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6日星期一

小平头:广西文革大屠杀


中共窃取政权后,一再声称“砸碎旧世界”,仿佛历史真的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事实上,这个共产政权,不仅和几千年的中国皇权一样,继续奴役中国民众,还继承了古代那些残酷的刑罚,甚至进行集体屠杀。比如,广西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那些惨案,个个骇人听闻。

然而,历史正在被人有意地掩埋。当所有惊心动魄的往事都焚毁于心炉之后,真的如昆德拉所说:“万劫不复,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不,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中国人永恒的伤痛。而我出生的广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死人居中国之首。那么,被屠杀的都是哪些人?怎样被屠杀的?

经过多年的阅读和思索,我个人认为,被屠杀的人分为三类:

第一,政治歧视性屠杀,主要针对“四类分子”;

第二,政治迫害性屠杀,是不同于针对“四类分子”的杀戮。其中受害人的身份是在政治运动里新罗织的罪名,如他们被指控参与所谓的阴谋集团,如“反革命集团”和“反共救国团”;

第三,被俘人员的集体处决。这些受害人在派系武斗中被解除了武装,已经不再是武装的战斗人员。这种杀戮发生在“联指”围剿打败“4.22”之时。

其实,农村中绝大多数集体屠杀发生的时间,并不是1966年8到10月红卫兵搞的“红色恐怖”时期,而是1968年4到10月,即各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这些集体性屠杀,有的是作为成立革委会的必要条件——“为尽快建立红色政权而消灭阶级敌人”,有的成为革委会成立以后的第一件要事——“镇压阶级敌人”。此外,指挥这些集体屠杀的大都是地区人民武装部的军人,又大都在革委会担任要职,执行者大都为底层的武装民兵。由此可见,这些集体屠杀其实是中国农村国家政权机器的镇压行为,绝不是什么“派性”和“学生红卫兵”或“造反派”的行为。

官方的内部机密文件对此的概括:“杀人之多,全国之冠;杀戮之惨,历史罕见”。

郑义先生曾在他的《红色纪念碑》中写道:杀人手段残忍至极,成批杀人有之,成批敲死人有之,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掷下矿井有之,成批丢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头示众有之,吊割阴茎有之,先奸后杀有之,杀夫奸妻、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广西大地,腥风血雨,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

在柳州整党办公室内部机密档案《柳州文革大事记》中,我看到了一起活体爆炸碎尸案,摘录如下:

1968年8月11日上午,“柳州钢铁厂革委会”,为在6月份的武斗中被打死的蒙志恒、谭尚才召开追悼会,由“厂革委”第一副主任谭锐主持,“革委会”委员吴美江、张盛坤分别讲话。“柳州联指”群众约一万人参加。会后,为死者送葬,就在欧阳岭即将下葬时,放枪鸣炮,主要决策者刘目忠,当时的柳州“联指”常委、柳钢厂革委会副主任,把“造反大军”观点的本厂群众黄鸣皋用炸药包绑在身上引爆,作为陪葬,并将黄的尸体剖腹挖肝,吃肝,泡肝酒,骇人听闻。

另外,广西富川县整党办的内部机密档案《五个人头案的始末》中,记录的五人头示众的详情,应该是每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富川人都不会忘记的。那是1968年7月12日,五个被割下的人头,被悬挂在红星台前的电线杆上,示众。

死者分别是:毛明昭,男,24岁,富川县古城区人,生前是富川县拖拉机站驾驶员;周文斌,(又名周六妹)男,23岁,富川镇阳寿街人,生前是农民;钟永芳,女,35岁,蒙山县文圩区人,中共党员。生前是富川县总工会秘书;黄璋,男,25岁,苍梧县夏郢区人,生前是富川县苗圃工人;黄琇,男,23岁,黄璋的弟弟,生前是富川县拖拉机站工人。

他们五人在“文革”中都是群众组织富川县‘4·22’造反大军的骨干,毛明昭是主要负责人之一,1968年两派斗争激烈时,他们五人跑到平桂矿务局去避难。被富川县“联指”派杀害后砍下人头示众,就这样,在同一根电杆上挂了五个人头,示众两晚一天,其景状之悲惨,人类史上罕见。

1980年5、6月份,由原交通部副部长、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刘汉章,率领中央调查组来到桂林了解桂林文革的情况 ,这是中央为了广西文革问题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我曾在《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的翻案历程及其历史作用》中发现这样一段:

调查组在了解了“广西其他地区的文革惨况,当听到造反派冤民宾光国汇报说:黄鼎在平桂矿务局工作的两个弟弟黄璋、黄琇,在文革中被富川县“联指”派杀害后砍下人头示众,并把两个人头丢进关押他母亲的牢房中去的惨状,富川“联指”还丧心病狂地勒令他母亲一手抱着一个儿子的头颅游街时,刘汉章吃惊激动得跳起来,不敢相信,一再对宾光国喊:“马上叫黄鼎来!马上叫黄鼎来!”

其实,滥施暴力,血腥杀戮的凶手大都是军队官兵、武装民兵,以及各级党、团骨干组成的保皇派“联指”所为,这些人无疑是国家机器的代表,而他们的屠杀和暴力行为,也可以视为国家机器行为。如果说毛泽东牺牲造反派,韦国清屠杀广西“4.22”是为了造成一种发动文革绞肉机所必需的恐怖气氛的话,那么广西“联指”的上述野蛮暴行,正是推行和蔓延了这种恐怖气氛,促成文革绞肉机的轰然启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接触了一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得喘不过气的造反派头头,走访了无数原广西“4.22”的造反民众,尤其是看到广西文革密案,白纸黑字记载韦国清屠杀十多万广西造反派民众和无辜的“黑五类”,以及其子女的史实,我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即,这些人的惨死,并非两派,也就是广西“4.22”和广西“联指”的武斗,而是在广西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在韦国清的领导下,利用“反共救国团”、贯彻“七三布告”等冤案,搞的“阶级大屠杀”。

八十年代初,我是一名柳州汽运公司的卡车司机,有机会遍访广西民间、调查广西文革大屠杀。我走访的当年发生文革大屠杀的城市、地区和县份有: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宾阳、容县、武宣、柳江、融安、武鸣、凤山、钦州、玉林、河池、百色等,遍及全广西七十六个县市及地区。

八十年代中期,在柳州,我还采访了刚出狱的柳州造反派领袖廖伟然,他亲口对我讲述了广西造反民众反抗运动的具体情况。同时,我也有机会看到了那见不得光的,血淋淋的中共文革密档广西各地的《文革大事记》。

今天,串起文革密档中那一个个散乱的历史碎片,拂去尘埃,赤现尘封的往事,让人看到,那些在中共的执政史上叱诧风云,至今仍被高度评说功臣们,其实,正是反人类的阴谋家和杀人狂。



转自共舞台:http://gongwt.com/show.php?ID=146802 (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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