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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尔，会在松林里出现一两处建筑。都是石木盖起来的，木头是深咖啡色，石块是浅咖啡色，十分耐看。还有的房子，就建在高高的石柱上，像鸟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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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真的过来了一个女人，赶着一只羊和一头牛，丹增达杰看到她，突然唱了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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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家每户都有个院落，养着很多花，从墙头上这里那里地伸了出来，散出一阵阵香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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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于是下了楼，向房后走去。哇！太美了，无边无际的苹果树，落英缤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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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我不远，在我这边的河岸上，有个男人正在垂钓，我向他走去，看得见他的右手腕上，戴着几个银质的手镯，无名指上、食指上都戴着绿松石银戒，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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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增达杰的摩托车头一歪，穿过一个豁口，进入了一条更窄的土路，过了土路，又是一个大门，过了大门，还是一片又一片盛开的苹果树，这里完全可以称为苹果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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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首先看到了白色的的香炉，火正旺，桑烟袅袅。 |
帕尔瓦蒂村
过了那座门达旺僧人的寺院之后，又走上大约一个小时左右，两边的山上出现了笔直的松树，高得不见树稍。偶尔，会在松林里出现一两处建筑。都是石木盖起来的，木头是深咖啡色，石块是浅咖啡色，十分耐看。还有的房子，就建在高高的石柱上，像鸟巢。
再往前，便是立陡立隘的石山，石头之间的皱折里，生长着一层又一层的绿苔。有一次，我发现对面的山上，有个女人一直在看着我们，一动也不动。她可真是闲得谎。我想。可是，到了跟前，才发现，那其实是个枯木。后来真的过来了一个女人，赶着一只羊和一头牛，丹增达杰看到她，突然唱了起来：
你可知道
我正在走回图伯特我的祖国
这是一条长路
长路啊长路
再见了
我的印度兄弟
再见了
养育了我的儿童村
再见了
美丽的罗布林卡
……
伴着摩托的“突突”声，丹增达杰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我也忍不住跟着唱了起来。
