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6日星期五

略谈我的长篇小说《拉萨好时光》和我对海外民运的认识


这是我的一封私信。三思良久,决定在此公开,与读者共同探讨。——朱瑞

......但是,我们之间还是有分歧的。我想坦率地从我的长篇小说《拉萨好时光》入手,具体地谈一谈我对西藏的理解。另外,再说几句我对海外民运的认识。

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常把一部文学作品复杂化,层层分析,从写作技巧到思想内含,其目的,还是拐弯抹角地把那些作品,主要是外国文学名著,纳入我们的思维模式。

然而,这种训练,使许多中国作家,不仅把写作技巧都背得滚瓜烂熟,也把思想性玩得圆润,中国文学在走向花里虎哨的同时,也和其它行当一样,越来越少有创作了。

我早年喜欢贾平凹的作品,可是,当我读到《怀念狼》的时候,就发现,他的文字已变得光滑了,很像大机器成批量生产出来的东西。还有余华的作品,当我读《活着》的时候,是多么喜欢这个作家啊,那么扎实、厚重。可是,读到《许三观卖血》时,我就发现他在偷懒了,在重复自己呢。

我喜欢鲍十的作品。可悲的是,在那个虚荣而浮躁的社会里,鲍十的著名,仅仅因为张艺谋把他的某篇作品改編成了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其实,那正是张艺谋对鲍十作品的浪费。张没有抓牢鲍十文字中那朴素而深厚的像黑土地一样沉重的内含。说实在的,章子怡把鲍十作品的质朴都给演丢了。

我非常喜欢斯坦贝克的作品,比如《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中的那些细节描写,真是无与伦比。我还喜欢里尔克作品。就是今天,我在写较长的文章的间隙,总要读一读《奥古斯特罗丹》,我个人认为,那是神的礼物。当然,这一切,也许该归结为,作者在对文学的探索中,一开始,就是自由的。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很难超越那种教育的局限,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感到绝望,甚至不再写作了。我开始旅行,从普陀山到西双版纳,几乎走遍中国。后来,我去了西藏。那是1997年,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个被中国当局批判为最落后最野蛮最黑暗最残酷的地方,却养育着这个世界的顶尖文化。是的,顶尖文化,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理解西藏佛教的话。当然,那时候,我并不懂这些。我只是被那超越我们思维模式的壁画迷住了,被藏人那无拘无束的行为:既不强迫自己做任何事,也不屈服于外在限制的本性迷住了,被那些独有的建筑、服装、语言、音乐迷住了……我重新提笔,从此,我的笔端尽是西藏。

在《拉萨好时光》中,《宗角禄康》的结尾有这样一首诗:

人的行为  有黑有白
人的心啊  有浊有净
心灵混浊时  天地混浊
心灵洁净时  天地洁净
我的心啊  是我的主宰

这是暗示我的主人公,将在她的心的指引下,行事。西藏佛教的最高境界是驾驭自己的心。但是,在自然状态下,这颗心,更像一匹野马,是游移的,不稳定的。体现在爱情上,也是多变的。因此,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只有一次爱情。我们都知道,西方的离婚率很高,虽然不是好事,但也说明了,大多数西方人都是很真实的,不像中国人,有的时候,即使夫妇各有新欢,也不会离婚,主要是为了一些现实利益。

《拉萨好时光》中的女主人公,一生中有过多次爱情。不同的情感经历,使她从不同的视角,理解了生命。恰巧,她所爱的人(也许不包括龙夏),也都深爱着她。这种爱,与那些外在的条件,比如年龄、财产、官衔等,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完全的精神活动。

您说: “央宗茨仁的第一个情人,在你的笔下,就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花花公子,一个玩弄女性的行家里手;她的第一个丈夫则是一个木乃伊般的一无情趣的老官僚;而她的第三个情人,虽然一度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但却是一个欲望过于强烈、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阴谋家与野心家;至于她的第二个丈夫和第三个丈夫更是毫无个性,只不过是爵位与财产的一串符号……”

