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败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其留在大陆的思想遗产和执政经验并不一无是处。尤其是在上百藏人舍身自焚抗议中共统治的今天，那个由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当年在大陆执政二十余年所制订的民族理论及施行的民族政策，更值得研究和借鉴。
在对待西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问题上，中华民国政府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路，经历了从单方面宣示主权、主张同化到愿意给予少数民族高度自治的过程。一个“准民主政府”，由于国内外现实环境以及它自身施行的宪政制度，使它在处理对藏事务时身段灵活，能够与时俱进，逐步改善政策，缓和民族矛盾。
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年的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获胜，它不太可能像当今中共这样严重摧残西藏文化、蹂躏西藏人民，汉藏矛盾也不会陷入目前这样无解的绝望境地。
◎ 空洞宣示主权，公开宣传同化
在西藏人看来，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只和元朝有蒙藏矛盾，和清朝有满藏矛盾，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才开始产生汉藏矛盾。西藏人最不明白的是：西藏人与汉人同为满人所征服，藏汉两族本来不相统属，一旦满清覆灭，汉人的“中华民国”怎么把藏地划成他们的呢？
最初，革命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本意是追求“汉族单一建国”，其他民族包括蒙古、西藏都是被排除在外的。但革命党人一旦掌握政权，胃口就大了起来。早年鼓吹“汉族单一建国论”，到1912年孙中山发布《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时，就变成了“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的“五族共和说”。
原本只指汉族的“中华民族”，这之后就把满、蒙、回、藏等族统统给包括进来。看来我们汉人不容忍外族统治，却很乐意去统治外族。民国政治家们的一大“创造”是：虚构了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不承认的一个民族——“中华民族”。一夜之间，中国成为单一的民族国家，其他民族不叫民族而被改称“宗族”了。这个由民国大汉族主义者制造的政治名词，被中共继承下来沿用至今。
无论民国汉人怎样亲亲热热地把藏族纳入“中华民族大家庭”，西藏人却不肯认这门亲戚，只把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定义为宗教意义上的“施主关系”。在西藏人眼中，汉藏是两个具有平等地位的主权民族。然而，1912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中华窳时约法》却明文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样民国政府就以立法的形式，强行认定对西藏的主?
这个单方面的主权宣示，在当时是空洞而无意义的。西藏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期间一直是事实独立的，民国政府从未在那里实际行使过主权。但是，这个宣示却给共产党后来以大炮铁蹄攻占西藏，提供了所谓的“法理”基础。曾一度宣称“蒙古，西藏，新疆都可以从中国独立出去”的中国共产党，今天应该对他们的老对手感恩不忘，因为就在中共大唱“民族自决”先进思想之高调时，被他们视为“反动落后”的国民党作为第一个汉族政府，擅自向西藏宣示了主权。
尽管国共两党在搞大汉族主义方面有共同之处，但比较起来，国民党要诚实客观一点。例如，国民党就不太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话，因为民国时期学术界的主流认为，西藏并不是在元朝期间被纳入中国版图的。
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者的诚实还在于，他们不像中共那样“挂羊头卖狗肉”，而是公开宣传同化少数民族。孙中山曾于1923年在广州号召说：“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此后，国民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各项民族同化政策。
◎ 以“上国”自居却无能治藏
在单方面宣示主权和制订同化政策时，国民政府根本不考虑包括西藏在内的少数民族自己的意愿，因为他们认为汉族天生就优越于其它民族，因此要由大汉族来承担改造其他落后民族的使命。这就是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所说的：“民族主义导致集体的自我崇拜。”
但是，一旦汉族政府真要去遥远的西藏实施主权，却是处处碰壁。即使只想继承满清和西藏的那种类似“宗主权”的关系，也是难上加难。1929年6月，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决议：“派员分赴蒙古、西藏，宣达中央扶植蒙藏民族之政策与决心，慰问并调查蒙藏人民之疾苦。”但当时的西藏噶厦政府否认与中华民国有任何政治上的从属关系，国民政府派员前去宣慰迟迟未能成行。
直到1934年，国民政府才能趁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机，派出官员黄慕松带团进入西藏。这还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国民政府高级代表团第一次进藏与西藏政府官员会晤。但西藏人一心维护自己完整的独立状态，他们明确地向黄慕松表示：“五族共和”不适合西藏政教制度，不能合作。
具有弱势关怀的鲁迅，曾在1933年的杂文《王化》中，挖苦国民党的“王化”政策：“对于西藏的怀柔，是请班禅喇嘛诵经念咒。”他指的是国民党拉拢出走内地的班禅喇嘛，在内地举办祈祷法会，以此表示怀柔。
鲁迅的讽刺说明，南京政府在少数民族面前以“上国”自居，却又无能获得藏地治权，只能诉诸于宗教形式。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从中看到，国民党在政治上具有一定妥协性，不像后来共产党执政时毫不妥协地施行暴力镇压。