“你别跟我唱，你一唱就走调……”丹增达杰在清风里喊着。
又是木桥，过了木桥就出现了几匹甩着尾巴的马，还有一些房屋沿着马路向两边延伸着。一个买洋葱、菜花和香蕉的流动小摊床，就停在马路中间。路两边的几家小商店都敞着门，出售的衣服、披巾等，就挂在门前。还有一个制鞋的小作坊，也开着门，门口坐着一个鞋匠，两腿夹着撑鞋的模子，钉钉当当，皮子呀铁锤呀，也堆在了脚边。
每家每户都有个院落，养着很多花，从墙头上这里那里地伸了出来，散出一阵阵香气。香气里卷着淡淡的硫磺的气味。我跳下摩托，前后左右地闻着，发现不远处的墙根下，有一股很细的水流，我走过去，手放在水里，啊，这水还是热的呢！“这附近肯定有温泉！”我说。
丹增达杰的视线越过一个个盛开着果树的院子，向村后望去，“这村后有条河啊。”
“那……我们过去看看吧，说不定河边有温泉呢！”我也看着村后。
“快到Manikaran了，到了那里，什么泉都有。再有半个小时就到了。”丹增达杰看了看表。
“我们在这里吃午饭吧，你不饿吗？”我正说着，一群放学的小孩子，呼啦啦地从一个胡同里钻了出来，一帮一伙的，手拉着手走过我们的身边。
“好吧。”丹增达杰向身后的十字路口望去，“那里有个饭馆。”
顺着丹增达杰的视线，我看到前面拐角的地方，有个前脸完全敞开的小屋，写着café。我点点头。丹增达杰推着摩托，我们一起走了过去。里面只有一个长条木桌，两边放了两个长板櫈，我和丹增达杰各要了一个套餐：米饭，咖哩土豆，咖哩豆汤，咖哩青橄榄。吃饭时，一个戴着耳环的男孩子，大约有十五、六岁吧，无所事事地走了过来，坐在丹增达杰的身边，两人用印度语唠了起来。
“你们在说什么？”我追问着。
“他告诉我，这里是帕尔瓦蒂村。你知道帕尔瓦蒂吗？她是印度教的大神湿婆的太太。有一天，当湿婆和他的太太帕尔瓦蒂在这里散步时，帕尔瓦蒂的耳环掉下了一只，结果被蛇精捡去，潜入土里消失了。只有当湿婆跳舞时，这个蛇精才会投降。于是，湿婆就跳起了舞，这耳环从水里冒了出来，所以，这村后的那条河，就叫帕尔瓦蒂河。”丹增达杰翻译着。
“而这个村就叫帕尔瓦蒂村了？”我看着他俩。
那男孩子点点头。
“好美的名字啊！我又闻到了硫磺味，这里有温泉吧？”我转向那男孩子。
“当然有。”那男孩子随手一指我们对面的小房：“半小时三十卢比。”
原来就在我们眼前！我三口两口吃完饭，就跑了过去。里面空无一人，泉水呈浅浅的蓝色，清澈见底，看得见泉里四周有三个高矮不等的台阶，可以坐下，坐在不同的台阶，温泉就会在不同的水位，并且，整个泉里就我一人！
我出来时，有点嗓子发紧，可能是轻微感冒，或者是温泉洗得太多了。丹增达杰也去洗温泉了。我坐在那门前的草垫上等。这时，有经声隐隐约约传了过来。我寻着那经声走去，越来越清晰，是从不远处的一座两层的小楼里传出来的。我推门而入。楼下空无一人，我走上二楼，一位老人正盘坐在佛堂里念经呢。他跟我点点头，指了指前面的佛龛，继续念。这佛龛分三层，最上面摆着达赖喇嘛尊者和佛母在一起的黑白照片，还有达赖喇嘛尊者戴着黄帽讲法的彩色照片。另一面是十世班禅大师讲法的照片， 中间一层是莲花生大师的塑像，最下面一层的中间是坛城，还有十六噶玛巴法王的照片、萨迦法王的照片，我一时还真分不出，这老人到底是格鲁巴、萨迦巴，还是噶举巴了。
老人又跟我指了指房后。我于是下了楼，向房后走去。哇！太美了，无边无际的苹果树，落英缤纷！还有水声，从苹果园的深处传了过来。我又寻着水声走去，原来，这苹果园的尽头就是帕尔瓦蒂河！河边长着几株老松树，其中的两棵松树完全长在一起，拧着劲儿，在风中发出吱吱的响声。河面很宽，没有木桥可渡对岸。不过，看得见对岸有个很小的石头房，几个男人赤条条地跳了进去，可能里面又是个温泉吧。离我不远，在我这边的河岸上，有个男人正在垂钓，我向他走去，看得见他的右手腕上，戴着几个银质的手镯，无名指上、食指上都戴着绿松石银戒，好美！
“您，哪里来的？”我问。
“意大利。”他说。
“来这里多久了？”我又问。
