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藏自作多情的倾诉

文/秋蚂蚱

由此，无论我的言说多么地煽情、诚恳、谦卑、不逊、冒犯，都将会是一种自作多情。

但事实并不如此。我知道，我将要开始的倾诉会被屏蔽，会收到彬彬有礼的短消息：由于您的文章涉及政治敏感内容，所以退回。欢迎您继续来稿。我看到这样的短消息时多少次都冒出这样奇怪的接茬语：欢迎您继续来稿，好让我们继续退回。虽然够荒唐，但由于我是一个轻度的受虐狂，所以真的继续投，然后被继续退。这一次，也不会例外——西藏是全中国的“脚肿”，是政府（和尚）的“尼姑头”。

我无意（也无胆）和政府分享摸头的快感。当政府大张旗鼓地搭台唱戏时，我等草民没有入场券，有些落寞。所谓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这才是和谐社会、有尊严的国民。之所以有落寞感，是因为自感很是被边缘化：生在西藏，按理应是西藏人，拉萨应是我的家乡。但我又是在南京长大、发育、成熟、发蔫，不出意外，还得死在这个城市。我不喜欢南京，不，我甚至有些恨它，当然不是由于它的原因；我喜欢拉萨，但那里我认识的人——藏族朋友（我在西藏几乎没有汉族朋友），我的兄弟、侄子们（他们大多身上流着一半藏人的血）则把我当一个访客，一个来自内地的汉族朋友、亲戚。1868年3月28日，一个在这天出生的作家高尔基曾说过这么一句话：“由于命运的恶意嘲讽，几乎所有俄罗斯知识分子在他们本国都是陌生人。”拿掉“知识分子”（一个在中国绝对是个不褒义的）这个词，我觉得高先生是指着我说的。是的，我一直感到我是一条被放逐的丧家犬。

既然3月28日对我似乎成了一个冥冥之中的生命密码，我就应该对我的来处——西藏说些什么。我早已交待了我的儿子，我死后，请把我带回西藏——这也是我的最终归处。
我的倾诉多半是处在陷于情中不能自拔的颠三倒四，看在“真”的面子上，自我宽宥了。

西藏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曾（令人遗憾的“曾”）没有都市政治——其实也就是文明——所具有的那种曲折幽微的复杂世故。

套用卡夫卡的一句话：我并非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而只是一个有着严重缺陷的拉萨仿制品而已。我出生在布达拉宫的脚下的藏房里。现在那里成了诠释暴力美学的广场和宣传国家主义的基地。周遭没有了喂桑炉塔的扒地松香、没有的酥油香，没有了“热巴”（流浪说唱艺人），只有阴森森的“宏大”和假装高潮迭起的音乐喷泉。

真不敢苟同桑东仁波切说的：“对个人来说，50年是漫长的，但对一个民族来说并不是那样，九次会谈没有结果，并不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可能需要一百次一千次的会谈，我们坚持和谈解决问题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变。”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却是在顷刻间灰飞烟灭的。
桑东仁波切还澄清说：“达赖喇嘛没有说对和谈不抱希望，而只是对现任的中国领导人不抱太大的希望，达赖喇嘛仍然坚持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的立场。”对下任？等谁？戈尔巴乔夫？还是里根？对威权集团而言，时间是把他们从铁板锻造成钢板的淬火期。

拥有几千年的历史青海省（墙外依旧称玉树为“西藏”属地，对此有网友曾好意指出其错误，但墙外的反应是不以为然。令人深思）玉树州巴塘乡巴塘天葬,被当局对天葬禁止。理由不详。有记者报道此事时强调的是被视为国家一级保护的动物”鹫”面临生存威胁。我以为此记者对动物的忧心是在高于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忧虑。对“天葬”开刀，下一个是什么？非把人逼上雪山当狮子吗？

“我强烈地感觉到快乐与和平及民主密切相关。快乐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人们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度。”我把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因格尔哈特这句话送给一切享乐主义者并用其价值观去丈量藏人的想当然的自大狂。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古人只能想到这个层面，应该还有另外半句：“己所欲亦勿强施于人。”——这是现代文明观。

20岁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成为中国首位“90后”政协委员。一颗新星冉冉上升的时辰，一粒种子也落进了土里——只是我们尚且无法知道那个叫葛登确吉尼玛的现在落在何地？

这两天肝火旺，所以重读康鼎翻译的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后来在邮件中发现了《小心！达赖喇嘛的所谓不转世说是个阴谋！》一文。一个题目两个惊叹号。文字的蛮横、暴戾气可以发到湖南浏阳做鞭炮原料。不值一提。继续读安神风趣的《自在》。

