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巴在尼泊尔：消失的庇护所（第一部分）

作者：莫拉•莫伊尼汉（Maura Moynihan）
译者：更桑东智（@john lee1021）
时间：2012年4月5日
网址：http://www.rangzen.net/2012/04/05/tibetans-in-nepal-the-lost-sanctuary/



尼泊尔警察抓捕参加集会的博巴妇女



尼泊尔的博巴正在陷入一场迅速恶化的危机

2012年，随着图伯特境内矛盾冲突的日益加剧，尼泊尔对博巴的打压也愈加严厉。截止目前，图伯特境内已经有至少33人自焚，要求达赖喇嘛回归。中国军队采取意料之中的强悍武力应对所有抗议，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图伯特地区实施实际上的军管。中国对巴布拉姆·巴特拉伊（Baburam Bhattarai）[1]的新政府有效地施加了压力，旨在——用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话说——控制“尼泊尔的反华分裂势力”。

随着中国的霸权野心以一种难以称为“软实力”的好斗姿态伸向南亚和东南亚，中国现在宣称对所有信仰佛教的图伯特族群和文化地区拥有“宗主权”（ suzerainty），这个地区沿喜马拉雅山脉呈条状分布，包括尼泊尔、锡金、不丹、拉达克和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从图伯特进入尼泊尔修建公路，并以强大的战略优势垄断尼泊尔贸易，无论多少西方援助或就此进行的国际新闻报道也都只能望洋兴叹、无能为力。

中国在沿图伯特-尼泊尔边界一线部署了大量安全部队。2008年拉萨起义之后，中国军队封锁了绝大多数连接图伯特和尼泊尔的山口，这一措施使得新逃亡者的数量剧减。由于没有国际监督和媒体报道，试图逃亡的博巴在图伯特-尼泊尔边界要冒很大的被捕和被遣返的风险。

加德满都曾经是图伯特难民的安全港，现在还依然是尼泊尔的图伯特文化、宗教和商业枢纽。但是，那里的博巴们现在不断遭到尼泊尔警方和中国特工的骚扰、任意搜查和逮捕。任何对境内博巴表示关注的言行都会马上遭到禁止，组织者会受到惩罚。

一位在加德满都出生的图伯特商人说：“尼泊尔已经成了第二个图伯特。人人自危。政府里没有我们的人，听不到我们的声音。过去我们有一个由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管理的办公室，还能够得到尼泊尔王室的庇护。而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尼泊尔：消失的庇护所

1959年，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Mahendra）回绝了毛主席的要求并同意给来自图伯特的难民予以庇护。尼泊尔最早的博巴定居点迦瓦拉科尔（Jawalakhel）和乔巴迪（Jorpati）是尼泊尔王室在1960年作为王室礼物赠送给图伯特难民的。坐落在安纳普尔纳峰（Annapurna）山谷中的博卡拉（Pokhara）容纳了4座图伯特难民营。其中包括，瑞士红十字会于1962年建造的扎西佩吉（Tashi Peykhil）难民营和1965年建造的扎西林（Tashiling）难民营。还有由“四水六岗”护教志愿军（Chushi Gangdruk）在1972年建造的巴觉林（Paljorling）和强巴林（Jampaling）两座难民营。在从索洛罕布（Solokhumbu）到雷瓦萨（Rewalsar）一线的边境地区还分布着很多小型的图伯特难民安置点。

比兰德拉国王延续了他父亲的政策，在80年代出现的第二次难民潮期间，慷慨接纳图伯特难民。2008年图伯特起义之后，通过难民通道成功出逃的人数从每年6000至8000人下降到不足700人。联合国难民署（UNHCR）还在加德满都继续运营着一个“难民接待中心”，为新难民提供临时住所、食物和医疗服务，并且与印度驻尼泊尔使馆配合，给新难民发放签证。但是，尼泊尔不是《国际难民条约》的签署国，因此外界无法保护新难民免遭遣返，也无法为在尼泊尔已经居住了53年的老难民提供支持。

有大约13000名博巴是在尼泊尔政府登记的正式难民，但是还有大量博巴难民是没有正式登记在册的，因此非官方的调查估计，在尼泊尔的博巴总人数超过25000人。

数十年来，博巴们在尼泊尔经营旅馆、商店和餐厅，是尼泊尔一流的企业家。他们建造地毯工厂，雇佣了数千尼泊尔工人并给加德满都山谷带来了财富。流亡的图伯特喇嘛在尼泊尔各地修建寺院，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朝圣者和学生以及尼泊尔北部地区的年轻僧侣。“图伯特品牌”为尼泊尔每年带来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和游客。尼泊尔人自己可以销售图伯特的国旗、T恤和海报，而图伯特商人却因为在办公室或酒店大堂悬挂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而受到敲诈威胁。