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央宗茨仁的情人也好,丈夫也好,可能是有缺陷的,但他们的爱情是真的。甚至央宗茨仁的第一位情人,在我的心中是一位极负责的人,很专一地爱着她。当他跟随十三达赖喇嘛出走蒙古时,央宗茨仁说:“只要你高兴,我就高兴”。暗示她对他的爱,超越了她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也说:“离开你,我的一切都是枯萎的”。这说明,她是他的唯一。但是,如果他继续活下去,他们的爱情会不会变化,我就不知道了。

我的意思是,不能以我们的标准或者其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特征,套用我的主人公。 您曾把安娜×卡列尼娜的丈夫,比做央宗茨仁的第一位丈夫,那其实,正是我努力避开的文学模式。尽管人们都希望爱情只有一次,但,这只是一种希望,或者说一种理想而已。我写的是人性的自然状态,不是我们希望的状态。

社会上也有妓女,那是男女之间的商业活动,是买与卖的关系。还有一种女性,专门玩弄异性,把异性当做动物一样耍弄和利用,这是另外一种状况,这样的人,完全被邪恶主宰着。

您说:“你要写一个真实的西藏就不能避免去识别什么是西藏的美好的东西,什么是西藏的丑陋的东西......”

我个人认为,判断生活中的孤立事件,是美还是丑,很容易,但是,以一个事件裁判一个社会形式,那就需要站得更高。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毫无疑问,从前的西藏也不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个问题是特殊存还是普遍存在?比如,不能因为白宫里出现一起行贿事件,就否定美国的民主制,也不能因为中国的官府里出现了一位清官,就说皇权(独裁政权)是好的。总之,防止把特殊性看成普遍性,也就防止了我们陷入偏狭。至于说西藏社会,“哪些是代表过去、并正在消亡的东西,哪些是代表未来、并正在兴起的东西”,我还不敢轻易结论,我怕我的标准,并不是真正的标准,或者说,仅仅是一次武断。

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回避,就是不丹,这个小小的佛国,是全世界公认的和平而文明的地方。那么,有多少中国人了然,今天的不丹,正是中共入侵以前的西藏模式?

再略谈一下我对海外民运的认识。

您告诉我:“一定要参与到海外民运的行列中”“切不要把自己藏在孤寂的小天地里”。

其实,我支持一切民主运动。再说,呼吁民主也是作家的责任。 但是, 最近一年多,一个海外女民运对我施放了各种黑社会式的攻击,砸来一顶又一顶吓死人的大帽子。且
推出一波又一波男士们充当无头骑士。什么没影的事儿都敢編,什么谣都敢造。如果我愿意,可以毫不费力地整理出一部《绞杀不同声音大全》。

这种体验,让我清楚地看到了,海外民运中,有的人,缺少最起码的人格解放。不要说担当拯救中国的重任,究竟能不能感受到即使浅表的其他民族的灾难都是一个问题。这种人根本不具备真正的民主人士所拥有的智慧,学识,悲悯和洞察力,以及对法律,政治,历史,人权的理解。她和她的同类寻求的民主,不过是在统治者和自我安立上求得一种平衡。

一位朋友说,“共产党不是一个政权,而是一个母体,一部造人的机器”。这说明了改变中国现状,不能忽略中国人的问题,也就是怎样使中国人不再衣赖这个政权,建立个人的尊严和健全的人格。否则,即使推翻中共政权,随之而来的还会是一个独裁,不过名字不同罢了。

因此,和这种民运人士保持距离,也正是完善人格、远离小恩小惠,走出中共文化局限的开始。 



(略有删节和改动)

2 条评论:

  1. 其实盛雪是共匪外派的五毛;

    活跃在海外的有名有姓的所谓民运人物基本都是共匪的人,不管他们以什么面目出现.不是共匪的民运人物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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