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西里古里的好运

西里古里的图伯特佛塔

印度的公共汽车，说实话，比牛车快不了多少。我和达尔吉在菩提伽耶上车时是下午一点三十分。当时售票员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只需六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西里古里。

“六个小时？这简直是酷刑！”我喊着，“没有火车去大吉岭吗？”

“坐火车的话，还得等一个星期，并且，也不能直接到大吉岭。” 售票员无奈地摇了摇头。

然而，我们不是走了六个小时，而是走了十六个小时，还没有见到西里古里的影儿呢！说起来，这辆公共汽车也真是老掉了牙， 哪怕一个小小的土包也上不去，要折腾所有的乘客都下来，大家一起使出吃奶的劲儿，推呀推的。就这样，到夜里十二点左右的时候，不管大家怎么推，车子还是一动也不动了。

好在这时已挨到了某个小镇的客运站。所以说“某个”，是因为当时一片漆黑，一切都模模糊糊的，根本没有任何线索可以发现那小镇的名字。几个夜猫子披着毯子蹲在自家的墙头上，远远地看着我们这辆搁浅的车子，无动于衷。一个卖鸡蛋饼的人，像根木头似的，坐在客运站门口。我也不可能跟他打听这小镇的名字，因为我这个外乡人，一句印度话不会说。

司机忙得不亦乐乎。一个劲儿喊着大家把行李都搬下来，换到另一辆车上。大家就天经地仪地动起了手，没有一个人抱怨，看来，这种事经常发生，都见怪不怪了。

“这车子还没有我们走路快呢。”我抱怨起来。

达尔吉就笑：“晕车没有？”

“有点难受。”我说。

“那就吃个鸡蛋饼吧。”达尔吉指了指那个木头人儿。

我点头。问达尔吉是否也想吃一个？他说，他什么都不想吃。我说，我也不想吃，但是，怕一会儿晕车，半饿不饿的时候，最容易晕车了。

待我吃完鸡蛋饼，车子又开动了。比前头那辆车略快一些，可以听得见窗外“呜呜”的风声。天，渐渐亮了，我打开车窗，居然看见了一片又一片矮矮的绿树，很规则，间或还有几株大树分割着这一片那一片的矮树，一些高高的水笼头，像喷泉一样，从各个方位浇灌着这些矮树。这是我在印度的其他地方从没有见过的风景。便转身问达尔吉：“这是什么树？”

“不知道。”达尔吉回答得很干脆。

矮树越来越多，满山遍野。石光电火般，我想起当年英国人把这里的鸦片运往中国，又把中国的茶运到这里试验的历史。对，一定是茶树！看来，西里古里快到了。不过，又走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近上午十点时，才看见西里古里的客运站，也就是说，我们的车在路上折腾了二十多个小时！

一下车，就感到这里的天气比德里和菩提伽耶都凉了不少，显得更清爽，我喘过一口气，添加了一件绒衣。放眼望去，西里古里的客运站一片拥挤：站里站外排满了大大小小的公共汽车。有去冈托克的，有去噶伦堡的，有去大吉岭的，有去不丹的，还有去尼泊尔……

这些地名，个个让我不能自已，恨不得有分身之术，可以同时乘这个车，又乘那个车，这一路上的晕车和不适，瞬息之间烟消云散了。说实话，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第一次看到图伯特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这些被图伯特文化覆盖的地方，包括西里古里。当年，图伯特的羊毛运到噶伦堡后，要用一种不需要人开动的小货车，运到西里古里，再转往加尔哥答，销入世界各地。总之，西里古里一直是个交通枢纽，包括去锡金的签证，也要在这里办理。于是，我和达尔吉就打听开了签证办公室。

“就在斜对过，诺，过了横道就是。”人们指着对面的一座楼房。

虽然近在咫尺，我和达尔吉还是租了一辆三轮车，拉着行李，横穿马路。因为经过昨夜的折腾，不要说这么大的行李，就是小小的手提包，也变成了天大的石头，无论如何提不动了。

这签证公室里，只有一位年轻女子坐在办公室桌前。看到我和达尔吉，立刻笑了，露着一口洁白的牙齿。显然，我们的到来赶跑了她的寂寞。

“去锡金在这里签证吗？”我问。

“想待多久？”女子没直接回答我。

“十天左右。”我说。

“那就签十五天吧？”她一点也没有为难我。

“一个月吧？”我得寸进尺了。

“好的，一个月。”她​​说着，接过我的护照，“有照片吗？”

“有。”我急忙翻找皮夹和大小包裹，可是，没有找到，我一时急出了汗。

“找不到没关系的，前面有个照相馆……”女子很是善解人意。

于是，我请达尔吉照看行李。因为，他的图伯特难民证很管用，不需要特别手续。我独自来到街上。没走几步，就看到一家图伯特旅馆。尽管急着照相，时间紧张，我还是好奇地进去了：迎面是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下面是一排供灯。主人很友好地跟我问候“德布仁贝”，我也立刻回答：“德布仁”。这样的敬语，让我想到古老的图伯特，心想，如果今天走不了，就住这个旅馆了。

照相的地方，离这座图伯特旅馆很近，只隔一条半横街。很简单，几分钟后就结束了，我拿着照片返回了签证办公室时，看到达尔吉正在和这位女士用藏语唠嗑呢，两人都满脸笑容。

“她是佛教徒，你去照像时，她问我：‘是否带来了麻尼日布’？”一出门，达尔吉就告诉了我。

“真的？”我很是高兴，“这么说，她敬重西藏佛教啊！”

“她是佛教徒。”达尔吉说。

“遇到她，算是我们好运的开始吧。”我说。

接下来，我和达尔吉找了一个半露天餐馆，坐到了里面，点了菜饭。这时，又来了几个小伙子，坐在了我们对面，都是高高大大的，长发。

“你们是藏人吗？”我问。

“是，不过我们从没有看过西藏，都出生在这里。”其中的一个答道，“你们去哪里？”

“大吉岭。我们想吃了饭就走。”达尔吉说。

“前面就有车子， 每小时一趟，你们不用过马路的。”另一个说。

“不用着急，我们吃了饭就带你们过去。”第三个也说话了。

吃了饭后，这几位素不相识的藏人，主动帮我们拿起了行李，直送我们到了车站，还帮我们买到了坐在最前排的车票。最后，几个人又帮我们把行李结结实实地放到了车顶。

到车子开动时，我才想起，还不知这几位藏人的名字呢。但是他们已经离开了，淹没在茫茫人海之间。

——摘自我的长篇纪实《被消失的图伯特》第三章 大吉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