君主垮台，庇护终结

在2001年比兰德拉国王被刺杀之后，图伯特难民失去了来自王室的庇护。这个人员复杂历经数代的难民社群依然生活在老旧的定居点里，难民们生活贫困，社会地位边缘化同时又无依无靠、群龙无首。

在尼泊尔的博巴有几个团体旨在反对中国肆意干涉尼泊尔对待图伯特流亡人口的政策。2012年2月，18名图伯特高中生在联合国驻加德满都总部门前举行了一次小型抗议示威，结果遭到警方逮捕并被关押将近两周。2012年4月，BBC拍摄了加德满都联合国办公室门前的另一次暴力抓捕。当时有个图伯特团体爬上联合国办公室的院墙，并且会见了一位联合国代表。但是，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其他外交使团，都没有能力改变尼泊尔新近对待博巴的粗暴政策。

设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的“藏人行政中央”（CTA）在1961年至2006年，一直运作着在尼泊尔合法注册的“博巴福利救济办公室”（ Tibetan welfare office）。前噶伦赤巴桑东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出售了流亡政府在尼泊尔拥有的产业并且终止了流亡政府安全官员在接待中心和救济办公室的工作，这些政策导致了在尼泊尔的图伯特难民服务网络的崩溃。现在，图伯特流亡政府的官员害怕去尼泊尔。达赖喇嘛仅仅去过一次尼泊尔，1981年他对佛祖诞生地蓝毗尼（Lumbini）进行了6个小时的访问。

2011年，美国国务院官员造访老迦瓦拉科尔（Jawalakhel）难民营，有12名尼泊尔武装警察寸步不离如影随形，还有一位达赖喇嘛办公室的代表在没有任何指控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后来由于联合国难民署和美国大使馆的介入，他才被释放。但是，尼泊尔安全部队的任意搜捕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由此造成的恐惧和焦虑使得图伯特难民更加隔离于盟友和见证人。

自上世纪90年代“毛主义”分子发动叛乱以来，尼泊尔的“毛主义”分子将矛头对准博巴的产业，或敲诈勒索，或强取豪夺，迫使很多博巴的产业关门大吉，也使得成百上千的尼泊尔工人失去工作，其中绝大多数原本在博巴开设的地毯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几十年来一直是尼泊尔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和最大宗的国际贸易项目。

美国大使馆、联合国难民署、印度大使馆以及尼泊尔政府的官员都一致认为，中国通过军事交流、无偿援助和贿赂等手段向尼泊尔施加的压力，已经相当成功地孤立和削弱了尼泊尔的图伯特社区。中国现任驻尼泊尔大使杨厚兰数次发表新闻公告，要求尼泊尔必须“清除反华势力”。中国使馆给脆弱的尼泊尔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其拒绝承认博巴的任何合法居民身份，限制博巴的经济和文化活动，并阻止图伯特逃离者穿越尼泊尔边界。

相比过去几十年尼泊尔给予流亡博巴的人道主义待遇，目前的情况堪称天翻地覆。2011年11月20日，美国驻尼泊尔大使斯科特•德里斯（Scott DeLisi）在《加德满都邮报》（Kathmandu Post）撰文写道：“在过去50多年的时间里，尼泊尔的政府和人民对难民表现出了巨大的慷慨宽宏，其中包括在尼泊尔寻求庇护或试图安全前往印度的博巴。美国赞赏尼泊尔尽管面临改变政策的压力，但依然给予难民坚定的支持……对于美国而言，我们首先关心的是人道主义保护而非政治博弈伎俩，我们将继续把关注焦点放在如何为脆弱的流亡者提供保护，而不是他们原住国的政治变化……那些试图将我们对待图伯特流亡者的立场描述为‘反华’的人，从根本上误解了美国的政策，以及我们对坚持普世价值、权利和原则所赋予的重要性。”

中国对流亡社区的渗透

尼泊尔的博巴社会目前已经遭到中国特工和间谍的彻底渗透。中国在尼泊尔拥有一个高效的进行人员和电脑情报收集的间谍网络，雇佣印度人、尼泊尔人和甚至西方人搜集有关流亡藏人活动的情报。这些谍报人员中有大批来自中国占领下的图伯特的博巴，他们都曾经在中国的军事院校受过训练并持有中国护照。

在尼泊尔的博巴说，这些间谍接近他们并提供大量的贿赂，作为交换条件则要求他们放弃“达赖”和“站到我们一边”。如果他们拒绝了贿赂，那么这些间谍则原形毕露，威胁对他们进行报复，有时甚至进行绑架。

一位在博达纳大佛塔附近的图伯特商人说，“这些博巴间谍跟踪我们，对我们进行电话骚扰。他们会威胁你并且说道做到。很多中国特工人员敲诈勒索当地商人或是收买警察，让他们骚扰博巴。很难想象博巴们在这样新的环境中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中国人对待我们的态度好像他们使我们的主人。在边境地区，警察挨家挨户突袭搜查达赖喇嘛的照片。我们知道很多屡次受到死亡威胁的人都已经逃到印度去了。”


