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茧自缚：中国的宗教政策（Elliot Sperling）

转自：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com/2012/01/elliot-sperling_27.html?spref=tw

作者：Elliot Sperling（史伯岭）

译者：John Lee

原文网址：http://www.rangzen.net/2012/01/08/congregationalism/

特别感谢Elliot Sperling先生对译文提出的若干宝贵的修改意见——译者

全球佛教公理会（GBC）于2011年11月27日至30日在新德里召开会议。中国方面对达赖喇嘛在这次会议上的地位的粗暴反应使得这次会议成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经过长达数周的会议筹备（计划邀集世界各地的佛教界人士并最终成立一个新的国际性佛教组织），达赖喇嘛将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并且一些印度高层人士也很可能参加会议（其中提到了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而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然而，中国方面却到了会议即将开幕的时候才提出抗议。

尽管与会者中有印度国会议员卡兰•辛格 （Karan Singh），但是其他预计参加会议的重量级政治人物最终没有出席。不过，中国方面还是提出了抱怨。这些抱怨遭到了印度方面的回绝，印度政府拒绝干涉或是干脆取消这次会议。事实上，虽然会议明显得到了印度政府这样或那样的许可和协助（比如，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十多个国家的与会者得到了入境签证），但是印度方面一直坚持佛教公理会（GBC）只是一次由非政府组织阿育王弘法会（Asoka Mission）主办的一次宗教会议。尽管如此，当会议如期召开的时候，由于中国方面对此次会议感到恼火，原计划在同期举行的最近一轮中印边界谈判还是被推迟了。

显而易见，任何政府只要允许或参与有达赖喇嘛参加的任何活动或是让达赖喇嘛有公开露面的机会，中国方面都会将之看做是有政治预谋的刺激行为而立马恼羞成怒。不过，就具体这次会议而言，确有其他一些明显的因素更加激起了中方的反对。尽管达赖喇嘛实际上只是在大会的最后一天才出现，当天上午他出席了在甘地纪念堂（Gandhi Smriti）举办的一个多教派集会并在下午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在数百名与会者面前为大会致闭幕词，但其实从会议的一开始，与会者在内心就认为他是会议的参加者之一。在大会召开的四天里，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佛教传承的僧团领袖和成员常常对达赖喇嘛不吝颂扬赞美之词。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印象——达赖喇嘛是佛教在当今世界最为鲜活可见的象征。大会期间，人们一再提到他卓越的精神价值，不仅仅是藏传佛教的信徒，还有来自其他各种佛教传承的与会者都肯定了达赖喇嘛至高无上的精神地位，一次有人甚至将达赖喇嘛描绘为所有各种佛教传承的持有人。显然，达赖喇嘛公开退出流亡藏人的政治活动并无损于他享有的国际尊荣，这样卓越的国际地位不会因为一个简单的个人意愿而失去政治影响力。（同样，他退出政坛而产生的影响也因为他事实上依然掌控着诸如流亡藏人与中国之间的对话进程而得到调和。在大会召开前的几周，有一件事情颇引人注目，达赖喇嘛与中方会谈的首席代表洛第嘉日公开表示，他不服务于民选的藏人领袖。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嘉日本人在四天的会议期间表现的相当活跃。）

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对达赖喇嘛的一致赞颂使得这次会议更具有了一种让中方无法忽视的重要性，这也使得中方对达赖喇嘛出席这次会议的反对要远比反对某个政府以官方态度接待达赖喇嘛的访问来得复杂。事实上，中方对达赖喇嘛出席会议的反对（相比其他的反对）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毕竟达赖喇嘛就住在印度。抛开这点不说，考虑到中国对可能被试图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敌对势力所包围的挥之不去的焦虑，很难回避这样的可能性——这样一次来自越南、蒙古、韩国、日本等周边国家的佛教徒集会，并且大家无论传承流派都共同认可达赖喇嘛在他们中间的精神领袖地位，会被中国看成是做给中国境内的佛教徒（不仅仅是藏传佛教徒）看的一次（对中国的）挑衅甚至威胁。

这是一次有些出人意料的形式对于内容的胜利。事实上，即便不是绝大多数也可以说大多数的大会讨论内容都是那种能够想象的抚慰人心的佛教宣讲，针对来自各大洲的有闲暇时间的好奇的业余爱好者的佛法讨论。没有什么深奥复杂的探讨，主要就是阐述如何通过佛教修习领悟普世和平与慈爱等等主题。不过，尽管如此，尽管大会申明这纯粹是一次宗教会议，但中国将这次会议本身很可能理解为一次试图对中国进行合围的活动，而且对必须效忠政府的中国境内的佛教徒的忠诚度提出了内在威胁。（当然，从实际意义上讲这样的威胁在藏区不存在，那里的僧团组织对政府此类的忠诚微乎其微。）