“两年。”他简短地答着，似乎不想跟我说下去。是的，人家在垂钓，我不该打扰的。于是，我转身走回那个温泉门前。丹增达杰还没有出来，我又坐回那个草垫子上等。几个小孩子在我的眼前摔跤，张牙舞爪的。还有一个人，站在我刚刚吃过饭的那个饭馆门前喝水，他不是用一般的杯子，而是用一个很大的铜瓢，从高处往嘴里倒，仿佛他的嘴只是个瓶口。
不收费的Manikaran
我和丹增达杰依依不舍地走出了帕尔瓦蒂村。我们在大山里又穿行了大约半个小时，果然到了Manikaran。
远远地，就看到了那个印度教堂下面的水在冒着白气，把石头都烫成了褐色。空气里弥温着硫磺和牛粪、马粪、羊粪的气味。这里的每座房子都像废墟似的，东倒西歪的。听说，1905年时，这里发生过大地震，可如今都过去一百多年了，咋还像刚刚震后的风景呢？
要是在中国，不要说这样的热泉，就是一眼小井，一口大钟，也会被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接着推出个天煞的价格。这可不是我夸张，曾经，在西安的小雁塔，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形。节选一段我当年的日记，立此存照：
我到了小雁塔门前，还在向人打听“小雁塔在哪儿？”因为，一切标志都在门里，连读简介，也得交钱。这是一天中的黄昏，我卖了门票，走进小雁塔，这个一千多年前的文明，让我梦寐了多少年啊。此刻，人潮已退去，连树叶都不再摇曳，天地一片沉寂。我在鼓楼前的一个石凳上坐下了，看着不远处的古槐下，一个左手画画的人，正在收起画摊。我拿出笔记，记起了这一天的所见所闻。突然，一阵争吵打断了我的思路，我抬起头，只见对面的钟楼（外面一小钟，里面一大钟）前，一个胖女人指着一个牌子，硬要一个小伙子读，那是竖在钟楼前的一个绿底白字的牌子，上行英文写着：外宾敲一钟２０元。下行汉语写着：神钟，每敲一次拾元。小钟每敲一次伍元。
“我只用手摸一下，没敲呀？！”那小伙子辩解着，“就用手摸了一下那系着红布的敲钟捧。”
“不交费今天就别走了，这是规定，敲钟伍元！”
“但是我没敲呀！”
“怎么没敲？我眼看你在敲！”
“你，你，你这是胡说！”
“这是规定！你到底交不交钱？”
这时，那古槐树下，左手画画的男子插起腰朝那小伙子走去：“咋啦，咋啦，敲钟给钱不就得了嘛！”
小伙子终于抵不过人家的气势，乖乖交了伍元钱，悻悻地走了。可是，我离钟楼也就几步远，咋就没听到那钟声呢？
当然，这Manikaran里也有生意场。围绕着热泉，就是一个小小的闹市，各种宗教用品、生活用品，一应俱全。不过，这里的买卖是自由的，只要你不买，就没有人强迫。另外，进入这热泉区，分文不收。
我和丹增达杰先去了那个锡克教的古鲁瓦拉（Gurdwara)。有个人站在门口，专为每个到访的游客发放白帽子，每个人都得戴上白帽子才能进去。我和丹增达杰也都入乡随俗了。里面很是宽敞，有人在一本正经地诵经，有人在高高兴兴地吃饭，一位锡克，好心地跟我和丹增达杰指指那些美味的饭菜，并告诉我，这些饭菜，都是用热泉做的，这里做饭不需要任何燃料，什么米都能煮熟，什么菜都炒得正是火候。
“我跟你说了吧，这里做饭不用燃料。”丹增达杰看着我，很是得意。
更有趣的是，这里的饭菜都免费，可我们刚刚在帕尔瓦蒂村吃过饭，哪里还能吃得下任何山珍海味。
古鲁瓦拉里的每个柱子都是银光闪闪的，挂着那些锡克教大师的肖像，地上是红色的地毯，我虽不太喜欢这种艳丽，但是，很放松，恨不得也入锡克教呢。
出了古鲁瓦拉，我们又进了一石洞，呵呵，好热啊！而这热量来自洞里的一块很大很高的石头，这石头已被人们磨得滑溜溜的，我也伸手摸摸这块大石头，啊，好暖啊！靠着这大石头的，是个拄着拐棍的老大爷，他坐在一旁的水磨石台子上，全身都倚着这块大石头呢。而那水磨石的台子也是暖的，还坐着两位少女，都脱了鞋子，光着脚丫，滴着汗珠呢。这就天然的蒸气浴室呀！最重要的是里面一尘不染，干净的要命。
瞬息之间，我的全身也是汗了，于是，从那石洞出来，我再次洗了温泉。这水是经过了特别的处理，既不过于热，也不过于凉。对了，洗温泉也是免费的。我进去时，里面已有了几个女人。有西方的，也有东方的。
“你从哪里来的？”居然有人用汉语跟我说话了。转身一看，是位西藏女人，藏人是很容易辩认的，棱角分明。
