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驻塔尔寺的工作组，也就是那些干部们，在上面下令召开的欢送会中，一批又一批地撤走了。宗教改革似乎结束了。只是，宗教仍然作为封建迷信，被看成是落后的、和进步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因此，塔尔寺还被关闭着。
至于僧人们的“前途”，上面也想出了办法，不能再当寄生虫接受供养了，要参加生产劳动，改造思想。像我这样的小僧人，也照顾到了：接受先进文化，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于是，我跟着嘉玛嘎，到了鲁沙尔镇的栽逢铺，把我的袈裟，改成了一套小制服。而后，和赛朵仁波切、永旦尼玛、西若索巴、嘎桑龙珠、金美加措等六七个小出家人，一起被送到了镇上的第二小学。
那其实是一座颓败的关公庙。房顶很高，穿过横七竖八的蜘蛛网，我发现房梁上的八仙过海，仍然完整。只是墙上的画，不容易辨认了，因为墙的外层，有的部分，已 经脱落，露出了土坯和麦杆，不过，我还是认出了关公、秦琼、包公。课桌和长条板凳，参差不齐的，还漆着黑色，使桌面上那些横七竖八的新旧刀痕，格外醒目。 地面，高低不平的，积着一块又一块的黑泥，有的地方，居然长着草芽。
就想到了塔尔寺，我上课的房间。那地板，总是清晰得现着木头的花纹， 连炕上的木头墙围子，都擦得亮晶晶的，闪着光。不仅我的嘎日瓦（府邸），在塔尔寺，应该说，所有仁波切的嘎日瓦，都是如此，就是普通僧人的家，也铺着地 板。如果说我们的塔尔寺是那八瓣莲花，而这里，顶多算莲花下面的泥塘。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孩子，并且，男男女女混在一起，一窝蜂地围上了 我们。“啊，膻，藏民身上有股膻味！”有个孩子捏住了鼻子。还有个孩子，几乎把脸贴在了我的脸上，那股当地汉人特有的炕烟味，烧柴禾味，一阵又一阵地扑 来。而闻惯了寺庙里的酥油味和香柏木气味的我，不得不屏住呼吸。
也许，他们从没有见过像我们这样的人吧？我们穿的衣服是用袈沙和氆氇藏装改成的，至于他们的衣服，现在，我已记不清什么质地和款式了，似乎都是卡叽布，大多数是黑色和蓝色，还有草绿色。
我们的长相也不一样。除了我和塞多仁波切有着蒙古血统以外，其他几个人，都是百分之百的藏人，两颊挂着深深的红色，总之，藏人的脸，像是从前面被狠狠地拉了一下，五官凸起，而他们的脸，像是从前面被狠狠地压了一下，又扁又平。
突 然，一颗干硬的泥丸击中了我的左肩，那是一种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的疼痛。立刻，我斜过身子，恰好，一个比我高出一头的小孩攥着黑象皮筋的弹弓，向操场跑 去，一边跑还一边回头，似乎在等待我追过去。转身时，我右脚的鞋子，又被踩掉了。“不是我干的，是他。”那个贴着我的脸喘气的男孩，向我夹了夹眼睛，指着 一个老实巴交的，在一边啃手指头的女孩子……
不能不让我想起和哥哥诺日、祁包，还有狼以巴在一起玩的情景，尽管我们也有不那么高高兴兴的时候，可是，从没有动过手呀，更不要说，无缘无顾地欺服别人了。经师慈诚拉桑常说：“做长辈的，就要关照晚辈，大的就要关照小的，强的就要关照弱的……”
“散开，散开，上课了！”老师来了，那尖厉的声音，甚至穿透了我的耳馍，要不是碍于礼貌，真想捂上双耳。可是，这能怨老师吗，她，毕竟还是个小姑娘呀。“我姓徐，就叫我徐老师吧。”老师走到我们的身边，声音温和多了。
