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焚是对一个不义政权的审判

我在“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特别会议”期间采访杨长镇先生

2012年11月17日晚上，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央，与前来参加“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特别会议”的二十多位汉人代表，进行了交流。其中，来自奥洲的大陆出生的冯崇义先生等人认为，自焚是一种绝望行为，但是，来自台湾的杨长镇先生等人却有着另一种解释，于是，我专门采访了杨先生，请他具体地谈了他对西藏自焚事件的理解，整理如下：

自杀，是面对无可奈何的形势的一种逃避，是懦弱，本质上就是绝望。而自焚是一种承担，从自焚者的遗言看，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而很多同情西藏自由运动的中国人，有这样一种误解，认为是绝望，在一般情况下，我同意这样的观点，但是，对图伯特人来说（我们台湾人都是称西藏人为图伯特人的），他们是超越生死的。如果从绝望的角度去为图伯特呼吁，就低看了自焚的意义。

在暴政之下，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是反抗，挺直腰板，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反抗预设了一个高与底的位置，反抗者处在不自由的地位，是在挑战高高在上的强者，他们是高与低的关系。但是，自焚，是把自己放在比殖民统治者更高的位置，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用生命的终止来宣告这个政权的不义，让不义的政权，无法再侵犯生命的尊严，当他（她）点燃自己的时候，就宣告了一个审判者的位置。意味着在生命尊严的核心里，我有烈火筑起的城堡，是对人的尊严的展示，这是最严格的审判，也是最悲悯的精华；也可以说，图伯特人在以自焚的方式为生命立法，告诉我们一种思维的方式，而不是成为我们思维的对象。自焚，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思维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是我们从前没有碰到的。

说实话，这一切，给我们台湾人一个很大的冲击，开始，我们没有能力去理解。就我自己来说，经过了一个深长的反省才懂得：人的尊严是不能被强权侵犯的，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育，比一千次、一万次的游行的意义还要大。

我认为，我们心中的任何恻隐之心，都矮化了自焚英雄，或者说误解了自焚的意义，都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冷漠和逃避，也混淆了对我们生命的认知。面对现实，两岸关系，就是一种邪恶的联盟，再放眼全世界，似乎都在联合起来纵容中国，放任它杀人，从天安门到西藏三区，那片土地，一直滴着反抗者的鲜血。那么，是谁给了这个中华帝国的这个杀人执照？ 如果把自焚看做一个整体的话， 就是被占领的弱小的图伯特，对骄横的中华帝国的那个杀人执照的没收，是向全世界宣告，这种殖民统治的不合法性。所以，我认为，把自焚看做绝望和懦弱， 就丧失了我们生命成长的可能性。

我这样说，可能有人会以为，我是在鼓励自焚。其实，如果他们的牺牲，能够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力量， 知道了不义的政权的不义，不义不见得是统治者的不义，也很可能是被统治者的不义。事实上，我们都不是局外人，都不是第三者。一个不义政权的存在，本质上，也是人民的不义，因为你没有把不义当做自己生命质疑的一个课题，没有行动的能力，你也参与了不义。再回到自焚的问题上，我们不仅没有对那个不义的政府采取行动，而是作为第三者，对自焚指指点点，都是文不对题了。当人们从这个角度理解的时候，当我们真正懂得了自焚的意义，并采取行动的时候，自焚也就停止了。

人类的自由是一个整体，有一个人不自由，我们就不是自由的。而不义也是一个整体，我们就是不义的一部分。

完稿于2012年11月19日达兰萨拉

（杨长镇，台湾人，小英教育基金会社会力发展中心主任，曾在民进党担任族群部主任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