他人，有的急得都站了起来，也没有得到任何机会。不仅如此，在与达赖喇嘛尊者一起合影时，这位反“藏独”的汉人，还被特别安排在紧紧靠近达赖喇嘛尊者的位置上。后来，盛雪还专门发出了这张照片。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反“藏独”的汉人，在会议期间飞扬跋扈，举止粗暴。当我对着他拍照时，他一把抢过我的像机：“你的闪光灯没有关！” 边说边擅自拧了起来。那以后，不仅我的闪光灯不闪了，连拍出的照片都是模糊的，包括我和西藏著名历史学家茨仁夏加的宝贵照片，也是模糊的。难忘茨仁夏加先生在离开会场时，还特别嘱咐我，把照片寄给他。
会议结束后， 一位来自多伦多名叫王春华的女士问我什么时候回卡尔加里？我不加思索地告诉了她。“我们起飞的时间差不多，一起去机场吧？” 她很是热情。我也就同意了。
去机场的路上，王春华告诉我，此次会议，仅她自己就捐出了1,000加元。
这倒让我想起开会之前的早晨，当我们在旅馆用免费早餐时，盛雪和杨建利一起从外面进来，盛雪坐在我的身边，说：“这次会议，为了支持达赖喇嘛和藏人，我们都进行了募捐，每个人都捐了钱。”
“噢。”我点头，很清楚她这是在拐弯抹角地跟我募捐呢。 那么，这个以达赖喇嘛尊者之名的募捐，最终会物归原主，返给达赖喇嘛办公室或者藏人吗？我与境内、外藏人的接触已有二十年之久，从没有任何人跟我募捐。并且流亡西藏社会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不管多么艰难，都不以达赖喇嘛尊者之名募捐。那么，为什么盛雪就例外？
而更不可思议的是，王春华的1000元募捐，后来被黄河边说成了800元，被盛雪说成了500元。
关于“北美华文媒体参访团”
2010年初，我决定去达兰萨拉，计划有三：
第一，参加我的新书《倾听西藏》发布会；第二，为我的长篇历史小说《拉萨好时光》（原名为《西藏女贵族》）作最后的民俗确认；第三，如果可能，与一位台湾女摄影家合作拍摄记录片《达赖喇嘛尊者与西藏佛教》。
当我把计划告诉贡嘎扎西时，他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你在达兰萨拉期间，先跟盛雪组织的“北美华文媒体参访团”活动几天；第二，不要与台湾人合作，要与加拿大汉人万毅忠合作，拍一部有关流亡社区的记录片。”
但是，当贡嘎告诉我“北美华文媒体参访团”在达兰萨拉的具体活动时，我说：“凡是盛雪他们打算参观的地方，我都去过了。”意思是，不想参与盛雪团伙。
“多看一次流亡社区有什么不好？再说，盛雪这伙人都是第一次到达兰萨拉，你以汉人的视角给他们解释解释流亡社区，就七天，不长……”
架不住贡嘎的劝说，我又妥协了。不过，对贡嘎的第二个意见，我说：“万毅忠不是专业摄影家，而那位台湾人不仅是专业摄影家、还是佛教徒，对西藏文化理解得很深……”
“你和台湾人合作不好办，我只负责北美工作。”贡嘎强调着。
我只好再次点头。
我比盛雪一行提前十多天抵达达兰萨拉。正当忙于我的新书发布会时，一天晚上，流亡政府外交部官员桑杰嘉先生打来电话，说盛雪和她的“北美华文媒体参访团”到了，正在西藏饭店等着吃饭呢。
我放下一切，立刻到了西藏饭店。放眼一望，绝大多数都是陌生面孔。坦率地说，就北美的华文媒体，我知道美国之音是有中文部的，自由亚洲电台也是有中文部的，可是，没有一个人来自美国之音，不过，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倒来了一个，叫寇天力。但他忌讳提到自由亚洲电台，并对我直言，就算他写了西藏方面的文章，也不能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
“为什么？”我很是吃惊，“你不是代表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来的吗？”
寇天力支支吾吾，到底没说出原因。
说到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我早就收听过那些关注西藏问题的节目，比如对迫在眉睫的洛让登珠、阿安扎西案的报道等等。那么，为什么这次来的是寇天力而不是更早些关注西藏问题，并对此卓有研究的人士？另外，聊天中得知，这个“华文媒体参访团”中的很多人，根本就不在媒体工作，比如盛雪的丈夫董昕，盛雪的好友乔姗、黄河边等。那么，盛雪凭什么获得组团领团资格？ 参加人员都通过了哪些遴选方式？他们到底与盛雪是个什么关系？组织这个团的条件是什么？代表的是哪些华文媒体？通过了哪些部门？是谁给了盛雪这个特权打着“美北华文媒体参访团”的旗号？对认可她组团的贡嘎扎西有哪些与组团人身份相符的承诺？（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