也许是照顾我们，也许是表示欢迎，老师让我们坐到了第一排。除了我以外，他们几个都很高，都低下了头。就是我，也老是感到，那些陌生的目光，像一只只蚊子，盯着我的脊背。
老师点名了，他们的名字是：王名孝、王天兵、赵成德、叶富贵、贺海、牛惠明、李英、赵拉莫、赵玉玺……点到我的名字时，学生们笑了起来。点到西若索巴时，一个学生还莫明其妙地喊了声“七十四吧”，后来，西若索巴，就得了“七十四”这个外号。
“有什么好笑的，就是名字不同嘛。别看他们以前是寄生虫，现在要重新作人，再不过剥削生活了，”徐老师用教鞭敲着黑板，“好了，好了，别笑了！”
笑声更大了。有个学生，甚至把粉笔头，撇到了徐老师的手上。我吓坏了，一动不动地盯着徐老师。徐老师立刻拿起粉笔头，立刻回打了过去，恰好落在一个小孩的脑 壳上，刹时，学生们笑个前仰后合。接下来，好几个粉笔头，向徐老师飞去。慢慢地，慢慢地，徐老师的眼圈红了，一拧身，站到墙旮旯，抹起了眼泪。不再笑了， 安静了一秒钟，但是，也只有一秒钟，又开始了“嗡嗡”。
下课了，徐老师似乎忘记了她哭鼻子的事儿，走近了我们：“还喜欢这里吗？”“你们在寺庙里是怎么上课的？”“都玩什么？”“吃什么？”
我们说汉语时，老是闹笑话。藏文的文法是，动词在后，所以，我们常把吃饭，说成“饭吃”，喝茶，说成“茶喝”等等，惹得大家一个劲儿拿我们开心。
“你们为什么不会说话呢？”有人问。
“自己的话，我们会说。”我说。
“你说一二三四……”对方好奇了。
“记尼松西……”我大喊地说着，刹那之间，像是雨过天晴，一道彩虹横贯天空。
“斧头打热、绳塔巴，
藏民把女婿叫马巴，
树上的乌鸦叫卡达，
街上的商人叫克哇。”
一位叫赵玉玺的学生，这时，一边喊着，一边走了过来。
“我们的话，你会说？”我大睁着眼睛。
“我爸爸专门跟你们藏民做生意，他还会写你们的字呢！”赵玉玺说着，写下了“嘎”、“喀”。
“你们为什么要和我们不一样？”其他的孩子们直摇头。
“羊就是羊，牛就是牛。”西若索巴接过了话。
也许为了让我们感到学校这个大家庭，的确比寺院温暖，也许是老师真的喜欢我们，因为我们从来不像其他学生那样调皮捣蛋，也许是为了培养我们对官位的兴趣， 反正，当一个新的学期开始时，从塔尔寺来的每位小僧人，不仅带上了红领巾，还当了官。我当了中队长，塞朵仁波切当了大队长，金美加措当了小队长。尽管我们 不在一个班。
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的不同，都渐渐地模糊了。最后，大家只对我们上学带茶的习惯，保持了兴趣。每当我们拿出电壶喝茶时，学 生们立刻围了过来。这也是我们在寺院养成的习惯，僧人们总是一边念经一边喝茶的，大型法会就更不用说了。就是普通的藏人和蒙古人，也离不开茶，连走亲家串 门，也要带上三茶锅，看到好的风景，就坐下来，三块石头垫起茶锅，一边烧茶一边享受。
尽管塔尔寺第一大组的食堂，很乐意为我们每天准备一壶茶，最后，我们还是改掉了这个习惯，只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渐渐地，我发现，这些学生和老师，其实，都是很好的人，甚至，我还交了不少的朋友。不过，我们始终不和女学生一起玩，倒是说话。比如，我的同桌李英，就是女生。她学习认真，拿不到好成绩时，会不出声地哭。我就笑：“哭什么呀，人家拿了零蛋还笑呢！”
学生中，还有一位叫贺海的同学，他父亲是当时湟中县县委书记，他常带我们到县委大楼里转悠，有时候，还带我们一起到锅炉房的地下通道探险。总之，同学们在一起玩得很痛快，我也喜欢上了学校。