“达兰拉萨。”我说，“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和我朋友是从拉萨过来的，”她说着，指了指身边的另一位女人，“我看你挺面熟，你去过拉萨吗？”
“我在拉萨工作过，在西郊的自治区文联。”我说。
“哦，你认识加央西热吗？我是他的亲戚。”
“他是我的好朋友啊！”我真想告诉她，可是，关于加央的话题，总会让我不能自已。我转了话题，“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还能怎么过来，翻雪山呗。哪像你们汉人，想去哪儿都行……”
苹果谷里的图伯特难民点（Palrabling Settlement）
“我们这里还有个图伯特难民点，你想去吗？”在我将离开莫那里时，丹增达杰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
“咋不早说呢？”我埋怨着。
“现在去，晚吗？”丹增达杰问道。
我曾到过巴勒库比难民区、洪苏儿难民区、大吉岭难民区，也探访过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和博卡拉的难民区，当然也希望看看莫那里的难民区了。不过，如果丹增达杰早对我说的话，我可以好好准备采访问题，或请噶厦发来介绍信，以备万一。可现在，已没有那么多时间了。不过，我心里还是很感谢丹增达杰的，如果他不说，我就错过了这个机会。
这个难民区属于库鲁（Kullu）地区。我们经过了小溪、河流、木桥，以及几个印度教的祭坛，等等，最后进入了一个小村子，这条路两边都是用青石搭起的矮墙，显得道路很狭，而两边的墙里，是盛开的苹果树，一片又一片的，简直有种排山倒海之势，据说莫那里的苹果树，最早还是英国人引进的呢。
住在这里也不错呀，我想，至少可以自给自足了。然而，丹增达杰的摩托车头一歪，穿过一个豁口，进入了一条更窄的土路，过了土路，又是一个大门，过了大门，还是一片又一片盛开的苹果树，这里完全可以称为苹果谷了。唯一现代的标记，就是远处几个高高的电线杆子，显得十分丑陋。
苹果树之间出现了车辙，我们又沿着车辙穿行。渐渐地，树稀了，看得清对面的青山，青山之间的沟壑，还有山下的一条大河，河边是一些楼房，不过，都是统一的两层，房顶上飘着很浓的经幡。
难民点到了，我知道。我们首先看到了白色的的香炉，火正旺，桑烟袅袅。挨着香炉的，是个黄色小房，四周由彩色的经轮环绕，里面是个更大的经轮。一位老人正在转经。但是，与刚刚我们经过的苹果谷相比，不知为什么，有种寥落之感。
丹增达杰停下了摩托，指着迎面的一排房子的二楼：“那是办公室，你去吧，我在外面等你。”
“好吧。”我说着上了二楼。
这是一个大办公室，有几个人正在办公。看我进来，有个人抬起了头，我就走近了此人，自我介绍，来自加拿大，想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那人并没有细问，立即起身叫主管去了。
说实话，我是准备好了被拒绝的。两个月前，在朱古竹泽自焚的关键时候，我正在加德满都，那时，我做了充分的准备，拟好了所有的问题，前去采访加得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结果，被拒绝了。我前后租车跑了两三次，都不顶用。 但今天，我连噶厦的介绍信都没有，完全是空手而来，居然被接纳了，深感幸运。
出现了一位年轻人。像刚毕业的大学生，温文尔雅。他首先把我请到了他的办公室，待我坐下后，先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上面写着：Lhakpa Tsering ，Palrabling Settlement officer
他告诉我，这个难民中心建于1985年。这里仅有一口井，两位僧人。这让我有些难过。因为，不管到哪个难民点，最醒目的都是寺院，没有寺院，就没有灵。可以想像，当中国拆毁那些六千多座寺院时，藏人是什么心情。他们失去的不仅是这六千多座寺院里珍藏文化和物质财富，失去的是整个灵。
“那么，现在这里有多少藏人？”我问。