我关心西藏是因为那不仅仅是我的降落地，而且是我感受和触摸到人世间美丽最多的地方之一（另一个是墙外国）。对美丽的下一次期待促使我一次次返回西藏。然而说遭受的确是一次次的美丽打折，痛苦加剧。美丽的独特性在丧失；痛苦的相似处在累加。为了说服我还有下一次的折返，我不得不哀嚎。

回答一个网友对我的质问：第一，我关心在西藏我至爱亲朋的命运；第二，由于西藏的宗教一直就和政治有无法厘清的关系，我对宗教的关注其实是对政治的关注。第三，我不是一个“主义”者，无论是什么名头。

当局永远都搞不懂（或根本不想懂）为何达赖喇嘛会在国际上有如此的声望，而他们的出国“秀”大多是以出国“羞”收官。惯性的霸气使他们根本不懂何为谦和、心存敬畏等美德。而达赖喇嘛在这点上可谓是出色无比。对达赖喇嘛获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民主服务奖章一事，政府照例恼火。我倒真的不带一丝讽刺的意思希望下一个或下下一个获奖者是胡锦涛先生或者是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像我是一个穷鬼，绝不会因为诅咒富人而发财，想让富人羡慕你，要么比他有钱，要么比他高贵。

“建筑品质和毒奶粉的问题，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伤痛，而这种伤痛又求告无门，人们毫无办法，无可奈何，就会更加悲哀……西藏人也有这种经历，不是自然界的地震，而是政治地震。我们面对巨大的困境，同样毫无办法。”嘉瓦仁波切这番话的令人敬佩之处就在于他的诚实——一种宗教意义上的诚实。

朋友发给我一篇林达的《西班牙是怎样解决加泰罗尼亚问题的》。林达以“要让西藏成为和平吉祥之地，有一条路，那就是达赖喇嘛的回归”。之句作的结尾。老实说，我以为是结的大多成了他人的解。这令我更对西藏的前景担忧，我只希望达赖喇嘛能长寿，能比阿沛还长。嗡嘛呢叭咪吽。推友李江琳纠正道：结和解本来就是一回事！我问：结能解，何结之？李答：既有结，必有解，问题是想不想解，而不是能不能解。我说：苏格兰面对的是不列颠；加泰罗尼亚面对的是胡安•卡洛斯。而车臣面对的铁血普京，西藏面对的……没有前提的结，谁能解？不是想的问题，这是由色彩决定的。

西藏问题如果是凭未挤干净的青春痘思维就能解决，早就不是问题而是联欢了。问题的各方都缺乏理性的、果敢的判断和行为，不去在嘴之外找答案，永远没解——只是苦了一代、一代。如果某些东西毁了，时间也会无能为力的。谁看不清，谁犯罪。

在海外遇见的一些留学生们，只要一谈起西藏，他们的义愤之情像有人在挖他家的祖坟。我问，去过西藏吗？几乎没有人去过。再问，有亲戚朋友吗？摇头。真他妈的无私的感情像自来水一样，说放就放。我跟他们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托利得说过：“测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只看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于其处世行事。”他们反而斥责我是卖国贼。我说我连党员都不是，至多卖我自己的肾。他们笑了。

英国人有“西藏情结”。我接触的很多人一旦听说我是西藏出身的，态度马上大为改观——由礼貌而热情。这一点令我感动，也为我提供了许多便利。有留学生把这看作是“干涉”，我对此不屑置喙，我的理解是，善良——你只有在那块土地生活过，才能感到人性的善良。我爱英国，和爱西藏一样。

西藏、新疆问题最可怕的是政府和异见者合力（不同心）把该地巴勒斯坦化。如果藏、疆二民被政府逼成哈马斯或被异见者鼓动成哈马斯，对任何人都是无法承受的灾难。最可怕的是，这种合力似乎正在形成、加快。我真的非常担心。

我对任何期望改善如今的西藏这种灭绝生存原生态、价值观念、生态环境的原始化而努力的人表示敬意。但我们不能忘了，邻居的痛也会传导到我们身上，关心同胞也要关注人类，否则我们会被误读甚至反感。既然鞭子已经挥起，为什么不挥的直径大一些呢？

有西藏人焦虑藏人的处境，称年复一年的蒙难使人抓狂。对此，我对其说：谁能想到，建国初期的美国，曾遭到周边的以及在海上的几个殖民小国的强索，而且都是乖乖地进贡。蒙难不可怕，可怕的是蒙难久了，把蒙难当成了承蒙。

在解西藏问题的结上，很多人对西方寄予很大的希望。对此我的看法是：当年华盛顿知道为了赶走英国人而借助法国人只能是迎送和送迎的轮回。所以他选择了单干——和新大地上的叫“美国人”的人——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来自英国。

2010-3-28

转自秋蚂蚱博客：http://www.de-sci.org/blogs/qiumazha/

（略有删节）