◎ 国民政府的和平原则与自我改善
应该说，当时的国民政府不是没有军事实力征服西藏的。三十年代初，国民政府统领上百万
军队，光是驻扎在离西藏不远的川、青两地的军队，就多达数十万人。其时西藏噶厦的军力总数不足万人，而且缺乏战斗力。但是，有实力的国民政府在对藏政策上，自始至终奉行和平主义原则。
例如，1923年九世班禅喇嘛出走内地后，国民党就一直支持班禅返回西藏，希望利用这位亲汉班禅的返藏，来实行他们向西藏渗透的计划，获得藏地的治权。但此事因各种原因受阻，一直到1937年班禅在青海圆寂，也未能成功。在这十几年间，国民党曾一度计划以军事护送班禅回藏，有人主张“假手武力”、“施以兵威”。但国民党最终仍然坚持恩抚怀柔。
除了拒绝对藏动武的和平主义原则之外，国民政府值得称道的，还有他们对西藏原有政治制度的态度。最初国民政府企图用三民主义去改造西藏，推行政教分离，后来转为承认西藏的特殊性，采取羁縻的放任政策。
1929年3月，雄心勃勃的国民党曾在其决议案中宣布：将在西藏等边疆地区实行三民主义。虽然“人民之方言习俗，与他省不同”，但同为中华民族，应该实现西藏和内地一体化，“同进于文明进步之域”。
然而，西藏人认为他们世世代代有自己不同于汉人的文明，“吾藏隆盛之教业”是“吾数千年以来西藏之正统”。尽管藏人对国民党企图改造他们的意图有危惧之感，但噶厦官员仍然对前去拉萨的国民政府特使黄慕松说：“改变为民国之法规，于教于政，均有极大方悖之处。”
1935年，南京行政院对此表态：“国民政府得依西藏官民之愿望，允许维持其固有之政教制度。”这一点，后来以武力攻下西藏的共产党也曾在其《十七条》里承诺过，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国民政府的自我改进，更体现在他们对少数民族的立法上。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各省及蒙古、西藏”。此时蒙藏两族的地位与各省差不多，只是稍有一点特殊。到1934年黄慕松入藏时，国民政府表示给予西藏的“适度之自治”。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言，宣布“赋予外蒙、西藏以高度自治之权”。
◎ 为什么国共两党对藏政策走向相反？
从行省化到适度自治，再到高度自治，国民党的政策随着形势发展不断变化，变得越来越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与权益。在国民政府迁台十年之后，西藏人民不满中共的统治奋起抗暴，蒋介石在台湾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人民有“民族自决”的权利。想必此时，蒋总统对国民党早期的西藏政策有所反省。
这就有了一个令人奇怪的问题？为什么早年信仰马克思民族理论的中共，到今天走到它自己的反面？中共的民族政策，从早期的“少数民族自决”理论，到建国后制订民族自治政策（大都停留在纸面上），再到目前酝酿取消民族自治政策。六十年余来，中共走在一条与时代潮流悖逆的道路上，至今仍采取强硬镇压的暴力手段，酿成西藏民族巨大的悲剧。
肯定会有人说，国共两党的对藏政策之所以走向相反，是由于不同政权所拥有的不同实力决定的。国民政府在大陆执政期间，先是对付军阀割据之混乱局面，而后陷入国共战争之泥潭，接着是日本入侵中国，抗战胜利后又是三年内战，国府败逃。一言以蔽之，他们缺乏足够的实力和余暇来征服西藏。
这个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蒋介石也曾说过：解决边疆问题之方法有两种，“一即刚性的实力之运用，一即柔性的政策之羁縻。”“但吾人今当革命时期，实力不够，欲解决边疆问题，只能讲究政策。”这样看来，如果国民政府不是陷入长期战乱，其治藏手段可能要刚硬一点。
但是，民国毕竟不同于共产党国家，即使蒋介石想要强硬对付西藏，也会有各种力量制约蒋介石，使他不能像当今中共一样动辄使用武力。民国时期就有各种制约政府的因素，使其不能为所欲为。
第一，宪政体制。20世纪初，中华民国开始实行宪政制度，明确规定主权在民。虽然由于形格势禁，国民党在大陆时没能完全实行民主制度，但它毕竟有一个时间表，计划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步骤，确定了五权分立的国家组织方法。这样，蒋介石想要像毛泽东一样，只要一个命令就发起进攻西藏的战争，似乎不太可能。
第二，传统继承。众所周知，共产党一贯破坏中国传统，而国民党一直继承中国传统。中国自唐代以来，便有允许边疆民族自治之羁縻政策。尽管国民政府是具有宪政性质的共和政府，但蒋介石还是尊重传统的，他认为：“放任自治，则边民乐于自由，习于传统，犹有羁縻笼络之余地。”
第三，国际环境。当时国共两党受到不同国际势力的支持。蒋介石受到英国的影响，西方的压力，使他在对藏事务上不能不小心翼翼。而在社会主义阵营方面，苏联斯大林直接指使毛泽东占领西藏。1950年元旦之后，毛泽东从莫斯科发回电报，指示解放军强行进攻西藏。
第四，自由知识分子的作用。民国时期，一些从西方留学归来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家致力于构建“边政学”，其中有作家冰心的丈夫吴文藻。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汉族统治者认识边疆民族的不同文化，改进了政府对于边疆民族的政策。但到了共产党时期，这些专业学者中不少人被打成右派，遭受迫害。
总之，虽然国共两党都是在中国千年专制土地上产生的政党，都有不同程度的大汉族主义，但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他们的民族政策有着相反的走向。如果当年国民党不败于中共，今天的西藏很可能是一个高度自治的区域，中国很可能实行了联邦制。
人们常说，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反思历史却需要假设。在反思中假设历史原本存在着某种更明智的选择，认识到这一点，人类才能避免更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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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3年二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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