“140户人家。不过，差不多只剩下了老人。年轻人都出去了，大多数都在莫那里工作或开商店。”他说。
“孩子们上学怎么办？这里有学校吗？”我问。
“我们这里以前有糼稚园，也有学校，现在里面的设施也还齐全，就是找不到老师，所以孩子们不得不到莫那里上学。”他说着，还主动带我在这个难民点转了一圈，指给了我原来的糼稚园和学校。
“这里环境很好，为什么不在周围也种上苹果树呢？”我问。
“这里离河边很近，种过几次，都因为河水上涨淹掉了。我们这里，雨季时是很难出去的。”他看了看那条大河，又看了看四周。
“那您有什么计划改变这里？”我问。
他跟我谈了想找老师，让孩子们回来上学，既学习传统的图伯特文化，也学习普通文化。还谈了一些设想，比如，提供技能培训，发现更多的工作机会等。看得出，他在绞尽脑汁，也有信心。
但不知为什么，回到加拿大后，每每想起这个难民中心，都种难过，想做点具体事情，比如，找些朋友，为他的学校募捐，作为那个学校老师的工资；有时，我甚至想立刻动身前往莫那里，住下来，当一名教师。可是，当激情过去，冷静下来时，我知道，我是放不下写作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流亡藏人都面临这些问题的。他们中有成功的教授、工程师、商人……但这些人才，毕竟是一个民族中的部分，大多数人的生存，还得依赖于客观条件。而流亡者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尤其是印度，人口众多，藏人已是倾力奋斗，在很多领域，也都很成功，甚至可以帮助周边的印度人。多年前，德里的西藏难民村要被搬迁时，周围的印度人，都纷纷要求藏人留下来，主动跟他们的政府交涉。可是，不管怎么说，印度毕竟不是自己的国家。
达赖喇嘛尊者曾在《流亡中的自在》中，回忆了早年，他与一位西藏农人交谈的往事：
在距离热振寺不远的地方，我和一位农人闲聊。“你是谁？”他问道。他长得又高又壮。头发既长且粗，就像牦牛一般。“我是达赖喇嘛的仆人。”我回答道。我们谈到他在乡间的生活，他对未来的希望、害怕。他过度忙于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讨生活，以致无法顾及城里以及城外的现况。
可是因为他非常纯朴，我很高兴发现他的宗教信仰深厚；即使在这偏远的地区，佛法也如此兴盛。他过着普通的农民生活，适应自然和环境；但是对他眼前地平线以外的世界却不太有兴趣。我询问他和地方政府官员打交道的经验如何。他告诉我，多半都公正，但是有一些官员好官闲事。
对这次谈话，我非常高兴；因为这给我许多有用的见识......虽然这个人完全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知足；虽然他没有最起码的物质舒适，但是他安全、无虑，因为他所过的生活就像以往无数代祖先所过的一般……
现在，藏人已失去了这种安全和无虑，因为他们失去了祖先的土地。说到底，他们今天的困境和痛苦，是我们造成的。可能有人觉得，这一切都是中国当局的罪错，与我们普通汉人没有关系。不是的，你没有阻止中国当局的入侵和占领，你是这个殖民链条上的一个受益者，你就要承担罪错。这一点，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 Jaspers）的《德国罪过问题》一书，应该给我们启发。
其实，流亡藏人的困境何止Palrabling 难民中心， 包括丹增达杰，他显然只能在一些固定的季节才能出去以卖绒服维持生存。那么，这样的日子还能坚持多久？他告诉我，他的父母离婚了，又都结了婚。他在他父亲那里时，与继母的关系不好；在母亲这边时，又与继父的关系不好；所以，他只是喝酒。他说：“你千万别跟噶厦说我喝酒啊，他们该生气了。可是，我看不到希望，我不踏实，我想回到我自己的国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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