那么中国方面对此会做些什么呢？虽然我不是什么先知先觉（因此我前文用的是“很可能理解为”），但是考虑到中国周期性出现的“恐外焦虑症”，如果认为北京不会把这样的集会看成是一个需要还以颜色的敌对行为，那就未免有些天真了。在周边国家的佛教徒的心目中，达赖喇嘛被公开地抬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神或道德权威的高度，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有人猜想，更为麻烦的是大会最终形成的决议——在印度创立一个“国际佛教联盟”。但是中国能够做什么呢？有人倾向于认为中国将会采取的一个明确步骤是回到它自己创办的“世界佛教论坛”，这个论坛在中国举办过两次，分别是在2006年和2009年。但是从来自世界各地聚会在新德里的众多严肃的僧团成员对达赖喇嘛所表现出的广泛的尊重来看，有人或许会问：谁现在还会去参加那样的论坛？看到中国在处理西藏佛教问题时表现出来的高压形象，人们只能设想从中国境外去参加论坛的人是一批胆小鬼。事实上，从公共关系的角度看，中国的论坛相比新德里的集会，其颜面和权威性顶多也就堪比“孔夫子和平奖”。2010年，为了回应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中国生造了这一奖项。几乎从创立开始，“孔子和平奖”就被当做是一个国际玩笑。

但是，反制达赖喇嘛所得到的众望所归的尊敬的必要性，也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中国是如何给自己设置了这样一道难题的。中国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与达赖喇嘛相抗衡？好了，确实有这样一位人物，他本来就是被精心安排担负这一任务的。但是，启用他也会带来一大堆的麻烦，很难想象中国人会乐于面对这样的麻烦。此人不是别人，他正是“中国班禅喇嘛”，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是由中国人强行挑选并强加给藏地佛教徒的，目的在于反对达赖喇嘛认定的10世班禅喇嘛的传世灵童。而中国人的问题在于藏区的绝大多数民众都至少是不接受他们的班禅喇嘛，藏人确实把他看成是“中国的（不是西藏的）班禅喇嘛”。一个官方无神论的国家去寻访和认定一位喇嘛的转世灵童，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屡屡发生，但是这种荒谬的局势并未曾有所缓解。一个国家官僚机构完全无视它16年前强加给西藏的一位班禅喇嘛所受到的普遍的拒绝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冥顽不化”。局面是如此地有违常理，这位班禅喇嘛不能住在西藏，既为了便于政府控制，也是为了避免他在表面上的“信众”中露面可能产生的不愉快。

中国一直准备让它的班禅喇嘛成为一个国际性人物。事实上，有报道说他是2011年“孔子和平奖”候选人之一，而这一奖项最终颁发给了弗拉基米尔•普京（参见上文关于“国际笑话”的评论）。他一直在学习英语并且在2009年第二届中国“国际佛教论坛”上已经能用英语发表讲话。意图将他打造成某种国际宗教领袖的最明显的迹象是他的名字和形象照片出现在一本书上，那种书应该会放置在很多书店销售“心灵指导”类图书的书架上。2008年，北京出版了《圣者箴言:第11世班禅额尔德尼对龙安志如是说》（Teachings of the 11th Panchen Lama: Peace and Social Harmony），书中章节的题目包括：“班禅喇嘛关于创建新社会的阐述”，“ 班禅喇嘛: 社会和谐”，“ 班禅喇嘛关于和平的阐述”，“ 班禅喇嘛对香巴拉的阐述”和“班禅喇嘛关于爱无止境的阐述”等等。

中国坚持认为“社会和谐”要比关注人权等等类似的事情更为重要，了解这一立场的人看到中国班禅喇嘛对“社会和谐”或“创建一个新社会”等题目的论述应该不会感到吃惊，但是他对诸如“和平”、“香巴拉”、“爱无止境”等其他题目的论述本应该很容易与新德里会议的内容相吻合。上面提到过，佛教公理会（GBC）的内容也无外乎对这些可以预见的题目进行一些老生常谈的布道式的讨论。显然，《圣者箴言:第11世班禅额尔德尼对龙安志如是说》一书是试图将中国班禅喇嘛转型为一位国际精神领袖的努力的一部分。但是，当此中国“用人之际”，他身上难以把握的性质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位住在北京，疏离藏地普通民众的中国班禅喇嘛本来应该是问题的答案，却恰恰成了一个源于自己又属于自己的问题。坦白地说，他本身就是一个西藏缺乏宗教自由的会走路的公告书，是中国进行宗教压制的活广告。

很明显，如果这位中国班禅喇嘛在因GBC的召开和国际佛教联盟的创立而形成的局面中一无所用，那么中国所面对的就远远不是一个小小的尴尬了。他本来就是被打造来承担这种任务的。但是只要提到他的名字便会让人想起自1995年以来就被单独监禁的达赖喇嘛认定的班禅喇嘛。事实上，自从中国把自己选择的班禅喇嘛强加给不愿接受的西藏民众的那一刻起，中国便落入了自己设置的圈套，把人们对它的宗教政策的理解与一位遭到民众拒绝的人物捆绑在一起。这完全是中国自己作茧自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