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我的长篇小说《拉萨好时光》和我对海外民运的认识

这是我的一封私信。三思良久，决定在此公开，与读者共同探讨。——朱瑞

......但是，我们之间还是有分歧的。我想坦率地从我的长篇小说《拉萨好时光》入手，具体地谈一谈我对西藏的理解。另外，再说几句我对海外民运的认识。

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常把一部文学作品复杂化，层层分析，从写作技巧到思想内含，其目的，还是拐弯抹角地把那些作品，主要是外国文学名著，纳入我们的思维模式。

然而，这种训练，使许多中国作家，不仅把写作技巧都背得滚瓜烂熟，也把思想性玩得圆润，中国文学在走向花里虎哨的同时，也和其它行当一样，越来越少有创作了。

我早年喜欢贾平凹的作品，可是，当我读到《怀念狼》的时候，就发现，他的文字已变得光滑了，很像大机器成批量生产出来的东西。还有余华的作品，当我读《活着》的时候，是多么喜欢这个作家啊，那么扎实、厚重。可是，读到《许三观卖血》时，我就发现他在偷懒了，在重复自己呢。

我喜欢鲍十的作品。可悲的是，在那个虚荣而浮躁的社会里，鲍十的著名，仅仅因为张艺谋把他的某篇作品改編成了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其实，那正是张艺谋对鲍十作品的浪费。张没有抓牢鲍十文字中那朴素而深厚的像黑土地一样沉重的内含。说实在的，章子怡把鲍十作品的质朴都给演丢了。

我非常喜欢斯坦贝克的作品，比如《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中的那些细节描写，真是无与伦比。我还喜欢里尔克作品。就是今天，我在写较长的文章的间隙，总要读一读《奥古斯特罗丹》，我个人认为，那是神的礼物。当然，这一切，也许该归结为，作者在对文学的探索中，一开始，就是自由的。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很难超越那种教育的局限，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感到绝望，甚至不再写作了。我开始旅行，从普陀山到西双版纳，几乎走遍中国。后来，我去了西藏。那是1997年，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个被中国当局批判为最落后最野蛮最黑暗最残酷的地方，却养育着这个世界的顶尖文化。是的，顶尖文化，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理解西藏佛教的话。当然，那时候，我并不懂这些。我只是被那超越我们思维模式的壁画迷住了，被藏人那无拘无束的行为：既不强迫自己做任何事，也不屈服于外在限制的本性迷住了，被那些独有的建筑、服装、语言、音乐迷住了……我重新提笔，从此，我的笔端尽是西藏。

在《拉萨好时光》中，《宗角禄康》的结尾有这样一首诗：

人的行为  有黑有白
人的心啊  有浊有净
心灵混浊时  天地混浊
心灵洁净时  天地洁净
我的心啊  是我的主宰

这是暗示我的主人公，将在她的心的指引下，行事。西藏佛教的最高境界是驾驭自己的心。但是，在自然状态下，这颗心，更像一匹野马，是游移的，不稳定的。体现在爱情上，也是多变的。因此，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只有一次爱情。我们都知道，西方的离婚率很高，虽然不是好事，但也说明了，大多数西方人都是很真实的，不像中国人，有的时候，即使夫妇各有新欢，也不会离婚，主要是为了一些现实利益。

《拉萨好时光》中的女主人公，一生中有过多次爱情。不同的情感经历，使她从不同的视角，理解了生命。恰巧，她所爱的人（也许不包括龙夏），也都深爱着她。这种爱，与那些外在的条件，比如年龄、财产、官衔等，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完全的精神活动。

您说： “央宗茨仁的第一个情人，在你的笔下，就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花花公子，一个玩弄女性的行家里手；她的第一个丈夫则是一个木乃伊般的一无情趣的老官僚；而她的第三个情人，虽然一度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但却是一个欲望过于强烈、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阴谋家与野心家；至于她的第二个丈夫和第三个丈夫更是毫无个性，只不过是爵位与财产的一串符号……”

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央宗茨仁的情人也好，丈夫也好，可能是有缺陷的，但他们的爱情是真的。甚至央宗茨仁的第一位情人，在我的心中是一位极负责的人，很专一地爱着她。当他跟随十三达赖喇嘛出走蒙古时，央宗茨仁说：“只要你高兴，我就高兴”。暗示她对他的爱，超越了她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也说：“离开你，我的一切都是枯萎的”。这说明，她是他的唯一。但是，如果他继续活下去，他们的爱情会不会变化，我就不知道了。

我的意思是，不能以我们的标准或者其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特征，套用我的主人公。 您曾把安娜×卡列尼娜的丈夫，比做央宗茨仁的第一位丈夫，那其实，正是我努力避开的文学模式。尽管人们都希望爱情只有一次，但，这只是一种希望，或者说一种理想而已。我写的是人性的自然状态，不是我们希望的状态。

社会上也有妓女，那是男女之间的商业活动，是买与卖的关系。还有一种女性，专门玩弄异性，把异性当做动物一样耍弄和利用，这是另外一种状况，这样的人，完全被邪恶主宰着。

您说：“你要写一个真实的西藏就不能避免去识别什么是西藏的美好的东西，什么是西藏的丑陋的东西......”

我个人认为，判断生活中的孤立事件，是美还是丑，很容易，但是，以一个事件裁判一个社会形式，那就需要站得更高。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毫无疑问，从前的西藏也不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个问题是特殊存还是普遍存在？比如，不能因为白宫里出现一起行贿事件，就否定美国的民主制，也不能因为中国的官府里出现了一位清官，就说皇权（独裁政权）是好的。总之，防止把特殊性看成普遍性，也就防止了我们陷入偏狭。至于说西藏社会，“哪些是代表过去、并正在消亡的东西，哪些是代表未来、并正在兴起的东西”，我还不敢轻易结论，我怕我的标准，并不是真正的标准，或者说，仅仅是一次武断。

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回避，就是不丹，这个小小的佛国，是全世界公认的和平而文明的地方。那么，有多少中国人了然，今天的不丹，正是中共入侵以前的西藏模式？

再略谈一下我对海外民运的认识。

您告诉我：“一定要参与到海外民运的行列中”“切不要把自己藏在孤寂的小天地里”。

其实，我支持一切民主运动。再说，呼吁民主也是作家的责任。 但是， 最近一年多，一个海外女民运对我施放了各种黑社会式的攻击，砸来一顶又一顶吓死人的大帽子。且推出一波又一波男士们充当无头骑士。什么没影的事儿都敢編，什么谣都敢造。如果我愿意，可以毫不费力地整理出一部《绞杀不同声音大全》。

这种体验，让我清楚地看到了，海外民运中，有的人，缺少最起码的人格解放。不要说担当拯救中国的重任，究竟能不能感受到即使浅表的其他民族的灾难都是一个问题。这种人根本不具备真正的民主人士所拥有的智慧，学识，悲悯和洞察力，以及对法律，政治，历史，人权的理解。她和她的同类寻求的民主，不过是在统治者和自我安立上求得一种平衡。

一位朋友说，“共产党不是一个政权，而是一个母体，一部造人的机器”。这说明了改变中国现状，不能忽略中国人的问题，也就是怎样使中国人不再衣赖这个政权，建立个人的尊严和健全的人格。否则，即使推翻中共政权，随之而来的还会是一个独裁，不过名字不同罢了。

因此，和这种民运人士保持距离，也正是完善人格、远离小恩小惠，走出中共文化局限的开始。 


（略有删节和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