2012年一月：温家宝访问尼泊尔


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尼泊尔

2012年1月14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对加德满都进行了6个小时的访问。在官方会谈中，他要求尼泊尔方面提供博巴的人口数量和生活状况的详细资料，并且明确表示把压制博巴社区作为中国向尼泊尔进行投资和提供援助的交换条件。

温家宝访问尼泊尔的时间安排恰逢大约9000名图伯特朝圣者返回图伯特。这些朝圣者在2011年的12月，途径尼泊尔前往印度参加达赖喇嘛在菩提伽耶举办的时轮灌顶法会，菩提伽耶是佛祖释迦牟尼在公元6世纪悟道成佛的地方。大多数的图伯特朝圣者获得签证后通过公路或飞机进入尼泊尔，然后将护照留在尼泊尔再经陆路进入印度，这样在他们的旅行文件上便不会有印度的签证或其他官方记录。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由印度返回图伯特的朝圣者遭到逮捕，绝大多数人被关进设在日喀则的一个拘留中心，他们在那里受到酷刑殴打，还要接受“共产主义再教育”，很多人甚至“被失踪”。

在温家宝访问之后，尼泊尔的博巴们受到的监控、骚扰和恐吓明显增加，同时还把矛头对准了信仰图伯特佛教以及衣着习惯与博巴类似的尼泊尔公民，包括夏尔巴人（Sherpa）[2]、塔芒人（Tamang）[3]和玛郎人（Manang）等等，在尼泊尔的佛教社区激起了混乱和冲突。

尼泊尔的媒体报道有明显的反图伯特倾向。尼泊尔销量最大的尼泊尔文报纸《坎特普报》（Kantipur），经常刊登反图伯特的社论和诽谤文章。《加德满都邮报》（The Kathmandu Post）、《喜马拉雅人报》（The Himalayan）和《共和国报》（Republica）是尼泊尔最主要的三份英文报纸，这些报纸也以一种强烈的反图伯特偏见报道博巴的有关新闻事件，经常把图伯特抗议者说成是对尼泊尔国家安全的威胁和中尼关系的障碍，尽管这些抗议者人数不多而且从来都是非暴力的。这些负面报道使得博巴们在尼泊尔成了疑心病和妄想症的受害者，而脆弱无力的流亡社区没有任何办法对此进行辩解或缓解目前的处境。

有些尼泊尔作者批评尼泊尔警方在处理博巴集会时过度使用武力，并且对中国在相邻的图伯特进行的军事行动表达了关切，认为这些行动是对尼泊尔主权的一种威胁，但是表达这些观点的文章实属凤毛麟角。

一位在尼泊尔出生在加德满都工作的博巴记者说，“去年，社会上出现一种对待博巴的新态度。我们现在被看成了妨碍中尼友好关系的绊脚石。一旦人们发现你是博巴，他们不愿意和你一起工作，尽管在过去的50多年里，众多的博巴一直是尼泊尔社会中贡献斐然的居民。现在，我们既拿不到居留证也拿不到出境证，我们去留两难。我们成了他人游戏的赌注。很多年轻人感到绝望，觉得他们除了离开别无选择，尽管他们出生在这里，也希望留在这里。”

（未完待续）


【译注】

[1] 巴布拉姆·巴特拉伊（1954- ），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党中央副主席，2011年8月25日被推举为尼泊尔政府总理候选人，2011年8月28日巴特拉伊在尼泊尔制宪会议举行的总理选举中以多数票胜出，当选新一任尼泊尔总理。巴特拉伊1954年出生于尼泊尔廓尔喀县，1986年取得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区域发展规划博士学位后回国成为职业政治家。52岁的巴布拉姆·巴特拉伊是尼联共（毛）的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普拉昌达，主管意识形态和外交事务。他是尼联共（毛）党内著名的知识分子、主要理论家，也是领导人中唯一的博士。

[2] 夏尔巴人（Sherpa），族名在藏语中表示“来自东方的人”，相传先祖来自中国甘孜地区。是一个散居在中国、尼泊尔、印度和不丹等国边境喜玛拉雅山脉两侧的民族，操藏语族夏尔巴语，但无文字，书面使用藏语。

[3] 塔芒人（tamangs)主要分布在尼泊尔。在尼泊尔大约有78万。（1990年数据）主要在尼泊尔和西藏的边境地区。相传是吐蕃的马兵后裔。原来四水六岗在尼泊尔的基地：木斯塘（与阿里相邻）就是塔芒人的聚居地区。以农业为主，相对而言比较贫困。信仰藏传佛教，主要是噶举巴。使用语言也是西藏语言的方言。不过只有很少的僧人掌握西藏文字。使用藏历，过“losar”（藏历新年）是最大节日。——来源：http://hi.baidu.com/%D4%F3%C8%CA%BD%DC/blog/item/96a06dfb1a9ef61c6c22eb5a.html

转自：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ca/2012/06/blog-post_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