教我们的老师，换了一个又一个。每一个都和前一个不一样。有的温柔，有的火爆，有的即不温柔也不火爆。而学生们对老师的态度，也因人而异，有恭敬，有热爱，有轻蔑……比如，后来的一位张老师，她年轻美丽，严肃温柔，学生们都非常听她的话。
那时，课外活动也不少。“消灭四害”，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一个学生能打死一只麻雀或老鼠，会受到老师的表扬。打苍蝇的任务，分配了每个人，人人都必须打死十几只，而打死最多的，自然也会受到老师的表扬。
学 校还经常组织学生们看电影，都是解放军把国民党打得丢盔卸甲。至今，我还能说出一两部电影的名字：《草原风暴》《沙漠追匪记》等等。而后，老师还会组织我 们，模仿电影中的一些情节，玩打土匪的游戏。有些学生扮演解放军，有些学生扮演土匪。大家都抢着当解放军，不得不当土匪的学生，总是满肚子委屈，有的，还 会抹起眼泪。打土匪的手枪，差不多都是用纸叠的，偶尔，也有人会拿出木头的，大家就眼馋得盯着，估计是家长帮助做的。我们的规则是，打一枪，那个“土匪” 就死了，不能起来，得在地上躺一会儿。可是，往往“土匪”性急，一骨碌，就起身了。“解放军”就不依不绕，于是，一个“解放军”和一个“土匪”，就真的打 了起来。
“给小孩就教这些呀？” 每当嘉玛嘎听我讲起学校的故事时，就唉声叹气的： “哪是学校啊，倒像个匪窝……”
最 不同的，还是我们的课本。从前，我在寺院里，学的是《皈依三宝发慈悲心》、《释迦牟尼佛生平祈赞》、《兜率天上师瑜伽法》、《救苦救难度母赞》、《普贤行 愿品》等等。现在，我学习的是《东郭先生和狼》、《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英勇堵枪眼》……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学校的课本里，老是教我们去消灭别 人，甚至不惜毁掉自己的生命。而佛经说，人身难得，如同山巅穿针，要善加运用宝贵而庄严的生命，善待一切，即使你的敌人。
好在，我们还 有其它的课程：算术、音乐、体育、图画。我最喜欢的，就是图画课了。我天生就爱画画。在寺院里，我常画风马、雪狮、四瑞图、七政宝、八吉祥……。有一次， 我们听经（听经，有时需要手耳并用，有时，只听就行了），我看到拉科仁波切一边听，一边画了一只大鹏鸟，而后，他用火柴棍，缠上药绵，沾上墨汁，点出了那 大鹏身上的花纹，跟真的一样。回到家里，我也立刻找来火柴棍，缠上药绵，沾上墨汁，也点了起来。而后，我左看右看，都觉得满意，在我的想像中，几乎和拉科 仁波切的画，差不多呢。可是，多年以后，我再拿出那幅画时，才发现，和拉科仁波切的作品比，完全不一样。
学校的图画课，尽管对我来说，太简单了，只画一些静物，桌子啦，椅子啦，板凳啦，还有天安门啦，五星红旗啦，但是，我还是喜欢图画课。我画的五角星，连老师也不住地夸奖：“特别好”，“有立体感”，“整齐”。
有一阵子，我们还开了俄语课。俄语老师总很卖劲地教我们卷舌，谁的舌头卷得的最厉害，当然，谁学得就是最好了。现在，近五十年过去了，有一次，我把学过的那几个单词，说给几位懂俄语的蒙古人，他们都听不懂，好半天，才吃力地猜出我说的一个单词：刀子。
──《观察》首发：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7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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